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沙玛利：计划、市场与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
结论:寻求社会发展的最合适条件——评论识克的意见
“个人在自己创造与他人的关系以前，是不能掌握这个关系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
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
在苏联，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用以下一段话作为分析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则”的起点：“机制依靠它所存在的经济结构。”（《新经济学》这句话也许看起来是很平庸，但也不是普遍地被人接受。）
这位《新经济学》一书的作者相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不能接受“价值规律”的内容或形式作为这个时期的调节器。这并不意味全部放弃国内与世界市场，而是保证当计划的关系代替它们的位置时，它们的功能就会慢慢地枯萎。
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观点的先决条件是，计划不能变成劳动异化的工具，不能变成将工人臣属于异化的机构的经济选择与管理决定的工具。国家必需走向枯萎。
但是，相反的事情发生了：国家更加发展，而且变成无所不在。“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一个发展不足的国家）的建立，变成为对这个被包围的堡垒的所有真正或假想的敌人的宣战书。计划一定要计划到每个小节。这就是斯大林的“理论”怎样了解社会主义积累法则与价值规律之间的斗争。私人的主动力被压制下去，甚至于当它不一定有威胁性而且也没有另外的组织形式来代替它的时候。更坏的是，任何的主动力，不管是私人或集体的，都被禁止，因而阻碍了“社会化”的财产的发展潜力。
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正经历了1929年的危机。如果那时尚有人对市场恢复健全经济有幻想，1929年的危机却敲响了这个幻想的丧钟：自由企业自由市场对这个危机的解决方法只有使事情弄得更糟。只要工资仍是一种费用，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便找不到相当数目的顾客。但问题不单这样，也在于生产的新规模隐藏了无产阶级的较大比重和较集中的情况。这个情况却使以往克服危机的方法——限制工资和大规模的失业——非常有爆炸性。
光是凯恩斯的方法已证明不能改变这个情况。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最终地提供了政治与经济的条件，使新的发展时期能够延长。反法西斯的战争很快地变成反对昨天的同盟者的冷战。当冷战泄了气后，便被资本主义的“社会化”所接替。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化”是凯恩斯所刻意提倡来挽救资本主义的。现在不再可能把集体的抵抗看成为“无理性的举动”，也不再相信建基于市场的机制能够重新吸收失业者。每个工商企业家的利益，不会由于保证充分就业的平衡器这支无形之手而协调在一起。国家一定要干涉。
我们觉得非常惊奇，在战后的长期繁荣已经过去以后，仍然流行替市场辩护的说法。战后的长期繁荣大部份是建基在限制市场的角色上。事实上，无论在西方或东方，都需要有计划的制度——虽然我们要从不同的社会关系（和财产关系）滋生了不同的矛盾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西方将风险社会化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东西方都发扬一个与价值规律矛盾的新理性。发扬的程度比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时代还要大。
