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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基辅大换血
1972年春，勃列日涅夫巧妙地撤掉了谢列斯特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务。
很可能，一切都是从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的乌克兰之行开始的。安德罗波夫是个典型的办公室干部，很少离开莫斯科。正式的说法，他是来参加共和国的克格勃会议的，实际上却是为了摸清共和国第一书记的底细。他与谢列斯特在城外会晤，进行了长时间的非正式会谈。
“安德罗波夫来此显然带有摸清我在党代会之前思想和立场的任务。”谢列斯特在日记中写道，“我坦率地讲出了我的想法，其中包括中央的领导方法的缺点。关于勃列日涅夫，我说必须尽可能支持他，但不应在政治局会议上进行漫无目的的空谈，像赶集似的吵吵嚷嚷。必须将已经着手的事情进行到底。也许，我说得太尖锐了，但却是事实。我觉得，同安德罗波夫的交谈对我而言绝不会毫无后果。”
谢列斯特没有猜错。安德罗波夫摸清了谢列斯特的弱点。看来，谢列斯特比其他的基辅政治家更为热爱乌克兰和乌克兰语。有一次他去一个州，注意到一条口号“提前一个月完成工程项目”，便不满地指出：“口号用俄语写，可这里干活的显然全是乌克兰人。”
共青团书记们，即便是在克里米亚，都奉命只能用乌克兰语发言。不过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做到，许多身居高位的乌克兰人并未掌握本族语言。乌克兰共和国工会理事会主席克利缅科[1]是职业党务干部，他有一次来到罗韦尼基州，州里的积极分子被召集到一个剧院里，听取这位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讲话。
“从第一句话开始就显而易见，”一位目击者回忆说，“他大概是平生头一遭用乌克兰语念东西。许多词语都乱读一气，让人很难听懂讲的是什么。会场里乱哄哄地吵成一片。”
1965年夏，共和国所有高等院校都接到指示，必须在三个月的期限内改用乌克兰语进行教学。莫斯科对此类举动心怀戒备，认为这就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表现。
卡普托[2]在谢列斯特时期领导乌克兰共青团，到谢尔比茨基主政时则成为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据他的说法，有“两个谢列斯特”。一个是强硬手段的拥护者，与“资产阶级影响”针锋相对的斗士。另一个则是鲜明表现出乌克兰自我意识的易动感情的人。他希望能拍摄一部描写塔拉斯·布尔巴的影片，在其中展现真正的乌克兰性格，显示乌克兰心灵的深度。他吩咐党中央机关安排邦达尔丘克[3]迁居基辅，让他在多夫任科电影制片厂投拍这部影片。
谢列斯特依靠的是乌克兰知识界的一部分人，这些人常常怀着痛苦谈起本民族的遭遇，并将罪责归之于俄罗斯。
“斯大林式的巨大暴力使乌克兰趋于灭亡，”著名作家冈察尔在日记中写道，“就命运之悲惨程度而言，我们的民族是独一无二的。最伟大的民族天才——舍甫琴科、果戈理、斯科沃罗达[4]，全都终生终世无家可归……但斯大林式统治更以其种种惨祸、国家暴虐狂而超过一切。种族灭绝摧毁了整个民族最为活跃、最富才华的力量。我们犯下了什么罪孽，才落得如此悲惨的命运啊？”
1967年4月底，正在雅尔塔休养的政治局委员波利扬斯基与谢列斯特通电话。这个城市及其领导人给波利扬斯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他也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为什么乌克兰商业部下令克里米亚的全部商业网点都要将俄语名称改为乌克兰语？”
实际上，该市的招牌使用的是两种语言——既有俄语，也有乌克兰语，但乌克兰语招牌的存在令波利扬斯基感到惊奇。谢列斯特在日记中提到波利扬斯基的这番话时指出：这是沙文主义心态，除了危害，不会带来别的什么。
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副部长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另有一次，在政治局讨论安德罗波夫的报告时，提出了谢列斯特的路线问题。克格勃主席报告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活动情况，他们反对强制推行俄罗斯化，要求独立。
勃列日涅夫责备说：“我几乎每天都和彼得·叶菲莫维奇在电话上进行交流，我们谈香肠、小麦，谈土壤改良……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文件，他和乌克兰共产党六年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但基辅的任何人连一次也没有和我谈起过此事，一直只字不提。对彼得·叶菲莫维奇而言，这根本不成其为问题！”
1970年谢列斯特出版了一本书《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莫斯科注意到关于当年被叶卡捷琳娜二世摧毁的扎波罗日营地的民主性质的一段论述。这被解释为反俄罗斯的攻讦，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纵容。连波德戈尔内都表示困惑不解：“在这种形势下，不应当这样做。”
该书被译成俄文用作公务参考，分发给各位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向谢列斯特提出警告：“您的这些扎波罗日哥萨克，都是旧时代的残渣余孽！”
谢列斯特不加思索便强硬地回答道：
“要是没有哥萨克，现在也就不会有你了——正是哥萨克用胸膛捍卫国家边境，击退了游牧部落，击退了土耳其人！沙皇们也都利用哥萨克来保卫祖国。我们在他们面前应当低头致敬，而您却在这儿说这样的话，真令人生气……”
谢列斯特将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斯卡巴[5]撤职，那是一个过于严厉的官员，改而任命奥夫恰连科[6]担任该职。此人与杰米契夫一样，也是一位化学家，奥夫恰连科很早便走上了党务工作道路——担任共和国科学院党委书记、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科学与文化部部长。这有助于他成为共和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后来又成为院士。
