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1982）
第四章 革命政府的胜利和垮台（1793年12月—1794年7月）
救国委员会视国防的需要高于一切。它不愿向人民群众的要求让步，怕这样会损害革命的统一；它也不愿向温和派的要求让步，怕这样会牺牲维持战争所必需的统制经济，牺牲使所有人都服从的恐怖制度。但是，这两种矛盾的要求之间的平衡点究竟在何处？革命政府极力在温和主义和过激主义之间保持中立。但生计危机在冬末突然激化。过激的反对意见和平民的不满情绪汇集起来，迫使革命政府在雪月间放弃保守主义立场。政府摆脱了极端派的困扰。通过镇压科尔得利派领导人，它取消了人民运动的独特要求，结果使自己非但不能打击温和派，反而受到它的摆布。后来政府拼尽全力，一度顶住温和派的压力，但终因得不到人民的信赖和支待而覆亡，做了从头一天起就控制着自己命运的那种矛盾的牺牲品。
Ⅰ．与乱党的斗争和救国委员会的胜利（1793年12月-1794年4月）
1793年秋，救国委员会通过肃清忿激派，制止非基督教化运动，暗中打击各种群众组织，尤其是各种区民社团，表露出要同人民运动（它始终也只是在尾随该运动而不是在领导该运动）疏远的意愿。正因为如此，它受到国民公会的任意摆布，同时还助长了议会中和舆论界反对派的攻势。
丹东支持罗伯斯庇尔反对非基督教化分子，并非没有个人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用心。他想营救他的一些刚被捕的朋友，那些人不是跟“外国人阴谋”事件有牵连，就是与东印度公司清算案有关系（如法布尔·代格朗蒂纳等人）。丹东还有更远的考虑，即通过分裂救国委员会（其中的比约-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被认为是亲无套裤汉分子）来削弱革命政府。丹东派的政策在极端恐怖统治、巩固最高限价、殊死战争等问题上都与埃贝尔及其科尔得利俱乐部的朋友们所拥护的平民纲领背道而驰。政府对非基督教化运动的进攻导致反动势力萌生，便利了丹东派的攻势。打击乱党的斗争开始爆发，这种斗争不仅给革命政府，而且给人民运动以致给大革命本身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1．“外国人阴谋”和东印度公司事件（1793年10-12月）
这两个事件，无论从其主要当事人来看，还是从其后果来看，都是密切相连的。它们既破坏了山岳派的统一，又加剧了国民公会中的纷争。
“外国人阴谋”是法布尔·代格朗蒂纳在10月12日前不久揭发出来的。丹东的这位同极端派断绝了关系的朋友，指控那些极端派分子参与一个由外国人策划的、旨在用过激做法搞垮共和国的阴谋，并特别点了普罗利、德菲厄、佩莱拉和迪比松等人的名。革命派中有不少外国难民，大革命开始时曾宣布欢迎一切专制制度的受害者前来参加，也的确接纳了许多外国人。有些外国人，如阿纳夏尔西·克罗茨和托马斯·潘恩甚至在国民公会占有席位；有些则以科尔得利派的姿态出现，或活动在各俱乐部和民众组织中（如佩莱拉）。这些外国避难者很快就发挥着引人注目的政治作用。尤其使救国委员会深感不安的是，他们同外国工商界人士过从甚密，而这些人士的作用都是值得怀疑的。他们中有得到夏博保护的英国外交部的银行家瓦尔特·博伊德，有纳夏泰尔人（普鲁士臣民），银行家佩勒戈，有布拉邦特人（奥地利臣民）。雅各宾鼓动家德菲厄和许多山岳派议员的朋友普罗利（也是银行家），有奥地利臣民、实业家弗雷两兄弟（前嘉布谴会〔注：嘉布谴会系天主教方济各会的一支。嘉布谴是意大利文Cappúccio的音译，原意为“尖顶风帽”。该会因会服附有尖顶风帽而得名，1528年由意大利人玛窦·巴西（Matteocla Bassi，1495-1552年）创立于意大利。该会主张恢复方济各的原来稍神和严格的生活方式。——译者〕修士夏博1793年10月6日娶了他们的妹妹为妻）和西班牙破落大贵族居兹曼（也是个实业家）……这些外国人和某些山岳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有的极端措施，如领土兼并、非基督教化运动，都得到他们的推动（克罗茨和佩莱拉曾参与使巴黎宪政派主教戈贝尔退职）。此外，他们还在军需供应上搞黑市交易，并搞指券的卖空投机。
东印度公司事件在这时发生，并使山岳派陷于分裂。1793年8月24日一纸法令，取缔了所有股份公司。这一法令是在德洛内（昂热人）、朱利安（图卢兹人）、夏博、巴齐尔、法布尔·代格朗蒂纳等实业家议员发动攻击后通过的。他们在谴责这些公司的同时，乘着这些公司股票价格下跌投机牟利。东印度公司的银柜和文件均被查封。1793年10月8日，德洛内提出一项法案，对该公司的清算作了谨慎的安排。法布尔·代格朗蒂纳促使国民公会通过一条修正案，规定清算工作由国家而不是由该公司本身来进行。然而发表在《法令公报》上的最后文本却又恢复了最初的写法，即规定清算工作将由该公司主持。由法布尔·代格朗蒂纳签署的法令原本竟在他本人的参与下被篡改了。法布尔、德洛内和他们的同伙曾接受了该公司50万锂贿金。共和二年雾月24日（1793年11月14日），夏博向揭发了这一事件。夏博本人曾因其同弗雷兄弟的关系和同他们的妹妹的婚姻而在雅各宾俱乐部遭到猛烈攻击。另外，他还有做投机生意的嫌疑，在非基督教化运动方面也受到牵涉。因而，他打算出卖同谋以求自保。巴齐尔为他的指控作了证。
救国委员会相信“外国人阴谋”确有其事，更何况巴茨男爵的王党阴谋和实业家议员及外国避难者的阴谋牵扯到了一起。夏博的检举似乎证实了法布尔的揭发。救国委员会对于政治问题及其民族性比对贪污事件更为敏感。同时，救国委员会在国民公会里仍然受到这些被检举人的攻击。雾月20日（11月10日），巴齐尔和夏博先后抨击恐怖制度、谴责各政府委员会压迫议会的暴政。国民公会在这一天作出决议：任何国民公会议员未经国民公会事先听证不得被送交革命法庭。这场辩论表明，那帮实业家议员已跟正在冒头的宽容派勾结起来。例如夏博和蒂里奥，前者有投机倒把嫌疑，后者有温和主义嫌疑，而两人都是非基督教化分子。这项决议两天后即被取消。但政府各委员会已经接到法布尔·代格朗蒂纳的报警（他揭发别人只是为了更好地掩饰自己），开始从一切旨在分裂爱国者的阴谋中看到外国的黑手和皮特的金钱。它们对于夏博检举的反应，是在11月17日下令将检举人和被检举人（包括夏博、巴齐尔、德洛内和图卢兹人朱利安）统统逮捕。罗伯斯庇尔在共和二年雾月27日（1793年11月17日）《关于共和国政治形势》的报告中，对“假爱国者们残酷的温和主义和偏执的过激主义”一律予以抨击，说那些假爱国者是“外国各宫廷雇佣的密使”，他们“在危险的道路上猛推革命之车，企图使之撞碎在革命的目标上”。霜月1日（11月21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再次谴责那些“外国特务”，那帮一手策动了非基督教化运动的“卑鄙的暴君密使”。在他的推动下，普罗利、德菲厄、迪比松和佩莱拉被开除出雅各宾俱乐部。
“外国人阴谋”和东印度公司丑闻牵涉到重要人物，公开暴露出腐化，将那些实业家议员和敌国特务之间的联系大白于世，因而掀起了轩然大波，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圣茹斯特雾月15日写信给罗伯斯庇尔说：“若还同那伙堕落分子相互信任，这种信任就一钱不值了。”从此，人们时时处处都疑心重重，这使党派之间的争吵更趋激化，仇恨更趋强烈。“外国人阴谋”和东印度公司事件使山岳派彻底分裂，同时加剧了针对乱党的斗争。
2．宽容派的攻势（1793年12月-1794年1月）
丹东于1793年10月离开巴黎。这年夏天他再次结婚，这时正在奥布河畔的阿尔西镇休憩。接到了库图瓦的报警后，他得知他的朋友巴齐尔和法布尔已被牵连进东印度公司事件并预感到此事可能伤及自己。丹东遂于雾月30日（1793年11月20日）急匆匆赶回巴黎。正互相串联的温和反对派很快就聚集到丹东的周刚。他们的阴谋曾由于救国委员会，尤其是罗伯斯庇尔力图制止非基督教化运动而得到某些便利。为反对过激派，革命政府依靠过丹东，而且一开始并没有防备宽容派的攻势将通过极端派来破坏革命政府的组织和结束恐怖统治。
丹东领导宽容派向激进革命派迅速占据的所有阵地发动攻势。共和二年霜月2日（1793年11月22日），丹东起来反对反宗教的“迫害”，要求“爱惜人血”。霜月6日，他向反宗教的化装舞会提出抗议，要求“人们加以制止”，并要求各政府委员会“就被人们称为外国人阴谋的问题”提出报告。霜月11日（1793年12月1日），丹东走得更远了。当康邦提议强制人们用现金兑换指券（这是无套裤汉的一贯主张，而且科尔得利派也在当天的一份请愿书中要求采取该措施）时，丹东当即表示反对，并宣布“长矛”的作用已经结束：
“我们要记住：社会的大厦如果是靠长矛来推翻的，那么它的建立和巩固只能依靠理性和天才的罗盘。”
霜月13日（1793年12月3日），丹东在雅各宾俱乐部遭到反击。他随即撤退，说他并无意于“割断革命的神经”。他不得不为自己作辩解。罗伯斯庇尔出于对山岳派团结的关切，出面维护了他。罗伯斯庇尔说：“爱国者的事业是一致的，就像暴政的事业是一致的一样。爱国者应该精诚团结，万众一心！”
《老科尔得利报》的活动大大扩展了丹东派攻势的规模，政府的全部政策都被牵涉到了。卡米耶·德穆兰（作为新闻记者，他很了不起，但他作为政治家却平庸无奇）于共和二年霜月15日（1793年12月5日）开始出版他的新报纸。“皮特呵，我向你的天才致敬！”——照德穆兰的说法，所有过激的革命派都是皮特的特务。德穆兰在霜月20日出版的第2期报纸上猛烈攻击在非基督教化运动问题上有责任的克罗茨，并把他和巴黎市府检察长肖梅特联系了起来：“阿纳夏尔西和阿纳克萨戈拉以为他们在推动理性的车轮，但他们推动的实际上是反革命的车轮。”霜月25日（1793年12月15日），《老科尔得利报》第3期出版，它对整个恐怖制度和革命政府本身提出指控。卡米耶·德穆兰借用塔西伦〔注：Tacitus（55-120年），古罗马伟大的历史学家，著有《日耳曼尼亚志》、《罗马史》、《罗马编年史》等历史名著。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的历史主要赖其著述而得以流传后世。在政治上他倾向于贵族共和制，反对帝制。——译者〕的话，通过谴责历史上最初的一些君主的罪行，谴责了恐怖的镇压政策：
“救国委员会……曾经认为，为了建立共和国，它需要暂时采取专制君主的法律原则。”
这期报纸获得了巨大成功。它唤醒了反革命的希望，使一切惶惶于恐怖统治的人都跟到宽容派的后面。罗伯斯庇尔此时还保持着对宽容派的善意中立态度。宽容派由此受到鼓舞，更加肆无忌惮，共和二年霜月27日（1793年12月17日），成功地欺骗了救国委员会的法布尔·代格朗蒂纳，向国民公会检举激进革命派的两位最突出的领袖——陆军部秘书长樊尚（由于这位秘书，布肖特部长也成了攻击的目标）和革命军将领龙森。国民公会下令逮捕了他们。大恐怖的矛头难道就要转向它的创造者了吗？……各政府委员会事先没受到征询，这个把戏的目的就在于搞垮它们的权威。霜月30日（1793年12月20日），国民公会应来自里昂的一个代表团的要求（“愿继恐怖统治之后实行仁爱的统治”）和一个很有影响的妇女代表团的要求，作出了组建负责审查各种拘留案和释放错押犯人的司法委员会的决议。
