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 第七章 目的与手段 一一切的革命与一切的革命者，都充分使用强迫的、不顾是非的手段。 但是，以前的革命者不像共产党人那样明白自己是在使用不顾是非的手段。他们也不像共产党人那样通权达变。 “对付运动中的敌人，你可以不择手段。……你不但要惩治叛逆，也要惩治那些冷淡的人，你必须处罚一切在共和国里不积极的人，一切不替共和国效力的人。”
圣鞠斯特( Saint-Just)的这一番话，也可能出诸今日某些共产党领袖之口。但圣鞠斯特是在法国大革命激烈时讲这番话的，是为了维护大革命的命运。而共产党人却经常讲这种话，并依照这种话而行动——由他们开始搞革命直至攫得全部政权，始终如此，甚至在他们衰败时也还是如此。共产党人的手段虽在应用范围，持续时间、与严酷程度上都超过了其他革命者所运用的任何手段，但在革命期间共产党人通常并不使用敌方所用的一切方法。纵使共产党人在革命期间，使用的方法或许不太残忍，可是，他们离革命越远，他们所用的方法也就越不人道。 正如每一场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一样，共产主义所使用的手段首先必须适合于共产党内当权集团的利益和他们的相互关系。其他一切考虑，包括道德上的在内，全是次要的。 在本章内，我们只谈当代共产主义所使用的手段，这些手段可以依情况的不同，有时温和，有时严峻，有时合乎人道，有时不人道；但和别的政治运动与社会运动所用的手段是有差别的。共产主义所运用的手段并使共产主义和其他运动——无论是革命的或非革命的运动——迥然不同。 不同之处，并非在于共产党的手段或许是有史以来最残暴的手段这个事实。残暴固然是共产党的手段的最显著特性，但还不是最根本的特性。一场运动既抱定目的要用专制手段来变革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自然非常残暴方法不可。但其他一切革命运动也不得不使用或打算使用同样的方法。可是，这些革命运动中的专制时期比较短，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它们不可能使用共产党所使用的全部残暴手段。而且，它们的压迫也不能像共产党人那么全面，因为，它们施行压迫时的情况就不准许他们把压迫施行得像共产党人那样全面。 共产党人虽缺乏伦理的或道德的原则，但若以这个事实为理由来说明共产党人的不择手段，就更加说不通。除了他们是共产党人这一点与他人不同外，他们也是和其他一切人一样，其他的人在彼此关系上是受人类社会习以为常的道德原则约束的，共产党人也是如此。共产党人彼此间缺乏伦理，并不是他们所以使用那一套手段的原因，而是使用那一套手段的结果。共产党人无论在原则上或言词上都赞成伦理观念与人道方法。他们相信自己是“暂时”被迫采用一些违背自己伦理见解的手段。他们也想到：如果自己不曾被迫采取违背自己伦理见解的行动，一定要好得多。除了他们以更长久而丑恶的方式背离人道外，在伦理观点上他们和别的政治运动的参与者并无很大的差别。 当代共产主义和其他运动在使用手段上之所以有差别，还有许多别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地是数量上的，或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以及共产党人的目的所造成的。 但当代共产主义有一项主要特征，它使共产主义所用的方法和别的政治运动所用方法迥然不同。骤然看去，这特征似和过去某些教会的特征相仿佛。它溯源于共产主义者要用一切手段以求促进其理想主义的目的。等到目的变为无法实现时，手段也就越来越粗暴。即使是为了达到理想主义的目的，他们所用的手段也是不能用任何道德原则来便辩解。谁运用了那一套手段，谁就是横行不法、残虐不仁的弄权者。以前的阶级、党派与所有权的形式虽不再存在或已无能为力，但手段并无根本改变。事实上，这些手段在目前正淋漓尽致地发挥其残暴性。 