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改革对社会生产关系及阶级构成所产生的作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苏联模式国家以所谓公有制为基础。国有生产资料名义上属于全民所有，实际上，官僚干部阶级是实际的拥有者。提高国营部门的效益，搞活国家经济，最终都是为了官僚干部阶级自身利益，使它的社会霸权得以巩固。
　　虽然苏联模式国家在国内消除了竞争，这只不过把竞争提升上国际水平。例如，尽管个别外贸公司不直接感受到国际竞争的压力，这种压力其实由整个国家透过外贸及价格补贴来承担。国际竞争迫使官僚干部阶级不断进行积累。东欧在粗放发展期间，尽管生产效率低，剩余价值绝对量的增加，满足了早期积累的需要。踏入集约发展阶段，不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用一般术语讲，即不提高效益，继续进行积累就会发生困难。进行经改，是官僚干部阶级在巨大国际竞争压力下，为保障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作出的努力。
　　一般而言，经改归纳为几个范围：（1）企业改革；（2）体制改革；（3）价格改革；（4）扩大第二经济^[97]。
　　企业改革：这些改革针对科尔奈所指出的“软预算约束”、“投资饥饿症”等现象，以提高企业效益。一般涉及对企业放权让利，提高它们的自主性，使它们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及经营者。
　　体制改革：这类改革目的在于与企业改革配套。例如，金融方面实行“拨改贷”（财政无偿拨款改为银行有偿贷款），以把预算约束硬化和减低瞎投资。
　　价格改革：把价格开放，以反映价值关系。一般把价格分三类：指令性的计划价格、指导价格（一般设上限或浮动幅度限制）、及完全开放的自由价格。
　　企业（及体制）改革与价格改革有着密切关系。此所谓“以搞活企业为中心、价格改革是关键”。不开放价格，企业盈亏在自己控制范围以外，就无从搞活企业。只开放价格，不进行企业及体制改革，首先，不能形成竞争性的市场价格；其次，只会制造机会给企业谋取暴利，对搞活企业无甚裨益。
　　扩大第二经济：官僚式的统一包揽在照顾消费资料方面一向效率低，在小商业及服务行业尤为如此。扩大第二经济，不独能补充苏联模式自身的不足，亦同时对国营部门经营的市场化起有一定作用（如提高竞争性）。（在一些国家如中国，这更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
　　在传统斯大林模式，官僚资本高度集约化，企业几乎完全没有自主权。真正履行官僚资本阶级任务的集团是以主管部门为核心的干部（按：指中央部委整个庞大架构）。其他干部只有利用职权进行小规模的贪污活动。换句话，他们基本上属于一种寄生体，依附在由主管部门为核心构成的官僚资本阶级。当然，企业主管并非百分之百被动，他们透过对有关企业的资料的操纵，跟主管部门进行关乎计划指标的讨价还价。虽则如此，这仅属于在力量不平等底下的回旋空间，不影响上述结论的准确性。（上述分析详见第一章，附注1所述著作。）
　　经改令统治阶级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化。中央主管部门向地方、企业放权让利，使地方、企业干部对生产资料拥有实际控制权，他们从而转化成一个独立于主管部门的利益集团。中国近年形成的“诸候经济”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这个利益集团透过对国有资本的控制权^[98]，利用经改把经济关系市场化，通过种种途径化公为私、以权谋私。需要留意，未进行经改前，地方、企业干部所能够进行的贪污活动，规模受到客观经济条件限制。经改的开展给予以上行径空前广阔的活动场所。例如，中国进行价格改革，实行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官僚干部以计划内价格（多为国家补贴价）搞来紧俏货品（以煤、钢材等最为重要），以高出很多的自由议价倒卖出去，谋取到的暴利，非以前的小贪污能够比拟。除利用价格“双轨制”外（这是中国“特产”，匈牙利及波兰均没有实行这种制度），其他化公为私、以权谋利的方法、形式，数不胜数，如官商、倒卖紧缺车皮、出售匮乏货品入口许可证、回扣、非法出口、无牌经营……。经改没法调动国营企业正面的积极性，却大量启动了官僚干部的反面才华。
