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勃列日涅夫时代（2011）
第12章 难当的宣传鼓动部长
杰米契夫主管意识形态部门整整十年。
1965年3月，勃列日涅夫将属于赫鲁晓夫亲信的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叫到他那里，直截了当地说：
“同志们提出一个问题，说您必须退职。您与先前领导人的联系过于紧密。”
伊利切夫是红色教授学院的毕业生，斯大林时期他曾任《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总编辑。领袖逝世后，他奉命去外交部领导报刊局。他是美好生活的爱好者，很欣赏自己引人注目的地位。由于生性活跃，他开始主持为苏联和外国记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这种会当时还极为罕见）。他善于即兴发挥和易于沟通，引起了高层领导对他的注意。
1958年赫鲁晓夫委托伊利切夫主管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1961年又让他担任中央书记，1962年兼任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同年他当选为院士。
伊利切夫办事敏捷、手脚麻利，赫鲁晓夫对他比对其他行动迂缓的“思想家”更为喜欢。1963年受赫鲁晓夫委托在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全会上作主要报告的正是伊利切夫。那些疾言厉色的言论让人们记住了伊利切夫，他在讲话中猛烈抨击偏离总路线的作家和文化活动家。勃列日涅夫可不需要这种声名狼藉的人。
伊利切夫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而意识形态工作则托付给性格稳重、观点温和的杰米契夫，此前他曾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不怀好意的人仍然叫他“化学家”，况且他确实毕业于莫斯科门捷列耶夫化学技术学校。
杰米契夫当过赫鲁晓夫的助手，但他的这一点得到了原谅，因为1964年秋他坚决反对赫鲁晓夫。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去世之后，谢列平提议任命杰米契夫为国防部长：杰米契夫富有军事经验，曾在军中从事政治工作。但考虑到勃列日涅夫对谢列平的看法，这样的举荐只会对杰米契夫有害。
他被从国民经济化学部门调到意识形态战线，因为中央委员会认为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杰米契夫在高级党校甚至还写过论述19世纪欧洲哲学的学位论文，但这部著作一直未能完成，因为一位中央书记不适合在直属下级机关进行答辩。
杰米契夫仪表优雅，头发长而蓬松，戴一副时髦的眼镜，正像那个时代人们常说的一句戏言：只有迫不得已才干坏事。他对人一视同仁，能不要稿子讲话，给人的印象近乎知识分子一类人物。
党内上层的很多人认为杰米契夫纵容、姑息知识分子，这样的职务应当由一个更为强硬的人物担任。
1970年代初，莫斯科市委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亚戈德金[1]引人注目。
作为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的教师，他沿着党务路线努力攀升，终于获任莫斯科大学的党委书记。亚戈德金以其态度强硬、顽固落后的讲话而闻名。熟悉他的人都说，他的严厉和偏执乃是其身体虚弱的结果，经常生病加剧了他对周围世界的负面理解。
亚戈德金在市委工作的时候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他庇护斯大林主义者，对他能怀疑到意在批判斯大林的任何文学作品都感到气愤。他大骂阿布拉莫夫[2]描写战后农村劳动生活的那些长篇小说，气愤地说：
“里面讲的全是些已经被生活抛弃了的东西。”
亚戈德金自己毁掉了自己。他常常向中央委员会标榜莫斯科市委的意识形态工作，这给自己树立了冤家对头。结果，似乎就他一个人是坚持原则的干部，中央委员会机关里全是修正主义者。
他坚持不懈地四处寻找敌人，这引起了高层领导的不满，这些领导人根本不希望有如此多的敌人。想做一个过分热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拥护者，指责别的人都在搞修正主义，这同样是很危险的。
1975年12月在扎维多沃起草党的例会文件期间，在勃列日涅夫也在场的情况下谈到亚戈德金的问题。据切尔尼亚耶夫回忆，勃列日涅夫怀着忧伤的心情感叹同事们不理解他。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说道：“如果让亚戈德金领导莫斯科的意识形态工作，您觉得怎么样？”“有人向我说起过他，”勃列日涅夫说，“可是，格里申以前不怎么喜欢他，现在都开始为他辩护。
“在座的人对亚戈德金的看法十分明确：黑帮分子、斯大林主义者、经济研究所和哲学研究所混乱的制造者”。当时大家都说：“怎么能这样呢？列昂尼德·伊里奇？他可是一直给党带来损害，害得大家苦不堪言。现在他又在《新世界》杂志发表社论——认真一读就会明白，那是反对二十四大在文化领域的路线的，还在其中肆意歪曲列宁的话。二十五大之后还要留着这种人简直不可思议……”
勃列日涅夫听着听着，一会儿瞧瞧这个人，一会儿瞧瞧另一个人，结果说道：“好吧，我回到莫斯科后，同格里申谈谈。”
这时候国际部副部长扎格拉金到场。他带来了与意大利共产党一位领导人会谈的记录。此人似乎对扎格拉金说：“你们一直说你们这里没有反对派。可你们党内就是有反对派！您瞧瞧亚戈德金在《新世界》上发表的文章吧，难道它符合二十四大的路线？”
