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弗洛伊德主义批判（1927）

　　附录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

安娜·塔马尔琴科



一


　　我们的子孙将会感到惊讶，当他们从我们的文化史家那里得知，巴赫金这位廿世纪俄国文艺理论界的巨擘竟相当费难地被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因一篇颇有几分才气的论述拉伯雷的学位论文）评为低级的哲学副博士（他的一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作在这次应考前二十年就已经出版了）……
　　巴赫金不再抱什么希望了，也就不再去力争（和其他人一起）“应考”下—个“级别”——博士。就这样，在学术界，他一直是个可怜巴巴的‘老副’。也许，只是因为这一点，尽管重病在身，他还活到了八十岁。[1]

　　这话没有丝毫的夸张。确实，巴赫金是本世纪最杰出的俄国文艺理论家，不仅是文艺理论家，而且也是大思想家，他在道德哲学和美学、文化史和语言哲学的领域里都有独到之见，提出了具有长久生命力和行之有效的思想。确实，年逾五十的人，总算是被“授予”了低级学位，可是任何一个研究生，只要他肯耐心坐着，按照“下达的课题”用打字机打出一百五十页的东西都能得到这一学位的。
　　然而，在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的学术道路和生活经历中这远非是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离奇事。他一生中尽是诸如此类的离奇事。比如，说一说下面这件事就足够了：他少年时身上多处得了严重的骨髓炎，而且病势逐年加重（结果，在1938年由于这病截去了一条腿），这一沉重和经常的痛苦，在他一生的重要转折关头，竞使他免遭更痛苦的灾难。1929年，他被逮捕，判处五年徒刑，要放逐到索洛韦茨基集中营（北方气候恶劣，他自己在体力上既不能应付集中营里的劳动，也不能适应集中营里的生活，这本来是注定他要在磨难中死去的），但他恰恰因为这病才免遭此难。虽然重审案件的要求已经被拒绝，但经妻子和朋友们的奔波，最后根据专门的医生委员会的结论，免除了去北方集中营服刑，改为流放南方，去哈萨克斯坦。
　　另外，（1930年前出版的四本书中的）三本书不是用他的名字，也不是用他的笔名，而是用他朋友们的名字出的，这难道不离奇吗？要弄清此事真相，就得要做专门研究和找出证据了。倘若这些书和文章是在作者被捕和流放之后出的，那么在当时的俄国谁也都不会感到奇怪的。怎样解释才更合乎情理呢？由于书刊检查制度，真正的作者的名字是不可能出现在刊物上的，但书已写成，在内容上又是“通得过的”。究竟为什么朋友们不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不按稿“付酬”，让流放者得到这笔稿费呢？[2]
　　况且，这在镇压变本加厉，风云变幻的情况下又是保护著作本身免遭毁灭和遗忘的最好办法！常言谓：“文稿烧不着”，此话只是在抽象的玄学的意义上才是对的，而不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是在社会历史的意义上。一上印刷机，印出了一些，即便份数很少，也就算很有保障的了。
　　可是，巴赫金的这些署名П·H·梅德韦杰夫和B·H·沃洛希诺夫而发表的著作全都与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1929年）一书同时或比该书更早出版。这已经不只是离奇了，而且是个谜，是个秘密，要得到无可争议的解释几乎是不可能的。有可能的仅仅是推测和猜想而已，或许多少能猜出七八成。
　　为了把所有这些事的生活内幕揭出来（哪怕是揭出一部分），就得从头到尾地叙述巴赫金的生活道路。何况，这样做也是很适时的，因为目前只有一篇十多年前写的关于他的《生平和活动简述》[3]，其中词意未尽和叙述不详之处颇多，可话又得说回来，这也不全是作者们的过错。同时，自那以后甚至在刊物上也登出了不少材料和报道，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弄清和解释他一生中的某些事。
　　这些年也公布了自1919年起巴赫金本人在不同年代所写的著作中的许多从前难于得到的材料。这就使我们更有证据判断他的思想是如何演变的以及他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以其他人名字发表的著作的写作。

二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于1895年11月17日出生在奥勒尔城。虽然他父亲是个普通银行职员，但先祖却是很古老的、在十四世纪就已起家的贵族。在上一世纪末，俄国知识界中就已经有许许多多的“贵族出身的平民”，他们当然是具有结构最佳和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
　　在巴赫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家居住在维尔纽斯，后来迁居敖德萨。1913年他在那里中学毕业，进入诺沃罗西斯克大学（今敖德萨大学），不久又转入彼得堡大学。
　　1918年在彼得堡大学历史哲学系毕业之后，巴赫金来到涅维尔，在不久前的一所普通中学，而现在的统一劳动学校里任文学教师。在白俄罗斯边界这座小城度过的二年（1918—1920）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一环，因为正是在这里有了第一次组成小团体的朋友，他们后来结为终身的好友。在经常的对话和知识交流中每个人都形成了独自的（而不是现成接受过来的）世界观和创造性的治学态度，诸如此类的频繁紧张的思想交往形成了比血缘关系更为牢固的精神上的亲密关系，虽然它不要求思想完全一致。
　　具有创造性思维的青年们在这样的小组中完成了自已的教育（就此词的本源和本意而言）。这种类型的小组是俄国文化最优秀的传统之一。这一传统发端于上一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大学和大学之外小组，也许是在更早的十八世纪大学附属寄宿中学或是H·诺维科夫和A·库图佐夫共济会小组里形成的思想上的友谊。
　　在国内战争的大饥荒和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在涅维尔同时出现了一小批很有才华的年轻人，他们在首都或德国的一些大学和音乐学院里才受过良好的人文科学教育，为了“大辩论和晚间的交谈”——谈人生、谈艺术、谈哲学和道德价值——他们怎么能不相遇、不结交呢？
　　这是巴赫金在涅维尔生活的第一年的事。除巴赫金之外，那里还有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列夫·瓦西里耶维奇·蓬皮扬斯基（1891—1940）和知识十分渊博的年轻哲学家和新康德主义者马特维·伊萨耶维奇·卡甘（1886—1937）。在这三人周围还聚集了一些人，组成一个称之为“康德研讨小组”的联谊会。参加的人还有玛丽亚·韦尼阿米诺芙娜·尤金娜（1891—1970），她后来成为负有盛名的钢琴家；瓦连京·尼古拉耶维奇·沃洛希诺夫（1893—1936），他是音乐学家和诗人，后来也还从事心理学和语言问题研究；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祖巴金（1894—1937）——即兴诗人和雕塑家。我们只是举了一些后来较有名望的小组成员。看来，参加涅维尔的“康德研讨小组”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但他们的名字目前尚未查明。
　　小组成员的积极性远远超出了小组本身的范围。成员们是文化的（哲学的和艺术的）积极传播者：例如，卡甘负责美学研究小组；袓巴金负责自我教育和艺术伦理；巴赫金主持艺术讲座，后来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文艺班”。当地报纸《大锤》曾报道说，“文艺班招收十四岁以上的必须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男女公民”。[4]这些朋友们还参加学术辩论。当时全国所有大小城市都经常举行这种辩论，这在我们的诗歌和文学作品中多次得到反映。例如，蓬皮扬斯基和巴赫金不仅去听，而且还在“上帝和社会主义”学术辩论会上发了言（他们俩人都赞成宗教）。[5]
　　小组的思想活动十分活跃，到小组成立一周年时竟出版了一日文集《艺术节》，所注日期是1919年9月13日。巴赫金在文集中刊登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艺术与责任》（可能是他在“康德研讨小组”里的一次发言，后整理成文）。一日文集是对小组成立以来情况的总结：大约在这时，大多数成员各奔东西，到其他一些更大的城市里去寻找范围更广的活动或者去完成学业。
　　尤金娜第一个到彼得格勒，在音乐学院继续学习；到维捷布斯克去的有蓬皮扬斯基，半年之后沃洛希诺夫也去了；袓巴金也到了那里，后来他又去斯摩棱斯克，在考古学院工作；卡甘不久之后也走了，先是到彼得格勒，在犹太大学讲课，后又到奥勒尔，指望在刚成立的（一年后关闭）奥勒尔大学里找到个长期工作。一年之后，1920年秋，巴赫金也去维捷布斯克了。
　　就哲学观点而言，这些年月的特征是受新康德主义影响。看来，马特维·伊萨耶维奇·卡甘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不但在年龄上，而且在专业经验上，他都是小组中的长者。在返回涅维尔（他也是在这里出生的）时，他已是三十的人了；他已经在马尔堡大学师从科根完成学业（1914），还在两三所德国大学里学习过（其中，也曾受业于纳托尔普），用德文发表了二篇新康德主义的论文，甚至准备了长达十五印张的专著，只因手稿遗失而未能问世。[6]
　　许多事实可以证明：涅维尔小組是研究新康德主义的。例如，众所周知，1919年在维捷布斯克音乐学院，蓬皮扬斯基除了讲授其他课程以外还主持——已经是正式的——“康德研讨小组”。二十年代在列宁格勒的涅维尔和维捷布斯克友人聚会也取此名，他们保持和发扬了“涅维尔光荣传统：一杯浓茶便谈到天亮”[7]——互相讨论新作，无休止地争论人生和理论的根本问题，虽然康德主义的主要人物卡甘已离开他们，他居住在莫斯科，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工作。
　　证明巴赫金受过新康德主义熏染的，还有他自己的从那时起保存下来的著作，比如他的长篇论文《语言艺术创作中的内容、素材和形式问题》。[8]在分类学任务，按照“方法”明确区分科学学科等方面都有一股很浓的新康德主义色彩。当然，这丝毫也不意味着二十年代中期巴赫金的这篇文章和其后的著作还没有独到的见地。我们是说，这些著作完全是独具匠心的，至今也没有失去它们的意义，但对于巴赫金本人来说它们仅仅是形成独自的、完整的世界观的途径和手段。然而，与此同时，有机地并永远地进入他的完整的世界观里的，是对待生活和文化的一切现象的价值态度（价值说态度），诚然，已经是改造过了的，——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精神。
　　可是，“康德研讨小组”全体成员共同遵循的新康德主义方针（它对确立思维分类和学科是极其有益的）根本不要求在自我确定专业以及在一般世界观方面完全取得一致。
　　卡甘对犹太文化及其在革命后的俄国命运问题甚为关注；[9]尤金娜1919年受了洗礼，并且至死也从未隐瞒过自己的宗教信念，——甚至在最严峻的岁月里也是如此；自涅维尔时期起始终忠于东正教会的还有篷皮扬斯基；祖巴金热衷于通灵术[10]；沃洛希诺夫比其他人更醉心于马克思主义。
　　一方面是，精神志向有着深刻的共同性；另一方面是，创造性探索各有各的方向；在这二方面如此结合之中形成了对话的习惯，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说这种对话就是争论，而争论之中出真理。蓬皮扬斯基（已经是在1926年，从列宁格勒）写信给卡甘谈到巴赫佥圈子里友人交往的气氛：