然而到了霜月底，风向骤变。霜月29日（1793年12月19日），在德洛内的查封令中发现了伪造的东印度公司清算法令（原件同法布尔修正案相违，其正文下面有他的签名），丹东派的处境大为不妙。更糟糕的是，激进爱国者开始了反攻。得到报警的科洛·代布瓦突然从解放市回来。雪月1日（1793年12月21日），把夏利耶的头颅和遗体从巴士底广场护送到杜伊勒利宫的广大群众和一个里昂无套裤汉代表团簇拥着科洛·代布瓦来到国民公会。他以共和国所蒙受过的危险为名，为里昂的镇压运动进行辩护。国民公会当即表示赞赏。当晚，科洛·代布瓦向雅各宾俱乐部训话。他谴责雅各宾派的软弱，赞扬龙森的干劲，并痛斥那种对被镇压者的毫无道理的同情心：
“当爱国者的心被撕裂的时候，什么人还有多余的眼泪去哭悼自由之敌的尸体？”
救国委员会也抛弃了对宽容派攻势的善意中立态度。雪月3日（1793年12月23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采取了超党派的姿态。
在外省，对乱党的斗争实际上已在威胁政府的稳定。自制止非基督教化运动以来，革命政府同人民运动关系的破裂越来越明显，在许多方面引起政策方向的改变。许多国民公会特派员同无套裤汉断绝了联系，并把镇压的矛头转向“极端派”。在色当、里尔、奥尔良，嫌疑犯获释了。奥尔良的一名忿激派——塔布罗被关进监狱。在布卢瓦，从霜月起开始了反攻倒算。在里昂，富歇现在打击的是夏利耶的老朋友们。在波尔多，塔利安为掩饰自己的贪污而检举“过激派”。在加尔省，布瓦塞撤换了尼姆的爱国市长库尔比。到处都出现温和派与过激派的冲突。国民公会特派员们也加入了这些冲突，而不再充当仲裁人了。救国委员会意识到危险，随即予以调解，以确立自己的仲裁地位。
罗伯斯庇尔雪月5日（1793年12月25日）作的《关于革命政府的原则》报告，对雪月4日散发的第4期《老科尔得利报》作了答复。卡米耶·德穆兰在这一期报纸上以自由神（“这位自由神降自上天，她不是歌剧院的美女，不是一顶红帽子，不是一件脏衬衫或一件破褂子。这位自由神是幸福，是理性，是平等，是正义……”）的名义，要求释放“那20万被你们称为嫌疑犯的公民”，并宣称：“如果你们建立一个‘宽赦委员会’，自由肯定会得到巩固，欧洲也肯定会被降服”。罗伯斯庇尔在雪月5日以战争状态为由替大恐怖作辩护。他向国民公会概述了革命政府的理论，指出革命政府的目的是开创共和国，而立宪政府的目的则在于“维持”共和国：
“大革命是自由的抗敌战争，宪法则属于获胜的、安宁的自由制度。”
由于处在战争状态下，故革命政府需要“一种非常的能动性”：
“它应当给予好公民一切国家保护；对于敌人，它只能叫他们灭亡。”
罗伯斯庇尔以仲裁人的姿态，谴责了两个极端的派别：
“革命政府必须在两块暗礁——软弱和鲁莽，亦即温和主义和过激主义之间航行。因为温和主义并不是稳健，就像阳萎并不是贞洁，而过激主义貌似刚毅，也犹如水肿貌似健壮。”
雪月6日（1793年12月26日），经比约-瓦雷恩提议，霜月30日成立的“司法委员会”被撤销，宽容派的攻势由此开始走向失败。救国委员会一度还力图在斗得不分胜负的两派之间保持公允的平衡。共和二年雪月16日（1794年1月5日），卡米耶·德穆兰出版了第5期《老科尔得利报》，向埃贝尔发起了全面进攻，指控他从布肖特领导的陆军部领钱办《迪歇纳老爹报》。但是，雪月18日（1794年1月7日），《老科尔得利报》在雅各宾俱乐部受到谴责。罗伯斯庇尔警告卡米耶，最后还主张烧掉他的报纸。德穆兰反驳道：“烧掉并不是回答。”雪月19日（1794年1月8日），罗伯斯庇尔再次谴责这两大派，说他们正在威胁着革命政府，而且他们“像森林里的土匪一样”串通一气。就在同一天，在雅各宾俱乐部，罗伯斯庇尔痛斥了因亲笔修改清算东印度公司法令草案而声名狼藉的法布尔·代格朗蒂纳。他于雪月23-24日（1794年1月12-13日）的夜间被捕。第二天，当丹东为帮助朋友而出面干预此事时，比约-瓦雷恩大声嚷道：“谁坐到法布尔·代格朗蒂纳一边，谁就要倒霉！谁就是执迷不悟！“宽容派的攻势宣告失败，而且名誉扫地，立即处于政敌反攻的威胁之下。
3．过激派的反攻（1794年2月）
过激分子的“极端派”曾一度被政府对非基督教化运动的否定态度弄得晕头转向，后来又因和某些外国极端派有牵连而受到打击，当了法布尔·代格朗蒂纳阴谋的牺牲品。然而一旦摆脱了宽容派的攻击，它就恢复了自己的影响。这个派别带动了坚持要求释放樊尚和龙森的科尔得利俱乐部，被樊尚安插满“坚定爱国者”的陆军部各机关也是它的一个堡垒。这个派别还通过埃贝尔和莫莫罗分别在巴黎市府和巴黎省产生影响。过激派致力于释放被关押的爱国者，加强恐怖统治和巩固统制经济。
科尔得利俱乐部顽强地继续推行营救樊尚和龙森的运动。这场运动成了在各平民社团和巴黎各区进行宣传鼓动的中心论题。共和二年雨月12日（1794年1月31日），科尔得利俱乐部宣布存在着压迫现象，并将写有人权宣言的木牌用帷幔蒙住。这种含蓄的威胁，加上缺乏起诉证据，革命政府试图以向激进爱国者让步来抵消温和派势力等原因，樊尚和龙森终于在雨月14日（1794年2月2日）获得释放。
加强恐怖统治的运动由此声威大振。在第一次成功的鼓舞下，在带着无节制的复仇欲望出狱的樊尚的激励下，科尔得利俱乐部更加起劲地谴责那些“新温和派”。他们要求惩罚“压迫爱国者的人”，要求“消灭沼泽派邪恶的残余势力”（雨月18日）。这分明是要清洗国民公会。这场恐怖主义运动的矛头所向，主要是那75名抗议6月2日起义的议员。这些议员被扣押起来，但在罗伯斯庇尔的关照下，他们没有被送上革命法庭。另外，曾于1792年春在温和派请愿书上签名者（人称“八千人帮”和“二万人帮”）也受到谴责。雨月24日（1794年2月12日），埃贝尔在科尔得利俱乐部高声喊道：“必须彻底推翻这个集团！”风月2日（1794年2月20日），科尔得利俱乐部决定重新出版马拉的报纸，决心用它来揭穿“那些欺骗人民的叛徒、败坏或迷惑人民的捣乱者和统治者”的假面具。
加强统制经济的运动越来越受各界人民的欢迎。因为，整个冬季经济形势都在不停地恶化。实行最高限价的决议并没有消除困难。面包虽然不缺了，但质量却很糟。谷稀价贵使得食品店产品质批大为下降，最高限价法实际已遭破坏，但无人受到惩罚。肉类供应的严重不足，在6月份就使人民大众的不满情绪达到极点。因此，请愿运动，在政策方针问题上已趋于缓和，而在生计方面仍十分活跃。尽管建立了控制经济生活的各种机构，对商人的敌意——这种平民心理最典型的反映——仍在不断地表现出来。在生计危机中受苦最深的有两个社会阶层：一是那些自身职业与战争需要没有关系因而几乎处于失业状态的工匠；一是新闻记者。他们都视暴力和加强镇压为带来富足生活的手段。埃贝尔通过他的报纸使一度消沉的恐怖精神重新活跃起来，他的《迪歇纳老爹报》第345期提出了一项重大建议：应当惩治那些把无套裤汉当狗看待、只把骨头扔给他们啃的肉店老板。要像对待无套裤汉的所有敌人一样，让他们做“热手游戏”（即上断头台）。让他们的鲜血像酒商压榨的葡萄汁一样流到新桥〔注：巴黎塞纳河上最古老、最著名的石桥，建于1517-1606年。——译者〕下。
发动一场平民暴动的思想已经成形。生计危机将促使无套裤汉采取新的行动。
然而，一度受宽容派攻势影响的救国委员会却在温和主义和过激主义之间采取中立态度。但这两种矛盾倾向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呢？罗伯斯庇尔除了实行恐怖之外，只会求助于道德。他在共和二年雨月17日（1794年2月15日）《关于指导国民公会的政治道义原则》的报告中，阐明了自己的道德观。
“如果和平时期人民政府的动力在于道德，那么革命时期人民政府的动力便在于道德和恐怖。没有道德的恐怖是有害的，没有恐怖的道德是无力的。恐怖无非是迅疾、严厉而不可动摇的正义，因此也是道德的一种表现。它与其说是一项特殊的原则，不如说是适应祖国最迫切需要的普遍民主原则的结果。”
道德，也就是个人的忘我精神、对公共利益的献身精神和必要时的牺牲精神。罗伯斯庇尔试图用制度、用法定的和司法的保证来维持这种公民道德。至于恐怖，救国委员会则打算在革命法制的范围内加以节制，同时仍把它作为一种统治手段保留下来。
生计危机在冬末突然恶化。巴黎出现了严峻的形势：一场威胁革命政府生存的平民暴动似乎迫在眉睫。
4．风月危机和乱党的覆灭（1794年3-4月）
危机在共和二年冬季逐渐明朗化。革命政府建立后逐渐表现出的社会和政治演进的各种特征更加突出，并深刻地影响着风月危机。这场危机极其尖锐地提出了人民运动同革命政府的关系问题。
首先是社会危机。限价、对经济专制性的管理和领导，并不能保障给巴黎居民充足的供应。无套裤汉因物质生活极端困苦而怨声载道。粮食短缺和物价昂贵折磨着他们。最高限价法实施不力。工资虽得到增加，但抵消不了物价上涨的影响。就像不久前面包店门前的情况一样，肉店门前也排起了长队。人们凌晨3点就聚集到这里，拥挤、斗殴。缺乏农产品供应的巴黎中央菜市场里也吵成一团。深受其苦的工资劳动者掀起了请愿运动。建筑工人们要求加工资。军火工场在风月里不断发生骚乱。生计危机造成了过激的恐怖主义心理。风月8日（1794年2月26日），一位妇女在人权区的民众俱乐部里喊道：“我们还留着这些贵族干什么？难道不早就应该把这些让人民吃不饱肚子的坏蛋送上断头台吗？”
其次是政治危机。国防的需要和雅各宾派的权力概念促使革命政府愈来愈想使民众组织对自己消极服从，并把民众的民主主义做法一步步化为资产阶级的措施。无套裤汉的革命行动受到损害。巴黎各区和各民众社团的活动被引导到为战争出力方面（包括装备“雅各宾骑士”、收集硝石、抚养士兵的父母和子女），远远偏离了普遍性的政策的问题。曾逐渐被各区革命委员会控制的各基层组织，现在转而受政府支配。但这种转变是费了很多周折和冲突才达到的。温和派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些事件展开宣传，从而加剧了混乱。活动分子们了解这些情况。雪月4日（2月22日），一位演说者在“武装人”区的民众俱乐部里宣布：“你们若失去了革命的运动，哪怕只有片刻工夫，爱国者就完了！他们就死期将至了。”
共和二年风月的危机集中表现了1789年的爱国者和1793年的爱国者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本身又反映了无套裤汉和雅各宾派（或山岳派）之间，关于政治生活和社会组织的平民观念和资产阶级（亦即雅各宾派）观念之间不可消除的对抗性。在危机的背景下，“新温和派”和“坚定的爱国者”之间由各种私仇加深了的对立越发尖锐。樊尚和龙森的拥护者们仍怒气未消。风月8日（1794年2月26日），科洛·代布瓦（从里昂回来后他一直致力于调和四分五裂的爱国者）曾力图实现科尔得利派和雅各宾派的和解，但告无效。风月9日，科尔得利派再次要求逮捕那些“不配坐在国民公会议席上的叛徒们”，并特别要求逮捕卡米耶·德穆兰。激进反对派和平民不满情绪结合起来，构成了对革命政府的严重威胁。为应付这种威胁，革命政府需要采取大刀阔斧的社会措施。
共和二年风月的一系列法令就这样应运而生。早在雨月13日（1794年2月1日），国民公会就通过了拨款1万锂作救济金的决议。风月3日（1794年2月21日），巴雷尔又提出一项新的普遍限价法。风月法令走得更远一些。风月8日（1794年2月26日），圣茹斯特在作了关于在押人犯的报告之后，促使国民公会通过了查封嫌疑犯财产的法令。风月13日（1794年3月3日），又产生了一项法令，责成救国委员会提出“用共和国之敌的财产赔偿所有不幸者的办法”。
