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1982）
第五章 热月党国民公会。资产阶级的反动和人民运动的终结（1794年7月—1795年5月）
罗伯斯庇尔既倒，革命政府也没能维持下去。反动势力迅速加强了。除政治斗争的复杂激烈之外，社会方面的反动使热月派统治时期更为引人注目。共和二年制度的社会内容具有人民性，它主要表现为风月法令和国家救济等措施。在政治方面，它允许人民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由此打破了制宪议会为资产阶级利益而建立的财富特权与政治垄断。
无疑，人民运动和强行建立革命政府的巴黎无套裤汉从共和二年芽月起开始退却。当时，救国委员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人民性已经减弱。从这个角度看，热月9日事变并非一种断裂，而是渐进过程的加速。从共和二年热月到翌年春天，反动一直在发展，但没有取得任何成就。资产阶级革命和人民运动，绅士们和无套裤汉在相互对峙着。这是决定性的时期；在这一年里，一部分人希望发生一场能最后保证大革命前途的人民大起义，另一部分人则为此而担忧。巴黎人民自1789年以来还没有被击败过。
共和三年牧月的失败标志着大革命中巴黎无套裤汉政治作用的结束和人民运动的最终覆灭。大革命重新走上资产阶级轨道。
Ⅰ．热月反动的发展
热月党统治时期充满复杂的政治斗争，但政治斗争的错综复杂并不能掩盖斗争的实质：”绅士们”（不久后，他们被称为“显贵”）想把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店主、伙计，即曾把自己的法律强加于他们的无套裤汉，从政治生活中驱逐出去。同1793年人民运动高潮期间一样，山岳派中的少数人同日益壮大的反动多数派之间展开了议会斗争。这种斗争与基层更广泛的冲突结合在一起。反动派和共和二年的革命派到处在互相搏斗。但是，由于迷失方向、陷入混乱和失去了骨干，人民运动——这个在1793年曾促进过大革命的因素，现在只是一种抵抗的力量了，它只能且战且退。
1．革命政府的解体和恐怖统治的终结（1794年夏）
摆脱了罗伯斯庇尔派的救国委员会曾经想维持政府的体制。热月10日（1794年7月28日），巴雷尔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在国民公会宣布，热月9日的事件只是一个“不伤害政府完整性的局部震荡”，“经过正本清源的政权提供了更强大的生命力，各政府委员会得到了进一步清洗，革命政府的力掀由此将百倍加强”。同时，巴雷尔还抨击“某些谈论宽容的乔装贵族”；“宽容！宽容只能对那些无意的过错而言，而贵族们的阴谋属于重罪，他们的过错就是罪行。”
事实上，共和二年的政府体制已失去它的基本特征，即失去稳定性和集权性，并随着恐怖统治的废除失去了它的“强制力”。因而，它几个星期就解体了。
政府的稳定性从共和二年热月11日（1794年7月29日）起遭到破坏。这一天，国民公会根据塔利安的建议作出决定；今后各政府委员会每月应更换1/4成员，换下来的成员一个月后才有重新当选的资格。救国委员会中科多尔省的普里厄和让邦·圣安德烈立刻被排除，并被塔利安和丹东派分子蒂里奥所取代。这一现象意味深长。不久，这个共和二年的大委员会的老成员只剩下卡诺一人。中的达维德、雅戈、拉维孔特里等著名罗伯斯庇尔派分子也被开除，换上了勒让德尔和梅兰（蒂翁维尔人）一类人物。即使有些国民公会议员在政府中仍拥有影响，领导集团的稳定性却不复存在了。
共和二年果月7日（1794年8月24日）法令既出，集权统治便告完结。在此之前，救国委员会的优势地位一直保证着政府的统一。这种优势地位从热月11日起便受到掌管财政委员会和控制国库（在共和二年中，唯有该部门没受到大委员会的控制）的康邦的攻击。巴雷尔于13日作出反击，说有人想就此建立“道德的联邦主义”。国民公会一度踌躇不定，但终于通过了符合康邦动议的果月7日法令。由此建立起16个委员会，其中12个主要的委员会各统管一个执行部门。救国委员会的职权被削减到仅限于战争和外交方面。还保持若治安权和监视权。立法委员会的重要性大增；内政管理和法庭事务均属于它的权限。集权统治结束了，政权主要被政府的3个委员会所瓜分。
与此同时，恐怖统治也被废止了，革命政府的“强制力”随着它的其他动力一起消失了。牧月22日法令于热月14日（1794年8月1日）被撤销。富基埃-坦维尔银销下狱后，革命法庭便不再起作用。热月23日（1794年8月10日），根据梅兰（杜埃人）提出的报告，革命法庭受到改组。后来进行的一些“动机审讯”，使所有被告，即使是罪证确凿的，都获得开释，借口是他们并没有受到任何反革命动机的驱使。热月9日后，各革命委员会受到猖狂的围剿。果月7日（1794年8月24日），这些革命委员会终被取消，代之而起的是大城市中的区监督委员会和外省的县监督委员会。巴黎的48个老区被重新组合成12个新区。新建立的监督委员会作为公民委员会，成了独立于区民大会（该大会从果月4日，即1794年8月21日起被限定每10天召开1次）的政府机关。监狱敞开了大门，嫌疑犯纷纷获释。从热月18日到23日（1794年8月5-10日），仅在巴黎就有近500名嫌疑犯陆续出狱。恐怖统治就此告终。
2．温和派、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1794年8-10月）
尽管原恐怖主义者竭力抗争，政治反动仍迅速表现出来。果月9日（1794年8月26日），梅埃（拉图什人）发表了措词激烈的小册子《罗伯斯庇尔的尾巴》，对恐怖主义者进行谴责。果月12日（8月29日），勒库安特尔攻击巴雷尔、比约-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参与了暴政。3人遂提出辞职，退出救国委员会。共和二年的统治集团在一个月间被清除了。
在国民公会，山岳派丧失了全部影响，充其量只是一个“山脊派”了。这个“山脊派”的队伍还在不断缩小，分化出许许多多的变节分子。占多数的中间派——平原派，则由于那些改悔的恐怖主义者和山岳派分裂分子的归附而加强了力量，并取得优势。康巴塞雷斯和梅兰（杜埃人）成为平原派的重要首领。该派别的社会倾向是很明确的。他们反对统制经济，也反对社会民主。他们属于资产阶级，希望恢复资产阶级的优势地位，重建社会等级制，使人民重新处于从属地位。果月27日（1794年9月13日），山脊派分子法约提议，采取新的、有利于“非有产者共和派或小土地所有者”的方式出售国有财产。下夏朗特省议员洛佐当即予以反驳；”在一个由2400万人组成的共和国里，让所有的人都成为自耕农是不可能的，让大多数国民成为有产者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所有人都去耕种土地或葡萄园，商业、工艺和工业很快就会毁灭殆尽。”
热月党抛弃了人民大众建立独立小生产者国家的理想。然而，跟大革命血肉相连的平原派分子仍打算保卫共和国。共和三年雾月25日（1794年11月15日），他们以法典的形式把对流亡贵族的刑罚保持了下来。他们的政策是团结所有1789年的爱国者以堵塞反革命的道路，巩固现行制度。但是，正如1793年的情形一样，国民公会仍不能自主，它只能屈从外部的压力。
