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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文思与新拉美电影[1]

〔智〕蒂齐亚纳·帕尼萨·蒙塔纳里

王温懿 译 胥弋 校



　　1968年3月，伊文思在巴黎公映了他在越南拍摄的第三部影片《十七度纬线》，影片记录了北越在抵抗美国攻击时的决心和智慧。同年，法国的学生走上巴黎大街寻求变革之路。是年，在美国，马丁·路德·金被暗杀，一年前在玻利维亚，格瓦拉也遭受同样的命运。
　　1969年10月，在这场国际性风暴中，伊文思第四次来到智利，参加一个重要的活动。作为第二届维尼亚德尔马[2]电影节的一部分，拉美电影导演会议正式举行。今天看来，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众所周知的“新拉美电影”运动形成的关键时刻。当时，215名电影创作者及学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放映了来自9个国家的110部拉美电影，评论家认为，这次大会是迄今为止拉美地区电影最全面的代表。
　　在这个电影节的不同单元里，伊文思遇到了导演费尔南多·索拉纳斯（Fernando Solanas）和奥克塔维奥·杰特奴（Octavio Getino），电影节展映了他们的影片《燃火的时刻》(La Hora de Los Hornos)。纪录片的展映“由作者及其解放联盟创造出了全新的氛围，他们为电影带来了全新的政治美学和意识形态的思想，并称之为‘第三世界电影’……在阿根廷持续的军事专政下，这部革命的和政治的电影被判定为保密级的纪录片。”[3]
　　参加这次活动的还有托马斯·古铁雷兹·阿莱（Tomás Gutierrez Alea)，他带来的影片是《低度开发的回忆》（Memorias del Subdesarrollo）以及与玻利维亚导演豪尔赫·圣西内斯（Jorge San Ginés）合作拍摄反映土著人的影片《秃鹰之血》（Yawar Malku）。1969年，智利电影凭三部影片“迈进了‘新电影’的大门”，这三部影片是阿尔多·弗朗西亚（Aldo Francia）摄制的《瓦尔帕莱索，我的爱》（Valparaíso Mi Amor）、拉乌·鲁兹（Raúl Ruiz）的《三只悲惨的老虎》（Los Tres Tristes Tigres）以及米盖尔·里廷的（Miguel Littin）的《纳胡尔托罗的豺狼》（El Chacal de Nahueltoro）。[4]
　　也许最能概括这次维尼亚德尔马电影节精神的，是解放组织的成员在市政影院前悬挂的条幅上那句引自弗朗兹·法农（Franz Fanon）的话：“每一个观众都是懦夫和叛徒”。这是一个直接唤吁社会责任的激进口号，这是由一种（如第三世界电影宣言中所说的）真实的、攻击性和游击队电影所激发的，一种适合新人类的电影。[5]
　　在组织讨论的最后，伊文思对与会者慷慨陈词：

　　“亲爱的朋友和同事们：我想说，我非常激动地看到，在过去的两年中政治与战斗电影的巨大进步，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唯一有价值的电影是战斗和革命的电影。这类电影的激进性是非常有必要的，它可以采取不同的表达方式：文献、诗歌、说教、抗议，像一种宣言等等。最重要的是，它从本质上表现了我们每个人最真挚的感受和愿望。尽管我不能听到所有的讨论，但我注意到，对于全身心地投入到这种战斗电影趋势中的某种犹豫。

1962年，伊文思与诗人聂鲁达在智利黑岛


　　但现在，这点犹豫已经荡然无存，尤其是当你考虑到北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敌人毫不犹豫，它攻击了……
　　这次会议最重要的任务是协作，消除拉美各国之间的误解分歧，我反复地说，电影是一种特殊的武器，不仅是分享信息和知识的工具，而是以他人的范例去促进和深化每个人的工作。
　　我相信这次会议已经证实了多样化工作方法的必要性：不只是考虑个人作品或是作者电影的概念，而是形成或大或小的团体，并团结那些与电影没有直接关系的人们，那些充满斗志的，能够在制作、剪辑等不同阶段有帮助的人。最后，祝愿你们在未来的战斗和革命工作中一切顺利。”[6]

