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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纪录电影的创作[1]

克里斯基



一 纪录片的剧本


  纪录片需不需要剧本?这问题在苏联有争论。我到中国以后,听说在你们当中也有争论。其实,这种争论是不奇怪的。因为凡是有纪录电影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也都有争论。有的人强调剧本重要,有的人就认为剧本作用不大,虽有剧本也不能在影片中体现。我个人主张要有剧本。因此我们要把剧本这个问题弄淸楚。
  我认为剧本是未来影片的方案。一部影片有了方案比没有方案要强得多。恩格斯曾说:人和猴子终是有区别的。猴子用棒子打落树上的果实,也做其他类似人的动作;但都不是有意识的,而是偶然的行动。人就不同,喝水、抽烟……,每做一桩事情都是有意识的;先产生意识,然后去行动,甚至最细小的行动也不例外。这就象在拍摄一部影片以前必须要有剧本一样,有了剧本,对未来影片就有了方案。因此,我认为必须要有剧本,哪怕这剧本写的不十全十美,总比没有要强得多。
  究竟要什么样的剧本呢?有人说只要象提纲一样的剧本就行,有人说还必须提出拍摄对象,也有人说必须要详细而又形象。不管要求得是否严格,我认为都必须经过一番考虑。如果有这样的剧本:它既有丰富的内容,又提供了形象,就必然会帮助导演和摄影师去考虑更多的问题,或获得更多的材料,这对未来的影片是有益的。
  从我个人的实践证明,我认为剧本最主要的作用是给未来的影片提出思想意图,影片主要要说明什么问题,提出什么问题,如果没有剧本,导演和摄影师就去拍摄影片,因为生活现象是多方面的,其结果,由于各人的看法不同,拍出来就很可能不一样,甚至完全不一样。举个例子来说:一个脑筋守旧的、并且思想有些反动的人,和另外一个有新思想、甚至是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他们初到北京,对北京的看法就必然有很大的不同。思想守旧的人就会看到三轮被保留下来了;而那个思想进步的人就会看到三轮车上有旗子,并看到三轮载着儿童到幼儿园去。前者到处在寻找那已经或即将死去的东西,而后者却到处在寻求新生的、正在成长着的事物。
  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如果没有剧本,委托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去拍摄北京的街道,结果,导演和摄影师一定是见什么拍什么;当然也可能拍到很好的东西,但它究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有剧本,我们事先就会考虑到拍摄地点、拍摄对象,并且在拍摄前还可以经过一番选择。如果叫我去担任该片的导演,因为有了剧本,有了想法,我就会有意识地去表现蹬三轮的人,表现时决不采取一般化的手法,而是首先表现他蹬三轮,其次再表现他学开汽车。通过这件事,说明三轮车终要被汽车所代替。
  由此看来,纪录片的剧本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剧本,就不能规定未来影片的思想意图,那么要想凭空拍摄和创作出一部好的影片来,将是难以想象的。
  我参加过“苏维埃拉脱维亚”这部纪录片的摄制工作,由于大家的努力,这部影片起到了一定的政治宣传作用。我认为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首先就有一个剧本,剧本中又提出了明确的思想意图,就先要通过影片去直接地或间接地驳斥敌人污蔑苏联硬把拉脱维亚拉出联合国和污蔑苏联硬把社会主义制度强加在拉脱维亚人民身上的恶言。
  如果没有剧本,我们很可能去一般化地表现拉脱维亚的街道、拉脱维亚人民的生活;因为有了剧本,我们就想了很多办法,拍摄到很多生动宝贵的材料,用它们来说明苏维埃制度是拉脱维亚人民自己的愿望,并不是谁强加的。正是这样,我们在拍摄和制作该片时,对城市和乡村、街道和田野的兴趣就不大,兴趣最大的是去寻找人物和事件,证明拉脱维亚人民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正是这样,这部影片成了描写人的影片。譬如我们就找到这样一些富于特征的人:过去他们是农村的贫农、雇农,现在成了苏维埃集体农庄主席,成了最高苏维埃代表,而且曾到莫斯科会见过苏联党和国家的领袖。还表现了工人。这些工人都是在1905年参加革命的。在表现工人时我们也不是简单地去介绍人物的活动,而是从人民当中搜集了另一些照片,用这些照片来有力地说明拉脱维亚人民热爱和平,而且很早以前就为争取和平而斗争。
  正是这样,这部影片就有了它自己的特点。正是这样,也给影片带来了有趣的情节。
  但摄制一部影片,如果不是剧本首先在人物和事件方面提供了可供拍摄的方案和线索,要靠导演和摄影师去寻找,恐半年也未必能找到剧本中所提供的方案和线索。编剧或作家就有这种可能到处去寻找各种材料,甚至找到的都是一些好材料,我们就从中去选取这些好的材料。如果剧本中叙述了一些人物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导演就要去很好地研究,把那些可以拍摄而又能够拍摄的保留下来。
  在拍摄中有的人物可能因某种关系改变,就用别的人物来代替;但主要的思想还是剧本作者的思想。摄制出来的影片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和原来的剧本不一样,但其思想意图还是和剧本作者的思想意图一致的。
  我再举“伏尔加河下游”这部影片为例子。
  这部影片是按照剧本拍摄的。从剧本中我们知道一个名叫依萨契柯夫的舰长,他是卫国战争中牺牲的英雄。由于他的英勇,给舰队带来了荣誉,其中一只船就被命名为“依萨契柯夫”号。如果没有剧本,我们很可能在了解到这只船以后就简单地把它拍摄下来,并简单地介绍这只船的名字和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人物,以及这个人物的简单事迹;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仔细地研究了剧本的情节,在研究的同时我们又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发现另外一只船上有个舰长,他是依萨契柯夫的老朋友。他的功绩也很大,甚至也很有名。他不仅在保卫斯大林格勒时参加过战争,而且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参加过战争。他年纪很大了,胸前带满了勋章。同时,我们还了解到,他儿子也在船上学习。就这样,我们访问了他们,并约定在下次航行的时候经过斯大林格勒,经过依萨契柯夫牺牲的地方,然后和“依萨契柯夫”号轮船相遇。目的是想组织下面这样一些情节:
  1、当老船长的舰只经过斯大林格勒的时候,老舰长给自己的儿子叙述曾经参加过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的事迹,并且保卫过斯大林格勒。
  2、当船只经过依萨契柯夫牺牲的地方时,老舰长正叙述到依萨契柯夫英勇牺牲的事迹。影片就介绍了依萨契柯夫的纪念碑。
  3、迎面开来了“依萨契柯夫”号军舰。老舰长停止了自己的叙述,发出鸣汽笛致敬的号令。鸣汽笛。“依萨契柯夫”号轮船也鸣汽笛还礼。接着,老舰长以怀念而又激动的心情举手敬礼,注目“依萨契柯夫”号轮船驶过。他儿子也站在一旁脱帽致敬。
  看到这里,观众都为生动的情节所感动,并且纷纷流下眼泪。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群众通过这些情节认识了至今尚存的英雄,同时也认识了已经牺牲的英雄,由于他们以豪迈的、英雄的气概,保卫了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使全国人民今天才获得和平幸福的生活。正是这样,影片在观众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以上情节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首先由于有了剧本,其次由于导演能够根据剧本提供的内容和情节,去进行仔细的研究、搜集、了解才得到的。
  通过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剧本,导演就不能很好地进行创作;但仅仅有了剧本,导演不去仔细地进行研究,并丰富和补充剧本的内容,也不可能拍摄出好的影片来。正如“伏尔加河下游”这部影片一样,如果我们不去研究、丰富和补充材料,仅仅按照剧本所规定的内容迸行拍摄,结果一定是一部一般化的影片,决不会象后来这样的感人。
  我再举一个剧本和导演都同样重要的例子。
  过去我曾拍过一部反映阿尔美利亚加盟共和国的影片。这部影片主要是反映这个共和国的成就。这部影片是有剧本的。在我接到剧本以后就决定不去一般化地表现这个加盟共和国,决定要在剧本作者所提示的思想基础上,去更好地体现作者的意图。如剧本作者在剧本中会提到:阿尔美利亚是个古老的国家,过去,人民的生活很苦,水很缺乏,虽有瀑布,不能利用,路上石头又多,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方便。为了免除这些危害,多少年来人民就进行过许多斗争,但终于没有得到解决,直到解放以后才起了根本的变化。作者就是想通过几只歌子来反映这一变化。根据这个意图,我们就用“石头之歌”去进行创作。歌的内容大致是:过去石头如何妨害人民,当人民变成国家主人以后,现在石头又怎样被利用来为人民服务。在为人民服务这一点上我们进行了许多对比。如过去石头怎样不好,而现在石头(实际上有些是矿石)被采集来炼钢、炼铝、烧玻璃、做建筑材料、建筑房屋、建设人民英雄纪念碑等等。