圣茹斯特宣称：
“现实的力量也许正在把我们引向我们所不曾想到的结局。为数甚众的革命之敌控制着财富，贫困迫使劳动人民处于从属于敌人的地位。你们设想一下，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民事关系导致的结果和政府的形式截然相悖，这个国家难道还能存在下去？”
他还指出：
“不幸的人是地球上的强者，他们有权以主人的姿态向忽视他们的政府说话。”
圣茹斯特在他的第二个报告的结尾处，向旧制度的君主们提出挑战：“幸福是欧洲的一个新观念。”
尽管如此，风月法令的影响却不宜夸大。阿尔贝·马迪厄对圣茹斯特“既没有得到他所希望满足的人们的理解、也没有得到他们的拥护”这一情况深为惊讶。圣茹斯特和革命政府得到了理解，这是不容置辩的。革命之敌在共和国里不得享有任何权利，他们的财产应当拿来赔偿冒着生命危险保卫共和国的爱国者。这些观点早在1793年春就开始形成，并在无套裤汉中广泛流传。因而风月法令并不带有任何特别的性质。马迪厄曾写道，圣茹斯特的结论构成“一种旨在从埃贝尔主义的混乱愿望中总结出一套社会纲领的重大企图”，对此我们也是难以苟同的。
无套裤汉和激进爱国者很早就在这方面提出了一种更激进的纲领。另一方面，即使查封嫌疑犯财产和赔偿贫穷爱国者的计划符合人民大众的要求并深受欢迎，这些以后才能表现出影响的措施并不能满足当时的迫切需要，对解决生计危机并不能带来任何帮助。圣茹斯特和罗伯斯庇尔怀有不容置疑的诚意，但风月法令只能归结为一种旨在对抗激进宣传的策略手腕。这个手腕失败了。到风月中期，由于革命政府无所事事，既不想实行保证无套裤汉生计的经济计划，又不想实行摆脱温和派威胁的政治计划。于是，这场危机恶化到了极点。
风月危机的极度恶化，表现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着的反对商人和富人的恐怖主义言论上，也表现在一些反叛性公告和起义谣传上。这些起义谣传引起各政府委员会的警惕，也使科尔得利派产生错觉，激励着他们去采取他们认为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以清除敌对分子。他们估计加强压力可使自己最终取得优势。埃贝尔在《迪歇纳老爹报》上谴责新出现的“催眠派”——也就是罗伯斯庇尔派。在第350期上，他把“神圣的断头机”视为“点金石”。他还揭露政府在各派之间寻求平衡的政策：
“有人想两面讨好，有人要拯救那些曾阴谋反对自由的坏蛋，这是白日做梦。正义将不顾催眠派的干扰而得到伸张。”
最后，埃贝尔提出一项明确的社会纲领：
“你们要保证每个公民都有工作，要向老年人和残废人发放救济，要迅速组织国民教育以圆满完成你们的事业！”
但是，科尔得利派领袖们忽视了所有革命行动日的经验，没有注意组织他们设想中的运动，也没有切实加强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人民群众对物资匮乏比对温和主义危险更为关注。
肃清过激派是一出迅雷般的惨剧，平民活动分子为之惶然失措，与革命政府的关系更加疏远。风月12日，革命军将领龙森在科尔得利俱乐部声称有必要发动起义。风月14日（1749年3月4日），写着人权宣言的牌子又被蒙上布幔，陆军部秘书长樊尚谴责那些“似乎串通一气要建立温和主义的罪恶制度”的人。卡里耶从镇压爱国者这一事实得出结论：应当举行起义“一场神圣的起义”。埃贝尔附议道：“对，是应当举行起义了，而且科尔得利派将不是最后一批发信号消灭镇压者的人。”
看来，科尔得利派只是想搞一次群众示威，但这场示威不仅针对温和派，它的矛头直接指向革命政府及其政策。风月17日，科洛·代布瓦曾企图在雅各宾派和科尔得利派之间搞调和。对此，龙森当场报以一篇激烈的演说，大骂发明“超革命派”这个词的罗伯斯庇尔，指出“这个词成了新捣乱分子压迫最热忱的爱国者的借口”，并强烈要求人们“彻底消灭一切温和派、骗子、野心家和叛徒”。
在科尔得利派和雅各宾派的对立以及人民运动和革命政府的对立之外，还存在着抵抗和运动这两种政策的对立。坚定的爱国者要搞运动，认为唯此才能把无套裤汉和大革命牢牢地联系在一起，才能保卫大革命。埃贝尔在他的最后一期报纸中写道：“只要后退一步，共和国就完了。”由于这里指的是无套裤汉参加建立的人民共和国，因此他的话是有道理的。而对于以资产阶级的保守共和国为理想的温和派说来，前进一步则是致命的。
风月中旬开始，科尔得利集团的攻势威胁了作为政府行动基础的社会平衡。救国委员会再也沉不住气了。风月23-24日（3月13-14日）夜间，科尔得利俱乐部的主要领袖均被逮捕，并被送上革命法庭。诉讼案把外国奸细（克罗茨、银行家科克、普罗利、德菲厄、佩莱拉、迪比松）、科尔得利集团（埃贝尔、龙森、樊尚、莫莫罗）、激进爱国者（革命骑兵队上尉马聚埃尔、物资部廉洁的代孔布）和平民活动分子（科尔得利俱乐部的昂卡尔，马拉区反囤积专员、朴实的迪克罗凯）全都混在一起。他们在共和二年芽月4日（1794年3月24日）都被送上断头台。
接着便是对宽容派的清算。丹东派一度以为他们又要得势，从风月末就开始施加压力。被查封的第7期《老科尔得利报》编写了一份针对救国委员会政策的激烈控诉状。但犹豫了许久才镇压了过激派的救国委员会是决不愿失去控制权的。早在风月28日（1794年3月18日），国民公会就颁布了对法布尔·代格朗蒂纳、巴齐尔，夏博和德洛内等被牵涉进东印度公司案件的议员的控告令。对镇压埃贝尔及其朋党感到不安的比约-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二人在支持下，终于促使犹豫不决的罗伯斯庇尔下定决心，芽月9-10日（1794年3月29-30日）夜间，逮捕了丹东、卡米耶·德穆兰、德拉克鲁瓦和菲利波。罗伯斯庇尔于芽月11日作了一次动人心弦的讲演。此后，国民公会便批准了这次行动。罗伯斯庇尔说：
“我曾经是佩蒂翁的朋友，但他的真面目一经暴露，我就抛弃了他。我也曾和罗兰有过来往，但他一叛变我就揭露了他。丹东要步他们的后尘，在我看来，他只能是祖国的敌人。”
诉讼案把一些渎职的议员、外国间谍（居兹曼和弗雷兄弟）、一个投机商、代斯帕尼亚克修士、丹东的朋友韦斯特曼将军及埃罗·德·塞谢尔等人同丹东派首领们混在一起。丹东并无惧色，大骂控告他的人们。一项法令规定：任何犯人若侮辱国家司法即可被剥夺申辩权。所有这些犯人都在共和二年芽月16日（1794年4月5日）被送上了断头台。
第三件诉讼案以一桩旨在释放嫌疑犯的“监狱阴谋”为借口，其目的是清洗反对派的残余分子。巴黎市府的国家官员肖梅特、德穆兰的遗孀和埃贝尔的遗孀、狄龙将军等，这些互相间毫无关系的人被拉到一起，并于共和二年芽月24日（1794年4月13日）被处死。
芽月的惨剧具有决定性意义。科尔得利集团的冒险企图为革命政府提供了一个契机，以加速它的演变进程。虽然革命政府在危亡关头同意跟无套裤汉结成联盟，并为维持这个联盟作出过让步，但它从来没有接受无套裤汉民主的社会目标和政策方针。对各政府委员会来说，反抗反法联盟和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以及它们的政治观念，都要求控制民众组织并将它们限定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激进民主主义范围之内。由于科尔得利俱乐部的反对派运动威胁了革命政府的平衡，革命政府便采取了镇压手段。但是，无套裤汉看到自己所信赖的、表达自己愿望的《迪歇纳老爹报》和科尔得利派被定罪，他们便对革命政府产生怀疑。政府虽然也处死了丹东，但这也无济于事。继这几场大诉讼案之后的镇压活动尽管有所节制，但仍在活动分子心中产生恐惧，各区的政治生活从此变得死气沉沉。革命政府和各区无套裤汉之间直接的、兄弟般的联系被切断了。圣茹斯特不久这样写道：“大革命冻结了。”芽月的惨剧实际上是热月政变的序幕。
Ⅱ．救国的雅各宾专政
从肃清乱党到罗伯斯庇尔派垮台，从芽月到热月，革命政府不再受到争议。尽管在客观环境影响下进行过某些改动，政府的地位仍相当稳固。中央集权不断强化，恐怖统治更加严厉，经过清洗的各级权力机关俯首听命，国民公会成为橡皮图章。但革命政府的社会基础却遭到严重削弱。1793年夏季危机期间，巴黎各区的活动分子曾迫使政府建立了一些符合他们的社会和政治愿望的特别机构，如7月间设立的反囤积专员、9月间设立的革命军等。各政府委员会在无套裤汉协助下取得统治权后，曾做过大量工作来调整各个机构和统一革命军队。风月危机和芽月审判使他们得以取消人民运动的独立性，并清算人民运动所强迫建立或创造的各种机构。共和二年芽月7日（1794年3月27日）解散了革命军，12日（4月1日）取消了反囤积专员。巴黎市府遭到清洗，各区的民众社团也被取缔。人民运动被纳入雅各宾专政的轨道。各政府委员会虽获得了“强制力”，但却失去了人民的信赖。在芽月到热月期间，革命政府和人民运动日益离心离德。
1．革命政府
自1793年夏季以来，革命政府的组织形式和性质一直在演变着，到1794年4月间便大致确定下来。葡月19日（1793年10月10日）法令，尤其是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法令，构成了该政府的宪章。圣茹斯特在他1793年10月10日的报告中，罗伯斯庇尔在他《关于革命政府的原则》（共和二年雪月5日，即1793年12月25日）的报告及《关于指导国民公会的政治道义原则》（共和二年雨月17日，即1794年2月5日）的报告中，都为革命政府制定了理论。
革命政府是一个战时政府，按罗伯斯庇尔的说法，“大革命是自由的抗敌战争”，而自由的敌人在国内国外都存在。革命的目的是建立共和国。一旦敌人被打垮，就应恢复立宪政府，即恢复“获胜的、安宁的自由制度”（不过也只能待到敌人被打垮的时候）。由于现在是战时，“革命政府需要一种非常的能动性”，应当“行如霹雳”，粉碎一切反抗。因为不能“对和平和战争、对健康和疾病实行同一种对策”，所以革命政府拥有“强制力”即恐怖统治。罗伯斯庇尔提出；“难道强制力只是用来保护犯罪的吗？”……革命政府“对于人民的敌人除了处死以外别无选择”。这种恐怖只是用来拯救共和国的，作为“民主或人民政府之基本原则”的美德，是革命政府不至于变成专制政体的保证。美德，“也就是对祖国和法律的热爱”，是“把一切私人利益汇同于公共利益的高尚献身精神”。罗伯斯庇尔得出结论：
“在法国大革命的制度下，凡是不道德的便是不得当的，凡是使人堕落的便是反革命的。”
这样一来，大革命的目的就十分明确了：
“我们要执行大自然的意志，完成人类的计划，遵守哲学的诺言，宽恕使犯罪和暴政得以长期统治的天命。愿过去在被奴役国家中著名的法兰西超越历史上一切自由民族的荣般而成为各民族的榜样，使庄迫者为之丧胆，使被压迫者为之快慰，使世界为之增光。愿我们在用自己的鲜血巩固我们事业的时候，至少能看到普遍极乐时代的灿烂曙光。”（共和二年雨月17日）
国民公会本来是“政府动力的唯一中心”，它代表着国家主权，掌握着最高权力。各委员会在它的监督下从事行政工作，执行它的决议。但在芽月以后，行政权力却成了政府体制的首要部分，议会实际上成了它的从属机构。
国民公会的各委员会（在共和二年共计21个）领导或控制着行政机构的各个部门。实际上，只有两个委员会有效地行使着政治权力，这就是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
