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自由主义欧洲有何作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米歇尔·于松《资本主义十讲》（2012）

第八讲　自由主义欧洲有何作用？

· 公共服务的私有化
· 各种社会保障体系相互竞争
· 遭切割的经济模型
· 危机的影响

建设一个对企业开放的欧洲这一目标，是我们在1992年之前建立起单一市场的原动力。它要求我们在开放市场、扩大选择以及减少国家干预方面采取行动。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减少和废除贸易限制。

——玛格丽特·撒切尔，《布鲁日讲话》（1988）

　　欧洲一体化建设的历史说明了当代资本主义所出现的下滑和矛盾。欧洲饱受当前这场危机的打击，整个欧盟的构架都受到了威胁。因此，本着这样一条思路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欧洲一体化的建设进程是非线性的，它的性质在20 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了很大改变，它受到了人为切割。
　　建设欧洲共同体的计划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出现的，是两种必然要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协调欧洲的重建并且要在当时的世界两强面前建立起独立的欧洲一极。这就是为什么欧洲的第一批机构是“欧洲煤钢共同体”——这是一个对这两种物品的生产进行规划的机构（主要是规定产量）。当然，当时所立下的目标一开始就是雄心勃勃的。然而，当拟议中的“欧洲防务共同体”设想在1954年惨遭失败后，欧洲一体化重新回到了经济领域，并于1957年签订了《罗马条约》——该条约就强调要把市场经济当成参照原则。然而，在政策的实际操作中却出现了一种妥协的形式，即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和法国的国家干预这两者间的一种妥协。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六个成员，即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都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特征：存在一定的国家干预，公共部门占有较大的比例，社会保障系统的覆盖进一步扩展。在第一阶段真正得到实施的唯——个共同政策便是共同农业政策。在其他领域，共同体内部贸易的增长主要是相邻国家间贸易往来自发增长的结果，而不是欧洲共同体某一特别政策所推动的。当时组成“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英国也没有走出不同的道路。
　　第一个阶段所进行的是税收和社会福利制度自下而上的协调统一。这方面的主要动力并非来自欧洲层面，而是对各国的逻辑思维——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福特主义”——进行协调的结果。这一模型所依托的是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以及社会力量的相对平衡：这一局面使得员工能参与劳动生产率收益的再分配，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直接购买力的增长或间接工资（医疗和退休金）的增长。员工购买力的强劲增长会通过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得到弥补，这样利润率便可以维持在令资本满意的水平。
　　但这种模式在20 世纪60年代末遭遇了危机，而且危机在各国的表现形式大致相当。国际化进程为走出危机提供了一种出路。欧洲的大企业集团继续与其原籍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它们也把视野瞄上了比欧洲单一市场更加广阔的市场。尤其是当它们要与来自美国和日本的企业——它们在欧洲的投资越来越多——展开竞争时，这种情况尤其明显。此时出现了两种相互冲突的策略——这种对立在法国变成了两位右派政治人物之间的对立。第一位是忠于戴高乐主义传统的乔治·蓬皮杜：他的计划是继续加强大企业与公共部门之间的紧密联系，以便组建一些能与国际竞争抗衡的“全国冠军”。第二位是吉斯卡尔·德斯坦。他所代表的是最具国际化的那一部分资本的利益，所倡导的是“产业结构调整”，即切断大集团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并支持它们的国际战略。
　　原本可以选择的第三条战略由此被抛在了一边。这一战略是指培育出一批欧洲“冠军”，即建成一种真正的欧洲资本主义。在“将各国的思维逻辑加在一起”和“向世界市场全面开放”这两者之间，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种以欧洲各大企业集团间特殊协议为基础的真正的欧洲一体化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欧洲资本并不存在，而且与其他历史经验不同，欧洲一体化建设并非源自这个正在孕育的新经济空间内所进行的资本积聚与集中。大集团所采取的战略是：在欧洲市场内展开竞争，同时又把目光对准全球市场。
　　时代变迁是分几个不同的阶段完成的。很快，领导人们意识到了凯恩斯复兴方法不可行，它只能导致一种前所未见的情形，即所谓的“滞胀”——一种经济停滞和高通货膨胀的结合体。第二次全面衰退（1980 - 1981年间）给了致命的一击，从而为各国实施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政策开辟了道路。
　　欧洲层面成了向新自由主义方向大转型的一个理想工具。它能够对每个国家所采取的政策进行协调，从而赋予其一种超国家的合法性。欧洲建设此时被专门用于这方面的目的。经过了工资急剧下降和放宽对金融市场监管这一时期之后，出现转折的标志性事件是1986年签署《单一欧洲文件》。此举揭开了一个新进程，其目的是在1993年1 月 1日建成一个“统一大市场”。它已经包含了设立单一货币的可能性，并要求各国间依然留存的税收璧垒最终要全部消失。统一大市场计划似乎要真正彻底落实《罗马条约》中的一条基本原则，即自由竞争的原则。这一原则尤其适用于公共采购——公共采购能使国家的订购与国有大企业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这就是人们所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具体而言，《单一欧洲文件》为私有化浪潮提供了依据，从此私有化在各地全面展开。这一日期也标志着欧洲一体化建设方式的一个质变：和谐统一的道路将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在各种社会福利体制之间引进竞争。
　　自 1986年《单一欧洲文件》这一拐点出现以来，新自由主义的进攻变得更加连贯而清晰，其攻击的对象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国家政策与欧盟之间的衔接程度会因不同的领域而有所差异。欧盟的机构能够对各国的政策——这些政策都是朝着一个方向走的——进行协调，并帮助这些国家确定“改革”议程。但是，欧盟的机构也可以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指令的形式直接干预。公共服务的“自由化”以及在社会保障体系之间建立竞争基本上都属于这种情况。

