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黑人和语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1952）

第一章黑人和语言

　　我们对语言现象极其重视。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探讨很必要，它应该能够给我们提供有色人种的“为他人”方面的理解因素之一。让人听明白说的是什么，这绝对是为另一人而生存。
　　黑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和像他一类的人在一起，另一方面跟白人在一起。一个黑人在与一个白人在一起时的表现有异于在与另一个黑人在一起时的表现。毫无疑问，这种分裂生殖是殖民主义冒险的直接后果……它在各种不同理论中心蕴藏着它的主要脉络，这些理论想使黑人慢慢地从猴变成人，谁也不想对此提出异议。这是些明摆着的客观事实，它表明了现实。
　　但当人们分析这一状况，当人们明白了这个状况时，人们认为任务结束了……那么，在冲下历史的阶梯时，怎么不重又听到这个声音：“问题不再在于认识世界，而是在于改造世界。”
　　在我们的生活中，问题可怕地就在于此。
　　说话，就是能够运用某种句法，掌握这种或那种语言的词法，但尤其是承担一种文化，担负起一种文明。
　　由于情景并不是单一意义的，被叙述的事物必然受此影响。人们很想给我们某些更正，这些更正在开初可能显得不可接受，但会在事实中发现其确切的标准。
　　我们在这一章中思考的问题是下面这个问题：安的列斯黑人将因把法语变成自己的语言而更加白了，也就是说将更接近真正的人。我们不是不知道这就是人面对存在的态度之一。一个掌握语言的人通过反响，拥有这语言所表达的和牵连的世界。人们明白我们到底要说什么：在语言的掌握中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威力。保罗·瓦莱里知道这一点，他使语言变为

“迷失在肉欲中的神”^[1]

　　我们打算在一部正在酝酿的作品中^[2]研究这种现象。
　　待会儿，我们要说明为什么安的列斯黑人，不管他是什么人，始终要面对语言问题。我们还要扩大我们的描述领域，除了安的列斯人之外我们对准一切被殖民的人。
　　一切被殖民的民族——即一切由于地方文化的独创性进入坟墓而内部产生自卑感的民族——都面对开化民族的语言，即面对宗主国的文化。被殖民者尤其因为把宗主国的文化价值变为自己的而更要逃离他的穷乡僻壤了。他越是拋弃自己的黑肤色、自己的穷乡僻壤，便越是白人。在殖民军中，尤其在塞内加尔的土著步兵团中，土著军官首先是翻译。他们的作用是把主子的命令传达给他们的同类人，而他们自己也享受到某种荣耀。
　　有城市，就有乡村。有首都，就有外省。表面上，是同样的问题。举一个在巴黎的里昂人为例；他夸自己城市的平静，罗讷河码头周围的美，悬铃木的壮观，以及受那些无所事事的人称颂的那么多的别的东西。如果你在他从巴黎回来时遇见他，而尤其如果你没到过这首都，那他就赞不绝口：巴黎——灯火辉煌之城、塞纳河、咖啡馆、到过巴黎死也……
　　在马提尼克岛人这里，这过程又重复了。首先在他的岛上：巴斯潘特、马里戈特、格罗莫纳以及对面那庄严的法兰西堡。然后，涉及主要点——他的岛之外。到过宗主国的黑人是半个神。就这主题我转述一个事实，这事实想必打动我的同胞们。许多安的列斯人在宗主国长期或短期逗留后，回来让人们将他神圣化。那从未走出过自己洞穴的土著——"bitaco"——和他们一起采取双重性的最具说服力的形式。在法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黑人回来时彻底转变了。为了根据遗传学的观点表达我们的意思，我们说他的表现型受到脱胎换骨的变化^[3]。在他动身之间，人们看到他那几乎轻飘飘的步子，感到一些新生力量开始行动了。当他碰见一个朋友或一个同伴时，他作出的不再是一个显示他那肱骨的大动作：我们的“未来”谨慎地鞠躬。那平时沙哑的嗓音让人猜想到一种由轻微响声形成的体内动作。因为黑人知道那儿，在法国，有一个自己的观念，这个观念在勒阿弗尔或马赛会紧紧地抓住他：“我是马提尼克岛人，我是第一次到法国”；他知道诗人们称作“神的喁喁私语”的东西（指克里奥尔语）只不过是蹩脚法语和法语之间的一个调和。安的列斯岛上的资产阶级不使用克里奥尔语，除了在和仆人联系时。在学校里，年轻的马提尼克岛人学会瞧不起土话。人们谈论“克里奥尔主义”。某些家庭禁止使用克里奥尔语，当孩子们使用这语言时，他们的妈妈以“乡巴佬”相待。