　　……自己观点的深化与严肃的、思考再三的忍耐性并不矛盾，这种耐性的基础是尊重思想、尊重思想劳动、尊重思想者的个性。[11]

　　在每个时期，巴赫金的同仁们都始终在促进着这种富有成效的思想交流，即思想的公开对话。尽管交往的圈子发生过相当大的变化：主要是圈子扩大了，因为涅维尔和维捷布斯克“小组”成员们虽各奔东西但没有退出圈子，他们天各一方，长期以来靠书信往来，却仍然密切关注着友人的命运和思想。
　　向维捷布斯克的转移扩大了交往圏，同样也发挥了巴赫金的研究能力。当时城里有音乐学院、艺术学校、人民教育高等学校、无产阶级大学。有《艺术》杂志。除了涅维尔的友人（蓬皮扬斯基和沃洛希诺夫）之外，进入友好交往圏的还有一些新人：年轻的伊凡·伊凡诺维奇·索列尔京斯基（1902—1944），他后来成为著名的音乐学家、戏剧史家，自1936年起任列宁格勒音乐协会艺术指导；巴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梅德韦杰夫（1892—1938），他在那几年里担任维捷布斯克市执委主席并执教于无产阶级大学，后来成为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是布洛克档案的第一批行家之一，发表了布洛克的笔记和戏剧作品创作史资料。
　　巴赫金在维捷布斯克同叶连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奥库洛维奇（1901—1971）结婚。五十年间，她不仅是一个与丈夫相亲相爱的妻子，而且在丈夫竭尽劳苦的生活和活动中，不论多么艰难坎坷，一直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助手和志同道合者。
　　维捷布斯克年轻思想家小组的活动，从全体成员在一起的时间来看，也是十分短暂的，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去了彼得格勒，因为那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学术活动、出版事业和日常生活很快就正常了起来。蓬皮扬斯基和索列尔京斯基在1921年也先后到了那里，次年是梅德韦杰夫，最后沃洛希诺夫也去了。这样，到1922年底，在维捷布斯克只剩下巴赫金自己，他由于健康原因很难在彼得格勒我到合适的工作。问题是在维捷布斯克时期，他的慢性病（还是在少年时代就得的全身性骨髓炎）正在恶化，染上伤寒之后，骨髓炎更加严重，在1921年他就已多次卧床不起，甚至进医院动手术：“在维捷布斯克，我是倒霉透了”，他在这年年初写信到莫斯科告诉卡甘说，“——我几乎一直都躺在床上，真想早早离开这里。”[12]但他不得不在维捷布斯克又呆了三年半。1923年，终于因病成残，只得放弃作息严格，活动频繁的长期工作。
　　然而正是由于这病，在维捷布斯克的最后几年里他呕心沥血，争分夺秒地研究了涉及范围很广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还是在小组活动时期，在他对生活和语言艺术作哲学思考时就产生了的：

　　“现在，我利用不得已的闲暇时间对许多领域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尤其是美学和心理学”。[13]在1921年3月的一封信中他这样说，是就在那年秋天他告诉同一个人说，他又在研究另一.个问题了，“在生病期间，我很难工作，可是早在乡下我就开始搞一个选题，《道德的主体和法权的主体》，现在打算继续搞下去。这一选题我希望能在最近圆满完成，它会使我建立我的道德哲学。”[14]

　　但是，这一课题的难处在于严格区分道德和法权的界限，于是巴赫金又一次改变选题，在1922年就已经转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研究：

　　我现在正写一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文，希望能尽早完成。那篇《道德的主体和法权的主体》暂时搁下。[15]

　　看来，早在维捷布斯克他就开始，也许基本上完成了关于语言艺术创作美学的长篇论著。
　　同时研究几个涉及哲学和一般人文科学交叉领域的问题（这是学识广博的独特表现）已经在那时就在巴赫金的学术研究方法中确定了下来。他经常在人文诸学科的交叉点上进行研究；因此他往往必须“顺便”掌握这一或那一交叉领域的（根据当时的水平）知识。

三


　　1924年年底，巴赫金才得以回列宁格勒。他在国家出版社找到了编外的（也许是合同的）工作，并在著名的艺术史研究所（伊萨基耶夫斯基街上的祖布科夫旧居）谋得某个“职务”。这个研究所当时已成为艺术理论思想的摇篮和“形式主义学派”以及这一学派最有才华的代表人物的支柱。
　　巴赫金来到列宁格勒后，长达数小时的聚会、阅读新作和彻夜的争论又重新开始了。确实，成员和聚会方式都发生了重要变化。除涅维尔和维捷布斯克旧友（尤金娜、蓬皮扬斯基、祖巴金、索列尔京斯基、梅德韦杰夫）之外，“康德研讨小组”里又出现了新的成员或常客，他们是些学者和作家：东方学家米哈伊尔·伊兹赖列维奇·图比扬斯基（1893一1943）；生物学家伊凡·伊凡诺维奇·卡纳耶夫（现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诗人尼古拉·安列克谢耶维奇·克柳夫（1887—1937）；诗人和散文家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耶奇·瓦吉诺夫（1899—1934）等等。交往的特点转向纵情欢乐和举办“游艺活动”。对于这一代从事艺术和科学活动的知识分子来说，也许这是最顺利的年月。但是好景不长。似乎是预感到压力和灾难即将来临，他们急不可待地及时行乐，嬉笑玩耍，抽彩游戏，你开我的玩笑，我开你的玩笑。不仅在文学界里如此作乐，而且在文学作品里也是如此反映。
　　Б·科日诺夫说得对：

