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射向革命心脏的子弹——1918年8月30日列宁遇刺案文件与资料汇编
第七章 在革命法庭面前
从背叛到采取恐怖手段
最高革命法庭对社会革命党人案件的判决（摘录）：
现在，问题不在于清算历史旧账，而在于同顽固的敌人作斗争，尽管他们在国内的影响甚小，可是作为还很强大的帝国主义手中的工具，将来他们能造成很大的威胁。
国家政治保安局关于社会革命党的反革命活动和恐怖活动的通报（摘录）：
最近国家政治保安局收到了许多重要的和有价值的材料，这些材料证实不久前获得的关于社会革命党在内战期间从事恐怖活动和武装活动的消息。
Я·Х·彼得斯：
长时间以来谋杀列宁的事情一直没弄清楚，大家只知道向列宁开枪的是卡普兰，她在审讯时承认属于社会革命党切尔诺夫派，但是断然否认同某个党的组织有联系。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关于没有参加对列宁的谋杀的声明似乎证明了她的供词，说明这纯粹是卡普兰个人的行为。
只是到了1922年2月，在国外出版的、前社会革命党中央别动队首魁和组织一系列暗杀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领导人的恐怖小组的首领Г·谢苗诺夫（瓦西里耶夫）的小册子，不仅在我们面前暴露无遗地展现了谋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其他领导人的幕后真相，而且还展现了旨在推翻苏维埃政权和劳动人民专政的一系列掠夺、抢劫、叛乱和其他活动。
Г·谢苗诺夫（瓦西里耶夫）的小册子：《1917-1918年社会革命党的武装活动和战斗活动》（摘录）：
……彼得格勒的战斗队员开始向莫斯科集结……我决定他们暂时留在莫斯科……我认为，在暗杀列宁的准备工作中用得着他们……一共有十五个战斗队员。我们在莫斯科有两个秘密住所。此外我们在莫斯科近郊租了两幢别墅（一幢位于通往喀山铁路的沿线，另一幢在通往尼古拉耶夫铁路的附近）。
我、乌索夫、伊万诺夫和科罗廖夫轮班注视着列宁……我们认为当他从汽车下来走进某个机关时比较容易枪杀他……
我把谋杀列宁看作一个重大的行动。我认为采取这种政治打击的政治气候还没有完全成熟，因为这种谋杀应当在苏维埃政权开始崩溃的情况下进行，因此应当把这次谋杀拖延一个时期，现在布尔什维克很有声望，他们同群众还有联系……
我从当时领导莫斯科武装活动并熟悉我们工作的达舍夫斯基那里知道，在莫斯科有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以谋杀列宁为目的的社会革命党人的小组。达舍夫斯基建议我同该小组领导人就把这个小组归并到我的组织这个问题进行谈判。
这个小组的领导人原来是个女人，名叫卡普兰……
第一次会见卡普兰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她是个恐怖分子—女革命家。我建议她个人加入我的小组；在不了解她的小组成员的情况下我推辞把她的小组并入我的小组，并建议等认识她的小组成员和对他们作出个人评价后再把她的小组成员一个一个地吸收进来。卡普兰同意了。原来她的小组除她之外还有三个人：佩列温是个因政治原因受过苦役刑的人，社会革命党人，过去的水兵；鲁津耶夫斯基似乎是个革命前的律师，具有强烈的白卫军色彩的社会革命党人；马鲁夏是社会革命党人，约20岁。鲁津耶夫斯基和佩列温给我的印象是不能干这事。马鲁夏比较适于干这事，但还不能十分肯定……我打算叫卡普兰来执行……
我们决定当列宁离开某个群众大会时用左轮手枪谋杀他。当时莫斯科各区每星期都举行群众大会，列宁几乎每天都参加这些群众大会，但是不预先通知列宁将在哪个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因此，我们制定了这样的行动计划：把整个城市分为四个部分，委任四个执行者；当举行群众大会时，区执行者在约定地点值班；不管什么规模的群众大会都要有一个战斗队员参加。只要列宁一到某个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值班的战斗队员就通知区执行者；这个执行者立刻赶到这个群众大会并采取行动。
我预定以下这几个人为执行者：卡普兰、科诺普廖娃、费奥多罗夫和乌索夫……在莫斯科建立了莫斯科（社会革命党人）中央委员会执行局，从萨拉托夫调来的东斯科伊领导这个局。卡普兰与东斯科伊见过一次面（他想与作为未来的执行者会见）。东斯科伊在这次会见时说，（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承认这次行动是党的事业。