　　“我的母亲要一个记事的儿子
　　假如你不知道历史课
　　你就不要穿着节日的衣服
　　去做星期日的弥撒
　　这个孩子将是我们姓氏的耻辱
　　这个孩子将是我们的诅咒语
　　住嘴，我跟你说
　　你必须说法语
　　法国的法语
　　法国人的法语
　　法文的法语。”^[4]

　　对，我必须注意自己的口头表达，因为人家会有点通过这个来评判我……人家会十分轻蔑地说我：他甚至不会说法语。
　　在一群年轻的安的列斯人中，表达得好、语言熟练的人让人非常敬畏；应该对他多加小心，他差不多是个白人。在法国，人们说：说得像本书，在马提尼克岛：说得像个白人。
　　进入法国的黑人要抵制马提尼克岛人那吃掉r字母的传统。他要抓住这一点，并真正地进入同自己公开冲突。他不仅要卷舌发r，而且要拖长卷舌音。他密切注意别人最细微的反应，听自己说话，怀疑自己的舌头——可惜这器官很迟钟——，他会把自己关在房内并朗读几个小时——拼命变成“演讲的语音语调”。
　　最近，一位同志向我们讲述了这个故事。一个马提尼克岛人到达勒阿弗尔，走进一家咖啡馆。他十分有把握地吆喝道：“Garrrcon！un verre de biere”^[5]我们在这儿看到真正的中毒。他操心着别符合吃掉r字母的黑人形象，对此作了大量的准备，但他不懂得分配自己的努力。
　　有一种心理现象：相信如果打破边境世界就开放。黑人长期关在自己的岛上，迷失在一种没有一点出口的氛围中，感到这个欧洲的召唤好像是个透气孔。应该说，因为塞泽尔在他的《回乡笔记》中是宽宏大量的。这个城市——法兰西堡——是真正的萧条、失败。那儿，在太阳的侧面，“这座萧条的、暴露的、失去其理智平衡的、呆滞的，在其永远重新开始的精神十字架的重负之下气喘吁吁的，听天由命的，沉默的，受尽挫折的，不能按这片土地的精华成长的，受阻塞的、被侵蚀的、缩小了的、断绝了动物和植物的城市”。
　　塞泽尔对此的描述毫无诗意。人们于是明白黑人在宣布他进入法国（犹如人们说到某个“步入社交界”的人）时，狂喜不已并决定改变。而且，没有主题的分类，他撇开一切反省的步骤改变结构。在美国，有一个由皮尔斯和威廉森领导的中心；这是佩卡姆（Peckam）中心。发起者们证明在已婚的人身上有种生化的改动，且似乎他们发觉了在一个怀孕妇女的丈夫身上出现某些荷尔蒙。如果研究那些黑人在到达法国时体液的混乱也会是很有意思的，况且会碰巧这么干的。或者单单通过测试研究他们出发前和在法国安顿了一个月之后的心理改变。
　　在习惯所说的人文科学中有个悲剧。是否应该假设一个典型人类现实性并只考虑到一些缺点和短处，描述他的体态和行为、思想的方式？难道不应该不懈地尝试着对人作具体和始终新的理解吗？
　　当我们看出这人从二十九岁起不能再爱，并必须等到四十九岁时他的情感才再出现时，我们感到天塌地陷。只有在提出问题的明文条件下人们才会走出这种境地，因为所有这些发现，所有这些研究只趋向一件事：使这人承认他没什么价值，绝对毫无价值，——他必须结束这种自恋，根据这种自恋，他想像自己与其他“动物”不同。
　　这里边不多不少地有“对人的妥协屈服”。
　　总之，我大把地抓住我研究的恋己癖并摒弃想把人变成一架机器的那些人的卑鄙。如果不能在哲学方面开展讨论，就是说讨论人的实在性的基本要求，那么我同意把讨论引到心理分析方面，即讨论“不打火”，这是就人们所说的一台发动机不打火的这个意义。
　　进入法国的黑人变了，因为对他来说，宗主国代表圣幕；他之改变不仅因为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是来自那儿，而是因为从那儿向他走来医生、科长、无数的小有权势者——从“服役十五年”的中士长直到出生于帕尼西耶尔的宪兵。有某种远距离的魔力，而一个星期后动身到宗主国去的人在他周围造成一个富有魔力的小圈子，在这圈子里，巴黎、马赛、巴黎大学、皮加尔^[6]代表天穹的钥匙。他出发了，随着大客轮的轮廓明显起来，他的一截生命消失了。他从送他的人们的眼中看出自己的能力和变化。“再见马德拉斯布，再见头巾……”
　　现在我们把他领到港口，让他航行吧，我们会再找到他。暂时，我们去迎接他们中一个回来的人。一开始跟他接触，就肯定是“下船的人”；他只用法语回答，且经常不再懂克里奥尔语了。关于这一点，民俗学给我们提供了说明。一个农民在法国过了几个月后，回到他家人跟前。他看到一件农具，就问他父亲——一个乡下老人：“这玩意儿叫什么？”他父亲一语不答，把农具甩在他脚上，于是遗忘症消失了。奇特的疗法。
