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1982）
第四章 国民制宪议会和国王的出逃（1791年）
从1791年开始，国民制宪议会的制度结构在矛盾发展的压力下出现了裂痕。贵族阶级仍在负隅顽抗，拒绝任何妥协。这使巴纳夫、迪波尔、拉梅特三巨头再次提出的和解方案不可能实现。向外国求助的行为己众所周知，对外国入侵的恐惧使人民心目中产生了贵族在搞阴谋的看法。这样，民族问题逐渐上升到首位，它加剧了原第三等级内部的紧张气氛，并打破了纳税资产阶级的政权赖以建立的脆弱平衡。
Ⅰ．反革命的猖獗与人民的奋起
从1790年夏天起，由拉法夷特推行的政策已经破产。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和解已无实现的可能。宗教分裂和反抗派教士的骚乱助长了贵族阶级的反抗。指券贬值和经济危机促使人民运动重新高涨起来。
1．反革命：贵族、流亡者和反抗派教士
流亡者、贵族和反抗派教士的力量加在一起，汇成了一股反革命敌对力量。，流亡者在国境地带制造的骚乱逐渐明显起来。他们主要集中在莱茵地区（科布伦茨、美因兹、沃尔姆）、意大利（都灵）和英国。流亡者们从事阴谋活动的目的在于挑动外国对大革命进行干涉。1791年5月，阿尔图瓦伯爵与莱奥波德二世皇帝在芒图进行了一次会面。然而，皇帝对问题持回避态度。
贵族阶级的动乱已在全国范围展开，涉及的领域不仅限于宪法方面。贵族、“黑帮”们想方设法使指券丧失信用，极力干扰国有财产的出售。武装阴谋活动大量增加。1791年2月，“短刀骑士”们曾试图在杜伊勒利宫劫持国王。1790年8月，在韦瓦雷南部有两万名保王派国民自卫军组成了雅莱营，一直到1791年2月才被武力取缔。1791年6月，莱扎迪埃尔男爵在旺代策动了一次叛乱。总之，贵族到处都在蠢蠢欲动。
反抗派教士的动乱为反革命的敌对活动增添了动力。他们与贵族同舟共济，成为反革命的积极分子。他们照旧主持祭礼，管理圣事。国家出现了分裂，许多老百姓不愿意抛弃“好教士”，是由于担心灵魂不能获救。这样，反抗派便把一部分群众拉进了反革命的敌对派阵营。由于混乱局面扩大，国民制宪议会在1791年5月7日允许反抗派教士搞宗教活动，将其作为一种可以容忍的活动对待。宪政派教士对此大为恼怒，他们担心不能抵制反抗派教士的竞争。宗教战争爆发了。
2．人民的奋起：社会危机和政治要求
革命方面的反对派也在发展，这使得国民制宪议会的中庸政策难以推行。
反教会的骚乱是对反抗派教士动乱的报复。宗教斗争不仅使贵族党派的力量成倍增加，也促进了一个反教会党派的形成。雅各宾派为了支持宪政派教士，对罗马天主教进行猛烈的抨击，谴责宗教迷信和狂热崇拜。
开展这种宣传的《乡村报》写道：“有人责备我们对天主教不太宽容，责备我们对永恒的信仰之树没有始终关照。但是，当他们仔细观察一下这棵不容侵犯的树时便会发现：所有枝权上都交错横生着狂热崇拜。因此，断其一枝必然会触动其他枝干。”
反教会作家的勇气更大，他们提出取消宗教预算，主张建立一种爱国的与公民的信仰，盛大的全国联盟节便是这种信仰的前兆。
民主派的骚乱也是对反抗派教士的动乱的报复。国王和拒绝宣誓的教士们互相勾结起来，这反而促进了民主派的壮大。从1789年起，罗伯斯庇尔便提出了普选制的主张。人民俱乐部的大量涌现令现使民主派势力有所发展。在巴黎，教师当萨尔在1790年2月2日创立了第一个“两性爱国者联谊社”。这些接纳消极公民的人民团体，在1791年5月组成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在1790年4月建立的科尔得利俱乐部是名副其实的战斗组织。它监视贵族，监督行政部门，组织调查、募捐、请愿、示威等活动，必要时还举行暴动。因此，这个俱乐部是运动的主导。马拉在《人民之友报》上，博纳维尔在《铁嘴报》上都鼓励这一运动的发展。一些民主派甚至自称拥护共和，他们集合在罗贝尔的《国民信使报》周围。
