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第七章 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波
（1517—1775年）
16世纪初期，在中世纪欧洲社会中成长的新兴力量，已经积聚了相当大的数量，然而这并不能保证商业资本主义的胜利。植根于根深蒂固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强大特权阶层，很可能会让其胎死腹中。为了清除历史中腐朽社会阶层和过时意识形态的困扰，革命行动成为必须。唯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推翻旧秩序，为贸易爆发式增长腾出空间，并使人类生产能力的积累成为可能。
宗教改革
在18世纪之前，宗教信仰几乎和随处可见，而神学也能提供一种语言，使得善男信女们不仅可以同上帝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互相讨论。当顺从之时，他们这么做，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愿”；当反叛之时，并不是因为上帝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思维，而是因为世界已经改变了。神学为政治论文提供了很好的术语。
1000多年来，天主教会一直支配着西欧。而对其高级教士及教规的权威的挑战，一直都相当激烈。层出不穷的所谓的异教徒和无信仰者遭到残酷镇压，或者被处以火刑。能存在的只有反抗的暗流。当时有很多宗教激进分子的秘密网络，例如欧洲一些城市中的韦尔多教派，波斯米亚的胡斯信徒，以及英格兰的罗拉德派。每个教派都曾经有过大规模的民众运动，但没有一个教派能够做到1521年之后宗教改革所做到的——将教权与政权分离。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中世纪末期，一直在欧洲内部成长的新兴社会力量，现在已经成熟。
这场危机发端于意识形态层面。教会因为腐败而堕落。教皇职位成为一些意大利贵族家庭间激烈争夺的战利品。红衣主教和牧师通过拥有多项职务而使自己富得流油。“赎罪券”（宽恕罪行）如商品般自由出售。许多教士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神父们通常是既无知又懒惰。
教会掌握了大片的土地，修道院长和主教富可敌国。但国王和世俗贵族同样很富。造成封建统治阶级中这个神职部门特别脆弱的原因，是对于教会腐败念头的启示——财富与使命之间的矛盾。
1517年，当一个名叫马丁·路德、很不起眼的德国牧师和学者，在威滕伯格教堂的大门上贴出他的《九十五条论纲》之时，他对于教会销售赎罪券及其他权力滥用的攻击，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给了他继续做下去的信心。1520年，当教皇威胁要开除他的教籍时，他在维滕伯格城市广场上烧毁了《对敌基督者的通谕》（作者正是教皇本人）。而当神圣罗马帝国当局传唤他出席沃尔姆斯会议（当地政府的议会）并威胁要把他当作异教徒烧死时，路德拒绝退缩。
使路德的布道有革命意义的，是他对主教权威的否定。他鼓励新教徒——按后来人们对他们的称呼——为自己阅读和解释圣经。根据路德的解释，要实现救赎，并不需要前往教堂，不需要顺从主教，也不需要参与慈善捐款，而只需要与上帝的人际交往。这就解释了在每一个宗教风暴的中心，一定会有一台印刷机的缘故。中世纪的图书都是用拉丁文写成，经教士们用手工拷贝，然后储藏在都会的图书馆中，只能为一小部分与世隔绝的智者阅读。图书中包含着理念，理念可以是颠覆性的，它们不能广泛使用。
杰弗里·乔叟（1343——1400）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于14世纪末期用英语写成，毫不畏缩地描绘了修道士、主教和教会职员的行径，在宗教激进分子中吸引了大批读者，后来，威廉·卡克斯顿（约1420——1492），英国印刷业的先驱人物，出版了这本书，把复制品送到了一批依然迷茫的阅读（和倾听）大众手中。
这已经足够糟糕了。然而更有颠覆性的，是用英语写成的圣经，由约翰·威克里夫（大约1320——1384）将其推广普及。威克里夫是劳埃德教派的领袖，而这个教派的信条预言到了宗教改革。拥有未经当局许可的圣经副本，是要被处以极刑的：上帝的诏喻，是不能用一种芸芸众生都能理解的语言来讲述的。最早的版本不得用德语印刷，接着于1526年走私进入英格兰。它的作者，英国新教徒威廉·廷代尔（约1492——1536），后来因思想异端而被处决。宗教改革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在此过程中，圣经的本地译本和印刷版本是最重要的武器。
宗教改革的第二阶段，由约翰·加尔文（1509——1564）领导，这个定居瑞士日内瓦的法国人，在这个城市建立了一个神权独裁。他带着与天主教会的决裂得到自己的逻辑结论，排斥了主教的完整等级，并主张用由长者管理的自治教会来代替它——事实上这是一个由当地中产阶级控制的教派。
因此，宗教改革的实质，是与封建主义的主要精神支持者—天主教会——划清界限，并带来了（有控制地）自由加入与争辩的热潮。
新教首先是中产阶级的宗教，这些遍布欧洲发展最好的那些地区，是资本主义农业化的先驱，以及工商业发展的动力。
在路德的布道下，德国城市很快就陷入动荡。城市行会——憎恨封建捐税、教堂什一税和商业的社会优势——团结在了这种新宗教周围，在最初的一波热情中（1521——1522），许多城镇信奉了路德教。最终，三分之二的德国城镇皈依了它。
南德意志骑士也引发了一场暴动（1522——1523），然而，他们被执政的王公们击败，宗教改革已经遇到了来自上层的抵制。
更为严重的1524——1525年德国农民起义，同样以失败告终。来自社会最底层，这代表了一种对整个封建秩序的挑战。梅明根宪章的《十二条款》——事实上是革命者的宣言——要求终结封建捐税，侵占土地，武断司法，以及农奴制度。正如基金的新教徒领袖托马斯·闵采尔所说：“我们的君主和统治者是放高利贷、偷窃和抢劫行为的支持者……他们压迫贫困的农夫和工匠。”
但是，路德及其他主流新教领袖都谴责起义，并鼓吹对社会精英的服从。“所有农民的死。”路的说，“好过王公和执政官的死。”他书写了一部题为《反对谋杀：农民的偷窃团伙》的小册子，在书中，他鼓励封建领主“就像一个人必须杀掉一条疯狗”一样，去屠杀农民起义者。
许多德意志王公加入了宗教改革。1521年，路德本人则被营救，并置于萨克森侯选帝的保护之下。来自底层的群众运动遭到了来自上层的贵族宗教改革运动的反对。王公们支持宗教改革，其原因有好几个。改革非常有力量，许多人觉得，最好试着“驾驭老虎”而不是让它对着你冲过来。贵族的领导权可以阻止更激进的运动潮流。但宗教改革对于扩张贵族野心同样有用。新教成为了一种机制，用来摆脱世俗和教会最高统治者的权威，动员支持者反对贵族对手，以及接管教会财产。
德意志王公成为路德教信徒，因为他们既憎恶教皇，也痛恨神圣罗马帝国，但他们使用残酷的反动暴力，去镇压似乎要威胁到他们财富和权力的、更激进的新教徒。而当这些发生时，路德教的领袖们却支持他们。
法国也发生了一些类似事情，作为队里家族尖锐斗争的一部分，许多贵族成为新教徒。加尔文教领袖支持来自顶层的宗教改革。无论德意志还是法国，其结果都是：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争斗，发展成敌对敌的巨头联盟之间的一场宗教战争。
但是，一旦新教不再是一种受欢迎的、反封建的革命表现形式，变得与一个贵族派别的忠诚徽章没有区别时，它就失去了动力。南德意志重新被皇帝和天主教会占据。在一个由绝对君主统治的，主要是天主教国家，法国新教徒永远是少数派。