奥夫恰连科任命批准之前，在莫斯科接见他的有中央主管干部的卡皮托诺夫、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杰米契夫，随后则是苏斯洛夫本人。苏斯洛夫不惜耗费时间，为的是摸清谢列斯特提拔之人的底细。苏斯洛夫特别感兴趣的是此人与乌克兰知识界的关系。作为临别赠言他着重强调，奥夫恰连科的主要任务是与民族主义作斗争。勃列日涅夫也谈到了这点，他同样与这位乌克兰中央新书记作了长时间交谈，同样提醒乌克兰民族主义情绪的危险……
然而基辅所担心的是另一件事情：不要让乌克兰的权利受到限制。奥夫恰连科在工作日记中说明：
“苏联和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的关系不正常。有人力图贬低我们的人（将他们称为主张乌克兰独立的人，克格勃间谍头子则将他们叫做班杰拉分子）……”
党的二十四大前夕的1971年3月，谢列斯特晋见勃列日涅夫，汇报干部情况。勃列日涅夫对顿涅茨克州委第一书记杰格加廖夫[7]产生了兴趣。
“我们对他抱有一定的期望。”然后又仿佛玩笑似地说：“不，还是让他留在乌克兰吧，哪怕有一个第一书记是俄罗斯人也好。”
由于这次谈话的结果，杰格加廖夫一直在顿涅茨克工作达30年之久。他1944年来到顿巴斯参加煤矿的恢复工作，曾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相当年轻就当上了州委书记。而在有人需要他的那把交椅之时，他便被“提拔”到共和国国家矿业技术监督局局长这一毫无分量的职位，然后悄无声息地奉命退休。
关于对待干部的态度问题，谢列斯特胸有成竹地予以回应和反击。
“乌克兰有70个民族。我们对任何人都没有因为民族关系而另眼看待，特别是对共产党员。至于俄罗斯人，则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占到40%，州委第一书记中业已六人。而共和国的行政领导人之中，俄罗斯人更达58%。民族问题常常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这是腐朽的知识分子和过分‘思想先进’的活动家的问题，普通劳动人民并无这种感觉，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息事宁人地说：
“我只不过是说要注意民族问题罢了。”
有些人一直十分警惕地监视着乌克兰。1971年9月28日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在利沃夫州居民中的政治工作》的决议。围绕这个决议，展开了一场复杂的政治阴谋。
决议中对乌克兰的局势作出了批判性的评价，批评党的机关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点采取调和主义的态度。苏共中央决议十分严厉，以致不便将其公之于众。本来针对的是谢列斯特，他的利沃夫下属也跟着倒霉：
“州委和市委长期以来容忍各种错误倾向，对思想上有害的作品不组织进行公开批判，也不揭露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家们的真实面目，他们都是乌克兰人民不可调和的敌人，一贯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维埃政权。”
利沃夫州第一书记库采沃尔[8]丢掉自己的职位，他的空缺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多勃里克[9]填补。多勃里克明白，人家希望他采取强硬的立场。在共和国党的代表大会上，多勃里克义愤填膺地声称：
“我们都看了影片《带黑色标记的白鸟》。我不知道代表大会的其他代表作何感想，
但我们州的代表认为，这部影片除了危害，一无是处，特别是对乌克兰西部各州的劳动者而言。”
导演伊利延科[10]的影片《带黑色标记的白鸟》于1971年上映。它描写的是喀尔巴阡农民在战争转折时期和战后年代的命运，当时一些人站到苏维埃政权一边，另一些人则逃入深林，与莫斯科方面展开厮杀。斯图普卡[11]在这部影片中饰演了自己的第一个角色——班杰拉分子兹沃纳里。
1972年3月3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一直持续到很晚。安德罗波夫发言，谈到敌人的宣传、阶级和思想斗争的激化、境外不良信息的渗透和非法出版物的传播等情况。
谢列斯特建议限制外国旅游者入境、国际电话自由通话和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苏斯洛夫意味深长地指出：
“原先都谈我国已经没有政治犯了，这麻痹了克格勃的警惕性。必须对我们的敌人采取更加严厉的态度。”
波德戈尔内对安德罗波夫缺乏好感，不希望扩大他的权力：
“我不支持关于增加人员尤其是加大克格勃获取政治情报的权力的建议。意识形态战线应当由中央委员会主管。”
勃列日涅夫顺势指出，谢列斯特的《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一书歌颂哥萨克，宣扬不合时宜的旧时代的东西。“据说，乌克兰西部的一些地方，班杰拉分子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成员扬眉吐气，人数已多达五万之众。”
索洛缅采夫反对一些城市设立城徽、开展名胜古迹旅游。他也发表了对乌克兰局势的看法：“共和国内的许多招牌和通告都使用乌克兰语，它比俄语好在什么地方？只会歪曲俄语。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白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马舍洛夫[12]说：“恢复和歌颂旧事物，这不是我们的精神。”
乌克兰政府首脑谢尔比茨基以自我批评的口吻指出：“我们本身在共和国内对待干部提拔的态度就不够谨慎，通常都采取依靠乌克兰人的方针。”
柯西金一如既往地捍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当时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也是民族主义的表现。我们的艺术、戏剧、电影中，许多东西都严重背离我们的思想体系。在回忆录作品尤其是战争回忆录中，很少阐明党的作用和它的组织力量。我不明白，为什么在乌克兰的中小学里要学习乌克兰语？舍甫琴科的作品在一些地方被用来达到民族主义的目的。”