　　这个利益集团拥护更大的改革^[99]，因为这些改革除有利于他们继续谋私外，还能够：（1）不仅加强他们对国有资本的实际控制权，更能进一步把这控制权逐步变成实际，乃至法理的拥有权。例如，通过企业交叉控股的股份制。另一种提议是把企业估值，资产权归企业干部，国家只收回利息。^[100]这种建议刚巧把中共五十年代中叶把民族资本收归国有的过程调转过来。（2）通过上述途径，他们已形成完全属于自己的原始资本。很多时，他们苦于缺乏投资门路，被迫把这些资金用作奢侈消费。更大的改革可为这些资本开辟或进一步扩阔投入市场，进行累积的空间。（3）把部份国营企业私有化或招租经营的最大得益者之一，便是这些官僚干部，因为他们拥有原始资本，又可依靠权力关系，择肥而噬。（4）更大的改革使这些官僚干部在转变中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所获得的地位，得以透过市场机制来确定、巩固和保证。
　　笔者认为，当这个利益集团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101]。它已经转化成为一个雏形阶级。本文把它简称为新兴干部（资本）阶级，以对照于传统官僚资本阶级。^[102]
　　传统官僚资本阶级和新兴干部资本阶级的政治代表，分别是保守派和改革派。（按：保守派和改革派为管治集团，与上述两个阶级属于不同范畴，尽管“社会主义”国家中统治阶级与管治集团有比西方国家为高的重叠性。有关这点详见第七章。）当然，在苏联模式的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给定的前提下，两派关于经济问题的争论，有一定的独立经济意义。改革派认为必须继续改革，否则就死路一条，这有客观正确性。保守派指出改革不能急于求成，切忌一哄而上，否则必定制造混乱，这亦有一定道理。其实，两派都接受改革的必要性，因为这是为了整个官僚干部阶级的利益着想。但两派有关改革步伐的争论，除了是关于那一个的方案最能维护统治集团整体利益的交锋外，意义更为深刻的是，这些争论是这个集团内部出现阶级分化的标志。东欧自七十年代及中国自八十年代，历史是站到改革派一边的。^[103]为了阻挠新兴干部阶级继续壮大，保守派代表传统官僚资本阶级处处企图拉经改后腿。但客观形势使然，这不外是它在受到历史淘汰的败退中作出的负隅顽抗。因为即使它自己亦深切认识到，要回到传统模式是不可能的，那只会令官僚干部阶级走向灭亡。这是保守派所面对的它无法解开的矛盾。
　　查实，并非所有地方、企业干部都拥护改革。因为改革把一些干部（以低层干部为主）的小贪污途径堵塞了。^[104]例如，政府把小商贩经营放开，会削减操审批、发牌大权的干部的贪污机会。又如，开放价格使部份货品的短缺情况得以纡缓，国营商店低层干部便会因而少了发财门路。再如，竞争能力低的企业自然对削减国家照顾的改革措施有所保留。这些干部构成保守派在建制内的社会基础。不过，与传统官僚资本阶级同一命运，客观经济形势的压力透过经改的效果不断把他们的力量削弱。
　　综合上述，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实际上有着一个唯物基础，即传统官僚资本阶级和新兴干部阶级两者之间的利益矛盾。经改的历史愈悠久，历程愈相对稳定，内容愈彻底，新兴干部阶级的力量便愈壮大。
　　概括之，改革派的冒起和壮大是透过一个循环的过程发展的。客观经济形势的压力使改革派在党内抬头。改革使新兴干部阶级强大起来。这反过来再加强化改革派在党内的实力。研究人的行为，必须给予它客观解释，否则没有科学价值。以“良知”、“明智”或其他类似范畴来理解改革派的角色，不外乎是一种宗教式（“光明战胜黑暗”）的历史观。