资本主义已经以它自己的方法经历了一个朝向风险的社会化、朝向生产（工资和利润）的事先计划的倾向：信用通货已经脱离了它的市场基础。但是这个渐增的倾向是在没有消灭私有财产和利润动机的情况下，因此也是没有消除货币作为积累和投机的工具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不稳定的时期，例如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期，预期实现已经完成的生产的信用，变成为“可疑的信用”，同时，投机取代了生产性的投资，因而增加了财政崩溃的危险。）在第一阶段，阶级矛盾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协议所平息；在第二阶段，阶级矛盾被经济扩张所减弱。随着反对泰勒主义的社会运动的扩大、工人在增长和充分就业的时期所提出的要求的升级、以及对分享增加的价值的问题上所起的纠纷，上面所说的快乐时期就结束了。利润的逻辑（或者是那些理论家所称的“供应”的逻辑）一定会在某一阶段重新坚持它的特权。在一个愈来愈少竞争的制度中被压缩和被违反的价值规律，这个市场的规律，现在已经在撤消管制的借口之下猛烈地重新表现出来。
然而，凯恩斯所提出的所有问题仍然存在。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不再可行。但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却与财产关系大起冲突。
在另方面，官僚计划已经证明它可以不大求助于市场来进行工业化。如果人们一定要将它与什么东西比较，那就最好把它与具有相同的社会经济特性的国家比较，那就是说，与资本主义的外围国家比较。大家当然很清楚知道这个假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的代价。而且它的进入死巷，显示官僚缺乏阶级的内聚力。无论什么时候官僚层诉诸市场机制——它将市场机制非常理想化——它就被资本主义国家中出名的问题所压着。很奇怪的是，虽然工人被否定了组织自由工会和参加政治组织的权利，但是他们抵抗市场机制的运动一向是而且将来仍然是比西方国家的工人更能够获得胜利的成果，因为官僚层没有独立的经济位置：它以工人的名义管理经济。它并不是“真正的”老板。
这是“国家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都要进入死巷的根源。这也是为什么它们与被真正的老板所主宰的资本主义市场的交锋是如此的复杂。
对识克的观点的一些评论
奥塔·识克（Ota
Sik）在1981年谈论南斯拉夫的经验与危机时候，回忆他在1968年布拉格春天所提倡的解决方法（《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柱》）。在对自己立场的批判考察之中，他断言，“把分配的过程臣属于民主地决定的社会目的是必要的”。这导使他挑战南斯拉夫的公司分配收入的自由：
他说，“第一，如此一种分配方式不容许人们保证宏观经济的平衡。这个不均衡的发展产生了高通货膨胀。第二，由于垄断性决定收入的结构，这种分配方式不容许人们……依照公司的成绩……对收入形成合理的差异。第三，这种分配方式阻碍建基在不同的选择而发展整个经济的民主目标。”
然而，识克同时主张，投资应该根据市场而分配，而公司的经营目标应该是寻找最高的利润。
真正辩论这些问题的先决条件是：不论是在那一层次作决定，每个选择都要经过民主讨论和民主决定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根据经验开始理论与实践的讨论，来决定那些问题才能在那一层次（全国、区域或地方）更有效地解决，市场机制在某一情况能够带来怎样的好处和坏处，以及何种问题他们能够解决。
对于他的这些意见，我们有三点评论。
第一个评论：
自我管理制度的三个选择
第一个评论是：如是自我管理制度的自由仍然是限于地方的水平，如果它的方向是获得最大的收益，它就一定会与达致宏观经济的平衡和管制通货膨胀等等意愿冲突。对于这点可能有三个反应：
——可以重新回到自我管理被中央政府所定下的规则所约束的制度（像五十年代南斯拉夫的情况——见第二篇演讲），这也意味重新回到先前描述过的那个制度所特有的冲突的矛盾。
——可以取消所有形式的工人自我管理而且宣布放弃社会主义的目标。
——或者，可以扩大自我管理制度到全国的水平。这表示改变制度，令决定不再由一个与工人异化的中央作出，而是由工人在另一层次自己作出选择。工人对于作这些选择和遵守这些选择的决定感到兴趣，是从以下三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而来的：（一）工人们在面对着通货膨胀时解决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二）工人对就业问题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法；（三）最后是，工人在作为生产者或经理人员时扩大了他们的视野。以上是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第二个评论：
