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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对斯大林无休无止的争论
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和拧紧意识形态领域的螺母，让斯大林的拥护者产生了为领袖恢复名誉的希望。
中央宣传部和科学部会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向党的领导人建议，撰写一篇文章于1963年12月纪念斯大林诞辰90周年：“为庆祝斯大林诞辰的整数纪念日，我们的报刊上缺乏相关的材料，根据劳动者的来信和提出的问题判断，这可能会造成不正确的理解，并成为各种错误议论的原由。”
12月13日，政治局责成中央书记处撰写这篇文章。12月17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开会的休息时间，政治局委员们对文章进行了讨论。
勃列日涅夫询问同志们：“我们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呢？应当在原则上达成一致：第一，我们是否发表这篇文章；第二，商定其内容。”
苏斯洛夫发表赞成意见：“我认为，全国都在盼望这样的文章，格鲁吉亚尤其如此。看来，我们不必广泛地纪念90周年，一般也不采取任何类似的措施，但那篇文章要发表。我觉得，现在不应该默不作声。人家会说，中央害怕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我想，人们会正确理解我们的，其中包括一些同志在这里提到的知识分子。不能正确理解的只有索尔仁尼琴之类的人，知识分子阶层中健康的部分（这是多数）会正确理解的。”
波德戈尔内对他表示异议：“我们大家，不管怎么样，至少是大部分人，都是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参加者。我们之中的许多人都在这两次代表大会上发过言，谈论过、批评过斯大林的错误。苏斯洛夫同志也曾经谈过。”
波德戈尔内感到局促不安。这是因为，1961年10月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正是根据当时还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波德戈尔内的建议，通过了将斯大林的灵柩从陵墓中迁出的决定。1961年10月31日夜间，斯大林被改葬于克里姆林宫墙附近。波德戈尔内当时为这一决定提出的论据是，斯大林“滥用权力，镇压正直的苏维埃人”。
“我不认为，”波德戈尔内继续说道，“应当以某种方式纪念斯大林的90诞辰。如果在报上发表文章，那么就应当写明在他的手下牺牲的是什么人，牺牲了多少。现在大家都无动于衷，谁也不盼望我们发表文章，谁也不要求我们这样做。相当大一部分知识分子不能理解我们。除了有害，这篇文章不会带来任何东西。”
谢列斯特一反常态，不肯同意自己庇护者的看法：“我的意见与尼古拉·维克多罗维奇相反，而且简单明确，这篇文章很有必要。对我们而言，最宝贵的是历史的真实性。斯大林有错误——对此谁也没有争论。”
波德戈尔内坚持自己的看法：“那就应当写明，他杀害了多少人。”
谢列斯特表示反对：“问题不在于列举一些数据。应当说，他是有错误的。可是战争呢？他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呢？这可是全世界众所周知的事。”
马祖罗夫则不存在疑问：“文章是应当发表的。当然，可能会有一些花销，但显然这主要是针对外国活动家的，而不是针对我们的人。我们这里会正确理解一切的。如果不写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事情，那又如何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呢？我觉得，应当考虑在斯大林的墓前竖立一尊像。”
基里连科反对：“我们没有任何根据为斯大林洗刷或者改变先前所通过的决定，特别是那些已经在1956年写进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内容。这篇文章会被我们的敌人加以利用，它会向他们提供诬蔑我们的材料。欧洲没有哪个党会拍手欢迎诸如此类的文章。”
基里连科指的是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的著名决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其中首次谈到斯大林的罪行。
党的监督委员会主席佩尔谢同样产生怀疑：“的确，斯大林所造成的危害很多，而且其伤痛至今还能感觉到。这一代人都还健在。90年，这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也许，并不需要一篇文章，刊登一则简讯也就足够了。”
格里申认为，应当纪念斯大林的90诞辰：“近年来写了许多回忆录，都不同于中央委员会早先通过的决议。如果能有一篇文章，它倒可以对此起到平衡作用。不过这篇文章应当写得符合中央委员会和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
谢列平同样毫不迟疑：“发表文章可以显示我们的真诚和一贯性。比如，你们可以回忆一下，勃列日涅夫同志在纪念胜利20周年的报告中提到斯大林时所受到的欢迎。这一次人民群众也会正确对待的。”
谢列平指的是1965年5月8日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勃列日涅夫提到了斯大林一次：“当时成立了以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约·维·斯大林为首的防务委员会，以便组织领导还击敌人的一切行动”，全场曾报以阵阵掌声。