　　新兴干部阶级对共产党专政有着暧昧的态度。它在初期形成及发育阶段，要依赖这个政权来发展自己。在这阶段，它政治上的需要是争取改革派在建制内强化。长远而言，它的利益在于摆脱透过这个政权来保障自己的发展和地位，以市场机制代替它来发挥这种功能。一日这个政权维持下去，一日保守派就有机会代表传统官僚资本阶级开改革倒车，或最低限度，剎改革车，从而束缚和掣肘新兴干部阶级的发展，或甚至扼灭它于萌芽或雏形状态。再者，共产党政权维持下去令新兴干部阶级新获得的阶级地位在人民心目中来得不光采。由此可见，这个阶级的发展愈趋成熟，其翅膀愈加丰满，它对共产党政权的依靠便愈低，它便愈有能力放弃这个政权。同理，到这阶段，它亦没有需要把自己局限在共产党内找改革派做政治代表。它更可进而扶植党外的反对力量，双管齐下，进一步促进自己的利益。
　　新兴干部阶级对共产党政权的态度，还受到其他因素左右。例如，其他阶级的动向、国外形势^[105]等。这些因素所产生的作用待我们就波局、匈局进行具体分析时才作出讨论。
　　不从新兴干部阶级的发展，以及就上述各错综复杂因素对它与共党政权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是无法理解为什么波、匈改革派会促使共产党和平地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经济改革不独滋生新兴干部阶级，它同时造就民营资产阶级的兴起。^[106]
　　一般而言，民营经济在工业、金融业及其他大型生产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107]它主要集中在小商业、运输业、个人服务业等。基于劳动力短缺，民营经济在匈牙利和波兰的发展受到很大掣肘。虽则如此，变局发生前，匈、波两国的民营资产阶级不仅在以上行业占有不容忽视，甚至主导的位置，在工业亦占有一席位，构成一股有一定实力的社会力量。它的目标在于寻求政府继续进行改革开放，最终达到打破官僚资本在大工业、物资供应、金融信贷等方面的垄断，以便进一步拓展自己。
　　所有阶级都谋求组织代表自己的政治力量，以维护它们的经济利益。民营资产阶级当然也不例外。
　　政治上，东欧各国属于单元社会，共产党垄断政权。前面分析，共产党内部分成两大派，代表着两个不同阶级。由于社会其他阶级不能自由地，或只能在受到诸多限制的情况下，在党外组织代表自己的政治力量，所以，它们有需要在党内找代办。从这个角度看，党内改革派有着二重角色。它不独代表新兴干部阶级，也同时代表民营资产阶级。当这两个阶级利益一致时（例如，要求更大的改革），改革派的身份不会出现矛盾。但当这两个阶级的利益，或在一定的局势下，政治取向上出现分歧时，改革派便会面对一个内在矛盾的局面。^[108]一般来说，当这种情况出现，它会以新兴干部阶级的利益为重。理由是，若经改仍属初步，民营资产阶级力量微弱，不足以令改革派违反新兴干部阶级（正式来说，这段时期，它属于利益集团多于雏形阶级）在这阶段需要维护共党政权的要求。倘使经改已有很大发展，出于新兴干部阶级的势力必定大于民营资产阶级，改革派仍然会以前者的利益为优先。
　　民营资产阶级除了在共产党内找代办外，还致力于建立党外政治力量。这股力量与党内改革派的关系完全视乎后者在一定的形势下能否代表民营资产阶级的利益。^[109]
　　历史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这不是共产党的教条，而是唯物史观的科学结论。所有政党、派别、政治力量都是一定社会阶级的利益代表者。它们之间的政治斗争不外是这些阶级的经济利益角力政治上的体现，非什么“明智”对抗“愚蠢”、“良知”对抗“罪恶”等。这些政治斗争的胜负取决于各个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非什么“认识的深化”等。现象不能告诉人们事物真理。单看表面，我们只能见到各党各派的关系转变，只能根据有关人物的言谈判断他们的主观自觉。但是，这些转变及主观自觉都不能为我们揭示它们的深层客观基础。

