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第八章 资产阶级革命第二次高潮
（1775—1815年）
英国宗教改革产生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以及一个由朝臣和地主所构成的新贵族势力。接下来的英国革命产生了一个君主立宪制度，政府权力掌握在了有产阶级手中。这两场运动重新塑造了英国的统治阶级，将其发展成为一个由银行家、商人和商业农场占主导地位的精英集团，其作用是充分释放了英国商业资本主义的潜力。
从大约1450年开始的世界大转变，因此就得以加快速度。因为英国军队和舰队在印度、北美和西印度群岛等地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大量财富回流到英国，将其转变成一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以及一个地缘政治上的超级大国。
一个结果是，与英国的军事竞争破坏了法国君主专制的金融和声望。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法国之内一个繁荣的商业和专业人员资产阶级创造的社会力量，具有推翻君主专制和重塑社会的潜能。其结果——法国革命——震惊了世界。以后的任何事件，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本章对近代历史中的这个关键事件进行了详尽分析。然而，我们以导致1789年时间的思想革命——启蒙运动，以及为法国提供了行动理念模板的伟大的殖民地革命——美国革命开始。
启蒙运动
18世纪的欧洲被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困于过去的封建专制主义，自从中世纪以来，这里都是由王室独裁者统治的，由地主和神父支配的传统社会。
第二部分——欧洲西北部——正在因一个有活力的、快速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改变。其经济植根于商品化农业、远洋贸易、新工业和近代金融业。伦敦的发展是这些变化的一个标杆：其人口在1560年刚刚超过10万，在1640年就增加到了35万，而在1815年达到了140万。
第三部分由一些中间集团组成。在这里，君主专制残存物与生机勃勃的商业资本主义交织在一起。法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有一支发展中的商业船队，在印度和美洲有一个扩张中的殖民帝国，在国内有一个日益富裕且自信的城市资产阶级群体。但法国同样有一个王室专制，一个强有力的天主教会，一个靠国家补贴的朝臣集团，同样有一个世袭的寄生地主阶级集团，一个被封建义务和什一税折磨的农民阶层，以及一个被通行费、关税和繁琐规章所制约的国内贸易体系。
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味着这些矛盾不可能无限制的被包容。把它们更快地推向危机点的，是这个国家与英国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在16世纪中期和19世纪早期之间，巴黎人口增长了3倍：这是法国经济扩张的一个度量。但在同一时期，伦敦人口增长了12倍。虽然在16世纪中期，巴黎的规模是伦敦的两倍，但在19世纪早期，它只有伦敦的一半大：这是英国更有活力的一个指标。
问题的核心，是两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法国在印度和美洲的殖民帝国被英国夺走。军事失败是法国社会日益增长的危机的外部表现。一场观念的革命是其内部表现。法国君主专制的旧制度，在其被1789—1794革命推翻之前，在意识形态层面已经瓦解了。
旧制度在意识形态领域捍卫自己的无能，暴露了它的反动本性。一个启蒙运动思想的新高潮，用新转变的热情如此彻底的清除了过去积累的意识形态碎石，甚至是暴君和公爵们所信奉的、看待世界的“理性”和“科学”方式。
17世纪反革命——或多或少与在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在王室程度上）和法国的反宗教改革步调一致——的代价是，到了这个世纪末，荷兰、英格兰和苏格兰成为知识分子、科学和艺术发展中心人们抛弃了那些圣神经典的公认智慧，转而相信观察、实验和推理。例如艾萨克·牛顿，如今能有更多自由去解决一些物理上的难题。在更早时期，当哥白尼、开普敦和伽利略尝试解释宇宙如何工作时，这些问题一直困惑着他们。
但是，这个由“推理”而来的新国王，远远超出了自然科学领域。荷兰和英格兰革命否认了君权神授，而是赞成当选代表的权力和优待。但如果政治秩序不是上帝预定的，如果人们创造了自己的政治秩序，那他们该采取什么形式？
1647年的帕特尼辩论已经揭示出了这个风险：再缺少神的权威时，人们易于在权力如何执行方面产生争议。在普特尼，那些处于“更高地位”的人认为，在管理公共事务时，任何“没有永久财富收益”的人都没有发言权。另一部分人代表“更低阶层”说话，主张没有人有义务去服从“不为他说话的政府要求他遵守的制度”。大变革中的英格兰，引发像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这样的政治哲学家为这些问题进行争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终，这些争议因为1660—1688年的解决措施而平息。受挫的英格兰精英们为了反对社会下层，他们之间达成了交易并相互靠拢。在18世纪，当议会中两个主要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依旧会继续就政府中的油水——这已经成了当时讽刺作家笔下的“旧式腐败”——进行争吵，但对社会其余部门，他们表现出一个统一战线式的团结。到了18世纪末，英格兰有200名财产罪犯被处以死刑。
另一方面，未经宗教改革的法国社会，没有解决紧迫政治问题的此类决心。因此，启蒙运动在这里开花结果。其最伟大的成就是《百科全书》（1751—1772）。这是一部35卷的人类知识和思想的概括，由数百位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参与编辑，并销售出2.5万套。