勃列日涅夫作了总结：“问题的讨论已远远超出了安德罗波夫所提供的情报范围。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重新考虑与敌对分子斗争的整个工作。苏共中央党的机关方面的情报工作很薄弱。谢列斯特同志向苏共提供消息不充分，这也是事实。他对一些具有政治性质的事件无动于衷，没有出于这方面的原因给我们打过电话。共和国领导层的政治责任感有些迟钝，要有警惕性，更高的警惕性。”
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撤换了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人。1970年7月16日任命费奥多尔丘克[13]将军为共和国克格勃的新主席，此人系军事间谍出身，得到齐涅夫将军的提拔。
谢米恰斯内曾经讲述过：“我认为，将他派到基辅，目的在于排挤掉谢列斯特。这是主要任务，为的是替谢尔比茨基腾出位子。我尊敬谢尔比茨基，他的文化教养高于谢列斯特，但对提拔他起了作用的却是因为他属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
乌克兰前任克格勃主席尼基琴科[14]坚决拒绝离开乌克兰。
“勃列日涅夫亲自劝说准备经由基辅前往欧洲某地的尼基琴科，”谢米恰斯内回忆说，“在基辅，与向来的规矩一样，乌克兰的政治局成员前往迎接勃列日涅夫。但勃列日涅夫将所有人撇到一边，与尼基琴科一起在月台上漫步达20分钟之久——说服他迁居莫斯科。”
费奥多尔丘克现身基辅让谢列斯特很不高兴。
“我从这一人事变动中看不出什么好处，”他在日记中记道，“安德罗波夫给我来电话，他不知为何极不放心，所有这一切都绝非无缘无故，此次人事更替中一定隐藏着什么花招。”
与费奥多尔丘克的首次长谈，在他抵达基辅整整两个月之后方才进行。
“接见费奥多尔丘克，”谢列斯特在日记中写道，“他开始从事对他而言非同寻常的工作：越权行事，对苏维埃和党的机关行使监督功能。早晨上班时他给部长们打电话，核查他们是否已上班，还检查部长们如何安排学习，所学的课题是什么……
“我开诚布公地向费奥多尔丘克讲明了一切，说他不值得插手一些事情，那都与他无关。应当工作，而不是对前人吹毛求疵。十分明显，他对这样的谈话感到不悦。我认为并且相信，他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自己的行动——他不是这样的‘英雄’。他显然接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示’，而国家安全委员会不获得勃列日涅夫的同意和直接指示或批准，也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步骤。勃列日涅夫将希望寄托于克格勃，视其为获取全面情报和巩固自己党内个人‘威望’的工具……一切都有人监视，一切都有人汇报，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谁会做出这样的事情。随处遍布间谍机构和监视网。这一切是何等令人厌恶！”
费奥多尔丘克对其前任的工作极为不满：“为什么没有开展反对民族主义的真正斗争？”
谢列斯特得出结论：按照此人的看法，斗争似乎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人们投入监狱。
费奥多尔丘克宣称：“我们是为全苏联工作，我们是国际主义者，在我们的工作中根本没有什么乌克兰。”
他坚持不懈地在共和国内搜寻意识形态方面的犯上作乱活动，并要求将其斩草除根，如果不见采取措施，便会语带威胁地在政治局里声称：“我及时而敏锐地提供情报，却见不到应有的反应。”
谢列斯特自己也从不错过机会显示，他正与民族主义者进行战斗。在一次共和国意识形态工作者会议上，他提出要求：
“必须坚持撕下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凶险的面具，他们在自己的反苏斗争中与国外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民族主义者相互勾结。”
1972年5月19日，例行的苏共中央全会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洛夫大厅开幕。第二场报告之后，宣布休息。谢列斯特发现，几位政治局委员都前往三楼的办公室，却没有人叫他。他便去乌克兰常设代表处用餐。
午餐后开始讨论。第四个人发言的时候，勃列日涅夫交代苏斯洛夫主持会议，自己走出大厅，并让谢列斯特与他一道来到主席团的房间。谢列斯特感到，等着他的将是一场不愉快的谈话。
勃列日涅夫问工作情况如何，心情怎么样，有什么新消息。谢列斯特开始汇报共和国的形势，但发现勃列日涅夫对此并无兴趣。
勃列日涅夫小心翼翼地开始交谈：
“彼得·叶菲莫维奇，你已经当了十年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也许，你也该换换环境了吧？在一个地方工作久了，嗅觉就会迟钝，人们就会对你感到腻烦，你也会腻烦他们。”
不胜惊愕的谢列斯特问道：
“为什么这个问题来得如此突然？”
“你应该到莫斯科来工作。”
“可是，为什么呢？”谢列斯特追问。
“你的经验在莫斯科大有用场，而那里也需要使干部年轻化。必须准备好接班人，你就同意吧。一切都会很好的——这可是我向你亲口说的话。”
“要是您认为必须让干部年轻化，您就这么办吧。可是我在64岁上一切从头开始有什么意思呢？如果对我没什么意见，就让我退休好了。看来，无论经济工作还是党务工作，我都干得够长的了。”
谢列斯特比勃列日涅夫年轻两岁，他暗示在这样的年纪应该退休的话让勃列日涅夫大为恼火：
“咳，你干吗提出退休的问题呀？”
“我请求让我休息。”谢列斯特又说了一遍。
“党的积极分子对这种理由会怎么想呢？”
“他们会想，我退下去是由于年事已高和健康状况不佳。”
“可你健壮得像头牛，”勃列日涅夫不客气地说，“你还可以再干十年。”接着又温和地补充说：“你在莫斯科什么都会有的，还有我个人的友情。我们可以一道去打猎。你就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吧。”
谢列斯特默不作声。勃列日涅夫开始步步进逼：
“你还嫌小了？这可是一个大国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呀！你就主管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你本来有着丰富的经验，这正是国家所需要的。”