德意志再洗礼派的失败，象征着大众的与贵族的宗教改革之间的急剧中断。在接近两年的时间里，明斯特被简·凡莱顿（一个荷兰裁缝的学徒）领导的再洗礼激进派控制。天主教和路德派精英都被驱逐，一个平等主义的公社建立了起来，而再洗礼派为“最后审判日”做准备。这一天从来不会来到。相反，当地的王公主教用饥荒逼迫城市屈服，接着将被俘的再洗礼派领袖折磨致死。
保守派的和激进的改革派之间的分裂，毁掉了德意志和法国宗教改革的革命潜力，并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反扑提供了机会。
反宗教改革
“几乎制造了一场革命的他，最终只是挖掘了自己的坟墓。”法国革命家路易·德·圣鞠斯特如是说。当信仰社会主义的历史学家R·H·托尼写下“你不能一点一点地剥掉老虎的皮”时，同样的观点有了些许的不同。这就是大众化的宗教改革内在的失败危险。
正如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宗教改革的一场意识形态运动而开始，反革命的回应包含一个天主教正统教条的重申：反宗教革命。
举办于1543年间的特伦托会议，发布了一系列赦令，其两个主要目的是：清除都会的腐败，再主张天主教教理。
旷工、占有多重岗位，以及购买和销售教职行为，都被禁止。新的培训神学院建立起来了。因此，有待提高质量和专注度的，是构成天主教前线意识形态的教士和主教。同时，会议在将其与新教区分开来的中世纪教条的再主张方面毫不妥协：崇敬圣徒，通过善举而救赎；遵守七圣礼；以及教皇的无过失（对教会的专权）。
特伦托会议加强了天主教会的防御。反宗教改革的另外两个特色涉及发动攻势。
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将他的许可颁给了耶稣会，一个由伊纳爵·罗耀拉创建的宗教组织，此人是一个转向苦行、神秘主义和神学的西班牙士兵。通过精挑细选，充分训练，以及严格指导，耶稣会成为反宗教改革群体中的“特殊力量”。除了在天主教核心地带积极活动并在美洲和印度充当传教士之外，在新教统治的北欧国家，他们形成了一个地下破坏网络。
第二种进攻武器是宗教法庭。在13世纪早期，天主教会的阿尔比派十字军讨伐法国南部的凯萨尔派异教徒时，这个邪恶的组织首次出现。但它仅仅在西班牙生存了下来，首先作为反抗摩尔人（西班牙穆斯林）的封建斗争工具，接着作为新君主专制的一个支柱而存在。仅仅是随着查理五世（1519——1556）统一西班牙、奥地利和德意志，以及1542年教皇重建其在意大利的机构，宗教法庭才转变为一个泛欧洲的镇压机构。
位于罗马的宗教裁判所，由6个主教管理，成为永久的反革命法庭。在这里不得上诉。检察官可以进入任何天主教国家，有权逮捕和拷问异教徒，充公他们的财产，并处决被定罪者。裁判所也编制索引，这是一种定期的更新的应当被焚烧的图书名录。裁判所的令状所到之处，威胁着艺术、科学，以及思考和询问的自由。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文化，被转变成一种对传统权威的颂扬。当科学家们可能会和自己的书一起被送上火刑柱的时候，艺术和建筑被是化成对于权力、财富和神秘主义的巴洛克式赞颂。在反宗教改革的欧洲，即使是把想法说出来，都可能是危险的。
文化潜力与政治反动之间的对比——文艺复兴与反宗教改革之间——在意大利处于最明显的境地。早在12世纪，这里的城邦国家，作为在更广阔的封建世界之内的、商业和权力的独立中心浮现出来。在15和16世纪，他们成为文艺复兴时期许多最伟大的艺术、建筑和科学成就的东道主。但在每一个城邦内部，处于胚胎阶段的商业资本主义，在一出生就受到遏制。这些新生的社会经济力量，未能突破传统的政治和军事构造。商业财富依旧为旧式精英所控制。没过多久，文艺复兴就屈服于反宗教改革的需要。
两个因素被证明是决定性的。第一，城邦国家的经济被一个封建社会和受管制市场的框架所制约。这些框架被强有力的商业寡头所支配。在很多情况下是被独立的家族所操纵。商人和银行家因此进化成一城市为基础的统治者，运用他们对市政府和行会的控制，来支撑他们自己的地位，并为了更大的政治野心提供午餐垫。例如，佛罗伦萨德美第奇家族，最终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最高等级——其中的两人成为教皇，一人成为法国皇后。
第二，因为意大利继续分成过多的竞争政体，封建派系之间的战争非常普遍，领土暴露外国干涉之下，成为主要大国的一个战场。支持教皇的归尔甫派，与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的吉柏林党之间的斗争，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一起持续进行。相似的，在1494年到1559年，意大利北部变成了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长期军事冲突的主要舞台。
因此意大利依旧被商业巨头、雇佣兵首领（驱逐领舰），以及外国军队所束缚，新教对此无能为力，而那些被反宗教改革十字军所挤压的少数人，很快被驱逐出罗马。
另一方面，西班牙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这里，反宗教改革作为君主专制的一种工具而取得了成功。腓力二世（1556——1598）是原生的天主教统治者——性格阴郁、举止呆板、繁文缛节、心地狭窄、厌恶人生，他维护国王的神圣权利。每个与他说话的人都要屈膝。科特斯（议会）被剥夺了权力，贵族被削弱成为一个谄媚者团体。地方力量被削减了，权力更加集中。国王自己主持恐怖的“信仰行为”——宗教裁判所的公开处决仪式。通过这种手段，在仅仅十年的时间里，西班牙新教就被毁灭了。在极度高压下，摩托尔人也屈服了：他们被禁止讲阿拉伯语，穿民族服装，或者遵照传统的婚礼和葬礼习俗。当他们于1568年起义时，通过大规模的杀戮，秩序又得以恢复。
法国则有不同。因为反对摩托尔人的国内战争，西班牙封建制度在中世纪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集中化。法国君主相比起来总是软弱。法国部分地区在经济上比西班牙也发展得更快。因此，新教的宗教改革能够取得更大的进展，在法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地区扎根。大约2500座教堂拥有大会（委员会）。和其他地区一样，法国宗教改革是由中等阶层从底层开始推动的。但一部分法国贵族已经转向，并将自己摆在了新教团体（胡格诺派）领袖的位置，以此来增进他们王朝的利益。
1562年，受雇于吉斯公爵弗兰西斯的士兵，进行了一场针对新教徒的大屠杀。孔德王子路易，一个新教贵族领袖，紧急呼吁他的支持者和有相同信仰的人拿起武器。在几乎40年里，法国被相互敌视的贵族派系的宗教战争严重伤害。接着，在1572年8月，这些宗教战争采取了极端的大屠杀形式。在巴黎的圣巴塞罗缪日大屠杀之后，其他主要城市又有一系列类似的屠杀发生。宗教裁判所毁掉了西班牙略受欢迎的宗教改革，天主教的杀人小队又在法国做类似的事情。
然而，战争在持续，大屠杀使其更加痛苦，而且加强了贵族的控制力，因为普通民众会寻求当地贵族的保护。在贵族内讧和宗教战争的驱使下，宗教改革的激进潜能被进一步曲解。
战争最终因妥协而结束。新教领袖、纳瓦拉的亨利继承了法国王位，成为国王亨利四世（1589——1610），但为了重聚分裂的国家，他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并宣布转而信奉天主教（1593）。一旦这个最后的抵抗中心消失，他就颁布了《南特赦令》（1598），给予胡格诺教徒良心和崇拜自由。