  这一方面好象是在描写石头,实际上是在描写建设成就。如果我们采用一般化的方法来表现石头或建设成就,那就不能打动人心。
  根据“水之歌”我们进行了创作,并通过我们的创作使今天人民征服自然的气概和面貌得到了应有的反映。
  所以能够这样,我认为首先是由于剧本作者深入生活,把多方面的生活现象进行选择和联系的结果;其次也由于导演、摄影师在拍摄时更把它们加以丰富了。尽管有的情节在剧本中是没有的,但产生这些做法的思想还是剧本作者提供的。
  我们过去拍摄过许多代表团访问苏联的影片,因为没有明确的思想意图,也没有提纲或剧本,拍出来的影片都几乎一样。如代表团参观克里姆林宫,参观ЭИС汽车工厂,参观莫斯科大剧院,看“天鹅湖”,献花等。这些影片都象双生子一样,给人一个印象:所不同的只是这部影片的解说词说的是这个国家的代表团,那部影并的解说词说的是那个国家的代表团而已。
  为了克服这种公式化的表现方法,在拍摄英国某代表团访问苏联这部影片时,我们首先就考虑到这部影片的意图,是要通过代表团的活动和亲身所见来揭穿英国BBC广播电台经常发表的反苏谬论,说在英国和苏联两国人民之间有什么“铁幕”。影片就是要政论性极强地用形象和事实去驳斥这种谣言,打击这种谣言的传播。
  正因为有了明确的思想意图,我们在进行工作时就特别注意在平凡的事物中去寻找不平凡的表现方法。如我们在代表团团员中就找到这样一个人物:他是个音乐家。我们用同时录音的方法约请他叙述他在苏联访问的情形和经过。当他谈到克里姆林宫的时候,我们就介绍克里姆林宫,井把他和代表团在克里姆林管的活动也加以介绍。在介绍时特别尊重他们的喜好,也注意去传达他们的感情。其他部分也是这样。正是这样,影片有力地驳斥了英国BBC广播电台所宣传的、类似“美国之音”的反动谣言。在许多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影片生动地说明了:苏联和英国及其他各国人民之间并没有什么“铁幕”,相反地在各国人民之间是互相了解和友好的。
  现在让我举一些你们影片中的例子来说明剧本的重要。
  首先举“建设梅山水库”。
  据说这部影片在拍摄前就有了剧本。从完成的影片看来,导演和摄影而在这部影片中尽了很大的努力,他们思索的比较成熟,意图也考虑得比较周到。我认为这部影片虽然篇幅不长,却很有说服力。如果没有剧本(哪怕是记录在笔记本里的,甚至只是装在脑子里的),就很难找到这样切合实际的内容。
  这部影片的思想构成我认为是这样的: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困难面前,人民是不会被吓倒的,相反地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正是这种思想构成,使导演和摄影师有可能在极短的篇幅中去进一步反映最本质的东西,去正确地表现人物和事件。
  这部影片一开始就表现了事件发生的地点——梅山水库建设工地的场面,接着就展开了情节,指出这里正在紧张地进行建设,它要在极短的时间内筑成高大的堤坝,挡住洪水的泛滥;不然人民就要继续遭受洪水的灾害。接着就表现了汹涌的河流。这就在观众心中引起一种激动:感到修筑堤坝的重要和艰苦。以后党组织召开了会议,动员大家争取按时完成和提前完成任务,把堤坝修到预定的高度,挡住洪水的侵袭。
  在影片中我们没有看到一般化的号召,而是看到了党组织所进行的许多措施:继会议之后赶印宣传品,把宣传品拿到工人中去讨论、研究,最后使它成为每个工人的行动方针。这一点很要紧。作为事件本身来说,工人对任务认识程度的深浅,是决定工程能否完成的关键。作为影片本身来说,也给了观众教育,感到党在组织工作上的重要。
  最后影片表现了这种决心得到了实现,以及工程的继续进行。
  由于作者没有一段化地去进行表现,因此影片给人的印象是集中的,也是明确的,同时还是有兴趣的。看过影片以后,并没有给人一种短的感觉,也没有给人一种疲倦的感觉。
  我看过“美国军事侦察气球展览会”这部影片。这部影片我很喜欢。
  有人说记时性的影片可以不要剧本。这部影片成功的事实推翻了这种论点。这部影片虽没有剧本,但事先却有提纲和解说词。其实它们也都起了剧本的作用,帮助导演和摄影师在拍摄之前对材料、情况能够充分地了解,并能充分地考虑到未来影片的思想、内容和结构。如果不是这样,在影片中我们只能看到展览会,除此以外,就什么也看不到。但这部影片并不是这样的,它远远地超过了展览会一类的一般影片,而是代人民说出了和平的愿望与意志,也代表人民表明了人民反对战争的决心和胜利信心。
  通过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一件事物的一方面或是简单地把一些不相关的现象连接在一起的都是艺术作品,而是要把各方面的现象综合起来,加以艺术的形象的概括,才能算是艺术作品。拿我们平常吃橘子来说,如果仅仅说橘子的颜色是橙黄的,味道是又酸又甜的还不够,还必须说明它的产地,它的生长的条件,说明人们在它身上曾经付出了多少劳动才得到这样的收获等等。剧本的作者就是一个裁判员,他要去仔细地辨别各种事件的关系或各种事件之中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当然这不是说只有主要的才去表现,而是一切与主要有关的东西也都可以适当地加以表现,否则就会在表现方法上简单化。“美国军事侦察气球展览会”这部影片就不是这样。它一开始就表现了许多别的展览会,这些展览会表面上好象和影片无关,而实质上是有联系的。如表现了当时在北京展览的画展、服装展览等等,就都说明了各个国家的艺术成就和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以及对和平、友谊的热望,这些就构成了影片的背景。接着影片才细致地介绍了这个展览会,揭露美帝国主义者如何利用军事侦察气球,侵犯和偷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领空,进行备战活动。作者用了许多细节来表现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参观这次展览,并从他们的表情上看出他们的愤怒。作者利用了许多真凭实据的图片来揭露帝国主义者的阴谋,因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同时这样做也就等于给美帝国主义者自己打了一个耳光。
  所以能够这样,我认为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作者有了明确的思想意图。这部影片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警惕性,说明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并为争取持久和平而斗争。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很多国家的人民在一起,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如果这部影片没有提纲和解说词又将怎样呢?肯定说就不会有这样明确的思想意图,就不会考虑得这样周到,结果政论性就不可能这样强烈。
  当然,所有有剧本的影片并不是最后都能拍摄得好的,拿“西南高原的春天”这部影片来说就可以证明。
  唱鹤翎同志在拍摄“永远怀念苏军”这部影片时看得出来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导演和摄影师;但在“西南高原的春天”这部影片中却使人十分惋惜,感到在这部影片中给人们带来的可以受到教育和鼓舞的东西却是太少了。
  这部影片的作者对新鲜事物是敏感的,但却表现得比较肤浅,不深刻;而深刻的东西往往就在事物的深处。另外,我们对待创作不能有一套先入为主的固定想法,如果用这套想法去对待创作,就一定不能深入生活,就是深入生活也看不到什么东西,不知道要抓取什么东西。这部影片存在这样的毛病: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表现那里的建筑、医疗队、贸易小组、扫盲、筑路、开辟道路等工作,很多地方也都同时表现了人们在唱歌、跳舞。我认为影片开头介绍一点,观众在看时可能还有兴趣,如果后面一再重复,就会使人感到厌倦,特别是把当地的少教民族表现成只会唱歌、跳舞,好象当地各族人民都等待着别人来给他们创造幸福的生活一样。因此象这部影片里所介绍的人物,是不会被人们尊重的。同时还会给人另外一种感觉,好象西南地区的建设工作没有什么困难。我想实际上也许并不是这样的。拿开辟道路来说就必定有很多困难。如果让他们看到目前影片的状况,他们一定不满意,不舒服。
  1930年我在海参崴参加过一部反映建设“共青城”(现在叫“青年城”)的影片的导演工作。在我去之以前本来已拍摄过一部有关建设“共青城”的影片,并已公开放映。因为影片没有把开发和建设“共青城”的艰苦困难表现出来,因此参加建设的人们看了这部影片以后都很不满意,对摄制人员意见很大。我一到达工地,他们都以为我是那部影片的作者,几乎揍了我一顿,并且说:“你们不害臊,我们把生命都献出了,电影却一点也没有表现我们的困难。”以后他们领我到那些曾经献出自己生命的建设者的坟地。在看到这些事实以后,我得到了很大的启发,才拍摄了后来的这部影片。通过这部影片使我感到:如果要表现英雄,必须从艰苦困难中去认真地表现他们是怎样对待困难后如何克服困难的。
  这里我还要再一次地说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剧本对于影片是重要的,那种否定剧本的意见是不对的。有了剧本,就有了明确的思想意图,下一歩就是导演、摄影师怎样去和剧本作者进行密切的合作,去进一步寻找更好的材料,丰富影片的内容的问题。俄罗斯有一句俗话:“人有一个脑袋不算好,如果有了七个就更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的编剧(作家)、导演、摄影师要好好在一起工作,这样才能获得优异的成绩。