社会骚乱自1791年春天起再度出现。在尼韦尔内、波旁内、凯尔西和佩里戈尔都发生了农民的骚乱。巴黎的工人也跃跃欲试。失业有增无已，奢侈品工业濒临破产，生活费用上涨。一些职业团体，如排字工、马蹄铁匠、木工等联合起来要求规定最低工资额。联谊团体和民主报刊对工人的事业予以支持，谴责企业主和批发商利用经济自由大搞“新的封建制”。社会骚乱助长了民主派的活动。
3．国民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与社会的巩固
面对上述两种威胁，国民制宪议会制定了强硬的政策。资产阶级对人民运动发展的恐惧丝毫不亚于对贵族反革命阴谋的害怕。拉法夷特的威望以及他对国王的影响现已消失殆尽。米拉波一时间成为头面人物。
米拉波曾被1789年11月7日的法令排除在内阁之外。他被宫廷所收买，转而报效国王。他向国王呈递第一份奏章是在1790年5月10日。米拉波主张国王拥有实权，他极力促使议会赋予君主宣战权和媾和权。他向路易十六提供了一项庞大的宣传和贿赂计划，旨在建立一个党派，让国王离开巴黎，解散国民制宪议会和向国民求助。在整套计划中，宫廷只采纳了贿赂一项。王室费总管塔隆通过积极行贿，使王室的同谋者和代理人为数大增。路易十六对米拉波同对拉法夷特一样不信任。米拉波于1791年4月2日猝死。他的政策由于中断而免于失败，他的死亡使革命舞台上失去了一个主要演员。
巴纳夫、迪波尔、拉梅特三巨头马上取代了米拉波的位置。民主派的壮大和人民的骚乱比贵族的阴谋更使他们警觉。他们也主张现在停止革命。三巨头靠宫廷给的钱发行了一份新报——《文史学家》。他们开始与拉法夷特接近，逐步向右转。他们控制着国民制宪议会，也迫使它作同样的转变。消极公民被排斥在国民自卫军之外；集体名义的请愿遭到禁止；禁止结社和罢工的勒夏普利埃法于1791年6月14日通过。左翼当时的表现便是在这样一种反动的政治背景下作出的。
罗伯斯庇尔当时闭口不言，然而他曾经在所有场合英明、果断地保卫了人民的权利。1791年4月27日和28日，在关于国民自卫军组织的辩论中他发言：“是谁进行了我们这场光荣的革命？难道是阔佬们，是有权势的人吗？唯有人民有愿望并有能力进行这场革命。同样，唯有人民现在能支持革命。”
勒夏普利埃法的社会后果连马拉也未完全估计到，他把它看成一项限制集会和请愿的反动政治法律。他在1791年6月18日的《人民之友报》上写道：“他们剥夺了无数劳工和工人阶层在一起名正言顺地商议自己事务的权利……他们一心只图把公民们互相孤立起来，防止他们共同管理国家事务。”
与贵族阶级实行妥协的政策又冒头了。由于害怕民主，三巨头和拉法夷特主张修改宪法，提高选举的纳税标准和加强王权。但是，这种政策必须得到“黑帮”和贵族们的支持以及国王的同意才能成功。贵族负隅顽抗使之不能实现。国王的出逃充分显示出这种政策的虚浮。
Ⅱ．大革命与欧洲
在1791年当中，国内的动乱加上在国外的困难使国民制宪议会的处境越加艰难。新生的法国与旧制度的欧洲针锋相对，正如封建贵族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君主专制与自由政府之间的对立一样。各国之间的敌对有时会转移它们对法国事务的注意力。流亡者和路易十六求助外国恢复其专制权力和社会优势地位，这便使冲突不可避免。
1．革命的传播与贵族的反动
各国的君主从一开始便对革命思想的宣传和扩张力深感不安。大革命的一系列事件和1789年原则本身就具有足以发动各国人民和动摇