给了启蒙运动巨大破坏性和政治侵蚀性特征的——尽管许多其参与者的意图都相对保守——是同时代人的意见，其对机构和实践的批判显得不够理性。而那些显得不够理性的思想，经常会妨碍重商主义者和职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商业和基于市场的关系正在打破赞助、特权和影响力的网格。货币交换正在代替基于继承的等级和地产的权力。因此，对这些新思考者来说似乎是不理性，是教会及其宗教体系，是国王们声称的君权神授，以及一个腐败阶层的政治特权：有头衔的当官迷。
你认为私有财产本身是什么？这是理性的吗？有些人认为不是。这里是让·雅克·卢梭的观点：
谁能第一个圈占一块地，宣布“这是我的”，并能找到足够的天真、意愿相信他的人，谁就是公民社会的真正创建者。任何人都不曾从如此多的罪行、战争和谋杀，如此多的恐惧和不幸中，拯救全人类。一个人拔起柱子，或者填满壕沟，并向他的同伴呼喊。谨防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一旦忘记地球上的果实属于我们所有人，而地球本身不属于任何人的话，你就完蛋了。
启蒙运动是一场多维的知识运动，但其本质是激进的批评，而人类事务的任何事，只要本身在自由探究的法庭中不能提供一个详尽记录，都存在被怀疑的可能。而这些，在18世纪晚期欧洲的环境中，因为其与矛盾交织在一起，充满空洞的、对许多不朽的作品来说似乎是迷信的机构，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火药桶——当理性的精神来到较低的层次时，特别会是这样。这样王座可能会步履蹒跚。
“一个法国私生子和一帮武装匪徒一起登录，并违背这个国家的意愿让自己成为英格兰国王，”启蒙运动中的一个最激进的小册子作家谈及征服者威廉，“用简单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无赖的典型。”他继续说，“君主制度和继承制已经令……这个世界陷入鲜血和骨灰之中……全世界都在寻找自由。亚洲和非洲已经长期驱逐了她。欧洲将她视为一个陌生人，而英国已经警告她离开。”
这是1776年1月，汤姆潘恩的声音。他的小册子《常识》，已经将沙龙知识分子华而不实的语言转变成酒馆“技工”（工匠）日常的谈话。它立即销售出创纪录的15万册，并在一年内销售了50万册。毫不奇怪，数以十万计的普通男人和女人，正在拥抱激进思想，并加入一场重塑世界的斗争。就在《常识》于新英格兰的城市费城出版9个月之前，附近马萨诸塞的民兵已经在莱克星顿对穿红上衣的英国军人开火，并引发了美国革命。
美国革命
1764年，生活在北美东海岸13个殖民地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乔治三世统治下的英国国民。1788年，通过自己的决定和行动，他们已经使自己成为在革命和战争中锻造的新共和国的自由公民。
其他许多事情也改变了。13个殖民地成为一个独立的联邦制国家。国王和国会已经被清除，取代他们的是一个总统、参议院和众议院。
一些富有的人——曾经支持国王的反独立人士——失去了他们的财富。另一些人，曾经可以通过封建大亨的身份开展自己的事务，发现自己的佃户不在听话。妇女们——至少有一些——已经变得更加直率。她们阅读报纸、建立学校来教育自己的女儿，以自尊来安身立命，并且询问她们的“爱国者”丈夫：“为什么我就不配享受自由？”
同样，对一些黑人来说，情况也有很大不同。马萨诸塞和佛蒙特两州已经完全废除了奴隶制。其他州将很快效仿。在1776年，沿切萨皮克河生活的少数几千自由黑人，在1810年将会增加到6万。
这个变化，并没有它本来应该有的那样大；事实上，它远远低于很多人的期望。因为美国革命（1775—1783）不仅仅是一场在美洲殖民地与大英帝国之间，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的战争。它同样是不同类型和条件的美国人之间的战争，是一场决定他们为之战斗的，是何种类型的共和国的战争。
这些问题开始于七年战争（1756—1763）的末期。英国击败了法国，接管了后者在印度和美洲的帝国。美国人在战争中已经发挥作用，民兵与英国正规军并肩作战，以保卫殖民地西部边界。战争的胜利终止了法国的威胁；随之而来的，是美国人依赖于英国的军事支持。战争同样使英国政府悲伤了沉重债务，需要提高税收来偿还。
英国政府对美洲贸易的税收提高了三倍。他们是这样打算的：避免对英国土地所有者重税；保护英国商业抵制外国竞争，以及帮助偿清英国债务。简单地说，糖业法案（1764）、邮政法案（1765）、汤森税收法案（1767），以及茶叶法案（1773），都是为了英国统治阶级的利益设计出来吸吮美洲财富的法令。如果美国人持续支付这些税款，后果将会是经济停滞和不发展。这就是著名的口号“无代表不纳税”中所揭露的危险。面对对自己不利的税收威胁，美国人要求决定的权力。
在1764到1775年间，通过直接行动，英国人的努力被挫败了。尽管分布在13个殖民地上的只有300万美国人，而且只有20%生活在城镇，他们在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走到了一起，使英国增税的图谋未能实施。
这场运动通过集会、游行、焚烧肖像，以及安装自由柱来实现。民众与收税员和士兵对峙。未来的通敌者受到了惊吓。官方活动被中断了。个别时候，殖民当局的财产遭到了破坏。
联合抵制被一群由工匠（机械师）、小商贩、本地农民和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组成。主要的积极分子将他们自己组织成“自由之子”。在至少15个城镇，都有他们的分支，而他们也通过一个泛殖民地的“通信”协会联结起来。
这个模式是为了抵制突然爆发的，有时甚至会造成流血的冲突，也为了英国随即作出让步。但在1773年，在东印度公司的整批茶叶，被化装成印第安人的活动分子——“波士顿茶党”——倒入海中之后，英国决定将镇压提上日程。盖奇将军被派往马萨诸塞担任总督，并派出军队来实施他的权威，而新的法律（《不可容忍法令》）被通过，命令可以将美洲活动分子送到英国进行审判。