柯西金毫不掩饰自己对领袖的好感：“应当寻求正确解决办法的不单是这个问题，而且还有斯大林在历史上总的地位。况且近年来关于斯大林我们这里的确陆续写了许多东西，朱可夫和其他一些人都写过。人们在读，而我们的官方报刊上却没有资料。于是人们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想法，进行各种各样的议论，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这篇文章则可以让一切都能恰如其分。应当表明，党谴责他的错误，但也指出他积极的方面。”
乌斯季诺夫更是赞成对斯大林的一切好评：“在我看来，所分发的文章初稿很好。如果将该文发表，毫无疑问对我们会有好处。”
中央书记兼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发表了反对意见：“你们还记得吧，二十大之后在这方面有许多议论，有许多各式各样的担心。现在怎样做更好呢——是重新引起担心呢，还是让它就像现在这样，亦即心平气和？十月革命50周年时我们对斯大林可是什么也没说。而当时我们同样讨论过这个问题嘛。”
波诺马廖夫提到当时在政治局会议上曾两次研究勃列日涅夫在庆祝大会上的报告文本。同样是那些人（苏斯洛夫和柯西金）发言反对提斯大林的名字，然而如今已时移世易……
波诺马廖夫于红色教授学院毕业后，在共产国际起步，领导苏联情报局，是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1]的助手。波诺马廖夫独立精神不足，因此一直未能成为他所期望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里对他并无好感，但一直将他看作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行家。
他坚持青年时代的某些理想，憎恨斯大林。
“在纪念粉碎希特勒德国20周年的报告中是一种说法，而现在又发表这样的文章，”波诺马廖夫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比如说，哥穆尔卡[2]的同志们、卡达尔会怎样说呢？历史上的斯大林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对此需要谨慎从事。”
安德罗波夫坚决反对波诺马廖夫的说法：“同志们，这个问题是我们的内部问题，所以我们应当自己解决，不必看国外的脸色。我可以说说国外的情况。比如，卡达尔同我会谈时就说过：为什么你们不把伏尔加格勒更名为斯大林格勒？这终归是历史上的名称。你们看，卡达尔就是这样的人。我认为应当发表这篇文章。”
沃罗诺夫指出，“如果我们不发表这篇文章，将是一大损失。”索洛缅采夫说，需要发表这篇文章，因为“现在新的青年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除了崇拜之外，对斯大林一无所知”。
谢尔比茨基重复他的话：“你们拿课本来看看。学校里在这个问题上都讲了些什么？是怎么向我们的青年解释的？除了崇拜，毫无定论。”
库纳耶夫和拉希多夫的意思是，“正确的好文章是有益的。”库纳耶夫也赞成这篇文章。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马舍洛夫的态度很坚决：“我十分明确地、毫不动摇地认为，应当根据同志们在这里所说的精神予以发表。人民会欣然接受的。”
卡皮托诺夫为了保险，只援引了他人的意见：“许多州委、边疆区委和加盟共和国中央的书记常来见我。我觉得，他们之中多数人都倾向于发表一些材料，以纪念斯大林90诞辰。”
总而言之，政治局委员们完全讲真心话而意见又很分歧，这是很罕见的事。大家都发表意见之后，勃列日涅夫对讨论作了很好的总结：
“我坦白地告诉你们，起初我采取的立场是不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值得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吗？可是，经过与许多州党委书记交谈，又听取了你们的发言之后，我认为，我们如果发表这篇文章，的确好处终归还是要大一些，因为谁也不能反驳他的革命功勋。同时谁也不会怀疑他犯有严重错误。当然，问题并不在于列举牺牲的人的一些数字，而是要以心平气和的语气，用苏共中央理解这个问题的水平和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决定的精神，写出一篇文章来。如果我们发表这篇文章，那么每个人都会明白，我们不怕讲出关于斯大林的真相，指出他在历史上占有何种地位，让人们不致认为某些元帅、将军在回忆录中对这个问题的阐释会改变中央委员会的路线。这一路线现在将在这篇文章中进行宣示……”
文章进行了最后加工，压缩至五页，作为编辑部文章发表在1969年12月21日的《真理报》上。
1970年，斯大林的坟墓上安放了一尊胸像。
同样在1970年的岁末，开始了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总结报告的起草工作。12月在勃列日涅夫那里讨论了讲述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问题的那一部分。参与的人是中央书记杰米契夫和卡皮托诺夫、文化部长绍罗[3]、科学部长特拉佩兹尼科夫。勃列日涅夫说，这一部分一片祥和的特点令他困惑不解，讲的都是成绩，仿佛没有困难、失误、缺点。应当让中央委员会率先讲一讲我们还未来得及做或者做不到的事情。他称赞外国广播善于工作：“而关于同一件事情，我们的人过了三天才讲，而且没有一句生动的话。”
参加讨论该报告的斯米尔诺夫感到惊奇：难道勃列日涅夫是在考虑所谓的意识形态工作正变得一片死气沉沉吗？莫非他已发现大众传媒未能履行自己最首要的任务——提供信息？
“让我们考虑一下，”勃列日涅夫继续说道，“都说意识形态是一个薄弱的领域，这是否有道理。须知可以受到窃窃私语的影响：每天都对你悄悄念叨——最后你也就相信了……我想知道：是这样呢，还是那些人在信口开河，他们并不懂得什么是意识形态，什么是它的成绩，什么是它的缺点。”
“我说的就是，应当在代表大会上维护政治局，还有个人的威信。请正确地理解我的话，我想对诽谤者给予回击，但也不掩盖缺点。应当说，中央委员会在报告所总结的期间之内作了很大的努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整个创作知识界、科学界人士。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勃列日涅夫在二十四大上报告了他担任党的首脑四年间的工作，任何批评都会意味着他有些事未能做到。
