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 第六章 对思想的专制统治 一虽然共产党人在取得政权时，他们对思想所施行的专制统治简直精密得如医生临床工作一样，但在共产主义的哲学里，寻找对思想专制统治的根据，也只能找到一部分。共产主义的唯物论，也许比同时代的任何世界观，都要具有更多的排它性。它把它的信徒们推向一种处境，使他们简直不可能采取任何其他的观点。假如不把这种观点同特殊形式的政府及所有权等联系起来看，则共产主义对于人类思想的可怕的摧毁及压制方法，还是不能仅由共产主义的唯物论本身就可以解释得通的。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或意见都企图把它自己说为唯一正确而完满的理论。人类思想的本性就是这样。 马克思与恩格斯理论与众不同之点，并非由于他们所提出的理论的本身，而却是由于他们运用这些理论时所用的方法。他们不承认同时代人们思想里的任何科学及进步的社会主义的价值，常常一古脑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科学”；这样一来，一切认真的讨论和研究都被他们预先阻止了。 马克思与恩格斯有一种特别狭隘及排它的观点，从这里，共产主义后来可以抽出为它意识形态上不容异说的内容。这个观点就是：一位科学家、思想家或艺术家的政治观点，与他们作为思想家或艺术家的真实的或科学的价值，这两者之间具有不可分性。所以，假如一个人被发现属于政治上的一个敌对阵营的话，那末，他的一切其他方面的目标或工作就都应该加以反对或抹煞。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这种立场，仅能部分地解释为这是由于财产所有者以及权力掌握者剧烈反对的结果，而这种反对是在所谓“共产主义的幽灵”一出现时就激动起来的。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排他性还有另外一些东西造成并使其加强的，而这些东西是植根在他们的学识中的：他们自信已探研了各种哲学的奥秘，因此他们以为假定有谁要达到任何有意义的结论，而不以他们的世界观为基础的话，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并且，由于当时的科学气氛，又由于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需要，马克思与恩格斯都渐渐以为，凡对于他们自己不重要或对于他们的运动不重要的东西，甚至在客观意义上说，也都不重要了，那就是说，凡与运动不发生关系的东西一律不重要。 结果，马克思、恩格斯两人进行本身的工作，并不了解同时代的许多最重要的思想，也轻视他们同一个运动内部所有与他们相反的意见。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没有提到过当时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叔本华，也没有提到像泰因(Taine)这样著名的美学家。对于当时著名的作家与艺术家也没有提及。甚至于也没有说到那些追逐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属的意识形态及社会潮流的人们。马克思、恩格斯对付他们在社会主义运动里反对者的办法完全是凭凶暴与不容异说。这对于蒲鲁东的社会学来说也许是不重要的；但对于社会主义及社会斗争的发展来说，特别在法国，却是非常重要的。同样的情形也可适用到巴枯宁。马克思在他的《哲学的贫困》一书里，除了把蒲鲁东的意见一笔抹煞外，他又轻蔑地说了好多的题外语。他同恩格斯两人以同样方法对付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拉萨尔以及他们自己运动内部的其他反对派。 可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却也很仔细地注意到他们那个时代的许多有意义的知识界的现象。他们接受达尔文的学说。他们特别了解过去的许多潮流——古代的及文艺复兴时代的——因为欧洲的文化就是从这里面发展出来的。在社会学方面，他们借用了英国政治经济学派的理论（亚当·斯密与李嘉图）；哲学方面，借重了古典的德国哲学（康德、黑格尔）；而在社会理论方面，则借重于法国的社会主义，或由法国大革命后所发生的潮流。上述潮流都是些伟大的科学、知识以及社会潮流，它们造成了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民主与进步的气候。 在共产主义的发展上，显然有它的逻辑及一贯性。马克思比列宁科学一点，客观一点；而列宁主要的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他是在俄国沙皇的专制制度，半殖民地的俄国资本主义，以及全世界的垄断主义者的势力范围的纷争等环境中成长的。 靠着马克思，列宁对人说教：就全部历史说来，唯物主义是一贯进步的，而唯心主义则是反动的。这样说不仅是片面与错误的，而且它又把马克思的排它性加强起来。如此说教也是由于对历史哲学的知识不够。在1909年，当列宁写那本《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时候，他并不十分熟悉任何伟大的哲学家，不论是古典的或现代的。而为了要战胜一切反对派，他们的观点阻碍了他的党的发展，于是列宁就拒绝了一切与马克思主义观点不合的东西。在他看来，凡不合于原始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都是错误的，毫无价值的。