当执行我们在群众大会上的值班计划的第一个星期里，列宁只在一个没有我们值班人员的小型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我们对小型群众大会是不派值班人员的）。第二个星期，值班的战斗队员通知乌索夫说列宁来到了群众大会，乌索夫赶到那里，但没有下手。
K·A·乌索夫：
我不知道真理在哪一方，因此我不能开枪，当我到自己人中间时他们不把我当自己人，因此我开始考虑，无论如何也要脱离组织。
Г·И·谢苗诺夫：
我们大家都认为，乌索夫胆子小，没有勇气行动。乌索夫被开除出执行者之列。
摘自起诉书：
第二个执行者科兹洛夫，正如侦讯查明的，与乌索夫一样，胆子小，不敢下手。
受审时，他供认最先参加盯梢列宁，是谋杀的执行者。这天当卡普兰向列宁开枪时，他也在粮食交易所的群众大会上，他在那里遇见了列宁，但犹豫不决，没有向列宁开枪。只有科诺普廖娃和卡普兰“比较坚决”。
Г·И·谢苗诺夫：
我认为卡普兰是一个较好的执行者。因此我派她到列宁最有可能去的那个区。我派干练的战斗队员、老社会革命党人、工人诺维科夫到正在等待列宁到来的米赫里逊工厂去。卡普兰应当在离工厂不远的谢尔普霍夫广场值班。
我认为刺杀后没有必要逃跑，因为在这个时刻进行暗杀的人应该献出生命，但是我向每个执行者提出实际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卡普兰同意我的观点。我还向诺维科夫提出雇一辆漂亮的马车停在工厂附近（诺维科夫也这样做了），以备卡普兰想逃跑时用。
列宁来到了米赫里逊工厂。讲完话，他便向门口走去。卡普兰和诺维科夫随即跟上。卡普兰和列宁、几个伴同他的工人一起走出来。诺维科夫故意绊了一下，堵在大门口，挡住了几个走出来的人。这时在大门口和列宁要去坐的那辆汽车之间形成了一块空地。卡普兰从手提包里拿出手枪，开了三枪，列宁就身受重伤。卡普兰马上逃走。几分钟后她站住了，回转身来面对追捕她的人，等待他们来捕她（我认为，卡普兰想起自己决定不逃走，控制住自己后才停下来的）。卡普兰被逮捕了。诺维科夫却没有人注意。
Φ·E·斯塔夫斯卡娅：
我在莫斯科遇见东斯科伊，他是由一位代表（社会革命党）莫斯科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介绍给我的。对社会革命党参加谋杀列宁的问题，他回答说，中央委员会知道准备要谋杀列宁，但是无法阻止卡普兰，同时也不能公开承认暗杀行为是党的事业，因为害怕苏维埃政权迫害社会革命党。
Г·И·谢苗诺夫：
谋杀列宁以后，我把所有的战斗队员都召集到别墅来。在报纸上刊载了（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党没有参加暗杀行动。这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见到东斯科伊后，我愤怒地对他说，中央委员会的这种行为是不能容忍的，这简直是胆怯。东斯科伊解释中央委员会的声明时说，中央委员会认为，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声明因而使党受到红色恐怖的毁灭性打击，那是不能容忍的。
摘自Л·B·科诺普廖娃致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
我们在塔拉索夫卡沿雅罗斯拉夫铁路线进行盯梢，我是用李季娅·尼古拉耶娃·波波娃的姓名住在那里的。当时住在塔拉索夫卡别墅里的似乎是邦奇-布鲁耶维奇，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常到他那里去的有克雷连科和许多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希望在那里见到列宁。
M·И·乌里扬诺娃：
1918年初夏，有到哪儿去休息的问题。邦奇-克鲁耶维奇建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塔拉索夫卡他的别墅度假……
就这样，去别墅的事就定了。但是尽管邦奇-布鲁耶维奇好客，我们只去过二、三次。问题在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喜欢在幽静的地方休息……而在塔拉索夫卡，人相当多。
