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理论机关报《火花（Iskra）》（1931-1941） -> 第二卷第8期
“法俄同盟与第三国际的死亡”
史大林已与叛徒赖伐尔签定了第三国际的死约。今日已没有一个工人——即使政治上最落后的——不知道苏维埃的官僚已公开地完全背叛国际无产阶级。这是第一次，史大林坦白地说出了实在，即是说，已对全世界放弃革命的国际主义而走进社会爱国主义的立场。他已经过一个资产阶级阁员的媒介（这位阁员在其本国也是工人阶级的叛徒），把他的公开的背叛告知他法国的从仆。法国史大林主义的雇用的官僚便立即从这里抽出必须的结果。瓦映故丢利在其论文中完成背叛到无耻的地步。
正常工人群众趋于革命道路，各农民层动荡并勇敢地走进政治斗争，小资产阶级，直接受一个日益深彻的经济危机之打击，一般的激进化之时，瓦映故丢利这位官僚竟敢说，无产阶级在他反对他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之独立行动没有出路，一切努力都是无效，为防避对苏联的侵略，就只有信任法国的帝国主义。他在卑污苟贱中成就他的主人的背叛。
试扼要地说一说事实。
布列斯特条约和法俄条约
史大林赖伐尔的协定与布列斯特和约立足同一的平面上。苏维埃政府与一个帝国主义政府成立一个军事同盟，不是为着他的示意，而是为着不被压倒。在一切情形中，这是他的唯一可能的解说。但是，头脑的昏乱就是由此开始。布列斯特和约本是一个失败，人们为着好听宣言法俄协定是苏联的一个大胜利。不妨把一九一八年和今日的势力关系做一比较。事实已自己答复了。无论在世界的形势中和在势力的关系中如何不同，法俄条约从原则的和政治的观点上，绝对与布列斯特条约处于同样的平面上。然则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应该在国会中投票赞成法俄协约吗？这个问题并不关系于苏维埃的外交是否真正被迫着签定这个条约的问题。
试再举布列斯特和约之历史的例子。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国会中投赞成票，说因为布尔塞维克接受了，他们没有理由反对。布尔塞维克反驳他们说：“你们是些流氓。我们是为着不被压倒，在物质上被迫着要签约，至于你们，你们投票赞成或反对在政治上是自由的。你们的投票是表示你们对你们自己的资产阶级信任或不信任。”
假如我们认为苏维埃政府真正是被迫着要与法国帝国主义政府订立军事同盟，法国的无产阶级便完全不是如此。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议员，在他们的投票上，不是根据苏维埃政府的行动之理由与动机而发言，乃是绝对要根据佛兰亭—赖伐尔政府的理由与动机而发言。若他们对这个政府投他们的信任票，他们便是与一九一八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一样的流氓。
史大林主义和神圣联合
昨天，多列茨及其同党们还这样肯定：“我们爱我们的国家，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在资本制度下的民族保护。”若这句话有一点意思，就是表明：我们不能将保护“我们的国家”（而且它现在并不是“我们的”）之责任信托给我们的资产阶级。今日，人们说：“由一个精诚团结，人们将与我们的资产阶级成立共同利益以保护苏联。”我们要问：“为何有这样的事情？法国资产阶级，不良于保护‘我们的极亲爱的国家’，而在保护苏联上能靠得住？”全部问题就在这里。没有半途停立之余地。明天，同样的人们又被迫着要宣告：“由一个精诚团结，我们将与我们的资产阶级成立共同利益以保护我们的人民，抵抗希特勒的野蛮，因为法国人民亦完全有与俄国人民同样的义务做他的英雄的牺牲。”
共产党的新立场毫不代表新的东西，就是社会爱国主义。
战争的危险有一个民族的界限吗？
“但是——人们说——战争的直接危险来自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这就应该造成集团以反对他。”这就是莫斯科政府做这样或那样的外交拉拢的一个充足的论据。但是这种概念与马克斯主义没有一点相同的地方。我们曾常常肯定：战争的危险是世界帝国主义的对峙之不可免的产物。产生德国法西斯主义成为战争危险的，乃是德国资本主义之巨大的生产力要寻找市场，无论政治制度是什么都不能不寻找这个市场。欧洲几个最进步的资本主义，窒息于民族国家的规模中。法国与法西斯的意大利，与半德谟克拉西的英国，携手并进，以反对法西斯的德国。