这个新的剥削阶级爬上政权的宝座后，打算抬出它的理想主义的目的来替非理想主义的手段作辩护。斯大林建设他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时，所用手段的残暴达于极点。由于这个新阶级必须表现得好像它的利益就是整个社会的唯一而理想的目的，由于它必须保持知识方面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垄断，这个新阶级必须宣称它所使用的手段是不重要的。它的代言人喊叫道：目的才是重要的，其他一切都算不得什么。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有了”社会主义。共产党人就这么替专制、卑鄙与罪恶作了辩解。 当然，目的必须由特殊的工具——共产党——来保证。党就成了一种居于统治地位的妄自尊大的东西，就像，中世纪的教会一样。这里且引凡尔登名誉主教第揣克·冯·尼亭( DietrichVon Nieheim)在1411年所写的一段话： “当教会的存在遭到威胁时，它就不受道德律的约束了。以统一为目的，可使一切手段——无论其为不忠、背信、专制、买卖圣职、监禁或之人于死地——都变成了正当的行为。因为每一项圣职都是为了全社会的目的而存在的，个人必须为总善而牺牲。”
这一番话听来也好像是当代某些共产党人的口气。在当代共产主义的教条主义中，有很多东西是封建的，盲信的。然而我们既不是生活于中世纪，当代共产主义也不是一个教会。当代共产主义强调意识形态上的与其他方面的垄断，这不过使它自己颇像中世纪的教会；两者的本质是各异的。教会只享有部分的所有权与统治权；充其量，它曾想通过对于心灵的绝对控制来使一个既定的社会制度永存不灭。教会曾迫害异教徒，甚至只是为了教条上的理由，在实际上并无直接的需要。但据教会宣称，这种迫害是想毁灭异教徒的身体，借此来挽救他们罪恶的、异端的灵魂。为了进入天国，一切世俗的手段都被认为是可取的。 而共产党人却首先要求实质上的或者说国家的权威。至于为了教条上的理由而实施思想上的钳制与迫害，不过是为了加强国家权力而作的辅助性举动。共产主义不同于教会，它不是制度的支持者，它是制度的化身。 这个新阶级并非突然兴起的，而是由一个革命的集团发展为一个掌握所有权的反动的集团。它所使用的手段似乎前后相同，实质上也已由革命的手段变成了暴虐的手段，由保护性手段变为专制的手段。 共产党人的手段在实质上是非道德的与不讲是非的，甚至它在形式上特别严峻时也是如此。由于共产党的统治是十足极权主义的，它不容多择手段。这种“不容多择手段”的境况是共产党人所无法废弃的根本情况，因为共产党人要保持绝对权力与他们自私的利益。 共产党人必须——即令他们并不想如此——身兼二职：既是所有权者又是暴君，且必须为着这一目的而运用许多手段。尽管共产党人可能具有巧妙的理论或良好的倾向，但制度的本身非驱使他们去运用一切手段不可。只要遇有紧急情况，共产党人总是以道德的及智识的维护者自居，同时又是用尽一切可用之手段的实际家。 二共产党人大谈其“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新人”以及诸如此类的概念，仿佛自己在谈着一些较高的伦理上的范畴。这些迷迷糊糊的概念只有一种实际的意义——团结共产党员并抗御外来的影响。但若当作实在的伦理范畴看，这些概念根本不存在。 既然不能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的伦理或什么“社会主义人”，于是共产党人自己所培养出的划分等级的风气、特殊的道德概念与其他概念就更为强有力地发展开了。这些不是绝对的原则，而是一些随时在变化的道德标准，深植在共产党阶级森严的制度中，居高位者（上层圈子）可以任意做一切事情，但同样的事若是下级人员（下层圈子）做了，就要受到处罚。 这种可变曲、不完备的划分等级的风气和道德，已经历过漫长而多样的发展过程，甚至往往刺激这个新阶级作进一步的发展。这一发展的结果是替各个不同的等级产生了各自特有的一套道德标准，所有这些道德标准都服从于寡头政治的实际需要。