二 剧本和导演工作


  导演工作实际就是编剧任务的继续。
  导演究竟要什么样的剧本呢?是详细的剧本呢,还是象提纲一样的剧本?我认为无论哪一种剧本最主要的是要有个有趣而又明确的思想意图。当然,仅仅做到有趣和明确还不够,还必须要有更多更新鲜的东西,给导演、摄影师以更多的启发,使他们去拍摄更多更丰富的内容。如看书,有的书虽然很长,但看完后并不能给人更多的影响;有的书很短,但看完后总要引起读者一些感想,甚至在很长时间内还不能忘记书中的事件和人物,使你不断地去思索。我们所希望的剧本正是这样的剧本。
  要怎样才能得到这样的剧本呢?最主要的是要在研究了许多材料以后才能办到,因为只有在研究许多材料以后,对每个人物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和找出新的思想。
  这样的工作由谁来做呢?当然,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通常都由作家来担任;但这不等于说编辑、导演、摄影师就不能做,凡是有才能的人都能做。如果他们能写出好的剧本来,他们就不再是编辑、导演、摄影师,而被称为编剧了。
  在一部影片中,导演在执行导演工作以外,我认为他也是剧本的作者之一。导演最好也参加研究剧本的工作,也和编剧(作家)合作。这样,他不仅可以给编剧(作家)很多帮助,如给编剧(作家)介绍很多他们所需要的电影知识,同时导演也可从编剧(作家)那里得到很多帮助和启示。
  因此,我认为好的导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就是剧本作者的有力助手。如果一个导演只能按剧本所写的那样去进行工作,这就不是好导演;因为剧本对影片来说只是开始,一部影片摄制出来要经过好几个月,好几个月中生活是有变化的。如果剧本中所提到的人物和事件有了变化,在拍摄过程中应该根据事件和人物的发展变化进行选择和补充。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好的影片是不能和原来的剧本完全一致的。如果拍出来的影片和原来所写的剧本一样,那么这个导演并不是好导演,说明他在几个月中除剧本上所写的东西以外,别的东西他什么也没有看到。所以,导演同时又应该是一个编剧(作家)。这就需要很好地去学习艺术。
  导演的艺术究竟在哪里?
  在任何情况下,导演所看到的应该比别人看到的多,眼光一定要比别人更尖锐。好的导演应该善于把想象和生活中(特别是在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能有机地联系起来。这样也就是新闻纪录电影的政治,又是新闻纪录电影的艺术。
  艺术家所看到的比一般人要多得多。好的艺术作品必然要求艺术家去从各个方面表现,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
  如“美国军事侦察气球展览会”这部影片虽然还存在一些缺点,但它从各方面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这一阴谋;因此,它是一部艺术作品。
  又如“伏尔加河下游”这部影片,作者从各方面来表现“伊萨契柯夫”号轮船的历史,以及这只轮船所代表的人物的高贵品质,并且使人们在看了这部影片之后受到激动;因此,它也是一部艺术作品。
  昨天,我和中国电影界的一些朋友去游八达岭。游八达岭这件事如果要拍成电影,它可以一般地去表现,也可以不一般地去表现。如果一般地去表现就只是:游八达岭,登万里长城,远眺长城。这是不是生活呢?这也是生活,但不是我们真正的生活。我们真正的生活是:我们登上了万里长城,我从万里长城上找了一块石头,包起来,准备带回去送给我的孩子。我找的时候要选择那既轻便(便于携带)又漂亮的(留作纪念)石头。当时我们碰见一群地质学院的学生,他们也在那里采矿石标本。他们用榔头敲,用放大镜看,并且仔细地研究。后来他们发现我也在找石头,很奇怪地跑来问我。直到知道我来历和用意以后,都亲切地和我谈话,并在我拾到的石头上签名。正是这样,这块石头成了珍贵的礼品;也正是这样,我们之间产生了亲密的友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个辽阔的山野,一个未来的年青的地质工作者用俄语朗诵了一首普希金的诗,他的声音和他朗诵的诗是那样的动人。
  如果我能将这些拍摄下来,一定会使得那些没有到过中国,没有登过八达岭的人们看了大感兴趣;这样也就同时介绍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仅仅去表现许多人游八达岭,这只能说明广大的劳动人民和国际友人到这里来度过自己的假日,这就没有多大意义。如果这样,就仅仅只介绍了万里长城,决没有包含着青年人、和平、友谊等这样一里丰富而又生动的内容。如果不去一般化地表现,而从生活中选取真正生动的内容,结果一定很好。
  当然,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别的生动、丰富的内容可以表现。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表现的内容扩大,题目也扩大,这对未来的影片只有好处,并无坏处。
  从以上的例子可能产生这样的问题:作为导演来说,是要等待情节呢?还是要去寻找情节呢?问题已很明白:我想等待是不行的;因为我们已观察过了,并且经过研究,去选择拍摄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情节在各种活动中经常出现,到处可以碰到。譬如游八达岭,去的人也许不是我们,也不是地质学院的学生,而是别的学生,别的国际友人,如果我们能在生活中自然地把他们拍摄下来,一定很好。也许当你着重去表现友谊的时候,又会产生另一种想象,那么决不要被来的那种想法所限制,应该扩大题目,不要仅仅限于表现伟大的长城。
  因此,我认为导演的重要就在于从各方面去深刻而又生动地表现人物和事件,不要仅仅限于一个方面。
  此外,我再举一个例子说明导演工作的重要。昨天我们去明十三陵,下得车来,面前就是许多巨大的石象,行不几步,就看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在地里耕种。如果要拍电影,仅拍合作社社员耕种土地,我认为就不够;因为任何一个摄影师都能找到另外一个比这更适合表现的环境,而且会拍得很美。如果叫我拍摄我就这样来表现:我可以通过巨大的石象去表现社员们在地里耕作,通过石象去表现他们在这里来来往住,通过象鼻去表现有个社员放着一部自行车,说明新的生活和变化。解说词就写道:过去,统治者统治着人民,他们用人民的血汗建筑起宏伟的陵墓,而人民只能得到异常菲薄的待遇,过着穷困的生活。可是现在不同了,农民们已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
  如果社员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粮食的场面已在五部同样的影片中被编用了,在这部影片中我还要用它;因为它有很多特点,观众一定大感兴趣。
  这就是说:作为导演或摄影师,哪怕是同样的东西,你也可以把它拍摄或表现得不一样。问题就在于只要我们深入生活,对生活进行过研究,并有想象,在表现时又不受题目和已定内容的限制,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去扩大我们的表现范围,这样,哪怕是最平常的人物或事件,也可以用另外的、新的角度来反映。