　　这儿有一个下船的人。他不再懂得方言，他谈论歌剧院，可能他只是远远瞥见这歌剧院，但他尤其对于自己的同胞们采取批评的态度。面对最小的事情，他以当地人的姿态出现。他是明白人。他因自己的语言而暴露身分。在萨瓦内，法兰西堡的青年们聚集在一起，这景象十分说明问题：马上给那个下船的人许下诺言一——出学校门，他们就在萨瓦内上相聚。似乎有一首诗写这个萨瓦内。你们想像一下一个二百米长四十米宽的场所，旁边由被虫蛀蚀的罗望子树为界，上面是那巨大的烈士纪念建筑物——祖国感谢它的儿女——，下面是中央饭店；一个铺着不等的铺路石和石子的场所，脚踩在石子上石子就滚动，三四百个年轻人关在所有这一切中，他们上上下下，互相攀谈，互相吵架，没有从不吵架的，互相分手。
　　“好吗？”
　　“行。你呢？”
　　“行。”
　　而五十年来就这样过。对，这个城市被悲惨地摧毁了。这个生活也是如此。
　　他们又相遇和交谈。而那个下船的人之所以很快能说话，那是因为“有人等着他”。首先发挥自己的水平：最小的错被抓住、改掉，并在不到四十八小时之内，整个法兰西堡知道这个错。人们不原谅那显示优越的人未尽到责任。例如：“我在法国未能看到骑马的宪兵”，这下他就完蛋了。他只剩下一种抉择：摆脱他的巴黎腔或出尽洋相。因为人家丝毫不会忘记；如果结了婚，他的妻子将知道她嫁了个麻烦，而他的孩子们将有个趣闻轶事要去迎击和战胜。
　　这种个性的扭曲来自哪儿？
　　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来自哪儿？达穆雷特（Damourctte）和皮雄（Pichon）说一切民族语言是一种思想方式。接受一种跟自己的母语不相同的语言，这个事实对一个刚下船的黑人显示出一种差距，一种区分。魏特曼教授在《今日非洲》中写道，存在一种黑人的自卑感，尤其是受过欧洲教育的人感受到这一点，于是他们不断努力地控制这自卑感。他补充道，为此所使用的方式经常是很天真：“穿欧洲服装或戴些最新式的不值钱的小玩意儿，采用欧洲人使用的东西及其客套的外表，用欧洲表达法修饰当地的方言，在说话时或用欧洲语言写东西时滥用浮夸的句子，这一切发挥是为了达到一种和欧洲人平起平坐的感觉和欧洲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想参考别的著作和我们个人的观察，试着指出为什么黑人面对欧洲语言时表现出特殊的地位。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得出的结论对那些法籍安的列斯岛人有用；然而我们不是不知道在一切受过殖民统治的种族内部能重新遇到这些相同的行为。
　　我们曾认识一些原籍达荷美或刚果而说自己是安的列斯岛人的同志，不幸的是，现在还认识一些这样的同志；我们曾认识并且现在还认识一些安的列斯岛人，当人家怀疑他们是塞内加尔人时，他们就生气。因为安的列斯岛人比非洲黑人更“文明”些：你们要明白他更接近白人；而这一差别不仅存在于街上和大马路上，也存在于政府部门和军队里。一切在步兵团服过兵役的安的列斯岛人知道这种混乱局面：一边是欧洲人，老侨民或出生在欧洲的人，另一边是其他的步兵。我们想起了有一夫，正在激烈战斗中，提出了端掉一个机枪掩体的问题。塞内加尔人三次冲锋，三次被打回来。于是他们中的一个问为什么那些非本地人不过去。在那种时候，人们不再能知道谁是谁了，是非本地人还是土著。然而对于许多安的列斯岛人，并不感到这种局面混乱，却相反是完全正常的。把我们与黑奴相似对待，这下可全啦！本地人瞧不起在殖民地招募的土著士兵，于是安的列斯岛人以无可争议的主人身分指使这整个黑人队伍。除此之外，我转述一件至少是滑稽可笑的事最近，我跟一个马提尼克岛人交谈，他很愤怒，告诉我某些瓜德罗普岛人把自己看作是我们的人。他补充说，但人们很快觉察到错了，他们比我们更不开化；你们还要明白这意思：他们离白人更远。有人说黑人喜欢长时间地闲谈；而从我这方面来说，当我说“闲谈”这个词对，我看到一群兴高采烈的孩子向世界发出一些无表达力的号召、嘶哑的呼声；如果可以把游戏设想为生活的启蒙的话，一些孩子玩得正欢。黑人喜欢长时间闲谈，要将人们导向这个新的提议，道路并不长：黑人只不过是个孩子。这里心理分析家们的情况很有利，而“口头”这个字眼很快被放弃了。
　　但我们应该看得更远些。为了希望在这里把问题提得全面，语言问题是太重要了。皮亚杰（Piaget）的出色的研究告诉我们区别语言出现的阶段，而热尔布（Gelb）和戈德斯坦（Goldstein）的研究给我们指出语言的功用是分阶段和分程度的。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面对法语的黑人。我们要搞明白为什么安的列斯岛人十分喜欢讲法语。
　　让-保罗·萨特在《黑人和马达加斯加诗歌选》的引言中告诉我们黑人将回过头来反对法语，但对于安的列斯岛的诗人来说，这种说法是错的。而且，在这问题上我们同意米歇尔·莱里（MichelLeiris）先生的意见，不久前，关于克里奥语他写道：