这些等级性伦理的形成大体上是和这个新阶级的兴起相一致的，它的形成也就是这个新阶级对人道的真正伦理标准的摒弃。 以上各命题需要详尽的说明。 像共产主义的其他各个方面一样，等级道德也是由革命道德发展出来的。起初，这种道德虽是一个孤立的运动的一部分，但共产党人宣称它比任何别的派别或阶级的道德更为合乎人道。可是共产主义运动在开始时总像是一种具有最高的理想主义，并能作最无私的牺牲的运动，吸引全国最有才能的、最勇敢的人，甚至最卓越的知识分子，到它的行列里来。 这一项说明，正如本章中所提出的其他大部份说明一样，是指那些共产主义绝大部分是由于本国的情况而发展起来并获得了充分权力的国家（俄国、南斯拉夫与中国）。但把这项说明稍作修改后，也可以适用于其他国家里的共产主义。 无论在哪里，共产主义开头总是一种对于美丽的理想社会的愿望。因此，它吸引着鼓舞着具有高度道德水平以及其他方面出类拔萃的人们。但由于共产主义又是一种国际性的运动，它就像向日葵朝着太阳一般地倾向于运动的力量最强大的地方——至今为止主要是苏联。结果，即令是在别的国家里并未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也丧失了它们开头时所具有的特性，而取得了弄权的共产主义的特性，因此，西方各国以及其他地方的共产党领袖，都习惯于像苏联的共产党人一样，满不在乎地玩弄真理与伦理原则了。每个地方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开头时也都有高尚的道德特性，个别的人员可能保持这些特性更为长久，而当共产党的领袖们采取非道德的行动和一意孤行的转向时，上述高尚的道德特性便会引起危机。 有史以来，像共产主义这样的运动并不很多。它开始进行时有那种崇高的道德原则，它的斗士都忠贞、热诚而能干，他们相依为命，不只由于志同道合，甘苦与共，并且由于无私的爱、友谊、团结一致，以及只有在不成功即成仁的战斗中才会产生的那种战友们的温暖与赤诚。彼此协力合作，同德同心；甚至以最大努力达到相同的思想感情；通过全心全意献身于党和工人集体以寻求个人乐趣并建立各自人格；为他人而热诚地牺牲自己；敬老扶幼；……这一切都是运动刚起头时或运动仍名副其实时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理想。 女共产党员也不仅是一个同志或战友。我们决不可忘记，她在加入这个运动的时候已经决定牺牲一切——爱情与母性的乐趣。在这运动里培养出一种男女之间的纯洁、朴实而又温暖的关系，本着这种关系，同志间的关切已成为不分性别的爱。忠诚、互助、连最秘密的心事也坦白表露出来——这些通常都是真正的、理想的共产主义者的理想。 但只有当共产主义运动还年轻、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果实时才真是这个样子。 通向这些理想的道路是非常遥远而崎岖的。共产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运动是由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与中心形成的。内部的统一不是一朝一夕之间达到的，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集团与宗派的猛烈斗争才达到的。如果情况顺利，获胜的那一个集团或宗派就是最了解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集团，在它接收权力的当时，也是最讲道德的。经过道德危机，经过政治阴谋与阿谀逢迎、互相诽谤、无缘无故的仇恨与野蛮的冲突，经过放荡淫乱与心智堕落，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进就缓慢了。在这个过程中，它摧毁了许多集团与个人，丢弃了不必要的东西，锻炼出它自己的核心与教条、道德与心理、气氛以及工作态度。 当共产主义运动及其追随者真正地革命时，他们曾一度达到了本章所描述的崇高道德标准。