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戴维·麦克莱伦《恩格斯传》
第三章 政治学
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
——恩格斯 |
恩格斯（1888年，伦敦）
当恩格斯从虔信派的背景经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发展为共产主义，他早期的政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鲁尔区的工业城市长大，他深知工业化初期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但他与青年黑格尔派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他受莫泽斯·赫斯的影响，转向了共产主义，这意味着他的革命思想中仍包含大量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混合物。他移居到英国，意味着从德国的哲学思辨转向对社会现实和政治条件的深入研究。恩格斯对宪章主义和欧文主义印象深刻。他写了一篇赞赏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的文章以及《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很久以后还认为它是一个“天才的大纲”。
在1843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恩格斯阐述了他关于共产主义的如下观念：
于是，欧洲三个文明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财产共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制度的彻底革命，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必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论是由上述国家各自单独得出的。这一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共产主义不是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特殊状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1]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474页。
令人吃惊的是，正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表明的，恩格斯甚至在与曼彻斯特的工人阶级保持紧密联系之后仍然说，“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它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且是全人类的事业”[1]。因而．甚至到1845年的时侯，在恩格斯看来，革命还意味着在历史过程中超越非理性的混乱现状的某种内在原则的胜利。如果社会并不是合理有序的，那么其中不断增长的矛盾将会带来灾难和灾害，将造成总体的剧变。共产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处于阶级之上的，而且能以合理的理由将所有有洞察力的个人吸引到社会发展进程中来。共产主义思想家的使命是，在促进共产主义事业并避免社会灾难的希望中，使这些合理的理由为大家所了解。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4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正是在1845年与马克思的合著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恩格斯将这些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政治原则更为清晰地聚焦在社会经济现实领域。1846-1849年是恩格斯的生命中在政治上最活跃的岁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清算了他们的思想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着手将这些思想注入德国工人运动中。恩格斯激起了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德国工人的斗志，他作为首席代表与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商谈，他在《新莱茵报》时是马克思的得力助手，然后他作为巴登战役的积极参与者结束了自己的革命岁月。从理论上看，恩格斯在这段时间做出了两个主要的贡献：一是确定了共产主义的基本观念，主要体现在形成作为《共产党宣言》的基础的《共产主义原理》上；二是他为《新莱茵报》撰写的文章。
《共产主义原理》手稿
《共产主义原理》是恩格斯对前些年著述的概要汇总，包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大量的政论文章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是清晰的、说明性的和教谕式的，以教义问答的形式塑造了25个问题。“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1]无产阶级（不像以往的奴隶、农奴或工匠）完全是通过出卖劳动力的方式维持生计的群体。工业革命实现了机械化生产，使社会基本上只保留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后者获得的只是不超过其最低工资的收入。肆无忌惮的竞争导致了经济危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无产阶级的增多、工资的萎缩，这种事态只能通过实施一个满足全社会各方利益的固定的计划来克服。这将涉及废除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关键。这样的革命将是国际性的，可能是暴力的，还包括推行民主宪法。恩格斯描述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会实施的计划，并进一步勾勒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轮廓。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可能意味着生产满足所需的充足商品以及取消劳动分工的可能性。城乡之间的对立消失了。共产主义也包括使妻子摆脱对丈夫的依赖以及使孩子摆脱对父母的依赖，超越国界，渲染宗教过时论。他完成了对共产主义者和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差异的总结，并阐述了共产主义者对当代政党政治的态度。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30页。
恩格斯在这个文本中强调的是工业革命的历史必然结果。它在风格上不如《共产党宣言》，缺乏对与法国的社会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紧密相关的政治意识和阶级结构的关注，而马克思对此更为熟悉。最重要的是，它在整体设计上缺乏令人印象深刻的综合力量，而《共产党宣言》在这方面是引人注目的。尽管如此，《共产主义原理》在对共产主义政策的最初表述中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的结尾指出，就德国而言，“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须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以便尽快地再把它推翻”[1]。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的革命岁月将他们的主要精力用来创办并发行一份报纸，以支持一个整合所有民主力量的“统一战线”。其方案是全民选举，直接选举，取消所有的封建税费，建立国家银行系统，并使国家为入学和就业承担责任。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46页。