但必须承认，在这方面，他的著作可以说是合乎逻辑而又有说服力的教条主义的出色典型。 既然相信唯物主义永远是属于革命的及破坏性的社会运动的一种意识形态，于是列宁就得出了片面的结论；那就是说，唯物主义通常都是进步的——甚至在研究方面以及在人类思想的发展方面都是如此——而唯心主义则是反动的。列宁把形式和方法同内容以及同科学发现都混为一谈。事实上只要一个人在他的思想上是唯心主义者，就已经足够使列宁把他的真价值以及他的发现的价值完全抹煞。所以，列宁把他政治上的不容异说实际上扩展到全部人类思想史的范围了。 欢迎十月革命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于1920年已准确地道出了列宁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教条主义之真谛： “然而，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另一方面，我根本上持着不同意见。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主义；它实在也是一种宗教，具有细致繁琐的教条以及使人感悟的经典。当列宁要证明一些理论的时候，如果可能，他总是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他不仅相信土地及资本应该共有，而且它们的产品应尽可能地平均分配。他是抱住了一大堆有意弄成的教条式的信仰——例如哲学的唯物论——而自得其乐的人，这些信仰也许是对的，可是，就科学尺度来说，却不能确实证明它们是对的。对于客观上可疑的事情采取一种不惜一战的确信，实在是一种旧习惯，世界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已逐渐摆脱这种习惯，而走向建设性的以及有成果的怀疑主义的气质，而这个气质也构成科学的境界。我相信这种科学境界对于全人类是无限的重要。假如说，一个更为公平的经济制度，须先封闭了人类自由思考，而且把他们重行投入中世纪知识牢狱的深渊，方可达到的话，那末，我就认为这代价未免太高了。自然不可否认，在某一个短暂的时期之内，教条式的信仰有利于斗争。”〔引自《布尔什维主义：实践与理论（ Bolshevism： Practice and Theo-ry），纽约，哈考特．勃雷思与霍威(Harcourt，Brace & Howe)出版公司出版．〕
罗素所说的还是在列宁的时代。到了斯大林却更进了—步，他“发展”了列宁的理论，可是他缺乏列宁的学识，也没有列宁深刻。经过—番仔细研究之后，可得到一个结论：原来斯大林，这个被赫鲁晓夫认为是当代“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却没有念过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再加上他持有极端的教条主义，他甚至于不需要再看一看马克思的经济研究著作，就可以建筑起斯大林牌的“社会主义”了，斯大林也不深知任何哲学家。他对于黑格尔的态度，好像他对付一个“废物”一样，硬说“普鲁士专制主义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动”的说法是黑格尔提倡的。 可是，斯大林却熟读列宁的著作。斯大林借助于列宁之处更大于列宁之借助于马克思。斯大林只对于政治史方面，特别是俄国的政治史，具有相当的知识，而且他的记忆力非常好。除了这些知识以外，斯大林为了扮演他那个角色，实在也不需什么更多的东西了。凡与他的需要及观点不合的，他可以一律宣布为“敌对的”，而且加以禁止。 这三个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不管是在性格方面，或在表达的方式上，都形成了强烈的对照。除了是一个革命家之外，马克思还有几分纯科学家的味道。他的作风是动人的，奇异的，豪放的，而且具有一种胜人一筹的机智。列宁呢，就简直好像是革命的化身。他的作风是热情奔放的，锋利的，而且前后一贯。斯大林则以为他的力量来自对于人类一切欲望的满足，而且以为他自己的思想就是人类思想的最高表现。他的作风平淡，单调，不过他那过分简单化的逻辑以及教条主义，对于遵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以及普通人，却具有说服力。它里面也含有教会神父们著作中的简单明了的风格；但斯大林这种作风并不是他青年时代宗教生活的结果，而实在是在原始情况下，或是教条化的共产主义者的环境所产生的表现方法。 至于斯大林的信徒们不独缺乏斯大林本人那种粗鲁的内在凝聚力，而且也缺乏他那种武断的权力与信心。虽然这些人在任何方面都是一个常人，但他们具有极强烈的现实感。既然因为他们完全为官僚政治的现实所缚，而不能产生任何新的制度与观念，那末他们唯一的本领就是窒息任何新事物的创造，或使之变为不可能。 这些情形就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其教条性及排他性方面的发展经过。而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导致一个新阶级及其控制权的巩固，这一控制权不只是受制于一个意识形态，甚而还受制于某一个人或寡头集团的思想。这样一来，结果就引起一般知识之衰落，以及该意识形态本身的贫乏。与这同时，对于其他观念，甚至对于人类思想本身的不能容忍的程度，也已增加。所以，该意识形态之进步，以及它的构成真理的因素，已因其信徒们实际力量的增大而相应地衰退。 因为愈来愈片面而排它，当代的共产主义更其不停地制造许多片面的说法，而且竭力企图为之辩护。