　　这伙人所特有的“狂欢”气氛在康斯坦丁·瓦吉诺夫的长篇小说《山羊之歌》（列宁格勒，1928）和《斯维斯托诺夫的事业和生活》（列宁格勒，1929）中得到了反映；顺便说一说，在这些长篇小说里，以捷普捷尔金和库库之名塑造了Л·B·蓬皮扬斯基的讽剌性的摹拟形象。[16]

　　除此以外，在小说的第二个主要人物（无名诗人）的身上也完全可以见出诗人瓦吉诺夫本人的某些特征，在他身上还有祖巴金（诗人兼作曲家、雕塑家和神秘论者）、诗人沃洛希诺夫（比如，他总想在官方思想体系中寻找合理的内核，在新制度里寻找真理和正义）的某些影子。这是一位不被人承认的，然而却是真正的诗人代表的形象，这位诗人所处的文化环境是注定要消亡的。作者满怀同情之心描写了这两个人物，虽然他们无所顾忌地狂欢作乐和冷嘲热讽。这些形象富有喜剧性，他们命途多舛，毫无疑问，这本身又充满了悲剧性；他们的毁灭乃是文化和崇高精神的真正价值的毁灭。
　　也可以猜到其他一些（次要的）人物的原型，作者并不喜欢他们，他以极其犀利的笔触描写了这些人。例如，在米沙·科季科夫身上可以看出Л·H·梅德韦杰夫的某些特征，尽管这一形象写得更细致，故意地写得“隐秘”。
　　应该说，知识界热衷于狂欢和玩乐在一定程度上是“时代的特征”。例如，1923至1928年间由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Й·M·安德里耶夫斯基（女诗人M·M·什卡普斯卡娅的兄弟）指导的一个学生青年小组在活动，与小组所有成员的外号（假名）相对应。小组的浑名是“宇宙科学院”。《山羊之歌》中的一个人物（“哲学家安列克谢·安德里耶夫斯基”）取用同名可能并非出于偶然。
　　1928至1929年，在巴赫金及其友人的生活中是条分界线。那时，这小组的成员几乎都在表面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27至1929年，蓬皮扬斯基和索列尔京斯基发表了首批大作（前者在秋切夫文集和《十八世纪》一书里；后者在《舞蹈书简》一书和《论戏剧》文集里）。1928年，祖巴金出版了唯一的一本诗集《林荫道上的熊》，瓦吉诺夫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山羊之歌》。与巴赫金直接相关的著作有：沃洛希诺夫的《弗洛伊德主义批判》（1927）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1929），梅德韦杰夫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1928）。最后，1929年巴赫金以他自己的名字出版了第一部专著，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
　　从另一方面看，不论是在列宁格勒的所有旧派文人的生活中，还是对巴赫金及其友人们来说，这两年都是转折关头。当有人根据莫斯科指示在列宁格勒开始制造学院知识分子案件和其他一系列不太重要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阴谋”案件时，巴赫金周围的一些人也开始遭到逮捕。1929年，大约是春天，巴赫金自己被逮捕并受到审讯；当时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安局炮制了一批侦破“案件”的计划，逮捕和审讯巴赫金是根据其中的哪一案，我们目前还不知道。
　　大概是拼凑了一桩“专案”，正象“宇宙科学院”所遇到的那样。“宇宙科学院”一案恰恰是因于“游戏的缘故”，其实这些缘故是同这一小组的完全是严肃的科学和哲学志趣结合在一起的。在意外地逮捕并搜查小组某成员时，在他那里发现了一个笔记本，里面有“宇宙科学院”“成员”的全部名单以及他们的外号——“职务”。这些外号当然被定作是反对苏维埃政权“阴谋”参与者的匿名。这些游戏竟使它们的参加者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名单是在大学生伊凡诺夫的笔记本里发现的。朋友们蒙冤，伊凡诺夫便认为自己有罪，在索洛韦茨基时就有意染上伤寒病而死亡。还有一人在审讯时发了疯，喜滋滋地“任命”自己的熟人和老师为“将来的俄国政府”的成员，于是又把一批人牵扯到“案件”里，使他们遭到逮捕。[17]
　　1928年底，在巴赫金的好友中，“捉拿了”蓬皮扬斯基，但很快就释放了。三十年代初，祖巴金被捕，流放到北方。巴赫金也遭逮捕，并在1929年夏就被判处在索洛韦茨基集中营服刑五年。可是，巴赫金患有重病，他的身体连列宁格勒审讯时的监禁也经受不住。他的髋关节炎症复发并恶化，很快就迸了医院。关于此事，我们是从巴赫金向卫生人民委员部递交的一份声明中得知的：

　　6月17日这一折磨人的病又因肾上腺发炎而加剧，7月10日我在乌里茨基医院做了手术，可是我还是感到难受，左髋骨还是有大面积浸润。目前我在埃里斯曼医院接受主治医生的观察。[18]

　　声明所注日期是1929年9月2日，末尾只提出一个请求：

　　从我目前的身体状况看，如果对我的判决依然有效，无疑就等于判我立即惨死。因此，我请你们指定医生委员会检查我的身体。[19]

　　这份声明是通过当时还存在的，由E·П·佩什科娃和M·Л·维纳韦尔领导的政治红十字会转到有关部门的。十月中旬，重新审理的要求被拒绝，但是，由于叶连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和朋友们（M·И·卡甘和M·Б·尤金娜）的拼命力争，医生委员会（对此后人会感到惊奇）竟然“起了作用”。服刑索洛韦茨基群岛的判决改为流放库斯塔奈，这是西伯利亚和哈萨克交界处的一座小城镇，那里虽说气候干燥炎热，然而搞学问无疑是没有任何条件的。
　　假如巴赫金晚五年被“捉拿”，那末改北方集中营为南方流放就成了不可想象的事了。他根本不可能在什帕列尔活到判决的那一天，不会进医院，不可能让妻子及时知道他自己的情况和判决一事。对五年以后被捕的人来说，这一切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政治红十字会已经不复存在，更没有卫生人民委员会干预和改北方集中营为南方流放的可能。枪杀基洛夫以后的“大恐怖”把列宁格勒的这一切扫得个精光！
　　当时，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自由主义”时期，极权主义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真的能独揽一切。关于这一点，至少有下面的事实可以说明。巴赫金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本书，在他被捕时不仅出版了，没有被没收或查禁，而且，（已经是在巴赫金被定罪和判处集中营服刑之后）甚至还有人写了评论。1929至1930年（从1929年8月到1930年3月）间，报刊杂志上登出了六篇评论，Б·Б·维诺格拉多夫在《论艺术散文》（1930）一书中用十页的篇幅谈到了这本著作。
　　至今常为人们所引用的，卢那察尔斯基的评论完全是称赞此书的，他支持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复调结构的看法。这篇评论刊登在《新世界》第十期上，正是在那一个月里，判处已经作出，重审的申诉被拒绝，而因身体情况集中营服刑的改判问题还尚未落实。不仅如此，在押送去流放之后还发表了他的两篇文章，那是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的Л·H·托尔斯泰选集第十一卷（戏剧作品）和第十三卷（长篇小说《复活》）中的两篇序文，这对后一代被镇压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肯定是有某种至髙无上的力量在保护着巴赫金，如果不是保护他的身体，那末至少是保护他的生命和他的高风亮节。也许，正是高风亮节才是他的生命力的源泉？不论怎样，在偏僻的外省城镇库斯塔奈（按照纯粹是书刊检查“所删去的部分”来看，巴赫金从那时起是“定居”[20]在那里的）度过的六年帮了他的忙，没有使他在后来的变本加厉镇压的十年里丧命。北部哈萨克斯坦气候干燥炎热，这对患有肾脏病和骨髓炎的人来讲，与其说是有害的不如说是有益的。他和叶连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形影不离。实际上他不受行政当局的限制，可以收到幸免于难的友人们寄来的包裹、钱款甚至新书。
　　当然，“时代的喧哗”，常常是很刺耳、很令人心痛的，也传到了那里。在三十年代，巴赫金失去了许多朋友。1936年，沃洛希诺夫在列宁格勒去世；当时已被遣送北方的袓巴金，要赶来参加葬礼而没有得到许可，又被逮捕，这次被放逐集中营，一年后就在那里死去。瓦吉诺夫在二年前去世。二年后，尼古拉·克柳耶夫在纳雷姆边区去世。梅德韦杰夫在1936年从列宁格勒“消失”，也死在劳改营管理总局系统的某地，如果“平反证明”是可信的话，是死于1938年。1937年底，在绝望和惧怕之中（等待逮捕）M·И·卡甘因心绞痛而死亡。