勃列日涅夫很伤心：“二十大彻底改变了整个意识形态战线。我们至今还不能让它恢复元气。那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倒谈得不多，更多的是指责党的整个制度……已经十五年了，我们怎么也无法把这种情况纠正过来。”
勃列日涅夫已与赫鲁晓夫路线决裂。他在内心中仍然赞赏斯大林，认为斯大林的罪行并不是意外的灾祸，揭露这些罪行才是一场灾难。
据斯米尔诺夫说，勃列日涅夫希望“将那些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成就和胜利、秩序和纪律留在人民的记忆之中，忘掉大规模的清洗、集中营、贫困和对民主的践踏。尽管自己怀着偏袒与同情，他却明白不能让国家倒退，所以竭力让它避免向左、向右急转弯的危险……但也坚定不移地抗拒无论什么样的改革和让生活的面貌更新。”
[1] 格奥尔格·米哈伊洛夫·季米特洛夫（Георги Михайлов Димитров，1882年6月18日——1949年7月2日），1900年当选为索非亚印刷工会书记。1902年加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1904年7月出席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召开的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出版委员会委员。1904年8月在全国工会同盟成立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工人理事会理事。8月23日被选为索非亚地方工人理事会书记。1905年8月被选为索非亚党组织书记。1905—1923年任全国工会同盟中央书记。1909—1919年任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中央委员。1913年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15年参与成立巴尔干社会民主党联盟。1919年5月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紧密派社会主义者）后，成为党的领导成员和共产国际领导人。1921年被选为巴尔干工会财务委员会委员、赤色工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理事会理事。1922年当选赤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1923年参与领导九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1923年12月当选为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主席团书记。1924年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和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1929年被指定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领导人。1933年因“国会纵火案”被捕，1934年被引渡回俄国。1934年4月29日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委员和中欧地区局领导。5月23日被吸收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1935—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1946—1949年任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1948—1949年任保共中央总书记。1949年在莫斯科逝世。
[2]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1905年2月6日——1982年9月1日），1926年加入波兰共产党。1932年被捕并被判处4年徒刑。1934年获释后流亡苏联。1941年加入联共（布）。1942年加入波兰工人党。1943—1948年任波兰工人党总书记。1944—1948年任波兰副总理兼返乡部长。1949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波兰统一工人党。1951年被捕。1954年获释。1956年平反。1956—1970年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总书记。1970年被迫退休。
[3] 瓦西里·菲利莫诺维奇·绍罗（Василий Филимонович Шауро，1912年11月6日——2007年4月13日），1940年加入联共（布）。1956—1960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明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8—198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0—1965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书记。1963—1965年任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1965—1986年任苏共中央文化部长。1966—198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6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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