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破坏，宗教改革退化成了贵族的派系之争，阻止了它的进步。宗教战争的这些结果，将决定未来200年的法国历史。在17世纪，一个强大的君主专制将出现。贵族城堡，大封建地产主的地方权力基础，
将被王室的火炮摧毁，而贵族退化成为不值一提的侍臣。一个国家封建政体将冻结社会联系。经济发展受到阻碍，法国社会被强加了巨大的军事负担。绝对专制对民间社会的胜利，将以1658年废除《南特赦令》为标志。这样就将胡格诺派变成了一个受迫害的少数派。民众宗教改革失败的最终结果导致了矛盾的积累，而正是这些矛盾催生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反宗教改革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取得了胜利，在德国和法国得到了重大进展，但宗教改革在欧洲西北部幸存了下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区能够成为世界历史的发电机。
尼德兰革命
在16世纪，300万人生活在低地国家——总人数几乎与英格兰和威尔士相等。其中有一半人生活在城镇。布鲁日、根特、布鲁塞尔、安特卫普、乌特勒支、莱顿哈姆勒、阿姆斯特丹及弗兰德斯和荷兰等城市，都跻身于文艺复兴时代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列。这些城市中，至少有25座城市的人口超过一万。这个地区中，水上通道——河流、河口、运河与水坝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几个重要的河道网——莱茵河、默兹—马兹河，以及斯凯特河——发源于欧洲内地，接着通过低地国家，进入北海沿岸迷宫般的河口、岛屿和泥滩之中。
当封建秩序被货币和市场所改变之时，低地国家的地理状况，使其成为欧洲最有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弗兰德斯与荷兰成为被商人和工匠所支配的社会。文化和市民组织发展兴旺。强有力的行会支配着城市生活，对传统自由和特权的保护是坚决的。
宗教改革如同电流一样传遍了低地国家。这里对于封建领主和教会腐败的容忍度，低于欧洲其他任何地区。但低地国家却被专制的西班牙帝国所统治，而且对于弗兰德斯与荷兰商业财富的税收不断提高，以供给超过15玩的西班牙军队，同时支持一个冷漠的哈布斯堡天主教国王的称霸雄心。
统治弗兰德斯和荷兰的贵族发现，他们自己已受到了双重挤压：一是帝国政府的需求，二是加尔文派和再洗礼派的反抗。1564年，他们迫使西班牙解雇了总督格兰维尔。但这并不能平息不断增长的反抗。
两年之后，天主教当局镇压异教徒的努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反抗。低地国家处处都有武装清教徒大规模的公开集会。一个根特贵族和年鉴作者惊奇地发现，四五次的布道，就足颠覆人们三四十年的信仰。
在这一年的月和9月，一个接一个城镇的旧秩序都被革命的群众推翻。在一场“偶像破坏运动”中，多座天主教堂遭到了攻击，保守的市政寡头体制瓦解了。当政的王公们被迫授予路德教徒和加尔文教徒自由礼拜权。而再洗礼派则简单地把礼拜当成自己教派的事情。一个由威廉·奥兰治领导的荷兰贵族家庭，成为了革命运动的领导者。或者趋于保守，或者支持镇压革命的大多数贵族，如今也摆脱了西班牙君主的束缚。
腓力二世决心通过打退威胁自己庞大帝国的宗教改革和革命力量来巩固它，并将低地国家变成欧洲最重要的战场。在超过40年的时间里，伴随其财富的反复波动，荷兰革命表现为一场旷日持久并受人民欢迎的国家防御战。数以万计的西班牙士兵被派驻这里，数额庞大的财富被花费。外国侵略军和宗教裁判所在荷兰实行全面恐怖。1576年11月，在安特卫普被占领后的几个“西班牙狂怒”的日子里，1000多座房屋被毁，8000多人被杀害，军事恐怖打败了弗兰德斯独立运动并在比利时恢复了西班牙统治。荷兰革命显得要困难得多。
从南方进入荷兰的通道收缩成一道被主要河流切割的、相对狭窄的走廊。总体上说，这里的土地低洼、泥泞，并有无数排水沟纵横交错。河流和河堤提供了天然的防御线路，这一效果被荷兰的居住密度所加强。这里有众多筑墙的城镇，甚至广大的乡村，也可以通过建立临时性堡垒、路障和碉堡，转变成要塞。其结果就是军事理论家所称的“复杂地势”——一片争夺中的土地，这里移动和供应都困难，而入侵的军队在自然障碍、隐蔽位置和防御要塞中陷入困境。入侵者的困境由三点构成：一是城市民兵的日益专业化，他们构成了荷兰武装的核心；二是一支强有力的“海上乞丐”（一个荷兰加尔文教贵族的联盟）舰队的线行动；三是日益增长的外国志愿者，赶来援助他们的教友。
加尔文派和再洗礼派会众像一个革命党派的积极分子一样活动。战争激化了革命。联合省（作为荷兰被熟知）很快就有了欧洲最高比例的再洗礼派——在有些地区接近人口的一半，再洗礼派是政治民主和社会平等的倡导者。
同时，在德国、法国、英格兰和苏格兰，加尔文派教堂——由荷兰驱逐者促进——一定程度上行使了“革命国际”的作用。为抵抗寻求支持，在荷兰战斗的外国分遣队是最切实的成果——事实上是一个新教的“国际纵队”，因为在反对反宗教改革的斗争中，荷兰革命已经成为了前线。
1584年，当第三次西班牙攻击将荷兰革命推到失败的边缘时，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宣战了。如果胜利的西班牙帝国安全地控制了海峡水域，英格兰新教国家的安全就将受到危害，荷兰能够继续战争，符合英格兰的利益，而且，这个政策也受到了新教中等阶层的欢迎，他们构成了都铎王朝的基石。
英格兰的干涉，促使腓力二世作出自己做大的努力：1588年的无敌舰队，他的舰队在恶劣气候和英格兰海军的联合作用下被打败。而这也成为荷兰革命的转折点。西班牙帝国扩张过度。当时，它要在德国支持自己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亲戚，在意大利捍卫自己的利益，在地中海与奥斯曼帝国作战，在法国干预宗教战争，在美洲保卫自己庞大的领土，在大西洋航线上保护自己财宝舰队的通行。西班牙军人在荷兰前线一次次地因为没有领到薪水而叛乱和闹事。尽管王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在荷兰人的抗争之下，西班牙军队一次次精疲力尽地撤退，而革命却在不断更新自己。1609年，西班牙最终放弃，荷兰联合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即使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有时也会忽略1566—1609年荷兰革命的重要意义。这场革命时间长，过程复杂，并且被战争所支配。它包括政治—军事抵抗的三个明显高潮：1565—1568，1569—1576，以及1576—1581。每个高潮都跟随着西班牙的反攻。最后一次反攻是在英格兰的帮助下打退的，从那以后，革命以一场常规军事对抗的形式继续进行。
奥兰治家族的贵族领导，在革命的最后阶段日益起到支配作用，扭曲了但未能改变战争的革命性质。商业资产阶级胜利了。小商人、工匠和劳工等组成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已经让胜利成为可能。加尔文派和再洗礼派两个教派形成了实质性的革命领导阶层。
相比那些反宗教改革取得胜利的地区，17世纪是荷兰人的黄金时代。他们的贸易、海军和海外帝国变得首屈一指。他们的城市自豪地拥有宏伟建筑，而他们的艺术也是欧洲最精致的。