在巴黎，从共和二年热月到共和三年雾月（1794年8-10月），3种政治派别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相互对峙，形成了一种三角冲突。温和派想按1791年的方式恢复绅士们（即富裕的资产阶级）的优势地位。“新埃贝尔派”聚集在选举俱乐部里，掌握着博物馆区，它代表敌视革命政府的各民众派别。它要求在巴黎重建由选举产生的市政府，实施1793年的民主宪法。雅各宾派则仍旧主张保持战时政府的中央集权和共和二年的镇压手段。
选举俱乐部运动分裂了人民的力量，孤立了雅各宾派，从而使反动势力得以发展。”新埃贝尔派”仅仅出于反恐怖主义和反罗伯斯庇尔的狂热便与温和派联合起来，由此促成一场新的演变。这一演变的后果将使他们痛惜不已。选举俱乐部成立于热月9日之后。在原”埃贝尔派”分子勒格雷和原忿激派分子瓦尔莱的鼓动下，掀起了一场反对共和二年体制的运动。这场运动得到巴贝夫《出版自由报》的支持。巴贝夫没有看到这些政治斗争所反映的社会冲突，他于果月19日（1794年9月5日）写道；”热月10日标志着我们恢复自由的工作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在共和三年葡月1日（1794年9月22日）出版的该报上，巴贝夫提出法国只存在两个派别；”一派主张保持罗伯斯庇尔政府；另一派则主张重建以永恒人权为唯一基础的政府。”
虽然巴贝夫、选举俱乐部和温和反动派之间不曾串通过（如乔治·勒费弗尔所说），但巴贝夫和选举俱乐部的行动促成了温和反动派的得势，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巴贝夫在霜月28日（1794年12月18日）的《人民的保民官报》上曾承认过这一点。
从热月11日（1794年7月29日）起，雅各宾俱乐部在勒让德尔的倡导下重新开放，由此开始了雅各宾派的抵抗运动。果月17日（1794年9月3日），根据卡里耶的要求，弗雷隆、勒库安特尔、塔利安等变节的恐怖主义者被开除出俱乐部。在奥杜安的《宇宙报》以及夏斯勒和勒布瓦的《人民之友报》的支持下，雅各宾派要求恢复恐怖制度，”把敢于自我暴露的贵族消灭掉”。果月19日（1794年9月5日），该俱乐部采纳了第戎雅各宾派的请愿，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纲领。其内容包括实行惩治嫌疑犯法，重新审议关于”动机审讯”的法令，开除一切贵族和教士的公职和限制出版自由。第戎雅各宾派的请愿书在巴黎得到8个区的拥护，一场真正的雅各宾运动在果月形成了。这场运动在共和二年第5无套裤汉H（9月21日）移送马拉遗骸入祀先贤祠的过程中达到最高潮。第4无套裤汉日（9月20日）那一天，兰代曾推动国民公会通过一项妥协计划。他在报告中允诺保护原恐怖主义者，但拒绝展开革命的镇压运动，并谴责了那些梦想实现“财富转移”的人。他还提议恢复商业活动自由。这一报告在共和三年葡月10日（1794年10月1日）受到巴黎10来个区大部分雅各宾派的猛烈扞击。雅各宾派鼓动的这种区民骚动使被反动激流裹挟而去的大部分国民公会议员感到不安。然而，“新埃贝尔派”和雅各宾派这两个都在寻求人民支持的派别竟在相互对抗中同归于尽；胜利落到了温和派手里。
温和派的进攻使所有从右边反对共和二年体制、特别是反对雅各宾派的人（保守的资产阶级、君主派、立宪派及各种多少被认为是旧制度拥护者的人）结成一个奇怪的联盟。他们的纲领是向恐怖主义者复仇、制服无套裤汉、阻止恢复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因而是完全消极的。他们拥有两大行动手段；一个是报刊；另一个更为重要，即”金色青年”团伙。
反动报刊现在占据上风，因为它们拥有富足的资助，而所有雅各宾派的报纸都失去了政府津贴。根据《法兰西共和国报》主编小拉克勒泰尔的建议，右派报人们为共同制定反革命策略组成了1个委员会。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让国民公会在经历过难以忍受的两年无政府时期之后返回正路”。他们当中有《政治通讯报》的迪索、《辩论报》的贝尔坦兄弟、《晚间信使报》的朗格卢瓦。弗雷隆的《人民演说家报》于果月25日（1794年9月11日）复刊，塔利安则于共和三年雾月1日（1794年10月22日）开始发行《公民之友报》。此外，还出现了许多指责雅各宾派的小册子，例如果月末出版的《剥去画皮的雅各宾派》和葡月里出版的《不受法律保护的雅各宾派》。这些报刊的攻击手段一般都是辱骂、诬告、诽谤和对所谓“嗜血者”、“无政府主义者”、“专横者”的讹诈。对康邦的攻击（说他是“专杀食利者的刽子手”、“财产领域中的罗伯斯庇尔”），或对在共和二年负责经济事务的兰代的攻击则反映了这类报刊运动的社会性质，说明那些“绅士”，即金钱显贵，绝不肯宽恕他们。
青年团伙在果月末成为反动势力的主要进攻手段。这些团伙由一些叛变的恐怖主义者，如弗雷隆（人们称那些团伙为“弗雷隆的金色青年”）、塔利安和梅兰（蒂翁维尔人）等人从资产阶级青年中招募而来。他们中有法院书记人员、银行职员和商店伙计。一些留在后方的军人、不按时应征入伍者和逃兵也加入了这一团伙，使之壮大了势力。
他们中一个名叫迪瓦尔的人曾在他的《热月回忆录》中写道；”我们都是，或几乎都是不服从征召的人。有人说，我们在巴黎街头服役比在桑布尔-默兹方面军服役对国家更有用处。”
青年团伙的成员以其垂在两颊的发辫和衣服上的方领为标志。他们手持木棍，集合时喊着“打倒雅各宾派！国民公会万岁！”的口号，或高唱《人民觉醒歌》（其副歌歌词是“他们逃不出我们的手心！”）。果月末，这帮被反对者称为”花花公子”的青年人在平等宫（那里的夏特勒咖啡馆是他们的总部）向雅各宾派或被认为是雅各宾派的人发动进攻，由此挑起了最初的武斗事件。在和经过清洗的各区监视委员会的同谋下，”金色青年”很快耀武扬威起来。更为阴险的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打着捍卫国民代议制的旗号对国民公会施加压力。反动派不久便开始向议会中犹豫不定的多数派发号施令，迫使他们在反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对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的摈弃（1794年10月-1795年3月）
在共和三年雾月，雅各宾俱乐部被解散了，选举俱乐部也停止了聚会，巴黎各区落到了反动势力手里。这一转变在热月时期的政治演变中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
