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卷 第五章 德国的工会 如果说1857年的危机第一次（虽然起初只是间接地）推动了欧洲工人运动的复兴，那么1866年的危机，起的这种作用就强烈得多，直接得多。英国证券交易所纷纷倒闭，使得投机买卖完全陷于停顿。在流通普遍停滞期间，许多工厂不得不缩减生产或完全停止生产；工资下降，失业人数增加；1866年和1867年的歉收，使工人阶级不可缺少的粮食的价格猛涨。 在这种经济压力下，欧洲工人运动得到巨大发展。按照工人运动在各国所达到的不同规模，无产阶级对非人的生活状况的义愤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芬尼亚运动[1]席卷爱尔兰，比利时的矿工们在一次饥饿暴动中起来反对最可怕的困苦处境，这个资产阶级的模范国家只知道用枪弹来镇压这次暴动。在1866年的失败使德国资产阶级执掌政权的奥地利，立即形成了一个无产阶级反对派，当然这个反对派的实际力量同它外表上的威武姿态是不相称的。 在工人运动已经相当发展的国家里，对危机的鞭笞的反抗表现为多次的罢工，同时也就同国际建立了比较紧密的联系。1866年在设菲尔德举行的英国工会代表会议，“极为殷切地”劝吿这些组织参加国际，国际对伦敦机器制造工人、青铜器工人、裁缝、制篮工人和其他行业的罢工的支持，起了很大的作用。在1867年春天巴黎青铜器工人的一次罢工中，国际的援助保证这些工人能够享受刚刚获得的联合自由。1868年春天，当日内瓦建筑工人为争取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而展开斗争时，国际又帮助他们获得了胜利。 在德国，经济危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碍，被同一个1866年带来的政治危机的影响所掩盖。德国资产阶级和普鲁士专制制度刚刚建立的友谊受到了第一次打击，因为他们对目前的危机应该由谁负责这个问题发生了有趣的争吵，在个别地区，如东普鲁士省，这种危机发展成为最可怕的饥荒。官方报刊宣布要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不幸的经济理论作殊死战，因为一切灾难都是这种理论造成的，而自由派报纸也毫不逊色地断言，普遍的危机是由于各邦政府不断地扩大军备，从而使战事危机不断增长而造成的，因为它们使生产和流通受到损害。工人阶级的机关报对正在争吵的两兄弟说，他们每个人可以想想自己的缺点，可是它们却认为这次失业的直接原因应由政府负责。《社会民主党人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能够造成导致群众贫困的生产停滞，可是政府的过错在于，在那个基础上发生了今天这个特殊的停滞，《民主周刊》也发表类似的看法说，铁血政策的种子在不景气、饥荒和国民贫困化中发芽成长了。 一 《民主周刊》和《社会民主党人报》尽管有这种相同的看法，可是自从《民主周刊》出版以来，全德工人联合会同萨克森人民党之间的对立不是缓和了而是大大加剧了。 其原因并不在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政治态度比较稳和。恰恰在这一时期，施韦泽激烈地反对普鲁士政府，以致受到控吿和监禁的两面夹攻，报纸则被警察没收，《人民报》甚至毫无顾忌地赞扬这种攻击的激烈程度。当然，《社会民主党人报》为了能够按时出版，不得不在对柏林政府的支柱的个人攻击方面有所保留，而莱比锡的《民主周刊》就不必采取这种态度。可是这种迫不得已的慎重决不会使《社会民主党人报》蒙受耻辱，而当它比《民主周刊》更有力、更通俗地论述迫切的政治问题的时候，就更不是这种情况了。它关于当时萨克森的出版自由所说的话，同莱辛在一百年前关于老弗里茨统治下的普鲁士出版由由所说的话①[2]差不多相同，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民主周刊》不会因为侮辱俾斯麦，而只有因为侮辱波拿巴而受到控吿。但是，总的说来它享有值得羡慕的出版自由，而《社会民主党人报》仍然是德国受迫害最厉害的报纸，莱比锡的报纸不应因为利用了它的有利形势而受到责备，柏林的报纸也不应因为它没有良讨苦吃而受到指责。 两个报纸的真正差别在于，第一，《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在北德意志联邦的基础上当反对派，而《民主周刊》要摧毁这个联邦，第二，《社会民主党人报》在社会科学的认识方面，远远胜过《民主周刊》。萨克森人民党的机关报估计不久的将来，1866年的产物就有被消灭的可能。