由十三州代表出席的一次大陆会议，同意继续进行茶叶抵制。当地委员会被授权赞许这个决定，而殖民地民兵被动员起来保卫公民权利。大陆会议由大地主和商人支配。因此起初最多是个地方性委员会。但“精英的革命”很快让位给了“中产阶级的革命”。
革命需要群众行动来支持激进的要求。有产者有更多顾虑。一些人与现存经济体系联系紧密并从中牟利。所有人都担心一旦唤起普通民众反对政治权威，他们就会质疑社会秩序整体上的更深层次问题。许多有产者的策略是，为了疏导这场运动的能量，与其并驾齐驱。对于纽约地主和律师罗伯特·利文斯顿来说，这是一个“在不可抑止的潮流中游泳”及“为了控制其过程”而“向奔流让步”的问题。
来自底层的群众运动推进革命。事实上，大陆会议批准了一个新国家机构的建立。每个城镇现在面临着一个两者之间的选择，是承认英王的议员、法官、收税官和民兵军官，还是承认大陆会议授权的抵制委员会。革命变成了这样的选择：“双重政权”——两种竞争的权力，都要求政治忠诚——迫使每个人作出选择，因为他们不可能将忠诚同时给予两者。
1775年4月19日，第一枪在莱克星顿打响。英国红衫军人去康科德捉拿反叛武装，在路上打死了八个美国民兵并打上了其他十人。但英国军队到达康科德时，发现叛乱者已经离开。在返回波士顿的途中，他们被大群民兵反复偷袭，并接着在市区被包围，战争已经开始。
殖民地民兵迅速为大陆军所代替。得到议会资助并任命乔治·华盛顿为其总司令之后，它成为了胚胎中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军事表达方式。民兵保卫的是自己的领地，而大陆军发动的是一场民族战争。
英国赢得了大部分战役——主要的例外是1777年的萨加托加和1781年约克城——却输掉了战争，这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地理环境对革命者更有利，因为美洲殖民地包含大片的荒野，让英国人背上了沉重的后勤负担，同时为嵌入式的游击抵抗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地形条件。
第二，美国受益于强有力且日益增长的法国援助——起初只采取武器援助的形式，但后来在陆地和海上卷入了全方面的军事干预。在一个漫长和脆弱的海上补给末端，被遗弃的英国人苦苦支持着将行动进行下去。
第三，革命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将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以进行一场竭尽全力的战争。抵抗力量的核心人员，是由机械工人、小商人，以及边远地区的农夫们提供的，他们逐渐支配了当地的委员会和民兵组织。英国只能控制其士兵占领的土地。造反者虽然经常被击败，他们却总是能够撤退、恢复，并再次投入战争。
普通民众在斗争中的角色得到了授权。他们为自己视为古老的、传承的“权力”和“自由”而战。他们为一个“道德经济”而战，在其中，人人都有令人尊敬的身份，每个人的工作，更多是为了整个群落而不仅仅是为个人利益。他们也为在公共事务中的声音而战——为了一种使穷人和富人有同样的投票权的彻底民主。
结果，1776年沉重的想法通过1788年的最终解决得到稀释。1776年的《独立宣言》已经宣告，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1788年的宪法奉若神明的，不是激进民主和道德经济，而是有产者的统治、自由市场，以及一个由地主、商人和银行家组成的镀金精英集团。因此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从这个意义或从其他角度上来说，并没有完成。首先，奴隶制依旧被保留，而且在即将到来的10年中，它将发展成一个利润极大的经济体系。这场革命之后不到100年，为了完成1776年所宣告的“人人生而平等”主张，超过62万的美国人将阵亡于另一场更大的冲突——内战中。
因此，这场革命为未来若干代的美国人——男人和女人，黑人和白人，穷人和富人——树立了衡量自身立场的标杆。不仅是因为它是一个新革命时代的序幕，而且因为，在批准美国宪法后的第二年，巴黎人民摧毁了巴士底监狱，挫败了一次军事政变，并且发动了法国大革命。
巴士底风暴
巴士底是巴黎东部的一个古代城堡和国家监狱，也是绝对王权专制的一个象征。它邪恶地耸立在居住着工匠、小商人和普通劳动者等城市工作人口的街道上。如同王权专制一样，巴士底监狱似乎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存在。
17889年7月14日，已经连续两天，随处夺取他们能够发现的武器的巴黎市民，围攻巴士底监狱并要求其投降。抵抗者向市民开火。在3个小时的战斗中，有83人被杀。但是攻击者的意志瓦解了抵抗者的士气，大门被打开了。
巴士底监狱的攻克，挫败了一场法国国王反对自己臣民的军事政变。这场暴动伤及了君主专制的要害，将自行宣布的国民大会转变成事实上的巴黎政府。国民大会立即废除了“封建制度”，通过了一部“人权宣言”，并建立了一支“国民自卫军”。法国各地的城镇效仿首都的榜样建立了新的革命政权。
当消息传到乡村，它激发了一场农民的根本性暴动——大恐慌。数十万人游行到他们地主的城堡，并焚烧对封建义务的所有权保证书。在数十个地方城镇，穷人示威以反对食品短缺、物价上涨及失业。
这个世界已经被完全颠倒。一个140年间没有变动的君主专制，在三天的城市暴动中被推翻。法国革命开始了。
在接下来的25年里，国内外的反革命势力企图摧毁1789年的成就。一次又一次，革命不得不动员大规模群众力量。早在1789年10月，一个保王党的阴谋在筹划。其震中是将住在凡尔赛王宫的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送出巴黎的图谋。因此两万名妇女商贩游行到了凡尔赛宫，她们的男人跟在后面，闯入了王宫，迫使国王返回巴黎。在那里，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将被置于公众的监视之下。妇女商贩的胜利，巩固了君主立宪制度并且结束了法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因此，让我们暂停一下以进行评估。