一眼看上去，好像它的许多观念，个别的说，似乎都对。可是，其中充满谎言，不可救药。片面的东西被夸大而弄到歪曲真相的程度；而且，其中谎言的口气愈肯定、愈动人，它也就愈能加强它的领袖们对于社会的垄断，因而也就是加强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理论本身的垄断。 二 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则这个基本论点是所有共产党人都不得不采取的立场，这就必然要在实际上引起在一切知识活动领域里的专制。 假使原子的运行是不依照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规律，或不依照所谓矛盾的统一规律，而发展为较高的形式，可怜的物埋学家能有什么办法？假如宇宙的运行根本不理共产主义的辩证观，那末，天文学家又能有什么办法？假如一切植物不依照李森科—斯大林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之间应该和谐及合作的理论生长，那末，生物学家又有什么办法？这些科学家们因为不能率直扯谎，他们就必须准备因他们的“邪说”的后果而受难。如果理想使他们的发现被接受，就必须使他们那些发现完全“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公式。所以科学家们经常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不知道他们的观念与发现，是否会妨害到官方的教条。因此，连对于科学，科学家们也就只好采取了机会主义及妥协的办法。 其他各种知识分子的遭遇也正相同。在许多方面，当代的共产主义都令人想起那些中世纪时宗教教派的排它性。有一位名叫杜契奇(Jovan nucic)的塞尔维亚诗人，在他那本《忧患与安祥》(Tuge i vedrine)里，曾经论到加尔文教派，它所谈的似乎可与共产党国家内知识分子的处境联系起来： “……加尔文，这个法学家兼教条主义者，凡是他在火葬埸上没有焚化的东西，他也要使它在日内瓦人民的灵魂 里扎根。在这些人的家庭里，他引进了宗教的灾难及神圣的遁世观念，所以甚至到现在，那里也还充满着阴气森森及黑暗，他硬教人对于一切欢乐与快乐都仇恨，而且又用命令谴责诗歌和音乐。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以及主宰一个共和国的暴君，他又铸造了铁一样的法律，像镣铐一样，套在全国人生活的头上，甚至管理到家庭的感情。在宗教改革运动所培养的人物中，加尔文也许是那些革命人物中最冷酷无情的人，而他所传授的圣经则是生活里最令人灰心的经文……加尔文决不是一个新的基督教使徒，他们愿望恢复基督教教义的原始的纯洁、朴素、以及柔和，宛如基督教刚从拿撒勒的天空传播出来时的情形。原来加尔文这人却是一个亚利安的苦行僧，当他把自己和当时的政权断绝关系的时候，他也同时把自己与其所奉行的教条的一个基本原则——爱——完全断绝关系了。他另创一种人，这些人是诚恳而充满了道德，但同时却又充满了对于生活的怀恨，对于幸福的怀疑。世上没有比这更严厉的宗教，比他更可怕的先知了。加尔文使日内瓦的人民都麻木不仁，永远不可能享受任何快乐。世界上从来没有人们像这样，宗教为他们带来了如此多的灾难与悲惨。加尔文是一个卓越的宗教作家，其对于法文纯洁性的重要也就如同马丁路德之对于德文净化的重要一样，马丁路德是将圣经译成德文的人。不过，他也是一个神权政冶的创始人，而这个神权政治同罗马教皇的王朝一样像一个独裁政治。当他宣布着他在解放人们精神人格的时候，实际上，他却在把人的世俗人格降低到最黑暗的奴役状态。他使人迷乱，而且也没有以任何方式为生活带来光明。他改变了很多的东西，但一无所成，毫无贡献。差不多在加尔文之后的三百年，也在日内瓦，法国文学家斯登达尔注意到那里的青年男女们的谈话，只谈及‘这位大牧师’及其最后一次讲道，同时，这些人如何对于加尔文的那些说教背诵如流。”
除此之外，当代的共产主义也包含着英国克伦威尔统治下的那些清教徒们的教条式的排它因素，以及法国雅各宾党人所表现的政治上不容异说的因素。但是，共产主义与它们之间有着许多重要不同点。清教徒绝对相信圣经，而共产党人则相信科学。共产党人的权力，比之雅各宾党人的权力，更完全得多还有，在彼此能力上也有许多的不同；向来没有一个宗教或独裁政治，能够希望获得像共产主义的制度那样的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权力。共产党的领袖们都相信他们已在走向创造绝对幸福的路途上，而且一个理想的社会也和他们的权力增长成比例地成长。有人讲过一句笑话，共产党领袖们已经创造了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了——但只是为了他们自己。事实上，这些共产党领袖们确也把他们本身与全社会以及全社会的许多愿望都当作一体。专制主义总把自己和对于人类绝对幸福的信念打成一片，虽然它不过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暴政而已。 时代的进步已经把共产党政权掌握者变为“人的意识”的吹捧者。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他们对于“人的意识”的关怀随着他们权力的增加而增加起来了。 南斯拉夫也没有能绕过上述的演化情形。南斯拉夫有些领袖们，在革命的时期里，也曾经强调过“我们人民的高度意识”；这只是当“我们人民”或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积极拥护这些领袖们时，他们才这样说的。