但荷兰过于狭小。从长期来看，证明这是这个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力量一个无法克服的限制。如果想要在一个世界经济新秩序中有决定性的突破，资产阶级革命必须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取得胜利。这发生在17世纪期间。
三十年战争
到了1609年，西班牙帝国镇压尼德兰革命的企图被挫败，而荷兰作为一个新教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不断兴旺。但荷兰战争的结束，也解放了哈布斯堡天主教王室统治下的西班牙，让他们可以在其他地方行动。
神圣罗马帝国由哈布斯堡家族的另一个分支统治。皇帝的权力基础在奥地利，其家庭财产集中于此，但他的权力延伸到了德意志、西里西亚，波西米亚、匈牙利，以及意大利北部的部分地区。这个帝国是一个由世袭王朝统治下的超级强国，其疆域包含了中欧大部分地区。但它的分裂程度也很深。特别是在的意志和波西米亚，新教占统治地位。当地的王公们把皇帝的权威抛在一边，都市的财富也被新的世俗地主夺取。
在1世纪早期，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发明了一场封建专制主义的反宗教改革运动，来对抗德国的宗教改革。这场冲突计划外的后果——三十年战争（1618——1648），比以后其他任何事件，都更彻底地改变了欧洲大陆，直到法国革命（1789——1815）的爆发。
危机在波希米亚（今天捷克共和国）爆发。捷克贵族的独立地位和财富受到了维也纳的中央集权化和天主教扩张的威胁。贵族们的反抗措施是，将三名皇室官员从一个城堡的窗户上扔了出去（布拉格“扔出窗外”）并使这三个人落在了粪堆上。第二年，即1619年，贵族们拒绝承认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新皇帝斐迪南二世，而是将波西米亚国王的王冠授予了一位信奉新教的德意志王公弗雷德里希五世，巴拉丁选帝侯——用封建王朝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既针对皇帝又针对天主教会的独立宣言。
波西米亚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虽然依旧为封建巨头所统治，但随着市场和货币在领主、商人和农民之间重铸联系，社会在转型。正是在波西米亚，新教的原型胡斯派“异教徒”曾经在15世纪早期活跃。新教和宗教宽容反映了波西米亚社会的变化性。
但是1620年，在靠近布拉格的白山战役中，天主教联盟击败了弗雷德里希，帝国政府恢复了，捷克自由派被清除，波西米亚王伟宣布由哈布斯堡世袭。反宗教改革措施在一片愤怒中开始实施。波西米亚贵族原本试图通过将冲突转化为一场类似200年前胡斯反抗的全民战争来进行战争，但阶级利益阻止了他们这么做——这些人没有激活社会革命之幽灵的打算，波西米亚贵族转而寻求其他信奉新教的王公的帮助，但没有成功。
新教的北德意志联盟没有能支援捷克的军队，皇帝和天主教联盟正准备进攻他们。战争很快扩散开来，波及荷兰、丹麦、瑞典，最终又影响到法国。因此，一场宗教战争就转变成一次地缘政治冲突，宗教改革的转型潜力因为王公的领导被偏斜，并转变成一场竞争的国家之间常规的军事对抗。
每当天主教联盟似乎要在德意志取得胜利之时，一个新的抵抗者就会出现——巴拉丁选帝侯，荷兰共和国，天主教的丹麦国王，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国王，而最终是黎塞留大主教——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首席大臣。因为这样，这场战争被延长了，而它毁坏了德意志。曾经是欧洲经济做发达的地区之一，现在被不安全、人口减少、贸易中断、财富破坏和军队的掠夺所破坏。在1618到1648年间，人口可能已经减少了一半。
哈布斯堡家族因为战争陷入停顿，他们创建一个泛欧洲的专制帝国的企图失败了。德意志成为一堆马赛克式的小国，经常相互开战，被关税障碍分隔，被宗教分开。
在天主教完全获胜的地方，都有放纵的反作用。对波西米亚农民的剥削螺丝拧得更紧了。许多人最终要把一半的产品交给地主，耗尽了改善农场和提高质量所需要的剩余。城镇人口下降，捷克语也在衰落。
中欧国家要么分裂，要么凝聚，与语言、种族或者文化边界无关。到了171年，德意志才终于统一。直到191年之前，哈布斯堡的被压迫民族都无法冲破樊篱。这就是为宗教改革“偏斜”所付出的代价——它从群众革命转变成了贵族派系之争。
同样重要的是战争对西班牙和法国的冲击，哈布斯堡的西班牙，在其欧洲和新世界帝国的资金支持下，在16世纪一直是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其地缘政治的优势掩盖了社会经济的停滞。封建领主阶级依旧支配着伊比利亚半岛。商业和城镇依然欠发展。科学和和文化在哈布斯堡君主专制和宗教裁判所的双重压迫下衰落。
16和17世纪是一个转型时期。商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通过牺牲一些群体来提升另一些。在这种个环境下，西班牙帝国的政治—军事野心与其社会—经济的落后相抵触。在三十年战争中，政治重力的法则被重新主张。经过一个世纪长的将宗教改革压制在北欧的努力，1618—1648年间，西班牙日益枯竭的资源导致其军事力量最终崩溃。当它这么做之时，大陆地缘政治霸权赚到了法国。
随着16世纪末期的宗教改革战争通过妥协解决，17世纪20和30年代，在黎塞留大主教的政治领导下，法国君主政体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绝对专制。胡格诺教派失去了他们的要塞，停止作为国中之国存在。贵族被强制服从：城堡被拆除，决斗被取缔，密谋被粉碎。贵族成了朝臣，地方的做高法院丧失了实际权力，而王室的监督官和旅行专员代替他们统治地方。
保王党人得到官位和特权作为报酬，因为法国贵族进化成一个饮食过量的国家公务人员和侍从阶层。
在1655到1648年间，君主专制的法国介入三十年战争，去防止一场哈布斯堡王朝的胜利。其结果是法国取得了欧洲霸权。
在接下来的7年中，君主政权在国内受到了投石党——一场反对战争税的群众暴动——的挑战，接着是一个贵族反对君主专制的叛乱。在某种意义上，投石党是不相干、不明确、不协调的势力进行的一场流产的革命。新的君主专制经受住了这场风暴。
专制主义的法国将支配欧洲大陆超过一个世纪，国家资源也在君主政权的控制之下。但是在那段时间，英国将证明是法国最持久和日益有效的对手；而从长期来看，不管是在帝国争霸战还是建立现代经济的努力中，英国都将取得胜利。
为了理解其原因，我们现在将转向不列颠在17世纪发生的事情。因为在这里，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斗争结果，在资产阶级革命和绝对专制之间，与在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的情况非常不同。在那里，在欧洲西北边缘的一个中等规模岛屿上，宗教改革的革命允诺大部分都实现了。
英格兰革命的起因
在17世纪上半叶的中欧，反革命行动终止于马克思所说的“奋斗阶级的普遍堕落”。哈布斯堡天主教的支配地位，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就被终止。这项成就破坏了封建绝对专制的西班牙帝国的力量，但同时削弱了德国在经济上的领先地位。