　　毫无疑问，此后几年的“新拉美电影”，特别是智利电影，一定会成为其电影史上最多产的时期。1970年，萨尔瓦多·阿连德成为智利的总统，那一年，许多电影人签署了《人民团结联盟电影导演宣言》，在新的力量推动下，智利大学电影实验中心摄制了多达14部的优秀影片，包括由佩德罗·卡斯科尔（Pedro Chaskel）摄制的《我们必胜》（1970年）、吉列尔默·卡恩（Guillermo Cahn）摄制的《他们不会挡我们的路》（1971年）以及卡洛斯·弗洛雷斯的《长发的和野蛮的》（1973年）。然而，这一切都在1973年9月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发动军事政变后戛然而止，干扰艺术，严苛审查或毁掉电影，大部分电影人被迫流亡，前途未卜。有些电影人可能在海外继续他们的工作；其他的随波逐流，沦为难民幸存下来，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永远不会重返电影事业。

关于《瓦尔帕莱索》的评论


　　随着《瓦尔帕莱索》在国际的首映，对该片的新闻报道以及包括来自一些影响力非常大的杂志的评论，如《电影手册》、《世界报》、《电视周刊》和《正片》等，主要的评论可分为四类：

　　1．关于这座城市的描写以及该片对城市的展示：

　　瓦尔帕莱索是一座建在山上的城市，台阶是主要的道路。缆车则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伊文思以视觉为主调来展现了人们的贫穷，天空的冷漠，周围的暴力和混乱，如同燃烧殆烬之火，余烬被风和烈日重新点燃了。[7]
　　瓦尔帕莱索是智利的一个港口。它的下面，是商业繁荣的城市，而在山顶上，则是散乱的贫民窟，两个世界之间，是没有尽头的台阶、缆车。[8]
　　这座智利的最大港口，住宅区与市中心之间距离象征着一种两极分化，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偷走了它的大部分贸易，冻结了这座城市，如今，它活在帆船与海盗的过去的辉煌记忆中。影片最后四分之一处，突然带来了明亮的、彩色的影像。[9]
　　山顶上最贫穷的村子里，生活异常艰难：没有水，风无情地刮着，火灾到处蔓延，难以控制。[10]

　　2．分析尤里斯·伊文思对影片的执导：

　　风格就像是优雅，你要么有要么没有。但是，影片《瓦尔帕莱索》却两者兼具。优雅展现了这座城市的戏剧性和负担，是一个特殊而封闭的世界。而风格则是一种非常准确的衔接，一个懂得如何去长久等待的人的表现才能，（它是值得的）如果色彩的爆炸，巧妙地迸发在血水之中，然后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不和谐的解决方法。[11]
　　它像是默片中少数的幸存者之一，是爱森斯坦热情的门徒，1925年的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io Eisenstein）：有非常精确的构图、剪辑，想要成为一种语言，具有意义、不惜代价地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并且有说服力。比如说，诗意电影，但首先，它是创意电影。伊文思从未放弃过注视和思考的乐趣。他试图去阐释，去体验。[12]
　　《瓦尔帕莱索》是一个人用眼睛观察、用心灵去感受的纪录片，他所表达的都来自于内心。“风景如画”有它的地方，但不是为贪婪的游客准备的。尤里斯·伊文思让我们沉思、热爱、憎恨，并且参与其中。[13]
　　伊文思创造了一个山上的城市，那里的真相就是贫穷，但贫困不是这里的一切，也有欢乐。正是这欢乐带来某种希望。风、阳光、大海，美景，以及这美景中心的一种存在方式：我们还想要什么？伊文思不是一个道德家，他是一位画家，艺术在这里是由吸引我们入画的东西组成的。[14]

《瓦尔帕莱索》剧照


　　伊文思以一个新浪潮电影人的随和自信，用他的摄影机拍摄了瓦尔帕莱索。同时，描述这座城市需要按照一个简单、明确、统一的秩序，将其组织起来——通过向上或向下的运动，台阶和缆车——影片通过挑选这些具有特色的细节来揭示瓦尔帕莱索，这个拉美的微观世界。影片一部分由黑白的文献资料构成，而其他部分则以彩色的实拍影像构成，被精心地编排在一起，并且赋予它必要的广度。[15]
　　《瓦尔帕莱索》，它是精彩的，深刻、生动、明晰、亲切、人道、连同克里斯，马克所撰写的全面的文字，我们发现了最出色的伊文思。[16]

