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苏联关于价值学说的争论

(彭苇秋〔彭桂秋〕)



  在哲学上犯了极明显极严重的错误,被列宁与普列汉诺夫批评得体无完肤的波格丹诺夫,其反动的哲学体系虽然久已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唾弃,然其错误的经济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群众中,都仍保持了很大的力量。一直到无产阶级专政存在数年之久,其著作仍极风行一时,而波格丹诺夫与伊·斯杰潘诺夫共同所著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一书更是苏联从上至下一切教学的模板。还是在国内战争停止,苏联无产阶级由直接的武装斗争,转变为和平的经济建设,因之在思想上亦开始重新估量各种理论体系,加深各种理论研究之时,波格丹诺夫在理论经济学上所犯的错误及其所形成的反动作用,才被发现。因之在政治经济学上发生了同波格丹诺夫派的斗争。

  波格丹诺夫在经济学上所犯的错误,经过了这次争论,现在已十分显然,不需要我们此时再来详加追述。他主要的错误是:他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扩大到全人类的经济发展史,甚至全人类的社会发展史上去,他不了解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关系;误认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为“超历史性”的“固定”的范畴;最后,更以机械论代替辩证的唯物论,看轻抽象的理论分析等等。

  波格丹诺夫之所以这样迅速的被攻击下去,其原因自然是因为在哲学上早已失掉其立足地,然波格丹诺夫派小组织在政治上所进行的反动的孟什维克的活动,更是缩短其寿命的重要原因。

  当马克思主义者已发现波格丹诺夫经济理论的错误并宣布与己作战之际,乃有卢彬的《马克思价值学说》出现(1923)。从它降生的时代,即可认识它所负的历史使命。自然,它是此次斗争的产物。它的根本任务即在于摆脱旧日波格丹诺夫派的错误与编见,以正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精细的深刻的研究并阐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价值论。是的,在这一本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已经部分的执行了此种任务。他正确的指出了经济范围的历史性,摈绝了波格丹诺夫之固定范畴论,此外,他更确切的叙明了理论经济学的对象,指明政治经济学为研究商品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科学。这一本《马克思价值学说》的出现,我们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者战胜波格丹诺夫派后的尾声,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的基础上更深进的研究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基本问题的尝试。在这一本新的尝试中,除去上面我们所指明的几点积极方面之外,自然也露出了许多消极方面——错误和缺点。因之,战胜波格丹诺夫后之新的经济学方面的斗争,也就从批评和纠正这本《价值学说》而重新发动起来。

  争论的发端本是关于价值论与抽象劳动等问题,然而争论的开展渐渐的跳出了价值论的范围,问题的中心亦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一般的对象与方法论等问题。自然,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论等问题和价值论问题之密切贯连,乃是此次争论转变之根本原因。

  的确,斗争是一切前进的“动力”,批评乃是发现真理的武器。因指摘和纠正卢彬在《价值学说》中所发挥的错误而兴起的此次论争,结果不但是使一般的读者审慎的研究了这一些问题,进一步认识了这些问题,并且《价值学说》的作者在本书第三版出世时也公开的承认了并纠正了不少自己过去的错误,例如,在过去他曾坚决的说:“抽象劳动只有在市场交换的实际行动中才得出现”,“抽象劳动系在市场交换的行动中降生”,“没有交换的行动就不存在有抽象劳动”等等,可是在第三版时他就另换一个面目来说话了,此地他说:“当然,劳动在交换行动以前也占有(预先的与意想的)抽象劳动的性质,不过也只有经过交换(才得表现),因为在生产的当儿已经就预定了交换,并且在生产生产品时已经就与一定数量的货币相比较。”(见《价值学说》第三版158页)关于价值的内容问题,因为有许多人的批评和指摘,作者也纠正不少原来的意见,此外,他更感觉到在第二版的概论中所发表的:“流通范围所消耗的劳动也创造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理论,完全不合乎马克思主义,所以,也就全部删去了。

  虽然《价值学说》的作者,在本书第三版时,这样的更正了自己的错误,对于自己的批评者作了这样大的让步,然而,一般的对于卢彬的批评与指摘,并不因《价值学说》第三版出世,而停止。恰恰相反,新的攻击更因此而愈加激烈起来。如果说:过去只是指摘和纠正其在其几方面的错误与缺点,现在都是进一步的批评和攻击其整个的理论体系了。如果说,过去还只是认为作者在某些方面的偶然错误,现在都认为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整个理论的根底了。

