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戴维·麦克莱伦《恩格斯传》
第二章 历史学
我放弃了资产阶级的社交活动和宴会、波尔图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和普通工人交往；这样做，我感到既高兴又骄傲。
——恩格斯 |
恩格斯（1891年，伦敦）
正是在书写历史的时候，恩格斯的才华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他的描述性写作的天赋和他广泛的年代学和地理学兴趣，以及他的语言才能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的灵活性，使他成为一流的历史学家。他创作了大量题材广泛的文章，但是他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他对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分析；他对史前时期的研究；他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系统化的尝试。
恩格斯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关于现代史的著作的意图直接起因于他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在一篇发表于1844年早期（对马克思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的文章中，恩格斯已经尖锐地概述了他对现代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这篇文章题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涉及贸易、价值、地租、人口等基本范畴，声称附着于私有财产和竞争观念的经济学家们无法对它们给出一个恰当的概念性阐述——更不用说恰当的道德阐述了：“经济学家不敢正视真理，不敢承认这种矛盾无非是竞争的结果，因为否则他的整个体系就会垮台。”[1]恩格斯的结论是：
在通常情况下……大资本和大土地占有吞并小资本和小土地占有……中间阶级必然越来越多地消失，直到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贫穷的短工为止。……竞争贯穿在我们的全部生活关系中，造成了人们今日所处的相互奴役状况。竞争是强有力的发条，它一再促使我们的日益陈旧而衰退的社会秩序，或者更正确地说，无秩序状况活动起来，但是，它每努力一次，也就消耗掉一部分日益衰败的力量。[2]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4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470~471页。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在他这篇文章的结尾，恩格斯宣布他有描述工厂制度的意图。他为此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于1845年初出版，对工业化在进入其最先进阶段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做出了拓展性阐述。
恩格斯的这本书，开始于论述工业革命及其产物——工业无产阶级这一章。它是一部很有力度的著作，简洁的笔触和连贯的思路紧密结合，在开篇是一幅在很大程度上为工业化进程所取代的18世纪农村生活的可笑的田园诗般的画面。
论述大城市的第三章构成了恩格斯这本书的核心。他从伦敦谈起，然后说到重要的约克郡，集中论述了曼彻斯特-索尔福德这个几乎有50万人口的大都市，这里形成了英格兰主要的大工业区。它的财富集中在这里大约1/3的人口都从事的棉花贸易上。恩格斯通过关注如下摘录的这个例子的生动细节来产生影响力。在描述被称为小爱尔兰的曼彻斯特时，恩格斯写道：
到处都是死水洼，高高地堆积在这些死水洼之间的一堆堆的垃圾、废弃物和令人作呕的脏东西不断地发散出臭味来染污四周的空气，而这里的空气由于成打的工厂烟囱冒着黑烟，本来就够污浊沉闷的了。妇女和孩子们到处走来走去，穿得破破烂烂，就像在这里的垃圾堆和烂泥坑里打滚的猪一样地肮脏。总之，这个地方看上去是这样讨厌，这样不顺眼，就是艾尔克河沿岸最坏的大杂院也不至于如此。在这种半倒塌的小宅子里，在蒙上一层油布的破窗后面，在门框已经半腐朽了的裂开的门后面或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在这种难以想像的肮脏恶臭的环境中，在这种似乎是被故意毒化了的空气中，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的确不能不下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1]
而他得出的一般结论是：
大城市里工人阶级的状况就表现为一个逐渐下降的阶梯：最好的情况是生活暂时还过得去，靠紧张的工作而挣得的工资也比较多，住的房子也不错，饮食一般还不算坏——说这一切是好的，过得去的，自然是从工人的眼光来看；最坏的情况是极端的贫困，直到无家可归和饿死的地步；但是一般说来，是更多地接近于最坏的情况，而不是接近于最好的情况。[2]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3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357页。
恩格斯接着继续描述这些状况累积起来所导致的结果。他详述了疾病，特别是肺病，造成了“脸色苍白、身形瘦削、胸部窄小、眼睛凹陷的幽灵”[1]。（在曼彻斯特，超过一半的工人阶级父母的孩子在五岁之前就死了。）他描述了文盲的偏执和狂热，而酗酒助长了不道德的淫乱和不断增加的犯罪。然后还叙述了剥削妇女和儿童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工厂制度，以及接二连三地造成脊髓损伤的事故。恩格斯特别强调了工厂主对他们的工人所拥有的权力，包括从租用女工的性好处到给工厂里商店的食品定价等一切方面。他接下来以同样的方式论述了矿业和农业生产部门的情况。在论述工人运动的一章——恩格斯以近期的罢工为根据证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决战已经迫近了”[2]。之后，他讨论了中产阶级对工人的态度，集中说明在《济贫法》[3]中所示例的他们的贪婪和虚伪。最后他宣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克服阶级对立，医治越来越尖锐的社会矛盾。
[1] 同上书，383页。
[2] 同上书，512页。
[3] 英国王室在1601年颁布的旨在救济贫民的法案，用于解决当时因圈地运动而造成的农民背井离乡、沦为流浪汉、失业等社会问题，起初称为《伊丽莎白济贫法》，后经过修订于1834年颁布了《新济贫法》，该法案在20世纪40年代英国颁布《国民保险法》和《国民救助法》之后失去作用。——译者注
