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万毓泽《马克思主义》（2021）
5.「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合适的概念吗？
「西方马克思主义」预设了东（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与西（非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但这种对立符合历史事实吗？
前文已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极为仰赖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手稿》是在苏联的梁赞诺夫（David Riazanov，1870-1938）的领导下，由一批马恩文献学者共同参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¹）编辑工作的成果。
MEGA¹ 的编辑工作能顺利进行，重要的因素是梁赞诺夫与西欧学界的广泛联系，包括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合作，以及与德国共产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联系等（Kangal, 2017: 126）。换言之，马克思与恩格斯著作的持续出版，本身已经跨越了「东」与「西」的分界。
其中一位常被忽略的人物，是施穆科勒（Karl Schmückle，1898-1938）。他是柯尔施的学生，一战后加入德共，并参与了前文提及的 1923 年「马克思主义研究周」。他在「社会研究所」的创办人韦尔的推荐下，1925 年从德国移居苏联，加入苏联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协助编辑马克思早期的许多著作，贡献匪浅。但随着斯大林的掌权，MEGA¹ 的编辑工作开始遇到困难。梁赞诺夫在 1931 年被捕，施穆科勒遭解职；1935 年之后 MEGA¹ 的计划完全停摆。1938 年，梁赞诺夫和施穆科勒都遭到处决。施穆科勒从博士论文《乌托邦的逻辑历史因素》（Logisch-historische Elemente der Utopie，1923）开始，便钟情于对乌托邦的研究，与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7）有异曲同工之妙。离开 MEGA¹ 的编辑工作后，施穆科勒写了许多政治性的文学批评，并一再回到乌托邦的主题上（更多细节见 Kangal, 2018, 2019a）。
施穆科勒的政治与知识历程是由「西」到「东」，而他在「东」的工作促成了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最后命丧苏联官方枪下，留下许多与文学、艺术、哲学有关的作品。像这样的人物，便很难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架构来理解（Kangal, 2018）。
再者，像曼德尔这样继承「托洛茨基主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见「马克思主义」（上）第 3.3 节），同样难以划归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内或外。他反对第三国际的官方马克思主义，试图结合理论与实践（如他长期扮演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领导角色），并显然不只关注政治经济问题（见 Mandel, 1971 对「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讨论；又如他甚至写过一本书讨论犯罪小说，见 Mandel, 1984）。如果继续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标签，很容易让我们从过于扁平的角度看待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发展。
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时，还必须提到一位经常受忽略的秘鲁革命家：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1894-1930）。他 1919 年底赴欧洲，游历了法国、德国、奥地利，并在意大利待了两年，1923 年返回秘鲁。旅欧期间，他不仅密集阅读了马克思、列宁和法国工团主义者索雷尔（Georges Sorel，1847-1922）的著作，还参与了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并写了许多政论。1923 年回国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秘鲁本地的状况，积极反对独裁统治，于 1928 年创立秘鲁社会党，同年底发表知名的《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Siete ensayos de interpretación de la realidad peruana）；来年再发表文集《捍卫马克思主义》（Defensa del Marxismo）并创立秘鲁工人总联合会（Confederac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del Perú）。
根据 Löwy（1998: 76, 81-2；另见 2014a）的看法，马里亚特吉是「最重要、最有创造力的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者」，且他的「异端马克思主义（heretical Marxism）与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多诺、葛兰西、卢卡奇和班雅明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皆有深刻的亲近性」；透过创造性地阅读索雷尔，他极力与「决定论、实证主义式的历史唯物论」搏斗，从而挖掘出「革命斗争中灵性的、伦理的面向」。
马里亚特吉的重要性在于他是拉丁美洲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的思想与政治发展历程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几位创立者有密切的联系：都与苏联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也都试图寻找一种有战斗力、能因地制宜、强调文化因素的马克思主义（如他特别关注拉丁美洲原住民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以及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另见 Löwy, 2007a；Webber, 2015）。
在讨论拉美的马克思主义时，Löwy（2016: 39）这样界定「欧洲中心论」：
「把自身局限于将那些用以解释欧洲十九世纪历史进程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机械地移植到拉美，它要求经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呈现出来的欧洲现实的每一个方面，都必须设法在拉美找出对应物，以便削足适履地逼迫现实去『符合』理论。在这种机械套用方法的检视下，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就被炮制出来了：拉美土地所有制结构被视为封建的，当地资产阶级即便不具有革命性，也具有先进性，农民对于集体社会主义是冷漠的等等。在『欧洲中心主义』或明或暗地否定了拉美的特殊性的背景下，拉美似乎成了位于热带的欧洲，只不过其发展延迟了一个世纪并且位于北美帝国的统治之下而已。」
由于马里亚特吉恰恰反对「削足适履地逼迫现实去『符合』理论」，使他成为最早试图摆脱这种「欧洲中心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另见「马克思主义」（下）第 1.4 节）。适度抛开「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术语的束缚，或许能让我们看见马克思主义更多元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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