  可惜我们不能详细的将参加此次争论之各派意见一一介绍过来,仅能把主要的两派(实际上参加斗争的意见不只两派,可以说三派)关于争论的主要问题,作一个简单的概括的叙述。因为这次在经济学方面的斗争和哲学上的斗争一样,参加的分子特别复杂,派别也特别纷纭,如果想在这一篇文章中将这复杂的各方面一一叙述清楚,不仅是困难,简直是不可能。

  争论的发端与焦点是价值论。因此我们也先从价值论谈起。

  抽象劳动是马克思在价值学说中之一伟大发现,同时也是马克思价值学说之重要问题之一,因此,他们对于此问题的意见分歧,便造成他们对于整个价值论的观念的不同。

  什么是抽象劳动呢?抽象劳动在马克思的价值学说中究竟占若何位置呢?其与价值之形式与内容诸问题究竟有若何关系呢?

  卢彬在《马克思的价值学说》一书之价值的形式与内容一章中,曾指出“抽象劳动不仅是价值的创造者,并且是价值的实质和内容”。当他叙述劳动与价值的区别时,曾说:“劳动不是价值,只是价值的实质。然为使得到价值的全意,劳动之为价值的实质应视之为与价值的社会形态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另外还说,“社会的平均劳动,在商品经济之下,即成为抽象劳动的形态,并且也只有从此抽象劳动之中,必然的产生出劳动生产物的社会形态:价值”,“所以抽象劳动这一概念我们应视为价值的基础、内容与实质”。

  从上面的话中已经十分显然的看出,卢彬认价值之实质与内容为抽象劳动。抽象劳动系商品经济下的社会平均劳动,系创造劳动价值之唯一因素。

  但是价值乃是社会劳动的表现,资本主义人类社会关系的表现。劳动生产物的社会形态、交换形态,即是价值的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说:“商品之社会形态与价值形态或交换形式,这三件都是一样的东西”。劳动生产物之社会性(交换)既为价值的形式,则作为价值的实质(或内容)[1]的抽象劳动究竟是怎样一个范畴呢?于此而联系到马克思哲学之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作者根据黑格尔的哲学观点(马克思在哲学上一般的是继承黑格尔),认为内容与形式,决不能成为两件截然不同的东西。内容自身发展并培育形式,形式则内在地包涵于内容之中。所以,社会性的价值形式系由价值的实质(或内容)自身成长起来,换句话说:价值形式的社会性系由价值内容的社会性出发。没有社会性的价值内容,无从产生社会性的价值形式。因此,作为价值内容,构成价值唯一因素的抽象劳动,毫无疑义的亦应视为带有社会性的历史范畴了。由此而得出卢彬对抽象劳动的定义是:抽象劳动系在一定社会形式下(资本主义经济所特有的社会形式)的社会平衡劳动,既不是简单的生理劳动,也不是一般的平衡劳动。抽象劳动的存在只限于资本主义的交换社会,资本主义的灭亡,抽象劳动这个经济范畴,也就随着完全失掉其意义。

  然而,卢彬的发挥并不尽于此,在抽象劳动一章中他更继续引申的说道:“马克思几次的说,价值系社会的现象,价值的实质(存在)带有单纯的社会性质,其中没有含有半点物质的因素,因此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亦宜视为社会的范畴,其中我们不能找到半点的物质因素。”“我们或者是认为:抽象劳动系人类的力(生理的意思)的消耗,那末价值就是带有物质的性质的东西,或者是认价值为社会现象,因之抽象劳动亦应视为社会的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形式不可分离的现象,两种意见可任选一条。”“对抽象劳动之生理的认识决不能与其创造价值的历史特性相调协。”

  价值系单纯的社会现象,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亦是社会范畴,其中不含有半点物质因素。这是卢彬之最根本的思想。

  占在卢彬对方的哥恩(Akon)与皮桑诺夫(Bessonoff)等对此问题的意见如何呢?他们认为“抽象劳动即是一般的人类生理的力之有用的消耗”。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之区别,依哥恩的话讲来就是:“抽象劳动是在以下的关系上不同于具体劳动:具体劳动系在一定生产部门下,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的劳动,抽象劳动则系带有一般性的劳动,除掉各个具体劳动所包含的一切特性的劳动。”