资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意味着，这份报纸没有至少在起初没有考虑到工人阶级的状况或利益诉求之类。恩格斯主要撰写外交政策方面的文章，其中的主要观点是，以1789年以来的法国革命对封建德国的进攻为典型范例进行反对俄国的革命战争。这场战争，他认为，将粉碎欧洲最保守的政权，恢复波兰的独立，并内在地导致一个作为统一国家的德国的形成。
1849年初，经历三个月的流亡之后，恩格斯回到科隆，发现自己对英国革命的希望破灭了，但他仍然对匈牙利和法国持乐观的态度。他特别把注意力转向了奥匈帝国的革命进程，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德国人和匈牙利人对“小的”或“无历史的”斯拉夫国家的胜利相当于文明对于野蛮的胜利。支持德国资产阶级意味着支持与他们同类的波兰和匈牙利的贵族，这使恩格斯写下了这段话：
在奥地利各个大小民族中，只有三个民族是进步的代表者，它们积极地影响历史，并且现在还保持着生命力，这就是德国人、波兰人、马扎尔人。因此，他们现在是革命的。
其他一切大小民族，在最近的将来都要在世界革命的风暴中灭亡。因此，它们现在是反革命的。[1]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6卷，1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只是在这场革命运动结束的时候，1849年4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放弃了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支持，并倡导创建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在这场革命失败18个月之后，他们继续活跃在共产主义者同盟里，并对革命复兴的迫切性保持乐观的态度。然而，很快他们就看清楚了，这将必须等待一场新的经济危机的来临。在写于1851年的一系列名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文章[1]中，恩格斯总结了近期德国革命应吸取的教训。他对德国经济不发达的性质，对土地使用权的重要性，对缺乏真正坚实的资产阶级的历史原因都有非常明确的看法。
[1] 恩格斯撰写的这组文章名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起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理·德纳向马克思约稿，马克思当时忙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且当时英文写作能力有限，就委托恩格斯代为撰稿。恩格斯利用马克思提供的一些资料和建议，于1851年8月至1852年9月陆续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了这组文章，当时署名“卡尔·马克思”。这家报纸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署名处理常常很随意，有时甚至以编辑部社论的形式发表。后来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编辑单行本时更名为《革命与反革命或1848年的德国》，署名“恩格斯”。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时题目改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译者注
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恩格斯的政治活动处于最低潮的时期。他从英国的政治活动中退出了。保守派的反应在欧洲大陆牢固地形成了，这里很少或根本就没有有组织的反对党。因而，恩格斯将自己的大多数文章仅仅限定为间接的政治性写作。这种情况在第一国际成立的19世纪60年代中期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政党、工会和个人的松散的联盟，力图在国际范围内实现工人阶级的利益。然而．他只是在1872年同盟解体前两年表现活跃。在1864-1870年这段时间，住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对住在伦敦的马克思的帮助微乎其微，不管怎样，恩格斯对第一国际在一开始时发挥的作用持怀疑态度。恩格斯加入第一国际成为会员，但没有组织任何分支。1870年，恩格斯搬到伦敦，他当选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在随后的两年内，他把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这项活动中。他被选为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通讯书记，并积极参与反对巴枯宁思想传播的活动。但是，恩格斯与英国工会会员（他们不喜欢他的“普鲁士”态度）的联系比马克思要差得多，而这降低了他的工作效率。
马克思（1866年）
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恩格斯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到了19世纪70年代后期，欧洲各种社会主义党派都从第一国际解散和巴黎公社失败中强劲复苏了。恩格斯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的导师和联络人——因为他称自己为“乐队指挥”，起到了在他逝世后才形成的社会党国际局[1]的作用。出于气质和思想渊源的原因，恩格斯觉得自己最欣赏的社会主义政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他对此行使了一种连续的监护权。恩格斯与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保持着长久的通信联系。这个党是由拉萨尔的追随者与马克思的门徒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人在1875年的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成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对拉萨尔派已经做出了太多的让步，但这个政党的领导变得越来越一致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它的队伍中已经越来越有影响力。这个过程以1891年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召开而告终。就在这次大会前夕，恩格斯发表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拉萨尔的批判，旨在“明确而有力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拉萨尔开始从事鼓动工作以来所采取的方针的态度”[2]。他隆重地赞扬了由李卜克内西、考茨基和伯恩施坦拟定的计划草案，认为他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接受。
[1] 社会党国际局（Socialist International Bureau）是1900年建立的第二国际常设机构，此前第二国际没有定期会议之外的组织架构。社会党国际局的常设秘书处位于布鲁塞尔，成员由每个国家派出的1~3位代表组成，这里聚集了当时很多社会主义杰出的代表人物，总共召开过16次全体会议。——译者注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293页。