不过，依照南斯拉夫领袖们的说法，现在上述人民的“社会主义”意识却非常低；因而，必须等待民主政治的到来，才能把它提高起来。南斯拉夫领袖们曾公开地说及这一事实，“当社会主义意识长成的时候”，他们也就准备赐给民主，他们所信任的这种意识是可以通过工业化的途径自动达到的。在那个情形未到来之前，这些主张把民主一点一滴分批施舍给人民的理论家，其实际上所行的却是完全和民主相反，他们主张，为了未来幸福和自由着想，他们有权去阻止任何与他们不相同的其他观念或意识的存在，即使是最轻微的表现也不许可。 至于苏联的领袖们，只有在开始的时候，他们还不得不被迫东闪西让地允许“将来”给人民以民主。但目前他们却干干脆脆地说，这种自由在苏联已经创立了，当然，甚至他们也感到自由已在他们下面发生作用。他们不停地“提高”人民的意识，他们劝人民“生产”，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以及干燥无味的领袖们的政治观念，不断地填塞到人们的脑中。更糟的是，他们还不停地强迫人民承认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忠诚，并承认他们相信他们领袖们所作的一切允诺都永远不会错而且是切实的。 一个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公民，经常受到他良心痛苦的压迫，唯恐自己违反了什么禁律。他总是战战兢兢，因而他必须处处表示他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敌人，就好像在中世纪时，一个人必须时时表示出他对于教会的忠诚一样。 学校制度以及一切社会的与知识的活动都是促成着这种类型行为的。一个人从生到死都一直在执政党关怀之下，关怀他的意识，也关怀他的良知。新闻记者，理论家，雇佣的作家，特设的学校，批准的官方见解，以及无数的物质手段都被动员起来，被运用起来，以“提高社会主义”。说到最后，所有报纸都是官办的；无线电及其同类的东西，也都如此。 不过，这一切手段所收获的效果并不大。在任何情况下。效果与所花费的力量及方法都不相称，只有新阶级算是例外，不管怎样，他们总是信以为有效果的。它们已使一切与官方不同的意识都不可能表现出来，且在与相反意见斗争方面也收获相当的效果。 纵使在共产主义统治下，人们也还在思想，因为任何人也无法停止不想。而且他们所想的与官方所规定的想法不相同。他们的思想有两面——一面是为他们自己本身的；另一面是对公众的，对官方的。 甚至在共产主义制度之下，人们也还没有被千篇一律的宣传愚弄得他们不可能得到真理，得到新观念。仅就知识领域而论，寡头政治执政者的一切计划所引起的结果，是生产少，而停滞、贫污、腐化的现象多。 这些寡头与救主，这些以保护者自居，不让人类思想流入“罪恶的思想”或“反社会主义路线”的人物，这些贪购廉价然而却是仅有的一点消费品的不顾天良的人物——这些坚持死硬、不变的古旧观念的人物——已使他们人民的求知动力受阻并陷于冻结了。他们想出了一句最反人道的口号——“根绝人的意识”——而且他们就依照这句话去做，好像他们是在清除树根与莠草，而不是在对付人类的思想。不过，恰恰因为他们窒息了他人的意识，削弱了人类的智慧，使得人们鼓不起勇气，立不起志愿，以致后来连他们自己也变得衰老了，脑中空洞无思想，而且完全缺乏那种由无私的思考所激发的求知热情。这就弄到像一个戏院没有观众；那些演员就只好自演自唱，自己狂欢。他们的思想如同他们吃饭一样的机械：他们的脑子所以思想是应付最基本的需要。这就是今天那些共产主义说教者们的情形。他们是警察，同时也是一切传达人类思想工具——如报纸，电影，无线电，电视，书籍，以及其他同类的东西——的所有人，而且他们又是一切维持人类生活物质——如食物，以及避风雨的屋子——的所有人。 这么说来，难道没有理由把当代的共产主义和宗教的教派相比吗？ 三虽然如此，所有共产党国家，也还是完成了若干技术上的进步，纵使这些进步是一种特殊进步，而且也只见于某些特殊时期。 工业化既是那样的迅速，自然要产生一大批技术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阶层，即使在质的方面并不特别高，可是它却可以吸收许多人才，并且也可激发发明的智慧。所以，帮助某些经济部部门加速工业化的理由，也可作为一个刺激发明的力量。在军事技术方面，无论在第二次大战中或自第二次大战以来，苏联并不落后；而苏联在原子能的发展上也没有远落在美国之后。虽然官僚制度使它难于采取革新措施，但工业技术却到底也进步了，有的时候，许多发明物要搁置在国家机关的仓库里数年之久。而生产组织的漠不关心又时常把发明力更进一步窒息了。 因为共产党的领袖们都是些实际人物，所以他们立刻和技师们及科学家们合作起来，而不再过多注意他们“资产阶级”的观点，这些领袖们看得很清楚，没有技术知识界的合作，工业化就不可能完成，并且这个知识界本身也不可能变为危险分子。也就和在其他方面一样，共产党人关于这个知识界也有一套过分简单化、然而却大致有一半对的理论：其他阶级对于为它服务的专家们向来都付给薪金。那末，为什么“无产阶级”或这个新阶级，不可以也这样做呢？根据这种论点，他们立即就发展一种工资制度。 尽管他们有技术上的进步，事实上在苏维埃政府之下，并没有获得任何伟大的现代科学发明，仅就这一点而论，苏联还可能不及沙皇时代的俄国，那时候，虽然在技术上极为落后，但确有许多划时代的科学发现。 即使技术上的原因使科学发明非常困难，可是这个困难最主要的理由还是社会性的。这个新阶级非常注意，务必使它对于意识形态的垄断不致受到危害。而每一个伟大的科学发明是那个发明者思想上先有一个改变了的世界观的结果。一个新的观念往往对于已经被采取的官方哲学并不合适。