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棉纺织厂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在城市地理学和社会学相对现代的领域的一个创举，而恩格斯虽然只有24岁，但却是胸有成竹地写作的。书中很多感人至深的情节显然既来自他作为一个商人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也来自他与活跃的社会主义者的接触。恩格斯具有用语言表达他自己亲身经历的非凡才华，而这本书中很多描写的段落使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还出色地使用了政府出版物和统计数据（正如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一样）。虽然最近有一份基于统计数据的报告指出，在恩格斯描述这些情节的时候，工人阶级的状况越来越好了，因而他的阐述失之偏颇、并不可靠，但这种观点是极其可疑的，而恩格斯的叙述是可以采信的。大体上说，这可能是供我们来研究的一份最佳的当代证明。恩格斯理所当然地表明，他的这本书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将英国工人阶级视为一个整体，但它走得更远：他在对工人阶级的描述中嵌入了对工业资本主义演进的分析，这使它有了一个连贯的、历史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概念的框架。例如，恩格斯在这里能以很长的篇幅来处理他已经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简要提到的这些内容——驱动越来越大的商业的重要性，在资本扩张的时候召唤失业后备军，以及危机的周期性。
这本书的主要缺点——这并不减损其一般价值——是它的预见性。例如，他谈到社会很快就要崩溃了，“像力学和数学的定律所起的作用一样地不可避免”[1]。这句草率的表述是在19世纪最严重的衰退即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衰退的影响下做出的。当然，在这个事件中，这场危机只是被证明为重工业大繁荣的先驱——主要基于铁路的扩张。在这个方面，马克思在大约20年后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重读了你的这一著作，我惋惜地感到，我们逐渐老了。这本书写得多么清新、热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料，丝毫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虑！连认为明天或后天就会亲眼看到历史结果的那种幻想，也给了整个作品以热情和乐观的色彩。与此相比，后来的“灰色而又灰色”就显得让人极不愉快。[2]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29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0卷，339页。
恩格斯对非常广泛的自然史有持久的兴趣。例如，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不久，他试图理解失败的根源，写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论述德国农民战争的文章，认为在16世纪结合起来的贵族和市民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是镇压农民起义，而资产阶级和贵族在1848年最终结盟，共同打击新生的无产阶级。“路德在1517年到1525年这几年间所经历的转变，”恩格斯写道，“恰恰就是现代德国立宪派从1846年到1849年所经历的转变，也恰恰就是一切资产阶级党派目前正在经历的转变，这些资产阶级党派一度被推到运动的领导地位，但在这种运动中一转眼就被站在它背后的平民党派或无产阶级党派抛到后面去了。”[1]他心中真正的英雄是托马斯·闵采尔，“他远远超出平民和农民的直接想法和要求，并且只从当时的革命队伍中挑选优秀分子组成一派，这一派既要站在他那样的思想高度，又要具有他那样的魄力，这样一来，这一派就始终只占起义群众的极少数”[2]。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反杜林论》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节也反映了他的历史兴趣，这一节致力于反驳杜林关于暴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的观点：使用暴力本身依赖于基本的经济条件。恩格斯决定以书的形式重新发表这一节，并增加了论述暴力在过去30年德国历史上的作用的非常精致的一章。这一章专门研究了俾斯麦基于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德国统一的政策，指出他最终的失败是由于过度依赖经济实力已走向衰落的大土地所有者。
恩格斯也由此成为军事史和军事技术专业领域极少数的文职专家之一。他自己曾于1849年在巴登增长了军事经验，并为此写了一篇精彩的描述性报告。19世纪50年代，恩格斯为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新闻媒体撰写了很多篇关于军事的文章。通过撰写题为《波河与莱茵河》的小册子，他提高了自己在德国的声誉。这本小册子认为，如果奥地利没有占领北意大利——此举旨在对付意大利人，德国的安全就可以得到很充分的保证。尽管他对美国南北战争和1866年普法战争结果的预测都不准确，但是，他发表在《派尔-麦尔新闻》上的论1870年普法战争的一系列文章写得很专业，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还为巴黎公社起草了详细的防御计划。特别是，列宁备受恩格斯论军事和武装暴动的著作的影响。
当他渐渐变老的时候，他对历史的兴趣比过去更浓了。农业史——马克思认为他是专家——是他注意力特别集中的领域。这些关于原始社会的研究缔结的成果体现为188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它主要依靠路易斯·摩尔根出版于1877年的著作《古代社会》。马克思在逝世前已经对这本书研究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恩格斯将他这本书描述为“实现遗愿”之作，因为他使用了马克思的笔记——尽管恩格斯对摩尔根的专门研究比马克思更多，他将摩尔根视为专家中的权威，更为集中地研究了他作品中的社会政治问题。在恩格斯看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他认为，摩尔根的人类学发现“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1]。立足于摩尔根的理论，恩格斯比较了原始社会的公共特征以及后来产生的剥削关系。他研究了家庭的本质特别是妇女角色的不断变化，进而阐述了作为剥削阶级的工具的国家的兴起。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14~15页。