每月都进行重选的救国委员会这时已削减到11名成员（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库通、比约-瓦雷恩、科洛·代布瓦、巴雷尔、卡诺、科多尔省的普里厄和马恩省的普里厄、让邦·圣安德烈和兰代）。它“处于行政机构的中心地位”，一切政府机关和公职人员都处于它的“直接监察”之下。它通过地形测量局领导外交和战争，通过武器弹药委员会领导军火生产，通过物资委员会领导国民经济，并通过共和二年花月末创建的警察局下达逮捕令，侵越的职权。虽然救国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各自任有专职（如兰代专管生活资料、科多尔省的普里厄专管军火），实际上大家都在齐心协力地指导政治和领导战争。
救国委员会还管辖着临时行政会议的6位部长。1794年4月1日（共和二年芽月12日），按照卡诺向国民公会作的一个报告，这6位部长为12个执行委员会所取代。这些执行委员会均由国民公会根据救国委员会的举荐任命，它们完全听命于救国委员会，救国委员会则通过“控制政府的意图并就各项重大措施向国民公会提出建议”来保待自己的主导地位。
也是逐月重选的较晚些时候才稳定下来（其成员有阿马尔，穆瓦斯·贝勒，画家达维德、勒巴，下莱茵省的路易、瓦迪耶、武朗等等）。根据1793年9月17日的法令，“一切有关个人和国内一般治安的问题”均受该委员会的“特别监察”。负有实施惩治嫌疑犯法的使命，领导治安工作和革命司法，是一个恐怖机关。
各省行政机构都按共和二年霜月14日法令简化，由此加强了中央集权。省级行政机关染有联邦主义嫌疑，因而失去大部分权力，只能负责税收、公共工程、国有财产等事务。两个主要行政区划是县和市镇，前者负责“监督贯彻革命法令和治安救国措施”，后者负责执行这些法令和措施。市政府每10天得向县政府汇报1次工作，县政府每10天也得向各政府委员会汇报1次。
检察官的编制被取消后，在各县行政机关和市政府侧畔都安插有国家官员。这些官员负责“敦请和监督各项法令的贯彻，检举贯彻过程中的各种玩忽职守的行为和可能出现的违法行为”。派驻各县的国家官员每10天必须向两政府委员会作1次汇报。
各革命委员会（即1793年3月21日建立并经过当年9月17日法令改组的原监视委员会），成为惩治嫌疑犯法的执行机关。它们均由12人组成，每个市镇设1个，大城市的每个区设1个（但许多乡村并不曾有过这种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权力主要在治安方面，可开列嫌疑犯名单，执行挨户搜查和逮捕。这些革命委员会每10天必须就它们的工作向作一次汇报。
民众的俱乐部和社团的革命警惕性有助于加强政府的行动。
雅各宾俱乐部在各省都建立了自己的分部。雅各宾派来源于中层资产阶级，往往是国有财产的获得者，因而都属于抵抗派人物。他们面对险象环生的形势，力图保持1789年取得的政治和社会成果。为此目的他们曾同人民和无套裤汉结成了联盟。他们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他们接受统制经济和限价政策只是把它们作为一种战时措施和对民众要求的让步。随着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和接二连三的清洗，雅各宾俱乐部的构成更趋向民主化。出身于中等资产阶级的雅各宾派所占的比例在1789-1792年间是62%，到1793-1794年间降至57%；而手工业者和军人所占的百分比在同一期间由28％升至32%；农民的比例也由10％升至11%。
无套裤汉聚集到成分更加平民化的各友好协会中。这些友好协会是在小学教师当萨尔于1790年2月2日成立了“两性爱国者联谊社”（该协会也设在圣奥诺雷街的雅各宾修道院里）之后，在巴黎发展起来的。1792年8月10日以后，这些向小人物开放的区级会社在巴黎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国民公会于1793年9月9日禁止区议会为常设机关。此后，平民活动分子们把原有的民众团体改造成区民社团，或重新创立一些民众团体。这些新型的区民社团构成巴黎人民运动的基层组织。平民活动分子们即通过这些社团左右各区政治，监督行政机构，并向市政当局和中央政府施加压力。从共和二年秋季到春季，密如蛛网、行有成效的民众团体遍布共和国，其数量之多数不胜数。在一度面临反革命威胁的东南部，民众团体特别多：在沃克吕兹省，154个市镇中有319个民众团体；在加尔省，382个市镇中有132个团体；在德罗姆省，355个市镇中有258个团体；在下阿尔卑斯省，260个市镇中有171个团体。这些爱国组织在战胜国内敌人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
然而，在坚决拥护政府政策的雅各宾俱乐部及其分部和表现着大革命总进程中人民运动独立性的各区民社团之间，很快就发生了对抗。芽月以后，各政府委员会依靠雅各宾俱乐部，为统一革命力量进行了巨大努力。在当时，雅各宾俱乐部的“总部”成为“舆论的唯一中心”。在政府的压力下，巴黎各区的社团只得解散。39个区民社团就这样在共和二年花月和牧月间消失了。各政府委员会破坏了人民运动的支柱。由于这些委员会把一个始终具有自己的愿望和民主习惯的独立运动强行纳入雅各宾派的框框，从而激起了无套裤汉的反对。于是，无套裤汉和雅各宾派资产阶级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对抗。
共和二年春，随着国民公会驻各省特派员被召回，政府的中央集权化最终得以加强。特派员的权力起初很广泛，后来受到共和二年霜月14日法令的限制。为贯彻这一法令，国民公会还在1793年12月派出一大批、也是最后一批特派员。但这些特派员必须听命于救国委员会，每10天必须向救国委员会作1次汇报，并再不能授权他人，也无权征召军队或征收革命捐税。芽月30日（1794年4月19日），21名国民公会特派员被召回。救国委员会宁愿使用自己的官员，如巴黎的朱利安。他是德罗姆省国民公会议员的儿子，曾检举过卡里耶在南特及塔利安在波尔多的过度暴行，并使他们被召回。有时救国委员会还把自己的1名委员作为特派员派出去，如在获月里被派往诺尔省前线的圣茹斯特。
然而中央集权并不能推行到底。救国委员会还得考虑到国民公会和其他委员会。康邦经管的国库也不受救国委员会的控制。对自己的特权极为珍惜，不大支持救国委员会警察局的工作。两委员会之间的冲突加速了革命政府的垮台。在外省，尽管救国委员会花了很大力气、政府措施的贯彻仍然很不统一。
2．“强制力”和大恐怖
惩罚意志自1789年以来就一直是革命心理的基本特征之一。正如乔治·勒费弗尔所指出，人民群众和大革命的有远见卓识的领袖们针对“贵族的阴谋”表现出“防御反应”和“惩罚意志”。正是从这里产生了民众的激动情绪和各种屠杀事件。也是从这里，自1789年以来陆续产生了那些常设委员会、搜查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1789年10月11日法令把关于危害国家罪的终审判决权授予巴黎夏特莱宫。1792年8月17日，建立了1个特别法庭，该法庭两天后制定了1项简捷的诉讼法，取消了向最高法院的上诉。9月屠杀标志着民众恐怖的顶点。由于吉伦特派对使用镇压手段（即使是合法的镇压）深为反感，1792年11月29日，他们撤销了8月17日建立的法庭。
恐怖统治的建立是危机恶化所致。但随着革命政府的建立和巩固，恐怖渐渐正规化和合法化了。1793年3月10日，为了防止新的民众屠杀，成立了有权审理“所有反革命活动”的革命法庭。9月5日，该法庭受到改组，它由国民公会任命，按一种简化的诉讼程序（取消起诉陪审团）进行终审判决，不得上诉最高法院。1793年3月21日创立的各监视委员会，按9月17日颁布的惩治嫌疑犯法，被交由管理。此外，国民公会还建立了一些按特殊诉讼法审判的军事法庭，如1793年3月19日针对旺代叛乱分子、28日针对流亡贵族建立的一些军事法庭。对于旺代叛乱分子、流亡贵族及流放中归国的反抗派教士（所有这些人都被认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审判工作往往只是验明正身和宣判死刑。
在第二阶段，恐怖统治的强度是因省而异、因特派员及当地恐怖主义者的势力而异的。镇压的范围按客观环境和危险的大小，同时也根据负责人的性情以及他们对于法律文件的解释而伸缩。有些负责人把前斐扬派、老温和派、抗议8月10日起义或5月31日至6月2日起义的人统统治罪。经济危机的恶化、统制经济的实行，使嫌疑犯数量激增。聚敛金钱的富人、违反最高限价法的生产者和商人，都在嫌疑犯之列。最后，非基督教化运动也进一步扩大了恐怖统治的范围，未很快放弃圣职的宪政派教士和顽固坚持宗教信仰的教徒都遭到镇压。
在乱党垮台及芽月审判之后，恐怖统治的中央集权加强了。在此之前大恐怖一直是针对大革命的敌人的，而现在它已在伤及各政府委员会的反对派。各委员会不断加强控制。赫赫有名的恐怖主义者，如富歇、弗雷隆、塔利安、卡里耶等，渐渐都被召回。根据圣茹斯特《关于普遍治安和乱党罪行》的报告而作出的共和二年芽月27日（1794年4月16日）法令规定：“被指控搞阴谋的嫌疑犯，不论该犯在共和同的什么地方，都必须移送巴黎的革命法庭。”花月19日（1794年5月8日），同民公会特派员们在外省建立的革命法庭和委员会均被撤销。不过勒邦在阿腊斯创立的革命法庭一直维持到获月22日（1794年7月10日）。花月21日（1794年5月10日）还成立了奥朗日民众委员会。这些都是具体环境造成的例外。
共和二年牧月22日（1794年6月10日）法令颁布后，地地道道的“大恐怖”开始了。这是当时的环境条件所促成的。牧月1日（1794年5月20日），科洛·代布瓦遭到一个名叫阿德米拉的人的枪击，4日（5月23日），人们抓住了企图攻击罗伯斯庇尔的塞西尔·雷诺，她后来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反革命信念。贵族的阴谋就这样在大战前夕一再表现出来，反映了反革命势力的冥顽不化。恐怖主义浪潮席卷了巴黎各区，人们的惩罚激情犹如火山爆发。然而自发反应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恐怖统治已经简化和强化了。库通（牧月22日法令的提议人）宣布：“问题不在于惩罚几个典型以儆效尤，而在于消灭暴政的一切死心塌地的仆从。”
被告的辩护权和预审均被取消，陪审员仅凭精神方面的证据就可以定罪，法庭只能在开释和死刑之间作出选择。大革命之敌的定义被大大扩展。”问题主要不在于惩罚他们，而在于消灭他们。“牧月法令的第6条列举了人民之敌的各种类型，即：“凡以践踏、诽谤爱国主义来赞助法兰西之敌者，凡图谋降低士气、败坏风俗、改变革命原则的纯洁性与活力者，凡以任何手段和披着任何伪装来危害共和国的自由、统一与安全，或力图阻挠共和国之巩固者。”
在恐怖统治的最后阶段，人们一般均采用“大杂绘”的办法审案。依据贵族阴谋的宽泛概念，人们可以在一次诉讼案中控告一群相互间并无关联的被告。他们因反对国家的阴谋而被看作一丘之貉。巴黎各监狱挤满了嫌疑犯（达8000多人），很让人担心发生犯人暴动。某些受到严重夸大的迹象使人们相信有人在搞“监狱阴谋”。因此6月份有3批人，7月份有7批人被处死。这些人都是从几个主要拘留所（比塞特尔、卢森堡宫、卡尔默、圣拉扎尔）提来的。从1793年3月到共和二年牧月22日这一期间，在巴黎处死过1 250人。可从大恐怖法令颁布到热月9日的一个多月里，竟有1376人上了断头台。据革命法庭公诉人富基埃-坦维尔描绘，“脑袋如板岩似的纷纷落地。”