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每一个科学家都必须悬崖勒马，以免他的理论不符合于规定的需要的教条而被宣布为“异端”。 同时，使发明工作变得更为困难的是迫使人们相信官方的见解，即马克思主义或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知识以及其他活动的领域里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在苏联，从来没有一个著名的科学家没有碰到过政治上的麻烦。这有很多的原因，但有一种原因是因为与官方的路线相对立。在南斯拉夫，这类事发生较少；而相反地，却有许多例子证明对于那些“忠诚”的、然而低劣的科学家们有偏爱。 共产主义制度刺激了技术上的进步，但也妨碍了每一伟大的研究活动，由于思虑的不受干扰是研究活动的必需条件。听起来这些话也许有点矛盾，但事实确是如此。 虽然共产主义制度相对地阻碍科学的发展，但它们却绝对地阻碍任何知识的进步及发现。这个制度以一个派别哲学的排它性为根据，显然是反哲学的。在这个制度里面，从来没有产生过，也不可能产生出一个思想家，特别是一个社会思想家——这里不把那些专权的人物算在思想家内，虽则他们一般说来也是“主要的哲学家”和“提高”人的意识的大师。在共产主义中，一个新的思想，或一个新的哲学及社会学说，必须要循着间接的途径表达出来，通常是经过文学或某些艺术部门的途径。为了要能在世界上露面并开始生存下去，任何新的思想必须第一步先把自己隐藏起来。 在所有科学部门和所有思想之中，社会科学以及对于许多社会问题的考虑往往遭遇最坏的命运；它们很难生存下去。只要它是个社会问题，它的每一部分都必须依照马克思及列宁的理论，或依照领袖们所垄断的理论来解说。 历史，特别是关于它自己——即共产主义的——这个时期的历史，是不实在的。史实的随意删略与假造，不独是被允许的，而且也是普遍现象。 人民的知识遗产也被没收了。这些垄断者的举动好像在表示着，一切历史之所以发生，只是要让他们这些人自己出现在世界之上。他们以自己的类型及形式来衡量过去以及过去的每一件事，而且他们又用一个划一的尺度把所有的人类及各种现象都分为“进步的”与“反动的”两大类。就在这种方式下，他们竖立了纪念碑。他们抬高了侏儒，毁掉了伟大人物，特别是与他们同时代的伟大人物。 他们所用的“唯一科学”方法对他们自己确是非常适宜的，因为这个方法可以保护并为他们对于科学与社会的包办控制辩护。 四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艺术方面。在这里，对于已经确定的形式和平庸的观点越来越偏爱，这是可以了解的： 因为没有任何艺术不具有它的思想，或不具有对于意识的相当影响。可是统治者的先决条件却是对于一切思想的垄断，塑造意识。在艺术上，共产党人是传统主义者，大部分因为他们需要继续垄断人民的思想，但也因为他们的无知及偏见。他们之中有些人，在现代艺术上，也容忍某种民主的自由，不过这却仅仅是他们承认对于现代艺术的不懂，所以认为必须容忍一点。列宁当时对于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就是抱着这样的感觉。 虽然如此，可是那些落后的民族，在共产主义制度下，除了技术的复兴之外，却也能体验到一种文化复兴。文化虽然大部分以宣传的形式出现，但人们接触文化的机会总可以较多。新阶级本身也对文化传播很注意，因为工业化提出需要质量更高的作品以及需要扩大求知的机会。于是学校以及职业性的艺术机构就都发展得非常快，有时甚至超过了实际需要及可能。所以，艺术上的进步是不可否认的。 一次革命以后，在统治阶级还没有建立完全的垄断之前，许多有意义的艺术品通常却已经创造出来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的苏联就是这种情形；当前的南斯拉夫也是如此。这情形好像是革命把蛰伏着的天才唤醒了起来，纵使那个由革命所产生的专制主义对艺术的窒息已愈来愈强。 窒息艺术的基本方法有两种：一是对于艺术的知识与理想主义方面的反对，一是阻止艺术形式的改革。 苏联在斯大林时代，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就是除了斯大林自己所喜欢的以外，其他的一切艺术表现形式都被禁止。同时，斯大林的鉴赏力并不很高明，他耳朵听不大清楚，他又偏爱八音节和亚历山大式的诗歌。杜次溪( Deutscher)说过，斯大林的文体变成了全国的文体。在艺术形式上采用官定观点，与采用其他官定思想一样，都是无所选择的。 不过，虽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也并非永远如此的，而且也并非不可避免必须这样做。苏联在1925年曾经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其中这样说：“在文学形式的领域内，以整个党来说，决不只致力于一种目标”。可是党并不因此放弃所谓“意识形态的帮助”，就是说，党不放弃它对于艺术家们的意识形态及政治上的控制。这就是在艺术领域里，共产主义所达到的最大限度的民主了。南斯拉夫领袖们今天的处境也相同。1953年以后，开始舍弃民主形式、实施官僚制度的时候，那些最原始与最反动的因素就得到了鼓励；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疯狂迫害开始了，它的公开目的就是在于控制一切艺术的形式，转瞬之间，整个的知识界都一变而为反现政权了。因此，政府不得不退后一步，通过卡德尔的一次演说，宣布党并不规定艺术形式的本身，可是它不能允许“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违禁品”出现，那就是说，当局不允许它认为“反社会主义”的观点出现。