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万毓泽《马克思主义》(2021)
4.「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 1932 年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经哲手稿》)的出版有密切关连,因此值得略加说明。
《经哲手稿》出版后,马库色说这部手稿「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些手稿能够让关于历史唯物论的起源、原始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Marcuse, 1973: 3)。
《经哲手稿》出版后,大致有两种解读的立场(Musto, 2015: 233-4)。有些人认为《经哲手稿》是马克思青年时期不成熟的作品,无法与其「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作品相提并论;也有人认为《经哲手稿》是马克思作品最重要的哲学基础,但却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慢慢流失。这两种对立的立场导致了著名的「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争,其中涉及一系列理论问题,如:青年马克思的作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份吗?马克思在「青年」与「成熟」的著作之间具有连贯或统一性吗?还是有所谓的「认识论的断裂」?
这些理论争论往往也具有政治背景或意涵。亲苏联或共党的学者倾向低估《经哲手稿》的理论地位,如法国共产党在1960年代初期以前几乎无视《经哲手稿》的存在(Poster, 1975: 50);对官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立场的学者则纷纷在《经哲手稿》中找到反叛的理论资源,如马克思在手稿中几乎如预言般地批判了「粗陋的、无思想的共产主义」,让反对斯大林主义与苏联体制的知识分子大为振奋(Hirsh, 1982: 17)。
《经哲手稿》出版后,其中的「异化」论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正如 Musto(2010: 90)所言,「异化」论「似乎完美表达了时代精神,且在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成为反苏联哲学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世界中最民主和进步潮流的聚集地」(对《经哲手稿》的出版史及各种版本的考察,见 Musto, 2015)。这就是 Sidney Hook(1966)所说的「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Marx’s second coming)的背景。
法国战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深受青年马克思及异化论的影响(综述见 Poster, 1975: 36-71),主要原因是纳粹和法西斯主义促使人们反思「个人在社会中的生存状况和命运」(Musto, 2015: 244),而他们从异化论中「看到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Poster, 1975: 51)。另一个思想脉络,则是法国 1930 年代以后出现的「黑格尔复兴」(Poster, 1973;Kelly, 1983)直接或间接引发了对马克思的兴趣。整体来说,从战后到 1960 年代,许多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皆投入研究青年马克思的著作,并从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基督教神学等多重角度对马克思展开解读。[1]
黑格尔专家 Alexandre Kojève(1902-1968)和 Jean Hyppolite(1907-1968)是法国引进、诠释黑格尔的两位关键人物,对法国哲学、社会与文化思想的发展有难以估计的影响(Heckman, 1973;Stone, 2017)。Kojève 于 1946 年说:「我们可以说,当前任何对黑格尔的诠释,如果不只是空谈,都会是一种斗争的纲领(其中一种「纲领」叫做马克思主义)」(转引自 Heckman, 1973: 128)。这段话清楚指出了黑格尔研究的政治性。与其密切相关的青年马克思研究也是如此。Hyppolite 于 1955 年出版的《马克思与黑格尔研究》(Études sur Marx et Hegel)主张《经哲手稿》「或许包含了马克思整个哲学的意义与基础,揭示了古典经济学家和黑格尔哲学对他的双重影响」。他进一步说:「马克思的所有原始概念及来源是他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接受的异化思想」,而人的解放就是「人在历史中积极地对抗每一种自我本性的异化」(Hyppolite, 1969: 128, 130)。
梅洛庞蒂、沙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是另外三个重要的例子。梅洛庞蒂曾于 1930 年代赴德国留学,受胡塞尔现象学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影响,回法国后又受法国新黑格尔主义者 Alexandre Kojève 的影响(王东,2006: 117);沙特同样曾留学德国,他的著作代表了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顶峰;列斐伏尔则是先透过超现实主义作家布勒东(André Breton,1896-1966)认识了黑格尔,之后才阅读马克思(Anderson, 1995: 187),并早在 1930 年代就与翻译家 Norbert Guterman(1900-1984)合作,先节录翻译了一部份《经哲手稿》,以〈黑格尔辩证法批判〉(Critique de la dialectique hégélienne)为名发表于 1933 年 6 月及 8 月的《前哨》(Avant-poste),接着再出版法文版的《列宁的黑格尔辩证法笔记》(Cahiers de Lénine sur la dialectique de Hegel,1938),该书「以独特的方式推动了列宁的黑格尔研究在法国知识界的传播」(吴昕炜,2008: 13)。他们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揉杂了存在主义、现象学、黑格尔主义等各种哲学传统(Jay, 1984: 276-384),Poster(1975 将其统称为「存在马克思主义」(existential Marxism)。[2]