人们对于恐怖统治的结果看法不一。关于受拘嫌疑犯的数字，有人估计为10万人左右，有人则认为达30万之众。关于被处死的人数，据多纳尔德·格里尔估计，约在3.5万-4万之间，其中包括在南特和土伦未经审判被处死的人数。根据这位历史学家的统计，革命法庭和各种特别法庭宣布的死刑达16 594起：从1793年3月到9月有518起，从1793年10到1794年5月有10 812起，从1794年6月到7月有2 554起，在1794年8月有86起。从地区分布来看，16％的死刑是在巴黎判决的；71％的死刑发生在国内主要战区，其中19％在东南部，52％在西部。定罪的动机同这地区分部情况相吻合：78％的死刑是为惩治叛乱、叛变而宣布的。思想上的犯罪行为（煽动反抗、联邦主义、阴谋）所招致的死刑占19%。经济方面的犯罪（伪造指券、贪污）所招致的死刑只占1%。至于被处死的人的社会成分，原第三等级占84%（其中资产阶级占25%，农民占28%，无套裤汉占31%），贵族只占8.5%，僧侣占6.5%。乔治·勒费弗尔强调指出：“但要知道，在这样的斗争中、对叛徒的处罚要比对宿敌的处罚更加不客气一些。”
因此，恐怖统治基本上是为保卫革命和国家，对付叛乱分子和叛徒的一种工具。大恐怖像内战一样（它本身也是内战的一个方面），从民族中清除了那些因其贵族属性或决心与贵族阶级生死与共而不能结合到社会中来的分子。它把“强制力”授予各政府委员会，使它们得以恢复国家的权威并令所有的人遵守救国的法则。它使阶级利己主义暂时沉默，从而促进民族团结感情高涨。尤其是恐怖统治使统制经济得以强制实施，这对夺取战争胜利和完成救国事业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意义上，恐怖统治是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3．统制经济
统制经济是应国防的急需而建立的。在对外贸易因封锁而停顿、法国四面受敌的时候，通过全民动员征召来的战士们急需吃饭、穿衣和武器装备，城市的居民急需粮食供应。所以，自1793年夏季起，革命政府就一步步地加强统制经济。
征用工作以法国的全部物质资源为对象。以死刑惩治囤积者的1793年7月26日法令强迫生产者和商人申报存货，并为核实这些存货任命了一些“反囤积专员”。农民交出了粮食、草料、羊毛、大麻，手工业者交出了自己的劳动产品。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百姓们还得拿出武器、鞋子、被褥和被单。如共和二年雾月10日（1793年10月31日）圣茹斯特在斯特拉斯堡征收了5 000双皮鞋、1 500件衬衫，雾月24日（11月14日）又从该城市的富人中征收了2 000张床来安顿伤员。各种原料——金属、绳缆、做弹药筒用的羊皮纸、硝土等——都被收集起来。教堂的大钟也被拿下来去化铜。所有企业都必须在国家的监督下为民族的利益工作，以便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应用由救国委员会动员起来的学者所发明的新技术。征用措施限制了企业的自由。
限价措施是征用措施的必要补充。1793年5月4日法令规定了谷物和面粉的最高限价，但实际上没有实行。9月15日法令重申了这一规定，9月29日法令强制规定了各种生活必需品的“普遍最高限价”（比1790年价格高1/3，由各县按具体情况执行），以及工资的最高限价（比1790年高一半，这一限价由各市政府负责执行）。为了贯彻这一新立法并监督贯彻的情况，国民公会于共和二年雾月6日（1793年10月27日）创立了一个从属于救国委员会的物资委员会。该委员会做了大量的调整工作，于风月2日（1794年2月20日）公布了产品生产地的全国最高价目表。各个县应加上运输费（就谷物和面粉来说，每驿里〔注：1驿里＝3.898公里。——译者〕的运输费系4苏半）、批发商的利润（5%）和零售商的利润（10%）。这样，最高限价法强行规定了利润余额，抑制了投机，限制了利润自由。
经济国营化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生产和外贸，军队的需求在其中起主要作用。救国委员会事实上并不曾把民用的粮食供应国营化。这种限制经济自由的生产和交换制度，在无套裤汉眼里显然带有某种社会价值。但救国委员会只是迫于需要才推行统制经济的。资产阶级对于限制经济自由的国营化充满敌意。统制经济对救国委员会来说只能是一种保卫国家和革命的权宜之计。
生产部分地国营化了——或是直接通过创建国家工场，或是间接地通过向制造商供应原料，通过整顿，监督、征用和限价。国家武器弹药制造工场的投产有力地推动了军备工业的发展，如巴黎制造步枪和刀剑的大型工场，以及由拉卡纳尔（在贝尔热拉克）和诺埃尔·普安特（在穆兰）创建的一些军火工场，还有巴黎的格勒奈尔火药厂。但救国委员会没有建立更多的国家工场（卡诺对这种工场持反对态度），并拒绝把矿业国营化。
外贸的国营化搞了几个月。从1793年11月起，物资委员会掌握了外贸大权。它向国外派出官员，征用商船，在各港口建立国营货栈。为了资助同中立国的贸易和保证在汉堡、瑞士、热那亚和美国等地购货的支付，物资委员会征集了葡萄酒、烧酒、丝绸和呢绒，向这些国家和地区出口。共和二年雪月6日（1793年12月26日），康邦下令按平价征购外汇。在处死埃贝尔之后，对外贸的控制便开始松懈。从风月23日（1794年3月13日）起，批发商们获得了一些便利，因为政府为保障粮食供应和生产，开始寻求同大商人合作。各港口的批发商被召集到各商业事务所，物资委员会派出国的官员都被召回法国。这种符合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演变只能激起无套裤汉的反对。
市民的粮食供应从未直接国营化。在共和二年芽月12日（1794年4月1日）改为贸易和供应委员会的物资委员会，基本上为满足军队需要而使用征调权，很少关心消费者。资本集中化的发展不足与总体统计的缺乏使得居民的需求得不到精确测定，无法制定全国性的粮食供应规划。因此实行征调以供应市场便成为各县的事务。监督磨坊主、管理面包坊，建立定量供应制度等，也由各市政府去办理。许多城市（如特鲁瓦）的面包坊完全归市府经营，有些城市（较少一些，如克莱蒙费朗）连肉店也归市府经营。对于其他产品，除了糖和肥皂以外，物资委员会不感兴趣，它仅满足于公布最高限价。而救国委员会则发展到禁止一切地方政府搞征用的地步。无套裤汉试图通过革命监督强迫商人尊重限价法，但毫无成效。地下市场，尤其是农产品的地下市场猖獗地发展起来。共和二年芽月12日（1794年4月1日），反囤积专员被取消。这时，为照顾生产者、种植者、手工业者和商人，救国委员会不顾无套裤汉的尖锐指责，渐渐放松了对民用粮食供应的管理。最后，救国委员会开始容忍各种违犯生活资料（面包除外）最高限价法的行为。
随着革命政府和人民运动的分裂日益明显，一种新经济政策在1794年春初具轮廓。深刻了解中产阶级愿望的救国委员会开起倒车，它安抚商人，放松管制，缓和统制经济的立法。统制经济的推行主要是为军队和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救国委员会不可能看不到：最高限价法的实施是导致原第三等级解体的一个因素。因为资产阶级和有财产的农民是带着反感情绪接受统制经济的。手工业者和小店主虽然要求对生活必需品实行最高限价，但当最高限价强加到自己头上时，便感到气愤。
对于工资的最高限价则激怒了飞人们。由于全国总动员和战争的负担，劳动力减少了，工人们利用这种情况增加了工资。许多市镇，尤其是巴黎市，从未公布过工资的限价表。然而国家却在国营飞场里严格实施限价法，不对工人有任何宽容。芽月惨剧之后，新巴黎市府制止所有联合结社的图谋。救国委员会也采取压制工资劳动者的态度。救国委员会认为，整个财政经济的大厦建立在双重最高限价法的基础上，放弃这种双重限价必将引起整个体制的坍塌和指券的垮台。罢工遭到镇压。收获季节临近时，政府令农业工人处于被征召状态，并限定他们的工资额。热月5日（1794年7月23日），巴黎市府终于公布了工资最高限价。对于许多职业团体，这一限价事实上专横地降低了劳动日的价格。工人们的不满情绪由此变得更加强烈。这种工人的不满同饱受征调压迫的农民、愤愤于限价规定的商人，因指券而破产的食利者的不满情绪汇合在一起。
但总的说来，统制经济不应被看作消极的东西。它毕竟使共和国的军队得到给养和装备。没有它，胜利是不可设想的。正是由于它，城市的人民大众才获得每天有保障的面包供应。共和三年经济自由的恢复又使他们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4．社会民主
人民大众和革命的中等资产阶级尽管有某些细微差别，但都持有一种社会民主的理想。财富的不平等使政治权利徒有其名；人类不平等的根源不仅在于自然，而且还在于私有财产——人们中流行着这种18世纪社会哲学的老生常谈。但是，很少有人达到主张通过废除私有制来打乱社会秩序的高度。1793年4月21日身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宣称；“财产的平等是一种幻想。”像当时的一切革命者一样，他谴责主张平分地产的“土地法”。在此以前，3月18日，国民公会曾一致决定以死刑惩罚土地法的拥护者。但在同一讲演中，罗伯斯庇尔断言：“财富的极端不均是许多罪恶的源泉。”套裤汉和山岳派对于“富足”、“阔佬”及过分的财富持敌视态度。他们的共同理想是建立一种独立小生产者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拥有自己的土地、小店或棚铺，可以在无须受雇于他人的情况下养家活口。这与18世纪末的法国大众的理想相符，它体现了小农、农村短工、手工业者、帮工以及小店主的愿望。这种理想和当时大多数生产者的经济状况是一致的。但它又与当时出现的关于生产自由的要求相矛盾。生产自由必将导致资产的集中化。
对这种社会理想的最明确的表述，是由巴黎各区的活动分子和罗伯斯庇尔派同时提出来的。
1793年9月2日，在要求实行生活必需品最高限价和增加工资的时候，无套裤汉区（前植物园区）宣称：“财产权只能以人体需要的范围为依据”，并要求国民公会宣布“规定财富的最高限额，任何人不得拥有超过最高限额的财富，任何人不得承租超过一定数量的犁铧所能耕种的土地，每个公民只能拥有一个作坊或一升店铺”。
然而，早在1792年12月2日，罗伯斯庇尔就把财产权置于生存权之下：“首要的权利是生存的权利，因而首要的社会法则便是为一切社会成员保证生存手段的法则，其他的一切法则都应置于从属的地位。”1793年4月24日，罗伯斯庇尔在他关于新人权宣言的讲演中，进一步冲破旧藩篱，不再把财产权看成一种自然权利，而是把它看成一种由法律确定的权利：“财产权是每个公民据以享受和支配由法律保障的那部分财产的权利。”
