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米歇尔·于松《资本主义十讲》（2012）
第九讲 什么样的危机？
历史上，同质的周期会被归为一类。在资本主义整个发展阶段，这些周期所呈现的特征是明确而有限的繁荣以及短暂而小规模的危机。由此也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曲线会出现一个突然上升的势头。停滞期则呈现出曲线的特征，期间虽然也可能出现一些周期性的振荡，但这一曲线在几十年间大致能保持在同一水平。
——托洛茨基，《资本主义发展的曲线》（1923） |
金融危机、生态危机、粮食危机等等：过去两年来人们在谈论的到底是什么危机？今天，所有这些危机相互结合，最终使资本主义逻辑受到了质疑。但是，“危机”一词有点被滥用，而且应当对资本主义当前所面临的三种危机作出区分：周期性危机、调节性危机以及体制性危机。
周期性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从本质上注定是周期性的。这一现象很早就被人们所注意。在专业术语里，我们称之为“尤格拉周期”即经济增长的运行变化会呈现出交替出现的周期性波动。这些周期的长短可以有所不同：在19世纪时约为十几年，而在最近数十年来则只有7 - 8年。其强度同样也有所不同：在“辉煌三十年”期间这些周期是小规模的，而自20 世纪80年代初以来，它们变得更加引人注目，而且各国之间的同步性更强。
这种周期性的运行方式必然会导致周期性的危机，而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们否认这种可能性。萨伊定律认为供给（即所生产出来的东西）与需求（即人们所购买的东西）之间是不会存在差距的，因为需求是供给所创造出来的。这一定律忘记了资本主义的两个基本特征：这是一种商品化的体系，一种竞争的体系。商品化的体系：商品不能仅仅满足于被生产出来，它们还必须销售出去。在生产和销售之间还穿插着金钱和收入分配，它们都会在供给和需求之间留下许多印记。竞争的体系：不同资本家所作出的决定并不是都能相互协调的，对他们当中某一个人有好处的东西并不一定符合他们的整体利益。马克思可能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进行研究的人，也就是说研究生产和销售相互和谐所必须保持的一些大体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称得上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之后，凯恩斯提出了非充分就业均衡的可能性，从而将萨伊定律彻底粉碎。
然而，经济活动的周期循环本身并不是一个会威胁到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而存在的重大缺陷。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周期本身是一个会独自出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能自我修复的机械运动过程。因此，这个机制是“内生的”，换言之它是资本主义“正常”运作的一部分。事实上，周期运动的动力正是源自资本家的投资行为。在形势很好的情况下，他们会想抓住这一时机，从而开始投资：他们需要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因为销售正在增长，他们预期到了利润的增长。但是，他们的投资一定会过度，因为投资是流量，而资本则是存量。投资的波动加剧了生产的波动，这就是现代经济学家们所称的加速器效应。过了一段时间后，生产能力将超过市场的消化能力，赢利能力便会下降。一方面是太多的资金（积累过度），而另一方面是没有足够的销售市场（消费不足）。因此，资本家必须开始刹车，但同样的事情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由于刹车太快，随着投资的减少，经济增长势必放缓甚至导致整体经济活动的下降。于是，繁荣便进入衰退。之后，再过一段时间，又需要进行新的投资，于是生产机器被重新启动。鉴于投资所发挥的引擎作用，因此经济周期大致与资本的平均生命周期相当这一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通过国家干预以及一些自动稳定器，战后的资本主义已经学会了更好地控制这些周期。人们多多少少从20 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吸取了一些教训，并且意识到在经济衰退期间国家应该为需求提供支撑，从而降低衰退持续的时间及程度。如果能够有一部分收入几乎不受经济形势波动的影响，那么国家在这方面就有可能做得更好。当员工在失去工作，又没有任何收入时，这种损失会导致一部分需求的消失，从而进一步加剧衰退的程度。只要这些员工还能有一部分收入——如失业救济金，那么衰退对于需求的影响就会减小。然而，“辉煌三十年”时代的资本主义曾逐渐建立起了一系列社会转移支付手段，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自动稳定器”：它们就好比是为社会需求划出了一条不会掉下去的底线。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一大特征正是要把这些稳定器说成是影响企业竞争力的负担，并试图把它们——去除。然而，最近的这场危机再次证实了这些机制的保护作用，以至于一些曾在危机前把社会模式看成是法国“衰落”之源的人如今重新发现了它的好处。
调节性危机