特别值得深入探讨的,或许是《争鸣》(Arguments,1956-1962)这份期刊。1956 年匈牙利革命后,法共陷入严重危机,许多成员退党,并试图发展更开放、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匈牙利革命对法国左翼知识界的影响,可参考 Christofferson, 2004)。《争鸣》就是这样一个同时具有开放性与战斗精神的平台。《争鸣》的重要成员包括如莫兰(Edgar Morin,1921-)、列斐伏尔、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阿克塞洛斯(Kostas Axelos,1924-2010)、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1905-1996)、布尔戴(Yvon Bourdet,1920-2005)、富热罗拉(Pierre Fougeyrollas,1922-2008)等。如曾担任《争鸣》主编的阿克塞洛斯所言,他们都相信马克思本身并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引自 Memos, 2018: 1316)。但尽管他们都主张某种「开放马克思主义」(Marxisme ouvert)(Bourdet and Axelos, 1957),彼此的理论立场、思想脉络与政治倾向却各异。举例来说,莫兰原本是法共党员,受卢卡奇的学生 George Szekeres(1911-2005)的影响而不断在党内提出异议,要求法共更重视文化因素,1951 年因「违反纪律」被开除出党,后又受《社会主义或野蛮》的影响,展开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Hirsh, 1982: 90-91);富热罗拉发展了海德格式的马克思主义,特别关注对技术社会(technological society)的批判(Poster, 1975: 229-30);布尔戴是「自我管理」(autogestion;self-management)运动与思潮的要角,立场更接近古典马克思主义(见如 Bourdet, 1970);吕贝尔则是具有强烈自由放任(libertarian)左翼色彩的「马克思学」(marxologie)旗手,创办了《马克思学研究》(Études de marxologie,1959-1994)(见如 Abensour and Janover, 2008;Anderson, 1997)。但这些知识分子统一在这份期刊的旗帜下,追问了各种重要却受到压抑的理论与经验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的性质、上层建筑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知识论的弱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无产阶级为何未能实现其历史使命等(Poster, 1975: 213;Hirsh, 1982: 91)。简言之,如果将《争鸣》视为一个集体的知识-政治计画,并从《经哲手稿》出版的效应史(Wirkungsgeschichte)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贡献是一方面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放置在开放的整体性之中」,另一方面又不断「揭露新的异化模式」,并在开展理论的过程中「维系了上层建筑的自主性」(Poster, 1975: 263)(更多关于《争鸣》的讨论,见 Elden, 2004)。
前一节提及的「人道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挑战官方马克思主义时,也极为重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尤其是《经哲手稿》。除了前文讨论过的弗洛姆之外,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长期倡议「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Marxist Humanism)的杜娜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1910-1987)。她生于乌克兰,幼年移民美国。曾担任托洛茨基流亡墨西哥时的俄文秘书(1937-1938),后与托洛茨基决裂,主张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而非托洛茨基主张的「堕落工人国家」。1955 年创立「新闻与通信委员会」(News and Letters Committees),出版《新闻与通信》,在美国开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传统。她与法国或东欧的部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在于,她并没有将阅读的焦点集中在《经哲手稿》或青年马克思,而是把马克思的著作视为一个开展的整体,并在介入美国社会运动(尤其是民权运动、工人运动、黑人解放运动)的过程中提炼出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Anderson, 1988)。她在 1958 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776 年迄今》(Marxism and Freedom: From 1776 Until Today)中这样讨论马克思与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辩证方法和人道主义,在理论上威胁到了他们的存在,就像工人阶级在生活中威胁着他们的存在一样。俄国的危机越是深刻,就越是需要靠某种意识形态把工人维持在工作岗位上。……他们个个都是计画者,他们要想保持自己的权力,就必须摧毁马克思的人道主义。」(Dunayevskaya, 1998: 39-40)