四


　　在流放期间，巴赫金继续研究“语言创作美学”问题，已经不再远远离开为专门的“顺便的”研究所选定的领域，1936年夏来到莫斯科时，他带了一大本书要和卡甘讨论：

　　我现在要看M·M·巴赫金的一本书《论长篇小说中的语言》。他给我的是份手稿，从开头就可以看出，其中的想法同我过去在论屠格涅夫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是相近的……我的这一看法是顺便提起的，虽然它很重要，可以根据它写篇短文。M·M·巴赫金谈的一切都是重要的，展开了的。我对M·M·巴赫金的这部书很感兴趣……[21]
　　这个城市里的大学生和所有的知识分子真是幸运之极，他们能听到M·M·巴赫金关于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化、关于启蒙主义时代、关于十九和二十世纪的那些演讲。他学识渊博，不仅擅长文学，而且通晓哲学、美学、语言学。他的演讲不同凡响，才气横溢。
　　他的一个学生很久以后告诉我说，全城的人都跑来听流放的教授为萨兰斯克教育学院学生作的演讲，市党委负责人起初对此有些感到难办和困惑，但是，没有得到有关的专门指示，他们自己却跑来听他讲演，并且被他的博识所征服，所迷住，犹如久旱突逢甘雨。确实，人们没有为此再去酬谢他，他住在旧教堂的陋室里，饥寒交迫。[22]

　　如果说这里有民间故事的成分，那末，第一，它们用幻想形式加以改变的，与其说是巴赫金教学富有魅力、学识经天纬地，还不如说是“市党委的负责人”；第二，把现实的一个人的形象加以“民间故事化”，这种现象的出现，本身就对这个人作了很多说明。引人注目的是，M·И·卡甘的文献证据和一些口头“叙述者”讲的回顾过去的事，在这一点上是相吻合的：巴赫金精神上的胜利是他个人魅力和才华的胜利，同时，也竟是他实际上的失败：最后丢掉了工作。“他不得不离去”，或者，“确实，人们没有再去酬谢他”——这里的区别是不大的；莫非是细节上童话般地不真实吧，一个被免职的、官方不准其讲演的人，在1937年竟然被允许在任何地方向公众演讲？
　　1937年秋，巴赫金一家回库斯塔奈两个月，显然是想彻底结束他们在那里的移民流放生活。无论在列宁格勒，还是在其他什么城市，巴赫金想在大学里找个工作，但怎么也没有找到，因此，他在基姆列城（离莫斯科较近）定居下来（这次确实是，至少一半是“定居”，由自己选定的）。他显然不能住在莫斯科市里，因为没有房子、没有户口（也得不到），最主要是因为一个“有”，有一份“打上横道”的东西，那就是一张城名表，表中注目不准刚获释的流放犯居住的城市。
　　在基姆列，巴赫金只是在一所中学（那里只有这一所）谋得了法学教师的职务，但他能够（通过朋友）从莫斯科的几个图书馆里借书，并且与莫斯科一些研究所和大学里的同行交往。战前几年，他在那里写了二部长篇著作。
　　《教育题材长篇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发展史中的意义》一书包括了自古希腊罗马晚期起欧洲长篇小说史的广泛问题，基本上是论歌德的，论他的三部关于个性形成的书（《诗与真》、《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书已写完，并“交给了出版社，但未能在战争开始前出版，书稿在战时遗失了。”[23]
　　论拉伯雷的那部长篇论著也完成了，并提交出去了，但不是给出版社，而是作为应考哲学副博士学位论文提交的，这样就会有在大学任教的资格。当时，巴赫金已经同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理论部取得联系，1940年底和1941年初研究所讨论了他提交的两篇文章《长篇小说中的语言》和《作为文学体裁的长篇小说》。1940年向该研究所提交的还有他的学位论文《现实主义发展史中的弗朗索瓦·拉伯雷》。战争开始前没有来得及“安排”答辩。
　　在整个战争时期，巴赫金一家依旧住在小城基姆列。只是在战后才出现了在大学任教的机会和重新提出论文答辩的问题。

五


　　1945年秋，莫尔多瓦教育学院（自I957年起改为莫尔多瓦大学）再次邀请巴赫金到萨兰斯克工作。不久便任命他为共同文学教研室主任。1946年秋，终于安排了他的学位论文《现实主义发展史中的弗朗索瓦·拉伯雷》的答辩。
　　在研究所里原封不动地搁了六年多，只是为了应考哲学副博士才拿出来的这部论著以其无限广阔的科学视野、独特的方法和独到而丰富的学术思想使评委们大为惊讶。三位评委委员一致作出结论：建议学术委员会立即授予应考人哲学博士学位。这样授予学位的先例已经有过，因此评委们一致提出的建议完全合情合理。但是，办不到！
　　在世界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会议上就已经出现了障碍，事实表明，这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关于这次答辩的简短的，但完全是实事求是、表示肯定的总结半年之后刊登在《苏联科学院学报》上；在此得大段引用，因为“三言二语说不清”：

　　论文是为应考哲学副博士学位而提交的。评委委员哲学博士И·A·斯米尔诺夫和H·M·努西诺夫以及艺术学博士A·K·吉韦列戈夫对论文作了极高的评价并建议授予M·M·巴赫金博士学位。在辩论时，Д·E·米哈科奇、B·B·戈尔嫩克等也发了言。肯定了论文的某些部分。他们指出，M·M·巴赫金的论文对我们的文艺理论界具有重大的和原则性的意义。M·M·巴赫金不仅阐明了拉伯雷创作的某些重要方面，而且他的研究有助于揭示特殊类型的现实主义、拉伯雷在欧洲思想史和文学史中的地位。论文阐明了文艺复兴历史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关系、关于中世纪文化发展的两条路线问题和其中一条路线与古代世界人民生活的直接联系……
　　但是，论文作者的一系列观点，尤其是他所用的术语引起了异议。辩论持续了七个多小时。在原则上反对论文作者基本观点的有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H·K·皮克萨诺夫、教授H·Л·布罗茨基和B·Я·基尔波金。于是，三位评委委员又都作了第二次发言，许多与会者也发表了新的看法。论文作者在最后发言时竭力坚持自己的观点。
　　一致决定授予M·M·巴赫金哲学副博士学位。然后，就授予博士学位问题进行了表决，结果是：7票“赞成”，6票“反对”。此事转交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裁夺。[24]

　　授予副博士学位的决定在答辩后立即生效，这在当时的生活中是件很重要的事。首先，副博士学位已经表明取得了在高等学校任教，甚至是主持教研室的正式资格（当时博士不多，即便是现在，连外省大学教研室主任职务所需的人数也不能满足）。其次，从1946年春起决定大幅度提高具有副博士学位的大学教师的工资（两倍多）（根据同一决定，具有教授职称的博士工资再多一倍）。由于全国所有高等学校统一实行这种工资体系，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得到保障的”，因为地方领导不能擅自更改。
　　后来，这一特殊待遇导致了坏的风气。高等院校的知识和道德水平急转直下，营私舞弊的不正之风广泛地渗透到学位和学衔的准备、答辩和审核体系中，也同样渗透到学校本身的一切活动中。但是，在当时（战后头几年，还是饥荒时期），这使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免受贫困和饥饿之苦，何况，同时又给同样级别的大学教师发放“定额本”，作为对一般购物卡的补充。这一“贵族餐桌上的残羹冷炙”当时还没有被看作是对知识分子采取的“鞭子和糖饼”政策中的一个新步骤。
　　由于通过了论文答辩，巴赫金在萨兰斯克担任教研室主任多年。教育学院改为莫尔多瓦大学以后，他所领导的教研室采用俄国和外国文学教研室这一名称（当时，“共同”文学的概念是作为“世界主义”的概念而毁誉的，并到处被“外国”文学所代替）。
　　是否将授予巴赫金博士学位，这取决于许多相互矛盾的因素，但最主要的是取决于速度，取决于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何时审议批准的问题。为了使国家的文化生活趋于完全的和强制的一致，战后的“拧紧螺帽”的过程已经开始了。几乎是在巴赫金答辩的前一天，公布了著名的《联共（布）中央关于意识形态的决议》中的第一个，这也是最严厉的一个决议。1946年8月14日的《关于〈星〉和〈列宁格勒〉的决议》，实际上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批判两位极有声望的（不是靠来自上面的指示和奖金的）作家——安娜·阿赫玛托娃和米哈伊尔·左琴科。
　　对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关于授予巴赫金博士学位的决定，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议工作进行得极其缓慢，甚至对于象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这样的工作拖拖拉拉的机构来说也是慢的。一年过后仍没有眉目。而在1947年11月，《文化与生活》报上登出了一篇文章，其矛头是针对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领导和成员的。文章的题目是《克服文艺理论迫切问题研究的落后状况》，文章没有署名，也就是说被认为是“编辑部”文章，在“联共（布）中央文化局机关报”里这等于是这个具有无限权力的中心的直接指令。可是，在莫斯科的人知道，文章是出自中央委员会指导员维克多·尼古拉耶夫之手，而此人前不久申请进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博士预备部，但遭到了拒绝。
　　文章在列举其他一些不正之风（丧失“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精神”等等）时，也还讲到了论文答辩时常有的恶劣行径。