资本主义是一种二冲程发动机：它需要利润和销售市场。人们很简单地就能把各大经济范式与这一命题联系起来。新古典主义认为赢利能力优于需求，并认为需求会随之产生：他们一直在强调通过供给政策来为恢复赢利能力创造条件。相反，凯恩斯主义者则认同那些支持需求的政策，因为他们认为需求与经济活动以及就业之间存在决定性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利润与销路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对根本矛盾。他们是对的，因为对利润来说是好的东西，对于销售市场来说基本上都是不好的。这里就出现了一种与资本主义竞争性有关的“合成谬误”：所有的资本家（或所有的国家）都想降低或压缩工资总额，以获得更多的利润，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此外，即使他们不这么做，其竞争对手也会这么做的。即使所有的资本家（或所有的国家）都按照这一伟大的想法去做，他们所得到的也是一个负面的结果，即销路的枯竭。这种矛盾会在周期内出现，但其影响却十分广泛：为使资本主义“可持续”运行，就必须设法成功“管住”这一矛盾，最好永远都不要碰到它。
资本主义运行过程中还有许多其他问题需要可持续的解决方法。这些解决需要通过一整套标准、机制和机构来实现——这套标准、机制和机构的有效性将贯穿漫长的历史时期，并决定着“生产秩序”。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卡尔·波兰尼等人所提出的一条基本思路：资本主义并不悬浮在空气中。它需要规则，需要货币，需要国家，需要机构。这是一种悖论：资本主义想建立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但同时它又需要正规性。例如，资本主义如果没有了能使人获得最低限度信任感的货币，它就可能无法正常运转。因此，资本主义不仅需要货币，而且需要得到银行和国家最终担保的货币。这一结论推翻了自由主义有关秩序自发而生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和谐是在个人利益简单相加之后出现的。然而，忘记了这一尽人皆知的事实很可能导致可怕的幻觉。例如，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以及商品关系的全面恢复并没有导致另一种替代的社会模式传奇般出现。最后需要有国家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干预才得以走出社会分裂和经济混乱的局面，例如经合组织在养老问题上所做的。
这正是调节学派把这些概念理论化的好处之所在，尽管调节学派后来出现了偏差，认为这些因素可以随意进行组合。概括地说，有四大问题会不断地向资本主义提出来，而且资本主义可以给出不同的答案，但这些答案必须是协调一致的。把这些答案串在一起就能给资本主义的一个历史时期作出定义，因为这些机制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当这些机制出现问题时，人们就会说调节出现了危机。我们可以利用它们自己的相关陈述，以一种粗线条的方式大致勾勒出福特式资本主义、“辉煌三十年”时代的资本主义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将其取代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所提供的答案。
资本主义的阶段
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大致可以从以下四方面的因素来定义：积累机制 （经济）、技术范式（技术）、社会调节（社会）以及国际劳动分工（国际）。首先，我们必须先看一看这些抽象的概念所涵盖的究竟是什么——同样，它们还与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则相对应。
积累机制决定着生产和销售市场之间是如何结合的。就生产而言，经济增长的快或慢，也就是说积累的多或少将直接取决于它们是否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衔接。从销售市场来看，两种假设的情况都是可能的：一是大众消费是靠工资的上涨来带动的；二是收入分配是不平等的。这一概念也包括了资本家之间的游戏规则，尤其是竞争的方式、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关系以及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根据上述所有的因素，人们可以设想出各种组合，但它们并不是全部可行的：各种组合之间必须协调一致。
技术范式所描述的是生产方式和现有技术之间的关系。与资本主义每一伟大时期相对应的是一整套发明创新，而且这些发明创新已在整个经济界得到了传播。但光靠技术创新是不够的。
社会调节囊括与工资关系相关的一切，包括生产所在地的劳动组织形式、社会立法以及福利国家在提供补充收入和公共服务方面发挥的功能等。对资本主义来说，其目的就是既要确保员工的顺服，同时又要使社会和经济秩序建立在一种合法形态的基础之上。
国际劳动分工与全球经济的组织形态是一致的，它也说明了每个国家是如何融入世界市场，如何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这个概念涵盖了好几个问题：谁在提供原料？谁在生产那些最先进的工业品？哪一种或者说哪一些货币是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支付手段和储藏工具？投资和资金流动是如何确定方向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力量对比的等级次序，而排序过程是按照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标准来进行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结构和等级次序从来都是由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对比关系所决定的。
表9 -1 福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 | 福特式资本主义（1945 -1975年） | 新自由资本主义（1980 句2010年） |
| 积累机制 | 福特主义 | 金融控制 |
| 技术范式 | 汽车制造领域的科学管理制（泰勒制） | 信息技术 |
| 社会调节 | 社会妥协方案 | 灵活性 |