在这段时期内，共产主义的言与行是很难划分的，更精确地说，这时候居于领导地位的、最重要的、最真实的、理想的共产党人诚挚地相信他们的理想，并渴望把这些理想在他们的工作方法与他们个人的生活中实现。 这段时期，是在夺取政权的战斗的前夜，只有当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达到了这样一个独特之点时，才会有这样的阶段。 固然，这些只是一个派别的道德，但确是高标准的道德。共产主义运动是孤立的，它常常看不到真理，但不能说这运动就不是以真理为其目的，也不能说它不爱真理。 内部的德与智的融合，是为意识形态与行动的统一而作的长期斗争的结果。没有这种融合，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简直想都不用想。若无心理，道德的统一，“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是不可能达到的。反过来也是一样。但这种心理与道德上的统一——从来不曾有什么法令规章对此作过规定，但它却自动发生，成为一种风气与自觉的习惯——其功劳比什么因素都更大，它使共产党成为一个无法摧毁的大家庭，使外人既无法理解又无法渗入这个党，使党的团结牢不可破，使全党的反应、思想与感情归于一致。这种心理与道德上的统一之存在——它不是一下子就达成的，而且若不是渴望形成它，它便不会形成一一是比什么都更可靠的征象，足以说明共产主义运动已站稳脚跟，它已不是它的追随者和其他许多人所能抵抗的，它是强有力的，因为它已把整个党融为一人，一心、一体。这也就证明一个新的、纯一的运动已经出现，它所面对的前途完全不是它在起头的时候所预见的那个前途了。 可是这一切，在共产党人一步步取得全部权力与所有权的过程中，慢慢地消失了，解体了，浸没了。剩下来的只是空无所有的形式与毫无实质的仪节。 至此，在共产主义运动对反对派与半共产主义集团的斗争中所产生的磐石般的内部团结，一变而为运动内部卑屈顺从的谋士们与机器人似的官僚们的团结一致。当共产党爬上政权时，偏狭、卑躬屈膝、不完整的思考、控制个人生活——在过去，此举一度是同志般的帮助，但现任却成为寡头支配的一种方式——等级的森严与各顾私利、妇女作用的徒有其名和受到忽视、机会主义、自我中心主义以及暴行就压制了一度存在的崇高原则。旧时存在于孤立运动中的奇异人性，慢慢转变为特权阶级的偏狭而伪善的道德。于是，阴谋诡诈与卑躬屈膝代替了以往革命者的正直。昔日曾经准备为了别人，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一切，甚至不顾性命的英雄们，如果他们没有被杀或被排挤失势，到了今天，他们也变成了抱着自我中心念头的懦夫，既无理想又无同志，甘愿抛弃一切——道义、名誉、真理与道德——以求苟全他在统治阶级与官僚集团里的地位。在革命前夕与革命期间，共产党人打算牺牲与受苦的英勇行径是世上少有的。可是，在取得政权之后，他们竟一变而为庸庸碌碌的无耻之徒与干枯公式的愚蠢卫护者，却也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奇异的人性是替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力量并吸收力量的条件；而排他的、划分等级的风气以及伦理原则与品德的完全缺乏，又成了共产主义权力以及这个运动的维持的条件。道义，真诚、牺牲，热爱真理等一度是天经地义的东西：现在呢，处心积虑的谎言、谄媚、污蔑、欺骗与挑拨，已逐渐成为这个新阶级的黑暗、残忍与无所不包之权势的必然伴随者，甚至影响到这个阶级各个分子之间的关系。 三谁若是不能领略共产主义发展的这一辩证过程，就不能理解所谓莫斯科大审判案，也无从懂得为何共产党人的周期性的道德危机——由于废弃当年他们曾委身奉献的神圣原则所致——不会产生重大的意义，而普通人民或别的运动若有这种道德危机，可就不得了啦。 赫鲁晓夫承认，斯大林清党大屠杀中遭殃者所作的“坦白认罪”与自我谴责，主要是靠逼供得来。