公共服务的私有化

　　直到“统一大市场”建立起来之后，《罗马条约》中所蕴涵的一些自由主义潜能才真正被调动起来，具体的体现形式就是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浪潮。通过编制《白皮书》（或《绿皮书》），欧盟机构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些正式文本虽然不具约束力，但欧盟随后在众多领域通过了一系列的指令（欧盟的法律），包括邮政、电信、交通运输（空运、海运、公路和铁路）以及电力等。
　　这一进程不仅打着自由主义教条的旗号，而且也以欧洲的当务之急自居。时任欧盟委员会负责竞争事务的委员卡雷尔·范米尔特表示“竞争能够给服务成本施加恒定的压力，在垄断体制下，这些成本会显得十分过分。”他甚至把“传统上由成员国通过某些垄断形式在经营的一些行业（如能源、水务和电信等）”、看成是欧盟建设的“最大障碍之一”。
　　然而，假设的效率低下程度与人们私有化热情之间实际上没有任何关系。以法国为例，这里的情况刚好相反，甚至可以说最先实行私有化的恰恰是那些高效行业（至少是不亏本的行业）。如果把企业利润作为标准，那么私有化的合法性就很容易建立。但是如果从社会效益——换言之，即从其以平等的方式来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这一角度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价格越涨越高，穷人越来越受到排斥。
　　除了对公共服务自由化的社会影响方面进行批评外，人们还可以再加上另一个批评，即这种自由化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反欧洲的。公共服务的自由化反对建立起同质的经济空间，因而使得欧盟的结构调整政策无法实施。例如，在运输和能源领域，离开了那些公共行为体，任何基本的指导方针都无法确定。法国是一个高核化国家，而德国则计划逐步将一切核设施彻底淘汰：在没有公共干预这一杠杆的情况下，如何在这两个选项之间作出抉择，或者说如何能达成最低程度的协调？如果公路和铁路全部被私有化了，那么我们在公路和铁路之间又该如何选择？不应该把公共服务全部放开，使其在一系列领域都面临一种人为制造的竞争，而是应该使各种网络实现相互连通，并把它们置于欧洲某一监管机构的统一监管之下。欧盟已经有了统一的市场，也有了统一的货币。欧盟为什么就不能拥有一个统一的“能源”局、统一的“邮局”、统一的铁路网络等呢？这将是对欧洲统一的另一种雄心勃勃的、协调一致的、具有激励作用的设计：它将彻底改变当前条约中一些禁止提供相互援助的条款，因为“援助一个企业或一种商品的生产会扭曲或可能扭曲竞争”。