雅各宾俱乐部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在最后几周里缺乏人民的支持。勒瓦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自从人民“辞别”之后，雅各宾俱乐部就只是“一根无力的杠杆”了。共和三年葡月25日（1794年10月16日），国民公会下令禁止各俱乐部相互串联和集体请愿，从而使雅各宾派的组织陷于瘫痪状态。雾月间，变节的人愈来愈多，“金色青年”的进攻也更加猖狂。雾月19日（1794年11月9日），“金色青年”对雅各宾俱乐部发动了第一次讨伐。两天以后，卡里耶案件为他们提供了决战的时机。卡里耶曾于前一年冬天向巴黎解送来132名南特人。这些人被革命法庭开释之后，卡里耶受到了追究。雾月21日（1794年11月11日），罗姆在国民公会提出对他进行起诉，但态度并不坚决。为了向议会施加压力，弗雷隆号令他的“金色青年”团伙；”让我们到兽穴去突袭猛兽！”当晚，他带着他们扑到奥诺雷街，直捣雅各宾俱乐部。两派间发生了武斗，后由军队恢复了秩序。于是，各政府委员会决定关闭雅各宾俱乐部，国民公会于第二天确认了这一决定。
选举俱乐部的末日不久也到来了。在雅各宾俱乐部被关闭后，选举俱乐部一度团结了所有人民反对派，因为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发展使左翼反对派敌视雅各宾的情绪大为收敛。但是，选举俱乐部从博物馆区聚会厅被赶出之后，遂于共和三年霜月初（1794年11月底）销声匿迹了。
雅各宾俱乐部和选举俱乐部这两个人民抵抗运动的中心被消灭后，对巴黎各区的征服便容易多了。从葡月底起，“金色青年”开始介入各区大会。“金色青年”的一个头头——朱利昂，成了杜伊勒利宫区的领导人。雅各宾派控制的各区渐渐都被夺走。梭镖区（原罗伯斯庇尔所在的区）似乎一直坚持到霜月10日（1794年11月30日）。一旦各区的活动分子被消灭，能够抵抗温和资产阶级和反抗反动势力的人民力量便全部清除了。搞垮了雅各宾派的名种机构之后，反动势力的矛头开始指向个人，白色恐怖日渐迫近。
在1794-1795年冬季，即共和三年霜月至风月期间，反恐怖主义和非无套裤汉化运动甚嚣尘上。这实际上是潜在的白色恐怖。这一运动不同于原来意义上的清洗（因为恐怖主义者的骨干分子在热月9日政变的第二天就被撤职了），复仇的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镇压对象首先是知名的恐怖主义者，而后范围逐渐扩大，所有前区级政府人员都受到株连。镇压还带有某种社会色彩；它通过打击原各区活动分子来摧毁整个共和主义价值体系。雅各宾俱乐部被取缔后，巴贝夫在共和三年霜月28日（1794年12月18日）的《人民的保民官报》上，谴责了这种挨弃激进共和主义及其所有标志的倒行逆施。
卡里耶受审后，开始了反恐怖主义运动。卡里耶于霜月3日（1794年11月23日）受到革命法庭传讯，26日（12月16日）被送上断头台。他曾拒绝承担南特溺杀事件的责任，但承担了依据惩治武装叛乱法而进行枪杀的责任。根据梅兰（杜埃人）的报告，75名曾抗议1793年5月31日一6月2日起义的吉伦特派议员于霜月18日（1794年12月8日）被召回国民公会。当年，多亏了罗伯斯庇尔他们才免上断头台。这些议员，加上同时被召回的几名辞职或被开除的议员，共78人（其中有多努一类的温和派、朗热内一类的反动派，甚至有萨拉丹一类倾向于王权主义的人），加强了右派势力。对原两委员会成员的攻击日益增多，于是国民公会于雪月7日作出让步，建立了一个审查巴雷尔、比约-瓦雷恩、科洛·代布瓦和瓦迪耶案件的委员会。康巴塞雷斯曾提议赦免他们，但白费唇舌。在此案悬而未决之际，为了摧毁国民公会温和派议员的抵抗，“金色青年”团伙进一步增强了压力。
与此同时，在巴黎各区发生了非无套裤汉化运动。48个区中至少有37个区成立了专门委员会以审查原区级人员的品行。11个区中有200名活动分子受到起诉（其中有152名革命特派员）。这些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利，遭到“公众的蔑视”，成为名副其实的贱民。政府即使没有支持这场运动，也是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霜月13日（1794年12月3日）法令反映出政府的这种放任态度；该法令要求交出共和二年特别收入（强制性公债、自愿捐款）的管理权。各区反动分子指控无套裤汉的主要内容反映了非无套裤汉化运动的社会性质，说明共和二年的经济、社会制度刺伤了资产阶级的感情。旧日的反囤积专员尤其成为众矢之的。物资征集、强制性公债、对囤积货物的没收，统统成了有损于财产权的罪行。“嗜血者”也被称为“平均主义者”，因为他们鼓吹过“分割财产”。共和二年，资产阶级在政治安全、经济利益和社会特权等方面受到损害。非无套裤汉化运动则是它反攻倒算的表观。
反恐怖主义的狂热情绪在共和三年冬季持续高涨。雨月11日（1795年1月30日），唐普尔区在国民公会控告该区原革命委员会，并请求国民公会“打击这些残暴的家伙”。风月11日（1795年3月1日），蒙特勒伊区的代表又在国民公会叫嚷；
“你们还等待什么？为什么不把这些吃人肉的家伙从地球上消灭掉？他们那苍白的脸色和塌陷的眼睛难道不足以说明他们是谁养大的吗？下令逮捕他们吧！……法律的利剑应当禁止他们呼吸空气。空气被他们污染得太久了。”
这时，花花公子们正在街上追打他们的政敌，进行所谓的“公民散步”（《晚间信使报》语）。他们洗劫被认为是雅各宾派的咖啡馆，并在雨月发动了剧院战，强迫雅各宾派演员当众认错，禁止唱《马赛曲》，要求唱《反对恐怖主义者的人民觉醒歌》。接着又展开了对马拉胸像的围剿。鉴于无套裤汉的抗议和武斗事件增多，各委员会作出让步；雨月21日（1795年2月9日），国民公会议会厅中勒佩勒蒂埃、马拉等自由殉道者的胸像，以及达维德表现他们遇难情景的绘画，在聚集在旁听席上的“金色青年”的掌声中被搬走。马拉的遗骸，以及为祖国牺牲的小英雄巴拉和维阿拉的遗骸，也被迁出先贤祠。杀人的呼声此伏彼起。风月4日（1795年2月22日），罗韦尔在谈到原恐怖主义者时声称：“如果你们不惩罚这些人，那么凡是法国人都有权杀死他们。”第二天（1795年2月23日），梅兰（杜埃人）促使国民公会通过一项法令，规定所有热月10日以来被撤职的公职人员必须回到他们以前所定居的市镇，以便在那里接受市政府的监督。在某些地区，这等于让他们去送死。风月12日（1795年3月2日），国民公会终于退让了，决定立即逮捕巴雷尔、比约-瓦雷恩、科洛·代布瓦和瓦迪耶。议会从此成了“金色青年”团伙的俘虏。“金色青年”的队伍则由于加入了日益增多的不服从征召入伍者、战场逃兵和急切要求收回被查抄财产的归国流亡者而变得更加强大。
在外省，白色恐怖早已开始。共和三年雨月14日（1795年2月2日），在里昂发生了第一起屠杀被拘押的原恐怖主义者的事件。从雪月起，整个东南部都开始发生对个人的谋杀。接着出现了一些帮会，如耶稣会，耶宇〔注：耶宇（Jehu，公元前841-前814年），古以色列王国第10位国王。——译者〕会或太阳会，专门迫害恐怖主义者、雅各宾派，和所有“1789年的爱国者”，尤其是国有财产获得者。国民公会特派员，如驻马赛的尚邦或驻瓦尔省的吉伦特派伊斯纳尔，他们即使没有鼓励，也是对此持放任态度。屠杀事件愈来愈多。在里昂，每天都有雅各宾派（当地人称之为“马特冯派”）遭到暗杀。在尼姆，一批囚犯在风月5日（1795年2月23日）被人杀害。被政府击败，且遭到一些议员谴责的雅各宾派失去了任何抵抗能力。