个人的利益与社会的需要能够汇合在一起吗？
那些问题用民主的中央选择来解决，比用市场的程序来解决好，必须要从宏观经济的不平衡中推衍出来；也取决于如何假设关于个人利益和社会需要的汇集的可能性。识克和其他市场改革理论家之所以推崇市场角色，是因为他们将市场的美德理想化，以及对个人工作行为的静止的、“悲观的”观点。识克在他的著作中说得很清楚：要激起更好质素和更多的生产劳动，除了市场以外别无他法；否则，每个人“都想花最少的劳动来得到最大的收益”（同上书）。这个负面的观察导致他极力主张这个模式：生产组织和投资抉择必须臣属于市场利润。
我们已经企图证明，这种积累的机制，不能只有资本主义管理制度的好处而没有坏处。市场的“不完善”的现实，既不会解决过分投资，渐增的成本和浪费等等问题，也不会解决劳动生产力的问题。它不但会产生通货膨胀和不平等，也会延迟实施充分就业和消除劳动的异化现象等等社会主义的目标，产生更多的冲突。在微观经济的竞争中获致最大的利润的“完善”模式所造成的社会代价将会更大。
换句话说，如果资源是按照它们在市场上获致利润的潜力而分配，个人利益和社会需要之间将会有愈来愈大的分歧，而不会愈来愈汇合的。
那末为什么改变个人的动机呢？
在一方面，泰勒主义，即是把一个工作分成为零碎的小工作，只能提高生产力到某一程度。超过此极限，它就无能力了。另一方面，匈牙利农业由于责任范围的扩大而取得的正面结果；匈牙利工人在1956年发展社会控制的时候和波兰工人在团结工会领导的时候批评浪费；工人因为被阻止“做好工作”而感受到的痛苦；柯奈在观察到整个制度使工作变成毫无效率的时候所批评的“职业上的顾忌”……所有这些都证明了在官僚主义及市场关系阻挠之下，仍存在着深远的壮志。
这些壮志是来自劳动的内容，远多于因报酬而来——只要报酬是合适的，而且每个人都会享受到生活水平的有规则的增进。一旦这种生活的保障达到了以后，个人就能够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的事情。所谓只有失业的危险和报酬的个人化才能鼓舞起劳动质素的改进这个说法，并未被证明，反而是这些刺激造成邪恶的副作用。一当劳动变成为有兴趣的事情（而且提供了在某一环境之内人人都认为是社会均等的生活水平），例行公事和保守主义可以用以下的诸种方法克服：比较劳动的成果；协力工作的压力；产品或服务消费者的压力；完成一件好工作所取得的快乐。
但是这种进步和劳动创造性，不能够在一个单一的工厂内，或者在受到利润所诱惑的财务管理的基础上，得到充分的实现。假如工作环境是一件件的，那末工人不如在得到最大的收入的情况下做最少的工作。同样地，如果工人因为制度没有把他或他的努力普遍化，而觉得白费气力和脑力，或者更坏的，如果工人因为所作的努力只对特权层有利，他们就不如打磨工而整理好自己的房子算了。
工人自我管理积累基金——即“延迟的消费”——需要一个前后一致的制度。这个制度中，目的、方法、生产与分配的关系、测量劳动的标准、以及所用的鼓励方法需要把生产者、消费者和管理者重新结合在一起。
第三个评论：
方法必须要与目的一致
第三个评论，是关于识克的按照公司的工作成绩来区分工作报酬的立场。
这位捷克理论家之着重南斯拉夫的“收益的垄断结构”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这个特点之下，有一个很强的倾向（在工人运动很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内，也有这个倾向），把“最好成绩”的人所得到的收益普遍化，或者把个人的收入（或工资）与竞争机制割离——这些使金钱鼓励起不了作用或成为通货膨胀一个来源的倾向。没有人会反对物质刺激的必要性。所争论的是物质刺激的地位和性质。
减少每周工作时间，取消最使人厌烦和最劳苦的工作，容许受训、教育、管理任务和消闲时间，使员工有方法控制影响他们生活的条件，这些都是非金钱的物质刺激的形式——再加上发展为自己的事情作决定的权利。
这些能力和创造力的泉源还没有被发掘过，甚至当自我管理使这些事情成为真正可能时也没有被发掘过。把这个目的的本身——转变社会关系和提高生产力因而减少每周工作时间——当作一种鼓励而同时慢慢地取消金钱的鼓励，不是更好吗？金钱刺激只会起分化作用，从来未被公平地应用过，而且其所谓的优点从未被证明过。使工人与他或她的劳动重新结合，鼓励自由地和公开地表达他们的需要，以及推动对这些鼓励本身的辩论，都会帮助他们抛弃对这些问题的不充足的解决方法。分配网的民主管理，会把金钱收入的提高和制度的一般生产力的提高联系起来；这就会鼓励工人把在他们自己的单位中所达到的成就传播给别人，刺激“工作成绩最好”的工人与其他的工人共同工作而且把所得的技能传给其他的工人。在同时，这就可能使各种各样的刺激与改善工作组织和劳动质素联系起来，而且使这些刺激在地方的水平起作用。这就再度地提出什么是消费者能够判断这些进展和改进的最好的时空的问题：他们应该在不透明、各自分开的价值观念中测量它？或是在社会劳动和使用价值的整个系统中测量它？