“问题不在大或者小，不能这样考虑，我不理解的是这种想法的合理之处。你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吧：撤换我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一直全力以赴地努力工作，共和国的情况不错。”
“工作方面对你并没有意见，可是整体的利益需要这样做。我们是不会让你退休的。你就同意了吧，政治局委员们会正确理解一切的。”
“那好吧，您就按您所希望的办吧。”
勃列日涅夫起身拥抱谢列斯特，亲了亲他，然后说：“谢谢。”
他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乌克兰的几位书记注意到了自己的领导那张涨得通红的脸和忧郁的目光。当波德戈尔内走出大厅的时候，谢列斯特尾随其后，他急不可待地要与朋友和庇护者谈谈所发生的事情。
波德戈尔内点上烟吸了起来，同情地问道：
“怎么样，勃列日涅夫和你谈过了？你同意了吗？”
谢列斯特说，迫不得已只好同意。
“做得对，”波德戈尔内点了点头，“咱们就一块儿工作吧。”
晚上召开政治局会议。
“我们需要将一些富有经验的干部调到中央，”勃列日涅夫开言道，“因此，建议批准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为部长会议副主席。他本是个经验丰富的人，希望他能有所帮助。我已和他就这一问题作过交谈，他表示同意。”
勃列日涅夫对谢列斯特说，不必在基辅耽搁，莫斯科的事情很多。
“基辅还有许多事情需要研究。”谢尔比茨基说了一句。
“您自己研究吧，一切都会好的。”勃列日涅夫回答。
谢尔比茨基装模作样地嘟囔着说：“有什么好的？调走了第一书记，连说也不说一声。”可他自己却是喜形于色。他总算成了共和国的主席，摆脱了他难以容忍的谢列斯特。
柯西金来到谢列斯特面前表示祝贺：“咱们就一道工作吧。”
“谢列斯特和谢尔比茨基返回基辅时坐的是不同的飞机，”乌克兰院士、文艺学家扎通斯基[15]回忆说，“而且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机场降落，‘胜利者’在体体面面的鲍里斯波尔机场，‘失败者’则在破破烂烂的茹利亚内机场，整个‘皇家队伍’十分自然地出现在鲍里斯波尔，却只有一个人前往茹利亚内，这就是中央书记奥夫恰连科。”
谢列斯特后来回忆说，夜间他难以成眠，泪水潸然而下。在莫斯科时他就问过勃列日涅夫，谁来接他的班。勃列日涅夫避而不答：
“看看再说吧。”
谢列斯特提议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利亚什科作候选人。勃列日涅夫说：
“我们在那里有一名政治局委员嘛。”
换言之，所作这一切都是为了替谢尔比茨基扫清道路（利亚什科顶替他担任了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整整两天，谢列斯特无法与勃列日涅夫进行电话联系，他想明确何时召开共和国全会，推荐何人担任第一书记之职。5月23日是星期天，乌克兰中央第二书记卢塔克[16]给他的别墅里去电话，转告说苏斯洛夫来电话，要求谢列斯特立即飞往莫斯科。
谢列斯特情不自禁地回答：
“我有电话，如果苏斯洛夫这么迫切地需要我，让他给我来电话好了。”
苏斯洛夫不怕劳神再打一次电话，吩咐谢列斯特立即前往莫斯科着手工作。谢列斯特回答说，他不可能立即离开，因为第一，感到身体不适；第二，应当在全会上同一道工作过的大伙儿告别。
而这并不是中央所希望的。
“全会延期了，”苏斯洛夫一口回绝，“您必须来莫斯科。否则……”
谢列斯特憋不住了：“苏斯洛夫同志，你别吓唬我，我什么也不怕，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比你对我所做的更坏和更可怕的事了。”
尽管如此，谢列斯特还是召集中央委员会机关人员，举行告别。次日与政治局委员们共进午餐后，便乘晚班火车前往莫斯科，还带上卫队和服务人员。他刚一离开，基辅便召开全会，选举谢尔比茨基为第一书记。
谢尔比茨基经常炫耀自己与总书记的亲密关系。基辅的中央全会期间请他去接电话，他离开会场数分钟，回来时骄傲地告诉战友们，勃列日涅夫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
头两年谢尔比茨基便撤换了九名州党委第一书记。罗夫诺州领导人莫兹戈沃伊[17]回忆过乌克兰新主宰晚上很晚了给他打电话的情形：
“你已经休过假了吗？”
“没有。”
“休假去吧，等你回来后就开始在新的岗位上工作。”
莫兹戈沃伊成了更大的赫尔松州的领导人。他的前任科丘别伊[18]被撤职是因为，州领导人违反现行制度，在第聂伯河畔修建了一批别墅。这本是很早以前的事，有些人之所以旧事重提，是因为科丘别伊被视作谢列斯特的朋友。如今人们都说，州机关也遭到清洗。莫兹戈沃伊自己想要将州里原先的一个领导人留下，却受到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警告，说他犯了自由主义。
勃列日涅夫没有接见谢列斯特，推托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苏联前夕他很忙。谢列斯特抱怨，没有让他在会议上与同志们告别。苏斯洛夫安慰他：
“彼得·叶菲莫维奇，也许您没有出席全会倒还好一些，少受些伤害。”
“几乎他所有的同事都吓坏了，与父亲断绝了往来，”后来谢列斯特的儿子维塔利[19]述说。“在莫斯科，人们对他的态度比在乌克兰要好得多。在乌克兰，人们都很害怕，因为人家已经明白，谢列斯特时代业已结束，继续与他接触只能让自己感到恐惧和冒险。”
5月30日晚，谢列斯特前往“狄那莫”体育场观看足球，与他一同前往的还有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和谢列平。他们由衷地进行交谈，不过也都明白，这次会晤的情形必定会有人报告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一般不喜欢政治局委员们在非正式的场合会面。他深知，赫鲁晓夫退位的事正是这样开的头。
勃列日涅夫终于给谢列斯特打了电话。谢列斯特在日记中写道：“他说，将为我建立与他之间的直接通讯联系。除去又多一部监听机之外，还能有什么好处？”
在故乡基辅，不久前的帮闲们转而为新主子效劳，对先前的主人进行报复。
“我的人都被特供站除名，”谢列斯特感到伤心，“给基辅打电话，和利亚什科谈了谈。卑鄙的家伙们，他们这是在干什么？这种事既不能忘记，也无可饶恕。”
