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弗洛伊德主义批判（1927）
第十章 驳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为弗洛伊德主义的强辩
1．除了各种批判分析之外，大概读者在认真地阅读了本书第二编《弗洛伊德主义阐释》以后，就已经感到这一学说在本质上是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不难感到，弗洛伊德主义的世界观迥然不同地散发出另一种气息、带有另一种色调。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竟然有一些人热心地为弗洛伊德主义强辩。在本书进行初步阐释的头几章里，我们就已经提起过。在此，在本书批判的结尾处，我们不能够回避这一费力不讨好的事——对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为弗洛伊德主义所作的强辩进行批判分析。
我们当然不能讨论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就弗洛伊德主义所发表的“可以接受的”和“善意的”全部言论和意见。这种言论常常带有偶然的性质，阐述不详尽，论证不充分。众所周知，托洛茨基同志在《文学与革命》一书中声称精神分析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所接受，他的这一看法也属于上述这类言论。这些言论，我们就不去讨论了。我们的任务仅限于考察四位作者的文章。我们将考察：
1） Б·贝霍夫斯基的文章：《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方法论基础》，载《在马克思主又的旗帜下》杂志，1923年。
2） А·Г·卢里耶的文章：《精神分析，作为一元论心理学体系》，载文集《心理学和马克思主义》，莫斯科实验心理学研究所，1925年。
3） Б·Д·弗里德曼的文章：《弗洛伊德心理学基本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同上。
4） А·Б·扎尔金德的文章：《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载《红色处女地》杂志，1924年，及其最后一部书《有机体生活和暗示》的相应章节，1927年。
上述文章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弗洛伊德主义辩护，它们的观点发挥得最充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分析了这些作者的强辩性论据，我们大体上也就把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替弗洛伊德主义辩护的所有论据考察得相当清楚了。
2．按照时间顺序，我们先分析Б·贝霍夫斯基的文章。
精神分析学说被紧裹在主观主义的外壳里，而且在介绍精神分析时经常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把主观主义的内壳翻转了过来。可是我却极力要剥出精神分析的健全的内核，我想，它是非常珍贵和重要的。我极力表明，在其方法论前提上和在基本的原则性结论上，精神分析（无意识地）在他自已的研究领域里重现了辩证唯物主义所宣扬的原理。精神分析学家们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就使他们把自己的学说建立在广阔而又牢固的基础上。辩证唯物主义可以认为自己又取得了一个胜利。（第176—177页）
这番话是Б·贝霍夫斯基在总结自己对弗洛伊德主义所作的分析时所说的。
他所认为的精神分析“无意识地重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健全的内核”究竟是什么呢？
Б·贝霍夫斯基力图证明，精神分析方法有以下几个特点：客观主义、唯物主义一元论、唯能论，最后是辩证法。
我们现在逐一分析贝霍夫斯基所阐明的弗洛伊德方法论的这些特点。
对弗洛伊德的客观主义方法，贝霍夫斯基提出的论据十分怪异。我们引用他自己的话：
当你对精神分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时，你不仅确信它是和反应论一致的，而且也开始怀疑它是否真是主观主义的。主观主义似乎是使本质变得模糊的外壳。事实上，精神分析乃是关于无意识，关于在主观的“自我”的范围之外所发生的某种东西的学说。无意识现实地作用于有机体的反应，经常指导着他们。对无意识，不能通过意识，主观地加以研究。弗洛伊德之所以研究无意识（症状、错误等等）的客观表现，探寻意识（梦、童年）最低限度参与的条件，其原因也就在这里。这一切无疑是反应论所能接受的（第166页）。