当人民的习惯还是被市场刺激所形成的时候，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特别着重的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之间的密切联系是非常复杂的。
戚·格瓦拉：“社会主义可以用
资本主义留下的钝工具来实现的白日梦……”
基本的矛盾很可能是难以克服的。
埃内斯特·曼德尔写过：“资产阶级分配模式的残存，对计划生产关系起了反作用，意义就是它会在一个物资容易发生短缺的制度中，激起一个很强的倾向，不但要把收入与劳动成果联系起来，而且要把它与劳动的生产力联系起来，因为这个劳动生产力是可以计算的，因此是已知的。这个联系可以是个别的，也可以是集体的；它可以打破或者加强工人在一个工厂、一个地区、或一个工业部门中的团结。它总是会加剧全体协作生产者之间的不平等，因此就会成为使协作的生产者之间产生分裂的力量。”
在早已存在的不平等还残存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分配模式”是建立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它的精神是包含在“按劳分配”的公式中。它已经被解释过，而且已经以各种各样的方法实际实施过。其中一些方法已经在这个研究中讨论过。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在“社会主义”积累的情况中，除了需要克服那些作为掩饰特权的变态以外，到底应该保持那一个准则来达到最理想的分配。在一封很少有人引用过的信中，恩格斯对于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提供了很有意思的意见。他在提到关于社会主义下的分配模式的辩论时写道：
“……似乎没有一个参加（讨论）的人把社会主义当作不断的变化和进步的东西……但是，从理性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只能够（一）尝试从它开始的地方找出分配的模式，而且（二）尝试从新发展的地方找出普遍的趋势。”
这与社会主义的恒常观点相差很远。根据这个观点，社会主义被“定义”为分配方式必须是“按劳分配”的社会。在今天，按照需要而分配的原则已经到处成为更加重要。但是，能够马上改进和转变劳动的物质刺激方法，是不是已经真正地被发现？
“追求用资本主义留下的钝工具（作为基本经济细胞的商品、利润、作为杠杆的个人物质利益，等等）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白日梦，就有把我们导入死巷的危险……要建立共产主义，必需在建立新的物质基础的同时，塑造新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选择正确的工具来动员群众是非常重要的。在基本上，这个工具必须是道德的，但是我们也不会忽略对物质刺激的正确使用，特别是对具有社会性质的物质刺激。”（戚·格拉瓦的《社会主义与人》）
“作为基本经济细胞的商品”和“社会必要的劳动”
马克思所分析的商品，在资本主义之下，是个矛盾的单位：使用价值（具有特有的物体性质，由“具体劳动”所产生的）和价值（人类的普遍劳动的产物，由“抽象劳动”所产生，是交换价值的本质）。没有使用价值，价值不能被实现。但是，资本令使用价值臣属于交换价值，因为利润是目的，没有市场价值，利润就不存在。人的需要是不被关心的。只有有支付能力的要求（口袋中有钱的人的需要）才会给人看重，只要它能够保证“足够的利润”。当销售的利润不再被认为是“足够的”，资本就牺牲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和尚未被满足的需要。最后分析起来，马克思所分析的“社会必要的劳动”包含了三方面的判断：（一）关于成本的判断；（二）关于要求的判断；（三）与头两个判断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对某一社会“合适的”社会关系的判断。这三个判断的机制是即时发生互相关系，而且是被市场所隐藏起来。作为经济单位的商品，体现了这三方面的判断。
