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勃列日涅夫时代（2011）
第5章 猎物警觉
不过阴谋分子们也并非事事顺利。波德戈尔内告诉谢列斯特，赫鲁晓夫临动身休假之前，他俩进行了一场不愉快的谈话。
赫鲁晓夫将波德戈尔内请进办公室，直截了当地问道：
“波德戈尔内同志，这是真的吗？有一伙人想要搞掉我，而您与这个团伙有关。”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这是哪来的消息呀？”波德戈尔内佯装不胜惊讶。而他自己心里却在琢磨：这可能是谁透露给他的呢？首先想到了勃列日涅夫。这家伙一度吓坏了。
不过赫鲁晓夫说，阴谋之事是克格勃工作人员加柳科夫透露给他儿子谢尔盖[1]的。此人是伊格纳托夫[2]当年的卫队长。伊格纳托夫被免去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调任无权无势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对赫鲁晓夫怀有怨气，确实积极参与了这场政治密谋的准备工作。他跑遍全国，说服老朋友们反对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甚至还向波德戈尔内出示了克格勃工作人员交付谢尔盖的那封信件，并且询问道：“您了解有关此事的什么情况吗？”
波德戈尔内眼皮也不眨地说他一无所知，建议责成国家安全委员会查明全部事实。他确信，谢米恰斯内能摆脱困境。但赫鲁晓夫决定不找克格勃，而是私下请米高扬召见伊格纳托夫，与之谈谈。
密谋者们通过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3]，得以向伊格纳托夫提醒大家所面临的威胁，吩咐他与米高扬谈话时否认一切……而为人谨慎的米高扬在完成第一书记的嘱托时，似乎也并未表现出平日的利落。他保持对赫鲁晓夫的忠诚，但也不想与其对手们闹别扭。
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扎米亚京[4]告诉我，被撤职前不久，赫鲁晓夫突然出现在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的午宴上，并出乎人意料地发表了直言不讳的讲话。
位置当然很快就找到了。赫鲁晓夫向波德戈尔内打了个手势：“继续进行吧。”
然而在宴会末尾，礼节性讲话已经发表过后，赫鲁晓夫却说：
“真是有意思。我刚刚休假回来，而大家都要我相信，我健康欠佳，需要去进行治疗。医生们说，这些人也说。那好吧，我去。可等我回来的时候，这整个‘中央堵塞’还得我来打通。”这时他指了指中央主席团委员们：“他们以为，没有我，他们一切都能解决……”
看来，赫鲁晓夫终归感觉到了些什么，他天生具有极强的敏感性，否则就不会在一场场的政治搏斗中硕果仅存。
很可能，正是这点才足以解释他突然给朱可夫打电话一事。1957年10月，赫鲁晓夫巧妙地解除了朱可夫的国防部长职务——这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不愿意让一位大名鼎鼎、果敢坚毅、骄矜自大的元帅待在自己身边。七年来他们从未交谈过。朱可夫被勒令退休，常年处于克格勃的监视之下。
可是突然之间赫鲁晓夫给朱可夫打来电话，息事宁人地说：“你受诬陷了。我们应当见见面。”
赫鲁晓夫的助手记载：已计划在皮聪达休假之后与元帅会面。当乌云渐浓之时，赫鲁晓夫感到他正在失去支持，便决定依靠这位民族英雄。从现象看来，他想让朱可夫元帅重返政坛，确切地说，是想吁请其助自己一臂之力。假如朱可夫在1964年仍是国防部长，赫鲁晓夫的对手们就不可能指望得到军队的协助。
赫鲁晓夫放话要解散主席团，只会让他的对手们团结起来。过于自信使赫鲁晓夫尚未来得及收拾掉对手之前，人家已经抢先一步迫使他退职了……
9月29日，波德戈尔内往切尔卡瑟给谢列斯特打电话，让他火速飞赴克里米亚迎接前去疗养的赫鲁晓夫，还要求事后详细转告谈话的内容，并让他在赫鲁晓夫身边安插一个可靠之人，留心其情绪变化。
10月1日，谢列斯特在辛菲罗波尔迎接到赫鲁晓夫。后者半开玩笑地问道：
“您为什么在这里呢？我这是在休息，而你应当工作呀。”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迎接您正是我的职责，您可是踏上了我们共和国的地面啊。也许，您这里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赫鲁晓夫让他和自己同乘一辆汽车，随后又邀请他共进午餐。
谢列斯特觉得，赫鲁晓夫似乎有话要说。
他大骂意识形态战线的工作人员，称中央委员会书记苏斯洛夫为“套中人”，称勃列日涅夫为饶舌者。他埋怨波德戈尔内说，本来将其当作优秀的高素质干部调到莫斯科，却一直没有什么特别的作为。
“我们的主席团是一帮老头子，”赫鲁晓夫继续说道，“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爱说不爱做。眼看我已经年逾古稀，不再像往日那般意气风发、精力充沛，应当考虑合适的接班人问题了。必须将年纪轻、素质好、40至45岁的人推上领导岗位。我们可不是长生不老之人，再过两三年，我们许多人都得退休了。”
这并非赫鲁晓夫与谢列斯特的第一次坦率交谈。此次事件之前数月，1964年3月间，赫鲁晓夫让谢列斯特随同自己出访匈牙利。几乎每天傍晚他们都在专供苏联领导人使用的官邸散步。赫鲁晓夫屡次非议党的领导层中的同事，尤其是勃列日涅夫和主要思想家苏斯洛夫。
谢列斯特只是倾听，一言不发。据他观察，赫鲁晓夫处于十分激动的状态。他身后寸步不离地紧跟着克格勃九局（最高权力机关卫队）的一名工作人员。有一瞬间这名保卫人员太靠近赫鲁晓夫了，他便勃然大怒：
“您想干什么？您干吗要偷听和跟踪我？干你自己的事情去！”
谢列斯特试图说服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他可是在执勤啊。”
赫鲁晓夫仍然怒不可遏地回答说：“如果他在执勤，那就让他执行自己的勤务好了，而不要偷听。我可了解他们。”
赫鲁晓夫感到，危险来自克格勃，而他所怀疑的并不是那些人。他认为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及其前任谢列平都是忠诚于他的人。他亲手将这些年轻人提拔到高位，但关于他们的心思和计划，他却全然想错了……