贝霍夫斯基的这些论断是和弗洛伊德主义方法论基础本身相矛盾的。弗洛伊德说：“关于无意识，我们只有通过意识才能了解。”“自由联想”的整个方法只有一个目的：将无意识引导到病人的意识。照弗洛伊德的看法，只有具备了一个必要条件，精神分析才能在治疗上取得成功，这个条件就是:病人在他自己的内部经验中看出并承认自己的被排出的情结。”[1]如果被排出的情结对病人来说仍然只是外在的客观事实，没有为他获得内心感受的主观真实性，那么它们就不会有任何治疗作用。比如，受伤的肺在爱克司光片上的形象，或者咳嗽过程的生理机制，我们都把它们看作是客观事实（处在主观心理之外）。而无意识，我们只有在内心感受的主观道路上才能遇上它。人本身应该在内部经验中，在心灵底层里摸索它。于是，整个精神分析仅仅是对无意识的内在意识，如此而已。完全不可理解，贝霍夫斯基竟然敢于断言说，“对无意识，不能通过意识，主观地加以研究”？！对于他来说，没有也不可能有其它的研究方法，连弗洛伊德自己也没有想到过还可能有其他的方法。
再说，贝霍夫斯基断言弗洛伊德主义研究无意识在症状、错误等中的客观表现，这一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当然，弗洛伊德主义的分析是从外在的客观现实——错误、身体症状等出发的，但是他所研究的恰恰不是这一客观的物质现实，他对身体症状比如咳嗽的生理机制完全不感兴趣，使他感兴趣的只是它的里面——内在的主观心理。精神分析方法是从症状、错误、梦和所有其它事实出发的，这些事实对它来说似乎失去了客观的、物质的肉体：精神分析同它们的关系好像只是具有替代作用的构成物、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折衷物——因此，好象只是同特定组合的心理力量的关系一样。进入精神分析症状公式的只是纯主观心理的因素。
时时处处在寻找唯一的珍珠（被排出的愿望）的精神分析方法，最后是怎样成为对于反应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客观方法的呢——仍然很不清楚。贝霍夫斯基的“论据”最多只不过是毫无根据的论断。别的论据他也是提不出来的。
关于精神分析的第二个特点——唯物主义一元论的论证，情况也不见得好些。在这个问题上，贝霍夫斯基的基本论据是，弗洛伊德主义方法造成了心理经无意识到身体的不断转移（可以这样排列：意识——前意识——无意识——身体）。他援引弗洛伊德的著名论断：“性功能不是什么纯心理的，正如它不是什么纯身体的一样。它影响着身体的和心灵的生活”（第164页）。相似的引文可以从弗洛伊德那里摘出不少，但是也可以更多地在他那里找到相反的论点。贝霍夫斯基自己没隔多少行就援引了其中的一个论点。这就是：
弄清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个体的心灵表现是否直接产生于物理的、机体的、物质的作用，如果是，那么研究它们就不是心理学的事情；或者，现象的发生是和其他心理过程相关联的，而在这些过程后面更远的什么地方却隐藏着一系列的机体的原因。我们始终只是把“第二类”的过程称之为心理过程。（第165页）
在这里，在弗洛伊德的这一论断中，一切机体的东西被排斥在心理学之外。精神分析学家只研究纯心理系列，他不涉及其余的东西。可是，因为毕竟允许“在更远的什么地方”有一系列使心理学家感兴趣的机体原因，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典型的心身平行论观点。一般说来，从理论上解决心身相互关系问题时，弗洛伊德本人的立场是模棱两可，而且是故意含糊的。他的与此相关的所有言论全都是矛盾的，不确定的。更经常的是他完全回避这个问题。但没有必要收集这些言论：方法本身就以它的实践，以它的工作说明了问题。精神分析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向我们表明过像贝霍夫斯基所想的那样，身体对心理的作用。精神分析所知道的只是纯心理系列，而身体仅仅是这一心理系列的非独立因素。彻底的精神分析学家如朗克和格罗德克从理论上一清二楚、毫不含糊地表述了自己方法的这一特点：按照他们的主张，一切机体都是第二性的，而第一性的只是心理。这已经纯粹是一元论，但只不过是唯灵论的一元论。
实际上，精神分析在其基础上是一元论的。这是一种特殊的现代的唯灵论一元论。即便是谨慎的弗洛伊德也模棱两可地在心身因果论和心身平行论之间保持平衡，但方法本身却不是这样犹疑不决的：对它来说不存在任何不可克服和不可测知的物质因素，一切都溶解在无止境和摇摆不定的自发的主观心理中。
现在我来谈唯能论。让贝霍夫斯基自己说吧。
精神分析和反应论的一致性并不限于上述所说。这一致性要深刻得多，遍及到理论的基础的基础——心理过程的唯能论。心理过程的唯能论的认识自始至终贯穿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弗洛伊德那里，唯能论的别称是“经济观点”。可以深信不疑地加以肯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快乐以某种方法同心灵机构中刺激量的减少、降低或消退相关联，而不满则同它们的升高相关联。关于人所能享受的最本能的快乐，在现实性行为时的快乐的研究使人对于这一点深信不疑。因为在这样的快乐过程中，事情涉及到注意心灵刺激量或能量，所以，这种论断我们称之为经济的……我们可以说，心灵机构的目的是要克服并从它的内外刺激中解放出来。（第166—167页）