它推动博伊斯特去反对俾斯麦，说博伊斯特正想“报柯尼希格累次之仇”，他在奥地利实行议会统治，解放报刊，实行结社权，把军队置于帝国议会之下，着手废除国家与教会的条约，《民主周刊》甚至还为臭名远扬的汉诺威王党军队辩护。相反地，它对《社会民主党人报》所采取的政治立场，尤其是社会立场几乎毫不了解。这家报纸说，全德工人联合会没有别的基础，只有“几句不断重复的拉萨尔关于国家资助的套语”，这个论断的顽固程度仅次于它的不公正的程度。《民主周刊》除了发表了两篇评论《资本论》第一卷的文章以外，没有发表同《社会民主党人报》不断发表的关于科学共产主义问题的许多论文有同等价值的文章。为了挽救“目前的物价上涨和失业”的局面，《民主周刊》甚至又一次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劳动纸币提出来讨论，在一组关于《国家资助和自助》的论文中，虽然它所持的见解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它却为这种见解提出了不正确的论据。它硬说，拉萨尔向群众提出国家资助这个口号，而没有说明，哪个国家能够而且应该帮助，并且还补充说，拉萨尔“当然不是一个政治活动家”。 《民主周刊》对约翰·雅科比的评价比对拉萨尔的评价要好一些，它期望他运用适当的行动力量，使德国民主派得到新生。1868年1月，约翰·雅科比对他的柏林选民作了关于德意志人民党的宗旨的讲话，不久以后，这篇演说为他写给一个拥护者的一封信所补充。这两者都表明了他的本来面目，他是一个高尙、纯洁的人，但也是一个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毫无所知的唯心主义的形式上的政治活动家。他的普遍公式，如果应用到具体的日常问题上，可以表示某种很革命的东西，也可以表示某种很反动的东西。他要求每个民族、每个种族有同样权利要求自由和自决权，这个要求可能被好心人理解为民族革命；但像雅科比本人所理解的，作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和其他兄弟民族的自决权，这个要求却是十分反动的，它溯源于一个对破坏三月革命起了不少作用的现点，即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这样一些真正的革命者所经常坚决反对的观点。 雅科比的社会纲领也是不明确的。他要求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合理分配生产成果，限制大资本家和大地主滥用权力，对于工人则用他们在生产成果中应得的份额即全部的劳动利金，来代替难以维持生活的低微工资。这是唯心的空论，它可以表示一切可能的东西，可是正因为如此，也必然造成巨大混乱，而且也确实造成了巨大混乱。同雅科比一样高尙、纯洁的白拉克解释这种看法说，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合理分配生产成果和工人应该得到全部的劳动利金不是一回事；资本没有权利继续使用劳动力，而劳动（只有它才能创造一切价值）才应该得到全部劳动成果。相反地，宗纳曼这样解释雅科比的纲领，他说工资和利金是一回事，工资保证最低的劳动利金，问题在于，除了工资以外，保证工人在生产成果的余额中得到一份；这对工人有好处，对工厂主也有好处，因为工人知道他为什么劳动，就可以提高生产。到底是谁正确理解了雅科比的口号呢？是正直的社会革命家白拉克呢？还是企图更多地剥削工人的资本家宗纳曼呢？这是人的智慧所不能断定的。 《民主周刊》决没有否认，约翰·雅科比还不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可是它认为，他十分接近社会民主主义，为了建立一个大民主党，和在俾斯麦专制政治的领域内开展反对这种政治的斗争，就必须掌握住雅科比。撇开问题的原则方面不谈，这种看法在这一点上就是错误的，即它过高地估计了推科比的政治影响。雅科比身后除去一小撮资产阶级思想家而外，没有任何力量，这些思想家的机关报是古伊多·魏斯新创办的《未来》，这是资产阶级的最正直、最有才气的报纸，但也是读者最少的报纸。柏林的小资产阶级或者支持在资产阶级轨道上行驶的《人民报》，或者，在它开始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就吞下了又冒出头来的蛊惑家海耳特在《国民报》上扔给它的诱饵。对于同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结成可靠的同盟，柏林小资产阶级怀有旧日的恐怖心情。 施韦泽生活在这些状况之中，他善于巧妙地使海耳特的煽动失去作用，不惜同这个空想家进行公开论战，他对雅科比的纲领的看法比《民主周刊》要公正得多，但决不是不友善的。