他又宣称没有对这些人使用迷魂药，事实上却有证据证明用过此药。但逼使犯人“坦白认罪”的最有效的迷魂药，却含蕴在犯人自己构成的性格中。 —般的犯人，也即非共产党人，决不会进入神志昏迷状态，作发狂式的坦白认罪，祈求死刑作为自己有“罪”的报应。只有那些“盖着特殊印记的人”——共产党人——才会这么做。起初，他们遭受党内最高领导秘密施予的打击与指控，其暴烈与卑鄙使他们在道德上大感震惊，他们简直不能相信最高领导竟会这么卑鄙透顶，即使他们以前也曾偶尔发现最高领导的过错。现在他们陡然觉得自己是被人连根拔起了；由共产党领导所代表的他们自己的阶级已背弃了他们，他们虽然是无辜的，而这个阶级却把他们当作犯人与叛徒钉上十字架。许久以前，党曾教育他们相信，而他们自己也曾宣称：他们本人每一丝每一缕都和党以及党的理想缠结在一起，现在，他们被连根拔起之后，发觉自己完全一无所有了。对于共产党这一小小宗派及其狭隘观念以外的一切，他们或许是不知道，或许早已忘记了，或许已经抛弃了。现在要他们来结交共产主义以外的事物已为时太晚。他们完全孤立了。 人是不能在社会之外孤立作战或生活的。这是人的不变的特性，亚里斯多德早已看出这种特性并加以解释，称人为“政治的动物”。 由这样一个党派出来的人，一旦发觉自己在道德上已被摧毁与连根拔起，受到周密的残暴的拷问，他除了用“坦白认罪”来帮忙他原属的那个阶级与那些“同志”外，还有什么办法呢？他心里相信他的“坦白认罪”是那个阶级所必需的，借以抵抗“反社会主义”的反对派与“帝国主义者”。这种“坦白认罪”是被赶出党外的身败名裂的牺牲者唯一可能作的“伟大”的“革命性”贡献。 每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都受过教训并以此教育自己和别人：相信结成派系并从事派系斗争，是对党以及党的目的所犯的绝大罪恶之一。当然，共产党若分成许多派系，就不能在革命中取胜，也不能建立党的统治地位。不惜任何代价并且不顾一切地维护统一，已成为神秘的义务；一心一意要掌握全部权力的寡头统治者们，就以这种义务为护符，来保卫他们自己。精神沮丧的共产党党内的反对者，即令曾怀疑过此事，甚至知道此事，但他仍不能摆脱这个神秘的“统一”观念的迷惑。此外，他还会想到：领袖们可能今天是某甲明天换成某乙，无论他们是罪恶的、愚蠢的、自我本位的、前后矛盾的或是好弄权势的家伙，总之都要烟消云散，只有“目的”能继续存在。这“目的”就是一切；目的不就是如此长存于党内吗？ 托洛茨基是共产党里一切反对派中的最重要人物，但他的推理并不比上文所说的更深刻多少。在自我批评的时候他曾大叫道：党是不会错的，因为它是历史必然性和无阶级社会的化身。流放期间，他曾企图用历史上类似的往事来解释莫斯科大审判的可怕的卑鄙，他指出皈依基督教前的罗马，以及资本主义萌芽时的文艺复兴时期，都曾出现过背弃信义的谋杀、诽谤、撒谎以及丑恶的大规模罪行等无可避免的现象。于是他下结论说，在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时候，也一定要发生这类现象：这些都是仍存在于新社会中的旧阶级社会的残余。但他用这种说法，什么都不能说明，他只能抚慰自己的良心，以为自己并未“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或苏维埃——即过渡到新的无阶级社会去的一个形式。假如他对这问题探讨得更深一层，一定会看到：无论在共产主义或文艺复兴或其他历史时期，当一个所有权阶级为它自己开辟途径时，当它遭遇的困难愈来愈增加，它的控制权愈来愈需要完密无缺时，道德上的考虑也就愈来愈不关紧要了。 同样的，那些不明白在共产党人取得胜利之后哪一种社会变革是真正关键性的人，不得不把共产党人中各种各样的道德危机重新估价一番。对于所谓非斯大林化运动，或以前奉承斯大林的人对斯大林作无耻的、颇像斯大林方式的攻击，也不得不视为“一种道德危机”而加以重新估价。 任何独裁体制都无可避免地要发生大大小小的道德危机，因为它的追随者惯于认为政治思想的统一是最大的爱国品德与最神圣的公民义务，他们对于必然要出现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与变化一定大为烦恼。 