　　“目前仍然是大家多少懂得一点的民间语言，而文盲则除法语外只讲这种语言，当教育（尽管其发展是如此缓慢，由于到处学校数量太有限、公共阅读的物质匮乏和物质生活水平经常过低而受到阻碍）在居民的贫苦人阶层中相当普及的时候，克里奥尔语似乎注定迟早会列入幸存的行列。”而且，作者补充说，“对于我这里谈到的诗人们来说，问题丝毫不在于通过使用一种借来的并且不管其内在本质如何，都是缺乏外在光彩的语言，在菲列布里什派^[7]的生动别致方面一使自己变成‘安的列斯岛人’，而在要面对充满根深蒂固的最坏的偏见和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得毫无道理地骄傲的白人，显示他们人身的完整性^[8]。”

　　如果说有个名叫吉贝尔·格拉西安（GilbertGratiant）的人用方言写作，那么必须承认这是罕见之事。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些作品的诗意是非常可疑的。相反，却有一些从沃洛夫语和珀尔语翻译过来的真正作品，且我们饶有兴趣地注意着谢克·安塔·迪奥（CheikAntaDiop）的语言学研究。
　　在安的列斯岛，迥然不同。官方口语是法语；小学教员紧紧监视着孩子们不要使用克里奥尔语。我们不谈那些引用的理由。因此，表面上，问题可能是以下这个：在安的列斯岛和在布列塔尼一样，有方言和有法语。但这错了，因为布列塔尼人并不认为自己低于法国人。布列塔尼人没有受过白人的开化。
　　我们拒绝增加资料，有可能不规定中心的范围；然而，重要的是告诉黑人决裂的态度从未救过任何人；且如果是真的因为我真正不能呼吸了，我应该摆脱压制我的人的话，那么，依旧是这句话：在生理学的基础上——呼吸机制困难——，移植心理学因素——不能表露--，成为不正常了。
　　这想要说什么呢？很简单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安的列斯岛的哲学学士援引自己的肤色，宣布不参加取得教师学衔的考试，那么我说哲学从未救过任何人。如果另一人拼命向我证明黑人与白人一样聪明，那么我说：聪明也从未救助过任何人，而且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如果人们凭聪明和哲学来宣布人的平等，那么人们也凭这个决定毁灭人。
　　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觉得有必要说说某些事。这里我一方面谈到精神错乱的（受欺骗的）黑人，而另一方面，谈论精神错乱并不轻一些的（欺骗人的和受欺骗的）白人。如果说有个叫萨特的人或有个叫韦尔迪埃的红衣主教说黑人问题的议论只是历时太久了，那么人们只能下结论他们的态度是正常的。我们也可以增加参考和引文并说明“肤色的偏见”确实是愚蠢，极不公正，必须消灭。
　　萨特是这样开始他的《黑色俄耳甫斯》：“如果您拿掉堵住这些黑人嘴的塞口物，那您希望怎么样呢？让这些嘴来歌颂您？您是不是想我们父辈们用武力使之一直低到地上的这些脑袋重新抬起来，从他们的眼里看出崇敬之意^[9]？”我不知道，但我说想从我眼中除了永远的疑问外找别的东西的人该是瞎了眼；既没有感激，也没有仇恨。而如果我大呼一声，他将丝毫不是黑人。不，在这里采取的观点中，没有黑人问题。或至少有一个白人只是偶尔感兴趣的黑人问题。这是发生在黑暗中的一个故事，因此必须让我辗转寻觅的太阳照亮那些最小的隐蔽角落。
　　内罗毕的马塔里心理病态医院的医生戈尔东博士在东非的《医学快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对由一百个正常土著人大脑构成的一个系列所作最高水平的观察，用肉眼证实没有如人们所知的从具有最新发展阶段的细胞特征的新脑。”而且，他补充说，“这种低级的数量占14.8%。”（艾伦·伯恩斯爵士援引^[10]。）
　　有人说黑人把猴子和人联系起来，当然，这个人是白人；而艾伦·伯恩斯爵士只是在第120页上才总结说：“因此我们不能把黑人低于白人或源自不同始袓这样的理论看作是有科学依据的。”我们补充一下，我们能够很容易地指出这类提议之荒谬：“根据圣经，白种人和黑种人的区分将在天上和人世延续下去，而受天国欢迎的土著们将分别送往新约中提到的某些天堂。”或者还有：“我们是被挑选出来的人民，看看我们皮肤的颜色，别的人民是黑色和黄色的，这是因为他们的罪孽。”
