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
继“张顺有事件”之后，天津市又发生杨月辉和孙树青事件。私营华阳烟草厂包装部女工杨月辉为检举反革命分子罗治国，先后奔跑了十四个机关，费时一年零三个月，遭遇了种种阻难、打击，并被开除了工会会籍、厂籍，受到了失业的痛苦，最后写信向黄敬市长控诉才得解决。华阳烟草厂青年团支部书记孙树青同志，也因为检举反革命分子罗治国，受到了打击、报复，被撤销了团支部书记的职务，调离了工作。这说明张顺有事件的发生，决不是个别的现象，因而更不能不引起我们严重的注意。
杨月辉和孙树青事件的发生，正像张顺有事件一样，说明在我们政权机关和人民团体的某些工作人员中，存在着极为恶劣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这些官僚主义分子，对于反革命分子混入工会，窃据领导地位，长期进行罪恶活动熟识无睹，对于检举者则借口“材料不足”、“管不了”、“这是工会的事，你到工会去”、“这是劳资纠纷，你到劳动局去”等等而一推了之，拒不受理。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几个工会干部就可随便开除一个工人的工会会籍，市劳动局可以随便批准资本家解雇工人，青年团一区工作委员会可以随便撤销团支部书记的职务，究竟是谁给了他们这样大的权利？他们的屁股坐到那里去了？像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在我们许多机关、团体及企业部门中也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而一切官僚主义者的共同特点，就是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者整天手忙脚乱，不动脑筋，唯恐一动脑筋，折损寿命；他们喜尚空谈，满足于听汇报，看表格，批公文，盖图章，不肯深入实际，检查工作，他们只知发号施令，而自己则既不调查，又不研究，也不向群众学习，拒绝群众的批评，抹煞人民的权利，他们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依靠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不倾听群众呼声，不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甚至在群众面前称王称霸，对群众摆官僚架子，或者为了自己的享受，而不惜牺牲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劳民伤财，贪污浪费等等。我们有些同志还往往错误地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割裂开来，否定了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他们不懂得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在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就是真理的最高标准，就是我们党员一切行动的最高标准。他们认为自己是“大干部”，应该关心国家大事（这是对的），像杨月辉因检举一个反革命分子而被开除工会会籍和解雇的事，那是“小事情”，“何足道哉”！他们不懂得人民最细小的事情，就是人民的大事情的基础。国家大事就是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小事情集中起来的。凡是对这一个问题认识不请的人，必然是缺乏群众观点的人，必然是“大事办不了，小事误千件”的人，此外，由于官僚主义的作祟，在我们许多政权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的工作中，就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有的根本没有工作制度和检查制度，有的虽有制度但十分混乱。这次杨月辉和孙树青事件的发生，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本报在接受杨月辉两次检举信后，虽曾立即转交有关部门要求调查答复，但后来因为得到的答复是：“情况复杂”，于是就不再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不了了之，这说明本报工作中也存在着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
杨月辉和孙树青事件的发生，又说明在我们政权机关和人民团体的某些工作人员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盲目的宗派主义情绪，而这些盲目的宗派主义情绪是和官僚主义作风分不开的。他们往往把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摆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无原则的派别的斗争中破坏党和国家的组织与纪律，无原则地或是故意地打击某些人，甚至以对付敌人的手段来对付自己的同志。他们又无原则地结识某些人，互不得罪，互相隐瞒，互相吹嘘，甚至敌我不分。他们盲目地相信主观认定的少数所谓“自己人”，偏听偏信，而不相信群众，不愿倾听群众意见，不接受群众的批评，甚至采取打击、报复的极端恶劣的错误态度。他们认为只有自己和少数所谓“自己人”是进步的，别人都是“落后”的，从而把自己圈在一个小圈子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甚至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使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损害。中国食品工业工会天津市委员会（以下简称食品工会）劳保部长刁志国下厂整顿工会，“整顿”的结果，不是把反革命分子从工会内部清洗出去，而是把检举反革命分子的人开除了工会会籍，以及市劳动局随便批准华阳烟草厂资方解雇杨月辉，青年团一区工作委员会随便撤销孙树青的团支部书记职务，其原因就在这里。当有人向中共天津市一区区委会反映杨月辉检举罗治国的反革命的罪行时，一区区委会有的同志还认为“罗的问题可先放一下，须慎重，以后再说……杨月辉有些狡猾”。为什么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如此“慎重”，对于检举者则一推了之，其原因也在这里。我们有些同志还错误地把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和对党负责割裂开来，否定了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和对党负责的一致性。他们认为对上级不负责不行（这是对的），但对人民不负责是不要紧的。他们不懂得对人民不负责任，就是对国家和对党不负责任。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食品工会驻华阳烟草厂的干部赵义文（共产党员），由于个人主义作祟，受了反革命分子的拉拢、腐蚀，以致蜕化变质，公开包庇反革命分子，多方打击检举者，竟然对反革命分子说：“好好干吧，有枪子儿我给你挡着”！而华阳烟草厂的党支部书记刘洪文野竟然随声附和，给反革命分子撑腰。对于这种丧失立场、敌我不分的蜕化分子，应该给以严厉的处分。而这些人所以有盲目的宗派情绪、个人主义，以致发展到蜕化变质，这和他们的上级领导干部平时缺乏教育，缺乏检查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不能绝对分开的。因此，他们的上级领导干部也应该进行深刻检讨，改正错误。