我们已经忘记了，在上一次战争时，革命的工作恰恰就在揭穿协约国的欺骗宣传——说他们为着德谟克拉西以反对普鲁士的土地贵族和荷昂梭列恩宗室吗？人们又翻印旧纸板，以所谓政治制度的冲突来模糊帝国主义的对峙。
由这个道路，人们便很快地走到法国的德谟克拉西的理想化，与希特勒的德国不相容。
这里又是一样，没有半途的停立。我们再说一遍：“这是社会爱国主义的政策。”
“侵略者”的理论之欺骗
“侵略者”的思想对玩弄外交的把戏是有用的，但对无产阶级的指南是很坏的。为压制所谓侵略者，法国庇护莫索里尼，让他在阿比西尼亚有一个广泛的行动自由，在对奥国的态度上亦是如此。并且恰恰是意大利在奥国的势力之增涨能够使德国的民族主义白热化并促进战争的爆发。问题是在帝国主义的不断的对立之深彻化和剧烈化。战争之不可免的爆发和资本主义国之预防方法都能够并应该引起灾难。
社会爱国主义送苏联到灭亡
人们又将回答说“所有这些都是对的，但是最直接的危险仍然是希特勒的德国，预防这个危险不仍然是必要的吗？”首先要举出这点：昨日共产国际还在德国宣传“民族解放”的口号，无战争，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今日人们又要维持凡尔赛条约的现状以避免战争。当人们离开阶级斗争和国际革命的立场，在反对他本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以外寻找安全时，人们便完结了。今日人们用“救护和平”的必要来掩护背叛，明日，当战争仍旧爆发了的时候，人们将继续背叛以救护德谟克拉西或苏联。其实，不论和平也好，德谟克拉西也好，苏联也好，都不能由法国无产阶级的让位而获救。
假如在重新压倒德国以后，法意英诸国又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临时的同盟者，此时资产阶级已因得各工人党之帮助，僭有民族的无上权，并由神圣联合麻醉了工人阶级，塞了工人阶级之口，人们相信能一下子使工人阶级离开资产阶级么？
为着苟且的瞒哄的不着实的外交拉拢，耗费我们所备有的唯一资本：无产阶级革命的独立，便等于完全阻挡到革命的将来之路。改良主义的根本罪恶正在这里：在追求改良的幻影时，他以阶级合作陷害无产阶级。当事情不是关系于一个议会拉拢的和平时代，乃是关系于战争要集中一切控制和压迫的手段于资产阶级之手，留给无产阶级的只是一个唯一的武器：他的政策的独立，他的反资产阶级的仇恨，他的革命的意志之时，这种改良主义的政策就是更十倍的，百倍的，千倍的罪恶的。
谁还有资格断定法国无产阶级对他的资产阶级的隶属，必不可免地要吓退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呢？不仅这是一个无根据的断定，并且相反的事要成为正确的。
希特勒还没有在精神上统制德国的无产阶级。为成就这点，他采用这个粗暴的论据：“人们围困我们，人们仇视我们，人们想压倒我们”，这就涉及到种族斗争。事实上，工人国家被迫着要与法国资产阶级亲善以反对德国，就已加强国社党徒对德国无产阶级的地位。若法国无产阶级决断地加入这个同盟，放弃他的阶级独立，种族斗争的理论就会在德国做出一个巨大的进步以损害阶级斗争的理论。受他自己所掀起的民族的狂热之推动，希特勒就不能不爆发战争。
反之，法国无产阶级对他本国的帝国主义做公开的、显明的、顽强的反抗，就是种族主义的一个抗辩，并给德国革命一个强有力的推动。
史大林的背叛和苏联的危机
苏联曾经积极地参加日内瓦，做成反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者的议案。事情的出发点是尤哥斯拉去国王被刺。我们马克斯主义者，我们向来是个人的恐怖主义之反对者，但我们时时是拥护民族的恐怖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这个基本的传统现在是被人放弃了，苏联变成民族斗争的平面上之维持现状的支柱。
在史大林—赖伐尔会见这件事实上，国际工人开始更加懂得为什么史大林对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和季诺维埃夫集团又举行了一个残酷的迫害。在把克兰林宫完全交给资产阶级之前，他不能不打击并歼灭一切能提出一个抗议声的人。
史大林主义为社会爱国主义助战
史大林主义，这就是敌人的所在！但这亦不是忘记或否认改良主义。史大林派背叛的政策给改良主义一个极大的帮助。自此以后布流姆和保罗福尔更要公开地显示其“民族地面”的保护之思想，因为这些矫饰者也不承认“无条件的”保护。想“有条件地”限制资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民族国家的保护之愚蠢，显然可见。若我们这个国家是值得保护的，那就应该是不管战争的起因如何：因赖伐尔及其同僚之愚蠢或罪恶而处罚“我们的国家”，那是不合理的。在我们，决定问题的是阶级的性质，而不是政府的政策。我们拒绝一切资产阶级国家最民主的政府之预算；我们保护苏联，但仍不妨反对史大林的无耻的背叛。