这样，在引证弗洛伊德的话的时候，贝霍夫斯基力图证明精神分析是唯能论的。引文确有代表性，但它所证明的却不是贝霍夫斯基所想的。
弗洛伊德的这个“经济观点”是什么呢？只不过是把“能量最低消耗”这个陈旧不堪的原则全盘搬到心理中罢了。然而，应用于主观心理原料，这一原则——它本身就是空洞的，言之无物的——只是成了比喻、词藻，如此而已。这一原则只有用在能够加以精确和客观计量的材料上才能够成为有成效的工作假设。主观心理，脱离了一切物质，当然不能作任何计量，在这里可能作的只是任意的、思想观念上的评价。弗洛伊德的说法正是这种至少是令人怀疑的评价，他厚颜无耻地声称说人所能享受的最本能的快乐是实现性行为时的快乐。
没有一个为精确计量所需要的支点，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唯能论。弗洛伊德理论的特点是在于，它不知道客观的物质刺激；它只知道内在的心理刺激（诚然，弗洛伊德谈到欲望的身体本源，但他没有对它们进行研究）。弗洛伊德主义的整个lbido（里比多）理论所利用的仅仅是这种内在刺激。说实在的，只是从刺激开始出现在内在心理舞台上并在这里同已经在场的心理力量相遇之后，弗洛伊德主义才对它感兴趣；至于这刺激是怎么跑到那里的——这已经不使他感兴趣了。欲望（die Triebe），整个精神分析的基本概念，弗洛伊德将之确定为身体刺激的心理代表。于是弗洛伊德始终一贯地只同这些代表，只同他们之间的斗争打交道：对母亲的欲望遇上畏怯和羞愧并被排出到无意识，“自我”欲望遇上性欲，对死的欲望遇上“爱罗斯”等等。这样，精神分析就一直处在内在心理的刺激和反应的圈子里——感受对感受起反应，感觉对愿望，愿望对感觉起反应，心灵畏怯地对近亲爱恋起反应，迫害躁狂地对同性恋性欲起反应等等。位于外在世界的物质刺激和在有机体身上物质地表现出的刺激始终处在精神分析理论之外。然而，恰恰是这些可计量的因素才是心理学客观方法的支点。
心理能的转变也同样如此：爱变为恨，对一个对象的欲望变为对另一个对象的欲望等等。怎样在数量上测定这个不断转换形式的能呢？要知道，只有测定能量，我们才可能不靠比喻地去谈论唯能论。但是，为此，就必须超出描绘这些转换的主观心理图画，走进物质刺激和反应的客观世界。然而，弗洛伊德并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断言说，如果这样做，那末也许就是勉强敷衍，而唯能和经济原则最后证明是正确的。
末了应该指出，经济观点是在外表上添加到弗洛伊德学说上的。弗洛伊德只是顺便地把这个观点引来，它并不涉及他的学说的本质。贝霍夫斯基所说的唯能论是精神分析的基础的基础这一断言是错误的。看来，贝霍夫斯基把整个心理动力学归到唯能论上，这当然是完全荒谬的。至于心理动力学，我们在一个地方已经指出过，这完全不是力量的斗争（或许，可以唯能论地进行这种斗争），而是日常思想观念动机的斗争。
最后，谈谈辩证法。
这个问题我们不打算多说。人的一切思维是辩证的，人在内部和外部言语里客观化了的主观心理是辩证的，神话和疯子的谵语是辩证的。不仅如此，蠢话蠢事是辩证的，谎言是辩证的，不由自主地落到辩证法轨道上的，有空话废话和谣言谤语（可以回想一下果戈理的谣言辩证法，它基本上决定着他的极度夸张的怪诞风格的结构）。辩证是一切运动，甚至是人的无聊脑袋里的虚构运动的灵魂。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既然弗洛伊德展开的那幅日常思想观念动力图画结果也是内在地辩证的。然而，这个辩证是否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所探求的那个自然和历史的物质辩证本身呢？
当然不是！这是反映在头脑里，在思想观念上折射和扭曲了的，某些现实物质力量的辩证。可是，弗洛伊德恰恰没有去揭示这些物质力量：他不考虑他自己的“心理动力”——动机的动力，而不是力量的动力——是思想观念性的，因此就不考虑它是第二性的，特殊地折射和扭曲了的。根本谈不上弗洛伊德学说里有什么唯物主义辩证法，因为这一学说根本没有超出主观心理的范围。
贝霍夫斯基文章的总的缺点（此文和有关弗洛伊德主义的其他的——需要加以分析的——类似东西都有这个缺点）是：没有把精神分析方法本身当作客观事实来看待。在研究的时候应该抓住方法本身并且搞清楚，它在做什么，它往哪里去，而不要引用弗洛伊德本人和弗洛伊德主义者们在方法问题上偶尔说的和自相矛盾的言论。应该抓住自由联想法并直接提出问题：在这一方法中自我观察起什么作用，客观观察又起什么作用？这种直接地和有针对性地提出的问题恐怕不是难于回答的。然而，无论是贝霍夫斯基，还是其他一些替弗洛伊德主义作强辩的人都没有对方法本身这样直接地提出问题，他们宁可去搜罗宣言式的引文和摘录。
我们对贝霍夫斯基文章的分析就到此为止。他那关于弗洛伊德主义无意识地重现历史唯物主义的论题还是没有得到论证。这种无意识看来不会导致意识。