　　对，正如大家所见，通过号召人道、自尊心、爱心、慈善，我们会容易地证明或让人接受黑人是和白人平等的。可是我们的目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想要的是帮助黑人摆脱那殖民环境内部产生的封闭之库。里昂的公园中学老师阿希尔先生在一次讲座中援引一桩个人奇遇。这个奇遇为众所周知。居住在法国的黑人很少没有经历过这种奇遇。他身为天主教徒，到一个学生朝圣队伍中去。一个神甫在自己队伍中打量这个棕色皮肤的人，对他说：“你为什么离开大萨瓦内而来跟我们在一起？”那个被询问者非常谦恭地作了回答，而那位故事中的受窘者并不是背弃萨瓦内的青年。大家对这误会一阵大笑，于是继续朝圣。但如果我们在这上面留心一下，我们会发现那个神甫用蹩脚法语跟人说话引起各种各样的意见：
　　1．我了解黑人；必须亲切地跟他们说话，跟他们谈他们的家乡；必须会跟他们谈话，这就是问题所在。更确切地说，要明白……我们并不夸大其词：一个白人跟一个黑人说话完完全全表现得像个成年人跟一个孩子在说话，人们不断低声地、可亲地、温和地说话。我们观察了不只是一个白人，而是几百个；且我们的观察没有针对这个或那个类别的人，但我们却是利用十分客观的态度，我们曾想在医生、警察、工地承包人那儿研究这个事实。有人会对我们说我们会把注意力放到别处去的，忘记我们在这事上的目的，有些白人不在我们描述之列。
　　我们回答这些辩驳者，我们这里批评一些受愚弄者和故弄玄虚者，一些精神错乱者，如果有一些白人面对一个黑人行为正确，这正是我们不需要去研究的情况。这并非因为我的病人的肝功能很好而我会说：肾脏健康；肝脏被承认正常，我就让这正常的肝脏处于正常状态，我转向肾脏；在这种情况下，是肾脏有病。这意思是说除了一些按照人的心理学而言行为健康的正常人之外，有一些人要按照非人类心理学从病理学观点表现。而碰巧这一类人的存在决定了一定数量的在这里我们要清除的现实。
　　以这种方式跟黑人说话，这是接近他们，是使他们放松自在，是想让他们了解自己，是使他们放心……
　　门诊部的医生知道这点，二十个欧洲病人相继而来：“先生，请坐……为什么来？……哪儿不舒服？……”——来了一个黑人或阿拉伯人：“我的朋友，坐下吧……你怎么啦？……哪儿有病？”——如果不是：“你有什么？……”
　　2．跟一个黑人讲蹩脚法语，这是使他不快，因为他是那种讲蹩脚法语的人。然而，人家会对我们说没有故意想使他生气。我们同意此说，但正是这种不是故意，这种随随便便，这种漫不经心，这种用以注视他、束缚他、使他处于原始状态、反对使他开化文明的容易态度，伤害了人。
　　如果说对一个有色人种的人或一个阿拉伯人用蹩脚法语说话的人不承认在这行为中有缺陷、毛病，那是因为他从未思考过。就个人而言，有时我们在询问某些病人时，会感到在什么时刻我们略过……
　　面对这个低能、正在痴呆过程中的七十三岁的老农妇，我突然感到我那用来触摸和通过它受到触摸的触角倒塌了。对于我来说，采取一个适合痴呆、低能的语言；“关心”这个可怜的七十三岁老人；去接近她，研究一个诊断，这些事实是我思考自己的人际关系中的伤痕。
　　有人会说，这是个理想主义者。非也，倒是其他人是些卑鄙家伙。至于我，我始终用正确的法语跟“阿拉伯人”说话，且人家总是听懂我的话。他们尽可能地回答我，但我拒绝一切家长式的理解。
　　“你好，我的朋友！哪儿不好？哎？喂看一下好吗？肚子？心脏？”
　　……带有一点点门诊部的下属人员们非常熟悉的口音。
　　当答复是用同样的方式时，人们问心无愧。“您瞧，人家并不在跟您瞎扯。他们就是这样。”
　　在相反的情况下，必须收回伪足并以人的姿态出现。整个结构倒塌了。一个黑人对你说：“先生，我丝毫不是你的朋友……”天大的新鲜事儿。
　　但必须到更低层去。您在鲁昂或斯特拉斯堡的一家咖啡馆里，一个醉酒的老头不幸瞥见您。他坐到您的桌边：“你非洲人？达喀尔，吕菲斯克，妓院，女人，咖啡馆，芒果，香蕉……”您站起身来离开了；您受到一阵咒骂：“该死的黑鬼，你在你那偏僻荒漠地方才不会装得这么了不起！”
　　马诺尼先生描述了他称作“发迹”情结的东西。我们将重新考虑这些发现，它将使我们能理解殖民主义的心理学。但我们已经可以说：
　　说蹩脚法语是表达这个思想：“你，呆在你所在的地方。”
　　我遇到一个德国人或俄国人法语讲得很糟糕。我试图用手势告诉他要问的情况，但这么做时，我根本不是要忘记他有一个本来的语言，一个国家，且他可能是他文明中的律师或工程师。总之，他对于我的群体而言是个外人，因而他的准则必然是不同的。
　　在黑人的情况下，就完全不同了。他没有文化，没有文明，没有这“悠久的历史往昔”。
　　可能在这上面重又找得到当代黑人的努力的根源：不惜一切代价向白人世界证明黑人文明的存在。