吃早饭时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悄悄对扎格拉金说：“瓦季姆，现在正是时候。您把记录放到列昂尼德·伊里奇面前去。”
扎格拉金走到勃列日涅夫面前，说明他为何而来，并请勃列日涅夫看看记录。
勃列日涅夫认真地看了很久，然后将记录放进衣袋里，回头对扎格拉金说：
“我们已经在这里谈论过这个人了。我回莫斯科后一定同格里申谈谈。”
应当认为，谈话确实进行了。
1975年12月28日，切尔尼亚耶夫参与了自己的上司波诺马廖夫与格里申的谈话。
“不，不，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这并不是不信任的问题，”波诺马廖夫说服格里申。“可是，您知道，如果您同亚戈德金也进行这样的谈话那就坏了，他事后会在圆柱大厅泄漏党的重要政治举措的……您当然会责怪我们给您造成不必要的担心，可是如果晚会由第二书记格列科夫[3]宣布开始，那就会好一些。”
佩尔谢和波诺马廖夫应该在次日于联盟宫圆柱大厅纪念威廉·皮克[4]（德国共产党和统一社会党领袖，1949年后长期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诞辰100周年庆祝会上讲话。宣布晚会开始的人，起先委托的是亚戈德金。但勃列日涅夫与格里申谈话之后，就不让他干了。
苏斯洛夫迅即甩掉亚戈德金。亚戈德金被调出市委，任命为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主管干部的副部长。这位热心的思想家的政治前程就此告终。1977年，亚戈德金奉命退休，借口是身体衰弱。
而杰米契夫则被认为对意识形态工作太过软弱和宽容。福尔采娃[5]（苏联原文化部长）去世之后，勃列日涅夫于1974年秋让杰米契夫改任文化部长。他关系最亲密的下属从《时间》节目得知这一消息后，都感到十分意外。
杰米契夫力图拒绝这一任命，去见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当着自己卫士的面接见了他，甚至没有让他坐下，斩钉截铁地说道：
“这些理由我认为都没有说服力，现在问题要由政治局解决。”
杰米契夫垂头丧气地离去。
不过勃列日涅夫个人并没有任何反对杰米契夫之举，因而保留了他在政治局内的候补资格。
新的意识形态书记让《真理报》总编辑齐米亚宁担任。
齐米亚宁被视为自由主义者和进步分子，其实两者都不是，只不过生动的报纸工作不容许像搞意识形态那样冷酷无情罢了。这位《真理报》总编辑在那个时期更为出名的是他对国际象棋的迷恋。
齐米亚宁当过游击队员，战后在故乡白俄罗斯谋得高升，1946年成为戈梅利州委第二书记，后来又担任教育部长。1947年他被批准为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书记，随即升任第二书记。
“齐米亚宁的记忆力非凡，过目不忘，”对他十分熟悉的国家安全部将军诺尔德曼[6]回忆说，“多年来他眼前经见过的人成百上千，但过了一年，过了五年，甚至过了十年，他都能凭记忆回想起一个人履历表上的全部资料，如果这份履历表曾经在他的办公桌上放过的话。”
他五分钟内便能浏览完报纸一个整版，而且已经可以谈论其上所涉及的全部内容。
1953年齐米亚宁调往莫斯科任外交部部务委员，这时候贝利亚注意到了他。
斯大林逝世之后，贝利亚将希望寄托于各民族共和国——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他认为，应当赋予它们更多的权利，首先是在干部提拔方面。各共和国感到不满的是，总是从辽阔国土的另一端给他们派人来充当各种各样首长的角色，而这些人既不熟悉当地环境，又不懂得那里的语言（也不想懂），可是行为举止倒像主子似的。
贝利亚建议立即通过决定，提拔民族干部，规定主要的民族工作人员应当通晓民族语言，用其进行公文处理。他运用自己的权力在明斯克（白俄罗斯共和国首都）更换了内务部长及其副手。党的领导人则必须由中央主席团来更换，不过第一书记一职的候选人则是贝利亚本人物色的：他想让他所喜欢的白俄罗斯人齐米亚宁替换俄罗斯人帕托利切夫[7]。
6月1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建议选举齐米亚宁为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在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全会上，第一书记被指责未能正确地遴选和配置干部，在国民经济的管理中犯有重大的错误。这次全会是在1953年6月25日召开的，正值贝利亚被捕前夕。当然，在明斯克无论帕托利切夫或全会的其他参加者对此都不曾意料到。
次日，全会继续进行。然而，正当明斯克大张旗鼓抨击第一书记之际，莫斯科却逮捕了贝利亚。帕托利切夫被召唤到电话机旁，电话是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打来的。他们说，贝利亚业已被捕，要他暂时对此保密，但告知了他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如果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全会向苏共中央提出请求，关于您免职的决定可以撤销。”
结果，同样是那些刚才还准备将自己的第一书记撤职的人，马上又投票赞成他留任。
而齐米亚宁则不得不再次离开共和国并讲清自己与贝利亚的关系。他重又被分配到外交部。1956年他被委派去越南担任大使，四年之后调往捷克斯洛伐克。1965年齐米亚宁获任外交部副部长。但马上《真理报》又需要一位总编辑。
斯图卡林回忆说，1966年《真理报》工作人员博列津科写了一篇歌颂勃列日涅夫军事功勋的文章，但当时尚未有颂扬总书记的指令。