| 国际劳动分工 | 国际化 | 全球化 |
要想了解这一分析模式的贴切性，最好的办法是从“辉煌三十年”（1945 -1975年）的“福特主义”与此后30年的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对比入手，并把它应用到当代资本主义中去。
“福特主义”一词中的“福特”所指的是亨利·福特，他不仅是一位企业家，而且也是一位资本主义理论家[1]。他已经意识到生产与大众消费之间是有可能出现“良性循环”的。泰勒制（即科学管理方式）的劳动组织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其前提是必须大量生产汽车，而且还必须把这些汽车销售出去。为了解开这个方程式，福特找到了一种解决办法，即付给员工高薪，而此举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通过“更合理地利用工作时间和员工的精力”[2] 以及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增加工资 （1914年时的工资为每天5 美元）以及缩短工作时间（每周工作5 天，即40 个小时）达到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果。而在销售市场方面，工资的提高以及产品价格的下降使需求得到了扩大。
战后的资本主义逻辑已经出现“大部分商品都被它们的生产者消费掉了。这是一个我们绝对不能忘记的事实，这是我们繁荣的秘密所在。”[3] 接下来的一切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起初，“权力和机器在管理者手中相互结合”使工作时间得以缩短。而这又会导致销路的扩大：“每周上五天班的人会比每周上六天班的人消费更多。”于是一个良性循环便出现了：“消费的增长将要求有更高的生产能力，这将导致更多的工作、更多的利润和更多的工资。”福特似乎主张减少工作时间：“拥有更多自由时间所产生的结果往往与人们心里的普遍想法完全相反。”但他同时也为这种“社会妥协方案”设置了界限：一方面，权力和机器必须“掌握在管理者手里”；另一方面，这一切都离不开消费需求不断扩大这一基础——“当员工能获得较高报酬时，他们的消费愿望就会上升。而这些愿望会变成需求”。福特意识到了愿望（want） 与需求 （need） 之间的区别，并从中看到了应当从资本家能生产的东西入手来打造消费模式，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因此，人们用“福特主义”来形容“辉煌三十年”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合乎逻辑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有助于增加工资，也有助于弥补人均资本的增加，从而使利润率保持在恒定状态。一切都在以大致相同的幅度上涨（法国大约为5%）：人均劳动生产率、人均资本拥有量以及购买力等，而这一切都是在充分就业的背景下出现的。诚然，并不是说这就是天堂了：不平等的差距回落缓慢；贫困者，尤其是退休人员的腰包也鼓得很慢。与购买力增加相对应的是劳动强度的增加，尤其是在泰勒所竭力推崇的科学管理方式——条块分割、不断重复同一操作的流水线作业——得到全面推广之后。用福特的话来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出自管理者之手的”机械化和集约化的结果。最后，这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在汽车行业以及其他家用电器等领域，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愿望”会变成一些与消费结构相适应的“需求”。
在福特主义和泰勒制之后，还应当再谈一谈凯恩斯主义。在吸取了20世纪30年代危机以及军火经济的教训之后，各个国家认识到了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系统性的政策直接干预经济的重要性，以避免出现大的破产和极具破坏力的股市暴跌。通过反周期的需求剌激政策以及通过爬行式的通货膨胀使投资资金“缓慢贬值”将有助于减轻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并防止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同时出现衰退。经济中的很大比例以国有企业或公共服务企业的形式被国有化了。与此同时，福利国家开始建立，包括社会保障 （医疗和退休）、最低工资制、劳动集体协议以及失业保险等。
在国际层面，世界经济的结构是美国及其货币的霸主地位所决定的。战后重建阶段过后，国际贸易是伴随着国际化进程而发展起来的——那时的国际化进程远不如当前的全球化：那时候，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有着贸易和投资往来，但这一切都是在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逻辑下展开的，并存在着一些控制工具——税收、限制再出口、限制利润汇出等。最后，北南关系主要是统治和依附的关系，南方国家被赋予了原材料或低档工业产品供应商的角色。
这一整体格局使资本主义获得了某种形式的合法性。在发达国家，购买力的增加和就业机会是有保障的。经济衰退都是小规模的，福利国家的拓宽导致了生活条件的改善。这些成功产生了这样一种社会心理——这种心理今天已经消失，当时每个人都能积极地规划着自己的未来：自己以及自己下一代未来的命运一定会更好。职业生涯的概念对大部分员工来说是有意义的，总之，个人的轨迹呈现积极上升的势头。借用阿兰·利比兹 （Alain Lipietz）所作的形象比喻，有人在自动扶梯上的位置可能比其他人更高，但所有的人都在往上升。