1881年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莱比锡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秘密会议
在恩格斯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流亡中的理论家和现实中的实际政治家之间的张力。但他们共同分享了关于他们的党必然发展并即将取得胜利的乐观主义精神。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接受了马克思和他之间基本的劳动分工：马克思致力于完成他的鸿篇巨制，而恩格斯为了捍卫他们的观点，发表文章与所有的论敌做斗争。在这方面他是非常成功的：《反杜林论》很受欢迎，其中有三章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名重新发表，这部文献的译本语言种类超过了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其他任何社会主义著作。
恩格斯特别对“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倾向保持警惕，并抵制这种倾向的侵蚀，“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1]。尽管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非常法迫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进入半秘密活动状态，但恩格斯源源不断地为遭到禁止的党的出版物撰写了大量文章。在这个事件中，这段时期的迫害激发了党的活力，有助于（恩格斯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政策得以确立。如下方面也得到了增强：选票从1877年的49.3万稳定增长到1893年的200万，同一时间在议会中的席位从12个增加到44个。受到这一发展的鼓励，恩格斯在1891年预测，党将在1898年上台执政。这场胜利是用数字来计算的，他甚至还用一个图表来证明。他在1892年写道：“现在有五分之一的士兵站在我们这边，再过几年将有三分之一，而到1900年，这支以前在德国特别充满普鲁士精神的军队将大半成为社会主义的军队。这种情况正像按照命运的吩咐那样不可阻挡地日益迫近。”[2]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68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2卷，291~202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5。
对这种日益迫近的情况的信心和在党内流行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已经表明，无产阶级的力量得到增长并取得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这使恩格斯强调和平而不是革命的态度，他为此做过不少论述。革命的概念与资本主义——一个不是被推翻而是被继承的世界——的崩溃是统一的。对党的领导人来说，放弃暴力渐渐成为绝对的趋势，因此使他们将信念置于这些方面：或者是获得议会的多数席位（伯恩施坦)，或者是资本主义的自动崩溃（倍倍尔），但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克制更多的仍然是一种战术。这种差异在恩格斯1895年为马克思的小册子《法兰西阶级斗争》撰写的再版导言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由于恩格斯在这篇文章发表几个月之后就逝世了，它被很多人视为他的政治遗嘱。特别是，伯恩施坦极其重视这篇文章，以其作为他自己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的支撑。恩格斯确实在他的文章中宣称，“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1]。在评论他和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坚持的看法时，恩格斯承认，“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2]。这项特权已经“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3]。由此所做的推论是：
在罗曼语族国家里，人们也开始逐渐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正。德国人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效法；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那里也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4]
[1]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51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2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522页。
恩格斯特别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数量的增加，在获得合法性的条件下，革命者“身强力壮、面带红光”：“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进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站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1]伯恩施坦——他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同伴都赞同他——认为恩格斯“比以往任何人都更清楚地赞美了作为无产阶级解放手段的普选权和议会活动，并拒绝通过革命剧变获得政治权力的观点”。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523页。
直到最近，被谨慎的柏林的领导人删去的恩格斯文章中这段更“革命的”段落才显得更清楚了。他只允许在抗议的情况下以这种形式发表。“我的看法是，”他写道，“通过完全禁止暴力的说教，你将一无所获。没有人相信这一点，而且任何国家的政党都不会放弃抵抗违法武装的权利。”
然而，尽管恩格斯没有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在根本上修正了他关于革命和合法斗争之间关系的看法，但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态度在很多方面都有错误。首先，虽然他对党的革命目的比德国国内的同事们看得更清楚，但他还假定在当前的政策和革命的终点之间有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例如，将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中这两个独立的部分（理论的和实践的）一分为二所造成的鸿沟，他是其中直接的设计师之一。其次，对于他来说，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是将自己组织起来，这样可以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使他们坚守自己的自由主义原则。因为由此获得的政治自由当然有助于无产阶级的发展。但他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对改革的渴望，很少考虑到要准备与统治权力妥协。恩格斯也没有充分考虑到他自己党内的普通党员的态度，资产阶级在党员中占有很高的比例——至少在他们的视野中是如此。他没有看到党组织和工会中保守的当权派，而普通党员在革命剧变中将会失去太多的东西。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产业工人即无产阶级的人数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事实上，恩格斯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知识较之其领导人来说是有限的，这使他忽视了经济斗争的重要性：蔑视英国工会、否定大罢工的想法，使他有一种明确选择合法活动或防御的姿态，而对分散式的基层活动没有多大兴趣。