在1688到1783年间，英国和法国朝廷进行了5次长期战争，总计持续了42年。尽管通常以欧洲为中心，这些冲突的地点从北美森林延伸到印度平原。因为英国经济比法国增长得更快，还因为法国总是不得不在海上与英国作战，在陆地上与英国的盟国作战，使法国丢掉了自己的帝国，并且毁掉了自己的经济。即使偶尔的胜利，其代价也是过于高昂的：法国政府因为其在美国革命战争中起的作用而破产。这个君主专制政权被迫尝试改革税收体系。
这些基础的事实必须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环境下来看。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系，其竞争优势威胁传统社会和国家。因为英格兰革命释放出的力量，在18世纪，英国增长远快于法国。法国经济当然也在增长——在整个18世纪年均速度大约是1.9%，纺织品产量增长了250%，铁增长了350%，而煤增长了750%，五分之一的法国人口在工业或者手工业中工作。但这些不足以跟上英国的发展，以至于君主专制政权在战争检验中失败。到了18世纪80年代，法国的帝国统治危机也演变成了一场金融危机。路易十六在一个更强有力的经济体的军事压力之下，被迫尝试国家近代化。
战争税对劳动人口来说已经是个巨大的负担，但贵族和神职人员根本就不交税。改革的关键是让他交纳自己的份额。但是当国王任命了一个“改革”部长去解释税制时，国会—贵族控制的巴黎和各省的最高法院否决了其建议。许多贵族领袖甚至呼吁大规模游行来反对政府。中心要求是应该召集一个三级会议来解决危机。
1789年的三级会议，是自1614年来的第一次召开。它由三个部门组成，分别代表了三种“身份”：贵族、教士和平民。为普通人（第三等级）进行的选举运动传播到了每个城镇和乡村，将广大民众吸引到政治活动之中，并释放出了一股抱怨和要求的洪流。第三等级代表的是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平民，但却被中产阶级职业人员所支配，特别是律师，主要因为他们有必需的政治技巧。
在凡尔赛宫，三级会议从4月一直开到6月。其结果是一个政治平衡。国王的大臣们要求税制改革，代表们要求缓和不满情绪，第三等级拒绝承认贵族和教士的特权。
当第三等级宣称自己是国民大会并邀请贵族和教士参加时，国王将他们赶出大厅并挡在外面。代表们于是在附近的一个网球场集会，并发誓决不解散，直到通过一部宪法。作为回应，国王免去了其改革派部长的职务，并召集两万军队开往巴黎。
首都已经成了政治俱乐部和集会的发酵地，大街上充斥着新闻传单、小册子和街头演说家。大约400名参加挑选三级会议代表的中产阶级“选举人”，在市政厅开会，并将他们自己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或者叫“公社”。但正是巴黎群众——主要是青年工匠、小商人和杂工——的干预，才推翻了君主专制。群众与士兵们亲善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国王不敢调动更多士兵进入巴黎。巴士底被成功攻陷了。跟随巴黎及其他大城市榜样的农民革命，在当时是有决定作用的。法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其大多数士兵出身农民。当村民攻击封建城堡时，士兵们不可能为地主而战。
第三等级中加入了一小部分贵族和教士，形成了国民大会。成员大多保守，他们赞成一个君主立宪制度，这样可以阻止革命，并保护其财产和特权。大会领导人是德·拉法耶特侯爵，一位参加过美国革命战争的将军。
起初，在革命的蜜月期，更激进的革命者被边缘化了。他们的力量在持续的宣传和鼓动努力中得到了增长。仅仅在1789年的最后6个月间，就增加了大约250份报纸。很快，最受欢迎的媒体出现了，它就是由前医生简—保罗·马拉创办的《人民之友》。
许多激进的俱乐部为辩论革命向前的道路提供了机会均等，其中最著名的是雅各宾俱乐部，由律师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控制，以及科尔德利俱乐部，由另一位律师，乔治·雅克·丹敦控制。
在1791年6月，国王试图潜逃，加入正大规模跨越边界的反革命军队。他被逮捕并带回巴黎。在下个月，普通巴黎市民在战神广场排队签署了一份共和制请愿书，拉法耶特的国民卫队向群众开枪，打死了其中50人。
恰恰在一年前，就在同一个地方，人们聚集在一起，举办了一个狂欢节般的节日联欢会，以庆祝占领巴士底一周年。现在，像拉法耶特这样保守的君主立宪派，和像马拉、罗伯斯庇尔和丹敦这样的激进共和派之间，有一条鲜血之河流过，革命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雅各宾独裁
1792年夏天，三年前由城市暴动所创建的君主立宪制度瓦解。8月10日，数万名无套裤汉（那些没有马裤的人）和巴黎公社成员包围和攻打了国王在巴黎的住所杜伊勒里宫。
无套裤汉是巴黎的男性劳动人口。他们在巴黎48个大区组织了自己的区委会。这是地方性的集会，其功能是充当市议会或公社的选举机关。区委会已经成为巴黎工匠、小商人和杂工们参与的民主制组织、“费德勒”（联邦派）是各省开往前线的志愿兵，因为战争已经在上一年宣布开始。他们代表了法国其他地方革命参与者的精华。
国民自卫队不再保护国王，而是加入了暴动之中。但是瑞士军团（外国雇佣兵）依旧对国王保持忠诚。大约有600名王室分子和370名革命者在战斗中被杀。王宫被占领，国王被俘。
1792年8月10日的起义，如同1789年7月14日一样有决定意义。在1791年通过的，将投票权与财产所有权联系在一起的宪法被废止。根据此限制性特权选举出来，取代了1789年的公民大会的立法会议，也被解散。而一个在成年男性普选基础上产上的国民大会设计出了一部新宪法。这个大会，当其工作时，是由废除了君主制并宣布成立共和国的共和派控制。国王当时受到了审判，并于1793年1月被处死。
三个无法解决的矛盾摧毁了1789到1792年的君主立宪。第一，大多数的贵族依旧对革命极为仇恨并下定了颠覆它的决心。宫廷成为一个阴谋中心。流亡国外的贵族成立了军队。反革命势力是一个真实和近在眼前的威胁。