无能为力的国民公会没有干预这些屠杀事件。当时，苦于通货膨胀、饥寒交迫的人民正表现出日益强烈的暴动情绪，国民公会十分担心巴黎无套裤汉发动反攻，因此对过度的反动和白色恐怖不得不持容忍态度。
4．旧富人与新富人，时髦女郎与浪荡公子
伴随政治和社会的反动而来的是道德的反动。人民在共和二年被视为天生具有共和美德而备受赞美，现在却到处遭到白眼。“金色青年”的头目朱利昂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当人民群众”用个人的美德给自己带来光荣时，无疑是值得尊敬的”；但他们不应插手公共事务，否则他们的“简朴”就会变成粗鲁。“激进共和主义”在牧月足以构成被逮捕的理由。在共和二年受到谴责的奢侈风气现在被恢复了名誉。在一度受到压抑的有产阶级中，共和主义严肃刻苦的精神已被荒淫放荡所取代。霜月2日（1794年11月22日），“享乐的资产阶级的喉舌”——《晚间信使报》写道：“被恐怖驱走的优雅与欢笑现在又回到巴黎了。我们戴金色假发的漂亮妇女多可爱！无论是公共的音乐会还是社团界的音乐会都是那么美妙！……那帮嗜血者、比约、科洛之流和那帮疯子竞把这种观念的转变称作反革命。”
风行一时的无套裤汉装束——长裤、工作服，尤其是平直的头发和小红帽，现在已不流行。年轻的有产者穿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雪月8日（1794年12月28日），康邦谴责这种风气说：“最近有人穿养破衣装扮无套裤汉，他们的穿戴和语言都是荒诞不经的。”
跳舞之风大盛。到处（甚至在发生过9月屠杀的卡尔默狱和过去的圣絮尔皮斯墓地）都在举行公共舞会。有一种“牺牲者舞会”，只有那些家中有人死于断头台的人才能参加。参加者梳着蒂图斯式的发型〔注：蒂图斯（Titus，39-81年），古罗马皇帝（79-81年在位）。“蒂图斯式的发型”指一种前后一样短的发式，仿自古代蒂图斯的雕像。——译者〕，把脖子后的头发剪短（就像剑子手给即将上断头台的人剪的一样），颈部系着一隙红丝线。“你”的称呼被废除，“先生”、“太太”之类的称呼又出现，取代了“男公民”和“女公民”。
沙龙里的社交活动重新活跃起来。在雪月6日（1794年12月26日）成为塔利安夫人的卡巴吕斯被她的仰慕者奉为“热月圣母”。她住在库尔拉雷纳的“茅屋”别墅里，俨然成为“时髦女郎”们的楷模。她穿的那种希腊式的半透明短连衣裙风行一时。阿姆兰夫人、雷卡米埃夫人很快也名噪一时。当贵族、大资产阶级以及后来归国的流亡者恢复旧制度社交传统的时候，一度受恐怖统治压制的金融家、银行家、军火商、投机商占据了社会的首要地位。由此，旧统治阶级和那些在指券、国有财产和军需供应品投机中发财致富的人相互融合，开始形成新资产阶级。这是一个极为混杂的群体，走红的女演员（如拉孔塔）在其中起的作用甚大。许多厌倦道德的国民公会议员不是被人收买，便是随波逐流。蒂博多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就这样，共和派中出现了不少变节分子。其中有些是向王权主义让步，有些则纯粹是卖身投靠。”
时髦女郎和浪荡公子，这些为数很少的富人和二流子厚颜无耻的骄奢淫逸和怪诞风气激怒了坚待传统风尚的广大民众，也引起少数仍然忠于共和理想的政治家的不满。人民群众的极端贫困和少数人的奢侈腐化形成鲜明对照，突出表明了这场反动的社会性质。进入冬季后，饥荒日益严重，贫富更加悬殊，人民的愤怒情绪更趋强烈。
5．宗教的反动和对旺代叛乱者的大赦
宗教的反动也促进了反革命潮流的发展。
共和二年第2无套裤汉日（1794，年9月18日）法令实际上确立了政教分离。这一天，康邦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促使国民公会废除了有关宪政派教士的财政预算。由此，《教士法》被含蓄地废除，国家也完全世俗化了。惩治反抗派教士的措施仍然有效，教堂照旧关闭着。但随着反动的加强，许多法国人怀念往日的宗教仪式，教徒们终于提出了开放教堂的要求。过于理智化的公民崇拜现在已经失去任何爱国民主特征，再也不能激起无套裤汉的热情了。
宪政派教士渐渐恢复了宗教活动。雪月1日（1794年12月21日），卢瓦尔-歇尔省主教格雷古瓦要求完全的信仰自由。然而反抗派教士（在诺尔省绰号叫作“手提箱神甫”）只能秘密地做“瞎弥撒”。
共和三年雨月29日（1795年2月17日），根据拉若内的绥靖协议，旺代叛乱者获得了信仰自由。自此，信仰自由再不会遇到障碍了，风月3日（1795年2月21日），根据布瓦西·当格拉的报告，国民公会准许教士和教徒在他们自己的建筑物里做礼拜。政教分离得到进一步确认，各教堂被用来每旬做一次礼拜。礼拜仍然是个人的事，任何教士，只要向自由平等宣过誓（至少按1792年8月14日的誓词，俗称“小宣誓”），都可以做礼拜。但敲钟、穿教士服和接受公众津贴仍然被严格禁止。宪政派教士的宗教活动立刻在格雷古瓦（他出版过《宗教年鉴》）的指导下重新开展起来。参加过“小宣誓”的天主教教士出版了《宗教、政治和文学年鉴》。反抗派教士的秘密礼拜愈闹愈凶，同宪政派教士发生了许多冲突。1795年3月17日，马莱·迪庞写道；“国民公会重新造就了天主教徒，也就重新造就了王党分子……没有一个教士不向教徒表达他依恋王政的意识。”
天主教徒们仍然不满意。为了平息这种不满，国民公会准备作最后的让步。因为，因经济危机而发展壮大的人民反对派此时已经同国民公会发生了冲突。
对西部叛乱者的让步是本着同样的政策路线作出的。热月9日，夏雷特还占着马莱，萨皮诺控制着博卡日，斯托夫莱仍据守莫热。但是，在一些机动部队的不断打击下，他们的兵马损失惨重。然而，除了旺代叛乱之外，在布列塔尼和博卡日一带又发生了一系列朱安党掠夺事件。热月党既然已经放弃了恐怖政策和镇压行动，便打算用调和政策来平息西部叛乱。果月29日（1794年9月15日），奥什在接受指挥权时强调指出；恐怖统治已经结束。俘虏被释放，逃避服兵役者也得到了赦免。根据共和三年霜月12日（1794年12月2日）的规定，凡在1个月内归顺的叛乱者都可以得到赦免。1795年1月间，同王党首领的谈判开始了。叛乱者受到鼓舞，一边继续进行暗杀和抢劫活动（议员布尔索雨月4日，即1795年1月23日写道：“我们在进行绵羊对老虎的战争”），一边强硬地提出条件。
绥靖协议在南特附近的拉若内和夏雷特经个别商订后，于雨月29日（1795年2月17日）签字。绥靖协议规定大赦叛乱者，归还其财产（若已被拍卖则给予赔偿，即使这些财产属于流亡者），旺代人免服兵役且仍可携带武器。最后，还给予旺代人（甚至给予反抗派教士）宗教信仰自由。花月1日（1795年4月20日）在雷恩附近的拉普雷瓦莱签订的绥靖协议也规定了类似有利于朱安党人的条件。
热月党的投降毫无成效，安抚政策只是虚幻的空想。旺代叛乱者和朱安党人可以不慌不忙地准备重启战端了。不久，朱安党叛乱就蔓延到一些新的省份。虚弱无力的热月党人束手无策。经济危机使人民运动重新高涨，这一现实迫使所有反动分子结成联盟。
Ⅱ．经济危机与货币崩溃