布尔什维克党曾经在1925年采取过同样的立场。这就构成了南斯拉夫政府对于艺术所定的“民主”限度。但在南斯拉夫领袖们中，大多数人的内心态度却并没有因此有所变更。在私底下，他们仍然认为整个知识界及艺术界并“不可靠”，有“小资产阶级”意识，或用较温和的话来说，就是“意识形态的混乱”。南斯拉夫最大的报纸（《政治报》）1954年5月25日曾经引用过铁托的一句“令人难忘”的话：“一本好的教课书比一本小说有价值得多”。接着发现了有周期性的狂热攻击，不断地攻击艺术里所谓“颓废”，“破坏性的观念”，以及“敌对的观点”等等。 与苏联文化不同，南斯拉夫文化至少已经隐盖了，而不是摧毁了关于艺术形式上许多不满及激烈的意见。这在苏联文化里从来就没有可能。南斯拉夫文化的上面只是吊着一把剑，但在苏联，这把剑却早已刺进了文化的心脏。 相对的自由形式是存在的，因为共产党人只能间歇地加以镇压，不过这种自由不可能完全使一个富于创造性的人自由。艺术必定通过形式本身来表现新的观念，纵使表现的方法是间接的。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虽然艺术可以享有最大的自由，但在它所被允许的自由形式，与政府对于一切观念的强迫控制之间，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这种矛盾常常要暴露出来，有时出现在对“违禁品”观念的攻击中，有时出现在艺术家的作品里，因为它们被迫用某些特殊的形式。它之所以暴露，主要的是因为政府的无限垄断主义愿望以及艺术家们难以抗拒的创作愿望之间存在着冲突。实际上，这也是存在于科学的创造性与共产党教条主义之间的冲突；不过现在它被转移到艺术的园地里来了。 任何新的思想或观念，都要先在内容方面检查一番，批准或不批准，然后再装到一个无害的框子里去。正如对其他的冲突一样，共产党的领袖们对于这个冲突也无法解决。不过，如我们所已经看到过的，他们却可以时时自己脱身出来，通常是以艺术创作的真自由作为牺牲。在共产主义制度里，由于这个矛盾，以致不可能发展出真的艺术作品，也不可能发展出艺术理论。 一件艺术品，在它本质上，通常就是对于某一特种情势或对某一特种关系的批评。因此，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任何艺术的创作，如想以实际题材为基础，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只有对于某一特种情势的称颂，或对于现制度反对者的批评，是被允许的。在这些条件下，艺术是不会有什么价值的。 在南斯拉夫，许多官员及若干艺术家都在埋怨，为什么南斯拉夫没有任何足以表现“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的艺术作品。可是另一方面，在苏联却创作出无数的艺术作品，它们都是以实际题材为基础的；不过，这些作品却并不如实地反映真相，所以它们没有什么价值而很快地为群众所唾弃，过后甚至也为官方所批评。 南斯拉夫与苏联所用的方法虽不同，但最后的结果则完全一样。 五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中现在都流行着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 可是在南斯拉夫，这个理论已被粉碎，现在仅有最反动的教条主义者仍在坚持着它。在这里，也如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政权本身是有力量阻止任何不同意的学说发展的，但它却没有力量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其他东欧国家的情形也可以说是一样。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甚至不是一个完全的理论体系。高尔基是首先用这个名词的人，也许是由自己的现实方法所激发起来的。他的观点是说，在不成熟的当代“社会主义”情形下，艺术必须以新的或社会主义观念为灵感，而且必须尽可能地忠实的描写现实。这是它原始的意义。后来，愈来愈多地带有许多其他的意义了——如典型观念，强调意识形态，党的团结等等——这些是由其他理论中借来的，或是硬加进去的，都是为了要满足共产党政权政治上的需要。 因为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实际上的意义不过是共产党人对于意识形态的垄断而已，它所要求的不过是以艺术的形式把领袖们的狭隘与落后的许多思想加上一层外衣，并且把他们的工作用浪漫的、歌功颂德的笔调加以描写而已。这就被利用来作为官方对于思想控制和有必要对艺术本身进行审查的借口。 这种控制所采取的形式，在各共产党国家里，也彼此不同，由党及官僚检查制起，一直到通常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为止。 例如，南斯拉夫就从未有过检查的制度。它用这样的方法来间接施行控制：在出版业，艺术家协会，定期刊物，报纸等方面，党员把任何认为“可疑的”东西，提交有关当局。从这种气氛里所产生的就是检查或事实上的自我检查。即使党员们可以贯彻他们的某些主张，但因为他们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必须进行 自我检查，所以他们必须伪装自己的言行并且说些毫无价值的吞吞吐吐的话。但这个现象却被当为进步，当为“社会主义的民主”，而不当为官僚专制。 不管是在苏联也好，或在其他共产党国家也好，检查制度之存在不能免除创作的艺术家们进行自我检查。