　　“该所学术委员会在授予学位问题上常常表现出一种不负责任的，有损于国家利益的态度”。

　　B·尼古拉耶夫这样写道，并恰恰举了巴赫金论拉伯雷的论文的答辩作为例子。他断章取义，信口雌黄，宣称论文是“反科学的”和“弗洛伊德主义的”。自此之后，所有出版社见了巴赫金的名字又都摇头，而授予不授予博士的问题实际上是预先定好了的。
　　但是，要否决掉还得等四年，看来要等到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彻底蜕化变质，德性败坏、科学上的良知丧失到极点的时侯。说实在的，正是为了把整个知识界搞得乌烟瘴气才在战后开始搞“思想斗争”——起先是批艺术文化和人文科学思想，而后是批所有的科学和所有的创造性思想。
　　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哲学博士学位授予问题，到1949年5月才进入决定性的阶段。巴赫金本人当时被邀往莫斯科出席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审会。要他出席只不过是“照章办理”而已，实际上纯粹是在捉弄人，因为在有各学科代表参加的全体会议之前，委员会总是先搞“黑检查”和审理，委员会里的“专家们”已经作出结论并通知了应考人：

　　同时通知您，初步鉴定表明，论文中的一系列观点是错误的：您对拉伯雷的分析，脱离了整个时代，脱离了当时法国和整个欧洲的人道主义运动。在分析《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时完全忽视了小说的构思、小说的思想方面，这就使论文具有形式主义的特征……[25]

　　说得简单些，现在已经找到了“黑检查官”，他们写评语的原则就是“见风使舵”，使“科学性的”论据趋附于党报党刊的大批判文章。至于实事求是，那是丝毫也不讲的。
　　尽管如此，这还不是结束。又过了二年，才传出否决的消息（答辩之后几乎过了五年）。下面的文字摘自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1951年6月9日的会议记录：

　　会议听取了：
　　第4，关于授予M·M·巴赫金哲学博士学位的决议。该决议是根据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1946年11月15日副博士学位论文《现实主义发展史中的拉伯雷》的答辩作出的。

　　会议决定：
　　鉴于提交答辩的论文不符合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拒绝接受关于授予M·M·巴赫金哲学博士学位的申请。[26]

　　我们看到，这纯粹是“文牍”：官腔十足，机械刻板，空洞无物。“初步鉴定”只不过是在人数众多、名位最高的办公室里依样画葫芦搞出来的东西。
　　这没完没了的戏总算这样收场了。
　　巴赫金在莫尔多瓦大学主持教研室直至1961年，当时由于健康原因他想退休。但他并未中断教研室的工作、与学校同事、学生和研究生的联系以及与萨兰斯克作家们的联系。1969年，因为（他本人以及叶连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体力不支，必须要去莫斯科。萨兰斯克的朋友们以为，这是暂时的，治愈后他们就会回来的。
　　可是，身体没有康复，元气大减。巴赫金一家又在莫斯科附近住了二年多，时而在作家创作之家，时而在克利莫夫斯克城（在敬老院，自1970年5月至1971年12月）。1971年叶连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就是在那里离开人世的，就在这一年，在莫斯科市里分到一套合作制的房子，而她却没有来得及住进去……
　　受到这一打击，巴赫金的身体已经再也不能恢复了。他继续工作。他的最后的一些著述，是在1974年写的。他身边聚集着很多人一一中青年文学家。他们全都准备好去帮助整理档案，为文集和杂志组织发表新的资料，为文学出版社准备他的旧作选集。文集《文学和美学问题》收录了1924年至1940年间的最佳之作，这些文章以前由于某种原因未能问世，但文集在1975年，巴赫金去世后马上就出版了。

六


　　巴赫金的名字及其著作回到“书刊流转”中，只是在斯大林逝世和赫鲁晓夫揭露“个人崇拜”之后才成为可能。即使是在那时还需要许多年时间和许多努力才能克服“作风的惰性”：只是到六十年代才出版和再版了他的新旧著作。
　　如果我们没有搞错的活，书刊上第一次提到巴赫金，是Л·平斯基的《文艺复兴时代的现实主义》一书（1961）。继此之后（在1962年），他的名字出现在B·科日诺夫几乎同时发表的两篇文章中（发表在《文学与生活》报和《文学问题》杂志上）。[27]最后，苏联作家出版社在1963年出了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增订补充版，并取用了新书名（《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此书引起了普遍的兴趣，不但经年不减，而且与日俱增。这不是偶然的：二版之后不久又出了三版（1972），然后是四版（1979）。对于一部文艺理论著作（不是出自于某位高级官员之手）来说这是件极为罕见的事。
　　的确，也有人想搞“大批判”，结果是独家在批：A·迪姆希茨的《独白与对话》[28]一文引起了反击，反击论据充足，具有摧毁之力，结果提出搞“大批判”的人反而陷于困境。驳文《探究问题的本质》[29]把迪姆希茨的荒谬之说，逻辑矛盾、歪曲原意，甚至是“不知”所论就强作解释等一连串的东西全都揭了出来。
　　不但如此，一星期之后，以《致〈文学报〉编辑部》联名信的形式又刊登了第二篇文章，[30]署名的人是些各种各样的完全合不到一起的人，但他们在苏联“文坛”的不同圈子里都是些有影响的人物。结果，发起争论的人只得寻思怎么溜之大吉，同时又“不丢面子”，就是说至少要保持作者的声誉，因为那位作者颇有“身价”，他可以在刊物上作回答，甚至可以在报刊上的争论中作裁决——在苏联报界能如此作为几乎是难以相信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之所以激起如此强烈的情绪，其原因完全不是对这些问题有着同样如此强烈的兴趣。凡是关注巴赫金命运及其著作的都清楚，给报纸的联名信不可能是“联合”写的。可以推测，巴赫金的狂热崇拜者中有人只是在为巴赫金的下一部书的命运担心，因为这部书在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里束之高阁二十五年以后现在正在“编辑”中。
　　论拉伯雷一书很早就开始慢慢地准备出版。还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第二版出版之前，由于出了《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新译本，刊登了一篇短小的文章，但署名的却是大名鼎鼎的人：除了译者H·柳比莫夫以外，还有院士维诺格拉多夫和康斯坦丁·费定。文中谈到希望出版巴赫金的学位论文，他们说这篇论文

　　得到了评议人E·B·塔尔列和M·П·阿列克谢耶夫院士、A·A·斯米尔诺夫通讯院士、Б·B·托马舍夫斯基教授的高度评价。但是，在个人崇拜时期的条件下，这篇研究性著作，尽管充满深刻和创新的思想，却未能问世。

　　文章最后建议说：

　　我们建议国家出版社领导采取措施尽快出版。M·M·巴赫金的《现实主义发展史中的弗朗索瓦·拉伯雷》一书。[31]