　　不管他愿意不愿意，黑人应该穿上白人给他做的号衣。看看儿童画刊，黑人都是嘴边挂着惯常的“是，先生”。在电影中，故事更加离奇。大部分在法国配音的美国影片复制出一些黑人典型："Y a bon banania.”^[11]。在最近的一部影片《冷酷无情的人》中，人们看到一个黑人在潜水艇上航行，讲最最通常的不规范语言。况且他真的是个黑人，走在后面，海军下士的略微发怒的动作就把他吓得发抖，并最终在意外遭遇中被杀害。然而我深信影片原版并不包含这种表达方式。而即使存在这种方式，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六千万公民是有色人种的民主的法国，配音竟会配成大西洋对岸的蠢话。因为黑人应该以某种方式出现，且从此就以“冷酷无情的”黑人出现——“我，好工人，从不撒谎，从不偷窃”，直至《阳光下的决斗》里的女佣，重又发现这种老一套。
　　对，人们要求黑人是好黑奴；提出了这个，余下的就进行顺利了。使他讲蹩脚法语，这是把他和他的形象连结起来，使他落入圈套，限制他，一种实质、一种他并不负有责任的外在表现的永久牺牲品。因此，就像一个犹太人不计其数地浪费金钱是可疑的一样，援引孟德斯鸠的黑人自然该受到监视。要明白我们的意思：如果有什么事与他一起开始的话，他要受监视。当然，我并不认为黑人大学生受到他的同学们或老师们的怀疑。但在大学圈之外，依然存在一群蠢人：重要的不是教育他们，而是引导黑人不要成为他们原型的奴隶。
　　这些蠢人是一种经济-心理结构的产物，我们同意这说法：只是我们不对此作更多的引证了。
　　当一个黑人谈到马克思时，第一个反应如下：“人家培养了你们，而现在你们回过头来反对你们的恩人。忘恩负义的人！很明显，对你们不指望什么。”然后也有在非洲的种植园主那使人目瞪口呆无法辩驳的论据：小学教员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所肯定的是，欧洲人对黑人有一个确实的想法，没有什么比听到对自己说“您来法国多久了？您法语讲得很好。”更加惹人生气的了。
　　有人可能回答我说这是由于许多黑人用蹩脚法语表达自己。但这么讲是太容易了。你们在火车上，你们问道：
　　“劳驾，先生，请问你餐车在哪儿？”
　　“行，我的朋友，你打走廊走，一直走，一、二、三，就是那儿”
　　不，讲蹩脚法语，这是束缚黑人，是使白人以非常有毒的异体侵扰黑人的一种冲突局面继续存在。没有什么比一个黑人正确表达自己更引起轰动的了，因为他真正地安于白人世界了。有时我们会跟一些外籍的大学生交谈。他们法语讲得很糟：于是小克吕索埃，又名普罗斯佩罗，生活富裕了。他给他们作解释，教他们，评改他们的功课。跟黑人在一起，目瞪口呆到达登峰造极；他则很合潮流。跟他在一起，不再可能玩儿了，他纯粹是个白人的复制品。必须折服^[12]。
　　在所有刚才说过的事之后，人们明白黑人第一个反应是对那些打算给黑人下定义的人说不。人们明白黑人第一个行动是“反抗”，而既然黑人是参照他掌握语言的程度受到器重的，人们也就明白那下船者只用法语表达。因为他力求突出今后将发生的决裂。他成为一个新型的人，使他的伙伴们，亲戚们接受他这新型人。他的老母亲不再听得懂他的话，他谈论他的衬衫，杂乱无章的简陋小屋、木棚……这一切都配上合适的语调。
　　在世界各地，有野心家：“那些不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人”，而在他对面则有“那些保留住自己出身观的人”。如果从宗主国回来的安的列斯人想表示自己什么也未变，那他就用方言来表达。亲友们在码头上等他时，就感觉到这一点了。不仅因为他到达而等他，而且含有这层意思：我在转折点上等他。必须给他们一分钟来作出诊断。如果这位下船者对他伙伴们说：“我很高兴又跟你们在一起了。上帝，这地方天气热，我不会在这儿待久的。”那么大家就被预告：来了个欧洲人。
　　在较特别的范畴中，在巴黎当一些安的列斯大学生相遇时，他们有两种可能性：
　　——或者拥护白人世界，也就是真正的世界，和当时正使用的法语，而他们仍有可能考虑一些问题和在他们作结论时倾向某种程度的世界性；
　　——或者不接受欧洲，“YO”^[13]，通过方言重新相聚，十分舒适地安顿在我们叫作马提尼克umwelt（环境）里；由此我们想说——尤其对我们的安的列斯弟兄们说——当我们的同学中的一位，在巴黎或在某个其他城市的学院中，试图认真地考虑一个问题时，人家指责他装作了不起的样子，而解除他武装的最好办法是挥舞着克里奥尔语旗帜转向安的列斯世界。必须从这些理由中找出一个理由，为了这些理由，那么深厚的友谊在欧洲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垮了。
　　我们的目的是使黑人摆脱束缚，我们要他们感到，每当面对白人，他们之间不理解时，就是缺乏区别。
　　一个塞内加尔人学克里奥尔语，以便让人把他当作安的列斯人：我说这是有束缚。
　　知道他的安的列斯人加倍嘲笑：我说这是缺乏区分。