放弃统制经济也是热月党反动政治路线的一部分。当年国民公会迫于人民的压力而接受了最高限价，但整个资产阶级都认为这一政策与他们的利益格格不入。革命政府的解体和恐怖统治的完结必然导致对经济控制的放松以至废除，再不能对主张自由利润和自由经济的工商业者施以“强制力”了。但废除经济限制必然会引起指券崩溃、加剧通货膨胀，其结果势必使人民陷入贫困。由此我们再次看到了热月反动的社会性质。
1．恢复经济自由（1794年8-12月）
1793年9月29日颁布的关于生活必需品的普遍限价法，除了对谷物外，并未严格实行。救国委员会把对其他食物的限价抛到一边，然而也不许公开违犯它。黑市贸易已经出现，但只要还在实施恐怖统治，物价的上涨就只能是有限的。热月政变发生后，尽管国民公会在共和二年果月21日（1794年9月7日）把1793年9月11日的谷物和面粉限价法和29日的普遍限价法的有效期延长到共和三年末，但由于放松了镇压，物价还是飞涨起来。黑市盛行无忌。所有交易渐渐地都自由化了。共和三年葡月20日（1794年10月11日），一份警方报告证实：“市场上已无人遵守限价法，一切交易都在议价进行。”
1793年9月11日，为保证市场粮食供应曾规定由各县实行征集。现在，这一制度已经废弛。农民由于不再担心被看成嫌疑犯，很不情愿交出粮食，开始秘密出售。农民还在国民公会中找到了保护人。雾月19日（1794年11月9日）法令，对他们作了一些让步，主要表现为；对拒交征集品的惩罚仅限于没收原征集定额的物资。农民反抗的加强，使城市的粮食供应日趋困难。既然革命政府已经解体，恐怖统治已被抛弃，就不可能再实行征调和维持限价了。
一部分重要经济部门（如军火工场、国内运输、对外贸易等）的国有化同样遇到很大困难，因为这种国有化只能在普遍限价的条件下发挥效能。在兰代的杰出领导下，这一体制在热月后仍继续运行了一个时期。兰代虽于葡月15日（1794年10月6日）离开了救国委员会，但又作了商业、农业和工艺委员会的主席。
军火工场的国有化激起了许多人的强烈反对。手工业者和工业家对于国家管制、限价标准、尤其对于国家工场夺走他们的活计难以忍受。救国委员会把一些工场还给私营企业，作为最初的让步；图卢兹铸造厂和莫伯日铸造厂分别在果月和霜月里转为私营。更重要的是，它还逐步废除了巴黎的大兵器工场先使之处于整修状态，然后把它担心会成为政治反对派的工人疏散到外省各工场。到了雨月间，该工场只剩下1000名计件工了。
外贸国有化损害了船主、批发商、金融家的利益。对他们来说，海外贸易和金融投机是利润的主要泉源。共和二年第4无套裤汉日（1794年9月20日），兰代在他关于共和国形势的报告中承认搞活外贸的必要性。农业收成不好，春天将发生饥荒，因而救国委员会打算以批准批发商人从中立国自由进口的方式搜罗粮食。国民公会让步了；葡月26日（1794年10月17日）法令批准制造商自由进口他们工场所需要的产品；霜月6日（1794年11月26日）法令使未被查禁的商品都可以自由进口。然而，进口自由和限价法的实施是无法协调的，何况雾月25日（1794年11月15日）法令还允许在法国港口同中立国进行自由贸易。
反对统制经济和最高限价的活动在秋末普遍展开。共和三年雾月14日（1794年11月4日），国民公会要求就”最高限价法的弊病”提交一份报告，国营经济官僚化的现象和管理上的失误（由于没有任何统计组织，官吏们缺乏关于资源和需求的精确概念）尤其遭到攻击。并且，由于这些官僚机构充斥着共和二年制度的拥护者，这种攻击便更加凶猛。通过扞击这些机构，统制经济的原则本身，尤其是对军需供应的管制便都成为攻击的目标。金融家们想恢复以前的做法，重新迫使国家接受军火商和金融公司的服务，由此他们可以牟取暴利，大赚其钱。经济自由的拥护者发起的这场运动终于获得成功；霜月19日（1794年12月9日），商业委员会（兰代不久便被排挤出去）的一份报告作出废除最高限价的决定。
共和三年雪月4日（1794年12月24日）法令终于撤销了最高限价和统制经济。共和国内部的粮食流通完全自由了。商业和供应委员会虽保持着军需品优先购买权，但必须按时价购货。最高限价的废除带来了可怕的危机。
2．指券的崩溃及其后果
废除最高限价的直接后果是指券的崩溃，价格扶摇直上，令人目眩。粮食投机肆无忌惮，愈闹愈凶。纸币成了废纸，汇率暴跌。指券的价值在1793年12月曾回升到面值的50%，到共和二年热月（1794年7月）又降为面值的31%。随后，由于人们不再遵守限价法，指券价值继续猛跌；在共和三年霜月（1794年12月）为面值的20%，在芽月（1795年4月）为8%，在热月（1795年7月）为3%。价格上涨迫使国家实行大规模通货膨胀，而且，捐税不是收不上来，就是只能收到贬值的指券。指券发行似流水，到1794年12月其总额已增至100亿锂，其中有80亿锤在市面流通。从雨月到牧月（1795年1-5月），发行了70亿锂指券，流通的指券已超过了110亿锂。农民和商人都不再接受指券而只要硬币。指券受到拒绝后贬值得更加厉害；在1794年11月到1795年5月间，指券的流通增长了42.5%，而指券的价值丧失了68%。在此期间，100锂纸币最初值24锂硬币，后来只能值7.5锂硬币。
生活必需品的涨价情况各省不一，但一般都超过纸币相对于硬币的贬值程度。同1790年相比，1795年3-4月间指券的指数是581，而价格的一般指数达到了758，其中食品的价格指数则达到了819。
粮荒加重了价格上涨的灾难性后果。尽管征调的期限延长到获月1日（1795年6月19日），农民也不再向市场供应粮食；他们担心被付以贬值的指券，何况他们已获许直接向军需委员会或供应有产者的批发商出售粮食。官方只好又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各县都向村庄派驻了国民自卫军，直至它们如数纳够了粮食。但春天一到，由于粮食歉收，这种做法也无济于事。政府企图从国外购买粮食，但这实际上办不到。当时国库十分空虚，政府只能把此事托付于私人资本（巴黎和军队的购粮问题除外）。由此进一步加强了商业大资产阶级的优势地位。从国外购买的粮食到1795年5月份才开始运到。然而，长期缺粮的南部地区从初冬起，奥尔良（尽管处于博斯地区边缘）则从初春起便出现了严重饥荒。随着粮食定最减少，价格开始猛涨；在凡尔登，从1794年夏天起，工人每日定量为1斤，其他人的定量为3/4斤。这些定量到1795年春都减少了一半，而价格却都上涨到每斤20苏。许多市政府恢复了对粮食的管理把粮食集中起来进行定量分配，并把面包价格限定在成本价以下。但这些办法也不能减轻人民群众的苦难，而同新富人的骄奢淫逸相对照，这种苦难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指券崩溃的社会后果实际上是因阶级而异的。当劳苦大众陷于绝望（共和三年的冬季极其寒冷，加深了穷人的不幸）的时候，当旧制度时代的食利者资产阶级和被偿付以指券的债权人纷纷破产的时候，债务人和投机商却迅速发财致富。一伙利用通货膨胀和倒卖国有财产，以及承包军需供应而上升到社会上层的冒险家，为旧资产阶级增添了新鲜血液。在执政府或拿破仑时代开创资本主义生产的许多实业家即出自他们之中。通货膨胀完成了社会的革命。