他指出了这个纲领的不彻底性，但是也“衷心”同意雅科比的说法：“人民党和工人联合会必须携手并进;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两者的共同目标，即人的高尙化”，只是补充说：“是的，我们愿同资产阶级的比较坚决的分子携手并进，可是我们要以有自己的原则的独立的工人党的身分这样做。”1868年7月19日，在沃耳芬比特耳附近举行的有很多人参加的民众大会上。根据白拉克的提案以及关于这个提案的解释，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认为雅科比的纲颔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之间在目的上没有原则差别，这时《社会民主党人报》才提出有力的证明。它十分确当地说明，接受雅科比的模糊的言论，会使欧洲社会主义倒退几十年，可是它却把这些言论叫做一个装模作样的资产者的愚蠢空论，这是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泼去的做法。像雅科比这样一种人是一点也不装模作样的。毫无疑问，他是真心要同工人友好的，虽然他并不了解，问题的关键何在；当人们对他的纲领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解释时，他始终保持沉默。 这一段叙述巳经足以说明《民主周刊》同《社会民主党人报》之间存在的意见分歧了。今天高高在上地对此妄加评论是很没有意义的，正如从一方面来看完全是背叛，从另一方面来看完全是明智一样是没有意义的。还不如说，问题在于历史的对立，这些历史的对立没有得到历史的解决以前，必然继续斗争。在一定时期内，萨克森和南德的工人群众不了解《社会民主党人报》，正如柏林，爱北斐特、汉堡和整个北德的群众不了解《民主周刊》一样。 二 汉堡代表大会和纽伦堡代表大会工人运动的高涨既推动了萨克森人民党，也推动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不管《民主周刊》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现点相距多么远，可是德国工人在紧急关头所能依靠的毕竟只有这两个机关报。它们并不是像资本主义的或官方的御用文人异口同声所说的那样，用''蛊惑性言论”得到日益增长的影响，而是用世界上最正当的方式，即时工人阶级在各方面进行忠实帮助的方式获得这种影响的。 同1867年一样，1868年《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订户差不多增加了两倍，即由一千二百个订户增加到三千四百多个订户，分布在二百一十五个地方。汉堡仍然以八百零七户遥遥领先，其次就是柏林的二百二十四户，再其次是爱北斐特—巴门一百六十一户，汉诺威一百五十四户，埃森一百零七户，不伦瑞克八十九户，哈尔堡六十一户，阿尔托那六十户，卡塞尔五十八户，法兰克福五十三户，巴黎五十户。多年以来，在巴黎有一个拉萨尔拥护者的巩固而忠实的集团。其中魏特林的老同志彼特森和后来任巴黎公社劳动部长的列奥·弗兰克尔，由于有热情有见识而显得突出。 全德工人联合会完全没有狭隘的民族倾向。在这一方面它也只知道考虑什么是已经可能做到的，什么是还不可能做到的。当1867年底1868年初，奥地利工人运动得到巨大发展的时候，施韦泽向维也纳工人发表了一个卓越的宣言，说明了所有文明国家的工人共同的任务和目标。他强调使德国工人和奥地利工人联合起来的内部统一。“我们知道，我们是而且永远是一个民族。人们决不能使我们相信，如果我们站在维也纳的文化公园里或蒂罗尔的山上，就是在外国。说徳国话的地方，就是德意志祖国。”但是施韦泽并不讳言，在目前情况下，建立外部统一的任何尝试都威胁着内部统一。遗憾的是霍弗斯特腾在这一方面的空想更多一些。他为了创办一个工人报到奥地利去，引起了一场混乱，使德国和奥地利旳工人运动都受到损失。由于完全正确地预见到，维也纳资产阶级会诽谤他是“俾斯麦分子”和“普鲁士人”，霍弗斯特腾就化名参加了维也纳工人协会，当假面具掉下以后，这个步骤当然不仅更加引起他应该避免的事情，而且也使维也纳工人产生怀疑。施韦泽责备霍弗斯特腾的这种行为，但是对他的“最忠实、最可靠的朋友”采取最宽容的态度，并完全承认霍弗斯时腾对联合会机关报的功绩，这样施韦泽就履行了一件不可拒绝的义务。 现在联合会的内部组织巳经完全建立起来，并且很好地发挥作用。拉萨尔曾经希望把所有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组织在联合会之中，这个希望越来越幻灭了。