各君主专制权力的影响力。在法国发生的事件激发了世界各地的极大好奇心。外国人纷纷涌向巴黎，成为名副其实的“向自由朝拜者”。他们中有美因兹的乔治·福斯泰尔、英国诗人沃兹沃恩、俄国作家卡拉姆津等等。他们参与政治斗争，出入俱乐部，成为大革命思想的积极宣传者。他们中最狂热的应屈来自萨瓦、布拉邦特、瑞士、莱茵地区的政治难民。从1790年起，瑞士难民，尤其是日内瓦人和纳夏泰尔人便组成了“海尔维第俱乐部”。〔注：海尔维第是古代高卢的一部分，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瑞士。——译者〕
在法国之外，启蒙思想在资产阶级和贵族中的传播发展，使德意志和英国对大革命的影响尤为敏感。
在德意志，教授和作家们兴高采烈，例如在美因兹大学图书馆任管理员的福斯特，汉堡的诗人克洛普施托克、普鲁士的哲学家康德和菲希特。在杜炳根，大学生们种植了一棵自由树。这一运动还超出了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扩展到资产阶级和农民中间。在莱茵河地区的伯爵领地，农民们拒不缴纳领主捐税；在萨克森的梅桑爆发了农民骚乱；汉堡的资产阶级在1790年7月14日举行了庆祝活动。这一天，参加者们身佩三色绶带，女孩合唱团讴歌自由的诞生，克洛普施托克还朗诵了他的颂歌《是他们而不是我们》：
啊，高卢的自由，
我纵有千万张歌喉，
也难以将你赞颂：
我的声音是那样的微弱，
啊，神奇的自由，
她无所不能…… |
在英国，辉格党的首领之一福克斯、奴隶制的反对者威尔伯福斯、哲学家边沁和化学家普里斯特莱都公开声明自己赞同大革命。英国的统治阶级在大革命初期曾持赞许态度。但是，随着革命事态的急剧演变，它的态度逐渐冷淡下来。只有激进派和异端分子坚持同情大革命，要求在本国实行改革。1790年在曼彻斯特建立了一个“宪法社”；在1791年，“伦敦推动宪法情报社”重新建立。诗人们长期忠实于自己最初的激情，他们是布莱克、彭斯、沃兹沃恩和柯勒律治。1789年，柯勒律治在《法兰西》赞歌中表达了他如醉如痴的喜悦：
当法兰西怒火满腔，举起巨人的臂膀，
它的誓言震撼着天空、大地和海洋。
它顿足盟誓：不获自由绝不罢休…… |
然而，欧洲的反动势力不久便锋芒毕露。封建制度被废除后，贵族阶级成为反革命。教会财产被没收后，僧侣也成为反革命。层出不穷的动乱使资产阶级深感不安。流亡者千方百计地挑动拥护旧制度的阶级反对革命的法国。阿尔图瓦伯爵从1789年后定居都灵，1790年，在特雷弗选侯的领地上组成了第一批武装。既疲于奔命又高傲自负的流亡者们把自己的利益置于祖国的利益之上。他们吹嘘只要几支部队便可征服被一小撮煽动者控制的巴黎。自1790年初，在德意志已经有人撰文抨击法国的民主运动，如在耶拿的《文学报》上。在英国，土地贵族和英国教会挑起了反革命活动；在1790年选举中，托利党的多数地位更为加强，议会改革推迟进行。1790年11月，伯克发表了他的《法国革命感想录》，这成了反革命的福音书。该书谴责法国大革命使贵族阶级破产，并摧毁了等级差别这个神圣的制度。1791年，因支持北美起义军而闻名于世的托马斯·潘恩在他的《人权论》中驳斥了伯克的观点，此书在人民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伯克提出了组织反革命十字军的主张。几乎与此同时，教皇庇护六世在1791年春也对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予以严厉谴责。3月，西班牙政府沿比利牛斯山脉用军队设置了一条防线，制止“法国瘟疫”的蔓延。路易十六对跃跃欲试的欧洲反革命势力寄托了全部希望。