第二，因1789年事件受到鼓舞的大众期望已经变成了失望。对政治赋权和社会改革的期望已经被粉碎了。相反，出现了食物短缺、通货膨胀和失业。其后果是巴黎和其他地方的暴动。
第三，在不顾一切地隐瞒政权内部日益分裂的真相的努力中，一个各种政治力量的不神圣联盟同意宣战，打击革命的外国敌人。国王及其支持者则希望反革命活动可以蔓延。拉法耶特和君主立宪派希望领导一个能团结这个民族的十字军。吉伦特派——温和的共和派——希望在一波民族热情中得以上台执政。
所有人都失望了。战争的结束事与愿违。保守派将军被敌人击败。法国遭到了严重的失利。敌军指挥官扬言，他将实施“模范式的复仇”，“将巴黎交给士兵并给叛乱者应得的惩罚”。
这些张力在8月10日起义达到顶点。使其成为可能的大众热情，感染了新成立的志愿部队。“大胆，大胆，更加大胆”，新当选的国民大会成员丹敦宣称。这个机构现在是革命政府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1792年9月20日，在法国东北的瓦尔密，法国革命军阻止了侵略者的推进。就在第二天，国民大会废除了君主制。
但是，新成立的吉伦特派政府现在急于阻止革命，如同其前任曾经做过的那样。资产阶级革命的核心矛盾又一次凸显出来。一旦掌握，温和的共和派优先致力于保护有产者免受革命运动侵害。“你们的财产受到了威胁。”一个吉伦特派领袖宣布。“一个‘无政府的九头蛇’正逍遥法外。”另一个领袖声称。“除非‘阵发性暴动’被停止，”第三个领袖警告，“否则巴黎将被毁灭。”
但是，反革命的威胁并没有被清除干净。相反，到了1793年春，英国加入了反法战争，西部的旺德省出现了保王派叛乱。外国军队再一次从东北向巴黎进军，而吉伦特派将军杜穆里埃已经投降了敌人。
1793年5月26日，罗伯斯庇尔号召民众再次起义。在5月29日，巴黎地方会议开会选举出了一个新的公社，5月31日和6月2日，大规模抗议者包围了国民公会会场并迫使其逮捕29个吉伦特派领袖。从这里起，得到净化的大会被雅各宾派所支配。
公共安全委员会——一个由国民公会选举的十二人组织——现在成为了事实上的政府。委员会每周向国民公会汇报，并每月进行一次重新选举。三位杰出的雅各宾分子——罗伯斯庇尔、路易斯·德·圣鞠斯特和乔治·丹敦——成为其领袖人物。委员会实行了全面战时经济，措施有大规模征兵、军事工业国有化以及累进税。对富人实施强制贷款。逃亡贵族的庄园及教堂被收归国有，并分割成小块分配给农民。物价得到控制，价格投机成为死罪。
为了制止反革命，雅各宾派实行了一种“恐怖”政策。树立在巴黎市中心和广场上的断头台，成为革命正义的一个标志。从1793年9月到1794年7月，雅各宾当局在首都和其他地方，处决了数千人。
这为什么是必要的？恐怖统治是两个因素的结果。第一，来自反革命阵营的威胁是极其严重而且无时不在的。在他们占据的城市和乡村，反革命分子对共和派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杀的人超过了雅各宾派。如果他们取得了胜利，就会把革命淹没在血泊中。对于阻止反革命分子来说，死刑是必需的。
第二个因素，是雅各宾派所特有的极端矛盾特征。这个政权在一个狭窄和不稳定的基础上游移不定，因为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当相互对抗的阶级势力处于微妙平衡时，雅各宾派不能代表任何一个特殊阶级。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从前的保王党人、君主立宪派及温和共和派——现在已经倒向了反革命。依旧支持雅各宾独裁的，只剩下了少数激进派，其领袖主要是中等收入的职业人群。他们的统治，主要是建立在无套裤汉群众运动支持的基础上。
革命的非常时期，需要实行绝大多数有产者害怕和憎恨的激进措施。这就加强了反革命的力量。同时，公安委员会是国民大会选出的政治自组织，雅各宾领袖们依旧坚决捍卫作为社会基础的私有权。这就使得政府与其最激进支持者之间，关系趋于紧张。
在共和国的两年政治——军事非常时期，伴随着危在旦夕的革命政权的幸存，断头台成为了这些矛盾的仲裁者。和彻底的反革命分子一样，这个恐怖政权“毁灭了他自己的孩子”，处决了敌视独裁统治的革命者。1794年3月，左翼的“坎贝尔派”分子被处决。接下来的一个月，轮到了右翼的“宽容派”。通过这种方式，中庸的公安委员会寻求维持其日益不稳定的政治平衡。
其效果是好几个月的抵抗力量瘫痪，但只是令政权的统治基础得到萎缩。其社会民主承诺令人失望，群众运动也衰落了。“革命已经结满了冰。”圣鞠斯特断言。
同时，在前线，重塑的法国革命军队挫败了侵略军。引发雅各宾专制的突发事件正走向结束。曾经出于自身需要而支持它的资产阶级势力，现在已与之保持了距离。国民大会转而反对公安委员会。革命似乎要走向逆转。危机在1794年7月爆发。
从热月政变到拿破仑时代
感激不是一个政治态度。随着国内叛乱被镇压和法国军队占领布鲁塞尔，革命资产阶级转而对它的雅各宾救世主。罗伯斯庇尔感觉到自己的权力正在悄悄溜走，要求进行新一轮大清洗。但在1794年7月27日，他在议会中的政敌把他轰下了台，随后颁布了一道逮捕令，捉拿罗伯斯庇尔及其政治同伙。
雅各宾派退到市政厅并呼吁一次革命暴动。但没有多少人响应他们。这个政权已经攻击了它自己的支持者，处决了左派激进分子，解除了对食品投机的禁令，并削减了工人工资。在巴黎48个大区中，只有16个派出武装人员赶到市政厅。没有人担负领导职责，经过几个小时的消磨时间之后，这些人也各自散去。这样雅各宾派的领袖们就遭到了逮捕、审判和处决。7月28日，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库东和另外18人一起被送上断头台。第二天，又有71人被处决。
一些左翼分子参加了热月政变（根据共和国历法，政变发生的当月为热月）。这是个错误的决定。他们的群众基础已经崩溃，这样罗伯斯庇尔中央集权的倒台，就使得权力决定性地转到了右翼而非左翼那里。热月政变是一场反革命政变。
巴黎街道上充斥着富裕的年轻暴徒（纨绔子弟）。一群叛乱者关闭了雅各宾俱乐部。一种根据财产来确定投票资格的方案被采用。一股“白色恐怖”正在肆虐。无套裤汉绝望的起义在1795年4月和5月被镇压（芽月和牧月起义），天平进一步向右翼倾斜。复苏的保王主义分子企图在1795年10月发动政变（葡月暴动）。他们的行动被一个名叫拿破仑·波拿巴的年轻炮兵军官的“一点霰弹”所粉碎。但政变的出现，暴露了热月政权的不稳定性。