甚至在有成千上万个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工人的爱北斐特—巴门和汉堡，联合会会员也只各有五百人；唯有伊塞隆，特耳克尽了最大的努力才把接受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所有工人差不多全组织起来；在这个较小的城市中，有七百名会员。联合会只是党的核心，可是一旦事关紧要，就有六倍、十倍、十二倍于此的群众很容易地加入到这个核心里来。1868年3月，在约有三百个联合会会员的埃森进行改选时，哈森克莱维尔在主要选举中得了二千零六十五票；后来在复选中败于保守党候选人之手，因为进步党选举人把反动的科伦警察局长看做是比老民主主义者哈森克莱维尔更有资格的代表。可是，1868年7月，当赖因克放弃议员席位的时候，累内普-梅特曼选区被保住，弗里茨舍在那里主要选举中得了三千二百二十三票，复选中战胜了舒尔采-德里奇推荐的、大多数进步党选举人通过弃权间接支持的保守党候选人。 在白拉克的周密管理下，联合会的财政状况也有好转。同从前一样，会费是每周半个银格罗中，在特别贫穷的地区，如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织工区为四分之一银格罗巾，可是各处必须把收到的会费的半数上缴给联合会金库。行政管理费用是非常节省的；柏林代表大会确定联合会唯一支薪的干部，书记的月薪为二十塔勒，并且只同意总共付给罗勒尔二十五塔勒，作为他自从不伦瑞克代表大会以来任职半年的报酬。1867年中期，主席每月为联合会工作所能支付的款项只有二十五塔勒，而一年半以后，每月已经可以支配三四百塔勒了。 收入的一大部分暂时被用来弥补联合会机关报的亏空，这个报纸由于霍弗斯特腾财力罄竭多次濒于深渊边缘，后来只得费劲地自力更生。为了维持这个报纸，施韦泽不得不在1868年2月向联合会会员发用一个非常募款的紧急号召。因为他不愿公开说出是怎么回事，免得使资产阶级高兴，所以他只是说，事关联合会的重大利益，他将在下届代表大会上，对募来款项的用途作必要的说明。虽然如此，号召仍然得到很好的结果。施韦泽作为联合会机关报的编辑拿的薪金同当主席拿的薪金一样多。可是，在霍弗斯特腾到了维也纳，同联合会领导有关的事务日益增加以后，施韦泽就聘请威廉·哈赛尔曼为助理编辑，哈赛尔曼是一个年轻的学化学的大学生。生于不来梅，幼年父母双亡，靠有钱的亲戚施舍度日，尝过同这个命运往往不可分割的艰辛。由青年时代的这些悲惨的经历，产生了敌意的沉默寡言的表现，这已经成了哈赛尔曼的外部举动的特征。他对资本主义无比憎恨，并且有一个灵活的头脑，不久他就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应付自如了。他的能力不及施韦泽，可是他是一个有才干的记者，尽管他的文章刺激的成分多，鼓励的成分少，但却是十分有力的。 经过三年苦斗，施韦泽终于达到他在拉萨尔死后给自己确立的目标。他在保持拉萨尔的组织和策略的同时，能把德国工人运动导入《共产党宣言》的比较广阔、自由的道路，他同马克思保持友好的关系。[3]1868年夏天，当计划降低铁关税，制铁工业家企图用煽动性言论，唆使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工人反对这样做的时候，施韦泽就向马克思求计。然后他向工人说明，根据国际市场的情况，德国的制铁工业能够经得住降低铁关税，但是维持铁关税也不会妨碍制铁工业的发展。问题在于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冲突，这种冲突可以以某种方式起重大作用，而民族发展并不因此受到损害。因此工人必须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如果主张保护关税的制铁工业家要求工人支持，那么他们就干脆回答说：好，我们准备这样做，我们主张在降低铁关税以前对铁的生产情况进行调查，我们只提出一个条件，即这个调查的范围不仅包含资本家的利益，而且也包含工人的利益，特别是要包含生产铁的工人的工资、劳动时间和生活状况。根据施韦泽的这个指示，特耳克在哈根召开了一个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工人大会，制铁工业家被邀参加这个大会。可是这些虚伪的人没有一个出席，于是工人大会作出决议说，降低铁关税并不损害工人阶级的总的利益，因此工人没有任何理由给主张保护关税的制铁工业家以所要求的帮助。 附带说一下，施韦泽利用独裁的全权，决定朕合会的社会政治态度，这还是唯一的一次。他明确指出，正确判断铁关税问题，首先要有专门科学知识，他曾经向“我们这一派的最重要的科学权成”征求意见。他决不企图执行一种具有主观专断意义的独裁；他清楚地知道，现代无产者不是盲目任人指引的羊群。当然警察和司法的无尽无休的迫害助长了可恶的独裁欲，这种独裁欲趋向越来越严格的集中。可是施韦泽经常十分重视，同代表大会完全协调一致，也同会员群众完全协调一致。