注：

^[97] 根据匈牙利经济学家伊·基巴（ISTVAN GABOR）界定，第二经济包括注册私营部门及没有注册的其他私营经济活动。（基巴，《第二经济》（“THE SECOND （SECONDARY） ECONOMY“），载ACTA OECONOMICA，第22卷（3—4）（1979），页291—311）

^[98] 这控制权可以是直接的（如企业主管），也可以是间接的（如有关经济活动的行政审批权）。

^[99] 这是指一般而言，并不排除企业对个别改革措施会加以反对。例如，把大企业分解成多个规模较小的企业，以减低垄断性，显然不会受到大企业欢迎。

^[100] 厉以宁，《改革国家资产管理制度的建议》，载香港《经济日报》，1989年2月13、14日。

^[101] 例如，中国1988年开始治理整顿以来，中央一直企图向地方、企业（尤其是地方）收权，但始终没有什么成效。显然，这个集团的发展已达一定成熟及巩固程度。

^[102] 一些人可能不同意笔者用“阶级”一辞来形容这个利益集团。应当承认，它是刚新兴起的，它能否得到稳定的发展还有待时间考验。但如注5指出，当它的发展达一定成熟阶段，它有一定的稳固性。换句话，它在社会生产关系中有独立于传统官僚资本阶级的实质存在及位置。再者，东欧事变后的情况显示，它的阶级地位正在得到市场机制保障（这点本文后面会论及），而没有因事变而丧失。另方面，新兴干部阶级兴起的情况，有别于以前统治阶级（传统官僚资本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党政企干部）的内部利益分化。在传统苏联模式底下，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也会岀现利益矛盾（例如，产业部门争夺资源）。但各个集团的阶级地位都建基于同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上。市场化的经改在斯大林模式的生产关系中引入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跟传统官僚资本阶级不同，新兴干部阶级的阶级基础逐步从前一种生产关系转到后一种。基于这个因素，当新兴干部阶级的发展达到一定成熟程度，它的性质已超越于苏联模式底下存在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集团的界限，而具有雏形阶级的性质。

^[103] 这是因为斯大林模式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与东欧小国不同（尤其是像匈牙利那般缺乏资源），中国国力远较雄厚，但到七十年代末叶，终于也顶不住改革的压力。这为邓小平东山再起提供了客观基础。其实，中国的改革压力与东欧有所不同，这点本文后面会作出论述。

^[104] 笔者这一个见解取材自谢·达尔考科斯基（JACEK TAR-KOVSKI），《波兰和苏联新与旧的贪污形态》（“OLD AND NEY PATTERNS OF CORRUPTION IN POLAND AND THE USSR”），载《戴罗斯》，1989年夏季号。

^[105] 笔者并非指抽象的国际大气候，而是一些实际及具体的客观因素，如石油危机对匈牙利的打击等。

^[106] 准确地说，个体户及民营小合作社不应归纳在“民营资产阶级”这个范畴。

^[107] 1989年，中国乡镇企业总产值超过7，530亿，占全国总产值近25%。1990年，乡镇企业职工达9，400万，约占农村剩余劳动力50%。（以上见《文汇报》，1990年9月27日）一些论者把乡镇企业一概归纳于民营经济（例如，万润南载香港《信报》.1989年8月12日的讲话），这是不正确的。乡镇企业非一个所有制范畴。它包括社队企业、乡或镇政府办的企业、民办企业等。但由于官方统计没有分类，故无从稽考其中民办企业的正确比重，但据悉，除了在一些如温州的个别地方外，一般都很低（见晓亮，《中国所有制结构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页205）。

^[108] 赵□□派在中国□□□□中便面对这种矛盾情况。（见刘荣锦，《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及朝野良性互动论，兼论□□□□的失败及策略得失》第10节，载《四五行动——评论》，第3期（香港，1991年3月10日），页32—36）

^[109] 中国□□□□期间，赵□□派和党外代表民营企业家阶级的政治力量最终分道扬镳。见刘荣锦，1991，页3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