前第一书记的亲属们都被剥夺了从特供站获得食品的机会。基辅的制度是这样：共和国中央书记们的家人列出他们所需要的物品（从新鲜草莓到鱼子酱）的清单，就会有人将所订购的物品送货上门。谢列斯特在政府中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他明白人家所期待于他的是什么，便自己主动退休了。于是第二天就发生了这样的事：“电话被切断，报纸不给送了，从食品商店除名，汽车被收走了……”
谢尔比茨基从莫斯科回来后召集政治局会议：
“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倾向在增长，为此我们的领导人受到了根据充分的严肃的批评。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路线’是不正确的。借口‘民主化’而与强制俄罗斯化进行斗争。开始号召改变国家制度和为乌克兰的独立而斗争。须知北京也赞成乌克兰独立自主！……已经出现为过去翻案、赞美古代、试图为马泽帕恢复名誉等现象，而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则被说成叛徒。我们的中央书记在哈尔科夫州市委书记会议上指示高等学校中只能用乌克兰语进行教学，这已被公认在思想上是有害的。而普希金的著作竟然用乌克兰文出版，足球转播也要用乌克兰语！谢列斯特在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表政治上不明确的讲话之后，这一切便大肆泛滥。绝不可低估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必须发动思想斗争，使之更为尖锐，更具进攻性和明确的目标。”
乌克兰共产党一名政治局委员要求采取坚决措施：
“必须将公开的敌人投入监狱，不关押他们是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和中央各部的过错。”
紧接谢列斯特之后，1972年9月奥夫恰连科也被撤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职务并逐出政治局。谢尔比茨基将其叫到自己那里说：
“您作为技术人员，很难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您有专业，因此改做科学工作对您不会成为问题。让我们考虑一下新书记的事，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央委员里我没有发现合适的人选，您提提意见吧。”
在政治局会议上，谢尔比茨基宣布：
“由于健康的原因，奥夫恰连科同志已递交解除其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职务的申请，并请求将他调往科技部门工作。”
在中央全会上，谢尔比茨基已经讲得更为严厉了：
“奥夫恰连科同志从事意识形态工作无法令人满意。”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党的领导人瓦琴科[20]补充说：
“谢列斯特和奥夫恰连科对待民族主义表现出明显的自由主义态度，应当按照党的规章制度审查他们的工作。”
10月31日谢尔比茨基向莫斯科报告：
“费·奥夫恰连科同志自1968年起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问题，他有着严重的错误和缺点。在某些问题上，特别是在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方面，采取了暧昧的立场……在许多情况下未能对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给予坚决的回击，在这方面奥夫恰连科同志应负相当大一部分罪责……在对文艺和科学界知识分子的工作中，讨好甚至庇护某些在思想方面起着严重破坏作用的文学家和科学家……在党的积极分子中和知识界已经毫无威信。”
奥夫恰连科在改行从事党务工作之前是胶体化学和水化学研究所的领导人，便回到这个研究所，不过已经不再是所长。在中央全会上，马兰丘克[21]当选为主管意识形态的乌克兰中央书记。他被委以清除谢列斯特余毒的重任。
一篇抨击性的文章出现在共和国党刊的四月号上。谢列斯特依然是政治局委员，但业已明白他必须下台。在四月后期他即被取消党的最高领导人资格。
[1] 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克利缅科（Васил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Клименко，1906年8月20日——1984年4月20日），1929年加入联共（布）。1944—195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斯大林市委第一书记。1949—1952年任乌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50—197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1—1961年任乌共卢甘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1—1976年任乌共中央委员。1961—1971年任乌克兰工会理事会主席兼乌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1年退休。
[2] 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卡普托（Александр Семёнович Капто，1933年4月14日——2020年4月19日），苏联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66—1968年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第二书记，1968—1972年任第一书记。1978—1979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文化部长。1979—1986年任乌共中央书记。1986—1988年任驻古巴大使。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年任苏共中央思想部第一副部长，1988—1990年任部长。1990—1992年任驻朝鲜大使。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6年任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首席研究员，1996—2020年任副所长。