虽然他有正式的职权，担是他所任命的全权代表，没有一个不是由有关地方的会员提出的。他所理解的独裁只是一种明确而迅速的有力行动。他把这种独裁看做是一把锤子，虽然一只手能够最有力地挥动这把锤子，但是必须由集体来锻造它。 可是事态的发展开始使这种有限的独裁受到压制。1865年，当罢工运动在德国露出最初苗头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报》采取了鼓励的和善意的态度，不过还完全根据拉萨尔的见解，这种见解认为，联合自由是工人阶级的一种好权利，但不是在较大范围内消除工人阶级疾苦的手段。后来，1867年在英法两国爆发的许多罢工，已经使这个报纸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硏究。它看到，现代工业达到一定高度的所有地方，不顾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的种种协定，不顾工人由于罢工而实际体会到的痛苦经验，都出现了具有威力的罢工；工人不可能这样固执、这样完全地看错自己的利益；罢工必然有一种内在的根据。《社会民主党人报》认为这种根据在于，无产阶致首先从工资状况上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受损害的和被压迫的阶级，首先把它的解放的杠杆放在这里，因此罢工有怎样高度评价也不为过的突出的特性，即把至今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阶级状况的工人从昏唾中推醒，使他们认识到他们在社会中受到轻视以及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可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坚决认为，罢工在经济上必然是得不到成果的，只是一个提高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手段，所以它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工人阶级已经公开为实现自己的最后目的而努力的地方，罢工通常是不可容许的。 然而，1868年施韦泽也从这种见解迈出了一步。在理论上他可能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学习到，工资铁律是他的障碍，在实际上，日常经验给他指出，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也不放弃罢工，罢工没有经济成果并不是不容置辩的教条。弗里茨舍在1865年底就建立了雪茄烟工人协会，接着在第二年中期成立了印刷工人联合会，现在寿普也建立了裁缝工会，吕普克尔特建立了木工工会。在像爱北斐特—巴门、埃森、汉堡这些社会民主主义的老家，爆发了多次罢工，取得了变化无常的，但一般说来至少并非不利的结果。经过斗争而得到增加的工资，大多只能补偿生活资料上涨的价格，在这一方面，工资的增加证实了工资铁律而不是否定工资铁律，但是它也恰恰指出，在一定情况下罢工是非常必耍的。 柏林的事件特别具有教育意义，笼罩着那里的灾难吹散了沙文主义的爱国狂热的最后烟雾，工人运动开始复兴，在工人运动早就停顿的布勒斯劳（拉萨尔的故乡），第一次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柏林，印刷工人和雪茄烟工人的工会组织都取得了显著成果：印刷工人取消了规定的星期日劳动，雪茄烟工人通过延续数月之久的光荣斗争，抵制一个工厂主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侮辱人格的工厂法规。面包师、瓦工、木工开始反对可怜的工资和无限的劳动时间，现成服装工业的惊人秘密的纱幕第一次露出了一点缝隙，这种工业在柏林盛极一时，并且已经夸口说这里是天下第一。 这种工业中的剥削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以致变得傲慢自负的资本家们甚至不怕把他们的骗人伎俩公之于世。他们往往把湿羊毛交给他们的女工，在加工过程中羊毛干了，交回成品时，重量不足就成为克扣工资或扣除交出的保证金的理由。有一家叫舒尔茨和济本马克的商号竟使出这样的手段，即向检察院吿发一个不甘心受它欺骗的工人侵占原料。可是法庭宣吿被吿的女工无罪，因为调査证据的结果表明，舒尔茨和济本马克商号有计划地欺骗被它敲骨吸髓地剥削的女工。这个令人惊异的案件使人们注意到柏林现成服装工业的状况，事实表明，这种工业的繁荣完全是以精神和肉体的衰亡为基础的，它利用这种手段戕害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女工的生命。 