知识分子们为他们的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实际情况所迫，不得不进行自我检查。自我检查，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实际就是党在施行意识形态控制时的一种主要方式。在中世纪时，人们一定先要探究一下教会对他们工作的想法；而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情形也一样，人们必须首先想象政府需要那一种工作，或是先去探一探领袖们的口味如何。 检查，或自我检查，都被说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帮助”。同样的，共产主义里的每一件事都被说成致力于实现绝对幸福。因此，许多名词如“人民”，“劳动人民”，以及其他类似的名词，虽然含义很模糊，也常常被引用到艺术方面。 不管是什么，如迫害，禁止，将形式与观念强加于人，屈辱，侮骂；又如，像那些半文盲的官僚们所加于天才们的学究式权威；这一切都是在代表人民或为人民的名义下进行着的。甚至在名词的运用上，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也无什么不同。有一位名叫辛科的祖籍匈牙利的南斯拉夫的作家，曾经把两种独裁制度下所谓“艺术”的理论家的话，作过一次有趣的比较： 苏联的理论家铁木非也夫在他那部《文学理论》里写着：“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帮助人们熟悉生活，帮助他认识他本身是在参加生活。” 而《国家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要义》上宣称：“一个艺术家不可能仅是一个艺术家而已，他也永远是一个教育家。” 希特勒青年团的领袖锡拉黑(Baldur von Schirach)却如此说：“每一件真的艺术品适用于全体人民。”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委员日丹诺夫说过： “任何有创造性的东西都是为大家所可了解的。”
而在上述《文化政策的要义》里，舒尔兹(WolfgangSchulz)说：“国社党的政策，甚至它那被称之为文化政策的部分，都是由领袖自己或由其所授权的人们来加以决定的。”假如我们要了解，国社党的文化政策到底如何，我们必须研究这些人物，研究他们为了教育他们的负责同僚，他们做了些什么和他们曾经发出些什么指示。 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雅罗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斯大林同志给艺术家们以灵感，给他们以指导的思想……而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以及日丹诺夫的报告给予苏联作家们一套完整的工作程序表。” 凡是专制政治，即使是相互反对的制度，总是用同样的方法为自己辩护，他们甚至免不了用同样的字句来辩护。 六作为一个以科学名义仇视思想的敌人，作为一个以民主名义反对自由的敌人，共产党的寡头集团所能完成的，不过是人类心灵之完全腐化而已。资本家巨头或封建贵族，常常依照自己的能力及愿望，来供养艺术家及科学家，因而既帮助了他们，却也腐化了他们。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腐化是国家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般说来，共产主义制度就是窒息并压制任何它自己不同意的求知活动；那也就是说，窒息并压制一切深刻的及富于创造性的东西。而在另一方面，凡是它以为有利于“社会主义”也即共产主义制度本身的东西，它都要加以奖励，而实际上也就是以收买的方法去腐化。 即使不谈如“斯大林奖金”之类的，隐蔽而激烈的收买手段，利用个人与当权者之间的联系，高级官僚们的滥肆要求与收买等等——这一切都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极端的情形——事实还是存在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本身确实使知识分子，特别是艺术家腐化。政府的直接奖金也许可以废除，也好像检查制度是可以废除一样，但它那种腐化及压制的精神却依然保留着。这种精神，是由党官僚垄断物质及心灵所建立和刺激起来的。知识分子们走头无路，不管为了思想或为了利益，他们都只有向当权者靠拢。纵使这个权力并不直接掌握在政府的手里，它也还是渗透到所有的机关和组织的。说到最后，一切决定都是由它作的。 对于艺术家来说，虽然他的社会地位也许不会因此而引起什么变更，但限制及集权主义的实施总以愈少愈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艺术家在南斯拉夫工作和生活，比在苏联要容易得多了。 一个遭受压迫的心灵不得不被迫腐化。假如一个人要想知道，为什么二十五年来，在苏联并没有产生任阿有意义的作品，特别是在文学方面，那末，他将发现，比起政府的压制来，腐化及收买政策对于作品稀少的影响，还要更大一点。 共产主义制度迫害，猜疑，以及刺激那些真有创造性的人们，使他们不得不从事自我批评。它给那些阿谀的人们以各种富有吸引力的“工作条件”与滥用的荣誉或头衔，奖金，别墅，休假中心，购物优待，汽车，大使级地位，宣传鼓动的保护，以及“宽宏大量的干预”。因此，在原则上，它是偏爱那些无才的，寄生的以及缺乏发明能力的人物。