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勃列日涅夫时代（2011）
第4章 层层渗透
当年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谢列斯特讲述过推翻赫鲁晓夫的准备情况。
1964年7月，他正在克里米亚第5号国家别墅“洽伊尔”中疗养。卫队预告说，勃列日涅夫要来看望他。谢列斯特感到奇怪：他与勃列日涅夫的关系并不亲密。他所期待的是波德戈尔内，此人也正在附近的“穆霍拉特卡”别墅疗养，他们两人关系友好。波德戈尔内调职莫斯科之前为乌克兰的领导人，正是他提拔了谢列斯特。他担任苏共中央书记之后，依然对谢列斯特常加照护。
勃列日涅夫来了。他们在长椅上落座。谢列斯特的小孙子跑了过来，他和爷爷一样，名叫彼得。
“你叫什么名字呀？”勃列日涅夫亲切地问他。
小男孩回答之后，转而好奇地问：
“那你叫什么？”
“我叫廖尼亚叔叔。”
别佳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噢，我知道了。你是电影放映室的廖尼亚叔叔。”
勃列日涅夫略显尴尬，但事情很快便弄明白了：勃列日涅夫长得很像那个与他同名的电影放映员，此人常来国家别墅为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一家放电影。自此之后，勃列日涅夫与谢列斯特交谈时必定会请求说：“彼特罗，别忘了向孙子转达放映室廖尼亚叔叔的问候。”
勃列日涅夫和谢列斯特洗过澡，在凉亭里坐下。勃列日涅夫开始询问乌克兰的情况。他好像顺便似地提了一个问题：
“赫鲁晓夫对你的态度如何？”
“我觉得，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对待我很温和，一如大领导人对待年轻人那样，”谢列斯特措词严谨地回答道。“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斥责人，他也不曾耍粗暴态度。”
“这是当面，背地里说的可能就是另一套了。他说话总是这样。”勃列日涅夫嘟囔着说。
谢列斯特不知所措，心想，勃列日涅夫了解赫鲁晓夫对他的真正态度。为了以防万一，便说道：“赫鲁晓夫处在这样高的地位，他没有必要当面讲一套，背后讲一套。而且总的说来，他的责任和负担都很重，即便讲了什么不客气的话，我们也应当加以谅解。不过他生性不是个记仇的人，相反，倒是心地善良，乐于助人。”
“你对他了解太少了，”勃列日涅夫不满地回应，“你局限于外地，什么也看不着、感觉不到。”
谢列斯特恼了：“谁应该做什么事情，他就做什么事情。”
“确实是这样，不过看待所发生的事情时，目光应当开阔一些。党内、国内所发生的一切，都源于你们中央主席团委员。我们发现，你们全都附和赫鲁晓夫，带头向他鼓掌。可我们很难同赫鲁晓夫一道工作。我这次来就是想和你坦率地谈谈这方面的事。彼特罗，谁都不应当知道我俩的这次谈话哦。”
午饭时间到了，勃列日涅夫并不推辞喝上两杯。放松下来之后，他朗诵起诗来，还数次含蓄地对谢列斯特的妻子说：“彼特罗不明白我的话。”
午餐延续了很长时间。他们出门来到外面时，天已经黑了。酒后的谈话变得较为坦率。
“彼特罗，你应该帮助我们，支持我们！”勃列日涅夫说。
谢列斯特并不急于做出最终答复：“我不明白，究竟需要在什么事情上支持谁？你解释一下吧。”
“赫鲁晓夫极不尊重我们，常说粗话，给我们起绰号、扣帽子，遇事擅自作出决定。不久前还宣布，我们的领导层已经老迈，必须年轻化。他打算把我们大家统统赶走。”勃列日涅夫回答。
勃列日涅夫所言不虚。谢列斯特即曾亲自听到赫鲁晓夫讲过：“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老头子成堆……”
“你多少岁了？”勃列日涅夫问。
“满55了。”
“这么说，按照赫鲁晓夫的看法，你也是老头子了。”
“赫鲁晓夫为干部年轻化操心，这很好，是应当一代代传承。”谢列斯特继续做戏。
“你把我的话理解错了，”勃列日涅夫说，“必须明白，实际上他是想赶走富有经验的干部，好让自己决定一切事情……”他皱了皱眉头又补充说道：“很遗憾，你不肯理解我。对我们的谈话可得严守秘密。”
谢列斯特憋不住说：“如果您信不过我，那就没有必要到我这儿来，至于保密之类的话，请您再也不要向我提起了。”
勃列日涅夫突然意识到了不妥：“彼特罗，你要正确理解我的话。提起这一切我很难过，但我们没有别的出路。赫鲁晓夫一直欺侮我们，没有活路了。”他顿时热泪盈眶，“没有你，没有乌克兰共产党这样大的组织，我们就不可能采取什么行动。”
“你们大家应该开个会，坦诚地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谈谈他的缺点。”谢列斯特劝告说，“我觉得，他是会理解的。”