在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市场机制和货币继续存在。但是，它们的职能能够改变，而且到最后会枯萎到某种程度，以至其他机制——其他社会关系——能够把这些职能执行得更好。反过来说，当其他机制无法实现，市场机制就会重现。甚至于当货物不再是商品，它们还是具体劳动（特殊的，不可量度的）和抽象劳动（可与其他劳动作比较的）的产物。当具体劳动被转变时（以减少不愉快的劳动，改进技能及发展机械化来转变），抽象劳动必须被节省。然而，商品不再作为统治的经济单位——官僚计划的危机不是商品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使用价值的恶劣的（过份的或不足的）生产和浪费人类劳动的危机。
证明劳动是社会所需的
在“集体所有”的制度中，单单以生产成本——即所耗费的劳动——（太）高为理由，或者单单以生产一件货物所必需的整个使用价值系统被某一环节的瓶颈现象（坏的计划）所中断为理由，而销毁任何使用价值，是非常荒谬的。可以不需要以改变价格来促进“经济复原”这样的调整来改正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不正确的价格并不能阻止制度的运转——虽然这个运转是不很好——因为支出应该以人的需要来量度。
贝特兰在他的《经济计算和财产形式》一书中正确地指出，过渡社会尚没有发展出“足够测量社会劳动的概念，因为社会劳动从来不是以体力劳动的尺度来计量的。”
他特别指出，要“测量”社会所能提供的，能够满足各种不同社会需要的“有用”的劳动，是如何的困难；与“有用的社会效果”有关的“社会必要劳动”在“社会主义”内的等同物，到现在尚未发现。我们可以问，这个理论问题是不是引导我们对官僚的关系作分析？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特殊结合是能够被转变的。在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中，商品主要是私人劳动的产物：它是在自由企业的环境中由互相独立的私人决定而制造出来的。对这个生产负责的是私人——这是资本家要保持他的利润应付的代价。如果所花费的私人劳动不被资本主义市场承认为“社会必要的劳动”——换句话说，不相应于包含“足够利润”的要求——那末公司就有破产的危险，工人就会失业。计划，甚至于官僚的计划，却授与所花费的劳动某种直接的社会内容——集体地分担风险。
这不是唯一的差别。结合了商品的各种特点的市场、作出处罚浪费的裁决。在另方面，社会主义，比任何其他的社会更加需要对劳动的质与量作一个价值的判断——从工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立场来判断。风险能够由集体来负担。但还需要改正失误和错误；制度必须找出“社会必要劳动”的等同物。质量控制和证明人的需要真正地已被满足，都是不可缺少的。使用者（不论是个别的消费者或者是接收机器的公司）的判断必须要能表达出来。
购买的行动可以是这个证明的方法之一。但是这不能跟着说，金钱是这个判断的唯一或最好的方法。没有人购买货物或服务的事实，并不能替为什么没人买这个问题提供一点线索。同样地，有缺陷的货物也许被人买去，而这缺陷未被报告。价格可以用来反映产品数量的不足。但是，如果稀少的货物也是必需的货物，便必需讨论如何分配这些货物。否则，加价只会对富人有利。同时，如果价格的自由上涨引起投资者毫无秩序地将资本急速投资在新兴的“利润高”的工业，也不是可取的。不过，在另方面，这样的价格上涨可以被考虑在内来进行一个特殊的市场研究，因而可以避免商品生产过剩的无政府现象。公共的讨论可以为不同的需要定出一个优先次序，而且可以保留充足的中央基金来保证每个人的“绝对需要”得到满足。其他的需要可以留给各地区的集体与个人来处理。在记录人们的需要，在使生产者更清楚地知道人们的选择，在把宏观经济的约束因素考虑在内以决定非集中化的选择的时候，电脑是最主要的工具。
受特别任务所影响的社区可以定期地对这些任务作出直接的判断，因此使这些任务更能够与满足需要的一般目标取得一致。
如果所有的这些机制都能实施的话，金钱就会停止作为私人积累的工具，因此就不会成为投机的泉源。它可以不再成为私人劳动用来被人承认为社会劳动的工具——特别是经过销路减少和作为个人风险的破产等的戏剧化的程序。在另方面，它可以仍旧是流通工具、证明真正地使用社会支出的工具（有赖于私人和社会的关系）。如果经过受影响的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判断，证实一件不受欢迎的产品是废物，便可以由社会决定对生产方法和所牵涉到的劳动是否需要重新改换或更好地使用。受这些货物或服务所影响的工人和消费者团体，应该能够决定：是否这件比其他较差的工作仍然是有用，以及如何能够改进它。