  如果以上所举的例子是一部有剧本的影片又将怎样呢?
  如果剧本上写的是: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人民的生活今天已在沸腾。
  我认为导演仍然可以按照前面所说的那样去表现;因为这些仍是主题内容所需要的,所不同的只是导演又加添了新的内容。这些内容然不是毫无目的、毫无选择的,不是看到什么就拍摄什么;恰恰相反,是经过仔细研究和考虑得来的。
  以上例子说明了,导演的艺术就是通过许多细节描写把重大的事件很好地表现出来。
  也许有人要问:难道导演才应该具备这样的才能,而摄影师(包括新闻片的摄影师)就不应该具备这样的才能吗?
  我的回答是:新闻片、纪录片的摄影师同样应该具备编剧、导演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去发展主题思想;但摄影师和导演终是有区别的。拿长城上的友谊为例子,处理方法就可能各有不同。摄影师可能这样想:我是来拍万里长城的;导演又可能那样想:未来的影片需要学生,就需要拍摄具有特点的学生。如果意见统一了,即便是所拍摄的材料不够完整,事后再进行一些必要的补拍也是可以的。
  因此,我认为,作为摄影师来说,一样有进行创作的可能。
  关于导演的创作我还想在下面有所补充。
  在“伏尔加河下游”这部影片中,如果要不一般化地去表现萨拉托夫这个著名的城市是困难的,因为它和其他有名的城市一样,有大学、有剧院、有革命文物纪念馆等等。经过研究以后我们就决定重点表现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个有特点的人物。
  首先我们从他的住宅开始,并在解说中引用了他在逝世前所说的几句话。
  接着就表现萨拉托夫大学的青年学生们在他的纪念碑前向他致敬。以后就表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家人给他们讲述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的故事。在讲故事时着重表现几个活泼、愉快而又漂亮的青年人,使观众容易记住他们。用这些镜头的目的是为了表现车尔尼雪夫斯基至今还活在人们的心中,同时也说明城市中有成千成万的青年人在向他学习,学习他为祖国献身的精神。
  这之后,就极其抒情而又优美地表现了伏尔加河——这河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喜爱的。在这条河上,有满载青年人的船只在航行,这些青年人有的曾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家里见过,因而熟悉了。今天,他们已是大学毕业生。他们歌着、舞着,愉快地向这个培养他们成长的城市和学校告别,也向伏尔加河告别。他们带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到祖国各地去。因此,我认为我所表现的伏尔加河是观众所没有看到的,有风,有日出,是一种美的和谐。同时,由于这样去表现它,就使得每一个青年学生都会记住:今后无论到哪里去工作,也要牢牢地记着伏尔加河,记着萨拉托夫城。
  在船上我们又表现了男女两个青年人站在船头上。船在激流中驶往前去,冲破重重波浪。在他们头上是一道彩虹。
  这一简单的情节说明很多问题,也给了观众很大的鼓舞,使观众在看了以后,感动得流下眼泪。
  这一情节不仅丰富了影片的内容,而且对影片展开下一个情节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又如在我参加导演过的“苏维埃拉脱维亚”这部影片中,我要表现这个共和国的博物馆、剧场等,我并没有单纯地去表现它们的建筑,而是穿插了一些情节,并把这些情节联系起来,使它们互相补足、互相丰富,以达到内容的生动和完整。如我要表现一个剧院,我就拍摄了一个八十岁的老演员正在扮演一出戏中的农扫。她表演一个农妇的痛苦生活是十分动人的。她在台上摇着摇篮,嘴里哼着沉痛的调子。这时解说员就说道:“她所以表演得这样出色,是因为她表演了自己的一生所经历的生活。”
  我们要表现博物馆,首先我们就拍摄一个年青人,她是该共和国艺术学院的毕业生,又是一个雕塑家。现在,她正在博物馆参观她毕业时展出的第一个作品。这一作品是列宁站在两个小孩之间的雕塑,而这两个孩子就是她自己的孩子。影片介绍到当她和参观画展的观众们一起谈论着这一作品的时候,我们组织了这样一个情节:
  真正的孩子从门外进来了,愉快地走到母亲面前,看了看雕塑,又看了看母亲。母亲将他们拥抱。接着镜头又从她们摇上去,好象列宁在拥抱他们一样。这时解说员就说道:“年青的雕塑家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了列宁给孩子们带来了幸福。”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不去这样表现,只要去单独地表现展览会,表现博物馆就行了;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组织了这样一个情节,结果把它们都联系起来了,给平凡的事物带来了深刻的意义,用两种生活的结合来说明人民生活的变化。
  在“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部影片里,剧本要我们去表现工厂、农村的生活和优秀人物,其中包括最高苏维埃代表。表现他们是为了说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已获得了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权利,都有着光明的未来。
  这些不同的题材和内容应该怎样去处理呢?
  经过仔细考虑以后,我们找到一个线索,并围绕这个线索去进行如下的创作:
  在一个工厂的工艺学校里,夏天,一个来自农村的少年休假回家去了。最初表现他回到家庭以后的生活,接着表现他和许多少年儿童在河边游泳,最后表现他和他们分手,回到工艺学校,穿着制服,行走在工艺学校的花园里。
  此外,我们又了解到这个工厂的厂长也是从这个工厂里培养成长起来的,他现在已被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他的儿子也在这个工厂工作。不仅这样,我们还了解到厂长每次到车间检查工作时都要去看看他第一次操作过的那台机器,去看看培养他的那位老工人。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就展开了下面的情节:
  老工人正在教一个工艺学校的学生,这个学生正是那个农村青年。此时厂长到车间检查工作,走到老工人面前。老工人停止了工作,向厂长介绍,解说员并说:“在你原来的岗位上,现在已有新的人来接替了。”接着厂长看到了这个活泼的青年,感动地和他握手,并祝贺他的成长和未来的成功。