3．现在来看看А·卢里耶的文章《精神分析，作为一元论心理学体系》。
这就是卢里耶对弗洛伊德主义的看法：
他说：“精神分析在把关于心理现象的学说搬到完全是另一个范围里，即关于整个人体中的有机过程的学说里时，它就同旧心理学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彻底决裂（和关于人的反应和反射学说一起），奠定了对整体个性的心理持肯定态度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心理学的牢固基础。
心理分析正是以此回答了摆在现代心理学和时代的最伟大哲学——辩证唯物主义面前的第一个课题：唯物主义地对待整体个性及其心理动力的课题。
精神分析对解决这一问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依次迈出了二大步：确立诸种个别心理功能的复合性和把整个心理引进到器官及其受生理制约的活动的一般系统中。”（第79、80页）
弗洛伊德主义是整体个性心理学，卢里耶通篇文章之令人感奋，就在于这一论断。
这位作者认为经验论心理学的主要缺点正是在于心理原子论，在于不善于对待整体个性。他说，“由于不可能沿着‘科学地解释’心理现象这条道路走，实验心理学便把自己的材料分解成细小的、孤立的单位——‘原子’，并对这些假定的心理‘元素’单独地进行研究。实验心理学走的就是这条路。”（第53页）
精神分析，依卢里耶之见，也就是对此所作的反应。
与正宗的“原子化”心理学相反，精神分析一下子，从第一步起，就从个性问题开始，他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研究整体个性和形成个性行为的那些机制。（第58页）
接着，卢里耶指出，研究整体个性也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要求，因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把个性看作“是不可分割的和积极的历史因素。”
这就是卢里耶的观点。
不能不同意他的看法，历史唯物主义确实要求研究整体个性并为这一研究提供方法论基础（也只有它一个提供这些基础）。
然而，我们知道，“整体个性”的思想完全不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主义的财产；特别强调“整体个性”并把它提到首位也未必是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我们知道，“整体个性”的思想是浪漫主义唯心主义（谢林的同一哲学、费希特的学说）的顶点，最后也是浪漫派的纲领性口号。可是在哲学史上整体个性的思想在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中表现得最彻底。单子是封闭的，独立自在的，同时又反映整个世界，使它归于自己的内在统一。能否找到整体个性思想的更彻底的体现呢？何况，可以说，没有也不曾有过一种不把这个整体个性思想提到首位的反历史的和反社会的世界观。
这样，这个思想就是把双刃刀：对它要格外谨慎小心。马克思主义从未讲过整体个性，从未只是一般地谈个性而不加上特别的和十分重要的附带条件：它高度辩证地运用这些概念。
在这里，基本的危险是，整体个性通常是以把它孤立起来和简单化这个代价换来的。把个性从周围环境中孤立出来并封闭起来，个性就是这样被确定的。个性最后就不是客观的历史因素，而是主观的统一体、独立自在的感受世界的一个中心。这样的“整体个性”当然比实验心理学的心理原子论离马克思主义更远。
马克思主义对整体个性研究的要求决不是要求特殊地、独立地研究，象个人主义、浪漫主义或者比如现代差异（结构）心理学（威廉·斯泰纳及其学派）所提出的那样；不，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仅仅是他的基本要求的一个部分，他要求在个性研究中坚持辩证一元论。这一基本的方法要求，我们可以这样发挥：在个性中没有绝对孤立的因素——一切都是相互联系，一切都只是整体的一部分；个性本身也不是孤立的，它本身也只是整体的一部分。就像没有孤立的心理元素一样，也没有孤立的个性。这两个论断同样都是正确的：个性是整体的（对于孤立的因素而言），个性不是整体的（对于周围的存在而言，个性就是这一存在所不可分离的一个因素）。
但是，这一辩证一元论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能得以贯彻，这个条件就是在个性问题上纯粹地、不带杂质地坚持客观主义。理解和确定个性的方法应该同理解和确定它周围物质世界的方法一样。进入马克思主义关于个性及其行为的公式中的因素，应该和进入关于它周围的社会历史和自然现实的公式中的因素一样。
弗洛伊德主义的整体个性心理学是否满足这个条件呢？
—点也没有！
无意识比唯心主义心理学的意识更多更好地促进这一倾向：把个性孤立和封闭起来，把个性生活驱赶到主观心理自我消退的狭小和没有出路的圈子里。个性有它自己的小历史、小自然，分解成若干内部人物（“自我”、“自我理想”、“伊底”），并成为独立自在的小宇宙。