  抽象劳动即是单纯的人类生理的力的消耗,其中没有含任何社会的特性。所以哥恩更进一步的承认:抽象劳动并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为使劳动能创造价值,则此劳动不仅是抽象的,并且还要是社会的,即在一定条件(即商品资本之条件下)所完成出来的劳动。所以抽象劳动(即生理劳动意思),其本身仅只是一个逻辑的范畴,而不是历史的范畴。哥恩说:“创造价值的劳动才是历史的范畴,然并非因其为抽象劳动,而是因此抽象劳动系构成于一定社会形式之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抽象劳动表现价值,作为商品的价值,在有组织的社会之中,例如,共产社会之中,则在计算全社会的劳动力,及向各生产部门分配时,公开的出现。”劳动的社会方面(或社会劳动),不能与其物质生产隔开。所以,创造价值的劳动也应包含着不同的两方面:一方面他是社会的劳动(构成于一定社会形式之下),另方面是生理的劳动(抽象劳动),而生理劳动则构成价值之物质基础。所以,抽象劳动价值之基础,同时是价值之实质。“价值系由抽象劳动(指生理的意思)所造成,然为使劳动创造价值,则此劳动宜不仅是抽象的,并且是社会的。[2]

  哥恩攻击卢彬最力之点,系指责卢彬机械的将物质之生产与其社会之特性分开,误认劳动的创造者,劳动价值的实质就是单纯的社会性,不含有半点物质因素的社会性。其实构成价值的劳动永远会有物质的与社会的两方面,既是物质的劳动(生理的),同时又是社会的劳动(一定条件下)。“物的社会性是交换关系表现的唯一形式,而交换社会之生产关系,成了物之社会性的唯一内容。”[3]物质的生产过程与其社会性两方面之矛盾的一体,乃是政治经济学之基本范畴——价值——之固有的特征。撇开了物质基础,单纯的将社会性作为价值之唯一属性,这是根本的脱离开唯物论的立场,由机械论转到唯心论。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关系于社会必需劳动诸问题。

  一般讲来,社会必需劳动之大小,系由该社会之一般的生产技术的状况及生产力发展之一般水平来决定,所谓生产力之一般水平,系指生产机关之全结构,在此生产机关中之各种不同技术形态之互相关系。只有注意到该社会所应用的各种生产技术,才能正确的决定生产力发展之一定阶梯。所以,所谓生产物的价值并不是说生产物品时之每个人实际的具体劳动的消耗,而是生产该物品时所需要之一般的社会必需劳动。此种由社会必需劳动所决定的价值,马克思即称为市场价值。此市场价值即因同一部门之各个生产者的相互竞争而成立。此外,因不同生产部门间的竞争,因不同部门间资本之相互对流,而造成各个生产部门间的利润率的划一,由利润率划一而创造的价格,马克思称之为生产价格(在常态的情形下,市场价格和生产价格相等)。由此看来,社会必需劳动直接决定着市场价值,间接规定着生产价格。然而社会必需劳动究竟如何来规定,其数量之大小究竟如何来计算呢?

  卢彬认为决定该部门商品之市场价值的社会必需劳动,系该生产部门中在生产的数量上最占优势的那些企业。譬如说,该生产部门中51%以上的商品,都是应用最高生产技术的企业来生产,那末,社会必需劳动的大小,大部分系由那些最高技术的生产力来决定。市场价值则与这些企业之实际的劳动力的消耗相近。假设此占优势的企业为中等企业,则调剂市场价值,规定社会必需劳动的大小者为中等企业。在最低的生产技术占优势的情形之下也是一样。所以,社会必需劳动时间的决定者,也许是最高技术,也许是最低或中等技术,这全要看该时生产力的状况如何,及在该生产部们中所占优势的企业所应用的技术如何而定。