美国法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路易斯·摩尔根和他的著作《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扉页）
简单来说，恩格斯关于家庭发展的观点如下：婚姻有三种主要形式，大约相当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在蒙昧时代，是群婚；在野蛮时代，是对偶制婚姻；在文明时代，是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专偶制婚姻。基于摩尔根从血缘制度中对家庭的原始形式的重构，他假设了一种存在于不受限制的性自由部落里的情况。这种情况随后被血缘家庭取代了，在这里，婚姻集团是按照辈分来划分的。接着就产生了普那路亚家庭，它遵循兄弟姐妹之间通婚的禁制，在一个家庭圈子内部共同拥有丈夫和妻子，然而，妻子的兄弟（和丈夫的姐妹）是被排除在外的。正是这种家庭结构形成了氏族——一个确定的、彼此不能通婚的女性血缘亲属圈子——的基础。在氏族内部，随着血缘亲属之间通婚的禁制越来越具有排他性，群婚引起了对偶制婚姻，然而，这并没有破坏妇女在共产制家庭中至上的地位，或者说仍将她们作为唯一可以识别的母亲而给予最高的敬意，因为“在共产制家户经济中，大多数或全体妇女都属于同一氏族，而男子则来自不同的氏族，这种共产制家户经济是原始时代普遍流行的妇女占统治地位的客观基础”[1]。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46页。
随着以驯养动物和农业的普及为特点的野蛮时代的到来，男子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以前他只是拥有狩猎的武器，是食物的提供者，这时以同样的能力，他拥有了牲畜和（后来的）奴隶。由于按女系继承财产，他发现自己的孩子们失去了继承权。因此，按男系计算世系和父系的继承权开始盛行了。在一个动人的段落中，恩格斯写道：“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1]。父权制家庭的确立，为一夫一妻制的确立开辟了道路，这使男人在家中的地位至高无上，使他能繁育自己的后代，他的财富无可争议是属于他自己的。展望未来，恩格斯宣告：
因此，婚姻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这样，我们现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以后的两性关系的秩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否定性质的，大都限于将要消失的东西。但是，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呢？这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这一代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2]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5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80~81页。
恩格斯从家庭转而讨论摩尔根的另一个发现，“这一发现至少与他根据亲属制度恢复原始家庭形式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1]。也就是说，氏族，直到野蛮人进入文明时代为止，甚至再往后一点，是一切野蛮人所共有的制度。氏族所包括的全部的人，在普那路亚家庭中，是由一个确定的女始祖的后代们构成的。任何成员都不能在氏族内部通婚，因为只有女系的后代即各代女儿的子孙还留在氏族内部，而儿子的子孙则归入其母亲的氏族。氏族领导由所有成员选举和罢免，而死者的财产仍然留在氏族内部，其成员应互相援助、保护。
[1] 同上书，82页。
恩格斯想要表明，氏族也是希腊社会的起源，而且论证了氏族的瓦解为什么必然导致了国家的产生——国家是一个以领土为基础的、以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为特征的、以增加税收来维持公共权力的机构。古代雅典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它表明“国家怎样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掉它们，并且最后全部以真正的国家机关来取代它们而发展起来”[1]。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和地产的买卖意味着越来越趋向于以领土为基础的政府，而不是血缘关系。
[1] 同上书，107页。
由此而日益发达的货币经济，就像腐蚀性的酸类一样，渗入了农村公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氏族制度同货币经济绝对不能相容；阿提卡小农的破产是与保护他们的旧的氏族联系的松弛同时发生的，债务契约和土地抵押（雅典人已经发明了抵押办法）既不理会氏族，也不理会胞族。[1]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109~110页。
恩格斯追溯在古罗马的同样的进程，接着又追溯在德意志人中的同样的进程，将它们超过后来罗马帝国的优势描述为他们的氏族制度以及由这种制度所激发的优点。
恩格斯的这本书将对社会主义的注意力转向这种可能性——性和生产关系在某些方面比原始社会更优越，因而具有引人注目的原创性。更具体地说，这本书对妇女解放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相当大地得益于倍倍尔在他的畅销书《妇女与社会主义》中对这些主题的拓展。然而，他遭受了依赖摩尔根的苦恼，摩尔根坚持达尔文主义的进化体系，特别是他几乎完全不考虑亚洲和非洲的情况。他所指出的摩尔根关于原始的淫乱、群婚以及母系氏族在时间上早于父系氏族的观点都是非常可疑的。不足为奇的是，论家庭的部分是恩格斯这本书最薄弱的环节。更令人不解的是，他对这两方面做出严格的区分：一方面是人口的生产，另一方面是现存的物质资料的生产。这体现在他关于专偶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1]的观点上，而他关于蒙昧时代和野蛮社会的对比表明，新的社会力量只是在后来才出现的——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假定了一种对经济和社会之间的最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割裂。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2页。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版封面
