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月辉孙树青检举反革命分子
遭受官僚主义者阻难的经过
天津市私营华阳烟草厂女工杨月辉及该厂青年团支部书记、共产党员孙树青同志，自去年（一九五一年——下同）三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时，即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积极检举隐匿该厂的反革命分子罗治国。杨月辉先后奔走了十四个机关，共往返五十九次，费时达一年零三个月，遭遇到重重的阻难和打击，并被开除了工会会籍和厂籍，受到了失业的痛苦。孙树青同志也受到了报复、打击、被撤销了青年团支部书记的职务，调离了工作岗位。最后杨月辉写信向天津市黄敬市长控诉，揭发了很多机关和很多工作人员的严重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问题才得到解决。
杨月辉、孙树青所检举的反革命分子罗治国，解放前是国民党区分部组训委员和三青团分队长，并曾受过国民党反动派专门的特务训练。天津解放后，罗治国为了继续进行罪恶行动，勾结其他反革命分子伪造国民党、三青团名单进行假登记、假检举，隐匿真正的反革命身份，伪装积极，混入华阳烟草厂工会，窃据了该厂工会主席的职务，并进而拉入一部分反革命分子担任工会要职。一九五零年该厂工会改选时，杨月辉和孙树青为了保卫工人权益，纯洁工会组织，曾向团员及工人群众解释：要选党、团员等能为工人办事的人，不要选罗治国。选举结果，孙树青比罗治国的票数多。但是，存有严重官僚主义作风的中国食品工业工会天津市委员会（以下简称食品工会），竟违反工会章则，指定他们认为是“积极分子”的罗治国担任主席，而让孙树青担任副主席。当时，杨月辉曾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中共天津市一区区委书记傅文坛同志，但并未引起重视。一九五一年一月，食品工会派赵义文（共产党员）为驻该厂的干部，并任该厂党支部副书记。罗治国即伺机进行拉拢。赵义文刚刚到厂，罗治国即百般表现殷勤，替赵义文向资方交涉房子、交涉在厂内吃饭不给钱。赵义文结婚时，他叫工人打锣打鼓去接新娘，并强迫工人每人出一千五百元送礼。平时，他还经常请赵义文吃饭看戏，以博得赵的欢心，赵义文由于革命意志不坚定，就在反革命分子献媚逢迎之下蜕化变质，做了罗治国的俘虏。罗治国并曾拉拢该厂党支部书记刘洪文，企图混进共产党。孙树青为此也曾向中共天津市一区区委会反映过罗治国的情况，但也未引起重视。
天津市镇压反革命运动展开的初期，杨月辉就和孙树青共同搜集罗治国的材料，向食品工会劳保部长刁志国检举，但是刁志国偏听偏信赵义文的汇报，不但不认真处理，反而对杨月辉说：“罗治国很积极，你检举他没用”。孙树青曾写好了检举材料，准备送交食品工会及市公安局，但被赵义文发现后竟申诉他说：“你有什么权利？检举要有人证物证，不要把一个人推向黑暗……”。这是杨月辉、孙树青正义的检举行动第一次遭到的打击和阻难。
杨月辉、孙树青在食品工会及工厂内部检举失败，就继续向有关部门检举。杨月辉首先到一区解放桥派出所检举，但该所所长刘宝成竟盲目地根据过去工会干部的反映，打击杨月辉说：“华阳工会里头大多是积极分子，上级工会很信任……”。杨月辉在这里又碰了钉子，于是又到公安一分局，通过私人关系找该局保卫科杨汇同志反映罗治国的情况，杨汇同志给她以支持，叫他写好材料。三月二十七日杨用电话和中共一区区委副书记蒋劲夫同志联系，而蒋劲夫同志也不知根据哪里来的情况，竟也说：“罗的问题可先放一下，需要慎重……杨月辉有些狡猾”。在此期间，杨月辉还曾到过天津日报反映情况，三月二十一日，报社写好材料转到市公安局，市公安局又转到公安一分局以后，就被积压了下来。杨月辉还曾到过青年团一区工作委员会，当时该区团工委副书记魏健英曾答应了解一下再说，后来也始终没有结果。