2．路易十六、国民制宪议会和欧洲
路易十六的政策与欧洲贵族阶级的愿望不谋而合。他秘密地向各国君主请求干涉。流亡者们也朝此方向努力。阿尔图瓦伯爵要求马德里组织武装干涉，支持在法国南方酝酿的叛乱。从1790年11月起成为流亡大臣的卡洛纳〔注：卡洛纳在1787年4月被解职后，为逃避高等法院追究而出走英国。1789年11月，他到都灵投奔阿尔图瓦伯爵，后被其任命为财政大臣。——译者〕指望从普鲁士那里得到帮助。孔代亲王在科布伦茨召集的军队准备为外国军队开道。旧制度看来又可以恢复了。路易十六只是在表面上接受大革命。1789年11月，他写信给西班牙的查理四世，对自己被迫作出让步表示了不满。1790年底，他决定出逃，并命令镇压南锡兵变的刽子手、在麦茨统兵的布耶侯爵为出逃进行准备。他的目的是请求欧洲列强命令国民制宪议会修改法令，并在边界炫耀武力，施加压力。
各国君主对大革命的敌视是普遍的。然而他们的态度却不尽相同。俄国的叶卡特琳娜二世对组织反革命十字军表现得十分热衷：“摧毁法国的无政府状态，这会留下万古英名。”瑞典的居斯塔夫三世则准备统联盟军队，他于1791年春天驻扎在埃克斯-拉-夏佩尔。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和撒丁国王维克多-阿梅代三世都同意动兵。德意志帝国皇帝莱奥波德二世以及英国政府则表现得较为谨慎。各国君主之间的钩心斗角和领土野心使他们四分五裂。如果没有担任联盟首脑的德意志皇帝，他们必然会一事无成。然而，莱奥波德二世并不完全敌视宪法改革，他对法国国王的权威被削弱并不恼怒。再说，他屈下的各邦国以及它们的东部边界已经足够他操心了。
国民制宪议会的对外政策以解决各国君主与大革命之间的冲突为重点，这些冲突涉及法律方面和领土方面。
阿尔萨斯发生的“异族王公”事件是由于废除封建权利所引起的。在阿尔萨斯拥有领地的德意志诸侯认为自己受到了损害，他们向日耳曼帝国议会表示对法国国民制宪议会决议的抗议。
阿维尼翁事件致使教皇与法国作对。阿维尼翁和弗内森伯爵领地发生了反对教皇统治的起义，并废除了旧制度。1790年6月12日，阿维尼翁举行投票，决定并入法国。国民制宪议会犹豫不决遂使此事耽搁下来。当8月24日开始讨论阿维尼翁的问题时，国民制宪议会代表们力图避免使教皇对法国革命产生新的不满，结果特隆谢的决议案得以通过：由于国王在外交方面有创议权，阿维尼翁人的请愿呈送国王定夺。因为制宪议会不打算因一个不合时宜的表决而损害正在进行的、关于批准教士法的谈判。
与此同时，在1789年原则的基础上产生的新国际公法逐步确立起来。1790年5月22日，国民制宪议会庄严地宣布废弃征服权：国家的组成只能基于人们意志的自由表达。1790年11月，国民制宪议会向德意志诸侯宣布：阿尔萨斯之所以属于法国并非出于征服权，而是出于其居民的意愿，他们参加1790年7月14日联盟节便是证明。1790年10月28日，梅兰（杜埃人）以自愿组合的国家否定王朝国家，并从中总结出新国际公法的准则。他指出：“去年，在这个议会中，由一切新旧法国人订立的社会公约是你们和阿尔萨斯兄弟联合在一起的唯一合法依据。”他在这里指的是，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自命为国民议会的决议和同年7月9日国民议会宣布自己为国民制宪议会的决议。接着他又提出，这里仅涉及到一个“极为简单的间题”，即“阿尔萨斯人民能成为法国人是否依据了外交文件？……对于阿尔萨斯人民和法国人民来说，专制时期那些旨在把前者结合于后者的协定有什么意义呢？阿尔萨斯人民与法国人民结为一体，这是出于他们的愿望。因此，使这种结合合法化的仅仅是他们的意愿而不是明斯特条约”。