圣茹斯特明确表达了这种社会价值观：“应该不富不穷，富足是一种耻辱。”在《共和制度拾零》中，他提出废除立遗嘱的自由，按直系平均分配遗产，禁止非直系亲属继承遗产以及把无直系亲属公民的遗产收归国有等主张，以此将财产权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这种社会立法旨在“向一切法国人提供获取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手段，使之除法律之外无须依靠其他东西，在社会地位方而也无须相互依赖。”
这就是说：“人人应该独立自主地生活。”因而，社会法的概念在共和派思想中得到复兴。他们开始认为：在经济发展趋于毁灭小财产的时候，为了重建小财产以维护相对的平等，为了防止财富垄断再现和处于依附地位的无产阶级的形成，必须建立一个有权控制财产组织的民族共同体。
山岳派的立法即源自这些原则。共和二年雾月5日（1793年10月2日）和雪月17日（1794年1月6日）的法令保证在继承人（包括私生子）之间绝对平等地进行遗产分配（这些法令的有效期上溯到1789年7月14日）。仅保证遗产的平均分配是不够的，还必须让没有财产的人得到财产。于是，1793年6月3日，逃亡贵族的土地被按一定规格分成小块出售，地款可在十年内分期付清。这些规定在共和二年霜月2日（1793年11月22日）被推广运用于一切国有财产。1793年6月10日的法令批准按居民人头免费分配公社土地。虽然土地的分割使一部分农民扩大了土地数额或变成为地产主，更多的农民却并未从这种立法中得到任何好处。1793年7月17日，封建权利被彻底废除后，农民的团结一致不复存在。农村社会的分化加剧，出现了农民地产主和大农场主。迫于对劳动力的需要，这些地产主对农业工人获得土地和农村无产者转变为独立生产者不能不持敌对态度。共和二年风月8日和13日（1794年2月26日和3月3日）的法令规定贫穷的爱国者将从没收和分配嫌疑犯的财产中得到报偿，这反映了罗伯斯庇尔派要继续前进，并满足穷苦的无套裤汉某些要求的意愿。虽然圣茹斯特在他的报告里谈到免费让与这些财产，但法令里却对此只字不提，也从未明确地提出实施的方式。事实上，风月法令没有能够解决土地问题。罗伯斯庇尔派及山岳派在内心深处仍是经济自由的忠实信徒，他们不愿意干预土地问题。他们都对穷苦农民的愿望无动于衷，从不考虑改革分成制和把大农场分割为小地产的问题。他们制定不出一项符合农村无套裤汉愿望的土地纲领。
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立法在制宪议会的各种设想中已体现出来，同时又超出了这些设想。1793年3月19日和6月28日的法令，建立了对穷人、儿童和老人的救济制度。1793年6月24日的人权宣言第21条确认：“公共救济是一种神圣的债务。”享受救济的权利在共和二年花月22日（1794年5月11日）法令中得到承认。该法提出了社会保险的原则，并在各省设立了“国家救济大册”。老人、残废军人、需要抚养子女的母亲和寡妇都将登记入册，每人都将得到一笔年金和一些救济品，并将享受送上门的免费医疗。
共和二年风月13日（1794年3月3日），圣茹斯特呼吁：“必须让欧洲明白，在法国领土上你们既不愿再看到不幸者，也不愿再看到压迫者。但愿这个榜样国家能带动整个世界，把对美德的热爱和幸福传遍全球。幸福乃是欧洲的一种新观念！”
5．共和的伦理道德
按罗伯斯庇尔共和二年雨月17日（1794年2月5日）所说，美德乃是人民政府的原则和根本动力：“我来谈谈这种在古希腊与罗马创造了无数奇迹的美德……这种美德不是别的，正是对祖国和法律的热爱。”
美德是恐怖统治的矫正剂。救国委员会严厉惩罚了渎职的革命者，召回行为暴虐的恐怖主义者。尽管它不想再搞非基督教化运动，它却打算把民间崇拜（差不多到处都建立了这种崇拜）净化、完善和统一起来。因为必须通过公共教育和共和崇拜来加强群众的公民责任感。
公共教育被1793年6月24日的人权宣言第22条确认为一项人权。它主要被设想为一种国民教育，一种公民学校，其任务——按照人权宣言区1793年7月14日提出的主张——在于教育公民们懂得“对他们义务的规定及如何实践各种美德”。最首要的是发扬公共精神、巩固民族统一。1793年10月21日，国民公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开设国立小学的法令。这种学校的教学大纲把精神修养和身体训练、伦理和体操、教学和实践都结合起来。这一法令很快遭到否定，遂为共和二年霜月29日（1793年12月19日）法令所取代。后一法令要求创立强制性的、免费的和世俗的小学。这种学校在体制上受国家控制，但并不搞中央集权化，因而比较适合民众心理。由于要全力应付战争，革命政府不顾群众要求，没有切实实施这项法令。它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由此，组织一种公民崇拜就显得更有必要了。
革命崇拜在大革命初期就已发展起来：1790年7月14日的联盟节便是其最早和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公民节日大为增加，这形成了达维德为之贡献了自己全部才华的新艺术。1793年8月10日，在达维德规划下，巴黎欢庆了统一和不可分割节。非基督教化运动期间，对理性神的崇拜于1793年秋季在各教堂里取代了天主教崇拜，并且很快成为激发公民责任感和共和伦理的旬礼拜活动。
罗伯斯庇尔倡导的最高主宰崇拜企图把共和信条奠定在玄奥的基础之上。罗伯斯庇尔在读中学时接受过唯灵论的教育。作为卢梭的信徒，他厌恶孔迪雅克的感觉论，对于爱尔维修这类哲学家的无神论的唯物主义尤其反感（雅各宾俱乐部中的爱尔维修胸像是他叫人打碎的）。这位不可腐蚀者相信上帝和灵魂的存在，相信来世。他1792年3月26日在雅各宾俱乐部的言论无可置疑地表明这一点。共和二年花月18日（1794年5月7日），罗伯斯庇尔在他所作的关于旬末节的报告中，把发扬公民责任感和共和道德作为这些节日的目的：
“道德乃是公民社会的唯一基础……伤风败俗是专制制度的基础，正如美德是共和国的要素一样……把公共道德发扬光大吧！你们要取得胜利，但尤其要消灭恶习。”
基于个人的信念，同时为了在政治上使人民树立一种既能照顾习俗又能巩固共和道德的信仰，罗伯斯庇尔继续说：
“在立法者看来，一切有利于人间和行之有益的东西都是真理……关于最高主宰的观念即是不断地求助于正义，因此它是一种社会和共和的观念。”
花月18日法令的第一条宣布：“法兰西人民相信最高主宰和灵魂不死。”为颂扬大革命的重大事件（1789年7月14日起义、1792年8月10日起义、1793年1月21日处死国王和5月31日起义），创立了4个重大的共和节日。每个旬末日都用以纪念一种公民的或社会的美德。
共和二年牧月20日（1794年6月8日），的最高主宰和自然神节揭开了新宗教崇拜的序幕。几天前被选为国民公会主席的罗伯斯庇尔手持一束鲜花和谷穗，主持了这一庆典。在一片人的海洋中，由达维德布置的五彩缤纷的仪仗队伍在戈塞克和梅于尔创作的雄壮乐曲中从杜伊勒利宫的国家花园行进到马尔斯校场。牧月20日的庆典给参加者和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纪尧姆-泰尔区职员吉尔巴尔在日记中写道：“我不相信在历史上还能找到这样的日子。无论从物质上还是从精神上看，这个庆典都极为壮观……每个有感情的人都会对这个日子永世难忘。”
反革命分子马莱·迪庞也承认：“人们确实以为罗伯斯庇尔就要填平大革命的深渊了。”
然而，罗伯斯庇尔创立最高主宰崇拜的政治目的并没有实现。在1794年春的社会经济状况下，以及在芽月惨剧之后，花月18日法令试图用同一种信仰和伦理把不同社会阶层调和到一起。这些阶层虽然不久前一直在支持革命政府，现在却被阶级对抗弄得势不两立了。罗伯斯庇尔没有能力分析经济、社会状况，因而相信观念万能，并求助于美德。事实上，最高主宰崇拜产生了（甚至在革命政府中间）一种新的冲突：狂暴的非基督教化拥护者和主张国家完全世俗化的人都不能在共和二年花月18日法令问题上原谅罗伯斯庇尔。
6．国家军队
革命政府的建立以及它以恐怖树立起权威，都是出于战争的需要。建立统制经济的目的在于供给和装备共和国军队。社会民主致力于改善人民的处境，共和道德致力于加强人民的公民责任感，其宗旨都在于使人民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罗伯斯庇尔说过：“革命即自由反对其敌人的战争。”在共和二年，救国委员会把全部心血都注入了军队。
军队的兵员在1794年春超过100万人，分成12支方面军。军队的来源很复杂，有正规军、志愿军，也有征召30万大军和全国总动员时入伍的士兵。按照1793年2月21日颁发、1793年底至1794年初实施的“混编法”和“编队法”，他们被重新整编为团队。军队就这样被“国有化”了。
军官队伍受到清洗和更新。国民公会提出的军官选举制原则在国民自卫军中早已严格实行。但在军队中实行时，年资仍起一定作用。根据1793年2月21日的法令，列兵可以选举下士。他们还可以从在职下级军士中指定3人作为2/3的下级军官候选人。晋升者由同级军官推选。1/3的军官职位按年资分配。将军由政府任命，其中1/3凭资历，2/3靠选派。1793年2月12日，圣茹斯特曾宣称：“选举各部队军官是士兵的公民权，选举将军则是全国人民的公民权。”实际上，救国委员会在这方面窃取了极广泛的权力，因为它常常授权国民公会特派员干预军官队伍的建设。然而，下级军官的选举原则一直受到尊重。经过这样的筛选，渐渐产生了一些无与伦比的高级将领，如马尔索、奥什、克莱贝尔、马塞纳、儒尔当等许多人。在他们周围还有一大批军事素质好、公民责任心强的坚强干部。为培养新型军事干部，共和二年牧月13日（1794年6月1日）通过了组建“马尔斯军校”的法令，规定每县派6名青年进校，使他们“通过革命教育学习共和国士兵应具备的所有知识和品行。”
军纪得到了整顿。共和二年雾月，圣茹斯特号召莱茵方面军：“你们要遵守纪律，因为它是胜利的保证。”1793年7月27日，国民公会决定对抢劫者和逃兵处以死刑。实际上，军事法庭对流亡贵族和叛乱者毫不留情，对士兵却比较宽容。特别是，救国委员会善于使军队保持民主特征。1793年2月12日，圣茹斯特指出：“你们不应只靠士兵的数量和纪律来打胜仗，只有当共和精神在军队中得到发扬的时候，你们才能获取胜利。”对士兵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是并重的。共和二年的士兵经常出入各俱乐部，阅览爱国报刊。共和二年风月26日（1794年3月16日）的一份资料，统计了陆军部的无套裤汉部长布肖特发往共和国各方面军的报刊，其中第一种便是《迪歇纳老爹报》，其次是夏尔·迪瓦尔的《自由人报》、雅各宾俱乐部机关报《山岳派报》、德罗姆省人朱利安的《反联邦主义者报》。共和二年的法国军队是一支为结束特权、废除封建制度和消灭专制主义而战的革命军队。反革命分子，反抗派教士和流亡贵族，同英国人、普鲁土人或奥地利人一样，都是它的敌人。救国委员会把共和国与自由、平等同化在一起，以此使士兵公民们相信：服从命令是战士的天职。