在食品匮乏和指券失信的双重作用下，巴黎的食物和燃料价格迅猛上涨。中央菜市场上，1斤牛肉在雪月6日（1794年12月26日）价值34苏，芽月12日（1795年4月1日）竟涨到7锂10苏。如果巴黎生活费用的指数在1790年为100，在1795年1月便是580，3月份上升到720，4月份竟达900。由于工资及其他各种收入的变动，价格上涨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因人而异；从事大宗贸易或实业的大资产阶级和靠通货膨胀发财的新富人可以从自由市场上得到补偿，涨价丝毫伤害不到他们。而工资劳动者、职员、手工业者、小店主和小食利者等人民群众的购买力，则只能随着价格上涨而步步下降。由于原料短缺和军火工场纷纷关闭（这种工场中的工人数量已由5400人减少到1146人），大量工人陷于失业。居民人口死亡增加，人民群众充满失望情绪。冬季的严寒加重了营养不良的悲惨后果。共和三年冬季的气温下降到18世纪的最低点；1795年1月初为零下10度，1月23日达零下15度。死亡率大为上升。冬末，给养处提供的面包和肉类（这是百姓最基本的食品）的定量急剧缩减。由于完成不了征调指标，又缺乏运输工具，供应巴黎的粮食储备渐渐枯竭。风月25日（1795年3月15日），“穷人唯一的生计”——面包定量被削减到每日1斤，唯体力劳动者能得到1.5斤。即使如此，包括植物园区在内的许多区的面包商仍不能按定量卡提供面包。格拉维利埃区芽月7日（1795年3月27日）的定量是0.5斤，忠诚区芽月10日（l795年3月30日）的定量是1/4斤。
共和三年芽月初的几天里，人民的失望变成愤怒，接着便演成起义。风月29日（1795年3月10日），救国委员会认识到；“我们可能在某一天不再有面包，而其后果我们将难以对付。”它枉费力气地增加了一些应急措施，如在芽月7日（1795年3月27日）规定每o，5斤面包搭配6盎司大米。然而，许多家庭主妇因缺乏燃料而无法做米饭，在饥饿的折磨下，无套裤汉再次投入运动。雪月8日（1794午12月28日）的一份警方报告记述了群众愤怒情绪逐渐上升的情况；“穷困阶级使绅士们感到不安，使他们担心过分的物价上涨将产生的后果。”到风月末，冲突已在所难免。各政府委员会本身也在进行防范。它们逮捕了许多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同时对所谓“好公民”实行武装，并纵容“金色青年”为所欲为。面临由粮荒激发起来的人民运动，所有资产阶级反动派都联合起来。
Ⅲ．人民起义的最后几战（共和三年芽月和牧月）
在共和三年冬季，当指券崩溃、经济危机使人民群众陷于绝望的时候，有两种倾向在互相对抗着；一种倾向要发展反动势力，巩固绅士们的社会制度；另一种倾向最初的目标便是给正初现端倪的饥饿骚动指出方向，并使之具备某些政治宗旨。
1．巴黎人民反对派的崛起（1794年与1795年之交的冬季）
人民反对派以侥幸逃过热月镇压的基层组织为依靠。雅各宾俱乐部被关闭后，雅各宾派纷纷加人人权捍卫者协会，该协会由此壮大了力蜀，成为市郊圣安托万，尤其是蒙特勒伊区和盲人院区强有力的无套裤汉反对派中心。在格拉维利埃区，“几乎全是由工人和很少受教育的人”组成的（一个敌对者的说法）自由和人道之友协会保证了区民大会中爱国派占多数。无套裤汉在邦迪区、伦巴第区和博物馆区仍然保待着政权。
所有反对热月反动的人渐渐地组成联盟。霜月28日（1794年12月18日），巴贝夫发起了第二次运动。他为自己曾率先参与攻击“罗伯斯庇尔体制”而懊悔，认识到只存在两个相互对峙的派别——“金色国民”和“无套裤国民”。雨月9日（1795年1月28日）他在自己的《人民的保民官报》上号召“无套裤国民”起义，由此遭到逮捕。勒布瓦也在《人民之友报》上鼓动打一场反对“金色巨富”的社会战争。原雅各宾派自巴贝夫放弃反恐怖主义立场后便同他言归于好，并同巴贝夫一致要求实施可能遭到修正的1793年民主宪法。
雨月间，当惊惶不安的各政府委员会进行镇压的时候，民众活动分子展开了地下斗争。雨月20日（1795年2月8日），人权捍卫者协会被解散，包括巴贝夫在内的一些反对派遭到逮捕。绅士们夺取了一些原来是由人民群众控制的区（尤其是博物馆区）。各区的老活动分子开始亟新秘密聚会。风月里出现了许多对于这种秘密会议的检举材料。风月底，爱国者们利用秘密捐款发起了散发鼓动起义的匿名标语和传单的活动。风月22日（1795年3月12日），“醒来吧，人民，时候到了！”的标语贴遍巴黎郊外各区。芽月3日（3月22日）贴出了传单《国民警钟》，芽月5日（3月25日）又贴出了《告国民公会和人民书》。粮荒的恶化使人民的情绪激动到极点。与此同时，国民公会内部出现了一场政治危机。
2．共和三年芽月（1795年4月）事件
芽月初的政治危机使国民公会的热月党多数派和山脊派（由于反动的发展而一度加强了力量的山岳派少数）发生了激烈冲突。难以调和的对立集中表现在两个问题上。关于1793年宪法，弗雷隆称之为“几个坏蛋的炮制品”；热月党多数派想在该宪法中附上一些组织法；山脊派则坚持认为该宪法是法国人民的“护城圣物”。另一方面，芽月2日（3月22日）开始了关于控告“四人团”（巴雷尔、比约-瓦雷恩、科洛·代布瓦和瓦迪耶）的辩论。这场乱哄哄的辩论激起了民众舆论的强烈反应，也使资产阶级的舆论感到不耐烦。国民公会当机立断，于芽月9日（3月29日）和12日（4月1日）分别作出两项决议；前者否决了任何赦免主张，决定继续就“四人团”的问题进行听证；后者任命了一个负责起草组织法的委员会。
就在这时，人民群众已经开始行动起来。自风月底（1795年3月中）起，聚集在面包坊门前的人群开始吵闹。风月27日（3月17日），一群来自市郊圣马尔索和圣雅克的人到国民公会声称：“我们连面包都吃不饱。我们对于自己为大革命做出的一切牺牲简直感到懊悔。”芽月1日（3月21日），市郊圣安托万三个区的代表也来到国民公会，要求实施1793年宪法和采取对付粮荒的各种措施，并愤怒谴责人民的敌人，称他们为“财富的奴隶”。愤怒的无套裤汉和“金色青年”团伙之间的武斗事件层出不穷。在此期间，政府也在加紧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起义。芽月1日（3月21日），西埃耶斯促使国民公会通过1项大治安法。该法规定对所有以预谋的行动和喊着煽动性口号涌入国民公会的人处以死刑。芽月2日（3月22日），各政府委员会向每个区的可靠公民分发了100支步枪。芽月7日（3月27日），格拉维利埃区发生了严重骚动，并持续了两天。10日（3月30日），各区的议会都争吵不休。无套裤汉在10个区占了上风。第二天，盲人院区的代表再次来到国民公会，提出一份名副其实的民众纲领。该纲领谴责热月9日事变的各种后果，扞击废除最高限价的做法。它要求成立民选的巴黎市政府，恢复各民众团体的活动和实施1739年宪法。“我们起来维护共和国和自由了！”这一行动成为人民起义的信号。
共和三年芽月12日（1759年4月1日）事件表明了由于镇压而失去骨干力量的人民运动已被破坏到何等程度。这一事件，与其说是一场起义，不如说是一场示威，是一群赤手空拳的乱民的大嗡大轰。他们涌入国民公会仅仅只是为了表达自己关于实施1793年宪法和采取措施对付粮荒的意愿。富人居住区的国民自卫军毫不费力地驱散了这些示威者。起事由于缺乏明确的行动计划和领袖而告失败。无套裤汉支配国民公会的那段时间全消耗在喧闹声和空洞的讲演中。第二天，即芽月13日（4月2日），骚动仍在持续，尤其在市郊圣安托万和盲人院区。但当国民公会下达戒严令后，秩序很快就得到恢复。