各种社会保障体系相互竞争

　　欧盟新成员的加入使这一问题开始暴露，这个问题也被明确地提了出来：在各成员国劳动生产率水平、工资待遇水平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应当如何来组织这一经济共同区域？对于这个有关欧洲一体化建设的关键问题，存在着两种回应方法：竞争或协调统一。协调统一的经济模式需要那些劳动生产效率低下的国家弥补差距，而这势必会对工资产生连带作用。最初的差距会被缩小，并且会出现一切上扬的趋势。相关国家并不会把目光只放在那些工资成本拥有优势的行业上，而是会进行“产业升级”，专业化分工往往也会趋于一致。
　　但这一进程并不会自动实现：它首先要求相关国家拥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以应对价格的增长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追赶速度的局面，同时它们在实现趋同的过程中必须得到欧盟转移支付资金的支持。然后，必须建立起一个与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对应的工资增长标准——工资增长通常是通过社会斗争取得的。这在一些地中海沿岸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加入欧盟后变得更加典型。
　　竞争的逻辑在阻碍着这一方案的落实。首先，它通过对欧盟预算的限制彻底终结了此类转移支付资金，也不同意开辟新的资金源或通过欧洲央行来借贷。其次，它把稳定物价当成了一个绝对首要的任务，将调整的可能性藏小到了最低程度。事实上，那些新加入的国家都不得不遵守著名的“马斯特里赫特标准”，即使它们的货币并没有加入欧元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自由主义所作的选择反对欧盟在工资方面设立任何标准，而且资本流动绝对自由的原则使工资面临着巨大的下调压力。
　　第二个方案的后果与协调统一是完全相悖的：由于竞争压力，员工将无法再参与劳动生产率收益的再分配，导致社会退步的专业化分工将重新出现。重要的是要了解这种格局对员工是不利的：他们的待遇将与自己工作所在地的“收入排行”无关，因为全面竞争所带来的工资上涨压力对富裕国家还是对相对落后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的。工资的不平等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则导致了工资条件的进一步恶化，社会保障体系自身也面临着竞争。财富分配不均将会拖累经济和就业的增长，而资本的积累将会在世界其他地区重新铺开。

遭切割的经济模型

　　欧洲自由主义模式是基于以下三联单建立起来的：统一货币、稳定公约和欧盟预算。在经历了曾给增长和就业带来灾难性后果的20 世纪90年代后，这一模式似乎修成了正果：1997 -2001年间，欧盟成员国新增了1000万个就业岗位。这显然证明了将马斯特里赫特模式下的欧元与更有利于就业的经济政策这两者相互结合是可行的。然而，经济形势的突变很快打消了人们这方面的幻想。事实上，在这种幻想被现实彻底否定之前，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上述的成功并非是因为严格地运用了新自由主义所开出的药方，而是由于货币、金融和预算等方面的一些约束被放宽所导致的。这一好转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因为过去的那些有利因素出现了逆转：美元开始下跌，工资和预算的紧缩逐渐盛行。欧盟委员会称之为“意外的放缓”，而实际上经济形势的反转是欧盟自身政策所导致的结果，而且这也体现了这一模式内部的矛盾。在危机爆发之前，这一分析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普罗迪就称《稳定公约》十分“愚蠢”。《稳定公约》是在经济形势非常好的情况下通过的，但它未能抵御第一场风暴的袭击。如今，使公约变得“愚蠢”的原因已经十分清楚：即使是在宏观经济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公约也要求各成员国在预算再平衡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而实际上这个时候要求预算能发挥出支撑需求的作用。欧盟委员会此后在确定预算目标时抛开了那些经济景气方面的因素，将重点放在了固守教条上，而不是设法改变公约的深层逻辑。
　　但是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根据经济景气作出调整的范畴。虽然欧洲一体化建设的目的是为建立统一的经济空间奠定基础，但是人们在整个20 世纪90年代看到的情况却刚好相反，此时出现一种日益增大的双重差距。一方面，美国经济增速要远远高于欧洲（超过1个百分点），而双方的经济增长率在20 世纪80 年代相差无几。另一方面，欧盟内部也出现了第二种分化。在2008 年危机爆发之前的十年间，欧盟成员国的平均增长率为2%。而“法郎-马克区”（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增长率明显低于这一水平，其他国家（西班牙、英国、爱尔兰、瑞典和芬兰）的增长率则接近美国。
　　这种差异与这些国家经济融入全球市场的程度有关：这些经济对竞争-价格的敏感度是大还是小；对捕捉全球需求的能力是大还是小；吸引资本的能力是大还是小。这些不同的定位最终并不会界定出一个利益共同体，而是会根据以下两个标准进一步强化分离倾向：一是出口对于汇率变动的敏感度；二是对美国主导地位的接受程度。
　　欧洲建设的方式，尤其是单一货币的设计非但没有导致这些分化因素减弱，反而有进一步增强的趋势。单一货币并不一定要求因此而成立的货币区存在着绝对的同质性，但它要求预算能保证负担的平衡和转移支付，从而使那些经济表现参差不齐的区域能在同一整体内并存。然而，所有的新自由主义构想都想最大限度地削减欧盟预算。其次，还必须拥有汇率政策，而这方面恰恰是欧洲建设的黑洞之所在。自欧元问世以来，它与美元之间的比价出现了大幅波动。一开始时，欧元与美元的比价下跌了30% ，之后又出现了差不多相同幅度的上涨。然而，欧元与美元之间的汇率通过出口的变化对欧盟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1997 -2001年间，欧盟的出口大大受益于美元的上涨，而此后美元的下跌又使欧盟的出口遭受重创。
　　欧洲每个成员国对这种汇率波动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这主要取决于其开放的程度及其融入世界市场的方式。美元汇率的波动起到了杠杆的作用，它使各国的运行轨迹更加分化。出于一些基本教义上的原因，欧洲层面一直没有真正的汇率政策，这就使得这一现象的作用变得更加强大。
　　如果欧元无助于增强整个欧洲的凝聚力，那么要它还有何用？其真正的功能是作为一种推广工资压缩的杠杆，并把这种压缩也扩展至间接工资（社会保障、退休金和公共服务等）。因此，实际存在的欧元并不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它只不过是经济警察的一个工具而已。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货币指令相比，欧盟在汇率和利率方面缺乏连贯的政策以及独立自主的立场，因此工资成了唯一可调节的变量。
　　问题是这些政策实际上都拖了欧洲经济增长的后腿：与工资压制相对应的是国内需求的疲软。如果冻结工资只是为了带来更多的财政收益，那么这样的做法将是十分完美的。但是，欧洲并非独自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一缺乏活力的组合留下了两个巨大的悬而未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产业的专业化问题。虽然说“产业政策”在欧盟层面是个禁忌的话题，但经济政策的选择会对专业化的方式产生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欧洲联盟同样没有作出选择，而是公开给出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一方面，它想使劳动市场变得更加灵活，以获得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它又在大谈特谈知识经济和新技术等。欧盟很可能会全线失利，并受到美国（它已经重新获得了技术领先的优势）和那些真正低工资的新兴国家的双面夹击——即使是在最疯狂的梦里，欧盟也无法与那些低工资国家在这一领域展开竞争。
　　第二个问题是欧洲自由主义把欧洲这一层组当成利用对象，但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欧洲计划。例如，与19 世纪的德国模式不同，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通过加法来形成一个新的经济体。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欧洲国家早已按照各自的专业分工融入了世界市场。国际化是从20 世纪60 年代末期开始的，单一市场的建立以及此后的单一货币的出现并不能被视为是这一运动的先决条件。因此，欧盟的基础与各大集团的全球战略思维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单一市场并不是主要的销售市场之所在，而只是更远大目标的一个后方基地。它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极度开放的市场来设计的，因为欧洲的大集团所直接瞄准的正是全球市场。从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社会福利政策”——尤其是相关就业政策——的从属性。