卢里耶的论据，说得确切些是从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主义者们那里引来塞满他整篇文章的引文，不能改变这里的任何一点东西。可以同意卢里耶对经验心理学的指责，即指责心理原子论。但是，弗洛伊德是用哪些因素来建立他的整体个性的呢？同样是用经验心理学的那些“原子”：观念、感情、愿望。引进无意识丝毫也没有使事情发生变化。其实，一般说来“无意识”概念比经验心理学的“意识”概念更主观主义。
弗洛伊德主义是否象卢里耶说的那样果真是把心理引进到有机体系统中去了呢？他是否相反地把物质的有机物引进到心理系统中去了呢？
正确的当然是后者。对于精神分析来说，有机体是第二性的现象。把性感带学说描绘成客观生理学理论是根本错误的。按照这一理论，恰恰是身体被引进到个性的心理系统中，而不是相反；当然，不是作为客观的外在身体，而是作为身体的感受，作为内在的欲望、愿望和观念的总和，可以说——是作为内在的身体。
企图把客观的性质强加到精神分析的“欲望”概念上去是完全错误的。
卢里耶说：“欲望，对于精神分析来说，不是纯粹心理学方面的概念，而是更宽泛些——是心身之间的边界概念，是生理学概念。”
当然，没有一个生理学家会同意象身心边界这样的古怪的生理定义；甚至活力论者杜里舒也不会同意的。当然，根本谈不上什么主观心理和客观物质之间的边界概念。因为在经验里没有一种观点能够向我们揭示这样的独特的混合种。这纯粹是形而上学的概念，是唯灵论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之一。
这样，没有一个客观的因素（它能把整体个性归附于周围的物质自然现实中）会进入到精神分析的整体个性公式中去。把它归附于客观的社会经济历史过程中，情况也不会更好些，其实，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的客观的、历史的构成物（家庭、部族、国家、教会等等）都被弗洛伊德从同样那些主观的心理根源里抽了出去，它们的存在还是限于那种内在主观力量游戏（权力是自我理想；社会团结是在共同的自我理想之下的互相认同；资本主义是肛门性欲的升华等等）。
在作小结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作为整体个性心理学，弗洛伊德主义提供给我们的是这一个性的孤立和封闭公式，是个性主观感受世界，而不是在世界中的客观行为的公式。
4．我们现在简单地考察一下Б·Д·弗里德曼的文章。在他的文章里重心转到了弗洛伊德主义的另外几个方面：对于他来说，首要的问题是思想观念形成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对思想观念形成的观点，作者是这样表述的：
人类活动动机或根源的不正确的反映的体系就是思想观念。（第145页）
稍后，在援引恩格斯的话来加以证实之后，作者接着说：
因为任何活动都是借助于思维来进行的，由于推动人从事活动的一切都是通过他的头脑，所以思维被看作是动机的根源。‘思想观念’的错误是它容许思维（‘意识’）独立于其他现象，因此它也就不探究这些现象。这里的全部问题在于，真正的动力、动机对‘思想观念’来说依然是隐蔽的。
作者断言，马克思主义对思想观念形成的这个观点和弗洛伊德对同一问题的观点是一致的。
他说：“从弗洛伊德学说的观点看，‘思想观念’的起源方式要用理性化机制来解释，因为任何理性体系的形成过程都是由这一机制所决定的。在论述这一现象时，我们已经指出，其目的是用更崇高的、‘理想的’、出自于最初似乎是‘意识’的动机去掩盖意图的真正动机。意图的真实根源对个性来说依然是没有觉察到的，这种情形要用这一过程和无意识体系的联系来解释。形成‘体系’或理性化的条件就是必须逃避指责，逃避出自于‘意识’方面的一定倾向：为什么必定要替它们辩护。”
按照弗里德曼的意见，对于思想观念形成过程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是相同的，但他们研究这一过程的不同方面，因此而相得益彰：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观念现象的根源，而弗洛伊德则是研究方式本身、它们形成的心理机制。
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意识”看作是历史进程，即社会中各种“愿望”（利益）的斗争的产物和反映。弗洛伊德学说解释了下面的问题：在外在环境的影响下，人们“头脑”中愿望的形成和愿望斗争的过程是怎样进行的。（第152页）
确实，在思想观念形成机制的理解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之间在外表上有着大致相似的地方。但这是一种特殊的相似：讽刺性摹拟作品同原作总是如此地相似。