军事指挥权严格隶属于文官政权，军队只是一种政治的工具。革命政府认为，领导战争是文官政权的基本特权。1793年6月24日通过的宪法第110条规定：“不设最高统帅。”鉴于拉法夷特和迪穆里埃的叛变，救国委员会使用恐怖手段迫使将军们服从。居斯蒂纳、乌夏尔和其他一些将军被送上了断头台，他们的疏忽或无能被视作缺乏公民责任感的证据。严密注视着军事问题的圣茹斯特在讲演中大肆宣扬这样的信条；“只有当战争结束时人们才能称颂将军”，“将军的头衔仍然带有君主制的性质”。在一项著名通令中，救国委员会专门为将军们评述了共和二年霜月14日的革命政府组织法：“在一个自由国家里，军人权力最应受到强制。它是一般意志都可以驱动的被动手柄……将军抗命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甚至在战场上，文官政权也通过国民公会特派员行使着控制权。1793年3月30日的法令最终确认了这些特派员不受限制的权力。在1794年战争行动的前夕，共和二年花月1日（1794年4月20日），比约-瓦雷恩向国民公会提出警告：
“在拥有12支大军的情况下，我们不仅要担心和提防背叛，还应对军人的势力或某个胆大妄为、野心勃勃的军事首领的图谋不轨保持警惕。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所有的共和国都是因此而灭亡的……军人政府是最坏的政体，比神权政体有过之而无不及。”
战术和战略根据新的政治、社会需要进行了改造。随着物资动员初见成效，混编成师团的共和国部队得到给养和武器装备，并取得了数量上的优势。武器仍然是旧制度军队留下的：有效射程为100米的1777年型步枪、格里博瓦尔式火炮，更主要的是一种能把4斤的炮弹发射到约400米以外的加农炮。然而，1793年10月10日圣茹斯特宣布：“君主制的战术已不再适用于我们……法兰西军队的作战方式应该是一种突击序列。”
新战术是由于部队缺乏训练而被迫采取的。共和二年的法国士兵在战斗时大体先是利用地形成散兵线，然后成密集队形上刺刀冲锋。最后：战斗纵队成为共和国军队的最佳战术编队，较之传统的线性编队更容易控制和指挥。新战术的统一在1794年基本实现：两个步兵旅、两个骑兵团、一个炮兵连合编成一个师，共8 000-9 000人。
由于不得不使用大量预备役士兵，战略也得到革新。旧的围攻战法仍保持了下来，要塞还是作战的支点和基地。卡诺主张集中兵力对一些决定性的据点实施不间歇的轮番进攻。在这种战法中，主要的因素不是军事科学，而是毅力和顽强斗志。共和二年雨月14日（1794年2月2日），救国委员会确定了它的宗旨：
“基本的规则是不断地发动集团进攻，在军队中保持严明而不过于烦琐的纪律，使军队时刻处于紧张状态但又不致过于疲劳，各要塞中只留下守备部队绝对必需的东西，……处处勇于刺刀见红，不断地打击敌人，直至彻底消灭之。”
牧月8日（1794年5月27日），救国委员会发出号召：“进攻！不停顿地进攻！”最后，在果月4日（1794年8月21日）救国委员会还提出：“像闪电一样震慑敌人！像霹雳一样打击敌人！”与巧妙的战术相比，迅速的运动、顽强的进攻、勇猛的作战更是克敌制胜的主要因素。
在1794年6月间，革命政府的巨大努力结出了硕果，胜利就在眼前。但就在此时，政治危机重新爆发，统治集团陷于了分裂。
Ⅲ．共和二年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
1794年春末，救国委员会在同民公会和巴黎都碰到了更加严重的困难：人民运动和革命政府之间出现分裂，议会中的反对派重新组织起来。与此同时，日趋恶化的经济危机使得现政权一天也离不开恐怖统治。然而，到手的胜利果实却使得这种恐怖统治更加难以维持和难以忍受。
1．大革命的胜利（1794年5-7月）
救国委员会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一种战争政策。丹东的谈判政策被抛在一边，因为这种政策在国内曾给宽容派带来好处，并削弱过民族的斗志。救国委员会没有作任何努力去利用反法联盟各国之间的分歧，或应科西乌斯科的呼吁去支持波兰起义者。但救国委员会很注意维持同中立国的关系。在罗伯斯庇尔作完《关于共和国的政治形势》（共和二年雾月27日，即1793年11月18日）的报告之后，国民公会宣布尊重中立列强利益，并表示对瑞士各州和美利坚合众国怀有“公正、善意和尊重的感情”。所谓宣传战就此完结。
在诺尔省的国境上，共和国在发动战役前夕部署了3支方面军对抗科布尔从海洋一直排列到那慕尔的部队。皮什格吕所部诺尔方面军15万人将朝伊普勒方向进攻弗朗德勒地区。阿登方面军2.5万人将朝夏尔勒鲁瓦方向进攻。儒尔当率领的摩泽尔方面军4万人将朝列日方向进攻。皮什格吕行动不力，没能阻止科布尔占领朗德勒西，但他于共和二年花月29日（1794年5月18日）在图尔库安击败科布尔，扭转了从埃斯考河到海滨的边境局势。救国委员会把阿登方面军和摩泽尔方面军合编并加强到9万人（由儒尔当统帅，圣茹斯特辅佐之。该军不久被命名为桑布尔-默兹方面军）。这支军队被派去进攻夏尔勒鲁瓦，并迫其于获月7日（1794年6月25日）投降。与此同时，在伊普勒，被皮什格吕击败的科布尔也撤退了。科布尔为了保卫后方，于获月8日（1794年6月26日），在弗勒吕斯向占据夏尔勒鲁瓦的儒尔当发动进攻。经过一天激战，科布尔败北。圣茹斯特在这次战役中身先士卒，率领纵队不停冲杀，为夺取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但他不愿向国民公会报告这一点：
“我很希望有人宣传胜利，但我不希望胜利被用未满足虚荣。有人宣传弗勒吕斯大捷，而许多一言未发的人当时参加了战斗。有人大谈这次围攻，而许多默默无言的人当时坚守在战壕里。”
弗勒吕斯战役带来了比利时的解放，儒尔当和皮什格吕在布鲁塞尔会师。接着，皮什格吕把英荷联军赶向北方，儒尔当把奥地利人赶向东方。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皮什格吕进入安特卫普，儒尔当进入列日。
在比利牛斯山方面，迪戈米埃夺取了布卢大营（花月12日，即1794年5月1日）后，进入卡塔卢尼亚。与此同时，蒙塞在西边也跨过国境线，占领了圣塞瓦斯蒂安（热月7日，即1794年7月25日）。在阿尔卑斯山方面，进入意大利似乎指日可待了。
在海上，英国舰队控制着地中海并在保利的同谋下夺取了科西嘉岛。但是，大西洋的共和国舰队还是成功地坚持下来了。牧月9日、10日和13日（1794年5月28日、29日和6月1日），为了保护一支从美洲运小麦的船队，维拉雷-儒瓦耶兹的舰队开出布雷斯特基地，在维桑海面向豪威的英国舰队开战。法国的损失是沉重的（“复仇者”号被击沉），但英国人也不得不撤退。运麦船队得以安全通过。
革命政府以极大的努力消除了内部危机，夺取了胜利，并迫使反法联盟各国媾和。花月1日（1794年4月20日），比约-瓦雷恩代表救国委员会在国民公会宣布：“我们的进军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战胜敌人，不是为了陶醉于胜利的喜悦，而是为了在自由不再需要任何一个敌兵死亡的时候立即停止打击。”
在胜利唾手可得之际，革命政府却发生了分裂。
2．政治危机：无法达成的和解（1794年7月）
1794年7月的政治危机表现在多方面。当雅各宾专政在革命政府控制下不断地集中和强化的时候，它在巴黎的社会基础和在国民公会的政治基础都在不断地缩小。两个政府委员会的分裂、救国委员会中的不和，终于促成危机的爆发。
当人民运动日益背离革命政府时，巴黎和全国都出现了厌倦恐怖统治的舆论。
在胜利的条件下镇压已显得不再必要。因而对恐怖统治的厌倦也变得更加强烈。工商业资产阶级勉强容忍着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他们盼望早日恢复1789年革命赐给他们的生产和交换的完全自由。他们也担心自己的财产权受到损害。长期不得实施的风月法令似乎要重新开始实行。为“挑出”嫌疑犯，已成立了一些人民委员会。救国委员会竭力调整恐怖统治。它召回了在外的一些知名的恐怖主义者，并根据牧月22日法令重建司法和镇压方面的中央集权。然而，救国委员会的这一法令未能贯彻。在执行中歪曲了这一法令：它把性质截然不同的案件混合在一起，将被告成批地判决，同时以“监狱阴谋”为由加速镇压机器的运转。由于经济困难和“对断头台的厌恶”，舆论界掀起了一股反对革命政府的潮流。
人民运动自芽月惨剧后渐渐脱离了革命政府。1794年春天，在对国民公会和各政府委员会表示忠诚的一系列游行活动的假象背后，人们看到，巴黎各区政治生活在无可救药地退化，巴黎无套裤汉对现制度深怀不满。圣茹斯特写道：“大革命冻结了。”这一现象既有社会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
在政治方面，各区的区民大会被迫循规蹈矩，被无套裤汉视为基本政治权利的市、区行政长官的民主选举被取消了。对埃贝尔主义者的镇压在悄悄地进行着。利用“埃贝尔主义”这个词打击敌视雅各宾中央集权和依恋人民民主制度的区民骨干分子是很方便的。当时，有些区曾出现骚乱，但很快被镇压下去。尽管如此，这些骚乱说明了人民反对派依然存在。马拉区在花月里又展开了对这位人民之友的崇拜活动。但牧月3日（1794年5月22日），各政府委员会下令禁止一切所谓“局部的”节庆。获月底，大多数区都发生了“博爱宴会”运动，这些运动也很快遭到谴责和禁止。
在社会方面，经济政策的新方向使民众消费者感到不满。经过清洗、现由罗伯斯庇尔分子帕扬领导的巴黎市府为商界恢复了名誉。获月9日（1794年6月27日），帕扬质问道：“那些针对鱼肉人民的吸血鬼……针对食品杂货商的无休无止的大叫大嚷，究竟有什么益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虽被限定，但政府并不征集这些物品，只满足于供应面包。面包的分配归各市政当局负责。巴黎市府明确宣布，对私人从外地调运食品的活动将不作任何限制，并命令逮捕所有阻碍贸易的人。这种做法导致了黑市的活跃，破坏了限价制度。市府为了满足制造商和手工业者而牺牲无套裤汉、工人和工资劳动者等最贫困阶层的利益，同时禁止他们的一切请愿行动。从花月起，新限价法令的颁布和经济统制的放松引起生活必需品价格突然上涨。各个职业团体都闹起要求增加工资的工潮。巴黎市府根据勒夏普利埃法野蛮地镇压了这些工潮。热月5日（1794年7月23日）颁布的巴黎工资最高限额表使这种限制性政策发展到顶峰。这个工资价目表严格遵照1793年9月29日的法令，强行降低了工人的工资，而且降低的幅度相当大：一个在风月挣5锂工钱的先贤祠工地的石匠，现在只能挣3锂8苏了。恰恰在罗伯斯庇尔派当局和巴黎市府需要人民群众可靠支待的时候，工人的不满情绪爆发了。
在国民公会中，反对派的核心是一些被召回的特派员，一些凶狠的恐怖主义者（尤其是那些感到自身受到威胁的人，如卡里耶、富歇）和一些渎职者（如、弗雷隆、塔利安等）。腐化者的乱党又一次形成了。它的基础是那些乘胜利之便要求结束恐怖统治的新宽容派和那些只把革命政府当作权宜之计来接受的平原派。人民运动已被制服，无须再担心发生起义。既然如此，国民公会有什么理由继续容忍政府委员会的监护呢？在不愿再受束缚的国民公会和充满强烈敌意的巴黎无套裤汉之间，革命政府成为一座空中楼阁。
两个政府委员会的分裂促成了自己的毁灭。
领导镇压工作的对于救国委员会的越权行为，尤其是对它的警察局的活动已忍无可忍。组成的是一些冷酷无情的人，如何马尔、瓦迪耶、武朗等。他们的精神状态接近过激派，希望延长恐怖统治，因为他们的权威有赖于这种统治。这是些无神论者，因而对制止非基督教化运动，对最高主宰崇拜深为不满。除了达维德和勒巴以外，他们出于个人恩怨和原则分歧，都特别仇视罗伯斯庇尔。