但是，在这期间，反革命分子罗治国，却早已开始了陷害杨、孙的阴谋活动。在同年三月二十三日该厂的一次控诉反革命分子大会上，当杨月辉未指名地揭露了罗治国的反动行为之后，罗治国即找到赵义文和党支部书记刘洪文，以威胁的口吻说：“我可不敢搞工作了”。当时赵、刘二人竟公然为反革命分子撑腰，赵义文对罗治国说：“好好干吧！有枪子儿我给你挡着！”刘洪文也在旁随声附和。罗治国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反动气焰更加嚣张。这时正当食品工会劳保部长刁志国下厂整顿工会组织，罗治国即乘机反映杨月辉系伪工会候补理事，造谣说她“一贯欺压工人”，并搜集了所谓“十五条罪状”（大部分是捏造的）和伪工会卡片，交给了刁志国和赵义文。但刁志国并不深入调查杨月辉过去的真实情况（杨月辉在解放前由于对伪工会认识不清，而被坏分子拉拢进工会，后虽被选为候补理事，并未做过实际工作，而另一方面，她对其女儿的地下革命活动，则是同情和支持的），而听从赵义文任意办理。赵义文即召集了包括反革命分子三青团区队副在内的所谓“座谈会”，来加以“对证”。赵义文在工会常委会上压制了三分之一常委不同意的意见，强制通过了开除杨月辉工会会籍的决议。刁志国也即轻率地给以“批准”了。至此，罗治国竟仍不甘心，他借着工会主席名义，平时开始时，把她放在被管制分子一块。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在伟大的和平签名运动中，他竟不准杨月辉签名（最后经过斗争，才被允许）。
杨月辉被开除会籍以后，依然坚持斗争。她再次到天津日报读者来信组继续检举，报社又把她的检举材料转给了市总工会。开始时报社曾经催促调查处理，但当总工会说“问题复杂”以后，也就一直没有再问，拖延下来。同时，杨月辉又到中共市委宣传部找她女儿过去的同学李芝云反映罗治国的问题。李芝云对她是积极支持的，她通过组织当时与中共天津市一区区委会联系，并叫她去面谈。但是该区区委会仍然不加重视，竟对杨月辉说：“这是工会的事”，叫她去找区工会办事处。杨月辉又赶到市总工会一区办事处，该办事处则又说：“我们只管小厂子，华阳的事找食品工会去。”杨月辉哪能再到食品工会呢？于是又回到区委会，区委会一位叫做台琪的干部接见以后竟不耐烦地说：“区委与工会是‘平行’机关，管不了”。仍然叫她去食品工会。
孙树青及工人李永喆等见杨月辉被无理开除工会会籍，更加愤愤不平，随又继续检举罗治国。这时，赵义文就污蔑孙树青是“争地位”、“闹个人英雄主义”，并在工人面前，公开地说：“罗治国有技术、有能力，孙树青逛荡逛荡地能干什么”？后来李永喆又通过私人关系向公安局干部崔绍功反映。当时崔绍功叫他们找证据，李永喆说只有被管制分子的人证，崔绍功也应允“可以”。于是约定了日期，在公安局交通大队第十八分队面谈。到时，孙树青、李永喆并会同杨月辉带着七个人证（被管制分子）和检举人团员七人、工会会员六人共同前去交通队，适值崔绍功当日临时加班出勤，未能相遇；孙、李等二十余人就一同到杨月辉家等候。此时，他们被当地岳阳道派出所发现，该所也不问究竟，就把他们带到派出所胡乱批评一顿，并转知中共天津市一区区委会。后来这事又为赵义文得知，他就进一步对孙、李等人加以陷害。他首先以“召集被管制分子私自开会”为名，将李永喆开除工会会籍（后已恢复）；并擅自宣布：“以后不经工会常委会批准，不许召开任何会议”。同时，他又通过刁志国向一区团工委反映孙树青“作风不正”，建议撤销其团内职务。一区团工委也早已主观地认为孙树青“作风不好”，就在当年五月间撤销了孙树青团支书的职务（后来刁志国、赵义文并私自撤销了其工会副主席的职务，并在今年“五反”运动中，藉词将其调至华阳烟草公司北京办事处工作）。
一九五一年间，公安局查清了罗治国的反革命身份，并予以传讯登记（但当时并未依法处理）。食品工会遂于同年六月四日，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撤销反革命分子罗治国工会主席的职务，开除了他的工会会籍。
罗治国的反革命身份被证实，这给了杨月辉以极大的鼓舞，于是她就各方奔走，要求解决恢复工会会籍的问题。但在这时，她却又一次遭到了赵义文等的打击。过去由报社转到市总工会的材料，由于市总工会、食品工会等有关人员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竟将材料转到赵义文手里。而赵义文在这时，也仍毫不悔悟，反而拿着材料对着工人们继续打击杨月辉说：“你们搞吧，材料又到我手里啦！就是告到中央我也不怕，反正跑不出我手心去”。八月初，华阳烟草厂曾一度暂时停工。工人们组织起来到塘沽参观。赵义文竟又无理地宣布“非工会会员不许去”（主要是针对杨月辉）。杨月辉见有一非会员前去，即向赵义文提出质问，赵义文竟骂她“不是人”，双方争执不下，杨月辉就去找市总工会解决。