[3] 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邦达尔丘克（Сергей Фёдорович Бондарчук，1920年9月25日——1994年10月20日），苏联电影导演、电影剧作家、演员。197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3—199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86年任苏联电影摄影师联盟理事会书记。
[4] 格里戈里·萨维奇·斯科沃罗达（Григорій Савич Сковорода，1722年12月3日——1794年11月9日），乌克兰哲学家、诗人、礼仪音乐作曲家。
[5] 安德烈·达尼洛维奇·斯卡巴（Андрей Данилович Скаба，1905年12月12日——1986年6月26日），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6—1949年任哈尔科夫十月革命档案馆馆长兼哈尔科夫州立大学新历史系主任。1949—1951年任《哈尔科夫州社会主义报》编辑。1951—1959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哈尔科夫省委意识形态书记。1958—197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9—1968年任乌共中央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1971年任乌共中央委员。1968—1973年任乌克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1973—1986年任高级研究员。
[6] 费奥多尔·达尼洛维奇·奥夫恰连科（Фёдор Данилович Овчаренко，1913年2月8日——1996年12月25日），苏联化学家。1936—1937年、1941—194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37年加入联共（布）。1949—1956年任乌克兰科学院党委书记。1956—1958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科学文化部部长。196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7—1968年任乌克兰科学院胶体化学和水化学研究所所长。1968—1972年任乌共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
[7]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杰格加廖夫（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Дегтярёв，1920年8月19日——1993年10月16日），1945年加入联共（布）。1962—1963年任顿涅茨克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62—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3—1964年任乌克兰共产党顿涅茨克工业区委第一书记，1964—1976年任省委第一书记。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乌共中央委员。1971—1976年任乌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1987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国家矿业技术监督委员会主席。1987年退休。
[8] 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库采沃尔（Василий Степанович Куцевол，1920年8月1日——2001年3月？日），1944—1945年任共青团基辅斯大林区委第一书记。1947年加入联共（布）。1952—1955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利沃夫省委工业和运输部副部长，1955—1961年任部长。1961—1962年任乌共中央轻工业部部长。1962年1—12月任乌共利沃夫市委第一书记。1962—1963年、1964—1973年任乌共利沃夫省委第一书记，1963—1964年任工业区委第一书记。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0—1974年、1978—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3—1986年任乌克兰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1986年退休。
[9] 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多勃里克（Виктор Фёдорович Добрик，1927年12月2日——2008年？月？日），1963—1969年任乌克兰共产党第聂伯罗捷尔任市委第一书记。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9—1973年任乌共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70—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3—1987年任乌共利沃夫省委第一书记。1987—1991年任全苏外贸协会副主席。