  这个情节一方面说明了厂长的生活和青年人的命运,同时也说明了厂长的命运;因为厂长也是一个农村青年,到了工厂以后,成为工人,担任了厂长,并被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这个青年面前,有着光辉的道路,如果他肯努力,他一样可以被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或国家领导人,担负更重要的责任。
  通过以上的例子,同样说明了纪录片中主要表现的不是别的,而是人的命运;观众只有在看到人的命运以后,才会去喜爱、关心和同情他们;也只有这样,影片才能感人。到此,问题也就十分明白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就是要去表现人们如何变成幸福的人,如何把人表现得更有兴趣和更有意义。
  纪录片中如何表现人?
  下面我想就这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纪录片中如何表现人的问题在苏联有很多争论。有些人认为表现人的形象是故事片的任务,因此认为纪录片不能表现人的形象。说这些话的人大都是专门研究科学论文的理论家,他们不是真正的纪录电影工作者。真正的纪录电影工作者大多数人认为:纪录片是可以而且应该表现人的,问题只在于怎样去表现。在表现人的形象这一问题上,艺术片和纪录片是有区别的,因为它们各有各的特点;如果把故事片的手法用于纪录片,或把纪录片的手法用于故事片,这都不对,这就会象要求一个老太婆硬要装成一个年青姑娘一样。一种人有一种人的美,其他人就不能代替。艺术也要求我们能在一定的年龄找到一定的美。
  那么纪录片中表现人的形象和艺术片中表现人的形象究竟有什么不同呢?首先纪录片不能象艺术片一样去细致地表现人的各个方面,只能抓取人们生活中最紧张与最短促的一段过程去表现;其次,纪录片不能用演员去扮演,而艺术片就能够。
  所以,每一个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应该去寻找适合于自己的这一门艺术的表现手段,而不应搬用其他艺术表现人物形象的其他手段。
  应该怎样去表现人物的形象呢?首先,我认为应该细致地研究所要表现的人物的各个方面,譬如这个人物的特征、风格,这个人物的兴趣,他容易被什么东西所吸引、所感动,他又对什么东西感到冷淡。这样,我们就能在生活中拍摄他的生动情节,表现他的优秀品质。有的情节可以在他参与的事件中估计到有这种或那种可能,然后在事件进行中将它们拍摄下来。如果在另一种情况下也能自如地表现一个人的情绪的话,进行适当的组织拍摄也是可以的。如果能把这些情节和事件拍摄下来,也就等于盖一栋房子有了骨干,然后再去拍摄支柱,这样必然就容易得多了。有了这些,也就不难把它们联系起来了。
  是什么东西才起联系作用呢?这就是形象。形象需要到生活中去寻找,不管它们是直接或间接找到的都可以,只要它们能说明问题。
  譬如我们到一个人的家里去,只要仔细地留意屋里的陈设,就可以大致了解到这个人的性格。一个数学家兼理论家,他虽然平时很严肃,但在他书桌上一样可以找得到象花这样抒情的东西。列宁是我们的伟大的革命导师,他积极地领导革命,严肃、紧张地工作;但他也很喜欢孩子们,喜欢象猫这样的动物。如果我们选择这样的形象,就可以多方面揭示列宁这一伟大人物和他善良、爱美好的性格与品质。
  在“苏维埃拉脱维亚”这部影片中,我表现了这样一位工人:他是个革命者,现在已八十二岁。他是看管水塔的工人,他有一段光彩的历史。战争时期,敌人打到了他所在的工厂,他就在水塔上坚持斗争,用机枪射击敌人。
  为了表现这个人物的过去和现在,我们拍摄了水塔,也拍摄了他在门口给自行车打气,打好后象孩子一样骑着自行车驶去的情形。他说他骑自行车已学会六十年。这些,都用不着我们解释,观众看到这里就会淸楚这位老工人的生活和经历。如果没有这些细节,这个人物的形象将会怎样呢?一定会变得枯燥、无味。现在就不是这样,这个头发已白的老人骑着自行车,打着铃子,轻快地向前面驶去。观众看到这里,情不自禁就会发笑。
  俄罗斯有句俗话说得好:“谁要问你谁是你的知心,您就问他你最了解谁。”
  这句话对我们也很重要。纪录片就不容易表现人物,特别是直接表现本人:如果我们能做到真正地了解本人,也是可以表现得好的。
  在同一部影片中我们还表现了另一位苏联科学院士。他已八十多岁了,还健康地活着。因为他年纪大,我们不能过多地麻烦他,就采取了许多间接方法去表现他。
  如我们表现了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粮食缺乏、人民生活困难的年代,那时,他和列宁在一起,进行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划工作,并且建设起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根据这一事实我们便回溯到他以前曾经和列宁在一起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事情。那时人们都是文盲,夜晚只能用松明点灯。回过头来,我们就表现今天人们都点上电灯的情形。
  另外,我们还拍摄了他在苏联的土地上为实现列宁的伟大计划努力工作的情形。
  我们所拍摄的材料虽然不多(可以说很少),但却把它们很好地组织起来了,结果生动而又形象地表现了这位科学院士。
  苏联有一个已故的名导演维尔托夫,他曾巧妙而又生动地摄制了一部有关列宁的影片:“列宁的三部曲”。影片中很少列宁的镜头,但却极其深刻而又生动地表现了列宁的形象,表现了这位英明的革命导师对妇女和儿童的无限关怀。这部影片走遍了全世界,到处受到人们的欢迎。
  在我们苏联中央文献电影制片厂有个著名的年青的摄影师苏士辛斯基。德寇进攻苏联时他刚从电影大学毕业,到厂后就做了我的助手,代替了我的许多工作。他曾经拍摄了一些好的影片,这些影片都很真实,而且创作上表现得很大胆。从他的工作可以看出他很有才能。但不幸,他在反攻时牺牲了。为了纪念他,我们专门摄制了一部影片。可惜的是他仅上过两次镜头,留下来可供运用的资料太少了;但导演斯拉敏斯卡娅花了很大的功夫,同样摄制出一部影片来。
  这部影片一开始是介绍苏士辛斯基拿着摄影机的镜头,这个镜头是在无意中拍摄到的。影片结尾介绍他在战斗中怀着沉痛的心情走向死去的战友的墓前。中间穿插了阴影的镜头及其他看来好象和他本人无大关系的镜头;但影片摄制出来以后,人们从战争的场面、战士们疲惫的面孔、休息时满身是泥的画面,看到了这位年青的摄影师的工作,由于他的辛勤劳动,才能把这些生活中最真实而又最宝贵的镜头拍摄下来。
  莫斯科前前后后有很多剧院都曾经上演过并正在上演有关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的戏剧,演员们一般都很有名;但从来没有一个剧院演过象最近我在莫斯科剧院所看到的戏这样动人,这样受观众欢迎。这幕戏并没有普希金出现,但群众对普希金却感到那样亲切,那样敬仰,几乎使人们感到好象普希金真正就在幕后一样。
  以上例子也都说明了:在纪录电影中也和在其他艺术中一样,是可以表现人的形象的。但要表现人的形象,必须首先去寻找那些具有支柱作用的材料,然后围绕支柱再去寻找与此有关的材料,并把它们很好地组织起来,才能达到你所要求的目的。如“列宁传”、“托尔斯泰传”、“马雅可夫斯基传”、“高尔基传”等这些传记比,影片中都运用了许多绘画或照片,这样做是为了专门介绍一个人的历史。如果不分大型传记片或中小型传纪片,一律采用大量的绘画或照片,这是不应该的;这样就不是上面我所说的大胆的创造,而是一种懒惰。