但是，资产阶级国家“有条件的”保护之不合理尚含有一个严重的政治意义。若布流姆同意资产阶级一切所要求的，他便无以自别于爱里约，甚至于路易马浪。他将失去无产阶级的信任而等于零。在实行和平主义一直到战争爆发时，他保守了可能性替资产阶级在战争中做两重的服务：一大部分无产阶级将自思地说：“这位老和平主义者现在走进神圣联合的圈子内，这是由于战争迫合我们，这是由于保护是正当的。”为能执行这个使命，他便应该不听史大林的号令。这个不信实的把戏，是因史大林派社会爱国主义的转向而非常容易实现。
国际联盟和布流姆
布流姆及其同僚抱怨史大林—赖伐尔的会谈未充分保证国际联盟。然而他们在一月时曾草定一个漂亮的政纲，宣告要破除资产阶级国家的壁垒，并以劳动人民的利益（包括和平的利益在内）对抗这个国家。什么是国际联盟呢？这亦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或若干联合而又冲突的资产阶级国家之壁垒。若资产阶级国家的壁垒是值得要破除的，如何人们能存着一个将来的好希望放在由这个壁垒而来的国际联盟呢？
柔来斯主义宣传德谟克拉西或德谟克拉西的国家（“资产阶级的壁垒”）看着逐渐改善他的命运并慢慢地进步，但稳固地走向社会主义。在这个前程中，国际联盟自然就有他的位置以规定各个德谟克拉西之国际的关系。
现在，不仅比威兴和岁洛姆斯基，并且布流姆和保罗福尔都不得不承认有推翻并破坏资产阶级国家的壁垒之必要了。如何他们不能在这些情形下保持他们的信仰在国际联盟中呢？
同样的问题提出于裁军的事件上。岁洛姆斯基表示可惜，看他的新朋友李维诺夫在集体安全上放弃裁军口号，同样的岁姆洛斯基在他最近的论文中曾讨论对内政策中的“社会爱国主义”，即是希望和平地处理社会问题。岁洛姆斯基不懂得对外的社会爱国主义就是对内的社会爱国主义的功牌之里面。若资产阶级听受裁军以保障和平，他将就此在他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解除了武装。我们在这里看见与在国际联盟的问题中同样的矛盾。人们至少要在口头上，承认有武装无产阶级及在资产阶级的军队中，争取强有力的支点以引导到国内阶级斗争的胜利之必要，同时人们又要用普遍裁军来保障资本制度下的和平。然则为什么要做革命反对一个将由国际联盟的会议自行解除武装的善良的资产阶级呢？
这个谜的解决是极简单的，这些人们，无论在革命中或在资产阶级军队壁垒的破坏中，都没有一点信心。他们重复“解除法西斯同盟的武装”之口号，也证明这点。岁洛姆斯基不懂得这个漂亮的“革命的”要求是社会爱国主义最呆笨的化身。
我们应该援助与工人政府有益的同盟么？
人们又将诘问我们：“不过你们布尔塞维克列宁派自己，也承认苏维埃政府为着他的直接的安全能够与帝国主义国家订立同盟。难道我们法国工人就不应该援助这个同盟，按其是与工人政府有益的么？”
决不可以，并在任何情形中都是不可以的！我们已经指出为什么德国社会党人有责任反对布列斯特和约，虽说这个和约在一定的时候对苏维埃的存在是绝对必须的。
试再更具体地和更实际地拿出同样的问题。革命的撤台主义决不是说由一个积极的少数对所谓民族保护举行怠工。告诉革命工人以这样的观念：在战争情形中撤除桥梁，铁路，等等，这是不对的。革命的工人，按照他们是少数，参加战争做帝国主义的奴隶，了解他们的奴隶地位。同时他们由宣传上准备将帝国主义的战争转变为社会的战争。
假如苏联在一个德帝国主义进攻（其实不一定是德国）的情形中：卒得到了资产阶级的法国之军事的帮助，这个由资产阶级的权力将来的帮助并不受这个事实上之障碍：革命的少数继续履行他的责任，坚忍地准备推翻资产阶级，不管帝国主义的参谋部之军事的帮助是如何（这个帮助将时时是苟且的、摇摆的、叛变的）。
由法国的革命运动在德国所引起的回声，便无论对苏联的安全和世界革命的发展都是一个格外有效的帮助。
若法国的革命运动在战争情形中获得一个这样的威力，他竟直接侵犯资产阶级的军事工具并伤害资产阶级与苏联的同盟，这是表明法国无产阶级已能以争取最高斗争的权力。人们要在这种局势中抓住这个权力吗？让人们去想罢。会有一个失败的冒险吗？也不是待说的。革命和战争一样，包含一些冒险，因为危险是他们的基本元素。但是只有那些可怜虫才会想从一个充满着死的危险的国际局势中走出来而不没有任何冒险。