[10] 尤里·格拉西莫维奇·伊利延科（Юрій Герасимович Іллєнко，1936年7月18日——2010年6月15日），乌克兰电影导演、编剧、摄影师。1971年凭借电影《带黑色标记的白鸟》获莫斯科电影节金奖。197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同年在乌克兰共产党“二十三大”上，电影《带黑色标记的白鸟》受到猛烈批判，随即被禁播。1987年获“乌克兰人民艺术家”称号，此后积极参加了乌克兰独立运动。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2年任乌克兰电影基金会主席。2007年加入全乌克兰自由联盟，参加最高拉达选举，但未当选。
[11] 博格丹·西尔维斯特罗维奇·斯图普卡（Богда́н Сильве́стрович Сту́пка，1941年8月27日——2012年7月22日），乌克兰戏剧和电影演员，1980年获“乌克兰人民艺术家”称号，1991年获“苏联人民艺术家”称号。苏联解体后，于1999—2001年任乌克兰共和国文化和艺术部长。2001—2009年任基辅国际青年电影节主席。2009—2012年任基辅国际电影节主席。
[12] 彼得·米罗诺维奇·马舍洛夫（Пётр Миро́нович Маше́ров，1918年2月26日——1980年10月4日），卫国战争爆发后进入红军服役，1941年8月在普斯科夫被俘，在押回德国途中逃走，随后返回白俄罗斯，从事地下工作。1942—1943年3月任白俄罗斯游击运动肖尔斯游击队总指挥。1943年加入联共（布），同年3—9月任罗科索夫斯基游击队大队政治委员。1943—1944年7月任白俄罗斯共青团明斯克维列伊卡地下区委第一书记。1944—1946年7月任白俄罗斯共青团明斯克莫洛杰奇诺区委第一书记。1947—1954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50—1962年、1966—198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在任期间于1966—1980年任主席团委员。1954—1955年任白共明斯克省委第二书记。1955—1959年任白共布列斯特省委第一书记。1959—1962年任白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1965年任白共中央第二书记，1965—1980年任第一书记。1966—198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0年因车祸逝世。
[13] 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奥多尔丘克（Вита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Федорчук，1918年12月27日——2008年2月29日），1936年加入红军，1939年加入格别乌，同年参加了诺门坎战役。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3年期间参加了卫国战争。1944—1949年任内务部驻加里宁卫戍部队反情报局副局长。1949—1950年任国家安全部莫斯科军区特工局局长。1950—1954年任驻奥地利部队中央集群军事反间谍机关局长，1954年—1955年任副局长。1955年—1958年任莫斯科军区克格勃特工局副局长，1958—1963年任局长。1963—1966年任苏军驻德集群克格勃特工部副部长，1966—1967年2月任部长。1967—1970年任克格勃第三总局局长。1970—1982年任乌克兰克格勃主席。1970—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2年5—12月任苏联克格勃主席。1982—1986年任内务部长。1986—1992年任国防部监察长小组顾问。1992年退休。
[14] 维塔利·费多托维奇·尼基琴科（Виталий Федотович Никитченко，1908年3月17日——1992年9月3日），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8—1953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交通运输部部长。1951—1959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1954年任乌共中央行政、贸易和金融机构部部长。1954—1970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克格勃主席。1954—1971年任乌共中央委员。1958—197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0—1974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克格勃捷尔任斯基高级红旗学校校长。1978年退休。
[15] 德米特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扎通斯基（Дмит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Затонский，1922年7月2日——2009年6月7日），乌克兰文学评论家。
[16] 伊万·康德拉季耶维奇·卢塔克（Иван Кондратьевич Лутак，1919年6月3日——2009年1月29日），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2—194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6—1947年任基辅博罗季扬斯基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47—1949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基辅卡加诺维奇区委第二书记。1949—1951年任乌共（布）基辅克里斯蒂诺夫斯基区委第一书记。1951—1953年任乌共基辅省委农业部长。1953—1954年任乌共基辅斯维亚托辛斯基区委第一书记。