三 关于导演工作

如何表现人的问题


  前面我已说过:要很好地并全面地去表现人,应该先拍摄那些起桥梁支柱作用的材料,而后再去拍摄那些与此有关的材料。我举“伏尔加河下游”这部影片为例子。
  首先,我了解一些大学生毕业后就要离开这个城市和学校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为了表现他们必然要和城市、学校告别,我们租用了一只船,邀请他们到船上去游玩。拍摄那天天气不大好,因为冷,学生们都不愿在仓面上,弄得我们很为难,于是临时组织了一个联欢会。当手风琴响起来以后,年青人的情绪才逐渐高涨起来。就在热情高涨的时候,我们拍摄了他们的欢乐。为了表现他们对这个城市、学校和伏尔加河的怀念,我们选择了一对青年男女,用天空突然出现的彩虹做背景,拍摄了他们亲密地在叙着别情、谈论着未来幸福生活的镜头。但没有等到我们把全部需要的材料拍摄下来以前,彩虹很快就消失了,天空乌云密布,继而雷声大作。不得已,只有停止工作,回到仓里。可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草率结束我们的创作。在另外一天,我们又租用了一只救火船,借用船上的喷水管子,造成人工的彩虹。这样,我们就把需要的材料补拍下来了。经过剪接,不仅和谐而且动人,丝毫没有虚假的感觉。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很简单,这是生活的真实,也是艺术的真实。当然,严格的人一定要这样说:这是一种欺骗。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我们所拍摄的也都是真实的。
  我想谈谈在“卡累利阿—芬兰”这部纪录片中表现人的问题。
  在这部影片中我们比较集中地表现了两个伐木工人。这两个伐木工人是两兄弟。过去他们用手锯采伐木材,取得了优越的成绩,创造了许多新纪录;人们都爱戴他们,报纸、杂志上也都登过他们的事迹,称他们为“奇士”。他们使用的工具和别人没有两样,只是因为他们努力,生产效率比最初使用电锯伐木要高两倍。正是这样,他们一直就看不起电锯。影片中如果宣传先进工人看不起先进生产工具,这是一个大的错误;这样先进生产工具将不能推广,生产水平就不能提高,笨重的体力劳动就不能减少。这一点,我们看得很淸楚。
  森林是卡累利阿—芬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要经济财富,林业是否得到发展,电锯的使用起着决定的作用。作为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来说,是同意他们兄弟俩的作法,拒绝先进生产工具的推广,继续使用人工伐木呢?还是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来组织生活,改变生活呢?很显然,不应该宣传人们反对使用电锯;应该去干预生活,提倡使用电锯。
  表现时我们采用了这样的方法:首先我们了解到当地的党委因他们兄弟俩用手锯创造了新纪录要奖给他们每人一只金质手表,于是我们就去见党委书记,提出我们的想法。以后,我们安排了以下的情节:
  在书记的办公室里,书记正在给这两位伐木工人颁发金质手表。
  书记说道:手表是走动着的,时间在前进,希望你们走在时间前面,不要落在时间后面。
  书记拿起身边放着的电锯,半玩笑半认真地问道:你们能使用电锯吗?
  兄弟俩的脸上顿时出现踌躇的表情,没有立即答复。
  书记接着说道:电锯放在这里是不会起作用的,必须到人的手里才能起作用。
  至此,书记建议大家到现场去看看伐木工人们是怎样使用电锯的。
  汽车把他们送到了伐木场。
  大家在参观电锯伐木工人表演电锯伐木。
  兄弟俩在专注地看着工人表演。
  书记要求他们试一试。他们无可奈地拿起电锯来。因为不习惯,操作得不太好,有些急躁,甚至生气。到此,他们已感到自己是落后了。
  最后,那个年纪较大的工人向现场工人挑战,保证在学会使用电锯之后赶过他们的水平。
  以上情节却是按照我们原来的设想布置拍摄的,同时,也都是在事件进行中全部如实拍摄下来的。到此问题已十分明白:电锯的推广已用不着动员,通过电影,在仅仅几个月之后就已成了伐木工人们普遍使用的工具;而他们兄弟俩也在仅仅几个月之后因为努力学习电锯,提高了伐木的生产效率,获得了斯大林奖金,并被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
  我们这样做并没有一个人谴责过我们,说我们撒谎,不真实;相反地,很多人都赞成我们的这种做法。
  这里我又想谈谈关于“齐步前进”这部影片。听说这部影片中全部是重新组织拍摄的,甚至连室内的量也是在摄影棚里拍摄的,被拍者脸上还化了装。我认为最好是不要上装,也不要在棚里拍,如果很好地去组织拍摄,是完全可以拍摄得更好的。当然组织拍摄也要有很高的技巧。善于去组织拍摄,就会把一个人、一桩事表现得很好,很自然,很有意义;如果不是这样,结果一定拍摄得很呆板,看起来不真实。
  从我们两国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的经验证明:组织拍摄是允许的,不要去轻易地反对组织拍摄,在必要的时候用高度的艺术技巧,敏锐的艺术眼光去组织拍摄是可以的,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完整地把人物和事件真实地反映出来。
  在苏联,补拍往往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进行。我认为坚决反对补拍的人不是顽固,就是愚蠢。补拍并不是新闻纪录电影的任务,但必要的补拍是允许的。补拍得好,可以增加影片的思想性和艺术质量。影片“永远怀念苏军”做得就较好。这部影片的导演和摄影师在生活中摄取了真实的情景,同时以高度的艺术技巧在现实生活中组织拍摄了一些真实、生动的情节,因此我记住了许多感人的镜头,而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苏联护士玛洛卓娃给中国工人曹善英输血的镜头,苏军战士帮助中国农民犁地、耙地时的镜头,以及载着归国的苏联红军的列车驶过田野,农民堂来招手告别等的镜头。这些镜头我相信都是导演和摄影师组织拍摄的,但组织得非常巧妙,不仅感情充沛,而且有思想性。所以能够这样,我认为首先在于作者对他所要表现的人物和事件非常了解,正如作者非常了解中国农民对归国的苏军战士怀着深厚的感情才能跑来挥手告别一样。因此,对观众很有教益,对我也很有教益。这部影片可以作为你们的范例,也可以作为我们共同的范例。
  但遗憾的是作者在“西南高原的春天”这部影片里就没有深刻地表现生活。这一点我过去已谈过。
  我们体会到:努力去探求新的表现方法,比一般化地去表现人物、事件要好得多。当然,必须指出:在整个影片中组织拍摄是不宜过多的,有在必要与可能的时候组织拍摄,其效果才会好;因为把组织拍摄到的材料和生活中拍摄到的材料妥为连接起来,就能使观众激动。当然,如果组织拍摄得不好,虽然拍摄的场面很出色,观众依然感到不真实。下面就想举这样一个例子:
  在战争期间我们有过这样一部影片,表现一只潜水艇开进敌人的警界线。潜水艇上的侦察员从鱼雷放射的窗泅出去侦察敌情。侦察员潜出水面以后,悄悄地爬上陆地,爬入敌境。这些也都拍摄下来了。效果如何呢?人们看后普遍的反映是:拍摄的技巧、角度、光线都很好,就是不真实。
  在同一部影片中表现游击队员活跃在德寇占领的农村。影片介绍游击队员和青年农民们齐集在一间屋子里开晚会,唱歌、朗诵地下流传的文艺作品。拍摄时有灯光,调子也很好。但效果如何呢?看的人同样感到不真实;因为人们知道,真正的生活是不会这样的,摄影师不可能带着灯光到敌占区去拍摄影片。
  通过以上例子主要说明:作为新闻纪录电影的导演,必须努力去寻求适合于新闻纪录电影这一艺术的表现方法,否则就会使我们的这一事业停滞不前。