  哥恩反对卢彬此种决定社会必需劳动的方法。认为此种以某一部分企业调剂市场价值,决定社会必需劳动时间的方法,是与马克思的所谓“以生产的全结构决定社会必需劳动”的方法,相背谬。此外他更指出此种方法的无确定性与不科学性。例如,从51%至99%都可以说是数量上的优势。如果说其生产品占99%的一些企业能够完全支配市场价值,决定社会必需劳动时间,可是随其所占分量之逐渐减低(如从99%——80%——70%——51%)则其所形成之作用亦逐渐变小。以数量看来,虽然51%与99%都是占着所谓优势,然两者的作用则大相悬殊。这是一点。

  此种生产占优势的企业,虽然在决定社会必需劳动的时间上是比较形成稍大的作用,然其他企业的作用也是同样重要半点不可忽视。例如,假设51%的生产品为中等技术的企业所生产,则此中等技术的生产力对市场价值的影响上有相当大的作用,然市场价值究竟如何大,主要的还应当看其余49%的商品究竟为何部所生产,设其余的商品为最高技术的企业所生产,则社会必需劳动时间的大小表现一种样子;设其余的商品为最低技术的企业所生产,则社会必需劳动时间的大小表现完全不同。所以此种以单一的占优势的各企业来决定社会必需劳动时间的方法,卢彬自己虽然声言已注意了生产之全结构(卢彬说是生产上占优势系从计算生产全结构而得,所以这已经是注意全结构了),然而实际上仍只是注意了其全结构的一面(即从全结构中提出了数量比较优势的一方面),对于全结构之其余的各方面,是完全抛开掉或忽略掉了。所以,他此种方法无论怎样都不能说是科学的。

  哥恩一面指出他这种以某些企业代替生产全结构的片面性与不科学性,同时提出了他那简单的计算全部生产的数学方法。他说,无论在何种情形下,社会必需劳动的大小系等于全部个人劳动消耗(在生产上)的总数(在一定生产部门之下)以生产物的总数除之,即:劳动消耗总量生产物总量。

  自然,哥恩此种简单的数学公式,也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适用,此种条件就是:该生产部门全数商品所实现的价值,正与实际所消耗的劳动量相等。换句话说:实际所消耗的劳动(价值)与实现的劳动(价值)两者间没有任何数量的差别,市场价值正与全部个人生产的劳动价值相等。

  此种条件在一般的工业生产上,可以说完全存在着,因为,一般讲来,工业生产物之总价值正与全部个人生产的劳动价值相等。然而在农业上就不能通行了。

  因为在农业上有等差地租的存在,所以,农业生产物之总价值永远不与生产农业品时所消耗的总劳动量相等。实现的价值永远高于实际的劳动价值。这就是说,农业生产物市场价值的决定者,不是如哥恩所说的以生产品总数除个人劳动消耗的总价值的方法,然也不是如卢彬所说的:可以由高等技术或中等技术来调剂的方法,而是完全由于生产力最低企业部分。

  卢彬曾以此而攻击哥恩,说哥恩的方法在此不能适用,其实,卢彬自己的“优势”说,在农业的生产上又如何能够通行呢?

  在农业上因为有土地的垄断,所以发生地租,因此,农业资产阶级要多一笔无抵偿的消耗,这一笔无抵偿的消耗也只能以提高农业生产物的价格的方法(所以,农业生产物的总价值恒高于其实际所消耗的劳动力,市场价值的决定者不是其占优势者,而是其生产力最低的企业),来找到补偿,这就是工业与农业在生产条件上之根本的异别。这也就是马克思的价值学说不可机械的运用(并不是不能应用,只是不可机械的运用)在农业上的原因,卢彬似乎不宜以哥恩的公式不能直接通用于农业而完全否定其意义吧?

  将前面两问题作了个简单的叙述之后,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在方法论问题上哥恩对卢彬的相互指摘。

  前面已经讲过,在价值论抽象劳动等问题上,卢彬曾将质的生产与社会性机械的分开,并以简单的社会性作为价值的实质与内容,在方法论与对象等问题上,他一样的将生产过程与其社会形态,严格的划分为两件独立的东西。他说生产过程与其社会形态,两方面都可以各自独立的成为特殊的科学。另外还说:“政治经济学不是研究生产过程的物质技术方面,而是其社会形态,亦即创造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人类生产关系的总合,生产技术与生产力之可以列入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只是作为背景,作为起点,因为这些背景与起点在解释我们研究的真正对象——人类生产关系——上是必要的。”另外还继续的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正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不同形态(社会的经济的形态)。”