热月政变并非反革命，它是资产阶级在革命内部对于激进民主的一种回应。但是，通过批判和遣散群众运动，资产阶级政府已经为保王党人的反革命行动提供了便利。因此，热月政府将权力集中在了一个五人委员会手中——这是一个铁腕的行政机构，它对付群众起义和保王派反革命同样强硬。
但委员会没有把握通过一项选举授权，因此在1797年，它事实上转变成了一个依靠军队支持的独裁体制。这个异常行为在1799年11月得到了解决。在雾月政变中，拿破仑，这个共和国最杰出的将军，夺取了政权，并在1804年，为自己戴上了皇冠。
雾月政变终结了法国革命，但并没有背叛它。相反，政变巩固和捍卫了革命的主要成果。和克伦威尔一样，拿破仑是革命的卫兵，而不是其终结者。封建义务被永久地废除，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企业依旧免收内地关税。全国性的管理机构建立起来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教会与国家政权分离。即使在1815年，当国王在外国刺刀保护下复辟时，旧制度也再不能重建了。
而且，督政府、领事馆及帝国的军队，在国外实施革命传统，废除农奴制，将教会土地收归国有，并取消国内关税。而其中一些变化——在德国部分地区，奥地利、意大利和其他地方——证明是不可逆转的。不仅这样，革命的范例是传染性的。整个欧洲的知识分子和活动家都被革命的理念与胜利所感染。一些人欢迎拿破仑军队，另一些人实施他们自己的翻版革命。
这些人中有一个年轻的新教律师，名叫沃尔夫·唐，建立了一个激进组织“爱尔兰人联合会”，为从英国统治下独立而战斗。这个运动开始于贝尔法斯特，参与者是信奉新教的中产阶级。接着传播到整个国家的其他地区，许多信奉天主教的农民也参加进来了。但1798年的一次先于法军到来的早熟起义，遭到了镇压，在随后英军的报复行动中，有3万人被杀，超过了1793和1794年在法国革命恐怖中被处决的人数。
1794年2月，雅各宾派通过了一则废除奴隶制法令；1801年，拿破仑派遣一支军队去海地恢复它。这个对照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矛盾特征：给予大众的授权，对推动革命前进是必要的，但也是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这种矛盾在拿破仑帝国中显而易见，最终使其终结。
法国革命创造了一种基于大规模动员、群众狂热和晋升的新军事体系。机动性、侵略性和民众参与，都被用来压倒欧洲旧制度的笨拙军队。在1805年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奥地利和俄国联军在一次使拿破仑成为欧洲霸主的胜利中被摧毁。
但拿破仑的庞大军队，被迫在他们行军所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榨取自己征服的土地以装备战争物资。法军摆出解放者的样子，却干着侵略者的勾当。罗伯斯庇尔曾经预言，很少人会欢迎“武装的使命”，法军的痛苦经历证明他说得对。
通过破坏欧洲的霸权平衡，拿破仑使这片大陆的统治阶级成为自己难以和解的敌人；通过强加税收、征兵和征用物质，他又让人民大众与自己树敌。
1808年，法国对西班牙的一次入侵，变成了一场对抗英国正规军和西班牙游击队的棘手战争，并在接下来的6年中，使法国的军事力量渐渐枯竭。当拿破仑对莫斯科的占领未能结束战争，被迫在冬天进行一场折损了大部分军队的远程撤退之时，1812年对俄国的入侵变成了一场灾难。
1813年对抗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军的莱比锡战役，颠倒了奥斯特里茨战役的结果。第二年，法国遭到入侵，拿破仑被迫退位。他的“百日帝国”在1815年卷土重来，在滑铁卢的失败后结束。他遭到了第二次——这一次是永久的——放逐。
但滑铁卢的胜利并不能让世界回到1789年。复辟的政权是反动和压榨的——“王座和祭坛”的专制。但保守的形式掩盖了活力的内涵。法国革命已经清理了混乱的年代并为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释放了能量。魔鬼不可能再被捉进瓶子里了。
杜桑·卢维杜尔与海地奴隶革命
“国民大会宣布，在所有殖民地废除奴隶制。因此，它宣布居住在殖民地的所有人，无论肤色，都是法国公民，并享有宪法赋予的所有权利。”
1794年2月4日，这项法令在热烈的欢呼声中通过。它并不是由事实上的法国革命政府——雅各宾派的公安委员会提议的。它是巴黎国民公会对来自加勒比地区海地岛的三名代表的出席，产生的一种自发反应。这三人——一位白人殖民者，一位黑白混血儿，及一位自由黑人——来到大会要求废除奴隶制。
这项要求赢得了狂热的掌声并没有争议地被通过。“法国人民的代表……”乔治·丹敦宣布，“直到现在，我们都是作为自利者，为我们自己颁布法令的，但今天，我们宣告普遍的自由……”
法国革命已经达到了其激进高峰。驱动它的是在大西洋另一侧一支50万人的黑人武装暴动。这场起义在商业资本主义的全球大厦上炸了一个洞。
在1760到1790年，来自英国和法国的加勒比殖民地的蔗糖年产量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30万吨。18世纪伦敦和巴黎时尚的咖啡厅文化，其需求似乎贪得无厌。大西洋经济——一种帝国、奴隶和利润的紧密联系——正在成倍增长。牙买加和海地的种植园主，以及布里斯托、利物浦、波尔多和南特的商业资本家，是他们时代的新大款。
欧洲疾病已经让美洲土著居民几乎灭绝。而就他们本身而言，欧洲人对加勒比和中美洲的热带疾病也没有多少抵抗能力。对于因此而形成的劳动力短缺，解决方案是跨大西洋运送1200万非洲奴隶。这些人中有三分之二最终死在了蔗糖种植园。
一个典型的种植园雇用数百名奴隶。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不管什么季节，他们每天都要工作16甚至18个小时。给养是最低限度的。奴隶被期望用其劳动增补自家的小菜园生产。医疗护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纪律由用皮鞭和火枪武装起来的野蛮监工来维护。因为过度劳作和无人重视，过早死亡是常有的事。竞争性资本积累的铁律，确保了这个事实：花钱更换奴隶，比在努力福利上消耗资源更为便宜。