阿尔萨斯的这种意愿在1790年7月14日参加联盟节时已经表达出来了。
1791年5月，鉴于教皇对教士法已持谴责态度，国民制宪议会决定占领阿维尼翁和弗内森伯爵领地以便征求居民的意见。两地与法国合并的法案于1791年9月14日通过。在各国君主看来，新的国际公法等于宣布赋予革命国家一种权利：只要哪一国人民有这种愿望它就可以将其归并。这样一来，旧制度的外交便全被打乱了。
然而，国民制宪议会担心一旦发生战争会使宫廷从中渔利。它给了德意志诸侯一笔补偿费，而路易十六则立即鼓动诸侯拒不接受。国民制宪议会尽数拖延对阿维尼翁的归并。由于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被纠缠在波兰事务中不得自拔，这种和平政策才得以顺利推行。莱奥波德二世认识到，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和叶卡特琳娜二世鼓励对法国进行武装干涉是为了使波兰问题的解决有利于他们，而他自己将会在西方抽不出身，因此他宁愿置身事外。
但是，国王的出逃使国民制宪议会的和平政策未能如愿以偿。莱奥波德二世也因此被迫对法国事务进行干涉。
Ⅲ．瓦雷恩：国王对革命的否定（1791年6月）
国王的出逃是大革命的主要事件之一。在国内方面，它表明了王权与革命的国民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在外交方面，它加速了冲突的到来。
1．国王的出逃（1791年6月21日）
国王的出逃是由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瑞典朋友阿克塞尔·德·费尔桑伯爵长期筹划的。他借口护送贵重财物经驿站来到布耶的军中，在通向圣默努的一路上布置了驿马和骑哨。这样，路易十六可以取道马恩河上的夏隆和阿尔戈尼直达蒙梅迪。1791年6月20日午夜前后，路易十六改扮成侍从，与全家离开杜伊勒利宫。此时，拉法夷特正在视察城堡的哨位，并认为万无一失。然而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在杜伊勒利宫留着一个不上岗的门，这使费尔桑得以自由出入王后寝宫。
国王全家挤在一辆专门制作的重型轿式马车里上路了。他们比预定的时间晚到了5个小时。在夏隆以外布置的哨兵队久等不见国王踪影便撤走了。6月21—22日夜，当国王赶到瓦雷恩时并没有找到预定的接应驿马，于是他便停了下来。在圣默努时，路易十六毫不躲躲闪闪，他被驿站长的儿子德鲁埃认了出来。德鲁埃赶上在瓦雷恩停下的轿式马车，并让人截断了埃尔河上的桥梁。当国王准备重新启程时，发现桥被阻断。此时警钟鸣响，农民们蜂拥而来，赶来的轻骑兵队也与人民表示友善。22日清晨，国王一家重新启程返回巴黎。在他们两旁是由各村赶来的国民自卫军组成的人墙。当布耶闻讯奔来时，国王已经上路2个小时了。6月25日夜国王进入巴黎时，周围死一般沉静，士兵夹道列队，倒持枪支，这俨然是“君主制的送殡行列”。
路易十六在出逃之前起草的告法国人民宣言将他的企图暴露无遗。他要先投到布耶军中，从那里转向在荷兰的奥地利军队，最后再返回巴黎，解散国民制宪议会和各个俱乐部，恢复自己的专制权力。路易十六的全盘秘密政策都是为了挑起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干涉，使自己从中得益。早在1789年10月，他曾派丰布吕纳修士为密使去见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他竭尽全力使法国与阿尔萨斯诸王公之间的冲突恶化。路易十六并非如人们常说的，是个简单、软弱、近乎不能做主的人。他很有点小聪明，他不屈不挠地奔向一个目标：恢复自己的专制权威，甚至为此不惜背叛民族利益。