杜娜叶夫斯卡娅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主张青年与成熟马克思的延续性与统一性。成熟马克思是对青年马克思的发展与深化,而非断裂。「《经哲手稿》不仅仅是为『科学社会主义』「铺平了道路」。人道主义不仅仅是马克思在发现『科学经济学』或『现实革命政治』过程中『通过』的一个阶段而已。」(Dunayevskaya, 1965: 64)。她写道:
「马克思早期著作中表述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在生命的后三十年,他不断地坚持和发展了这些观点。当然,马克思主义变得更加丰富了,就是说,随着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马克思的理论越来越具体。……他一刻也没有把自己的经济理论与政治理论分开,也没有把它们与他的哲学分开。早期人道主义中的任何东西,他都从来没有放弃过,尽管他曾在另一阶段上把它们称为共产主义。」(Dunayevskaya, 1998: 41)
她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命名为「新人道主义」:
「马克思把新社会定义为:在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且国家的权力永远不会强加于个人的权利之上。这是他对自己的社会预见所做的最好的概括。人类自由是马克思为之奋斗的原则,而马克思的哲学的最恰当的名称是新人道主义。」(Dunayevskaya, 1998: 130)
另一方面,最知名的反对见解,来自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图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他的《保卫马克思》(Pour Marx,1965)和《读《资本论》》(Lire le Capital,1965,与 Étienne Balibar 等人合着)不仅在法国有巨大的影响力,更影响了欧美许多人对马克思的理解。他认为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以及和恩格斯合作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46)代表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认识论断裂」(coupure épistemologique):在此之前的马克思仍处于「意识形态」阶段,此后则转变为「科学」的马克思(关于阿图塞的理论在法国战后马克思主义中的位置,见 Benton, 1984;Lewis, 2005;Elliott, 2006)。
与《经哲手稿》、青年∕成熟马克思有关的争论,往往与另一个更复杂的争论有关,就是马克思与黑格尔(尤其是黑格尔式辩证法)的关系。前文已提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奠基者卢卡奇、柯尔施都试图凸显马克思著作中的黑格尔哲学元素。从卢卡奇以降,许多批判色彩强烈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极为强调「总体性」,因为黑格尔说过「真理是全体」(Das Wahre ist das Ganze)(Hegel, 1979: 12),也都强调辩证、矛盾与否定(性)(如马库色、阿多诺、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黑格尔联系的问题不仅涉及存有论、认识论、科学方法论、伦理学等各领域,还涉及学术史或思想史的重要议题,例如列宁 1909 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 1914-1915 的「哲学笔记」对黑格尔的诠释有哪些差异?其理论及政治意涵为何(见如 Anderson, 1995;Pateman, 2019)?由于这是极为复杂的学术课题,本文无法详论(另可参考如孙善豪,2002;Burns and Fraser, 2000)。
但值得一提的是:二战后有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既与官方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又试图清除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元素。除了最知名的阿图塞外,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 Volpe,1895-1968)、科莱蒂(Lucio Colletti,1924-2001)都是重要的代表。德拉-沃尔佩对科学方法的探讨仍影响目前意大利的社会科学家(见如 Jossa, 2014: 45-8)。
[1] 这种「青年马克思热」却也往往使人忽略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研究,如神学家Pierre Bigo在其《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Marxisme et humanism,1953)中甚至主张「马克思不是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毫无贡献」(转引自Musto, 2015: 245)。
[2] Poster是在非常宽松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汇。他认为「存在马克思主义」具有以下特征:(1)非列宁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主张消除先进工业社会中的一切异化结构;(2)着眼点不只是「生产关系」,还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社会关系;(3)强调人类能透过其主体性积极创造世界;(4)反对建立封闭的理论(Poster, 1975: viii)。但要强调的是,这只是战后法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其中一个侧面,并非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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