安德烈·普拉托诺夫[8]（苏联俄罗斯作家）早年即曾说过，并非一切阿谀奉承之词都能博得当局的欢心。这种献媚般的话语必须讲得恰逢其时。如果说迟了，常常会招致愤怒；要是说早了，当局又无法容忍这种急性子的人……
斯图卡林对材料进行订正，删除了对勃列日涅夫功绩的描述，将修改稿送交齐米亚宁过目。齐米亚宁表示首肯。然而，据斯图卡林说，勃列日涅夫的助手戈利科夫却怒不可遏地给这位《真理报》总编辑打电话：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我们无法理解您对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态度。你们的报纸执行了一条奇怪的路线，也许您是不喜欢总书记吧？”
不过斯图卡林可能夸大了齐米亚宁的勇气，要么就是此人已经迅速改变了态度。
他身上显现出一些很难讨人喜欢的品质，那可是在担任总编辑时从未见过的。
有一次，当时领导宣传部的斯米尔诺夫与齐米亚宁谈到，持不同政见者、非法出版者不知何故已归克格勃第五局独家管辖。他们将持不同政见的人投入监牢，驱逐出境，关进精神病院。可是思想是只能用思想来加以战胜的，党组织却袖手旁观。
齐米亚宁对问题的提法大为恼怒：
“你怎么啦，想把党变成持不同政见者的俱乐部吗？”
齐米亚宁自共青团时代开始，即与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保持着良好关系。雅科夫列夫有一次去见中央书记齐米亚宁。谈话期间安德罗波夫打来电话，齐米亚宁打手势让来客不要出声。他对安德罗波夫的所有回答归结为一个字：“是！”
通话之后他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你可别说谈话时你在场呀。”
雅科夫列夫企图详细询问，却未能谈成。客人起身告辞，齐米亚宁出门相送，来到走廊上才嘟哝着说：“请你原谅，墙内也有耳啊。”
看来，他是害怕雅科夫列夫谈及什么危险的话题。
齐米亚宁自己却爱干一些他不许别人干的事情。克格勃第九局的一个工作人员讲过他陪一天晚上齐米亚宁提出：
“咱们看电影去吧。”
“有点儿晚了。”
“没关系。”
“好吧，我这就叫警卫人员。”
“不用了。”
这位九局工作人员事前已经摸清了齐米亚宁的兴趣爱好，对宾馆所在地区有些什么电影院早就了然于胸。
“这可是一部色情电影啊。”他提醒说。
中央意识形态书记笑了：“这也应当了解嘛。”
事先已经搞清楚几点散场的保卫人员在影片快完时提醒说：
“再有五分钟电影就完了，咱们走吧。”保卫人员说他不喜欢这部影片，齐米亚宁却见多识广地回答说：“算是这类作品中一部普普通通的片子吧。”
[1]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亚戈德金（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Ягодкин，1928—1985），1950年加入联共（布）。1951—1953年任莫斯科国立大学团委书记。1967—1971年任莫斯科国立大学党委书记。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兼莫斯科市委意识形态书记。1971—1978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1年任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副部长。1981年退休。
[2] 费奥多尔·亚历山德罗维奇·阿布拉莫夫（Фёдо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брамов，1920年2月29日——1983年5月14日），苏联作家、文学评论家。1941—194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5年加入联共（布）。1951年起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任教。1960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83年在列宁格勒去世。
[3] 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格列科夫（Леонид Иванович Греков，1928年8月11日——2004年10月31日），1949年加入联共（布）。1966—1971年任苏共莫斯科加里宁区委第一书记。1971—1976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197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6—1983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78—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3—1988年任驻保加利亚大使。1988—1990年任苏联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副主席。1990年退休。