摘自Л·B·科诺普廖娃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
卡普兰谋杀列宁后的第二天，以党（社会革命党）的名义发表了一个正式声明，声称没有一个党的组织参加对列宁的谋杀。
这个否认对社会革命党的队伍和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党的内部对恐怖手段的信心开始动摇，队伍内部开始发生分裂。因为队伍相信，恐怖行动是为了革命的事业，为了革命，队伍可以献出自己所有的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中央委员会的赞许是道义上的支持，是对这种斗争方法的认可。队伍同意党沉默，但是党拒绝谋杀列宁，这是谎言，这对队伍说来是不能接受的。
摘自起诉书：
根据科诺普廖娃的供词，恐怖行动的思想首先不断出现在战斗队员的脑海里，1917年12月底（社会革命党）党把他们组织起来了……“科诺普廖娃说，后来掠夺和恐怖行动都被归并到这个工作”……
乌里茨基和沃洛达尔斯基被预定为恐怖暗杀的牺牲者。
Г·И·谢苗诺夫：
专门指派科诺普廖娃盯乌里茨基的梢，为此，她在乌里茨基住所的对面租了一个住所。
Г·И·谢苗诺夫：
专门指派科诺普廖娃盯乌里茨基的梢，为此，她在乌里茨基住所的对面租了一个住所。
Л·B·科诺普廖娃：
当时我可能从谢苗诺娃，也可能从伊万诺娃那里得到了乌里茨基的地址。我根据这个地址去找，那儿住着一个女牙科医生，我在她那里肯定乌里茨基就住在这个住所里。我在乌里茨基居住的房屋对面找到了一个房间，这个房间的窗户刚好对着他一楼的入口处。我好几个小时地盯着等他出来，我从房间的小窗口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他住所的入口处，他是从那里往外走的。我看到汽车驶近入口处，他就乘车走了。在两个星期，也许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一直盯他的梢。在我离开彼得格勒前，我能够比较正确地断定他平常从瓦西里科夫岛出发的时刻……同谢苗诺夫约好，我用电报通知他关于行动的准备情况。地址是雅罗斯拉夫车站，我认识的一个职工伊万诺娃，她是因政治原因受苦役刑的……暗杀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由我往莫斯科发电报。谢苗诺夫来到彼得格勒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建议我到莫斯科去杀害乌里茨基的工作被拖延下来了，但盯梢工作转交给瓦西里科夫岛区的战斗队员赛曼……后来我从报上知道，乌里茨基被卡涅吉谢尔杀害的，他不是我们队伍的成员。
Г·И·谢苗诺夫：
接着我们策划谋杀列宁。
Л·B·科诺普廖娃：
所有战斗队员的力量都投入了在莫斯科谋杀列宁的准备工作。
摘自起诉书：
在彼得格勒进行工作的同时，在莫斯科由专门为此目的留在那里的格沃兹德主持工作，去了乌索夫和泽连科夫帮助他。这次派遣得到了戈茨和东斯科伊的同意，其中戈茨与莫斯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几个成员有联系。（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与谋杀列宁事有关联是事实，绝不能改变的……中央委员戈茨和东斯科伊知道准备要谋杀列宁，他们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表示赞同，除了表示保证之外戈茨还说这次行动是得到承认的，东斯科伊向卡普兰提供了同样的保证，因此所有战斗队员都深信，我们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批准行动的。
C·Б·奇列诺夫：
不言而喻，在社会革命党内有这样的情绪，他们不愿意根据某种理由宣布公开采取恐怖行动，但是如果在某个时刻某个人（无法证明他与党有联系的人）杀害了某个布尔什维克老爷，那么我们应该为此兴高采烈，因为这表明全欧洲和全俄国的无产阶级都仇恨布尔什维克。
因此，经常的话题是：应该由工人去杀害他们。因而谢尔盖耶夫杀害了沃洛达尔斯基。在莫斯科，费奥多罗夫和乌索夫被列入执行者之列，只是当他们的枪没有打响时才不得不让范尼·卡普兰去干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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