但刘洪文却早一步赶到市总工会，私自同志传达人员，不准杨月辉入内。同时，赵义文和刁志国却反咬一口，跑到解放桥派出所去“告”杨月辉“打架”。该所所长刘宝成也不详细调查，即让一个警士将杨月辉从总工会叫来责备。杨不服，刘就感情冲动不顾违反法纪，擅自令杨月辉“反省”一刻钟（后转送公安一分局调解）。第二天，刁志国和赵义文召集了全厂职工大会，宣布杨月辉与干部“打架”、“到处乱告”，让全体工人“讨论”，企图进一步迫害杨月辉。当时很多工人并不了解事实真相，有的即随声附和提议“开除出厂”，也有的提议“进行教育”。赵义文等即片面地利用“开除”的意见，连同罗治国过去反映的“材料”，交给资方，而资方亦即向市劳动局申请解雇杨月辉。
杨月辉在此百般阻难、打击之下，仍坚持斗争，又奔走了很多机关，但是又受到官僚主义分子的种种阻难和打击。她去市府询问处申诉时，该处认为是工会的事，叫她去市总工会；她到市总工会后，又让她去食品工会。当时她虽一再说明自己告的就是食品工会。但是没有一个人理睬。于是她又第二次回到市府询问处，这时该处又叫她去市劳动局。当时因是星期六该局没有负责人，她就又匆忙地赶到市人民检察署。该署开始时是比较重视的，曾经派干部深入了解情况，后来发现“问题复杂”，即建议市劳动局暂勿批准华阳烟草厂的资方解雇杨月辉。市劳动局不但不虚心考虑这一建议，反而强调批准解雇是他们的“权利”。该局调解科干部魏允仅根据自己形式主义的片面调查，即轻率地“批准”了华阳烟草厂资方的申请，将杨月辉解雇。后来市人民检察署也没有继续坚持意见，而将全部材料转给公安局处理。杨月辉后来又曾五次到公安局询问，但没有一次得到具体答复。这时已到去年年底，杨月辉的生活已感到困难，只好先去北京她女儿处（在政务院秘书处工作）暂时安身。
杨月辉虽然受到种种阻难和打击，但她仍不灰心，她相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坚持真理的，一定会替他作主，惩办坏人，因而“三反”运动开始以后，杨月辉又写信到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控告。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立即将材料转来天津，杨月辉便也急忙返回天津。她先后到市府及一区节约检查分会等处询问。一区分会接待组干部说：“这是劳资纠纷”，叫他再去市劳动局解决。她又到市劳动局，接见的又是调解科的魏允。事情没谈了三言两语，魏允即申斥她说：“都像你这样，我们的工作还怎么搞？开除是对的，不同意你就去上告”。随后她又回到北京，她女儿得到组织的允许，也曾赴津多方奔走，先后到过市公安局、公安一分局、市劳动局、市总工会、食品工会等单位，但也未得到解决。直到一九五二年六月间“张顺有事件”公布之后，杨月辉最后又写信给黄敬市长进行控诉，问题才最后得到正确的解决。
“杨月辉、孙树青问题调查组”经过一个月的深入调查，将全部案情弄清以后，根据市人民政府的指示，于八月七日在华阳烟草厂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当场宣布了初步处理的决定：“杨月辉、孙树青等积极检举反革命分子，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值得表扬。同时，并已征得资方同意，杨月辉立即复工。赵义文在此事件中公然包庇反革命分子，侵犯了人民的民主权利；给检举者以报复、打击，应予以严厉处分，暂时由上级工会给予撤职反省。对反革命分子罗治国实行管制（后由市公安局逮捕送交市人民法院严惩）。这一决定宣布以后，受到了全体职工的热烈拥护、群众情绪极为高涨，正气大为伸张。杨月辉、孙树青等深受感动，他们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处理，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拥护 。
对于这一事件有关的一切失职人员，各有关领导部门也将分别予以处理。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一日《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