2．瓦雷恩事件在国内的后果：马尔斯校场的枪杀（1791年7月17日）
瓦雷恩事件在国内产生了相互矛盾的后果：国王出逃激起了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掌权的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而加强了自己的权力，并保持君主制。
瓦雷恩事件发生后，民主运动发展壮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科尔得利俱乐部的成员从6月21日起就要求国民制宪议会建立共和制，或者至少在决定国王的命运前征询各初级议会的意见。他们宣布：“我们终于摆脱了国王，获得了自由。”国王的出逃成了促使人民群众加强民族觉悟的决定性因素。它向人民群众揭示了君主制与外国的勾结，它激起的强烈情绪一直扩展到最偏远的农村。人们担心外国入侵，便在要塞和边境自发地进入防御状态。国民制宪议会从国民自卫军中调了10万名志愿兵。这种社会和民族的反应所产生的效果与1789年的情形相似。在瓦雷恩，原本为保护国王出逃的轻骑兵队全都转向了人民一方，并高喊着：“民族万岁！”防御的反应突然呈现出来。1791年6月22日夜晚在圣默努附近，当地的领主当皮埃尔伯爵在前来欢送路易十六时被农民们杀死。在1791年的恐惧中，民族激情与社会仇恨激发了同样强大的力量。国王的出逃仿佛表明外国入侵已迫在眉睫，人民群众如同军队一样组织动员起来了。
然而，国民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却保持着冷静：它担心农民起义，同时也畏惧城市人民运动（勒夏普利埃法于1791年6月14日被通过）。国民制宪议会中止了国王的职能及其否决权，它把法国组成了事实上的共和国。但是，国民制宪议会在阻止民主发展方面也毫无顾忌。它编造了“国王被绑架”的虚构情节。6月21日晚，巴纳夫对雅各宾派大声疾呼：“宪法就是我们的指南，国民制宪议会就是我们汇集的中心。”尽管罗伯斯庇尔表示抗议，路易十六仍得以免受起诉。只有布耶等制造“绑架”的人被指控。布耶在1791年6月26日给国民制宪议会的信中包揽了一切责任，但他早已逃之夭夭。7月15日和16日，国民制宪议会对布耶和另外几个无足轻重的从犯发出了起诉令。1791年7月15日，巴纳夫在一次激烈的演说中提出了实质性的问题：
“我们将结束革命还是使它重新开始？……再向前走一步就是有害和罪恶的行为。在自由的道路上再多走一步将导致王权的毁灭；在平等的道路上再多走一步将导致财产权的毁灭。”
尽管国王的叛卖和贵族的危险不容否认，国民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始终认为国家应该是有产者的国家。对于它来说，大革命已经结束了。
马尔斯校场的枪杀（1791年7月17日）表明了资产阶级的既定意图。巴黎人民在科尔得利俱乐部和其他友好团体的鼓动下频频举行请愿和示威活动。1791年7月17日，科尔得利俱乐部成员在马尔斯校场集合，在祖国祭坛上对一项要求共和的请愿书举行签名活动。国民制宪议会以扰乱秩序为借口命巴黎市长驱散集会。戒严法一宣布，由清一色资产阶级组成的国民自卫军闯入马尔斯校场，并且不经事先警告就朝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射击，致使50人倒地身亡。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残酷的镇压。许多人遭到逮捕；不少民主派报刊被迫停止发行；科尔得利俱乐部被关闭。一时间民主派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这便是所谓“三色”恐怖。