缘于他的历史研究和人类学研究，恩格斯比马克思更愿意谈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他的做法以热衷工业的改造力量和进化论为特征，不太强调阶级斗争的主观因素和自觉意识。这种倾向在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著名表述中显而易见：“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1]；又如，他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将能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2]。而正是在他的《论权威》一文中，这个观点达到了顶峰。在这里，他以一个工厂为模型，描述了在共产主义社会遵守纪律的必要性：
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雇用工人的任何小资本家要专制得多。至少就工作时间而言，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3]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4]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6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174页。
[3]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的是但丁《神曲·地狱篇》第3篇第3节地狱大门上的题词。——译者注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225~227页。
恩格斯似乎认为，在革命后的社会，资本主义的工业组织只是被工人以更有效的方式运行了——而不是通过社会解放的过程实现的彻底重组。合理性、计划和劳动分工将被保留，而生产过程仍然以最大的产量作为首要目标。恩格斯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达尔文的影响，重要的是他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的最著名的宣言——“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1]——体现了一种来自生物学的比喻。甚至他关于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著名阐述——“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2]——也可能使为自由而进行的全部现实斗争的必要性减少到最低限度了。
[1] 同上书，63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在他的生命快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有义务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确实是他最早提出的——基本原理做出一种阐述。随着这一理论日益得到普及，它需要提供一种比以往更清晰的构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这一点做出了长篇阐述：“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写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做出这段容易被人们误解的阐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之前还没有出版。19世纪80年代，几位年轻的德国历史学家根据他们对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的理解发表了他们的研究作品。这种粗糙的思路遭到了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合理的攻击。于是他们转向恩格斯，请他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做出一个权威性的说明。恩格斯答复他们的主要观点强调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总是以经济高于一切的重要性为基础的。（他在《自然辩证法》中讨论化学的时候凸显了各种因素彼此间相互作用这个观点，恩格斯将其从自然科学转换到历史领域。）他愿意承认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要素，例如，法律安排——确实具有一种相对独立性的情况，因为它们所具有的结构和为它们所特有的法律能够影响经济基础，而事实上，在极端的情况下，成为暂时的整体的决定因素。恩格斯也承认：“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3]在他看来，这是因为“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4]。恩格斯总结他的观点，并表明：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5]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9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95~696页。
有些评论者声称，恩格斯的这些表述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某种形式的修改。事实上，伯恩施坦用恩格斯的权威来加强他公然的修正主义观点。毫无疑问，恩格斯的论述确实走向了某种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没有太多地考虑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阐述——或许，除了他在署名的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做的阐述之外。不过，确切地说，恩格斯的阐述确实体现了某种不同的、更不成熟的想法——他尝试将“经济因素”分离出去，并使之反对其他因素——这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它的社会历史内涵，而马克思往往倾向于强调这种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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