这些穷苦的人们如果要想多挣点钱不致很快就饿肚子，她们就必须从黎明劳动到天黑。当她们疲惫的眼睛在最微弱的灯光下（有钱人的娇生惯养的眼睛在这种灯光下连线也瞧不见）终于失去作用时，几小时的不安静的睡眠就是她们唯一的安慰，是她们生活中的唯一享受。她们吃这样多的辛苦，每天缝厚呢绒类最多挣十个银格罗，缝白麻织品约八个银格罗申，做刺绣工作约三至五个银格罗申。这些女工摆脱这种可怕的贫困的唯一出路就是卖淫，这条出路使她们受到警察的监视，把她们送进劳动院、监狱，遭到不名誉的死亡。 应该承认，当这种情况被公众知道的时候，瓷产阶级大吃一惊。甚至连最地道的自由贸易论者至少也起来谴责从现成服装工业的女工的吃不饱饭的工资中夺走几个可怜的分尼的欺骗行为。只有普鲁士警察完全站在资本主义犯罪掠夺方法的顶点。它解散了讨论现成服装工业的状况的工人集会，因为这些女工要亲自参加。根据普鲁士结社法，她们根本设有这种权利；普鲁士警察这样做的唯一动机是对“穷人中的最穷的人”的白血病感到十分愉快；“社会王国”只能有这种表现而不能有别的表现。 同三年前一样，《社会民主党人报》又以极大的毅力，不顾警察的没收。维护受到威胁的结社权。进步党的哲学家们从后面一瘸一瘸地走过来，当施韦泽在帝国议会中竭力要再提出去年关于实行联合自由的提案时，他们也只是没精打采地跟着跑。帝国议会中的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多数派，暂时不想参与其事，但是坚持明年实行联合自由，尽管只以保留的方式实行。不管警察用种种诡计迫害罢工的工人，自从1865年法庭在布尔克的织布工人罢工中宣判被控违反联合禁令的二百七十八个工人无罪以后，检察机关就不再为此进行起诉了。可以预料，在法律上承认联合自由将使罢工运动更加扩大，工人阶级的最近的未来将属于工会斗争。 施韦泽没有看错。他仍然把通过罢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叫做对任何社会主义者都不能得逞的、粗暴的欺骗，可是他看到，在工人群众没有通过实际经历认识到工人哪怕只要求最低限度地改善他们的状况，统治阶级是多么愤怒和无比憎恨以前，工人群众不会提高阶级觉悟，不施摆脱警察国家和金钱力量的监视。“总之一句话，罢工是通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完全统治的历史必然的过渡阶段。”由此自然得出结论，即通过正确地组织罢工，尽可能地缩短这个过渡阶段，防止工人群众中存在的运动的分散和分裂，至少尽可能地加强这个运动的力量，以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维持它同政治鼓动的紧密联系。 施韦泽达到了这一步，虽然他没有走得更远。他不承认工会运动同政治运动有同等权利而且是独立的，在他看来工会运动只是给政治运动以更大力量的杠杆；他在一定程度上把工会运动看做是一个要塞，在它的墙后有新兵受训，迫不得已时，无产阶级的战斗部队也能找到一个避难所。虽然事情日益表明，政治组织只包括工人阶级的精锐部队，但是因此它也受到警察当局和国家检察机关的大力迫害，它们总是寻找而且也找到新的借口，对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责难。这个联合会的大约三分之一的地方组织又因为“建立联合会分会”而受到攻击；在某些地方，如在柏林本地，联合会在初审中虽然经过斗争被宣判无罪，可是检察官立即向高一级的法院提出控诉，高一级法院的判决至少是不可忖度的。1868年夏天，当施韦泽在汉堡召开联合会代表大会时，产生了一个不吉利的预感，即这第七次代表大会可能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是8月22日至26日举行的。施韦泽所以在汉堡召开这个大会，是为了向那里的会员致敬，“他们由于有最严格的纪律和对原则的忠诚、有行动力量和自愿牺牲精神而超群出众，可为整个联合会的典范”。为了对卡尔·马克思的巨著表示感谢，联合会理事会正式发出请帖请马克思以贵宾的身份参加代表大会。紧急的工作使他不能到会；他在一封回信中表示歉意，并"高兴地”确定，代表大会把一切严肃的工人运动的出发点提到了公开会议的议程上，这些出发点是鼓动人们争取充分的政治自由、调整劳动日和工人阶级在它必须为全社会完成的世界历史性的伟大任务中的、有计划的国际合作。代表大会决定尽一切合法手段，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它宣称依法实行十小时工作制是必要的，它指责剥夺工人的最后的休息日和最后的家庭幸福的星期日劳动是社会暴政的顶峰；最后大会作出决议说，只有各文明国家的工人行动一致，他们的努力才能取得成果，因此德国工人党就有义务同受同样原则指导的各文明国家的工人党共同前进。 