怎样组织拍摄呢?


  首先,导演和摄影师要从实际生活出发,不要随便向被拍摄者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要求,这样就往往和实际生活有距离。拿用碗喝水来说,生活中常常是一只手端碗,另一只手摸摸头顶。如果导演和摄影师只要求他喝水,限制他摸头,显然就不真实。一个人讲话往往要比手划脚的,如果导演和摄影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只拍摄他在严肃地讲话,拍摄出来的人物也就很呆板。人在生活中动作并不都是固定的,有的人可能这样,有的人可能那样,作为导演和摄影师都应该注意。
  不瞒大家说,“莫斯科百货商店”这部影片几乎大部分是组织拍摄的,因为组织拍摄得好,效果也都比较真实。拿拍摄熙熙攘攘的人群来说,既不能表现乱七八糟,又不能表现井井有条,这就必须加以适当的组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在想好的位置上注意安排一些人物,在没有规定的路线上又插进一些人物,让他们纵横走去,前后交错,就有了真实感。因此我们就创造了一种“拾铅笔”的理论,在拍摄人物活动时,不要死死板板地去表现他们做这样,做那样,应该注意去寻求一些细节(如掉了东西,弯腰拾起来等的细节),并把人物放在生活中去拍摄。如果注意去寻求这些生活中的细节,也就可以帮助被拍摄者摆脱因拍摄影片给他们带来的窘困或不安。
  但细节不是垂手可得的,也不是随便一个动作、行为都可以当做细节,必须经过作者对生活进行多方面的观察,而且要随时观察,并对所观察的事物有情感,经过选择,才算好的细节。
  现在谈谈如何增加影片真实感的问题。我认为同时录音对增加影片的真实感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时录音是我们影片的色彩,有了它就更富于美感。但录音并不是背台词或者演讲,这样做就会缺乏特征,就不会感人。

如何运用同时录音?


  我以为主要的是要事先了解和研究所要拍摄的这个人,并使他逐渐习惯在摄影机面前行动、讲话。如果他在讲述自己的事迹时,非迫不得已不要去打断他(当然,最好是把他的谈话中心引向一个话题)。这样做是有困难的,这只有去慢慢锻炼。
  运用声音、效果,这对纪录片来说好象是增加一段插曲,可以丰富情节,可以加强影片的感人力量。
  谈到声音,可以这样说,在我们的影片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从头到尾都是音乐,中间很少间隙。我认为必要的间隙可以造成良好的效果。下面我想谈谈有关你们两部影片的音乐问题。
  一部是“建设中的梅山水库”。我已说过,这是一部在编剧、导演、摄影各方面都较好的影片;但音乐却没有表达出影片的思想内容,它和画面的情节,和影片的变化、发展,结合得不够紧密。
  另一部影片是“西南高原的春天”。这部影片的音乐比较好,有民间音乐,也有声音效果,这就给影片弥补了某些不足。
  我误为在运用民间音乐方面你们有很多音乐和配器可以用来为新闻纪录电影服务。譬如,你们有很好的京剧。京剧的每一动作都有节奏,每一节奏都有音乐配合,这样就可以帮助你们集中注意力去表达各种情绪。当然,这不是说要你们大家去运用现成的京剧舞台音乐,我是说应该去创造性地运用民族音乐。

关于影片的结构


  这个问题是每一个导演在工作中都经常感到苦恼的问题;因为,结构的好坏直接间接都能影响一部影片的质量。
  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吃饭不可能将所有的东西都吃掉,应该挑选那些好东西来吃。这是选材问题。
  一个人在做任何一件事以前都要考虑它的先后次序;不注意就会使事情做不好。影片如果不注意,结束时就一定使观众感到疲倦。这就是结构问题。我们应该做到结束时使群众感到不满足,还想再看,而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影片虽然不错,往往太长,观众感到厌倦。
  因此内容的安排很重要。内容安排得不好,就会因小失大。
  拿打扑克这件事来说,会打的人常常将主牌留在适当的时候使用,不善于打的人一上来就拿出去,结果失败。我们的影片也是这样,应该把最好的、最动人的一部分留在最后,这样才能吸引观众。
  还有另一种方法是把好的材料都掺合起来使用。当观众快没有兴趣时,马上又拿出好的来,使观众一直看到底,仍然感到兴趣。关于艺术作品的结构和安排问题,中国的建筑家有很丰富的经验。
  我去过十三陵、天坛等名胜地方,我有一种体会:就是好的建筑太多了,看了一处又一处,而且一处比一处精采,使你只顾欣赏,不会感到疲倦;因为这些建筑都有空间,过了一个空间是牌楼,过了另一个空间是殿宇;牌楼和殿宇之间又有花草,可以淸新头脑,帮助你去尽情欣赏下一个建筑物。它们安排得这样有秩序,又有分量,不愧是中国的艺术杰作。 我举以上例子是想说明一种艺术作品能留传几个世纪,就在于它包含着艺术家高度的智慧,才能使作品世代相传。但在我们的影片中往往就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不善于去运用这些道理,以致在一部影片中情节重复,不能很好地在艺术上起到应有的作用。