由社会选择决定
正如作为基本经济细胞的商品包含了对成本、需要和社会关系这三方面的判断一样，社会控制也要将其控制力扩张到这三方面去；但是记录成本与统计需要的技术应该服从全面的社会选择。
需要我们提出质疑的，并不是什么是被使用价值所管辖的“计划的理论空间”（用贝特兰的话），而是谁控制这个计划和谁决定那一空间是受计划控制的——或者是受市场控制的。
只要真正地耗费和“在实体上可以控制”的劳动仍然是被官僚计划所隐藏——官僚计划掩盖所有的浪费、养育寄生的人、以及使劳动异化的情况永远维持下去——，或者是劳动仍然被市场“具体化”，官僚层就会占上风，劳动就会排斥一切用“社会的方法”来计量它的企图。
商品之作为基本经济单位已经开始枯萎，但还未出现经济民主——它的辩证的相反物——来代替市场，还不允许把判断劳动的社会支出的权力交给“协作的生产者”自己。当然，引导生产者来作判断并不容易，但是不下决心会这样做，便永远不会可能。
我们承认对利用市场作为调节器一直都有“偏见”（这与局部地使用市场机制不同）。问题是我们不能让市场所执行的所有功能随着市场一齐枯萎：我们必须发明决定成本、浪费和需要的其他方法。这个辩论于是就转移到另一个平面。在这个平面上，整个社会的立场，成为新经济逻辑的出发点——而不是注脚、感性的希望、或者受伤后所用的绷带。当这个平面被接受以后，讨论的焦点就转移到一件一件地讨论那些社会需要应当首先被满足以及如何去满足——得出经验教训来让大家看。这个方法因此就要按照埃内斯特·曼德尔与阿历克·诺夫辩论时所提议的，对不同的需要作一个区分，因为有些需要是被（受它们影响的人）认为是主要的、战略性的、而且在其他需要之前要先被满足的；但是有些需要却是多样化，而且能够在其他财政形式和分配标准的基础上被非集中的方法所满足的。整个过程可以受到定期的检讨和调整。为了使大家清楚地知道所要作的选择，每个选择的优点与缺点必须被充分地讨论，整个决定以及实施这些决定的机制应该公开地发表。生产质素、工作质素、与大自然的关系、道德方面的偏爱、对全国性与国际性的支援的基本要求等等，都是市场不能表达的“需要”，应该成为辩论与明确判断的主题，而且应该在所有作决定的程序中被提出来。
消除劳动异化的过程，应该是在每个阶段自觉地追求的目标：所作的选择是否有关于优先的需要与及满足这些需要的架构方面、文化方面、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方法。这是民主的功能。
经济民主是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一部份
这里所描述的民主过程，既不简单，也不永远是直接的。它必须一方面把自己从崇拜商品关系中解脱出来，另方面从行政命令的官僚主义中解脱出来。经验证明，这样做需要一套复杂的机构、机制和方法。
问题主要地并不是技术方面，虽然电脑和视听器材对解决在这进程中所提出的问题是非常紧要的：工业化社会所能作的选择是非常多的，而且是各式各样的；所存在的社会利益也同样的多。阶级分歧将会慢慢地消失。甚至于在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它们也可以重现。同时还可以加上其他形式的分层化和冲突。此外，同一群人作为消费者和作为生产者不一定会有逐渐汇合的利益。民族和社会的抱负、性别与文化的差别，也仍然会是紧张状态的泉源。
在这方面，我们最好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来看待他们所遗留下的远景：创立另一个模式的社会组织的一般指引。在那个社会组织的模式中，生产力的发展是来自解除了异化的劳动；自觉地扩张每一个对大家有利的新成果，代替了在不平等的人之间所进行的平等的竞争；利润和购买能力的要求等等，不再成为限制需要的满足的标准。这些远景并不是如何达到这样的社会和如何组织它的指标。但是它们在对“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作批评性的分析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在这点上，阿历克·诺夫把马克思的论据化解为极为一般的、因此是毫不相关的论点。他正确地强调：如果把社会主义想像为没有差别的、没有冲突的、没有特殊的职业技能的、每个人的工作都可与他人的工作交换的社会，便是非常天真的。跟一个人太照字面地跟从马克思所得出的印象不同，直接民主本身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不过，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问题的本质：我们能不能而且应该不应该努力地去建立一个不再以特权为基础和权力被独霸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各种差异不再孕育压迫和剥削的关系？对于那些利用差异来生产、再生产和巩固压迫和剥削关系的自发的机制，是不是需要自觉的、政治的方法来与它战斗？以上这些问题提出了对这些方法作实验性评价的必要。