然而，这一美丽的架构却随着1974 -1975年的全球经济衰退而遭遇了危机，这是一种真正的“调节性危机”，因为一切都被破坏，“福特主义”的一致性已被摧毁，今后再也无望得到修复。战后资本主义的活力主要源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突然出现的衰退立即使其进入了危机。应通过技术和社会因素相结合来分析这一现象。有人会用这样一种比喻来描述泰勒制的“收益递减效应”：当人们能加快流水线的生产速度时，劳动生产率就能得到提高，但是当增长达到极限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就将是零。
固9 -1 说明了整个欧盟所出现的不同周期：直到20 世纪70 年代中期，劳动生产率都以较大的幅度增长（每年为4% -5%），在接下来的十年内急剧下降，之后则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每年增幅为2% ，之后则进一步下降）。回过头去看，“辉煌三十年”的历史定位似乎已经显现：它只是一个间歇期。在整个20 世纪，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达2% ，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因为这意味着每35 年劳动生产率就将翻一番。如果每年的增速达5%，那么只要14 年就可实现这一目标。换句话说，只要磨子里有粮食可磨，劳动生产率的增益就很难不以各种形式分一部分给员工。
图9 -1 1960 -2010年法国的劳动生产率增幅和失业率
资料来源：法国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
这些功绩该如何解释？这不仅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因为它还包含着另一个问题：这些成就能不能被复制，在什么条件下能被复制？第一个答案是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代表着两方面的弥补：一是弥补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破坏，二是对欧洲而言是弥补与美国的技术差距。这一解释中的第二部分实际上是在转移话题，因为它意味着要对美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原因作出解释。此外，这种弥补说显得有些机械，它忽视了福特主义积累机制自身所具备的潜能。强调福特主义的独特性及其难以复制性——即它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起联系——似乎会更有收获。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再也无法建立起这种联系了——这一点与后福特主义理论家的期望恰恰相反。
在同一张图上人们还可以看到另一条曲线，即失业率曲线。把两者放在 一起可避免再给出那种简单化的解释，即认为失业率高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直接后果。然而，这一点看起来好像是显而易见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就意味着用更少的劳动就能生产出同样的东西，也就是说就业将会减少。因此，有关劳动的终结、“经济恐怖”或不可能再回到充分就业等说法纷纷出现。而事实上，事情似乎要更加复杂，因为恰恰是在劳动生产率或者说其增长速度崩塌的时候，失业率也开始在上升。福特主义时期的特点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很快，但此时的失业率也非常低，几乎接近充分就业状态（见图9 -2）。相反，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失业率虽然也会出现高低的反复，但总体上仍维持在9%左右的较高水平。然而，在此期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明显放缓。有关技术失业的神话是站不住脚的，否则事态应当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劳动生产率越低，就业机会就越多，失业率就越低。这种简单的推理是错误的，因为它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元素，即工作时间。
图9 -2 1870-2009年法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 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 GDP, 2008, http://gesd.free.fr/amaddi.xls; Insee; Pierre VIlLIA, “Un siècle de données macréconomiques”, lnsee Résultats, n°303 - 304, 1994, http://bil.ly/villa94。
现在，必须记住这关键的一点：福特主义的终结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突然下降所导致的。之后出现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劳动生产率中速提高的资本主义。但是福特主义所特有的其他一些“设置”同时被彻底摧毁了。因此，福利国家的普及以及通货膨胀的运用等过去那些曾被人们交口称赞的做法突然之间成了影响再生产体制正常运转的障碍。
[1] 也有人说他是一位反犹太人的疯子。参见Michaěl Löwy, “Henry Ford, inspirateur d’Adolf Hitler”, Le Monde diplomatique, avril 2007, http://bit.ly/lowy7。
[2] Henry FORD, “Why I favor five days’ work with six days’ pay”, World’s Work, octobre 1926, http://gesd.free.fr/ford26.pdf.