但共产党人却感觉并知道，在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中，他们的极权主义的统治不但不会削弱，反而更会增强；这是一条无可避免的路；道德的或诸如此类的理由即使不算是碍手碍脚的东西，也只能算是次要的东西。实际的行动使他们很快就知道这一切，结果，他们的道德危机无论深刻到什么地步，很快就终结了。当然，共产党人若是想要达到他们梦寐以求的真实目的——隐藏在理想目的下面的目的——那就只好不择手段了。 四共产主义在别人眼中看来是道德沦丧的，但还不能说它是脆弱的。一般说来，至今为止情况恰恰相反。形形色色的清党与“莫斯科大审判”加强了共产主义制度与斯大林的统治。无论如何，某些阶层——例如以纪德为最著名代表的知识分子——虽因此而鄙弃共产主义，并怀疑像今天这样的共产主义是否能实现他们所信仰的计划与理想；但共产主义并没有削弱：这个新阶级变得更强、更巩固，摆脱了道德的顾虑，踏着共产主义信徒的鲜血前进。由别人眼里看来，共产主义在道德上是堕落了，但由它自己的阶级和它对社会的控制看来，它在事实上却加强了。 要想使当代共产主义被它自己的阶级成员所鄙视，还必须具备别的条件。必须这革命不但吞噬了它自己的儿女，而且可以说是吞噬了它本身。必须参与这革命的最有头脑的人们领会到它是一个剥削阶级，它的统治是不合理的。具体地说，必须这阶级发觉在最近的将来根本谈不到什么国家的消亡，什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必须这阶级承认建立这种社会的可能性是很容易给人驳倒的，正如容易给人证明一样。具备了这些条件，于是这个阶级所已经使用并正在使用以达成其目的及其统治的各项手段就成为荒谬、不人道、违背它的伟大宗旨——甚至背弃这个阶级的本身。这样一来，就会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裂痕与动摇，而且再也无法遏止。换句话说，统治阶级为它自己的存在而作的斗争，迫使它或它内部的各宗派摒弃现正使用的手段，或者不再认为他们的目标已经在望而且是真实的。 在任何共产党国家中，至今还没有发生像这里所说的纯理论的假设的这种发展的希望，即使是在斯大林死后的苏联也是如此。在苏联，统治阶级仍然是一个紧密的阶级，对斯大林的手段所进行的谴责，即使是在理论上，已发展为防止苏联陷于个人独裁的暴政。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曾主张以 “必要的恐怖政治”对付“敌人”，这和斯大林以暴政对付“优秀的共产党员”恰成对比。由此看来，赫鲁晓夫并未谴责斯大林所用的手段，只是谴责把这种手段施于统治阶级高级分子。这个阶级的内部关系，自斯大林死后，似乎已有变化，这个阶级已足够坚强，能免于向它的领袖和特务机构的绝对控制投降。这个阶级和它所用的手段迄今并无多大改变，在道德的结合上还说不上内部有什么裂痕，不过，裂痕的初步征象已呈现出来了；在思想的危机里，这种征象日益明显。但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认识：道德解体的过程还几乎没有开始，促成它开始的条件还几乎不存在。 寡头统治阶级既僭越了若干权利，就无法防止这些权利的碎屑落到人民手里。寡头集团若是大谈其在斯大林统治下没有权利，连共产党人也没有权利，那么群众也会同时应声而吼道：他们也没有权利——他们的权利更是被剥夺得一干二净。拿破仑本是法国资产阶级的帝王，但当他的穷兵黩武以及官僚暴政使人无法忍受时，资产阶级终于反叛他。而法国人民也由此终于能得到一些利益。斯大林的手段（其中教条地假定有个“未来社会”也起了重要作用）是不会卷土重来了。但这不是说现任的寡头统治者们就会废弃斯大林所用的全部手段，即使他们无法使用，也不是说苏联就会很快地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法治的、民主的国家。 