　　而现在——整整过了两年，在书的出版看来是有保证的时候，迪姆希茨的文章可能导致“撤销”，不能出版。应该认为，写完《致〈文学报〉编辑部》这篇文章后，匿名作者就急忙征集签名，找那些对于国家出版社领导来说是具有权威性的，可以说，从各种不同参数来看也是具有权威性的人物。
　　结果，“同寓一舍”的竟是些很不相同的人：一方是B·叶尔米洛夫和M·赫拉普钦科，另一方是B·阿斯穆斯。
　　论拉伯雷一书终于在1965年出版了。这两部书（还是在作者在世时）很快就被译成多种文字。学者巴赫金驰誉世界，与此同时他在国内人文科学界中的名望却完全是自发而起的。
　　为纪念巴赫金诞生五十周年，一些机构和各大城市专门举行了集会。1971至1973年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已经不是论述巴赫金的个别几本书，而是论述他全部著作的学术意义了。但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这一意义的估价明显不足，不理解象巴赫金这样的现象对于人文科学和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些文章的作者常常把巴赫金放在这种或那种合乎他们心意的河道里，把他的活动摆在最合乎他们兴趣的背景中。例如，科学院的一些权威人物从二十年代的巴赫金评论这样一个背景上去分析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认为巴赫金的几乎是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在于既克服了改头换面派（即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社会学），又克服了“形式主义方法”。[32]人们仍然完全不注意、不理解这一点：这部书早在六十年代就震动了思想界，其影响所及远远不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学”（顺便说一下，此书的基本思想——复调也是这样。复调不仅是主人公之间或主人公和作者之间，而且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和关系的全新形式）。诚然，论拉伯雷一书被放到了稍许广阔的背景中，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新阶段。
　　主张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研究语言和文学现象的那些人，只是把巴赫金看作是现代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预言家和先驱者，还是把他的意义看作是过时的，同时又忽略了他的哲学、美学和伦理学的思想——他作为一位独树一帜的思想家所具有的意义。[33]
　　在巴赫金著作收集和研究中还开始采取了另外一种方法，例如，将巴赫金生前没有发表或散见于各种期刊、现在的读者不可能见到的文章汇编成集，在选编和注释的工作中就采取了这种方法。[34]这本文集总括了思想家在五十五年中科学和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第一次使人感到他的世界观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以及他思想演变的特点和范围。
　　至于涉及面极广的注释，这本集子在许多方面是很出色的。这是一个范例，它表明俄国文艺学研究种类的范围是多么广：一般的注释（如同以前常有的那样）在这里转变为一种研究，依据翔实的资料实事求是地对这位著名的俄国思想家作了出色的研究。甚至是“研究种类的要求”（尽可能地避免直抒己见）也在这些注释里成为一种合适的形式，那就是以一种“对话的”，似乎是“询问的”态度去处理材料。也许，在为数不多的现有的巴赫金研究论著中，这里所利用的材料第一次没有“被物化”，没有变成一般注释者为建立或证实某个逻辑公式和观念而加以利用的手段和材料。这本文集的注释者再三琢磨，希望从二个方面了解巴赫金本人的逻辑和观念，一是从它们的内在的具有个性特点的联系和统一中，二是从巴赫金的精神特性和学术立场所固有的“原则性的无终极性”。
　　这一研究性的注释，引文简短而又确切，利用了关于巴赫金生平和活动的大量新材料，尤其是广泛援引了以朋友们的名字出版的，但据注释者考证实属巴赫金的那些文章和书中的话。
　　有三部书和一系列文章是以巴赫金的朋友们的名字发表的，但据口头传说是出自于他本人之手。它们的作者究竟是谁，这个问题相当复杂，需另作考察。

七


　　为纪念巴赫金诞生七十五周年，出版了（在1973年，确实，稍许晚了些）两本文集《学术笔记》，一本是萨兰斯克，另一本是塔尔图出版的。两本文集开篇各有一篇论巴赫金的文章，主题和风格却迥然不同。萨兰斯克版本中的就是那篇（至今也是唯一的一篇）《生平和活动简述》，基本上是由B·科日诺夫撰写的，它仍然是我们叙述巴赫金生平的重要依据和出发点。
　　关于以巴赫金朋友们的名字发表的三本“有争议”的书和一些文章的作者是谁，这里只是作了一下暗示：

　　根据同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就哲学与心理学、哲学与美学问题的谈话，后来就写成了一系列文章和书。[35]

　　对此说所作的注脚中指出的书有B·H·沃洛希诺夫的（《弗洛伊德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П·H·梅德韦杰夫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B·H·沃洛希诺夫在杂志和文集中发表的一些文章”。这一注脚只是提了一下而没有一一列举。最有可能的是，B·科日诺夫在阐述这问题时应该同巴赫金本人相一致，因此在《……简述》中只能这样表述：巴赫金完全可能有出于道德，甚至是出于务实的考虑，而这些考虑后来妨碍了对这些书和文章进行“考证”。
　　塔尔图版本的序文是B·B·伊凡诺夫的《M·M·巴赫金关于符号、言谈和对话的思想对现代符号学的意义》。文章十分坚决地肯定巴赫金是作者。此文有一附表“引用的巴赫金的文章和书”，其中也包括以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名字发表的三本书和梅德韦杰夫在1926至1930年间发表的三篇文章，附表注解说：

　　作品1—5和7的正文由巴赫金撰写。他的学生B·H·沃洛希诺夫和П·H·梅德韦杰夫只是对个别地方（在有些情况下，如5和小标题）作了少量的增补和更改，这些文章和书后来是以他们的名字发表的。所有这些著作均出自于一人之手，这已为目睹者们所证实，从正文本身也显然可以看出这一点，如同根据引文可以确信的那样。[36]

　　当然，这一切显得有些奇怪。为什么不指出目睹者们是谁？为什么不引用最主要的“目睹者”——巴赫金本人的话？要知道，不仅在这篇文章（作为在莫斯科大学举行的纪念会上的报告）第一次口头发表的时候，而且在三年之后，《符号体系论著》第六卷出版的时候，巴赫金还在世。
　　认为从正文本身以及从B·B·伊凡诺夫的引文中“显然可以看出”所有这些文字都是巴赫金所写，这一看法也是不很令人信服的。可以从所有这三本书中摘出同样那么多的引文来证明相反的东西；也就是说，从风格和语调，从思维方式和对“别人的声音”的接受方法来看，这些文字不可能是出于巴赫金之手！
　　很明显，伊凡诺夫的文章是谈巴赫金关于符号、言谈和对话的思想对现代符号学的意义，因此它非得把《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作为巴赫金所写的书来利用不可，因为正是这本书把语言当作符号体系来谈的；而专门论述“言谈”问题的两篇文章，虽然署名沃洛希诺夫，但伊凡诺夫却把它们列在巴赫金著作表里。
　　伊凡诺夫的文章也许是对“别人的声音”——在这里是对巴赫金本人的个性和思想方法一一采取“独调的”、客体的态度的最典型的例子。对“别人的声音”——对意识，对“别的”人的内在个性采取“对话的”态度，在巴赫金看来，这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特征和他在艺术上的发现，而且也是道德的必然要求。这不是说对另一种思想方式要有起码的宽容态度，而是要比这多得多。巴赫金的道德哲学要求对具有主权的人的个性采取一种特殊的态度，正如人们常说的要有“开放的思想”；要准备听别人说，理解别人的意思，要探求真理；没有求知欲，“意识”的交往和相互作用就一无成效。这种对“别的意识”采取的探求的、“发问的”态度，这种对“别人”所说的话从本质上作出对答、异议或赞同的能力，巴赫金就称之为“对话的”态度；与之相反的则是“客体的”或“物化的”（“独调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别人的个性和他的思想只是变成（常常是不由自主地）一个客体，成为对自己的观念或自已所喜欢的“现成的思想”加以支持和证实的一种手段。巴赫金善于对别人采取“对话的”态度，很难想象会有一个现代思想家能更好地对巴赫金个性和思想采取这种态度。
　　然而，木已成舟。巴赫金没有对伊凡诺夫的声明提出异议，因此这一说法也就被苏联学术界所公认，似乎这就是对假名或匿名文字作了持之有据的考证。甚至在引用三本“有争议的”书和某些文章时，全都附上了和伊凡诺夫一样的说明：