[3] 所有这些引语都援引自上一个注释中所提到的那篇对福特的专访。
背景资料：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连续出现的各个不同阶段。 19 世纪最后1/4 的时间 （1873 -1896年）与“大萧条”是相对应的：在此期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十分低迷。随后而来的是“美好时代” （Belle époque）：这一阶段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头几年增长势头仍得到了保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阶段，劳动生产率开始下降，并最终导致了20 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这种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继续保持。与战后重建相对应的是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并很快揭开了被称为“辉煌三十年”（1945 -1975年）的序幕：在此期间，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幅达到了5% ，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后，与 1974年和1975年的经济衰退相对应的正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种下降趋势在整个新自由主义阶段——它是自20 世纪80年代开始的——并没有改变。
这种趋势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基本存在，只是不同国家在时间上略有差异，人们甚至可以就如何精确作出划分展开讨论。其中一个主要的结论是：无论如何，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角度看， “辉煌三十年”是个特例。只要做个简单的计算就可理解这一点： 1950 -1975年间，也就是说在1/4 个世纪里，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3 倍，也就是说与过去一个世纪 （1850 -1950年间）里的增幅相当。
但是，这是不是一种错觉呢？ “辉煌三十年”不过是弥补了1914 - 1945年所积累下来的破坏，并且恢复了以前的升势——这可以用来弥补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差距。[1] 这种分析似乎有些机械，因为它假定劳动生产率一定存在着可以提升的潜力，而且这种潜力在经过一段较长时间后一定会显现出来。这个问题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在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时，战争—— 比如说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还能算是独立于资本主义逻辑的外部事件？这是弗朗西斯科·洛萨（Francisco Louçã） 在一篇十分著名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如果一切都是基于那种想把一部分历史从历史剧中抹掉的统计假象，那就不能夸耀自己已掌握了实际情况。”[2]
[1] C'est notamment la thèse soutenue par Isaac JOHSUA dans Une trajectoire du capital, Paris, Syllepse, 2006
[2] Francisco LOUÇÄ, “Ernest Mandel et la pulsation de l'histoire”, 2003, http://gesd.free.fr/chic03.pdf; voir aussi, du même auteur: Turbulence in Economic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1997.
福利国家的轨迹
福利国家的发展程度可以用强制税负担率——即税赋和社会保障费用的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比率——来衡量。在20 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衰退之前，人们对它充满了溢美之词：从经济角度看，它通过经济稳定器的作用——这一点人们在当前的危机中也可以看到——缓冲了经济衰退。各类福利资金的发放以及公共开支防止了经济衰退阶段需求的急剧下滑。它们还赋予了资本主义一定的社会合法性。但是这其中也有一个需要付出的代价，即社会保障费用的增长会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但它在很大程度会被税收的下降所抵消——税收总是与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一定的比例（见图9-3）。1974 -1975年的衰退打破了这种脆弱的平衡，并导致税收负担急剧增加：社会福利负担继续加重，而税收的增速也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正是在这个时候吉斯卡尔·德斯坦说出了这句精辟的名言：“强制税超过40% ，这是社会主义。”
图9-3 1950-2009 年法国的强制税
资料来源: Robert DEIORME et Christine ANDRÉ, L’ État et l'économie, Paris, Seuil, 1983; Insee。
