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米歇尔·于松《资本主义十讲》（2012）
中文版序言
从欧洲看中国
对于一个欧洲学者而言，自己的作品能被译成中文是一种荣耀，在此谨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致以衷心的感谢。我尤其要感谢本书的译者潘革平先生，他为《参考消息》报对我作专访时所提的一些令人兴奋的问题，为我撰写这一序言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责任，它促使我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本书究竟能给中国的读者带来些什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资本主义十讲》中文版的出版能为人们在解读全球经济的历史和活力时提供一种观点碰撞。当然，本书所重点阐述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欧洲、美国和日本），但它也将21世纪初最重要现象之一纳入其中，即“当今世界的大转变”。或许它对这一大转变的前景阐述得还不够详细，因为相关的理论还有待人们去进一步建立。
不过，这一主题在本书的一些章节中都有涉及——这本书是以“十讲”形式来编纂的，辑录了一些按照不同主题、采用不同的分析路径——有的是纯理论的，有的则偏重于分析——而撰写的专题文章。这一主题在第七讲《全球化向何处去？》中有直接涉及。在第一讲《资本主义所指为何物？》中实际也提到过这个问题，比如，它谈到了资本主义为什么会产生于英国而不是中国。在第六讲《资本主义能变成“绿色”吗？》中实际也暗含着这一问题，因为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而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中国必然会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对于当前这场危机的分析也表明，全球经济需要呈现出一种更加稳定的格局。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必将发挥核心作用。
在此不妨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本书的几个重要命题。本书的一个中心论题是资本主义的活力正在枯竭，它将变得越来越无法满足人类的需求，尤其是社会需求和生态需求。就欧洲而言，我们可以称之为“胡乱调整”。“胡乱调整”一词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但它表明必须将以下两方面的因素加以综合考虑。
一方面，社会需求与资本主义满足这些需求的模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只有那些可以通过有利可图的商品化供给得到满足的需求，才会被资本主义模式视为是合法的需求。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看到私有化和削减公共开支成了欧洲的流行趋势，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前的危机使这一势头进一步加剧。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资本主义不会像秋天熟透的果实自己掉下来，相反它会不惜一切代价寻求自己的永存。在这本书中，我借用了传统的资本主义分期方式，把它分成有调节的资本主义（1950年至1980年）以及此后出现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从本质上看，当前的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是不可行的，但回归到有调节的资本主义更是不可能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力量对比关系的现状。有人可能会认为，这场危机已经导致了此类调节的增加，但我们更应看到的是那些与此完全相反的情况，即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回到原先的状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以社会退步为代价。
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迪，但这是一种活的马克思主义、去除了机械论的马克思主义——至少我希望是如此。正因为如此，在我看来，尽管资本主义存在着严重的机能障碍，但似乎很难说清楚究竟哪一种趋势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并且能以一种自动的方式将其取而代之。不幸的是，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提出的有关“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的选择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而我在书中也是以一种悲观的论调结束的。这种悲观情绪与气候变化领域所受到的诸多威胁有着一定关系——我在书中曾用了大量的笔墨对这些威胁进行分析。但是，在此我还想借用葛兰西说过的另一句名言，即在思考各类可能的替代方案过程中，应当将“理智上的悲观主义”与“意志上的乐观主义”结合起来。
我个人认为，应当本着以下这一原则来进行：将商品化逻辑与公共物品逻辑对立起来。不妨以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为例来加以说明。在商品化逻辑之下，其目的必然是要使各类制药企业的投资实现最大化。但是如果把人类的健康看作是一个公共物品，那么人们所追求的应当是受治疗的患者人数的最大化，而不是与这些药品相关的利润的最大化。从历史上看，我认同一切社会进步离不开社会化这一说法，也就是卡尔·波兰尼所说的“去商品化”进程。再举一个例子，养老或医疗这些公共机制的设立就是为了帮助减少不平等的，而私营的保险公司和各类养老基金却会使这种不平等进一步扩大。从这一角度看，这两者的效率原则完全是相互对立的。总而言之，真正的替代方案应当是一种"经济社会主义"——正如我在本书中所想揭示的那样，这种“经济社会主义”的效率原则是建立在社会民主这一基础之上的：社会的优先目标需要通过民主磋商来确定，而不是由占有生产资料的私营业主的投资选择来确定。
在这一背景下，“世界的大转变”很可能会在未来导致全球经济出现一种更趋理性的调整。本书中有关这方面内容的章节所重点关注的是“中美轴心”以及“新的世界图谱”等。虽然说“新兴国家”的崛起这一现象所涵盖的内容要比中国的崛起更加宽泛，但毫无疑问中国是其中绝对的核心。我同时还指出，中国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因为中国在当今这个已实现全球化的经济中所占的权重已经达到了其19世纪初，即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初的水平。
中国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其在国家控制下所实行的工业和贸易政策，而这些政策与新自由主义的戒律相去甚远。这些政策帮助中国提高了专业化水平。在此前的作品《纯资本主义》中，我曾援引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的相关研究成果。他认为，中国目前的专业化程度大致与那些人均收入是其3倍的国家相当。这就是我所说的全球化的“回力镖效应”——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其他新兴国家。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也与“中美轴心”这一独特的结构有关。从总体上看，这两个国家以一种互补的方式在运行，简而言之，中国的盈余在支撑着美国的赤字。此外，这两个国家经济的交叉程度很高，因为中国的一部分出口就是那些来自美国的合资企业所创造的。
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两个导致中国成功的因素，是因为它们很可能是不可持续的。美国，尤其是欧洲经济增长的放缓已经导致了中国贸易盈余的下降，而过度重视出口、忽略国内市场的做法也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扭曲。
如今，有许多欧洲经济学家注意到了中国的过度积累以及日益增大的社会不平等所潜藏的风险。我还要再增加两个风险因素：一是人口风险——人口的老龄化以及养老问题；二是能源风险——能源的供应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这一切在中国当然是众所周知的，我再提出什么建议就显然有些冒失了。我仍坚持这样一个预测：中国的成功要想得以持久，其经济必须实现向内需驱动转型，并辅之以有助于减少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政策。中国的工资增长十分迅速，一些研究（如波士顿咨询公司[1]）甚至因此得出结论认为，未来很可能出现一些企业回迁美国的现象。这将是消化全球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整个亚洲地区也可能因此而出现重新组合的进程。最后，中国在能源转型方面也面临着重大的责任，这一点已被列入了“十二五规划”当中，其中最关键的或许是发展能替代煤炭的新能源——从这个角度看，太阳能或凤能的发展将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从欧洲的角度看，中国是一种十分独特的组合；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市场与计划之间的组合，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组合。正如我在此前所说的那样，我不喜欢那种过于机械的决定论，而是更倾向于这样一种假设：这一组合从本质上注定是不可持续的，它最终会偏向于其中的一方。这正是相关讨论的核心所在。
米歇尔·于松
2013年2月
[1] Made in American, Again. Why Manufacturing Will Return to the U. S. , 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2012, http://pinguet.free.fr/begagai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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