此日赫鲁晓夫动身进山——猎取欧洲盘羊。赫鲁晓夫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枪手。但10月3日，他觉得克里米亚天气恶化了，他要转移到皮聪达去。更重要的是，米高扬也在那里休养。
赫鲁晓夫离开之后，谢列斯特用高频电话与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通话。勃列日涅夫意味深长地向谢列斯特转达了波利扬斯基和乌斯季诺夫[5]的问候，后者不久前刚刚就任政府副总理兼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主席。这就意味着他们也“入伙”了。
勃列日涅夫告知，他试图让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列奇科[6]元帅共襄此举，但那一位吓坏了，避而不谈。
谢列斯特与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7]元帅数次交谈。马利诺夫斯基称，军队不会参与解决国内政治问题，亦即不会保卫赫鲁晓夫。10月10日则保证说，他将与大家一道反对赫鲁晓夫。
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得以高升甚至保全性命，全都多亏了赫鲁晓夫。1942年，斯大林得到马利诺夫斯基方面军出了岔子的情报，打算将这位将军交付肃反工作人员。但赫鲁晓夫立即为其担保，照管了马利诺夫斯基整整一年，终于救了这位未来部长一命。
元帅又是如何报答恩人的呢？已经是赫鲁晓夫退休之后，11月7日的节日招待会席间，马利诺夫斯基高声为反对美国祝酒。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朝他走过来，祝贺他的反帝祝酒干得好。周恩来看看领导人更替之后莫斯科的情况如何。
马利诺夫斯基可能喝得有点多了，对周恩来说道：
“让我们为苏中友谊干上一杯。我们已经将自己的傻瓜尼基塔赶下了台，请你们对毛泽东也如法炮制。这样，我们的形势必定一片大好。”
怫然而怒的周恩来退出了招待会，爆发了一场风波。不过马利诺夫斯基这句话首先很好地说明了他自己的为人。赫鲁晓夫无望获得他所救助之人的最起码的感激之情……
[1] 谢尔盖·尼基蒂奇·赫鲁晓夫（Серге́й Ники́тич Хрущёв，1935年7月2日——2020年6月18日），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儿子。1958年起从事科学研究，曾任电控机械研究所副所长。1991年移居美国，在布朗大学教授政治学。2020年去世。
[2]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伊格纳托夫（Никола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Игнатов，1901年5月16日——1966年11月14日），出身于木匠家庭。1917年加入赤卫队。1918年加入红军。1921年加入契卡。1924年加入俄共（布）。1934—1937年任列宁格勒戈兹纳克工厂党委书记。1937—1938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列宁斯基区委第一书记。1937—196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在任期间于1957—1961年任主席团委员。1938—1940年任联共（布）古比雪夫省委书记。1939—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41—1943年任联共（布）奥廖尔省委第二书记。1944—1948年任联共（布）奥廖尔省委第一书记。1949—1952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52—1953年任采购部长、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2—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先后调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第二书记、市委第一书记和沃罗涅日市委第一书记。1954—1955年任苏共沃罗涅日省委第一书记。1955—1957年任苏共高尔基省委第一书记。1956—1957年、1962—1966年任苏共中央俄罗斯局委员。1957—196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9年4—11月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1962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61—1962年任部长会议国家采购委员会主席。1962—196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6年去世。
[3] 瓦西里·巴甫洛维奇·姆扎瓦纳泽（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Мжавана́дзе，1902年9月20日——1988年8月31日），1924年加入红军，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1940—1941年任波罗的海军区政治部部长。1941年1—11月任第16师政委。卫国战争爆发后，于1941—1942年任列宁格勒前线滨海战区军事委员会委员，1942—1944年任第42集团军政委，1944—1945年任第21集团军政委。1945—1946年任哈尔科夫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1947—1950年任基辅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1949—1954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49—197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0—1953年任喀尔巴阡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1953年退役。1953—1972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6—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7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2年—1964年任苏共中央高加索局委员。1972年退休。