另一方面，在英格兰，未遂的反革命行动导致了绝对封建体制的瓦解、国王的处决，以及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这个非常不同的结果，是在17世纪40年代，在接踵而至的一个个关键转折点上，所采取的果断行动的结果。但是，革命所内嵌的群众运动，早在一个世纪前的宗教改革时期，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在6世纪30年代，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导致了与罗马教皇的决裂、王室对于本国教堂的控制，以及修道院的解散（修道院财产的国家化）。为了解释这些事件，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强调都铎政权的统治需要，亨利八世（1507—1547）希望离婚以便自己可以再娶，并成为一个合法男性继承人的父亲。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其他两个因素也同样重要。
首先，都铎政权很大程度上依赖小农场主、商人和工匠等中等阶层的支持。在英格兰相对发达的经济中，他们处于先锋地位，而且许多人都是新教早期和热情的皈依者。在当时，英国经济的核心推动力——因此也是商业农场主、商人和船主取得成功的核心产业——就是羊毛贸易。
从1532到1540奶奶担任亨利八世首席大臣的托马斯克伦威尔（1485—1540），就是来自这一阶层。他同时也是一名忠实的新教徒。安妮博林同样是新教徒，她与亨利的婚姻正是由克伦威尔策划的。亨利本人在宗教方面相当保守，但在其子爱德华八世统治期间（1547—1553），英国教会的变革是相当激进的。
第二，修道院土地国有化之后，很快就被出售或者分发，这是自诺曼征服以来，大规模的土地所有权转移。这就扩大了英格兰乡绅的人数，并使他们更加富有。这样一来，就在土地拥有者阶层中，为都铎王朝和新教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支持基础。
因此，这场从上层开始的英国宗教改革，是一次根深蒂固的，波及宗教、政治和社会变革的进程。这正是亨利的女儿玛丽当政时期（1553—155），天主教复辟企图未能成功的原因。这同样也是新教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能够受到欢迎并富有活力的原因。15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败，只是这个政权力量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展示。
但是，旧秩序并没有遭受决定性的失败。地方上的权贵，特别是北部和西部，通常保持着相当重要的权力。主要的贵族在法庭上运用自己的地位来确保令人尊敬的头衔，被选为高官，得到土地、商业和约及专营权力。封建时代的竞争，曾经凭借的是军事力量，如今却依赖法庭上的谋略。
16世纪30年代的宗教改革，并没有解决这个英国社会核心矛盾。事实上，新经济的巩固，导致了这个矛盾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不断加深。旧式贵族日益依赖王室赞助，并力求维持其特权。同时，小乡绅、约曼（富裕农民）、实业主和市民（城里人）则依靠他们的农场和生意。
在1500到1650年间，英国人口翻了一番多，十二个人中，就有一人住在城镇，而数十万人在乡村工业中就业。议会中的农村乡绅和市民代表，日益厌恶对企业的限制。王室税收、关税和贸易垄断，这些设计出来似乎就是为了让懒散的朝臣致富。
最开始的两个斯图亚特国王，詹姆斯一世（1603—1625）和查理一世（1625—1649）作为都铎王朝的继承者，不断与他们的国会产生冲突。“王室与王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在1629年出现。当时查理解散了会议，并企图实施一个没有它的统治。“十一年暴政”（1629—1640）是一次在英国格兰建立欧洲大陆式绝对君主制的努力。这个经历触发了英格兰乡绅和市民全部的阶级焦虑。随意征税、征用以及为军队提供食宿，威胁着他们的财富。政治集权化破坏了地方精英的传统权力。与海外天主教势力结盟，妨碍了城市的贸易利益。天主教在王室的影响，在国教领袖那里投下了可能要充公教会土地的阴影。一支由查理的首席大臣斯塔福德伯爵组建的爱尔兰天主教军队，显然具有强制力，能够部署在英格兰以推进君主专制。
危机在1637年爆发。问题出在宗教上。劳德大主教的国教高教会派是新教中的一个保守分支，许多人甚至分不清它和天主教的区别。宗教上的一致与政治上顺从已经成为了同义词。分裂的主线一面是加尔文教徒——在英国他们被称为“清教徒”，另一面是高教会派和天主教。
在英格兰低地，长期以来，贵族、市民和加尔文教牧师已经联合起来实施他们自己的宗教改革。查理·既是英格兰也是苏格兰国王，试图在边界两端维护他的权威。劳德企图把英国国教的公祷书强加给苏格兰，结果引发了骚乱。1637年7月23日，当爱丁堡的圣吉尔斯修道院院长开始诵读公祷书时，一位市场商贩詹尼·夏侯兰，把自己的工具扔到了他身上，并叫喊：“你敢在我耳边说这些？”传道在混乱中被中断，而不久之后，一大批苏格兰加尔文信徒在爱丁堡城堡的山脚下，签署了《神圣盟约》（苏格兰自始至终高度参与，因此“英国革命“应该是一个更适合的名词，但“英格兰革命”在历史文献中嵌入太深）。
国王企图用武力镇压苏格兰签约者。但英格兰北部各郡都难以约束的民兵，不是苏格兰人的对手，而在1639年，“第一次主教战争”非决定性地逐渐消失。第二年，查理招募了一支更加庞大的英格兰军队，但签约者越过了边境，用炮火清除了他们的敌人。苏格兰人——得到了他们接触的英格兰清教徒的秘密鼓励——占据了英格兰最北的三个郡，根据第二次主教战争结束时签约的《里彭条约》，他们将得到40万英镑赔偿。
为了付款并摆脱苏格兰人，查理除了召集议会之外别无选择。在十一年暴政期间，其特别的征税措施，在法律上是不可靠的，对其质疑不断增多，没有希望，不足以偿付赔款。主张绝对专制的斯图亚特政府已经倒塌了。面对暴动之时，它与苏格兰和英格兰有产阶级之间的裂痕，已经令它破产。但是，1640年11月召开的长期国会，没有心思去拨款建立一支王室军队，或者为苏格兰人付钱。它的目标就是解除胚胎中的绝对专制的全部装置。而结果表明，不通过内战这就无法实现。
革命和内战
王室专制威胁着地方精英的权力、特权和财富。一场对王室的胜利，将是一场对自由贸易的任意控制、政府垄断和无穷压制的胜利，劳德的国教高教会派是这种整治规划的意识形态矛头，其目标就是反对派“乡村”团体的激进新教徒。这就是为什么劳德向苏格兰大众强加公祷书的企图会引发革命。
同样的问题现在激起了伦敦议会对国王的抵制，后来要求征收新税用于苏格兰战事开支。一会要求在拨款之前，先“矫正不公”。这包括废除任意征税，解散王室高等法院，中止国王不经其同意解散议会的权力，将主教们逐出上院，以及以叛国罪审判斯塔福德伯爵。
长期国会的会员们都是保守的财产所有者。出于两个原因，他们以一种革命方式行事。第一，他们认为专制主义是对自身财富的直接威胁。第二，他们被国会之外伦敦的中等阶层、城市穷人和劳动妇女的大规模动员所多方面鼓励、诱导和施压。
在12月的日子里（1641年12月27—30日），在国王任命了一个王室亲信担任伦敦塔总管之后，大批民众聚集在白厅和威斯敏斯特。这项新的、首都最重要军事岗位的任命，暗示查理准备发动一场政变来镇压议会及恐吓伦敦。
面对示威，这项任命被推翻了。但这并不够。口号还在增加：“不要主教，不要主教！”主教们是议会中最反动的成员。许多人从身体上被禁止进入他们的座位，而且，至少有一人被扔进了河里。
保王派用剑攻击群众。而大众则用砖头、瓦片和圆石还击。当战斗的消息传播开来时，整个伦敦动员起来，伦敦被1万名武装的学生包围。伦敦培训团——城市民兵组织——拒绝驱散他们。
12月30日，下院弹劾12名首要主教，上院则把他们发配到监狱。在全城之内，教堂内钟声长鸣，大街上篝火闪耀。革命已经被来自底层的民众运动推向前进。