“你这样说是因为你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勃列日涅夫打断了他的话，“如果我们试图这样去做，他准会将我们统统赶走。”
他们回到别墅里，又喝了点酒，吃了点东西。
勃列日涅夫拥抱了谢列斯特，热烈亲吻一番，意味深长地说：“彼特罗，我对你抱有很大的希望。”
勃列日涅夫离去了，谢列斯特则几乎直至天明都在堤岸上来回踱步，反复斟酌他该怎么办，究竟站在哪一方。他自己也有点害怕难以预料的赫鲁晓夫，同样对不断折腾的第一书记感到厌倦。
赫鲁晓夫高高兴兴地来到基辅，在共和国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大骂当地领导人：“乌克兰认输了，形势引起了不安……工作干得不好……我已经批评了乌克兰领导人，但在用餐时间你提出批评，他们满不在乎，而现在你当众批评的时候，我才看见他们畏缩了……最近数年一到夏天，大大小小的领导人全都唯恐错过在黑海泡澡的最佳季节。好在如今你们得到了克里米亚，因而有了地方可去。同志们，谁同我一道在乌克兰工作过，他就知道，我在乌克兰干了整整13年，在这13年中我仅仅休过一次假……”
谢列斯特和乌克兰的其他领导人当着他们下属的面，只有被迫不冷不热地笑着对赫鲁晓夫鼓掌。
早晨谢列斯特往穆霍拉特卡给波德戈尔内打电话，告诉他说头一天勃列日涅夫来过。波德戈尔内很感兴趣：“你这会儿在干什么？”
“在重温昨天的谈话。”
“如果可以，到我这儿来吧，咱们一块儿重温。”
谢列斯特向波德戈尔内详尽地转述了与勃列日涅夫的谈话。波德戈尔内仔细听他讲完后说道：“所有这些我全都知道。”
原来，勃列日涅夫已经去过波德戈尔内那里，并且转述了那次谈话的主要内容。
谢列斯特感到奇怪：“那你干吗还要让我重说一遍？”
波德戈尔内坦白地承认：“我不知道勃列日涅夫是否把一切全都告诉我了。”
波德戈尔内并不那么信得过勃列日涅夫。这次政治密谋参与者中的任何一个人，在最后关头都有可能向赫鲁晓夫和盘托出，从而毁掉其余的人。
谢列斯特打探，为何去找他的是勃列日涅夫，而非波德戈尔内。
“就应该这样，”波德戈尔内神秘地回答说，“过些时候你就知道了。”
谢列斯特自己也能猜得到。勃列日涅夫信不过波德戈尔内，不想从其口中知道谢列斯特站在谁一边，而是要亲自加以证实。
波德戈尔内说，情况很严重。
“我明白，”谢列斯特点了点头，“勃列日涅夫在和我谈话时甚至哭了。”
“真的？”波德戈尔内讥嘲地重问了一遍。
“的的确确。”谢列斯特肯定地说。
“你不要太相信这一招，”波德戈尔内指出，“记住一句谚语：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他们从二楼的阳台上看见了勃列日涅夫。
“不过你别表现出知道他已经来过我这里的样子。”波德戈尔内提醒谢列斯特。
勃列日涅夫重又提起与赫鲁晓夫很难共事的话题，历数其种种错误。将农业变成了他垄断的领地；在国民经济中进行无休无止的改组；把党的组织分割为城市和农村两部分；蔑视意识形态问题，声称那都是闲扯，需要做的应当是具体的工作……
谢列斯特再次表示大家应该开个会，向赫鲁晓夫讲出自己的意见。
“我可告诉你，”勃列日涅夫忍不住了，“谁若是第一个提到这事，谁就会被赶出领导班子。”
谢列斯特意味深长地瞧了瞧勃列日涅夫，随后又望了望波德戈尔内。波德戈尔内加入了这场演出。
“咱们就别再玩捉迷藏了。我知道你和勃列日涅夫的谈话。彼特罗，你要正确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应当出席中央全会，没有乌克兰和乌克兰所选出的中央委员的意见，这个问题不可能解决。尽人皆知，乌克兰党举足轻重，也是赫鲁晓夫的主要靠山。因此你应当着手开诚布公但又小心谨慎地同你那里所有进入苏共中央委员会班子的同志谈谈，这些人在乌克兰不少——一共36个。或许，也应该同信得过的积极分子进行谈话。”
“为了正义的事业，谈谈是可以的，”谢列斯特回答说，“尽管这很冒险。不过有三个人我不能信任，就是谢宁[1]、科尔涅伊丘克[2]和伊瓦先科[3]。他们准会以私人方式立即把一切都转告赫鲁晓夫。”
奥莉加·伊瓦先科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分管国防工业部门），对赫鲁晓夫极富好感。
谢宁自1953年起即担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赫鲁晓夫和谢宁小时候在工厂里的同一个班上学，从那时起就很要好。
科尔涅伊丘克是著名的戏剧家、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和院士，并未担任官职，但从斯大林时代以来一直是苏共中央委员。
8月12日，谢列斯特用电话向赫鲁晓夫汇报共和国的工作。
8月14日，勃列日涅夫来电话，要他详细转述与赫鲁晓夫的谈话。
8月21日，波德戈尔内飞抵基辅。现在已经是谢列斯特开始不安了，事情具有了旷日持久的性质，但如果拖延下去，可能会变得很危险。