[4] 列昂尼德·米特罗法诺维奇·扎米亚京（Леонид Митрофанович Замятин，1922年3月9日——2019年6月19日），苏联外交官。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6—1948年任外交部第三欧洲司随员。1952—1953年任外交部第三欧洲司司长助理。1953—1957年任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1957—1959年任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副代表。1960—1962年任外交部美洲司副司长。1962—1970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1970—1978年任塔斯社总经理。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8—1986年任苏共中央对外信息部部长。1986—1991年任驻英国大使。1991年退休。
[5] 德米特里·费多洛维奇·乌斯季诺夫（Дмитрий Фёдорович Устинов，1908年10月30日——1984年12月20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18年进厂做工。1922年加入红军。1923年参与镇压巴斯马奇叛乱。1927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6年任军备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军备部长。1946—1950年、1954—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8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7年任国防工业部长。1957—1963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军事工业问题委员会主席。1963—1965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65—1976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7—1984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4年任国防部长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4年逝世。
[6] 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格列奇科（Андрей Антонович Гречко，1903年10月4日——1976年4月26日），1919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曾任南部阵线第12军团司令、第47军团司令、沃罗涅日部队副司令。1945—1953年任基辅军区司令。1953—1957年任驻东德部队总司令，在任期间参与镇压了东德1953年6月起义。1957—1960年任苏军总司令。1957—1967年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60—1967年任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1967—1976年任国防部长，在任期间于1968年参与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1961—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3—197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6年在莫斯科逝世。
[7] 罗迪昂·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Родион Яковлевич Малиновский，1898年11月22日——1967年3月31日），1914年入伍。1919年加入红军。1937—1938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卫国战争期间曾任南方阵线部队司令、沃罗涅日阵线副司令、第2集团军司令。1944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47—1953年任远东总司令。1953—1956年任远东军区司令。1956—1957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7—1967年任国防部长。1956—196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7年在莫斯科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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