事实上，对弗洛伊德主义来说，思想观念也是上层建筑，可是这一上层建筑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呢？是无意识，即被排出的主观欲望，主要是性欲。这就是精神分析中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的那个东西！在弗洛伊德看来，整座文化大厦就是耸立在被排出的欲望这个特别的基础上。不仅如此，对于弗洛伊德主义者们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本身——经济——也只是矗立在那个主观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比如，我们所举的弗洛伊德主义的资本主义定义）。在弗洛伊德主义那里，与使思想观念扭曲的阶级斗争相符的，是意识同无意识的斗争。难道所有这一切不像讽刺性摹拟作品吗？
思想观念形成机制本身被精神分析塞进个体主观心理的狭隘范围里，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一机制是社会性的和客观性的：它必须以个体在经济上组织起来的集体内的相互作用为前提。因此，无论是生理学还是心理学都不能揭示思想观念形成这个复杂的客观过程；在这方面，主观心理学是最无能为力的。我们已经谈到，甚至关于人最简单的言谈（它的口头反应）也不能放到个体的框架里。
再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讲，使思想观念扭曲的因素决不是主观心理：从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不仅最高表现形式的意识，而且一切主观心理，一切以人自己的内部经验形式为着人而出现的东西都是思想观念性的；这一内部经验的语言本身是思想观念性的。使思想观念扭曲的因素具有社会的、阶级的性质，而完全不是个体心理的性质，思想观念的隐秘动机——客观的社会经济力量，当然不在思想家的意识之外，但是完全不在他的无意识里。
弗洛伊德主义的思想观念学说其精神本身与马克思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弗洛伊德通体有股典型小资产阶级市井之徒的味道，那就是：揭露“崇高”和“理想”的办法是把它们贬为卑鄙的“动物”。弗洛伊德主义中的特殊之处就是，这一卑鄙的动物因素被说成是全能的、超时空的无意识世界，即纯粹是从唯灵论方面被理解的。不过，在这里弗洛伊德主义并非是孤家寡人：还有唯灵论虚无主义（或者称唯灵论犬儒主义）——现代资产阶级的特有现象。敌视理性和文化形态的柏格森唯灵论的“生命冲动”学说，以及它对本能的赞美在本质上都有好多虚无主义的东西。正是这种实质上是唯灵论的虚无主义揭露精神才使得弗洛伊德主义在小资产阶级圈子里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对“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公式的理解与这种唯灵论虚无主义犹如天壤之别。
弗洛伊德主义的思想观念形成机制（我们知道，照弗洛伊德的看法，这一机制也形成梦和神经机能病症）是主观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和唯灵论的。这是孤立地、独立自在地、主观地根除生活的机制。它完全不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的阶级斗争机制，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一机制决定意识在思想观念上是如何折射存在的。
文章作者认为，为了决定意识，存在就需要有弗洛伊德主义的机制，这一论题是经不起批判的。
5．现在只剩下考察А·Б·扎尔金德的立场了。扎尔金德企图用反射学来解释弗洛伊德主义，他的这个观点是相当典型的。反射学的科学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是无可怀疑的。可以看到，许多人认为，反射学应当成为考验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一切心理学理论的试金石。
关于反射学，在这里必须说几句。反射学方法的巨大科学价值，当然是无须争辩的。但是，这一方法的应用范围远非象某些反射学家所想的那么广：这是诸种生理学方法中的一个方法，是统一的生理学方法诸多分支中的一个分支，如此而已。反射学方法的基本概念决定着具体的实验方法，这些基本概念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此；没有这种细心和耐心，极其缓慢然而又是正确的具体实验方法，反射学方法就成为空洞的反射学的辞藻。运用反射学方法，这意味着提出一个新的实验课题，为此就要求大量工作，花大量时间。运用这种方法，如蜗牛爬行，然而这一步一步是对头的。但是当反射学的基本概念（条件反射，抑制等）不再用于实验，而开始用于世界观之类什么的，当它们纯粹是投机取巧地转到不能进行实验加工的领域里时，这些概念就失去任何科学价值，这样的反射学也就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脱离具体实验方法，反射学的一套概念就变成言之无物、任人随心使用的东西。例如，为什么不可以从反射学角度阐释康德学说：康德的a priori——这是无条件反射，a posteriori——是条件反射等等。这样一来，从反射学方面也可以证明康德是正确的了。诸如此类的主意之荒谬，任何人都是清楚的。然而，我们却并不以为，译成反射学或任何纯心理学理论的语言就是件比较有成效的工作。