“必须更加坚决地采取行动，否则我们可能被出卖。”波德戈尔内说。
“谁能完成这个任务呢？”谢列斯特问。
“我回到莫斯科后，要大力敦促廖尼亚。他胆怯了。”波德戈尔内回答说。
9月中旬，勃列日涅夫率领代表团前往保加利亚，在基辅停留了数小时。谢列斯特在机场迎接代表团，将勃列日涅夫单独领进中央委员会大厦，开始劝导他：
“事情牵连的人太多了，拖延不决会引发许多祸患的。”
勃列日涅夫信心十足地回答道：“你不必担心。我们正在采取各种措施，但如何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还不知道。还要进行商量。”
9月26日，星期六，苏共中央主席团扩大会议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举行，由赫鲁晓夫主持。会议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七年计划。出席会议的许多人都知道有人准备搞掉赫鲁晓夫。
“不过，无论实施所构想之事的日期抑或具体方式，暂时谁都不确切了解，”谢列斯特回忆说，“甚至组织者们自己也仍然处于一种心情沮丧、缺乏信心和模棱两可的状态。”
因此出席会议的人依然对赫鲁晓夫表示十足的忠诚和崇敬。会后少部分国家领导人会聚在中央主席团房间内。赫鲁晓夫问：“嗯，同志们，你们对所采取的措施和我的讲话有何意见？”
主席团委员们开始争先恐后地说，各方面都好极了。赫鲁晓夫吩咐中央委员会书记们筹备中央全会例会，说他即将去休假。
数日之后波德戈尔内从境外归来时，由于天气恶劣的原因在基辅“迫降”。他与谢列斯特彻夜长谈，谢列斯特详细讲述了他已经同中央委员会中的哪些人谈过话。与许多人都当即取得相互理解，但有一个人张皇失措，谈话无果而终。
波德戈尔内警告说：“你要小心些。”
他们依然畏惧赫鲁晓夫。
“只要他一句话，”谢列斯特回忆道，“我们许多人便会遭到‘无害化处理’，被孤立起来，甚至被干掉，因为现在所进行的政治密谋就其实质和方式而言都是反对政府首脑，这种事情的结局如何尽人皆知……”
波德戈尔内将莫斯科的事情进展情况告诉了谢列斯特，有些主席团委员动摇不定。不得不恐吓某些人，使他们至少保持沉默……
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力劝谢列斯特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科罗琴科[4]谈谈，此人曾多年与赫鲁晓夫共事，30年代任莫斯科州委书记。大镇压时期即将被逮捕，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面前为之辩解，救了他一命。
谢列斯特冒险摊牌。科罗琴科想了想后做出决断：
“我很早就认识赫鲁晓夫了。他是个优秀组织者，忠诚的共产党员，但在目前这个职位上他显然太刚愎自用了——认为自己就是领袖。他做了许多政治方面的错事。看来，让他从这个职位上退下来，对他，对党都要好一些，而且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应当分开。年届70很难管理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何况尼基塔已是一副老年人的脾气。”
“杰米扬·谢尔盖耶维奇，我该如何向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转达呢？”谢列斯特问。
“你就说，我和你们站在一起，而且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就这个问题在任何场合发言。”
又有一个赫鲁晓夫的忠实战士，本来在很多方面都应该感谢赫鲁晓夫，却轻易地便叛卖了他。
[1] 伊万·谢苗诺维奇·谢宁（Иван Семенович Сенин，1903年12月26日——1981年？月？日），1920年加入俄共（布）。1938—1939年任乌克兰副轻工业人民委员。1939—1940年任乌克兰轻工业人民委员。1940—1942年、1943—1953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53年5—9月任乌克兰地方和燃料工业部部长。1953—1965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7—1959年兼任乌克兰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5年退休。