杨月辉和孙树青事件的发生，还说明在我们政权机关和人民团体的某些工作人员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主观主义作风，而这些主观主义作风也是和官僚主义作风不能分开的。这些主观主义者不是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从客观实际出发，全面地考虑问题、分析问题，实事求是，根据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来处理问题，而是凭主观的片面的看法，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自以为是，以感情代替政策来处理问题，甚至凭空办事，轻举妄动，“左”右摇摆，投机取巧，以致害人不浅。杨月辉向解放桥派出所检举反革命分子罗治国时，该所负责干部，由于主观主义作祟，盲目相信工会干部的反映，认为“华阳工会多是积极分子，上级工会很信任”，而不予受理。杨月辉和蜕化分子赵义文“吵架”时，该所负责干部又不探求这一案件的本质，反责备杨月辉不对；当杨不服时，就感情冲动，用强迫命令的方式令杨“反省”一刻钟。主观主义者在处理问题时，还往往采取一种对人不对事的错误态度。比如有些人强调杨月辉和孙树青在历史上或作风上有某些缺点，便主观地以为“他们检举反革命分子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等等，显然是错误的。即使杨月辉和孙树青有某些缺点，即使他们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也和他们本人的利害有关，但是否可以说人民不能从个人利害出发来检举反革命分子呢？是否只有没有缺点的人才有资格检举反革命分子呢？决不是的！对反革命分子，任何人都有检举之责，尤其身受反革命分子毒害的人，更有首先检举之权。所以杨月辉、孙树青检举反革命分子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因而也是值得我们欢迎和支持的。不这样看法和这样做，就犯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主观主义者还往往不是从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深入检查工作的实际结果中来识别工作人员，确定他们的真正品质，而是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看表报；只要他能说会道，就盲目信任，盲目提拔，提拔后又不加强教育，甚至完全丧失对于他的政治警惕性。反革命分子罗治国所以能混入工会，所以能被指定为华阳烟草厂工会的主席，华阳烟草厂工会组织之所以严重不纯，其原因也就在此。毛主席教导我们：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但我们有些同志犯了主观主义错误，还不以为耻，反坚持错误，不承认错误。
现在这一事件已经黄敬市长转交市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联合有关部门检查清楚，杨月辉也已恢复工作，罗治国已被送交市人民法院，将依法予以惩办，赵义文也已撤职反省，其他各有关单位和犯错误的人员，也在进行检讨，各有关领导部门将分别予以处理或处分，藉以对所有领导干部进行教育，这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有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自己小集团或自己个人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与向自己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论联合政府”）我们天津市绝大部分党员和政权机关、人民团体中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全心全意地在为人民服务，老老实实地在当人民的勤务员，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和人民群众取得了密切的联系，使三年多来天津市的各项建设有了飞跃的发展，并且创造了许多历史上没有过的奇迹，广大人民的生活改善了，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了，广大人民衷心地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但是在我们政权机关和人民团体的某些工作人员中，目前也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有些官僚主义作风已经发展到惊人的地步，因而直接破坏着党和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直接阻碍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如果我们对这种官僚主义作风不展开坚决的斗争，不克服这种官僚主义，而让它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那就会祸国殃民，使革命事业受到严重的危害。斯大林同志一九三〇年在“联共（布）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工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官僚主义的危险，首先，就是官僚主义埋没了隐藏在我们系统中的无数可能，不利用他们，企图把群众的创造性化为乌有，关在事务房里，使党的每种新的发端都变成细小无聊的贪欲。第二，官僚主义的危险，就是官僚主义经不起关于执行情形的审查，它企图把领导机关的主要指示变成纸上的、和实际生活完全脱离关系的空话。不仅那些钻在我们机关中的旧官僚是有危险的，而新的官僚分子、苏维埃的官僚分子也是危险的，并且比旧官僚更危险”。斯大林同志一九二七年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政治报告”中也曾指出：“党的任务就是：要与官僚主义斗争，改善国家机关，用赤热的铁条来烧灭上述这一切不成体统的现象”。“列宁说：‘如没有国家机关，我们早就灭亡了。如不有系统地坚决地改善国家机关，我们在未建筑下社会主义的基础之前，就必然要毁灭。’列宁这句话是前真万确的”。