还是来谈谈扎尔金德吧。他是怎么把弗洛伊德主义加以“反射学化”的？在现有一些理论的相反两极上把弗洛伊德主义和反射学联结在一起，结果弗洛伊德主义还剩下什么，反射学还剩下什么呢？
扎尔金德首先就放弃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
大多数人——А·Б·扎尔金德写道（大多数是栺广大读者）——深信，弗洛伊德主义的“灵魂”精髓是他的性理论，对它进行批判就从根本上置整个弗洛伊德主义于死地。……而事实上，现在猛烈席卷整个心理—生理学的弗洛伊德主义，它的真正核心完全不在性欲理论。（《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第165页）
我们应当首先指出，这大多数人中也有弗洛伊德和所有正统的和彻底的弗洛伊德主义者。没有性“灵魂”的弗洛伊德主义就已经完全不是弗洛伊德主义了。
接着扎尔金德又用反射学方法（不是在它的实验应用上，而是在它的辞藻应用上）把弗洛伊德主义中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清除出去。
反射学方法拯救了我们。它的纯客观主义和生物学一元论砍倒弗洛伊德学说大厦周围的形而上学树林，把真正的，而不是被歪曲的弗洛伊德主义的经久不变的唯物主义本质显露了出来。
扎尔金德是这样把弗洛伊德的满足原则译成反射学语言的。
应该把满足原则理解为生理学基础的一部分，这个部分既是和有机体能量的最低消耗相联系的，又是沿着内部反抗最少的方向积聚和显露出来的。换言之，这是有机体的先天的、遗传的定势（无条件反射）；也是获得的、它个人的经验的变体，这些变体直接地和最早地在无条件反射的基础上生成，为了生成就要求最低限度地消耗能量。这种早期的和最易形成的东西，当然就是幼儿的（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是“幼稚型的”）动作反应，这些动作反应一般是在成人（父母，兄弟等）想方设法协助，不使机体能量多余地消耗在集中注意（专注反射）、确定方向（定向反射）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第171页）
排出机制也被用类似的方法反射学化了。当然，排出最后只是成了抑制。
精神分析学家有一个基本概念，他们的后来的结构全都建立在这个基本概念之上的，这就是“排出”，它是一个反射学的概念。反射学家称之为抑制。有机体的反射活动就是显现或形成一些反射，抑制（排出、排挤）或消退其他一些反射。各种反射，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互相竞争着，他们中的一个（或一批）靠排挤（抑制）其他反射而取胜，而胜利是由其他反射周围高度生理学紧张的积聚（照巴甫洛夫的说法，最宜刺激源）所决定的，当然，取胜的完全不是最合目的的反射。狗对怪诞的声音信号的食物反射有什么合目的性？但是，无论如何，一个反射取胜了，成了现实的、突出在前，其他的被抑制、被排挤了。对精神分析学家也可以这么说。当把反射排挤棹的那些刺激的抑制作用减弱时，被排挤的、被排出的反射可以在某种新的刺激作用下重新显现，“突破”出来。而在此之前它就处于潜在的、被抑制的状态，处在现实的、反射的区域阴处，或者，用旧主观主义的话来说，处在意识的阴处，处在下意识中。于是，我们一看，就在精神分析学家那里发现了完全是条件反射学说里的概念。（А·Б·扎尔金德：《有机体生活和暗示》国家出版社，1927年，第58页）
弗洛伊德那里的复杂的做梦和暗示机制（弗洛伊德用好几页的篇幅来分析这机制），在反射学化时成了十分简单的机制，扎尔金德叙述它，确实只用了三言两语：
做梦、暗示因素机制的分析同样得到了反射学的解释。
在梦中，外在刺激——我们已经看到，它们常常具有抑制作用——活动中止，而这一外在的平静本身又是抑制解除方面的刺激。（文载《红色处女地》，1924年第4期，第175页）
在把弗洛伊德主义的基本机制反射学化以后，精神分析的中心概念——无意识概念——当然成了完全多余的。
这样，下意识地独立存在，下意识地脱离其他反射而孤立，下意识地服从特殊规律，弗洛伊德的这些断言也就是没有根据的了。我们所了解的精神分析学家的“下意识”，是整个反射的一个暂时被抑制的部分，如此而已。丝毫也没有偏离反射学说。（《有机体生活》，第59页）
在把弗洛伊德主义反射学化以后，扎尔金德采用算术的反验方法——把反射学弗洛伊德主义化（应用在狗的身上，弗洛伊德的机制显得十分特别）。