然而，有些事情已起了变化。统治阶级再也不能用什么只要目的好，手段一定对的理论来哄人了，甚至连它自己都哄不过去。它当然还要大谈其最后目的——共产主义社会——因为若不大谈这一套，就只好废弃它自己的绝对统治了。在这种情形下，统治阶级是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每一次它采取了什么手段后，它却又不得不对使用这些手段表示谴责。一种更大的力量——害怕世上的公众舆论，害怕舆论的制裁会使它本身和它的绝对统治受伤害——将指挥这个阶级，箝住它的手。当这个阶级觉得自己已强大得足可摧毁本身的创造者或整个制度的创造者（斯大林）的迷信时，它同时也就给了它自己的理想基础以致命的打击。这个统治阶级虽保持完全的统治，但已开始废弃并丧失它的意识形态，即使其获得政权的教条。这个阶级已开始分裂为许多宗派了。在最高层，一切都平安无事，但在最高层之下的深处，甚至在最高层分子之中，新思想、新观念已在萌芽，未来的大风暴已在酝酿中。 由于统治阶级不得不鄙弃斯大林的手段，它将无法保存它的教条。手段在实际上是教条的表现，也是教条所依据的那种实际行动的表现。 促使斯大林的左右看出斯大林手段的危害性的，既不是善意，更不是人道，而是迫切的需要，才促使统治阶级变得较为“明理”一点。但这些寡头们为了避免使用极端残暴的手段恰恰是撒下了对他们的目的怀疑的种子。目的一度作了使用任何手段的道德上的幌子。现在既鄙弃这种手段，这就令人怀疑到目的本身了。一旦那保证目的的手段给人揭露是有害的，那么目的的本身也就表明它永不可能实现。因为任何一个政策中的最极本事项首先便是它的手段——假定一切目的看求是好的。正如俗话所说，就连“通向地狱的路也是好意铺成的”。 五有史以来，还没有过一个理想的目的是用非理想的、不人道的手段达成的，正如历史上没有一个自由社会是由奴隶造成的一样。最能表现目的的实质及其伟大者莫过于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 假如必须要用目的来替手段开脱罪恶，那么一定是这目的在实质上有卑鄙的地方。真正抬高目的，并使一切为目的而作的努力与牺牲有道理的，是手段，是手段的不断改进以臻于完美，合乎人道，与增进自由。 当代共产主义却连这种情况的起头之点都还未达到。它反而停步不前了，对于手段总犹豫迟疑，但对于它的目的却总是满有信心。 在历史上从没有哪一个民主的政权——或在它存续的时候较为民主的政权——是主要地凭借对于理想目的所怀的愿望而建立的。民主的或较为民主的政权都建立在看得见的、日常应用的、小的手段之上。伴着这些手段的应用，各个这种政权多少有点自动地达到了伟大的目的。另一方面，每一种暴政都企图拿它的理想的目的来替自己掩饰。但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暴政达到过伟大的目的。 绝对暴虐，或不择手段，这是同共产主义的目标之大而无当性，甚至不现实性相一致的。 当代共产主义，利用革命手段，已成功地破坏了一种社会形态而横暴地建立了另一种社会形态。起初，这种行动是受人类最美丽的、基本的人类理想——平等、博爱——所指导的；到了后来，共产党才以这些理想为幌子，运用一切手段，建立它的统治。 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奴隶》（The Possessed）这部小说中借一个人物的口转述书中主角习加里也夫的话： “……他那篇稿子写出了一桩精彩的事，”宛霍文斯基继续说道，……“社会里的每个人都监视别人，他有责任告密，出卖别人。每个人都属于全体，全体也属于每个人。大家都是奴隶，在奴隶身份上是一律平等的。他偶尔也会主张诽谤与谋杀，但主要的却是平等。……奴隶是必然会平等的。在历史上若没有专制，就不会有自由与平等。……”
像这样，由于用目的来替手段辩护，目的本身就变得越来越遥远而不现实了，而手段上可怕的现实则变得越来越明显且令人无法忍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