[2] 亚历山大·叶夫多基莫维奇·科尔涅伊丘克（Алекса́ндр Евдоки́мович Корнейчу́к，1905年5月12日——1972年5月14日），苏联作家、剧作家、记者。1929年起从事文学活动。1934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并于1934—1941年、1946—1953年任乌克兰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1937—197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0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服役于红军，在西南阵线政治部门工作。1943—1944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44年2—7月任乌克兰外交人民委员。1947—1953年、1959—1972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1949—1972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52—1972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4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1959—1972年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委员。1972年在基辅逝世。
[3] 奥尔加·伊里尼奇娜·伊瓦先科（О́льга Ильи́нична Ива́щенко，1906年11月12日——1989年5月20日），1928年加入联共（布）。1950—1954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基辅省委第二书记。1952—1966年任乌共中央委员。1954—1965年任乌共中央书记。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7—1960年任乌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0—1965年任乌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5年退休。
[4] 德米安·谢尔盖耶维奇·科罗琴科（Демьян Сергеевич Коротченко，1894年11月29日——1969年4月7日），出身于贫农家庭。二月革命后参加了士兵苏维埃的活动。1918年在乌克兰参加红色游击队，并参加了俄共（布）。1919年加入红军。1921—1923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肖斯特卡区委书记。1923—1925年任乌共（布）切尔尼戈夫执行委员会书记。1925—1928年任乌共（布）佩尔沃迈斯基区委书记。1927—1930年任乌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30—1931年任联共（布）莫斯科鲍曼区委农业部长。1931—1934年任莫斯科鲍曼斯基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1936年任联共（布）莫斯科鲍曼斯基区委第一书记。1936—1937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委第二书记。1937—1938年任乌共（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38—1939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38—1949年任乌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38—1969年任乌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9—1946年任乌共（布）中央第三书记。1946—1947年任乌共中央第二书记。1947年3—12月任乌共中央工业部书记。1947—1954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4—1969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9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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