人民失败的政治后果迅速显现出来。右派取得了优势。一位名叫安德烈·迪蒙的右派领导人声称；“必须结束这场起事。”芽月12日与13日之间的夜里，国民公会决定不经审判把“四人团”流放圭亚那。山岳派分子阿马尔和迪昂等8人的被捕（他们当即被解往阿姆要塞），以及稍晚几天康邦等8名其他议员的被捕，更加削弱了左派势力。花月17日（5月6日），富基埃-坦维尔同原革命法庭的14名陪审员一起被判处死刑。宪法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793年宪法在此之前还不曾引起争议，辩论始终是围绕用组织法调整该宪法的问题展开的。如今则不然，花月25日（1795年5月14日），共和国区对1793年宪法展开攻击，称之为一种“由恐惧所强加、在恐惧中通过的十执政团〔注：源出古罗马共和国由10位执政官组成的政府机关，尤指公元前451一前450年前后两任十执政团。后一任十执政团在执政1年期满后拒不退位，终为一场革命所推翻。——译者〕式的宪法”。反动势力越发猖獗，粮荒演成饥荒，种种因素相互交织，再次促发人民运动。
3．共和三年牧月（1795年5月）
对芽月起义的镇压和对各区活动分子的迫害不仅没有摧毁巴黎的人民运动，相反·却激发了人民的反叛精神。芽月21日（1795年4月10日），国民公会决定对所有“被认为在各区参与过暴政下恐怖活动的人”解除武装。这是道地的针对所有参加共和二年体制的人的“惩治嫌疑犯法”。在南部地区，解除原恐怖主义者武装的做法鼓舞了实行白色恐怖的屠杀者，使白色恐怖在花月和牧月猖獗到了极点。在巴黎，虽然被解除武装的人数似乎有限（所有的区加起来一共约1 600人），但这种做法打击了共和二年最优秀的活动分子。按照其中一位人士的说法，解除武装是“一种政治上的耻辱，一种肉体上的痛苦”。因为民众在关于平等的意识上，携带武器是基本的价值观念之一，而解除武装即意味着被开除出自由人的共同体和丧失公民权。因此，解除武装法更加激发了人民活动分子的反叛精神。
花月的饥荒使群众陷于绝望。春季的粮食供应一天比一天糟糕。巴黎的库存已经枯竭，粮食的分配只能取决于当天的进货量。芽月前最低水平的定量为每日1/4斤。这一标准在此时成了正常情况。粮食分配工作组织得很糟，家庭主妇们常常空等在面包铺门前。法国到处都出现骚动。在诺曼底，饥饿的闹事者沿着塞纳河攻打开往首都的运输船队。价格还在继续上涨。货物（尤其是燃料）到不了港，由此造成更多的人失业。人们的营养不足以持续数月，所有的资源都耗尽了。所以，共和三年花月和牧月饥荒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人民大众是这场社会饥馈的主要受害者，因为政府拒绝建立普遍配给制度，而富人有钱通过自由市场来维持生活。饥肠辘辘的男女民众倒卧街头，死亡率持续上升，自杀的人也增多了。反动的《晚间信使报》在花月8日（4月27日）写道：“人们在街上碰到的尽是些苍白枯瘦的面孔，从中可以看到痛苦、疲惫、饥饿和穷困。”
在有产者的心理中，除了这种怜悯心以外，还夹杂着对饥荒引起抢劫从而威胁财产的担心。
事实上，民众的愤怒已渐渐和失望情绪交织在一起。饥荒提高了共和二年制度的价值。“在罗伯斯庇尔统治下，虽然鲜血流淌，但面包不缺。如今血不流了，但面包也没有了。因此，为了吃上面包，应该继续流血。”警察常常报告这种恐怖主义的论调。在人们心目中，1793年宪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似一颗“希望之星”。萨特人勒瓦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个民主的许诺包含着人民的全部希望。”
花月间再次发生区民骚动。花月10日（4月29日），蒙特勒伊区宣布常川集会，并要求别的区效法自己，以便磋商给养间题。11日（4月30日）自由小红帽区爆发了一场骚乱。很快出现了一些煽动性的小册子和招贴。惶惶不安的政府调集大量军队到巴黎周围，但又不敢让这些军队深入首都，以免其受人民情绪的感染。这场动乱在花月30日（5月19日）的各区民众大会上达到高潮。这天晚上，一份题为《争取面包和夺回权利的人民起义》的小册子发出了人民起义的信号，并把起义的口号确定为：“面包和1793年宪法”。
共和三年牧月1日（1795年5月20日）早晨5点，市郊圣安托万和圣马尔索敲响了警钟。而后，东部各居民区擂起战鼓。妇女们跑上街头，走遍各工场，男人们操起武器。上午10点左右，第一批妇女群众敲着鼓开向国民公会。国民自卫军的动员稍缓慢一些。中午刚过，市郊圣安托万的各国民自卫军营队也出动了，沿途又有各区的营队加入，军威益壮。与此同时，一群妇女在几个男人的支持下试图闯入国民公会大厅。大约3点钟，各国民自卫军营队来到骑兵竞技场，运动已势不可当。国民公会被淹没在起义的洪流中，起义者杀死了议员费罗并用矛尖挑起他的头颅。在长时间的喧嚷中，一位名叫迪瓦尔的炮手高声宣读了起义的纲领——《人民的起义》。但起义者完全忽视了对各政府委员会的控制，使其得以待山岳派议员被卷入起义之后，从容地发起反攻。当晚7时许，国民公会重新开始审议间题。在迪鲁瓦和罗姆倡议下通过了允许各区常川集会的决议和释放被捕爱国者的决议；苏布拉尼提出撤销治安委员会，代之以一个临时委员会。这一主张得到了采纳。然而，到晚上11点半，西部各区的国民自卫军突然气势汹汹扑向国民公会，冲进大厅，打垮了起义者。起义者四散奔逃。国民公会下令逮捕了41名卷入起义的议员。
共和三年牧月2日（1795年5月21日），在各民众区坚持举行非法集会的时候，市郊圣安托万重新揭竿而起。一群起义者占领了市政厅。下午3点钟左右，市郊圣安托万的各国民自卫军营队再次进军国民公会。宪兵队出现哗变。约晚上7点，人民的炮手们又像1793年6月2日一样，把炮口对准议会，严阵以待。这时，持温和态度的各区的炮兵也发生哗变。勒让德尔奉劝议员们从容镇定，静坐受死。然而，犹豫不决的起义者并没有去击溃热月党的卫队，而当政府各委员会派10名国民公会议员前来交涉时，起义者竞轻易为假“亲善”所蒙骗。一个起义者代表团获准进入议会大厅，其发言人宣读了一份措辞严厉的请愿书，反复阐明无套裤汉对面包和1793年宪法的要求。议长与他热烈拥抱。随后起义队伍便各自回区，从而放过了最后一个获胜的机会。一位起义者说：“我们的行动落空了，有人用演说欺骗了人民。”
对市郊圣安托万的军事征服自牧月3日（5月22日）起开始准备。这一天，3 000骑兵开进巴黎。第二天，许多分遣队又来加强这支军事力量。通过个别通知把一些“好公民”动员起来后，政府开始拥有一支约2万人的队伍。默努被认命为该部队的总司令。《自由人报》写道：“巴黎宛如一座军营。”晚间，因筋疲力竭而沉睡的市郊圣安托万被政府军团团包围。牧月4日早晨，一帮帮的“金色青年”侵入该郊区，但又不得不狼狈地撤了出来。市郊圣安托万3个区的国民自卫军营队严阵以待，一门门大炮直指市区。支持着他们的有“聚集在各个角落的”一群群妇女。据一份警察局眼线的报告说：“从物质上说来，面包问题是他们起义的基础。但他们起义的灵魂却是1793年宪法。他们一般都愁容满面。”这些起义者完全没有领袖，甚至几乎没有骨干分子。他们只是由一种绝望的情绪支撑着。下午4点左右，政府军接到进军的命令。被勒令缴械后，市郊圣安托万不经战斗就投降了。到晚上8点，一切都告结束。