代表大会的三次公开会议都是庄严的群众大会。汉堡工人表明他们无愧于旧日的声誉，他们提供了六千名值得感激的理解力很强的听众。在四次不公幵的会议中，处理了联合会的本份事务。三十六个代表，代表有七千二百七十四名按期缴纳会费的会员的八十三个地方，而大多是这一年才争取到的五十至六十个地方还没有派代表参加大会。代表大会同意，主席可以首先把余款用于维持联合会机关报方面，为此施韦泽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所有者，交一千塔勒给联合会作保证金。此外代表大会还决定，直到《社会民主党人报》收支平衡为止，不足的份数由联合会订来用于鼓动工作。但是代表大会否决了沃耳芬比特耳会员关于把《社会民主党人报》作为联合会财产经营的提案，也否决了杜塞尔多夫一个会员把编辑部同主席职务分开的提案，大会认为这两个提案是不适当的。人们估计《社会民主党人报》过两个季度就可以做到收支平衡，到了那个时候，朕合会的经费就用于派遣支薪的鼓动员（首先在萨克森王国和南德）进行有计划的宣传工作方面。为了组织这一工作，主席得到了必要旳全权。书记的月薪提高到二十五塔勒。 不公开会议所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联合会对罢工运动的态度问题。不伦瑞克的会员提议组织罢工。为此佩尔提议转入议程，而弗里茨舍却提出了两个议案，要求代表大会首先声明，罢工不是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的手段，而是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梧，冲破警察的监视，在正确组织的前提下把各种严重的社会弊端，如过长的劳动时间和星期日劳动从现社会清除出去的手段，第二个提案要求代表大会责成主席为成立总工会而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经过激烈辩论之后，佩尔的提案以三千四百一十七票对二千五百八十三票遭到否决，弗里茨舍的第一个提案以相同的多数票被通过，他的第二个提案以三千二百五十五票对三千零四十四票遭到否决。代表大会对罢工采取了原则上欢迎的立场，可是从联合会方面来看，罢工的实际组织是不必要的。 根据这个投票结果，施韦泽和弗里茨舍声明，他们将以帝国议会议员的身份召开一个工会代表大会。他们的声明又引起一明激烈的辩论，辩论的内容是，施韦泽和弗里茨舍的主张是否违反党的原则。施韦泽本人认为，亳无疑问代表大会有权制止主席做它认为有害联合会的一切事情。如果主席不服从，他就必须退出联合会。现在代表大会不同意联合会掌握罢工的组织（它这样做也许是有益的，可是它原则上是同意罢工的。由此他似乎得出结论，代表大会拒绝责成联合会主席召开工会代表大会，而不愿表示禁止参加这个大会。现在它可能作进一步的说明，可是他毫不讳言，如果代表大会禁止他召开工会代表大会，他就一定立即辞职，并退出联合会。按照他的见解，社会民主党作为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必须组织罢工运动；如果他意识到由于一种重大的迟误而可能使鼓动工作毫无生气，他就不能继续负责领导工作了。后来代表大会几乎一致声明，它不愿表示禁止；施韦泽和弗里茨舍以帝国议会议员的身份可以召开工会代表大会。 可惜关于这些讨论没有详细记录，因此不能看出，反对派在多大程度上受了实际困难或正统的拉萨尔主义的支配。这两点共同发生作用：佩尔在他提议转入议程的简短理由中只是强调指出财政上和形式上的反对意见，对施韦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一篇论文中十分坚决地为自己辩护，反对认为召开工会代表大会就是背离拉萨尔传统的这种看法。作为具有决定意义的观点，他完全正确地强调这一事实，即罢工运动存在于群众之中，而在拉萨尔在世时是没有这个运动的。发动这样一个运动，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同样也不是拉萨尔的任务，可是如果存在这个运动，那么每个社会主义者（拉萨尔还活着可能也是这样），必须念念不忘给它指出正确目标。代表大会一结束，施韦泽和弗里茨舍从汉堡向全德国的工人发出了一个宣言，定于9月27日在柏林举行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以便讨论和决定一切与罢工有关的事项，并在会上建立全德工人的广泛组织，利用罢工达到共同进展的目的。 