　　正文由巴赫金撰写，书以沃洛希诺夫之名出版。

　　或者，在谈到《弗洛伊德主义批判》时说：

　　正文由巴赫金撰写。[37]

　　声称又有一大批著作是巴赫金所写这一说法轰动一时，而西方对此却另有看法。西方学者想得到更有分量的证据然后才会去更改扉页上的作者名字。看来，附有伊凡诺夫这篇文章的塔尔图版的《符号体系论著》第六卷，只是在1976年才传到美国，当时《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一书已经译成英文并出版（1973），当然用的是B·H·沃洛希诺夫的名字。《弗洛伊德主义批判》一书同样也译出并准备出版。在该书序言中详尽地论证了为什么作者是巴赫金这一“非常”声明会引起怀疑：

　　B·B·伊凡诺夫的这一声明并没有任何证据，只是随便谈到：有‘目睹者们的证明’，以及作品本身（即沃洛希诺夫、梅德韦杰夫和巴赫金三人的作品）表明作者是一个人——巴赫金。显然，伊凡诺夫所知道的比他目前想说或能说的要多得多，但在现在的情况，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他所声明的就是事实。[38]

　　有些人怀疑作者是巴赫金，这是不能同意的。比如，H·季图尼克和H·布拉斯认为，只有四年（1926—1929）功夫就写出这么多，这本身就不象是真的：三篇长文和四部书，而且每次都转向一个新的知识领域（心理学、诗学、语言学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每次都利用大量的国内外文献资料。
　　这看起来确实难以置信，如果没有考虑到巴赫金早在维捷布斯克——至少是从1921年起就开始研究上述所有学科的问题的话。为了从边缘学科中划分出自己研究的主要对象——道德哲学和诗学（“语言艺术创作美学”），他认为自己必须根据第一手资料弄清所有这些学科的近况。不但如此，这些“顺便的”研究几乎总是使巴赫金对总的问题以及它在“交叉”知识领域里将如何解决的前景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当然，这种方法只有象巴赫金这样的大思想家和大学者才有可能采取。
　　至于H·季图尼克和H·布拉斯的其他一些疑问和论证，与其去一一反驳，还不如去发挥它们，使它们更准确一些。《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美国版的译者H·季图尼克合乎情理地指出有一种奇怪的前后不一的现象。

　　应该指出，……伊凡诺夫没有把《在社会的彼岸》一文作为是巴赫金的著作。但是几乎通篇都收到了《弗洛伊德主义批判》中了，伊凡诺夫当然是认为此书是巴赫金写的。不能想象，伊凡诺夫竟然会不知道较早写的那篇文章。[39]

　　确实，要么承认这篇早期的（1925）批判弗洛伊德主义的文章也是巴赫金写的，要么否认同一题材的那本书通篇都是出于巴赫金之手：在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可以称之为“少量的增补”的东西。《弗洛伊德主义批判》一书美国版的出版者们的这一看法也是对的，他们断言说，《在社会的彼岸》一文“几乎绝对不可能是巴赫金写的”。[40]

　　美国学者们的观察力是十分敏锐的，他们发现，不同的风格和思想之间有着相近（也可能是相关）之处，而那些不同之处在把巴赫金的文字作为一方，把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的文字作为另一方加以对照的时候表现得尤其明显：

　　许多读者惊讶地看到署名B·H·沃洛希诺夫的文章和书在风格上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也是在当时发表的、署名巴赫金的唯一的一部书）不同的。当然，还应该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署名B·H·沃洛希诺夫（以及梅德韦杰夫）的著作中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便从一定的观点看是非正统的），而在巴赫金的书中却完全没有。[41]

　　我们应该补充一点，这种风格和语调的不同（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态度相关联的），不仅在巴赫金本人和他的朋友们署名的书之间，而且在他的朋友们署名的每一部书里面也可以发现。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来说话的，同时又常常用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和政论中盛行的那种命令式口气、那种应当如何甚至是非得如何的套话。论弗洛伊德主义一书中有几章概述和批判俄国和西方现代心理学诸流派，叙述精神分析的历史或严肃批判弗洛伊德的理论及其方法，在这些章节里，如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里一样，没有诸如此类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动辄就批的做法。
　　从所有这一切可以看出，在《弗洛伊德主义批判》一书正文里，多半的甚至是大量的部分确实出自于巴赫金之手，而核心部分（甚至是整章整章）都是B·H·沃洛希诺夫写的。
　　当然，目前还不能认为这是完全证实了的。但不是因为这是无法证实的。以科学的准确性，通过版本学分析是可以把巴赫金同沃洛希诺夫区别开来的：把这些书的全部文字同巴赫金不同年代写的著作，以及同沃洛希诺夫的文章（例如关于音乐的，一般说来是同他在刊物上发表的与他们俩人共同的专业范围没有关系的文章）作一番全面的比较即可。对于用梅德韦杰夫名字出版的一本论形式主义方法的书，也必须同样这么做。他们两人都发表了很多作品，因此，要作这种鉴别，材料是绰绰有余的。在本篇生平概述中不可能这样做。
　　和后两部书（《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相比，在《弗洛伊德主义批判》一书里，巴赫金所写的部分显然更少些。因此，我们认为，即便是作版本鉴定，这部书还是应该在扉页上标上他们俩人的名字。
　　最后，应该说，哪怕是推溯地说一说，在交叉学科——心理学和语言领域里自己的全部研究成果，以及对西方现代美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方法”诗学的批判分析中，巴赫金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名字发表，而似乎是“赠送”给自己的朋友们呢？有人推测说，“更换姓名是迫不得已的，主要是由于社会一政治性的……原因”[42]，其中也包括巴赫金出身贵族。我们觉得，从1926年至1929年的情况来看，这种说法根据不足；在那时出版书，发表文章的“旧贵族”够多的了！
　　在这里，很可能有错综复杂的动机。问题在于，凡是涉及到象心理学和语言学这样的一些领域里的现代问题的一切，巴赫金之所以批判地研究它，其目的是为了确定他自己的立场，提出他自己的思想，而这立场和思想对于他在研究上的基本需要，即对于“语言艺术创作美学”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这一目的既已达到，他就对“顺便”做完的东西失去了兴趣，也就不再去完成和发表这些东西。他不想在这上面花费时间，他需要时间，去做他自己认为合适的那些工作。
　　1924年返回列宁格勒的时候，他带回了一大批在维捷布斯克几乎是独居两年期间里完成的著作。这些著作应该拿到“康德研讨小组”里去讨论（小组成员现在经常在尤金娜家中聚会）。小组称“康德研讨小组”，仅仅是按照传统而已。事实上，把小组成员团结在一起的是他们共同地从新康德主义朝着宏大的历史主义思维进展。但是青年朋友们的这一进展，各有各的方向，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在当时还不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但已经十分积极地要成为这种思想观念。朝着这一方面演进的有П·H·梅德韦杰夫和B·H·沃洛希诺夫。巴赫金在他的未完成的著作中始终一贯地展开“两条战线上”的批判——反对抽象的唯心主义和反对实证主义。这一批判在他们俩人看来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对于“当前的”思想意识生活来说的确是十分迫切的。
　　也许，他们曾劝说巴赫金搞完这些著作去发表，但结果只是巴赫金本人提出一个转交材料（要知道，对于巴赫金来说这仅仅是些“材料”）的计划，而要他们搞完这些材料去出版。如果最后有人以马克思主义精神对巴赫金的思想作了一些重新思考的话，那末从巴赫金的观点来看这样做是无可指责的：这同“对话主义”、具有主权的意识的相互作用的原则是一点也不矛盾的。可见，应顺时代的批判见解和合理思想必定会成为社会的财富，必定会进入当时的科学视野！
　　在这一点上，参与骗局的双方完全可以取得一致。这一骗局也因此而得以澄清。它是同学院派风气和传统是格格不入的：戏弄、狂欢、仿佛是一种“乔装喜剧”的因素在这里无疑是有的。
　　但是，有一点仍然不清楚，既然书的大部分终究是巴赫金自己写的，那末为什么他连作者之一也不是？对此，也只能作个推测性的回答。应该认为，巴赫金并不以为他能够代表马克思主义，虽然他准备和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把自己的名字标在这些书上——由于沃洛希诺夫或梅德韦杰夫把它们搞完拿去出版，这些书最终完全“定标”了，这就等于自称马克思主义者，这就会意味着在思想意识上自我确定，作出选择，承担了一定的义务和一定的责任。其他的一切暂且不说，这是同巴赫金当时已经形成的“意识的原则性的无终极性”思想是不相容的，同把个性看作是不仅体现在思想上，而且也体现在完整的人身上的“自我发展的思想”这一理解是不相容的。
　　或许，巴赫金道德哲学的最坚定、最一贯的思想就是责任性的思想和个性统一的思想。在自己的第一篇文章（1919）中，他已经断言，“唯有责任性的统一”才能保证“个性诸因素的内在联系”。晚年，在一则短记中（正在考虑为一本拟定的文集作序），巴赫金又重新回到个性统一的思想上，用之于自己和自己的著作：
　　准备把我的文章汇编成集，由一个有其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主题统一起来。形成着的（发展着的）思想的统一。由此也就产生出我许多想法的内在的无终极性。[43]