危机的影响

　　这场危机使欧洲模式中一些固有的不协调的东西大白于天下。它也使人们更好地理解那些能克服这些问题的机制，尽管这些机制目前看起来是难以持续的。欧元区曾经在两条路径之间左右为难：一方是十年来一直冻结工资、经济活力主要依靠出口的德国；另一方则是增长主要依靠举债和房地产暴涨的“欧猪四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欧元造就了同时也掩盖这种“欧元区分歧”，因为它支撑着一些若没有共同货币就无法承受的贸易赤字。
　　面对危机，欧元最初发挥了盾牌作用，防止金融危机演变成一场货币危机。大量注入流动性似乎是当时紧迫形势下的一个协调有序的应对举动，一些经济剌激计划开始实施。然而，随着针对那些脆弱国家主权债务的投机活动的兴起，欧洲的危机出现了反弹，欧洲一体化建设中的不完备性开始暴露。没有任何现成的办法会告诉我们应如何协调应对这一局面。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欧洲的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欧元区部分或全部破裂的可能性不排除。最近达成的欧元区协议等于是把社会福利领域一种可怕的倒退用立宪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并把它作为那些受危机影响最严重国家整顿公共财政的手段。而且法德轴心在以下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欧洲一体化进程不能朝着债务互助方向迈进。
　　说到底，欧洲一体化建设的历史就是不断破坏欧洲社会模式的过程，也就是说要为欧洲资本主义扫清一切可能影响其在全球市场展开全面竞争的羁绊。危机的出现干扰了这一方向，然而它并没有被用来为欧洲一体化建设奠定新基础，反而被用以进一步强化和深化欧洲资本主义的“解放”计划。伴随着近来经济增长而出现的一大堆私人债务——它们或多或少是“有毒的”——如今都已被转换成了公共债务。现在轮到民众来为这些债务埋单了，有关危机的账单已经展示在他们的面前。

参考文献

　　ATTAC, Le Piège de la dette publique, Paris, Les Liens qui libèrent, 2011.
　　MANIFESTE DES ÉCONOMISTES ATTERRÉS, Crise et dettes en Europe, Paris, Les Liens qui libèren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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