在这一意义上，巴甫洛夫用狗作的实验十分有趣（当然，弗洛伊德完全没有打算从实验者这方面来解释这些经验）；由于一系列长期的强性组织的（光的、声的或痛的）刺激，狗失去了反应能力，它虽然已经饿了好长时间，但在端给它香喷喷的肉末时，如果这时没有相应的条件“信号”（声、光等），它就不会有像平时那样起、抓、捕、流涎和其他的反射。当然，在起初对这一新的刺激产生强性抑制（“满足原则的抗议”）：狗扑向肉末，流出口涎等等——但在送食时必定事先相应地发信号（“现实原则”）。没有得到“许可”，没有条件信号，在生物化学上它就“无力”吃（无唾液和其他液），没有“胃口”，“不想”吃。（第173页，文载《红色处女地》）
现在要问，在扎尔金德动了这些手术以后，弗洛伊德主义还剩下什么？
是没有无意识范畴，没有性欲说，没有欲望论，从而也没有无意识的内容；没有俄狄浦斯情结，没有去势情结等等；没有梦的解析，没有自我和伊底的弗洛伊德主义，一言以蔽之，没有弗洛伊德主义的弗洛伊德主义？这就是反射学化的结果。
反射学方法剩下了什么呢？
三个言之无物的概念：无条件反射——条件反射——抑制，即剩下了反射学的facon de parler，但完全不是反射学了。
就这样，既无弗洛伊德主义，又无反射学！
扎尔金德立场的基本错误是，他把另一种理论反射学化了（一般说来，不能把一种理论译成其他一种理论的语言）。反射学方法不可以应用另一种理论，但可以应用于事实，应用于物质现象；而应用于事实，这就意味着使这一事实的研究服从于一定的实验方法。
但是，一般说来，对弗洛伊德加以理论化的人类行为事实，是否能运用反应学方法呢？
不，不能运用。反射学方法，作为纯生物学的方法，只能把握抽象出来的人类行为成分（组成部分），但是这个行为整体，反射学方法是不能加以说明的：因为它不只是生理学上的事实。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别的地方讲过了（参见第八、九章）。弗洛伊德所说的那些人类行为冲突不是生理学上的，而是社会学上的事实，在思想观念上经过折射了的。因此，在我们看来，扎尔金德的基本理论信念是完全错误的，他相信，“人的心理是他的社会存在的生理学反映”。（文载《红色处女地》第163页）。心理的所有主观方面，也就是弗洛伊德所研究的那个方面，是社会存在在思想观念上的反映。“生理学反映”这一词组本身，我们觉得在哲学上是荒谬绝伦的。扎尔金德的最后一部书的基本思想是，企图把有机生活中的心理学上的因素解释为条件反射的总和——这在我们看来是根本错误的。[2]意识和任何心理因素，应该从其质的特点上来认识，而不应该归之于条件反射。条件反射机制可以在从纯生物学上理解的单个机体和纯物理环境的范围中展开。在应用于人时，这一机制就是空洞无物的东西。心理的基础是复杂的社会经济构成物，而心理本身则需要特殊的思想观念的材料；语言、示意姿势等材料。
只有在这种材料中，主观心理才作为客观事实。所有这一切，扎尔金德根本没有考虑过。
囿于本书篇幅，我们当然不可能更详细地批判分析扎尔金德的“心理因素”理论，同样也不可能更详细地论证我们对心理所持的观点。我们打算在别处去完成这一工作。但扎尔金德为弗洛伊德主义作的强辩，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已经向我们充分显示出它是毫无根据的。
6．现在做一下总结。
精神分析是内容广泛、别出心裁、深思熟虑、有机统一的学说，它同现代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基本前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精神分析与瓦解着的资产阶级思想观念血肉相关；我们看到了，它进入到现代欧洲思想的基本轨道上。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为弗洛伊德主义作强辩，他们在毫无指望地连结不可连结的东西时不得不把这有机统一体（即便是病体）搞得七零八瓣，从中抽出一些个别的因素和动机，尽管它们脱离了整体就变形或失去自己的意义。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正如我们看到的，回避对方法本身的客观分析，而去搜罗弗洛伊德主义者们一些个别的宣言式言论；其他一些人则抓住弗洛伊德主义理论的一些个别因素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外表上的大体相同之处不放；最后，象扎尔金德那样的第三种人用残缺不全的反射学偷换弗洛伊德主义。
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所有方面平心静气地进行客观分析，未必能使人对我们关于这一学说所作的马克思主义评价正确性有任何怀疑。
[1] 这一点贝霍夫斯基本人也是很清楚的，在文章的另一个地方，他说：“意识到无意识——这是精神分析疗法的口号。”如何把这一点同本文所引用的他的论断调和起来呢?（原注）
[2] 参见扎尔金德《有机体生活……》一书第九章：《从反射学说看心理学上的因素》。第48—72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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