　　3．关于克里斯·马克的文本

　　通过严格的规则磨砺，克里斯·马克的文本的犀利之美，变得更清新、直率。[17]
　　伊文思采用了相似性，而其他的人则往往寻找差异性。如画的风景放好了，但人们都视而不见，也没有人吃惊，可我们都在描绘。我们都生在瓦尔帕莱索，然而，我们不能怀疑克里斯·马克这位解说者，出生在卡考布街（Kacob Street）和萨巴斯蒂安·伯丁街（Sébastien Botín Street）之间。马克想给我们惊喜，而伊文思则想帮助我们。[18]
　　克里斯·马克的解说是公正的，充满活力的，他突出了这座城市的奇异性，它隐秘的魅力，它的矛盾。[19]
　　尽管克里斯·马克只是作为影片的叙述者出现在演职员名单上，但在这部优秀的纪录电影中却浸染着他的个性，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塑造整部影片。[20]
　　在解说词的撰写过程中，马克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个文本探索了精彩的观念与规则，但又被保持在导演特有的冷静范畴中。[21]

1963年，伊文思与克里斯·马克在莱比锡国际纪录电影


4．关于伊文思的政治斗争及对他的作品的影响


　　对伊文思来说，影片《瓦尔帕莱索》完全不同于此前我们所看到的那么多虚假的纪录片：而且，克里斯·马克撰写了解说词，没有放纵和媚俗。那些不理解该片的人应该重新读点历史、地理学，以及政治学，否则他们就必须同意去重修学业。[22]
　　伊文思从未放弃注视与思考的快乐。他想解释和体验这个世界，最终，他的影迷的数目与分享他的思想的人数成正比。关于伊文思的悖论是，他的进步的观点将最革命的思想与绝望的美学结合起来。[23]
　　伊文思继续拍摄有趣的电影，即使不规范的发行阻止了影片的上映，即使荒谬的审查制度推迟了影片的首映。[24]

1961年，访问古巴期间，伊文思（背影，左一）与卡斯特罗交谈。




[1] 本文选自Tiziana Panizza Montanari：《尤里斯·伊文思在智利》，2010年出版。作者为智利大学教授、记者及电影工作者。

[2] Vina del Mar是智利瓦尔帕莱索大区瓦尔帕菜索省的一座沿海城市。

[3] Marcia Orell，《新拉美电影的起源》，第64页。

[4] 同上。

[5] 伊文思在维尼亚德尔马电影节的演讲，1969年

[6] 罗伯托·特雷霍（Roberto Trejo）的著作《电影，新自由主义与文化》（Editorial Arcis，2009）中指出：在军事独裁17年期间（1973-1990），全国仅拍摄了10部电影，以致电影几乎完全是私有化投资的。

[7] 法国《影视周刊》，1964年4月25日。

[8] 法国《世界报》，1964年4月26日。

[9] 马塞尔·马丁《瓦尔帕莱索》，发表于法国《电影杂志》第87期，1964年6月。

[10] 《电影月报》，英国电影学院，1963年。

[11] 皮埃尔·卡斯特《瓦尔帕莱索》，《电影手册》第153期，1964年3月。

[12] 法国《影视周刊》，见前引书。

[13] 法国《世界报》，见前引书。

[14] 法国《艺术杂志》，1964年4月

[15] P.L.提拉尔《不一样的电影》，发表于《正片》杂志，法国，1964年。

[16] 法国《星期日报》，1963年9月22日。

[17] 皮埃尔·卡斯特，见前引书。

[18] 法国《艺术杂志》，见前引书。

[19] 法国《正片》杂志，1964年。

[20] 《电影月报》，见前引书。

[21] 马塞尔·马丁，同上。

[22] 法国《战斗杂志》，1964年4月22日。

[23] 法国《影视周刊》，1964年4月26日。

[24] P.L.提拉尔《不一样的电影》，见前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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