不到一周以后，国王决定实施他的政变。1642年1月4日，他带着100名武装护卫来到下院，试图逮捕5个反对派领袖。这5人已经得到预先警告并逃到了伦敦市区。大门紧闭，铁闸拉下，铁链铺满了大街。在几天时间里，数千人准备就绪，他们用戟、剑、夹板，以及手边有的无论什么武装起来。妇女们从家里拿来了凳子和浴盆来修建街垒，并烧水“为泼向骑士”。
但其实并没有来。很显然，伦敦交到了革命者这边。在这支武力的帮助下，形式不可逆转。1月10日，国王逃跑了。第二天，5个议员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回到了威斯敏斯特。
现在，查理在牛津建立了一个与伦敦对抗的首都，并且很快组织了一支军队。革命转变成内战。首都的城市暴动之后，是数百起保王党人和议会之间的地方争斗，为的是控制武器、战略地点和遍及全国的民兵组织。
因为议会代表的是社会中在经济上处于领先的那部分人，它不仅占据了伦敦，还控制了首都周边各郡，东南地区，东盎格利亚，以及其他地方的大部分港口和筑墙城镇，因此，它就有了金融、人力和战略资源，来发动一场有效战争。一个问题是外行和褊狭的。局部战争是在国家各地进行的，但只有一小部分卷入的人愿意被融合成更大的、有国家战略追求的野战军。许多人拒绝离开自己所在的郡。
第二个问题是议会领袖的保守。在1642年，三分之一的上院议员合肥三分之二的下院议员成员依旧忠于议会。但大多数议员都是长老派（长老会是一个用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加尔文教新教教徒的术语）的财产所有者，他们害怕战争会释放社会革命的“多头怪兽”。只有一小部分人赞成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毫无保留的战争。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小乡绅。因为相比长老派，他们希望教会管理有更多的地方分权和民主。他们以“独立派”而知名。
作为一种政治—宗教倾向，独立派将其左派与日益重要的宗派——激进的新教团体——融合，后者曾经表达出许多普通议会支持者的民主和“平等”渴望。在军官中，独立派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军队是革命力量的综合反映。这里，保守主义与军事必要性的矛盾是一桩紧迫的生存或死亡的事件。同样，这里也有来自底层——武装的普通士兵——最能切身感受到的压力。
奥利弗·克伦威尔，一个中年乡绅，剑桥郡议员，议会骑兵指挥官，他作为一位军官中的独立派领袖，一位军中非国都新教徒的保护人，以及毫无保留的革命战争的最重要倡导者出现。对他自己的兵团“铁甲军”来说，他招收“有信仰的男人”。因为克伦威尔相信：“一个最会祈祷的人，就是一个最会打仗的战士。”
少数诚实的人胜过很多……如果你选择对上帝虔诚，诚实的人好比首领的战马，诚实的人将追随他们……我宁愿有一个穿朴素黄褐色上衣的首领，知道他为谁而战，并且爱他所知道的，这样的人你可称其为绅士，这没有什么不可以。
目标是清楚的，长老派贵族和将军在有产阶级之间寻求一个妥协的和平，另一方面，克伦威尔宣布：“如果国王选择站在我准备进攻的敌人一边，我将很快将手枪对准他，就像对准其他任何个人一样。”
1645奶奶2月5日，议会的保守反对派被挫败，而《自我否定条例》被通过，成为法律。如同一阵风一样，议会两院的所有成员被禁止担任军事指挥。现存的军队结构——根植于报数、狭隘，及特权阶层——被废除，取代它的视新模范军。
新模范军是一支中产阶级的革命军队。尽管许多新兵是紧急招募的新人，他们团结在了一个由老兵和激进派组成的革命中枢周围。军队的音调，由像休·皮特斯这样牧师的布道决定，由士兵中流传的大幅墙纸和宣传册决定，也由在辩论中的政治和宗教热情决定。
1645年6月14日，在纳西比，新模范军击败并摧毁了王室野战军主力。从此国王再也没有能力组织另一支。新模范军再也不会给他机会。保王党所有的军事抵抗都被镇压。
革命已经胜利。但它是什么类型的革命？什么样的社会愿景，将指导它未来的工作？
新模范军、平等派与英格兰共和国
组成议会多数的长老乡绅，总是将新模范军当作一个令人后悔的必需品。在1646年，他们最先考虑的就是解散它，与国王达成和解，压垮政治—宗教上的不满情绪，从而结束革命进程。作为大土地所有者，他们害怕激进分子甚于保王派。
士兵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被部署到爱尔兰去打一场可怕的殖民战争，要么被立即解散，没有一份津贴或者其他补助，而且，他们的薪水被拖欠了好几个月。这些经济上的委屈与对更加民主的期望是符合的。每个兵团选举了两位“鼓动者”去表达他们的需求，并与其他兵团协调政治行动。军队活动家们也与平等派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后者是一个激进的民主团体，在伦敦和其他城镇有强大的基础。平等派最著名的领袖，是一位退伍军人，名叫约翰·李尔本。
像克伦威尔这样的军队将领内心是分裂的。他们自己作为拥有财产的乡绅，社会本能是保守的，而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倾向于和国王达成和解。但他们又是成功的革命者，决心捍卫自己在战场上已经赢得的收益。而且，作为军官，他们受到了普通士兵中激进派的直接压力。而后者的行动方式是议员不会采用的。
因此，1640—1649年的政治冲突涉及四种明显的势力。保王党人希望倒转内战的结果。长老派希望与国王达成一项和解以建立一个大有产者的保守政权。独立派——军队领袖和一小部分议会成员——在妥协与革命行动之间摇摆不定。平等派——得到伦敦民众和大多数普通士兵的支持——正努力争取一场彻底的革命变革。
在1647年10月，平等派足够强大到迫使军队领袖与之进行一轮公开辩论（以“普特尼辩论”而闻名）：“我认为在英格兰，在穷困的人，和最富的人一样，都有同样的生存权。”激进的上校军官托马斯·雷恩巴勒解释道：“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在英格兰，最穷的人不必对一个不给他发言权的政府有义务，并将自己置于其管理之下。”
“没有人，”代表将军们发言的亨利·艾尔顿回答说，“有权……得到一个份额……来决定这个王国的事务……在王国没有永久的固定收益……”这就是说，这个人的所有土地在这个国家，而那些在公司中的人，所有的交易都在这个公司。
英格兰将成为什么?一个小有产者的激进民主，还是由地主和商人主导的、保守的君主立宪？
当国王从囚禁地逃跑并发动第二次内战时，这个问题仍未解决。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很多地方的长老会都与保王派联合，反对革命所释放出来的激进主义。但是，在1648年夏天一次旋风般的战役中，新模范军打垮了它所有的对手。
面对未遂的反革命，以及来自底层持续的压力，克伦威尔和独立派现在摇摆到了革命的一面。在1648年12月军队执行了第二次革命。普雷德上校部署了一队骑兵，将下院的保守派驱逐。长老派控制的“长期国会”转变成独立派操纵的“残余国会”。接着，国王被审判、定罪，并于1649奶奶1月30日，作为英格兰人民的敌人被公开处决。
曾在左派的支持下镇压了右派，现在军方领袖们——其立场相当于在两者之间不确定地摆动——现在移到了平等派的对立面。“我告诉你，先生，”克伦威尔在掌权的国务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你没有其他方式去对付这些人，只能击败他们，要不然他们就要击败你。”
伦敦的平等派领袖们被逮捕并被囚禁在伦敦塔。一起底层士兵的兵变被镇压，其中的四名头领在牛津郡贝福德的教堂被射杀。