恩格斯绝不仅仅关注德国，他指导欧洲社会主义者的书信表明，作为一个政治战略家，他是多么善于变通，而且消息灵通。他和维克多·阿德勒是亲密的朋友，他给予阿德勒持续不断的支持和建议，指导他创立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在法国，他对盖德[1]和拉法格给予包括财务上的连续不断的援助，帮助他们创建一个有望实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尽管他的努力不太成功，因为社会主义运动被分成了几个派别。在意大利，恩格斯与意大利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拉布里奥拉和意大利工人党的创建者图拉蒂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1] 朱尔斯·盖德（1845-1922），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曾因反对普法战争被判刑，后流亡瑞士。多次担任法国众议院议员，与马克思的女婿、工人运动活动家拉法格创立了法国工人党。该党后与独立社会党联盟、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等合并为法兰西社会党。——译者注
当然，可以说，在德国之后，恩格斯主要关注的是英国。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恩格斯无法参加政治示威活动或对衰落的宪章运动给予积极的支持。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对支持与自由党结盟的宪章运动领导人的倾向表示反感。他的结论是：
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弄到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它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1]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552页。
随着第二国际的来临，恩格斯将更多的注意力倾注在工会上，但他在1879年不得不表明：“毋庸讳言，目前在这里还没有出现大陆上那样的真正的工人运动”[1]。19世纪80年代中期再次出现工人阶级运动高涨的局面，但恩格斯仍然以其奇特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混合物批判海德曼的社会民主联盟和贝尔福特·巴克斯与威廉·莫里斯的社会主义同盟。他写道，“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和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2]。在这里，只有当工人意识到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被瓦解的时候，真正的普遍的工人运动才能够成为现实。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4卷，3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48页。
恩格斯在英国社会主义者中的影响部分地由于他支持爱德华·艾威林——爱琳娜·马克思的同居男友——而减弱了，根据乔治·萧伯纳的说法，艾威林“对金钱和女人绝对是没有良心的”。然而，爱琳娜和艾威林在组织伦敦东部非熟练工人的联合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他们对工人阶级运动高涨的支持在1889年码头工人罢工中得到了体现。这次活动使恩格斯产生了联想，他宣称：伦敦东区的复兴依然是这个世纪末最伟大的和最富有成效的事实，我为能看到这个事实而感到自豪。然而，直到他逝世后，一个强大的工人政党才在英国出现——那时这个政党的发展路线与他的思想已经有些格格不入了。
爱琳娜·马克思，马克思的小女儿，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第二国际停止活动后，恩格斯才开始第一次对俄国革命的可能性产生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俄国人最重要的莫过于抵御欧洲的反应。他对俄国人的期望也没有通过与诸如巴枯宁等人的联系而得到改善。然而，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他对俄语的娴熟掌握以及他在伦敦与俄国流亡者的接触，鼓励他在与民粹主义领导人彼得·塔切夫的争论中表达了对俄国未来的乐观主义的主张。与其他大多数民粹主义者一样，塔切夫认为，足够坚定的少数民族，应通过恐怖主义行动推翻沙皇政权，引进一种基于无所不在的村社的社会主义，从而绕过全部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恩格斯更倾向于相信下一阶段在俄国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并否认村社具有任何独立的生命力。他写道：
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然而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1]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282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在这时，某些民粹主义者——例如，普列汉诺夫——走向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自己认为，在日内瓦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流亡者与俄国的民粹主义活动家相形见绌，在对普列汉诺夫的同事维·查苏利奇的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中，他鼓励了民粹主义者的希望——这个观点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得到了重申。几年后，恩格斯同样致信给这位女士，对普列汉诺夫的反民粹主义著作《我们的差异》做出一个冷淡的回应。俄国人，他宣称，已经接近了他们的1789年。“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它每天都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就像一颗装上炸药的地雷，所差的就是点导火线了。……这是一种例外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小伙人就能制造出一场革命来”[1]。恩格斯高估了民粹主义者的力量，他认为普列汉诺夫与他的朋友们的批评只会削弱反对沙皇的革命。然而，到1894年，他再次强烈地支持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边，承认村社的消亡是一种可行的制度，因而否认俄国的未来发展具有任何独特的可能性。这一点构成了写于两年后的列宁的主要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础。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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