　　正如大家所见，我们认为对安的列斯人的用语作研究，能给我们揭示他世界的一些特征，我们这么想没有错。一开始我们曾说过语言和集体之间有支撑的关系。
　　讲一种语言是自觉地接受一个世界，一种文化。想当白人的安的列斯人尤其因为把语言这个文化工具当成了自己的而更像是白人了。一年多以前，在里昂的一次讲演中，我对黑人的诗和欧洲人的诗作了对照，我记得一位宗主国的同志热情地对我说：“其实，你是个白人。”我认为通过白人语言研究了一个如此有意思的问题这个事实给予我公民权。
　　必须从历史上理解黑人想说法语，因为这是可能打开那些五十年前尚且不准他进入的大门的钥匙。我们在那些进入我们的描述范围的安的列斯人身上又看到一种对语言的微妙和非凡性的探求——这同样也是向自己证明符合文化的办法^[14]。有人说：安的列斯演说者有让欧洲人激动得快窒息的表达能耐。我想起了一件有意义的事：1945年，在选举活动时，众议员候选人埃梅·塞泽尔在法兰西堡男子学校向众多听众讲话。在演讲中间，一个妇女晕了过去。第二天，一位同志在叙述这件事时这么评论道：“法语是那么热情洋溢，以至于那位妇女激动得晕过去了。”^[15]语言的力量！
　　有时候另外一些事实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夏尔-安德烈·朱利安介绍埃梅·塞泽尔：“一位取得大学教师学衔的黑人诗人……”，或还有非常简单的用语：“黑人大诗人”。
　　在这些似乎适合常理的急需的现成句子中，有一种暗藏的微妙，一种固执的症结。要不是他写了些非常有意思的作品，我不知道让·波朗是谁；我不知道卡卢瓦能有多大年纪，只记得他的生活表现，他时不时地用他的生命在天空画上几笔。但愿人家毫不指责我们情感过敏；我们想说的是布雷东先生这么说塞泽尔是不对的：“这是个运用法语的黑人，正如他今天并不是为了用法语是个白人。”^[16]
　　但布雷东先生还是说出了实情，我看不出有什么反常现象之处，有什么要强调的东西，因为归根结蒂，埃梅·塞泽尔先生是个马提尼克岛人和有大学教师学衔者。
　　我们再一次发现米歇尔·莱里先生：“如果安的列斯作家们意欲同与正式教学相结合的文学形式决裂，那么这一意愿由于趋向一个更透风的未来，不会具有民俗的外貌。他们想要首先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出专属于他们的使命，至于有些人则至少是想要成为一个有着被忽视的可能性的真正种族的代言人，他们鄙视由于求助于一种他们只能是像后天学习到的东西一样加以使用的语言而呈现给他们的手法，而他们的知识培养都是以几乎排他的方式通过法语进行的。”^[17]
　　但黑人们将反驳我，像布雷东这样一个白人写这样的东西对于我们是种荣幸。
　　咱们继续往下……