最大和最赚钱的殖民地是法国控制的海地——西半部的圣多明哥（东半部的圣多明哥，则由西班牙控制）。大约6万名自由居民组织成一支保卫奴隶制的武装力量，但它出现了内部分裂。大部分人对剥削奴隶有一定程度的兴趣，但感兴趣的程度存在差异。用历史学家鲁宾·布莱克的话说：圣多明哥涉及“一种殖民及商业体系，一个贵族政治秩序，一个种族的阶层等级，以及在白人和自由有色人种内部，一种非常不平等的私人财富分配体系”。
巴黎革命的消息，引发了圣多明哥统治集团的分裂。这种殖民强国在装置上的破裂，为来自底层的革命创造了一个机会。
它开始于1791年8月21日夜晚。“倾听自由的声音，它在每个人心中倾诉。”奴隶反叛者呼喊。数万人这样做。暴动很快传遍了圣多明哥的北部平原，吞没了数百座种植园。它孵化出了无数武装反叛团体，而这些反叛很快成为一种肆虐整个海岛的、日益复杂的多边冲突的特征，而且是根深蒂固的。
不过，起初的黑人反抗并非一场奴隶解放的战争。大多数黑人将领不是废奴主义者，他们的目的不过是实现自己和跟随者的自由，并改善大多数奴隶的环境。
两个因素改变了这场冲突。一个原因是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以及其雅各宾派领导人不顾一切地需要同盟。另一个是黑人将军杜桑卢维杜尔的激进领导。
在保王党、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的攻击之下，1793年8月29日，圣多明哥的新雅各宾派政府颁布了一个废除奴隶制宣言。它用奴隶的语言克里奥尔语发布，确保它在奴隶的小屋里能被理解。其结果是“一个奴隶解放的鞭炮式连锁反应”（布莱克本）。
大多数黑人将军曾站在法国的敌人一方战斗。但保王派、西班牙人和英国人都赞成奴隶制度。因此在1794年5月，杜桑·卢维杜尔与他的联盟决裂并加入了法国共和派。当国民公会的《废奴条例》传到海地时，他的新忠诚被确认。正如西印度历史学家C.L.R.詹姆斯描述的那样，杜桑从此成为“一个黑人雅各宾派”，现在，他为了奴隶的解放发动了一场毫无保留的战争。
在关键的历史转折点，革命领导层是至关重要的。革命领袖们既不是纯粹的乌托邦分子，也不是完全的实用主义者，而是涉及两者的一个辨证啮合。它要求一个未来选择的愿景超过当前情况，但反映的是从当前孵化出的可行性。它意味着盼望一个新世界，同时在旧世界保持固定。这就是1794年，杜桑·卢维杜尔和他的军队承担的角色。
卢维杜尔成为了一场海地全部黑人膨胀的起义的领袖。他的军队——讲求纪律、机动灵活、作战有效——成为奴隶革命的中流砥柱。在其周围，活跃着无数地方抵抗团体。对奴隶主和殖民主义者来说，海地很快就变得难以管制了。
1798年，英国试图对这块殖民地实行完全征服，但被击败。他们的失败让自己损失了2万名男人（在与奴隶反叛者和法国远征军的作战的加勒比战场，他们的总损失达到了6万）。
1799年以后的法国统治者拿破仑·波拿巴，决心在美洲恢复法兰西的帝国。在1802年，他派遣了一支新的军队，打出的旗号是镇压黑人雅各宾派。卢维杜尔被捕，被送回法国，第二年，他因监狱的疏忽而去世。
但他的运动并没有死。黑人和穆拉托人将军挡住了法军，宣布了他们的独立，并发动了一场新的解放战争。它们释放出了被压迫者的愤怒，而这种愤怒吞噬了他们的敌人。
“但这些黑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中的一员回忆道，“他们是如何战斗，是如何死去的？任何不得不与他们作战的人，都知道当他们不能求助于计谋时，不计后果面对危险的勇气。我曾经看到一个士兵的纵队，被四门大炮葡萄酒喷洒般的撕开。他们没有任何倒退，继续前进，他们倒下的人越多，剩余的人似乎就越勇敢。”
拿破仑排除3.5万军队到海地，其中几乎有3万人死于战场或疾病，到了1803年底，黑人雅各宾派第二次赢得了他们的独立。
他们已经击败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殖民地霸权。1804年1月1日，他们宣布成立海地共和国——一个黑人统治的独立国家通过奴隶革命创建。它将站在整个美洲通向最终解放的道路上，作为指路明灯。
西蒙·玻利瓦尔与西班牙—美洲革命
海地并不是美洲在法国革命影响下发生转变的唯一部分。在1806到1826年间，新世界西班牙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开始了一波猛烈的革命高潮，其领导人是讲西班牙语的殖民者。
革命的扳机，是拿破仑对西班牙的入侵。拿破仑推翻了西班牙国王并任命自己的弟弟取代他。伊比利亚半岛随后被一场令西班牙帝国权威瘫痪的六年战争所吞没。
“你是否愿意知道，我们的未来是什么？”南美革命领袖西蒙·玻利瓦尔问道，“我们是平凡的消费者，被靛蓝、谷物、咖啡、蔗糖、可可和棉花的种植所限制；在空旷的平原上饲养牲畜；在荒野中猎取野味；在地下采矿，为西班牙永不知足的贪婪而生产黄金。”
在18世纪，南美的殖民依赖性更加强化。自由贸易政策清除了贸易限制并为西班牙垄断者打开了殖民地市场。进口商品潮水般涌进殖民地，当地商人被挤垮。西班牙从美洲的回报高涨。
西班牙用来自殖民地的金条和赋税收入，来保证其在欧洲的霸权野心。秘鲁的黄金，墨西哥的白银，以及来自奥里诺科咖啡种植园和拉普拉塔平原牧场的利润，支付着西班牙军队的开支。
在马德里，无论保守派还是自由派掌权，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两者都是顽固不化的帝国主义者。然而，1808年之后，他们成了没有牙齿的帝国主义者。南美小小的西班牙殖民政权，很快发现自己遭到了围攻，而且得不到母国的支持。
在19世纪之初，西班牙美洲有大约1700万人口，只有1.5万左右是半岛人——来自西班牙的移民；更多的300万是西班牙裔拉丁美洲人（克里奥尔人）——美洲出生的西班牙定居者后代。在1808年，克里奥尔人与西班牙的关系，非常接近1776年的北美殖民地与英国。
政府岗位通常为西班牙官员保留。商业机会仅限西班牙垄断商享受。在日常生活中，种族阶层特权是常规特色。