单单一个人是不能在所有时间对所有问题作出决定的。
由受影响者作出决定
把决定带近到直接受它的效果影响的人，这个原则能够帮助我们制定必要的机构。
从这个观点看来，“协作的生产者”对他们如何组织工作，应该有决定的权力。另一个明显的、必需的条件，用来对抗排他的、压迫性的决定，就是不同的社会团体（民族、妇女、青年）必须有言论自由和组织团体的权利。
当一个重要的社会部份被排除表达意见的机会，而且被窒息得透不出气来的时候，社会最终要付一个很高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代价。这个事实也许是唯一能够推动寻求共识意见的力量。反过来说，当重大的社会与文化差别继续存在时，呼吁全体人民“一齐”来解决问题，而不去进行所谓旧式的斗争，充其量是天真的行为，但更多是故意地要把事情神秘化。除非由于劳动的更平等的分配以及劳动成果的更平等的分享，令社会矛盾已经减少，否则获致共识也不会变成为有效的决定方法，不能够减少社会的矛盾。这就是为什么权力机构的问题不能与财产关系和社会经济的决定机制分开来讨论。
正如直接民主“需要”机构来帮它避免流于形式化，它也“需要”一个减少社会与文化不平等的过程。
当解决这个全面的问题的不同方面的努力，在不同时间，被分别地使用时，权力的安排和矛盾就能凝固起来，而且变为更难向它挑战。
党派·专家·团体
认为主要的选择应该属于党（或者几个党）的范围的这个观念，跟把这些问题留给“专家”来处理，同样是神话。但是，以不需要政治辩论或专家的直接民主这个天真的想法来代替上述两条不通之路，也是同样错误的。
对于被认为是纯粹的操纵和权力欲的政治的不信任，映照着对于把某些片面的理论提升为普遍理论的经济学家的不信任。
柯尔姆说得很对：经济学像一件武器，一切要看谁在用它。政治也是一样。
多元的专家意见及直接民主的机构请另一个专家进行“复核研究”的权利，跟政治意见多元化的表达同样重要。但是，科学机构，像党派和其他政治小团体（是否采取党的形式也好）一样，不应该拥有真正的决定权。政治团体可以对问题提供概略的观点和鼓励自我活动。请求专家来提供意见的可能性，可以使人有信心。保证一个人可以保护他自己抗拒权力的滥用，也有助于使被人认知的权利真的成为可信。换句话说，自我管理作为一个完整的制度，和直接民主都需要科学的机构和政治团体。
在另方面，如果党派或专家以自己来代替直接民主，人民就会一直局限在每日生活的狭窄平面之内，而且渐增的利益冲突就会出现。
但是，只要任何形式的“中央”选择，即是影响整个社会的选择，被人民与“国家主义”或独裁等同起来——因为重复的经验已经把这点深深地印在人民的心中——一切辩论仍然会停留在错误的基础上。不论表面的决定能如何协调各种利益、地方利益、地区利益、集团利益一定会存在的。
将来：社会主义的乌托邦
柯尔姆说：“乌托邦的意思是没有一个地方，换句话说，不是存在的社会。并不是不可能存在的社会。”
幸运的是，社会主义的意义不会是划一的、在同一模型中长大的人！相反地，它将会意味新的差异和新的冲突。对社会主义乌托邦中所下的赌注，并不是说没有矛盾的社会能够存在，而是有了某种水平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人类社会将会普遍地是更自由些。它之所以会更自由些，是由于人类自觉地掌握它必须在其底下生存的约束限制，以及由于人类自觉地转变这些约束以至全体人类都可以分享每次克服自然与时间以后的胜利品。
这是尚未被事件所考虑的赌注，不是不能考验的赌注。在一个生产力已经国际化的时代，当“真正财富的创立愈来愈少地依靠劳动时间”，这个赌注的可行性，不能够由某一国家的发展水平来判断，而应该“依靠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普遍状况，亦即依靠这个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大纲》）。
（全文完）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