^[1] 《魅力》。

^[2] 《语言和挑衅》。

^[3] 通过这我们想说那些回到家人身边的黑人给人的印象是，他们结束了一个学习阶段并给自己添加了一些他们缺少的东西。他们十足自负地回来了。

^[4] 莱翁-G.达马，《阻碍》。

^[5] 正确的法语应为“Garcon！un verre de biere.”意思是“服务员！来杯啤酒。”—译注

^[6] 皮加尔（1714-1785），法国雕塑家。-译注

^[7] 1854年在法国南方普罗旺斯成立的文学流派，主张用法国南方的奥克语写作。——译注

^[8] 《现代》1950年2月，《马提尼克岛一瓜德罗普岛-海地》，第1347页。

^[9] 让-保罗·萨特，《黑人和马达加斯加诗歌选》的前言。

^[10] 《种族和肤色的偏见》，第112页。

^[11] 正确的法语应为lly a de bonnes bananes.意思是：“有好香蕉。”——译注

^[12] “我在医学院认识了一些黑人……一句话，他们令人失望；他们的肤色应该使他们能给我们机会变得善意的、宽宏大量的或科学上友好的。他们未尽到这个责任，未尽到我们良好愿望的这个要求。我们那一切令人落泪的体贴、一切八面玲珑的关怀都是我们的包袱。我们没有黑人要去哄，也没有什么可恨他们的；他们几乎完全以每天发生的小小工作和无谓的弄虚作假这个天平来衡量我们本身的轻重。”—米歇尔·萨洛蒙，《从一个犹太人到一些黑人》，《非洲影响》，第5期，第776页。

^[13] 从属性上被当做“其他人”的一种指定方式，更加专门指“欧洲人”。

^[14] 请参考因选举某位众议员候选人所产生的多得几乎不可置信的趣闻铁事。一张名为《自由的鸭子》的垃圾报不把B先生牵连到摘除内脏的克里奥尔主义誓不罢休。这确实是对安的列斯人的狼牙棒：“不会用法语表达。”

^[15] 正确法语应为：“Le francais etait tellement chaud que la femme est tombee entranses.”但这位同志的评论说成：“Francais a te tellement chaud que la femme la tombemalcadi.”——译注

^[16] 《回乡笔记》引言，第14页。

^[17] 米歇尔·莱里，前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