马尔斯校场枪杀案的后果是无可挽回的。爱国党分裂成为两个相互敌对的集团。雅各宾派中的保守部分于1791年7月16日后就已分离出去，在斐扬修道院建立了一个新俱乐部。在雅各宾俱乐部中，由罗伯斯庇尔为首的民主派更加突出了。集合在斐扬俱乐部里的、以拉法夷特派和拉梅特派联合而成的立宪派却准备与国王和“黑帮”和解，保卫他们受到威胁的事业，并坚持纳税资产阶级的政治优势。于是，妥协政策再一次出笼。然而贵族阶级却仍旧顽固不化。
宪法的修改并未达到控制局面的“三巨头”所期望的程度。但是宪法中对选举权规定的财产标准更加提高了。选举人无论是产业主还是承租人，根据不同情况，其财产应分别相当于150、200和400个工作日的价值。1791年7月28日的法令经过9月19日法令的重申和修正后，使国民自卫军的组织最终定了型：只有积极公民才有权参加国民自卫军。在武装的资产阶级而前，人民只能赤手空拳。经过这样修改后，国王于1791年9月13日接受了宪法。14日，他再一次向国民宣誓效忠。国民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又一次相信，大革命结束了。
3．瓦雷恩事件在国外的后果：皮尔尼茨宣言（1791年8月27日）
瓦雷恩事件在国外同样引起了重大的后果。国王的出逃和被捕在欧洲君主中激起了巨大震动。普鲁士国王惊呼：“多么可怕的榜样啊！”然而这一次也同以往一样，一切都取决于帝国皇帝。莱奥波德二世在芒图向各国宫廷建议：协同起来，拯救法国的王室和君主制。但是，君主们各自的打算和利益远超过君主团结的感情，这使反对法国的欧洲协调不可能实现。斐扬派的政策使莱奥波德对路易十六的命运感到放心。为了掩饰他的退缩，皇帝只满足于在1791年7月28日与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签署了一份皮尔尼茨宣言。该宣言只是以欧洲干涉的可能性对革命进行了恫吓。这两位君主宣称“互相配合，以必要的力掀随时准备行动”。但条件是其他列强决意与之同心协力：“只有这时和在此种情况下”，干涉才可进行。实际上，法国舆论只照字面理解了皮尔尼茨宣言，这也正是宣言作者所希望的。这种外国干预显得令人难以容忍，大革命感到面临着威胁，民族感情在这种情况下更加激昂高涨。
1791年9月30日，国民制宪议会在一片“国王万岁！”“民族万岁！”的欢呼声中自行解散了。它的领袖们认为已经在王权和纳税的资产阶级之间订立了协议：既反对贵族阶级的反革命，也反对人民的运动。但是，国王只是在表面上接受了1791年宪法。国民与资产阶级并不像国民制宪议会代表们所宣称的那样完全融为一体。当瓦雷恩事件的危机发生时，国民制宪议会下令从国民自卫军中征集10万人。它既不信任王家的前线部队又拒绝依靠人民。它所信赖的是国民，即宪法中所规定的有纳税，能力的国民。事态的发展使他们的打算陷于落空。皮尔尼茨宣言发出后，战争看来是不可避免了。
在危险面前，资产阶级尽管迟疑不决，但又不得不求助于人民。然而，人民在摧毁了出身的特权之后不愿再长期容忍金钱特权的压迫。他们要求在国民中有一席之地。从此以后，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以新的形式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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