他并没有完全说错。强制税负担率的提高意味着经济活动将越来越多地脱离私营部门，也就是说要摆脱利润的逻辑。福利国家按照自己的逻辑在运行着，这便是需求逻辑：无论是养老还是医疗领域，人们都按照需求（医疗卫生和养老方面的支出）来调整收入（社会保险费的缴纳比例）。因此，人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有效的、合法的社会化倾向，它最终很可能会对私有制提出严重的质疑。这正是奥地利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所设想的一种情景。 1949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会进行的一次演讲中[1]，熊彼特认为，即使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也“毫无疑问地而且赞许地”接受了这种新的社会共识。他列举了以下一些内容：“稳定经济的政策；扩大收入平等的愿望；物价规制的一套应有尽有的办法；欲望领域的无限制扩张，这些欲望在现在或是最后得由公共企业予以满足，或者是免费的或者是某种邮政局原则的；当然还有一切类型的社会保障立法。”熊彼特得出结论认为，向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避免的。“发展和调节资本主义诸制度，使它适合于私人企业得以稍异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计划的方式运行的条件”是有可能实现的。
在其著作《工业社会十八讲》[2] 中，雷蒙·阿隆否定了有关“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论调。但他认同了熊彼特的观点，甚至套用了他的话说，“50年前社会主义者的一些要求在今天正统的资本主义里成了显而易见的事”。但他也很快指出了这种社会化所存在的双重局限：“集体所有制并没有得到普及，市场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存在”。
在1/4 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一定义下的模型实现了理论化，并得到了正式认可。从此之后，资本主义成了一个经济上可控、社会上合法的制度。社会化进程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运行。在其所写的教科书《经济学》[3]中，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森这样写道：“通过货币和财税政策的适当和强化使用，我们的混合经济就可以避免过度繁荣和衰退，并能逐步出现一种健康的增长。”与他差不多同时代的法国一位部长莱昂内尔·斯托勒吕是这样论述的：“人们经常会说，鉴于国家在反周期干预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类似‘大萧条’这样的危机在今天已不太可能再发生。这些说法尽管听起来有些自夸自大，但实际上并非毫无根据。”[4]
这些倒叙很有必要，它能说明社会化进程在当时曾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成就，而且人们也从中看到它的好处。然而，1974 -1975 年的经济衰退使一切发生了彻底逆转。人们逐渐对此提出质疑：强制税不再是一种调节工具，而是变成了影响资本主义活力的“负担”。今后必须对其加以限制，甚至要把它们下调。从图9 - 3 中可以看到，将强制税稳定在一个固定水平上时——但必须维持在个较高的水平，这一目标也能够得到部分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福利国家仍在“负隅顽抗”，而这也正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个主要绊脚石。
[1] Joseph SCHUMPETER, “La marche au socialism”, annexe à Capitalisme, socialisme et démocratie, op. cit. , http://gesd.free.fr/schump49.pdf.
[2] Raymond ARON, Dix-Huit Leçons sur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1962］, Paris, Gallimard, “Folio Essais”. 1998.
[3] Paul SAMUELSON, Econom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7, p.360.
[4] Lionel STOLERU, L’Équilibre et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Paris, Dunod. 1968. p.483.
通货膨胀
这种逆转在通货膨胀方面也同样可以看到。福特主义时期通货膨胀呈现出一种爬行形态，甚至有着进一步上扬的势头。但是，人们在其中所看到更多的是它的好处。事实上，在对价格作出调整的同时，通货膨胀也能使实际利率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这不仅有利于企业的融资，也有利于减轻公共债务的利息负担。通货膨胀是经济增长的一种润滑剂。从工资方面看，按照相关指数对其作相应调整得到了充分保障：福特主义时代的工资标准会根据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而作出调整。这条规则甚至被写进了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工资合同中，也被纳入了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方式中。这一制度框架以及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力量对比，使得物价最终成了工资调整的参照指数。
然而， 1974 -1975 年的经济衰退使得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彻底失控。早在危机发生之前，围绕着分配而引发冲突就已十分严重，最终导致了通货膨胀的迅速攀升。之后，差距越来越大：在劳动生产率突然下降的同时，实际工资却在继续上涨。工资的份额开始增加，从而导致利润率下滑。从那个时候起，通胀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对增长有利的因素，而是被看成一个绝对的坏东西：对通货膨胀的恐惧从一开始就是新自由主义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一学说的影响下，一些激烈的政策相继出现，它们所使用的主要是两种杠杆。第一个是利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 将利率提高到了20% ，这一增长很快传递到了整个金融市场。第二个是直接向工资施压——在法国这被称为“工资非指数化”。反通胀成了打破工资增长的一个借口：通胀虽然下降了，但（尤其是）工资的份额也随之下降了（见图9 -4）。