  由此我们看到,卢彬将生产过程与社会性划分得清清楚楚,认两者都可以成为互不相属的独立科学。而政治经济则是研究其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的人类生产关系的科学。至于此人类生产关系从何研究起,其与生产力与物质生产过程有何关系,他却简单的说,生产力为前提,为起点。

  自然,理论经济学的对象决不与机械学或其他自然科学一样,他所研究的也决不是技术学。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任务系指明资本主义生产中之人和人的关系。

  然而,资本主义的特征,乃是人类生产关系之非直接的表现,而是内在的包含于物质生产过程之中。物质生产本身(生产过程)构成并涵育一定的生产关系。所以马克思说:“生产不仅是制造物质生产物,并且还不断的复生产着人类生产关系,在此生产关系中进行生产品的生产。”(《资本论》第三卷)

  所以,我们说,物质生产过程、生产力,不仅是与生产关系有密切的联系,有相互的影响,他们彼此间已组成辩证的矛盾的统一,成为整个儿的一体。其彼此间的关系即如同一体中之不同因素一样。只有在一定社会形式之下研究物质生产,方能窥见该时代物质生产之真谛,同时也只有在物质生产之中,才能看透真正的社会关系。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不是独立的浮面的现象,而是化身于物的特性之中,内含于生产过程之中,所以,为了解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理论经济学应研究那些为生产关系所化身的物质范畴,物质因素,因为这些物质因素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表现的唯一形式。

  所以哥恩很正确的说道:“马克思永远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之下研究物质生产。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全体系以及全体系中之各个连带,同时既是物质的范畴,又是社会的范畴。将社会关系的全结构推到交换方面的卢彬,却认为生产只是技术过程,生产关系则只是社会的而非物质的现象。生产关系对于他不是内在形式,而是独立的现象,生产关系只是与生产和技术前提有联系,而不是生产过程的一定方面。”

  卢彬机械的观察一切现象,认一切物质的现象都不是社会的,反之,一切社会的现象也都不是物质的。所以他将生产过程严格的与社会关系划开,想从生产过程以外研究社会关系。他这样以交换代生产,以社会现象解释社会现象的企图,真有倾向于西欧资产阶级社会学派的危险。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一般的社会生产的历史的一定形态。后者(一般社会生产)既是人类生存物质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在特殊的历史经济关系所产生的生产过程,又是这些关系的复生产,因之又是此种过程的主持者的生存与互相关系的物质条件,——即生产过程的一定社会经济形态,因为在这些关系的综合之中,这些过程的主持者,遇到了其对于自然及彼此间的相互关系,在这些关系之中方能进行生产,而此综合,恰好就是以经济结构的观点所认为的社会。”

  马克思认社会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而生产关系也是联系于整个连环中的一个因子。卢彬想将这维系各方面的生产过程与人类的生产关系隔开,并使之对立起来,这在方法上是怎样的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最后,我们说,卢彬的《价值学说》在反对波格丹诺夫的阵线上是尽了相当的功绩。然而就在这当中又暗伏了他另外一方面的错误。如果说波格丹诺夫是不能将物质的生产过程与其社会形态联结起来,认生产为超社会性的东西,可是卢彬却又发展了另外一个极端,他离开物质生产以外来研究生产的社会形态。本来机械论者的逻辑只允许其发展于相反的一方面。或是根本否定物质生产,或是根本否定社会形式,他们不知道将这矛盾的对立,融为辩证的一体,所以,此次在经济学方面的论争,归根究底仍不外是方法论方面哲学基础的论争,不真正了解辩证法之基本原则,则对其任何科学知识,不会有一正确的认识。

  所以,我们可以说,此次在经济学方面的论争,不外是唯物辩证法在征服各种理论体系中因遇到新的荆棘与障碍而引起的肉搏与苦战。不外是在总的哲学斗争以外的一支别动队。你们相信,唯物辩证论者此次在经济学上所给与一切机械论者的打击,不仅是奠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并且是唯物辩证法在各科知识中建立权威的一个明证。



注释

[1] 按卢彬语,实质与内容都是一样的。

[2] 见哥恩著《政治经济课程》,现此书为苏联一切数学范本。

[3] 见哥恩著《新经济学方法论》,中译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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