为什么在革命队伍中会产生官僚主义呢？正如毛主席说的，官僚主义和贪污浪费同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在阶级社会里，革命队伍不断受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的侵袭；官僚主义就是这些思想作风中特别具有腐蚀性的一种。我们有些干部入城以后，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骄傲自满，加上缺乏必要的经常的思想教育，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于是就产生了或发展了官僚主义作风。同时在各个机关、企业里，还有大批旧人员，他们在旧社会里沾染的官僚主义习气很深，解放后多数人经过思想改造已有了进步，但是还有不少人的官僚主义残余仍严重地存在着，从而影响了各项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健全。经过“三反”运动，官僚主义虽然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打击得还不彻底，因而像杨月辉和孙树青事件所暴露出来的那种官僚主义，还没有被彻底地揭发出来。有的虽已被揭发，但问题未能及时解决或尚未解决，例如司法部门的旧法观点，企业部门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只重机器不重人”，以及行政部门的文牍主义等等。因此，各机关、团体及企业部门都应还无例外地进行一次民主补课，普遍地认真地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检查，展开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以巩固和扩大“三反”运动成果。
为了接受杨月辉和孙树青事件的教训，普遍地认真地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检查，展开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这就必须：
（一）各机关团体及企业部门要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这一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检查，充分地发扬民主，开展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彻底地检查本部门、本单位对人民群众的控诉、检察、批评、建议和要求的态度和处理情况，和一切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并联系个人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态度；最后作出总结，提出改进办法，以改进工作，提高政治和思想水平。在整个检查工作中，主要负责同志应该亲自领导，对于群众正确的批评，必须采取欢迎和保护的态度，要实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同时必须实事求是，分清是非，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通过这次反官僚主义斗争，来达到加强团结、改进工作、纠正错误，教育干部的目的。
（二）要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关于加强人民监察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的指示”，及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健全党内民主制度等五项重要制度的规定。实行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加强自上而下的检查，以巩固和扩大我们党和人民政府与群众的联系。各机关团体要立即检查、建立和健全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组织和制度，充分发挥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的作用。要热情地接见人民群众和人民代表，认真、负责、及时地处理人民的意见和要求，要做到件件有交代，案案有着落，坚决反对一切敷衍推脱或置之不理等不负责任的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要坚决保护人民检举一切坏人坏事的民主权利，这种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人侵犯了这种权利，就是犯法的行为，必须依法惩处。检举者也应该学习张顺有、杨月辉等不怕阻难，不怕报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相信党、相信人民政府，相信真理最后一定胜利的精神。如果认为某一机关对于你的问题处理不公平，你就可以越级控告，一直控告到中央，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我们欢迎和支持人民群众的批评，同时也要提高警惕，防止反革命分子利用人民内部的民主来进行破坏活动；如果反革命分子胆敢乱说乱动，必须依法严惩。
（三）严格执行党和人民政府的纪律，及时批评和惩处违法失职、对人民事业不负责任的工作人员，对于压制人民民主权利、施行报复、打击的人，不管他们职位有多高，过去功劳有多大，一定要给以处分，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如果经过教育而仍不改正者，并应坚决地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而代之以真正能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员，同时在报刊上公布。对于这些官僚主义分子如果不按纪律处分，我们就会脱离人民群众。同时要鼓励和表扬那些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工作人员，树立榜样，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此外，要及时针对干部的思想情况，抓住生动的典型事例，经常地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不断地提高干部的觉悟，和一切官僚主义作风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克服官僚主义，使大家全心全意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