在1806和1807年，克里奥尔民兵组织击败了英国人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两次入侵。拿破仑在马德里发动政变的消息传来，从这个内核中进化出了一支对西班牙统治提出挑战的克里奥尔革命组织。181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地的克里奥尔民兵组织夺取了政权。
革命运动波及了南美和中美的大部分地区。1814年，当法国最终被从西班牙驱逐之时，这个帝国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新世界殖民地。秘鲁是个主要的列外，它是王室反动派在南美最大的堡垒，当地的克里奥尔革命被镇压。
1815年，复辟的西班牙君主政权向新世界派遣了它曾经调动过的最大规模军队。他发动了一场反革命的恐怖战争。在死刑和充公的打击下，委内瑞拉的克里奥尔爱国者运动被粉碎。到了1816年，革命似乎来到了失败的边缘。
但这并不是第一次重大挫折。许多1810年的最初起义已经失败。革命运动从中学习教训，并在后来恢复和反攻。在南方，约瑟·德·圣·马丁已经超越了地方民兵组织德褊狭并建立了一支集中的革命军队——安第斯军，能够横跨大陆行动。在北方，西蒙·玻利瓦尔抓住了组织和领导德需要。不同于圣·马丁德相对保守，玻利瓦尔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
“只有大众才能拥有最高统治权，”他宣称，“代替人民统治的就是个暴君，而他的权力是篡夺来的。”分析最近的失败时，他总结说：“我们自身的不团结，而非西班牙的武器，将我们送回到奴隶制。”团结、统一，以及全力以赴的战争——一个“可怕”的力量——是击败保王派德需要。
与这样凶残的敌人作战，不能有妥协，有拖延，“我们的忍耐现在已经耗尽了。而且因为我们的压迫者把我们逼入了一场道德战争，他们应该从美洲消失，而我们的土地将净化那些寄生于此的怪物。我们的动摇将是得不到和解的。战争一定要进行到底。”
经过委内瑞拉反革命的黑暗之夜，玻利瓦尔将革命运动组织团结在了一起。他实行集权，重建了军队。这样，在1819年，在一场包括史诗般跨越安第斯山的伟大战役中，他领导的革命者在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取得了胜利。保王派占据的秘鲁最终在1824年屈服。
但斗争比之前更加艰苦、漫长，以及昂贵。而且，最终的胜利是肤浅的。1830年，玻利瓦尔被迫流亡，不久就在失望中去世。
他更激进地渴望进行土地改革，结束农民的贫穷，并建立一个南美的“合众国”，可以与北方那个国家并驾齐驱。但这个愿望流产了。“我不好意思承认它，”他说，“但独立是我们得到的唯一收获，是以其他一切为代价的。”
南美区域的广阔，以及地理空间与政治—军事范围的不相称；西班牙—美洲人口的稀少和分散；地区之间经济和社会差异；既得利益对手之间无穷的小规模冲突，所有这些，对于一个一致的、团结的、全大洲的运动，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其结果是过多的内讧：西班牙人反对克里奥尔人，保王派反对爱国者，保守派反对自由派，中央集权主义者反对地方主义者，垄断者反对自由贸易者。有时，这些冲突使他们自己分解为革命者与反革命者之间的直接对立。这种复杂性和错流总是妨碍有效的行动。
南美并没有融合成一个单一的合众国，而是分裂成为形形色色的独立国家：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
更糟糕的是，拉美的资产阶级革命，因其民众运动的虚弱而残废。80%的人口根本就不是西班牙人，大多数是土著印第安人，许多是黑人奴隶，其他是混血人种（麦士蒂索人，帕尔多人，或桑博人）。
这些都是拉美的驮兽。许多人在克里奥尔人的庄园担任雇农（农业劳工）或者牛仔（牧场工人）。一些人是矿工。其他人在边远土地上做勉强维持生活的自耕农，或者是较大定居地的小商贩。
那个时代的无数评论家报道了西班牙美洲稀奇古怪的社会不平等，以及大众绝望的不幸。墨西哥的米却肯大主教只确定了两个社会群体：“那些一无所有的，和那些一切都有的……没有等级或平均值：他们都是非穷即富……”
克里奥尔大庄园主生活在对穷人的恐惧中。因为这样，大多数克里奥尔人，当保王派强大时，他们就是保王派；当爱国者强大时，他们又成了爱国者。重要的是能让穷人该干嘛就干嘛的武装权力，不管由谁行使。
最伟大的克里奥尔人革命家玻利瓦尔，跨坐在这个矛盾两端，并人格化了这个矛盾。一方面，他轻视和自己一样的贵族，他们“谈论自由和宪政”，却“更加喜欢将下层阶级视为自己永久的农奴”。玻利瓦尔的理想主义被他的感觉所背叛：他认为南美是一个种族化社会矛盾的火山，只能“通过绝对权力保持秩序与繁荣”。不愿意领导一场可以改变拉美的重要民众起义，他成为了一场胎死腹中的社会革命不知情的护产士。
西班牙—美洲革命创建了由克里奥尔贵族统治的一系列独立国家。但随着英国银行家、商人和货主代替西班牙，一种半殖民地式的依赖关系还在存留，而拉丁美洲依旧是一个出口初级产品的欠发展大洲。
保守的大种植园主（庄园主人）依旧完全控制着他们的土地。大庄园成为社会的重心。地区寡头取得了新独立国家的控制权。政治成为一种在保守派和同一统治阶级内部的自由派别间摆动的权力，教会——富裕、强大、普遍存在——继续作为一种主导影响。军队堕入腐败，热衷于军事政变。
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根本没有改变。无尽的辛劳得到的回报，依旧还是贫困、饥饿与疾病，拉美的悲剧在于，西班牙帝国统治如此中空，从来没有必要动员群众将其推翻。没有来自底层的社会革命，来自顶层的政治革命依然可行。
但是，没有人民革命的动力，20年的政变、法令和战争留给拉美的经济落后、社会不平等和文化麻木也就没有改变。在整个19世纪，它依然是地球上最保守的区域之一。正如墨西哥农夫（农民）说起革命之后的秩序：“同样的棘手，不同的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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