1954—1956年任乌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54—1961年任切尔卡瑟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56—1961年任乌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1963年、1964—1967年任乌共克里米亚省委第一书记，1963—1964年任农村区委第一书记。1961—1964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1990年任乌共中央委员。1962—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4—1976年、198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7—1969年任乌共中央书记。1967—1976年任乌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9—1976年任乌共中央第二书记。1976—1988年任乌共切尔卡瑟省委第一书记。1988年退休。
[17]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莫兹戈沃伊（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Мозговой，1927年9月27日——2005年8月8日），1951年加入联共（布）。1955—1962年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书记。1962—1966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外喀尔巴阡省委第二书记。1966—1972年任乌共罗夫诺省委第一书记。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2—1980年任乌共赫尔松省委第一书记。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80—1988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乌共中央书记。198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年退休。1990年参与创立乌克兰农民联盟，苏联解体后，于1998—2005年任乌克兰农民联盟主席。
[18] 安东·萨莫伊洛维奇·科丘别伊（Антон Самойлович Кочубей，1909年10月22日——1998年8月10日），1932年加入联共（布）。1934年曾被格别乌短暂监禁。1941—1947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50—1958年、1962—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62年任乌克兰共产党赫尔松省委第二书记，1962—1963年、1964—1972年任第一书记，1963—1964年任农村区委第一书记。1959—1963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2年退休。
[19] 维塔利·彼得洛维奇·谢列斯特（Виталий Петрович Шелест，1940年10月15日——2020年6月6日），苏联物理学家，彼得·谢列斯特的儿子。1966—1973年任乌克兰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76—1982年任全俄物理和技术无线电测量研究所副所长。
[20] 阿列克谢·费多谢耶维奇·瓦琴科（Алексей Федосеевич Ватченко，1914年2月25日——1984年11月22日），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4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8—1949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十月区委第二书记。1949—1953年任乌共（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尼科波尔区委第一书记。1953—1954年任乌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党、工会和共青团部部长。1955—1959年任乌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二书记。1959—1963年任乌共赫梅利尼茨基省委第一书记。1960—1984年任乌共中央委员。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3—1964年任乌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农村区委第一书记。1964—1965年任乌共切尔卡瑟省委第一书记。1965—1976年任乌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66—198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乌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6—1984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
[21] 瓦连京·叶菲莫维奇·马兰丘克（Валентин Ефимович Маланчук，1928年11月13日——1984年4月25日），1950年加入联共（布）。1963—1967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利沃夫省委意识形态书记。1967—1972年任乌克兰高等教育部副部长。1972—1979年任乌共中央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意识形态工作。1979—1984年任基辅理工学院党史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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