同时，可以理解，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已失去了他们的方向，信心以及力量。自杀，失望，纵酒，淫荡以及内心力量与人格完整之丧失等等都是因为艺术家被迫不得不对自己以及对他人说谎的缘故——所有这一切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最常见的现象，都可以在那些真正愿意从事创作、而且也具有创作能力的人们身上发现。 七通常以为共产党的独裁是在实行一种野蛮的阶级歧视。这个说法不是完全准确的。从历史过程来看，当革命松懈的时候，阶级歧视随之衰退，而意识形态的歧视却反而增加。 目前有一个错觉，即是无产阶级已经当权，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同样的，以为共产党之迫害什么人，全因为他是一个资产阶级，这看法也不对。固然共产党的政策确是在极严厉地对付旧统治阶级的分子，特别是资产阶级分子。不过，凡是投降了的，改变了方向的资产阶级分子也能得到报酬优厚的位置与照顾。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秘密警察可以在他们里面物色到能干的密探，而新政权掌握者则可以找到他们能干的仆人，只有那些在意识形态上不赞成共产党的措施和观点的人们才会遭到惩处，并不考虑到他们的阶级，或他们对资本家财产的国有化政策的态度。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对于那些与统治的寡头集团不同的民主与社会主义思想的迫害，比起对于以前旧政权最反动的信徒的迫害，却要更严厉，更完全得多。这是可以了解的：因为后者所具有的危险较小，他们只向往于过去，而过去则很少有卷土重来的可能。 当共产党人取得政权时，他们对于私有财产权的攻击造成一种错觉，以为他们的措施主要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来反对有产阶级。后来许多事件却证明他们的各种措施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是为了建立他们自己的所有权。所以，共产党自己所有权的建立这件事，必须主要在意识形态的歧视方面，而不是在阶级歧视方面，加以表现出来。反之，如果这个看法不对，如果共产党确也为劳动大众真正所有权的建立而奋斗，那末，阶级歧视确是应该流行下去的。 既然意识形态的歧视流行是事实，那末初看上去，就应该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一个新的宗教教派已经出现。这个教派坚持着它自己的唯物主义及无神论教条，而且把它们强加于人。共产党做得确也像一个宗教的教派，虽然事实上他们并不是。 这种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止是某种政府形式和所有权形式造成的结果。意识形态本身这方面也诚然为这些政府及所有权形式的产生帮了忙，而且也在用一切方法去支持它们。意识形态上的歧视是共产主义制度继续存在的一个先决条件。 如果以为其他各种歧视——如种族，等级，以及民族——都比意识形态的歧视还要坏，那就看错了。这些歧视在表面上似乎更野蛮一点，它们却并没有那么细放，那么完全。它们的目标只是在于各种社会活动，而意识形态歧视则以整个社会为目标，而且以每一个人为目标。其他类型的歧视可以在物质上粉碎人类，而意识形态则对准人类的命根加以打击，这个命根或许是为人类所特有的。对于思想之专制统治，是最完全与最残酷的专制统治形式。任何其他种类的专制统治则以思想专制统治始，以思想专制统治终。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意识形态的歧视，一方而它是以禁止其他不同的思想为目的，而另一方面，以把自己的思想武断地强加于人为目的。这两种形式都是最惊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极权专制形式。 思想本来是一个最富创造性的力量。它揭开了新的事物。人们如果不思想或不考虑，他们就既不能生活下去，也不能生产。虽然共产党人口头上可能否认这个真理，但他们却不得不被迫在实际上接受它。这样一来，他们就使得除了他们自己的思想之外，其他任何思想都不可能得势。 一个人可以放弃很多的东西。但他却必须思想，而且具有把他的思想表示出来的深切需要。当有表现需要的时候而被迫保持缄默，这是非常令人难受的。专制统治最恶劣的表现就是在于它强迫人们不要像平常那样去思想，强迫人们表达不是他们自己的思想。 思想自由的限制不仅是对于某些特定政治及社会权利攻击而已，而且它是对于人类本身的一种攻击。不过，人类对于思想自由不可磨灭的愿望却永远是可以在具体形式下表示出来的。假使这些愿望，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还没有明显表示出来的话，那也绝非说它们就不存在。今天它们存在于那些暗中的消极抵抗之中，存在于人民还没有成形的希望之中。看上去好像是，由于压制的全面性，它已把全国各阶层之间的差别都抹去了，它把所有要求思想自由和一般性自由的人们都团结起来了。 历史也许可以原谅共产党所犯的许多罪过，并承认他们有时确是被迫采取许多残暴的行为的，由于环境的关系或是由于保卫他们本身存在的关系。不过，共产党对于各种不同思想的窒息，以及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私人利益对思想所采取的专横的垄断，这些罪行，将把共产党人钉在历史上耻辱的十字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