对起义者的镇压立即在司法和各区同时开展起来。牧月4日，宣告各监狱已经满员。
司法方面的镇压由国民公会在牧月4日建立的军事法庭进行。该法庭审判了149人，其中开释73人，判处36人死刑，18人拘留，12人流放，7人戴铸。尤其是，转向起义方面的23名宪兵中有18人被判处了死刑。迪瓦尔和德洛尔姆（波潘库尔区炮兵上尉）等5名起义领袖（都是勇敢而果断的人）以及在牧月1日因站在人民一边而受到连累的6名山岳派议员也都被判处了死刑。这6名议员走出法庭时曾用匕首自杀，迪凯斯努瓦、古戎和罗姆当场身亡，布尔博特、迪鲁瓦和苏布朗尼最后还是死在断头台上。他们后来被人们称为“牧月烈士”。
各区范围的镇压，就其长远的影响来说，意义更加重大。牧月4日，国民公会要求巴黎各区解除所谓“坏公民”的武装，并在必要时予以逮捕。这场大规模的分区清洗从牧月5日一直闹到13日，导致约1 200人被捕和1 700人被解除武装。这些人基本都是牧月起义者和共和二年的无套裤汉活动分子（即使他们没有参与共和三年的起义），但也有原恐怖主义者和雅各宾派。这种清洗产生了重大的心理和社会影响。男人被长期监禁对许多家庭即意味着赤贫化。一度使热月体制感到威胁的两股势力就这样被摧毁了。
这次起义的失败具有决定性意义。筋疲力竭、分崩离析、且因大镇压而失去领袖和骨干的人民群众发现，在自己的对立面，一个由共和派和旧制度拥护者所组成、以军队为靠山的资产阶级集团正在崛起。人民运动这一革命的根本动力既已被摧毁，大革命也就结束了。
共和三年芽月和牧月人民起义的失败，归根结底，是原第三等级内部阶级冲突的一段最富于悲剧性的插曲。由于法国的资产阶级占据支配地位，人民运动根本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特殊目的。正如革命政府和人民运动之间的对抗曾毁灭了共和二年体制一样，资产阶级革命和人民运动之间的根本对立注定了人民运动失败的命运，何况人民运动内部的各种矛盾也在促使其本身日趋退化。
无套裤汉并不是一个阶级，人民运动也不曾构成阶级政党。手工业者、店主、帮工、短工等，曾同少数资产阶级一起组成了联盟。该联盟曾向贵族显示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但在这个联盟内部，靠生产资料所有权获取利润为生者（如手工业者和店主）和仅靠工资为生者（如帮工和短工）之间也出现了对立。革命斗争的需要促使无套裤汉团结起来，使他们中不同的利害冲突降到次要地位。不过，这种革命斗争无法取消这些冲突。我们还应指出使这些对抗活动更加复杂化的社会心理特征。无套裤汉内部的这些矛盾并不能和有产者、产业主与工资劳动者这两类人之间的矛盾完全等同起来。工资劳动者中的职员、教员、艺术家等，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把自己看作资产阶级，而不愿与下层人民为伍，即使他们支持下层人民的事业。
因此，社会成分混杂的无套裤汉缺乏阶级意识。他们一般都敌视新生的资本主义，但这并非出自同样的动机。手工业者担心自己沦为工资劳动者；帮工则憎恶囤积居奇者，因为这帮人提高了他的生活费用。虽然以工资为生，帮工们却毫无自己独特的社会意识。阶级团结的意识还没有被资本主义的集中化唤醒，帮工的精神状态基本上还是由手工作坊造就的。但不容否认，在以工资为生的无套裤汉中存在着某种一致感。这种一致感不仅突出体现在他们的手工职业和他们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上，而且也体现在他们的衣着和生活方式上。此外，他们都缺乏教育，这一情况在人民群众各阶层中产生了一种自卑感，有时还产生一种无能感。因此，巴黎无套裤汉一旦失去了中等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能人”，他们便一事无成。
尽管有过一些畏畏缩缩的协调企图，巴黎无套裤汉却始终缺乏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建立在阶级成分和严格纯化基础上的、纪律严明的政党。虽然有不少活动分子曾努力对人民运动加以训导，但没有任何社会和政治纪律观念的活动分子仍占多数。至于群众本身，除了对贵族阶级的仇恨之外，他们不可能有很强的政治意识，这是当时那个时代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所决定的。他们意态朦胧地期待着大革命的胜利。他们要求最高限价以便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准。当革命政府把统制经济转向为国防事业服务时，他们便和政府疏远了，全然不懂革命政府的垮台会带来无套裤汉的毁灭。
历史进程的辩证法本身最终也体现在人民运动的退化过程中。5年持续不断的革命斗争慢慢地使人民运动失去了自己的锐气和活力。同时，群众也因“伟大希望”的实现总是推迟而渐渐泄了劲。罗伯斯庇尔曾经写道：“人民厌倦了。”共和三年风月27日（1795年3月17日），市郊圣马尔索和圣雅克的无套裤汉说：“我们对于自己为大革命做出的一切牺牲简直感到懊悔。”月复一月不间断的战争削弱了无套裤汉，征召入伍把他们弄得衰竭不堪；入伍者都是最年轻、最有战斗性、最有觉悟和最积极的分子。保卫新祖国是他们首要的革命义务。从共和二年起，巴黎各区国民自卫军营队的很大一部分成员是超过50岁甚至60岁的老人。人民运动的这种老年化不可救药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战斗热情。
然而，我们对于在共和三年牧月的镇压下销声匿迹的人民运动却不应作出完全消极的评价。自1789年7月以来，尤其是自1792年8月10日以来，它曾向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决定性的援助，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从1789年到共和三年，巴黎无套裤汉一直是革命斗争和国防事业的积极因素。人民运动在1793年使革命政府得以建立，从而导致国内反革命势力和国外反法联盟的失败。人民运动的胜利在1793年夏天还把恐怖提上日程，旧制度就是在这种恐怖的猛烈打击下被彻底摧毁的。热月政变引起了普遍的反动，但截至此时，恐怖统治已为新社会关系的建立扫清了场地。
由于共和三年牧月的失败，人民被长期赶出了政治舞台。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民主制度的理想破灭了。1789年的体制和制宪议会的业绩得到恢复。在实现经济自由和恢复纳税者掌权的制度这一基础上，开始了显贵们的资产阶级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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