1649年春天的镇压打破了群众运动的基础。自从珍妮·迪斯在1637年7月将她的工具扔向圣吉斯院长之后，这个运动一直为英格兰革命提供动力。在几次全国性的革命危机和数百次遍布全国的保王派和议会派的斗争中，中等阶层的活动都是决定性的。一次又一次，或者是作为城市人群，或者是新模范军士兵，普通民众在将斗争推向前进的过程中共同行动。因此，民众运动的失败是个转折点，革命向前的势头被来自顶层的军事独裁所冻结。
在1649年以后，军队领袖的统治依靠一个小有产者、商人和官员的狭窄社会基础。大财产所有者中的绝大多数敌视他们。大多数小财产所有者在他们的党派失败之后，陷入消极被动和默默无闻，军队与清洗过的残缺国会事实上还有纠纷。但新的选举未能产生一个顺从的国会。因此军事独裁成为正式：1653年，克伦威尔成为共和国的护国公；而在1654年，英格兰被分割成由主要将军管理的军事区域。
这个新体系日益不受欢迎和不稳固，特别是在1658年克伦威尔死后。军队不能扩大其社会基础，因为有产者阶级憎恨军事统治，并怀疑其庇护的激进派。
将苏格兰一位相对保守的军队指挥官，乔治·蒙克将军，在1660年早期发动了一场政变时，抵抗消失了。他进入伦敦并邀请查理一世的长子登上王位，是为查理二世。事实上，复辟是新模范军反对自己的一场政变使其成为可能的，是革命运动的空心化，其中军队的表现最为突出。
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高度矛盾的过程。资产阶级是一类少数派有产者。只有当它能成功地动员社会力量之时，才能通过革命行动推翻国家。但是这些力量都有自己的利益，而且革命是一个授权的过程，这样一来，预期和要求就很快超过了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们愿意给予的范围。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内在于大规模群众动员的民主和“平等”渴望，在大有产者中引发了深切的恐惧。这些常导致可能的资产阶级革命流产。这就是德意志在16世纪20年代已经有的案例，17世纪20年代又再次出现。在两次场合，当面对人民大众激进的新教运动时，保守的新教贵族畏缩不前。
群众运动的规模和特征是有决定作用的。革命被接踵而来的危机不时打断。在每一次危机中，革命和反革命力量进行直接冲突。革命是前进还是退缩，决定着最后结果。然而，在某一时刻，即使最激进的资产阶级，如果他们想要保护自己的财产，在来自底层的群众运动将他们推向掌权时，就需要停止。当他们这样做时，就将自己暴露给了复活的反革命。这就是为什么1660年的复辟被证明，它并不是英格兰有产者期望的最后解决。
殖民地、奴隶制度与种族主义
荷兰和不列颠的资产阶级革命释放出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力量。中世纪经济被政治权威控制。传统的封建主义——像西欧在十字军时期那样——其剩余产品虹吸般地被浪费在对爵位、城堡和贵族气派的炫耀上。国家封建主义——腓力二世的西班牙或者路易十四的法国——将其浪费在王室军队、前线工事和宫廷奢华上面。
荷兰1566—1609年对西班牙的胜利，以及1637到1660年议会对英格兰国王的胜利，使一个新世界成为可能。这个新世界，是由市场、利润动机，以及一个积极通过生产性投资积聚财富的乡绅和商人阶层所支配的。
17世纪后半期是荷兰的黄金时代。土地被开拓，新的农业技术被采用。令阿姆斯特丹北部的赞斯塔德区引以为荣的是12台工业风车。一系列的荷兰商站连接了南非、印度和远东。
商业竞争对手之间的发展步伐差异，导致了1652到1674年荷兰与英格兰之间的三次海战——直到抵抗法国路易十四的共同利益使两个资产阶级国家开始结盟。如果英格兰与荷兰之间的冲突继续下去，后者肯定会输掉战争。其国内基础过于狭小，无法支撑对英格兰的长期挑战。
英格兰的历史被这样的事实所塑造：它是一座大岛，资源丰富，并处于一个有活力的大陆的边缘。环绕英格兰的海域，既是一道防御壕沟，又是一条商业干道。17世纪革命打开了不列颠地理中与生俱来的经济潜力。它使发展海上贸易、制海权和海外帝国成为可能，足以使不列颠成为一个世界强权。
煤炭产量由1650年的50万吨增长到100年的1500万吨。工业平均增速由1710—1760年的每年0.7%，提高到1780—100年的2%。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口比例，由1650年的9%，扩大到1800年的20%。
只有在这一时期行将结束之际，一场工业起飞才能发生。在17世纪末期和整个18世纪，所有工业生产事实上都采取了小工场工匠的生产形式。直到1800年，机械化和工厂生产依旧处于胚胎之中。资本积聚得以完成，是通过控制分配和交换而不是生产。18世纪的资本主义依然不是工业资本主义，还是商业资本主义。这种经济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所谓的“三角贸易”。
在16世纪，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珍贵金属是最值钱的帝国主义战利品。在18世纪，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充当了这个角色。不管哪种情况下，都存在一个问题：劳动力的短缺。在最早的欧洲殖民者带来的枪炮和疾病作用下，美洲本地人口事实上已经灭绝了。但殖民者他们自己——包括作为劳工输入的数以千计的契约仆役——也因热带疾病大量死亡。需要的是一种新型劳动力，能够抵御疟疾、黄热病，以及其他热带疾病。解决方案就是从西非输入奴隶。
为了向伦敦、布里斯托、利物浦和格拉斯哥供应蔗糖，并使供应商发家致富，数百万的非洲人被变成奴隶被运输，并工作到死。在17世纪晚期到19世纪晚期之间，大约有1200万非洲人踏上了大西洋之旅。其中大约150万人死于途中。将他们塞满运奴船并接受这种耗损，相比为他们提供能保证更多人幸存条件要有利可图得多。对于西印度群岛的幸存者来说，生活并没有改善。因为营养不良、过度劳累、以及鞭打惩戒，种植园的死亡率高得离谱。
相比这1200万非洲移民，同期只有大约200万欧洲人移民到新大陆。但是在1820年，白人人口却大致是黑人的两倍。欧洲人能够生存和再繁殖，非洲人只能够死。
新世界土著人口的灭绝，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之一。奴隶贸易是另一起。无论哪种罪行，都是种族主义者为证明自己合法性而实施的。
所有阶级社会中，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种族主义。有三个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
第一，统治阶级为控制剩余而竞争。他们需要动员普通人去从事这些争斗。例如，在十字军东征期间，穆斯林被丑化成妖魔般的异教徒，以证明在中东进行的多起种族灭绝、掠夺和征服的战争，都是合法的。
第二，阶级社会使为生存而努力的普通民众相互斗争。统治阶级利用这些制造分歧，使人民不大可能联合起来反对其剥削者。例如，罗马贵族对城市贫民给予一定特权，并让他们参与赞助网络，同时鼓励他们把外国人和奴隶当作“野蛮人”来鄙视。
第三，如果把受害者描述为文化或者种族上低人一等，帝国主义——利用军事力量去夺取其他民族的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为自己辩护就更加容易。帝国主义就可以被解释成一种“开化”使命。