　　巴赫金作为一位独树一帜的思想家而具有的意义在本质上比人们通常所想的要广泛得多，并且远远超出了文艺学或符号学的范围。我们当前还只是去思考巴赫金在人文知识各个不同领域里提出的思想的内在联系和一贯发展：思考他的历史哲学和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他们的道德哲学和美学，历史诗学和关于整个语言文化历史的见解。这些思想的意义不在于过去，而在于未来。
　　为此，必须把巴赫金在五十五年从不间断的思想劳动中所做的一切加以收集、复原和系统化。不论在俄国，还是在西方，现在都在进行这一工作。重新出版曾以他的朋友们的名字发表的那些书是这一收集阶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弗洛伊德主义批判》一书是“形成着的（发展着的）思想的统一”的开头几个环节中的一个环节。按照巴赫金的看法，“形成着的（发展着的）思想的统一”乃是个性的内在中枢：心理学是第一学科，巴赫金批判地研究了其现状，划分出自己研究的对象和方法；继此之后的是法学、语言学、形式主义方法文艺学等等。



[1] H·列平：《代用与备忘》，载《结构》，巴黎，1980年，第7期，第104页。（原注）

[2] 从“与世界主义作斗争”时起直至斯大林逝世，以别人的名字写剧本、小说、文章，尤其是学位论文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几乎是失业的“世界主义者”的主要生活来源。在大多数情況下，这是件“各分一半”的事，除了在成功时还有笔职业和经济上的“捧场费”以外。直到目前还保留着准备论文时的脑力劳动“黑市”，这种“黑市”是一般“黑市”中的—种。（原注）

[3] B·科日诺夫、C·孔金：《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生平和活动简述》，载《诗学和文学史问题》论文集，萨兰斯克，1973年，第5—15页。（简述的基本部分——1945年前的M·M·巴赫金传记，由B·科日诺夫撰写）。（原注）

[4] M·M·巴赫金、M·И·卡甘、（根据家庭档案材料）K·涅维尔斯卡娅发表的。《回忆。历史文集》，第4册，莫斯科，1979年；巴黎，1981年，第273页。（原注）

[5] 《回忆。历史文集》，第4册，第274页。（原注）

[6] 关于M·И·卡甘生平和活动的更详尽材料，参见：M·M·巴赫金、M·И·卡甘、（根据家庭档案材料）K·涅维尔斯卡娅发表的。《回忆。历史文集》，第4册，第249—281页。我们从中吸取了许多关于巴赫金的，在B·科日诺夫和C·孔金的《……简述》中没有提到旳重要资料。（原注）

[7] B ·H·沃洛希诺夫给M·И·卡甘的信（1921年秋）。载《回忆。历史文集》，第4册，第278页。（原注）

[8] M·巴赫金：《文学和美学问题》，莫斯科，1975年，第6—71页。（原注）

[9] M·И·卡甘在涅维尔几所犹太学校里任教，组织过犹太学校师资培训班（一年制）；1918-1923年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犹太大学讲课。他的著作《犹太和文化危机》（至今未发表）也是当时所撰的。参见：《回忆。历史文集》，第4册，第274—275页。（原注）

[10] 通灵术：一种神秘论，宣扬超自然的灵物的存在，并认为少数人能与之心灵相通。（译者注）

[11] П·B·蓬皮扬斯基给M·И·卡甘的信（1926）。《回忆。历史文集》，第4册。第266页。（原注）

[12] 《回忆。历史文集》。第4册，第257页。（原注）

[13] 同上注。第260页。（原注）

[14] 《回忆。历史文集》，第4册，第262页。（着重号本文作者所加）。（原注）

[15] 同上。第263页。（原注）

[16] 《诗学和文学史问题》论文集第7页。（原注）

[17] 参见：H·П·安齐费罗夫：《回忆录中的三章》，载《回忆。历史文集》，第4册，第55—144页。

[18] 《回忆。历史文集》，第4册，第267页。（原注）

[19] 同上。（原注）

[20] 由于书刊检查的禁止，巴赫金被捕一事本身、判处服刑索洛韦茨基集中营、改判流放库斯塔奈，在B·科日诺夫和B·孔金的《……简述》中甚至都未提及；只是说“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出版后不久M·M·巴赫金定居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交界的库斯塔奈城。他在这里度过了约六个年头，在当地机关里供职。”（《诗学和文学史问题》，论文集，第8页。）（原注）

[21] 自此以后的文字，疑系原版本脱漏。（译者注）

[22] H·亚涅维奇：《一位老共产党员的笔记》，手稿，1979年第68—69页。（原注）

[23] M·M·巴赫金：《语言创作美学》，莫斯科，1979年第395页。（原注）

[24] （无作者名）《现实主义发展史中的拉伯雷》载《苏联科学院学报》，1947年，第5期，第123页。（原注）

[25] H·亚涅维奇：《1930年至1970年间的世界文学研究所》，载《回忆。历史文集》，第5册，莫斯科一巴黎，1982年。第99页。（原注）

[26] 同上注，第5册，第100页。

[27] B·科日诺夫：《文学与文艺学》。载《文学与生活》，1962年3月16日；《科学性即是同生活的联系》，载《文学问题》1962年第3期。（原注）

[28] A·迪姆希茨：《独白与对话》，载《文学报》，1964年7月11日。（原注）

[29] И·瓦西里耶夫斯卡娅、A·米亚斯尼科夫：《探究问题的本质》，载《文学报》，1964年8月6日。（原注）

[30] B·阿斯穆斯、A·叶尔米洛夫、B·佩尔佐夫、M·赫拉普钦科、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致<文学报>编辑部》，载《文学报》1964年8月13日。（原注）

[31] B·维诺格拉多夫、H·柳比莫夫、康·费定：《一部人们所需要的书》，载《文学报》，1962年7月23日。（原注）

[32] Г·M·弗里德连杰尔、Б·С·梅拉赫、B·M·日尔蒙斯基：《M·M·巴赫金著作中的诗学和长篇小说理论问题》。载《苏联科学院学报》，文学语言集，第30卷，第1分册，第53—81页。（原注）

[33] 参见：Вяч·Вс·伊凡诺夫、《M·M·巴赫金关于符号、言谈和对话的思想对现代符号学的意义》，“符号体系论著”，第4卷，1973年，第5—44页。

[34] M·M·巴赫金：《语言创作美学》。С·Г·博恰罗夫选编；С·С·阿韦林采夫、С·Г·博恰罗夫注释。莫斯科，1979年，第384—415页。（原注）

[35] 《诗学和文学史问题》，文集，第6页。（原注）

[36] 《符号体系论著》，第6卷，第44页。（原注）

[37] M·M·巴赫金：《语言创作美学》，第399、403页。（原注）

[38] V·N·Voloshinov：Freudianism·A Marxist Critique·Translated·I·R·Titunik·Preface Neal Bruss and I·Titunik·Academic Press，New York，1976，p·Xiii。（原注）

[39] V·N·Voloshiriov·Freudianism，Translator’s Introduction，p·Xiii。

[40] V·N·Voloshinov，Preface，p·Xiii。（原注）

[41] V·N·Voloshinov·Freudianism，Preface，p·Xiii。

[42] 米哈伊尔·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白银时代出版社，纽约。1982年，第6页（出版者的话）。（原注）

[43] M·M·巴赫金：《语言创作美学》，第360页。（原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