关于蒙太奇


  从我接触到的一些影片来看,影片中缺乏节奏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节奏可以使群众好你要反映的事件和人物有感受。但在一部影片中要想造成很好的节奏,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具备很多条件,做很多工作;就象宫殿庙宇一样,要先有一些小的建筑物,慢慢才出现大的建筑物。在一般情况下构成电影蒙太奇有这样两种做法:
  一是样片到手,不要马上编辑,应该多看,看后就写解说词。对材料、内容了解不够,决不要到剪接台上去工作,以免来回翻案。
  另一是样片到手就进行剪接,不行再修改。这有一个缺点,就是时间短了不行。

四 对一部分新闻杂志片的意见


  我在谈这个问题以前看过你们的十本“新闻简报”、两本“体育简报”和一本“少先队”杂志片。总的感受是这些影片都很好,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尽管这样,我还感到很大的不满足;因为你们的生活比你们的影片丰富得多。譬如你们的影片在反映你们的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文化成就、以及儿童、体育方面的就很少,甚至没有。
  新闻杂志片表现的内容基本上有这样两方面:1、工农业和文化教育、体育等方面;2、国内外时事、政治。
  在我们的“每日新闻”中,每一本中包括十个主题。这些主题有大的也有小的,根据主题的大小来确定内容,要详细说明还是要简单介绍。这样每一号新闻中也就能分出主要、次要和一般的主题。在一般情况下,短小的主题要多些,这样反映的生活面就广,不致于因为面窄使我们的新闻片落在实际生活的后面。当然,这一点我们做得也还很不够,这就要我们去加强新闻片的创作工作和组织报道工作。
  你们的特点是广泛学习和采用许多国外的经验。这一点据我所知:中国人民有很大的兴趣。因此,你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这一点在你们影片中做得却很不够。如已编用的捷克斯洛伐克“打猎组”这个新闻主题就很好。但别的题材是否还可以多选一些呢?我想是可以的,哪怕很短,只要有内容、有意义就行。这一点座苏联很长时期内都没有做到,一本新闻杂志片往往编得很长,好象一部小说。直到现在,这种状况才改变过来。
  现在先谈谈“新闻简报”中如何表现生产主题的问题。这一点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个问题。因为从表面现象来看,很多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上的题材,往往都互相类似,如果不仔细、深入地去研究,就会千篇一律。问题就在于如果我们不去深入地了解生产,我们就不能揭示生产中的秘密,结果也就只能去进行一般的表现。
  譬如说这个工厂企业和那个工厂企业虽然表面上差不多,但人和人究竟不同。又如在座的几十个人,各人就有各人的特点,谁也不会和别人完全一致。如果一般地去表现,结果几十个人都可能一致;如果抓住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的特点去表现,结果就可能很好,很富于教育意义。实际上我们的影片也正是要选取优秀的人物去教育人民。工业是这样,我认为农业也是这样。
  总之,新闻杂志片有着很大的可能去充分地表现工农业中的生产革新者。如果我们努力加以表现,就一定会得到观众的欢迎,在新闻杂志片中,宣传生产革新者也是我们重要的任务之一。我们要很好地去进行宣传,才能继续不断地涌现大批大批的生产革新者。这一点,在你们的影片中看到的还很少。如果你们在这一方面报道很好,就有可能使热爱中国的各国人民从你们的影片中看到中国人民,进一步了解中国人民;因为其他各国人民不可能一个一个都到中国来旅行。
  关于“少先队”杂志片我看过的很少。从影片中可以看出:影片的导演是有才能的,虽然在某些地方表现得不够恰当;但看得出来导演是作了努力的,曾想尽一切办法搞好工作,当我看完它们以后,我首先就感到这是导演和摄影师密切合作的结果,其次就认出来这是他们在艺术上的共同创作;因为从影片中你可以看出:每一个镜头都曾经是经过精心考虑之后拍摄下来的,而不是用简单草率的方法拍摄下来的。这里也就看出艺术创作的重要,它可以把一些平凡的东西表现得不平凡,也可以把不平凡的东西表现得平平凡凡。这就要求每一个从事创作的人在对待生活这个问题上要用深刻、敏锐的眼光去看生活;只有这样,才能深刻地反映生活。如对少年宫这样一个题材,导演可以去表现它的建筑、设备和儿童们的活动,也可以用两个儿童(或是一男一女)为中心,去表现他们在进行这种活动或那种活动,就好象这一号影片中无线电研究小组的那种活动一样。
  儿童杂志片的表现范围不能仅限制在单独表现儿童生活,也可适当地表现成人生活;因为儿童一样喜欢模仿成人的动作,学习成人生活。
  譬如儿童将来长大了有的要当医生,有的要当工程师,那么关于这些都应该对儿童进行适当的教育。实际上儿童杂志片本身就负有这项教育任务。因此,从事儿童杂志片的同志们就有必要去很好地进行工作。
  我们苏联的“少年队”杂志片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我就是从做这种杂志片工作开始的。开始时我们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而你们呢?现在看来就很不错。我希望别的导演也争取机会能摄制几部儿童杂志片,这不仅是为了教育儿童,而且还可以启发导演的想象。
  我所看到的你们的体育杂志片很少,这里仅就看过的一两部谈谈。有一部表现足球赛的杂志片音响效果不够好,在一场比赛中观众的掌声时断时续,看的画面在鼓掌,却没有声音,这主要是录音工作上的缺点。其次在选择镜头角度上也比较呆板,缺少变化。有的地方需要着重表现的而没有表现,只冷淡地,甚至不关痛痒地去介绍。很多镜头只是在一个位置、一个角度拍摄,其中特别不好的就是只能从全景进行拍摄,而不能从中景、近景进行拍摄。又如抢球或射球,应该有二、三处着重介绍,并选取精彩的镜头,这样才能引起观众的兴趣;但都没有,只是作了一般的、甚至是全景、远距离的介绍,这样也就不能感人。再次剪接上缺乏节奏感,这一点在别的影片中也很重要,象足球比赛这样的影片,如果不能通过剪接来加强节奏感,运动员的注意力、观众的情绪、整个比赛的进展情况就不能连展一气。这样导演、摄影师对赛足球这件事,以及有关的人物就不能加以充分的表现。因此我在看完影片之后有这样一个感觉,好象导演或摄影师都是外行,从来没有参加过运动一样。当然不是所有的影片都这样,在“体育简报”中也有些表现和拍摄得很好的主题。
  体育杂志片应该包括广泛的活动对象与活动内容,正是这样,它才富于教育作用。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喜欢表现体育运动员的活动和锻炼,这没有什么不对;这样可以使工矿企业的职工、农业合作社的社员们得到学习模仿的机会。但如果忽视了适合于工矿企业的职工、农业合作社的社员、各民族人民自己的体育运动,那是不对的。如果我们重视了,就能使体育杂志片的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群众化,这样就更能反映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

(司徒群记录整理)





[1] 这是苏联著名纪录片导演克里斯基来我国时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创作干部会上的发言的一部分。——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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