在18世纪，欧洲快速的殖民扩张和同样快速发展的奴隶贸易，一起重新塑造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并放大了其历史重要性。新种族主义在三角贸易的环境中发展起来了。装载着贸易商品的轮船驶向西非并交换黑人奴隶。当地首领发动奴役战争来供应市场，并取得进口名牌商品的特权。奴隶们被横穿大西洋运到美洲，并在奴隶市场上出售给种植园主。轮船装载蔗糖、烟草，后来还有棉花等货物返回欧洲。
种族主义认为殖民地以及奴隶合法，其理由是原住民低人一等。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被视为亚人种，只适合重体力劳动；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被视为愚昧无知和发展迟缓，需要得到帮助以变得文明和接受基督教。
资本主义总是处于高度矛盾之中。一方面，其经济活力极大提高了我们提供人类需要的商品和劳务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世界的财富被一小部分人控制，就宣判了对大多数人类的持续剥夺。
在18世纪，英国港口城市的商业资本家的富庶，与大西洋通道及西印度种植园的穷困之间的对比，集中体现了这个矛盾。资产阶级上升到占据全球支配地位，其人力成本不止是这些。在他们追求将在殖民地得到的，令人头昏眼花的丰厚奖品的过程中，英国统治者是残酷无情的。其他统治阶级，察觉到权力的平衡正向着不利于他们的方向倾斜，感受到争夺世界霸权的紧迫性。因此，欧洲屡次爆发战争，而且，战争日益全球化。
帝国之战
英国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最有决定性的事件之一。因为它使英国成为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出发点。一旦发动，它是无法阻止的。
17世纪末期，法国是在欧洲起支配地位的强国。它的人口比英国多三倍，法国经济的产出相应的也就更大。但因为英国拥有活力充溢的资本主义经济，在18世纪，它的人口和产出远比法国增长得更快。而且，法国作为一个大陆强国，不得不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来保卫陆地边界。反之，英国是一个海上强国和海岛堡垒，其统治者的政治是维持一支小规模的陆军和强大的海军。
在金融方面，英国也同样强大。尽管控制国会的商人和地主们青睐低开销政府，并避免卷入大陆战争，英国不断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意味着当本国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时，有足够的资源用来支持军备。例如，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建立之后，就能快速吸引资金，并能为海军的扩张提供贷款支持。
最初，英国似乎处于弱势。1649到1660年的群众革命运动，使王室复辟之后君主专制分复活成为可能，而这也被法国君主政体所利用。1685年，詹姆斯二世继承了他哥哥查理二世的王位。詹姆斯信奉天主教，亲法，并立志于君主专制。在法国津贴的支持下，他能够建立一支爱尔兰天主教军队，作为王室反革命的一种可能手段。起初，他得到了英国有产者的支持。当查理的私生子，忠实的新教徒蒙莫思公爵，1685年在西南登录并宣布继位时，议会和军队支持詹姆斯。他们害怕1641—1649年那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复活，在塞奇高沼战役中，这个“好的旧原因”被击败。
但对于新教徒地主和商业来说，保王主义对其财富、权力和信仰都是严重威胁。一旦詹姆斯的意图明确，以及塞奇高沼胜利之后群众革命的危险减少，议会和军队领袖们就计划了一起政变。168年的光荣革命是对1645年胜利和1660年妥协的一次再主张。荷兰统治者奥兰治亲王威廉，及其妻子玛丽·斯图亚特，詹姆斯二世的长女，受邀接受了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王位。军队按照威廉的意愿叛变，而詹姆斯逃往法国。
以“詹姆斯党”称谓而闻名的叛乱分子，在1746年之前依旧是一大威胁。在法国支持下，他们发起了一系列军事行动，试图推翻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三王国”新教的王位继承权，特别是在1689—1691年、1715年及1745—1746年，詹姆斯党人的叛乱，是英法之间一场更广泛的全球冲突的组成部分。在1688到1715年，这两个国家在六次主要战役中互为对手，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它们处于正式交战状态。
在以下所有冲突中，英法之间争夺霸权的竞争是一个核心矛盾：九年战争（1688—1697）、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七年战争（1756—1763）、美国革命战争（其中法国从1778到1783年加入进来反对英国），以及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在此期间，从1793年到1815年，英国和法国几乎连续作战）。这场冲突是全球性的。其中心在欧洲，但在印度、西印度群岛、北美，以及其他地方，无论海陆，都有重要的战役。
从一开始，英国就有三个主要优势。第一，在英国革命期间，形成了一支新军和一种新的作战方式。在君主专制的统治下，法国军队打的是缓慢、谨慎和过度防御的“位置战争”。相比之下，遵循1645—1660年新模范军的传统，英国军队强调的是灵活性、火力和侵略性。
第二，英国的经济财富和强健的金融基础设施，使它能够为其大陆的同盟资助军事物资。
第三，在海军作战和殖民活动中，英国能投入远超法国所能负担的资源。英国有英吉利海峡的保护。法国则必须优先防御他们广阔的陆上边界。
这些优势，连同英国人口和产出的增长都快于法国的事实，意味着法国的权利都被限制在欧洲，其海外帝国无法保住。
英国在地缘政治上获胜，因两场决定性战役而凸显。1704年，马尔博罗公爵在布伦海姆战役中的胜利，终止了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大陆霸权。1815年，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战役中的胜利，又结束了拿破仑时代法国的大陆霸权。这样，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依旧是起主导作用的全球超级大国。1815到1914年间，它并没有在欧洲进行过重要战争。其支配地位成为可能，是因为对法国的地缘政治斗争的胜利，以及它在工业革命中的先行者角色。所有成就，都植根于钱世纪中期英国社会的革命性转变。
英国的支配地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次高潮”作出了实质性贡献。欧洲的绝对专制和封建国家，不可能与英国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相匹敌。法国被远远甩在了后面，而发展中的地缘政治竞争压力，是1789年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过，在转向它之前，美国已经完成了一次华丽的带妆彩排。1775年，在遥远的马萨诸塞，随着莱克星顿和邦克山的阵阵枪火闪耀，一个革命的新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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