救国委员会如果保持团结，它是能够轻易制服这个反对派的。然而这个大委员会逐渐地也发生了分裂。罗伯斯庇尔以自己辉煌的贡献成为革命的法国人心目中名副其实的政府首脑。但他没有谨慎地避免触怒同事们。他要求别人像要求自己一样严格，很少拉关系，对大多数人都保待距离和有所保留，好像他总是在算计，或怀有野心。关于这位不可腐蚀者有“野心”的指控，吉伦特派曾提出过，科尔得利派也提出过，现在又被救国委员会内部的卡诺和比约-瓦雷恩提出来。共和二年花月1日（1794年4月20日），比约-瓦雷恩在国民公会宣称；
“一切珍惜自由的人都应对那些占据显位者的德行保持警惕。”
除了性情不投和职权冲突（卡诺和圣茹斯特发生过激烈争吵，并曾为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批评他的军事计划而恼火）之外，还有社会方针方面的分歧。卡诺和兰代都是归附山岳派的平原派分子，属于保守的资产阶级。他们厌恶社会民主，难以忍受统制经济。比约-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则倾向于另一极端。（其成员瓦迪耶曾企图丑化最高主宰崇拜）抓住一个自称“上帝之母”的名叫卡特琳娜·泰奥的老太太大做文章，拐弯抹角地攻击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怒不可遏，从获月中旬起即不再出席救国委员会。这种退隐对他的政敌来说是求之不得的。
两个政府委员会于共和二年热月4日至5日（1794年7月22日至23日）举行联席会议，试图和解，但未成功。两个委员会的成员都意识到，如果不重建和谐的关系，革命政府就不能维持下去，也不能抵御腐化分子和新宽容派的进攻。然而，虽然圣茹斯特和库通赞成和解，罗伯斯庇尔却拒绝这样做。他想断然粉碎由山岳派中的政敌和曾支持自己的平原派所结成的联盟。
3．结局：无法成功的起义
罗伯斯庇尔决定把冲突公诸于国民公会，这实际上是请国民公会评判革命政府的行为。而且，这样做也无异于毫无防备地冒一场巨大风险。因为，当时人民运动已经被压制下去，巴黎无套裤汉对政府不是漠不关心便是心怀敌意。
热月8日（1794年7月26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向他的政敌发起进攻，把恐怖扩大化的责任推到那些伪装成宽容派的凶狠歹毒的恐怖主义者身上。但他不愿点出他所指控的议员的名字，这是最大的失策。因为所有自知干过某件错事的人都感到了威胁。当晚，正值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的演说博得鼓掌，各委员会都张皇失措、举棋不定的时候，他的政敌开始行动了。那些很久以来便计划搞掉罗伯斯庇尔的议员在当晚同平原派一起策划了阴谋（他们向平原派许诺要结束恐怖统治）。这是一个以恐惧为唯一纽带的暂时同盟。
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国民公会于11时开会。12时，圣茹斯特上台发言。这时，整个事变便迅速地展开。阴谋分子们策划的阻挠议事的手法无情地堵住了圣茹斯特的口，接着又封住了罗伯斯庇尔的口。对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昂里奥和革命法庭庭长迪马的逮捕令获得通过。在可怕的喧嚣声中，一个不出名的议员卢舍提出的对罗伯斯庇尔控告令获得一致通过。罗伯斯庇尔的弟弟要求同他共命运。库通和圣茹斯特也随之被捕。勒巴则要求得到加人被捕者行列的光荣。罗伯斯庇尔高呼：“共和国完了，强盗们得势了！”旁听席上的目击者纷纷离开国民公会，把这一可怕的消息带到各区。这时还不到下午2点钟。
巴黎市府试图发动起义，但组织工作和领导都很糟糕。3点钟之前就得到消息的市长弗勒里奥-莱斯科和国家专员帕扬，要求市府总委员会委员回到各区擂鼓集合，敲响警钟。6点钟左右，所有活动分子都得到报警，各区都警觉起来。但48个区里只有16个区向市府的沙滩广场派遣了国民自卫军支队。芽月以来镇压各区骨干分子的后果由此表现出来。然而无套裤汉的先锋一一国民自卫军炮兵连的革命积极性比步兵营要高。到傍晚6点钟，起义当局掌握了驻扎在首都的30来个炮兵连中的17个，以及32门火炮，而当时国民公会身边只有1个警卫连。在几个小时里，巴黎市府掌握着炮兵力拭的绝对优势。只要它能有一个统帅这支力量的军官，这种优势便是一张决定性的王牌。市府派人救出了那些被宣布逮捕的议员。随后，大家来到市府商讨对策。然而国民公会很快恢复了镇静，并通过决议，宣布那些反叛的议员不受法律保护。受命纠集一支军队，持温和态度的各区纷纷归顺。聚集在市府前的国民自卫军和炮兵既无军令也无给养。关于那些议员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的风声很快传开。沙滩广场上的人渐渐走散。翌日凌展2点左右，进军市政厅，并以突袭方式占领之。巴黎市府不经战斗就被打垮了。
热月10日（1794年7月28日）晚，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库通和他们的19名拥护者未经审判就被送上了断头台。第二天，又有71人被集体处死了。在大革命中，这是处死人数最多的一次。
就这次起义尝试本身来说，失败的责任应归咎于巴黎市府的领导人和不善于行动的罗伯斯庇尔派。尽管统治机器大为加强、各区政府纷纷变节，尽管各革命委员会长期来只得俯首帖耳，但仍然有不计其数的无套裤汉赶到市政府。这一行动之所以未能奏效，其责任全在于罗伯斯庇尔派。他们坐以待毙，没有走进沙滩广场领导起义战士。从更高的角度看，这场革命运动的所有矛盾，以及无套裤汉本身的矛盾早已预示着热月9日事变的历史必然性。
罗伯斯庇尔是卢梭的信徒，但在科学和经济方面几乎一无所知。他厌恶爱尔维修一类哲学家的唯物主义。他关于社会和世界的唯灵论观点致使他在1794年春天的各种矛盾前束手无策。虽然他尚能从理论上为革命政府和恐怖统治辩护，但不能精确地分析他那个时代的经济和社会现实。毫无疑间，不能低估保持社会势力均衡的意义，也不能忽视资产阶级在反对贵族和旧制度中的主导作用。不过，同圣茹斯特一样，罗伯斯庇尔终究没能摆脱自身各种矛盾的束缚。他们过于重视资产阶级利益，以致不能同无套裤汉完全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他们又非常关注无套裤汉的需要，以致不能得到资产阶级的好感。
革命政府建立在一个由各种相互矛盾的成分组成的社会基础上，因而它缺乏某种阶级意识。罗伯斯庇尔派的靠山——雅各宾俱乐部并不能成为革命政府必要的支柱，因为雅各宾派不构成一个阶级，更不是一个纪律严明的有效政治工具和阶级政党。共和二年的制度建立在社会关系和民主政治的唯灵论观念之上，由此引出的后果对革命政府是致命的。
在政治方面，比在具体问题上的对抗更严重的，是存在于山岳派资产阶级和巴黎无套裤汉之间、各区活动分子和革命政府之间的根本矛盾。在战争条件下需要一个专制政府，无套裤汉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为他们为创立这种政府作出过贡献。但战争及其各种需要同民主政治产生了矛盾。尽管山岳派和无套裤汉共同主张民主政治，但他们对于民主政治却各有所见。无套裤汉实行的民主政治自发地倾向于人民直接管理；而革命政府则认为这种做法不宜用以领导战争。对当选者实行监督、人民有权撤回授权、通过唱名或通过欢呼来表决——所有这些要求均表明巴黎各区的活动分子满足于形式上的民主。这种政治态度同资产阶级所设想的自由民主政治尖锐对立。无套裤汉曾经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粉碎贵族阶级。但他们对于革命政府强迫他们循规蹈矩、俯首帖耳是不能原谅的。
人民运动和革命政府的相互关系问题还表现在另一方面。1793年春夏季，人民运动取得胜利后，无套裤汉骨干分子却陷于瓦韶。尽管不是怀有野心，巴黎各区的许多活动分子却都认为自己的献身精神应该以得到职位作为报偿。革命政府的效率也得靠这种代价来保证。1793年秋，各行政机构都受到清洗，换上了真正的无套裤汉。于是，出现了一个效法巴黎各区选派革命特派员的新潮流。这些特派员来自无套裤汉中最孚众望和最积极的分子。他们起初构成革命官员中最有战斗力的部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成就本身都要求付给他们工资。故而、这些活动分子在共和二年里转变为革命政府的公职人员。出于对既得利益的顾虑，他们变得柔顺多了。人民运动中最有觉悟的分子进入国家机关以巩固革命政权，这是国内和边境阶级斗争激化所引起的必然现象。但由此也产生了另一结果：人民运动衰弱了，它和政府的关系也开始恶化。由于国防的进一步需要，区民组织的政治活动受到限制。各区内部的民主也被削弱了，官僚化渐渐使群众的批判精神和政治斗争性变得麻木。最后，人民对不断强化专制的政府机关也放松了监督。由此，在革命政府和创立了这一政府的人民运动之间产生出新的矛盾。罗伯斯庇尔派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曾救助弱者。圣茹斯特说“大革命冻结了”，但他说不出这是为什么。
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矛盾同样是不可克服的。作为自由经济的信徒，救国委员会的成员们（首先是罗伯斯庇尔）接受了统制经济，这是因为他们考虑到支持这场大规模民族战争不能没有限价和征调措施。然而无套裤汉在强迫实行最高限价的时候，却对自己的生计问题考虑得更多。大革命尽管具有民主性质，但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革命政府为保持企业主和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平衡，不能不在限定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同时也限定工资的价格。这种政策的前提是山岳派和无套裤汉的联盟。然而，由于该政策取消了经济自由，限制了利润，它也就触犯了资产阶级（即使是激进民主派资产阶级）。最高限价法只是在国家支付军工产品和对农民征集粮草等方面得以贯彻，在其他方面都遇到工商业主的违抗。无套裤汉关注的主要是价格和工资的关系，他们想借机增加工资。救国委员会在一个资产阶级结构的社会中出面解决危机，它的仲裁对有产者和制造商比对工资劳动者更有利，这是不言而喻的。热月5日的巴黎工资最高限价法尤其能说明这一点。由于缺乏阶级基础，共和二年的统制经济自然难以稳固。
被自身矛盾削弱了的革命政府随着罗伯斯庇尔及其追随者的遇害而垮台。同时，罗伯斯庇尔等人希望建立的那种民主平等共和国也宣告破产。但是，人民运动还要同在反动道路上愈走愈远的热月资产阶级打一场为时10个月的、顽强而绝望的后卫战。斗争是悲剧性的。随着这场斗争的结束，大革命的动力彻底枯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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