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伊文思与纪录电影（1999）
导言
毋庸置疑，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1898—1989）是20世纪最重要的纪录片导演之一。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先锋实验，到1988年《风的故事》上映的60余年中，他一生在世界上20多个国家摄制了80多部影片[1]。他始终以生命的热情和信仰为基石，以手中的摄影机探索现实世界和寻找浪漫（乌托邦）的理想。他的艺术生涯从投身于“为艺术而艺术”为起点，到坚定地以纪录电影干预社会支持革命，“哪里燃烧就到哪里去”，他从一位电影诗人转变为革命者和建设者，他出生入死于西班牙内战、中国的抗日战区、越南的战壕、古巴的革命等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争取独立与自由的各种革命与斗争中。他还致力于荷兰的围海造田，前苏联的大炼钢铁，美国乡村的电气化、中国的大跃进和越南的灌溉等，伊文思记录了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与建设，无论是政治意义上的东方还是西方，抑或地理位置上的从南到北，始终燃烧着一个纪录电影人的信仰与激情，他为动荡不安的20世纪书写了一部浩瀚的风云录。
伊文思所处的时代，从1917年的苏联革命到1989年的柏林墙倒塌，是一个艺术和政治此消彼长的时代。他努力使自己站在时代的潮头，艺术先锋与政治先锋两种身份在他的一生中也此消彼长。伊文思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坚信科学和技术对社会的推动力，他总是使用每个时期最先进的电影语言进行创作。伊文思又一直信仰共产主义。作为一名世界公民，他始终支持社会进步和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斗争，反对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我们还能发现伊文思人格的另一方面，他是个极富情感的电影诗人，从他20多岁表现阿姆斯特丹《桥》的运动和力量，到《雨》的多情，经历了中国《早春》的诗意、《塞纳河畔》忧郁的浪漫，到年届八旬追寻一个电影人最美妙的《风的故事》，片尾那位迎风而立、仰天长笑的伊文思，是他一生精神和诗意的化身。
纵览伊文思一生的创作，他的作品反映了20世纪的历史事件、斗争、矛盾、冲突和人类的梦想。他的主题是历史、是时间、是人，这是我们理解伊文思漫长创作历程丰富作品的一致性。伊文思对待自然的浪漫主义态度，对待艺术的理想主义态度以及对待现实社会的激进主义态度矛盾地共存于他的影片中。历史，是一条蜿蜒不确定的河流，总处于潮头的艺术先锋和政治先锋的伊文思，他的命运注定会随着历史的潮流跌宕起伏和毁誉参半。在西方，先锋、诗人、记者、宣传家、自由共产主义者、鼓吹者、灵感的源泉、同道人、导师、乞丐、飞翔的荷兰人，这些词都被伊文思的朋友、敌人、同事以及评论家用在他的身上。在中国，他的名字与“革命家”、“战士”、“共产主义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艺术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确实，分开来看，每一个词汇用在伊文思的身上都欠准确，而这些词汇聚在一起，则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充满矛盾和争议的模糊的伊文思形象。伊文思自己说：“人们可以用两种方法看待我的生平。既可恪守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范畴，看到一个投身于革命运动，并为那些为他们的尊严和自由而斗争的人服务的电影家和社会活动家。也可将其视为一部小说，一部留给年轻人的小说。那便成为一个荷兰青年弃离家园，带着他的摄影机去发现世界的历险故事。”西方编撰的《电影百科辞典》评论说：“伊文思在西方尽管因为他在政治上的自我局限使他的声誉受损，但他依然是他所处时代最重要的纪录片人。”。[2]
从电影技术来看，伊文思经历了世界电影从黑白到彩色、从无声到有声，从配音到同步录音、从35毫米到16毫米胶片的时期。从电影美学来看，伊文思既是纪录片诗学的最早践行者，又是“团结电影”（Solidarity Film）[3]长期的身体力行者。于是，纪录片的本体与艺术、与政治、与历史、与民族、与人的关系体现在伊文思各个时期的作品中。
所以，伊文思作为世界“纪录电影之父”之一，对他作品的本体研究，显然是本书第一要务。第一部分：“伊文思电影类型研究”，呈现对伊文思作品本体美学的重要研究成果；第二部分：“伊文思与西方纪录电影”，伊文思出生于荷兰一个殷实的资本主义家庭，而他半生的心血却效力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他不断矛盾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间来回切换他的艺术和人生。这部分的研究呈现了伊文思与自己的祖国复杂的纠葛，以及他在世界各国拍摄纪录片及其影响，这是我们理解伊文思作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重要依据。导演对创作的见解和阐释是纪录片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第三部分：“伊文思论纪录电影”是伊文思创作最旺盛时期的电影笔记或手稿，这些文章是他的电影理论和创作依据，也是我们理解1960年代以前伊文思电影的重要依据；第四部分：“伊文思与中国纪录电影”，力图呈现伊文思在中国拍摄纪录片对中国纪录电影事业的贡献和影响。伊文思用他的摄影机纪录了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与建设，从抗日战争一直到改革开放。中国，既给予这位世界纪录电影大师最高的荣誉，又给他作为“艺术家”的名字蒙上了最深重的阴影。伊文思半生精力都在纪录中国的变化和努力了解中国的文化，时而坚信，时而怀疑，时而困惑；最后一部分：“‘伊文思与中国’访谈录”，旨在挖掘伊文思在中国拍摄其晚期最重要的两部大型纪录片时的一些记忆碎片，复原伊文思晚年的纪录片创作思想和美学理念。
这本文集无意为伊文思及其电影提供一个全面而标准的评述，而是力图呈现伊文思的电影工作及其作品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呈现国际间关于伊文思研究的丰富性和差异性，尤其是补充了“伊文思与中国”的研究。伊文思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电影，在他的电影生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国际间关于这部分的研究相当缺失。同样，伊文思电影在国际上的研究状况在中国也显得较为隔膜。本着这样一种“互通有无”的愿景，特邀《伊文思与纪录片》（Joris Ivens and the Documentary Context）的编者基斯·巴克（Kees Bakker）先生加盟，使得本书兼具中西学者的共同视野。同时，对伊文思长期关注的法国文化出版人、“光影译库”主编胥弋先生，参与了书稿的编辑整理和校订工作，几年来，他对本书倾注了不少心血，使本书日趋完善，并最终得以出版。
孙红云 2014年7月于北京
[1] 数据参见“伊文思欧洲基金会官网”：http://www.ivens.nl
[2] 参见Ephraim Katz主编的《电影百科辞典》中的“尤里斯·伊文思”词条。
[3] Thomas Waugh edited, Show us Life: Toward a History and Aesthetics of the Committed Documentary, The Scarecrow Press, p120.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