所以革命的撤台主义并不阻止苏联在他自己的责任上利用某一种协定及这样或那样的帝国主义的军事帮助。但是这些临时协约不能够并毫不应该束缚法国的及世界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的任务，特别是在战争中，就是准备由胜利的革命取消帝国主义。
法俄协定是世界无产阶级失败的结果
协定表明苏联的弱点，并不表明他的力量。这个新的条约是在中国、德国、奥国、西班牙的失败之结果。
因为世界革命的因子衰落了，苏维埃政府就被迫着要迁就帝国主义的因子。这是法苏条约之唯一正确的说法。
克兰林宫的官僚们，只看见苏联的加强，便从这里建立起工人国家对世界工人运动的独立：世界工人运动尽管遭遇失败，而苏联的国际地位仍旧加强。这些走方郎中的断语应该受最严厉的谴责。
但是，虽然因为许多国家革命的失败，苏维埃政府被迫着要临时与法国无产阶级的压迫者讲亲善，并不因此要更加使法国无产阶级颓丧以至衰弱及要更加恶化国际的局势，撤退革命，并由此直接危害苏联。
安全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中
当问题涉及到世界范围的事变时，革命党没有资格听受次要的、枝节的、机遇的及时时成问题的估计之支配。他应该从远处着眼以保全并储蓄阶级的革命势力，这样，他便能最好的影响一切次等的问题：革命的政策时时是最实际的。史大林主义，这就是敌人！他削弱了苏联，因为他把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交给国民党的官僚，把英国的工人交付给工团总会的官僚，等等。受了这些结果的惊骇，他又试玩一玩“第三时期”冒险主义的把戏。其结果证明是更悲哀的。现在史大林及其同僚已对革命势力失却一切信心。他们做纯粹的外交，即是说最龌龊的外交。他们只想做点与某某帝国主义拉拢，反对别个帝国主义。多列茨及其同僚接受这种耻辱的观点。他们亦视法国革命运动为对苏联安全的一个障碍。他们接受阻止革命的命令。
他们公开地为史大林主义的警察在法国无产阶级之傍，而且更有心者，史大林主义的警察同时又成为法帝国主义的警察。
一个单独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走到神圣联合
当我们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开始攻击一个单独国家中的社会主义之理论时，似乎还只关系一个研究的问题。现在人们极易看见这个理论之历史的功用：他的任务就在把苏联的命运同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离开。他为苏维埃的官僚创造一个民族的基础，允许这个官僚集团集中一切权力于其手中。新法律规定十二岁儿童可受死刑的处罚，用一个可怕的态度表明：不仅苏联还距社会主义极远，并且在专横的官僚制度统治之下，广大的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层之分解已获得可怕的广度，虽说有一切由工人和农民所付过极贵代价的技术进步。恰恰就在战争的危险威吓由十月革命所创造的国家这个时候，苏维埃政府得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最后的结论，毁弃马克思主义的ABC，使第三国际降级到第二国际的叛徒（谢德曼、洛斯克、列洛德尔、王德威尔等）所尽过的职务。
第三国际死了，第四国际万岁！
在共产国际向希特勒投降之后，我们就已宣告：这是第三国际的“八月四日”，是时我们还遇到一些抗议：人们向我们说，“八月四日”是一个自觉的背叛，至于向希特勒的投降，乃是一个错误政策之不可免的结果。我们现在看见这些纯心理的估计之肤浅。投降是表明一个内部的腐朽，为积累的错误与罪恶之结果。这个腐朽表示不断地向帝国主义的战争投降及预先向准备战争的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投降。所以第三国际的“八月四日”是已经存在于对希特勒的投降中。这是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很大的好处，即时指明出来。
列宁主义已被史大林主义背叛了，强奸了。
今日之紧迫的任务，就是重造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队伍。为着这个，需要一个旗帜和一个纲领，而这只能是第四国际的旗帜与纲领。
第三国际死了，第四国际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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