[4] 弗里德里希·威廉·莱因霍尔德·皮克（Friedrich Wilhelm Reinhold Pieck，1876年1月3日——1960年9月7日），出身于木工家庭，1894年参加工会运动，1895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06年以前一直在不来梅当木工，1906年至1910年在当地党组织中工作。1910年起在柏林负责党的教育工作。他虽然同艾伯特一起工作，但支持社民党左翼。1914年成为国际派成员，1915年5月被捕，1915年10月被征召入伍，1917年8月因抗命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1918年1月逃到荷兰。1918年11月返回德国，被李卜克内西介绍加入革命工长组织。先后当选为斯巴达克斯同盟和德共（斯）的中央局委员，1919年1月成为李卜克内西的亲密助手，同李卜克内西一起被捕，后获释，1919年7月再次被捕，同年9月获释。1921年根据中央局的命令尽力在鲁尔进行妥协。后属德共右派，支持布兰德勒，1924年支持中派，领导国际工人救济总会的工作，1926年领导柏林地区的工作。1929年做了自我批评，并向斯大林屈服，1928年起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31年起任共产国际书记、主席团委员，长期担任共产国际的巴尔干事务书记。1933年至1938年流亡巴黎。1938年回到莫斯科，二战中在自由德国委员会工作。1945年回德国，任德共主席。1946年起任统一社会党主席，从1949年至逝世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
[5] 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福尔采娃（Екатерина Алексеевна Фурцева，1910年11月24日——1974年10月24日），1930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2年任联共（布）古比雪夫市委书记。1950—1954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4—1957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56—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6—196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56—197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60—1974年任文化部长。1966—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4年神秘死亡，可能是自杀或者是被克格勃暗杀的。
[6] 爱德华·博列斯拉沃维奇·诺尔德曼（Эдуард Болеславович Нордман，1922年2月23日——2006年3月13日），卫国战争期间服役于游击队，在白俄罗斯积极参加游击战，并参加了联共（布）。1944年3—10月任白俄罗斯共青团平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44—1946年、1948—1950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平斯克市委第一书记助理。1948—1950年兼任白共（布）平斯克市委组织部长。1950—1955年任白共捷列哈内区委第一书记。1958年进入克格勃工作，曾任白俄罗斯克格勃第四局局长、苏联克格勃第二总局副局长、乌兹别克斯坦克格勃主席等职务。1974—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解体前担任苏联国家对外旅游委员会副主席。1992年退休。
[7]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帕托利切夫（Никола́й Семёнович Пато́личев，1908年9月10日——1989年12月1日），1928年加入联共（布）。1937—198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兼雅罗斯拉夫尔省委和市委第一书记。194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2—1946年任联共（布）车里雅宾斯克省委和市委第一书记。1946—1947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1947年5—12月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1947—1950年任联共（布）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50—1956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6—195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58—1985年任外贸部长。1985年退休。
[8] 安德烈·普拉托诺维奇·普拉托诺夫（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ич Платонов，1899年8月28日——1951年1月5日），苏联作家、诗人、剧作家、编剧、记者。1919年在东南铁路总局革命委员会工作，同年参加了红军。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1年在“清党”时被开除出党。1922—1923年任沃罗涅日省水文化委员会主席。1926年加入森林和土地工人工会。1942—1946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并担任《红星报》战地记者。1951年在莫斯科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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