图9 -4 1960-2009年法国的通货膨胀率和工资份额
资料来源：法国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
体制性危机
危机的第三个层次涉及这一制度的基础，即它自身的效率模式以及满足社会需求的模式。必须对这些略显抽象的概念加以解释。简单地说，资本主义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会去满足社会需求：一切都可以用商品的形式来加以满足，而且它必须能与获取高利润率相兼容。至于它的效率性，则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一基础上的，说到底就是建立在对劳动时间的经济核算这一基础之上的。
因此，满足社会需求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目的。它只是其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需求，所生产出来的那些可能带来赢利的商品卖不出去，那么这种生产就没有任何作用。这是调节派的分析中最富有成效的直觉之一：生产必须与社会需求的结构相匹配。因此，资本主义必须满足社会的需求，但不只是随便任何一种需求：资本主义能对需求进行打造，使之符合自己的标准。因此必须对需求进行过滤，剌激它们的产生，并对收入分配的结构进行有效的调节。最理想的原则当然是把需求引向那些能使利润实现最大化的商品，并且尽力摆脱那些可能无利可图的生产。
由此可以看出，福特主义是在利润和需求之间保持一定兼容性的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福特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一种独特的结构：它比那种弥补理论更能解释战后资本主义的出色表现。但它的确只是一个间歇阶段——它在20 世纪80年代初宣告结束。有人回忆起当年一些人是如何千方百计地设想一个“后福特主义”或“新福特主义”时代的：一些新的需求或许能取代过去人们对汽车的需求，而一些建立在合作、多功能、高素质等基础之上的新型生产模式也可能取代泰勒制。在这种和谐的甚至有些“悦耳的”观点看来.在资本主义各种无尽的可能组合下，新的社会契约是可能达成的。然而，这种“新福特主义”最终还是未能问世。当然，许多新的消费品被发明了出来，人们也可以在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的情况下进行生产，但没有一种新消费品的需求能与汽车的需求相媲美。而且，即使这样的消费品真的出现了，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已经将建立这种调节机制所需的机制全部破坏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表明重新回到任何新型福特主义已经不再可能。
自向新自由主义转向以来，社会需求与有利可图的供给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富裕国家，消费正在转向那些劳动生产率较低的服务领域。在南方国家，大多数需求在满足过程中所产生的利润率都低于全球市场所确定的标准。对当代资本主义来说，要想缩小这一差距变得越来越困难：它试图用扩大商品的范围以及组织收入分配——使之更有利于那些与其标准相适应的消费——等方式来做到这一点。例如，它希望出现一个“全球中产阶级”，并为其创造一些有利可图的销售市场。然而，这样一个结果却会使其丧失一定的合法性，因为资本主义的繁荣程度与其驱逐无利可图之需求的能力是成正比的。这种只满足那些有利可图之需求的“拒绝生产”模式与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资本主义满足社会需求的方式变得十分脆弱，其自身的效率达到了极限。
身处自己那个时代的马克思就己预见到了出现这种体制性危机的可能性：“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1]
[1] Karl MARX, Manuscrit de 1857 - 1858 (Grundrisse),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tome 2, 1980, p. 193. 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下册），第218页。
参考文献
DOCKÉS Pierre et ROSIER Bemard, Rythmes économiques. Crises et changement social, une perspective historique, Paris, La Découverte/Maspero, 1983.
MANDEL Emest, Le Troisième Âge du capitalisme, Paris, Éditions de la Passion, 1997.
MARX Karl, “Le vol du temps d'autrui, une base miserable”, extrait des Manuscrits de 1857 - 1858 （Grundrisse）,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tome II, 1980, pp. 192 - 196, http://gesd.free.fr/grundx1.pdf.
ROELANDTS Marcel, Dynamiques, contradictions et crises du capitalism, I: Mise en perspective, Bruxelles, Contradictions, 2010.
ROSIER Bernard, Les Théories des crises économiques, Paris, La Découverte, “Repères”, 2003, 5°éd.
感谢 志留 录入及校对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