十天以后，在纽伦堡举行了德意志工人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自从格腊代表大会以后，倍倍尔以灵巧而有力的手腕对联合会进行了颔导，不久他就认识到，在向前进的和往后拉的分子之间进行明确的区分具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他在写给阿伯尔特·朗格的信中说，宁可有十个可靠的协会，而不要三十个摇摆不定的协会。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在联合会内部以十分原始的方式发展，受到经济事实的不可杭拒的雄辩所推动，而不是像一般人所说，是受了李卜克内西的所谓说服术的推动，他和《民主周刊》一样，同联合会本身还没有关系。联合会自己有一个机关报，即在曼海姆出版的《工人会堂》。可是工人协会中的无产阶级分子越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联合会想起一点作用，它就必须对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的迫切问题采取一定的立场，联合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就越积极地武装起来保卫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中还占有的最后阵地。莱比锡总部9月5日在纽伦堡召开代表大会，并表明它的目的是提议把国际的章程中的要点当做联合会的纲领，这时双方立即为多派代表参加大会而大力进行宣传鼓动，资产阶级方面千方百计地人为地増加还跟着它跑的工人和工人协会的数字。 可是面对着贯穿工人群众的不可抵抗的潮流，它们没有成功。纽伦堡代表大会决定接受莱比锡总部提出的纲领，还决定成立集中的工会，否决了宗纳曼提出的一个议案，这个议案主张工人的救济会通过邮局来建立，也就是说使工人救济会成为受国家监督的机构。在重大的纲领问题付诸表决时，票数是七十二个协会的六十九票对三十七个协会的四十六票，资产阶级少数派还想使个花招挽救败局，它硬说支持多数派的工人协会会员还不到一千八百名，而支持少数派的却有八千八百名。倍倍尔立即在一个简单明了的声明中揭露了这种欺骗。虽然按照他的计算，少数派还有五千八百七十六个会员，而多数派只有六千四百八十个会员，但是不久事实就表明，立即退出联合会的少数派根本没有行动能力。少数派企图建立德意志工人同盟，可是始终没有超出发起阶段。少数派的协会或者加入了多数派，或者无散了；它们之中今天只有柏林工人协会仍然存在，当时这个协会分为两个协会，一个用旧名称坚持进步党的纲领，另一个用民主工人协会的名称参加工人协会联合会。 正如格腊代表大会一样。纽伦堡代表大会也意味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可是它还没有导致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联合会在形式上仍然存在，倍倍尔被选为主席，莱比锡被定为总部所在地。奥地利和瑞士的工人协会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代表国际总委员会的是埃卡留斯，刚刚参加过汉堡代奏大会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几个会员，希尔德斯海姆的基尔希纳和柏林的卡尔·希尔施以多数派的观点作了有力的发言。虽然如此，在多数派之中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是水火不相容的，像拉登多夫这样的老实人，宗纳曼这样的不可信赖的分子，德意志人民党中的各种狡猾人物，他们所以勉强接受国际纲领，是因为这个纲领对于工人阶级的民族政策还一点也没有谈到。德意志人民党正式派遣代表出席了纽伦堡代表大会，而纽伦堡代表大会也正式派代表参加德意志人民党于9月19日和20日在斯图加特举行的代表会议，经过三年的疼痛以后，这个会议终于产生了一个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纲领。 撇开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和汉诺威苟延残喘的奥古斯滕堡分子和汉诺威王党分子，撇开雅科比的几个拥护者，尤其是主要由工人组成的、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大力发展的萨克森人民党不谈，德意志人民党已经收缩成一个南德的党。可是假如德意志人民党面对着南德的软弱无能的政府，在整个欧洲的竞争的掩护下，开展一个有力的民主宣传《这种宣传是使柏林反动派烦恼的最可靠手段），那么德意志人民党在柯尼希格累次和色当之间的几年中①[4]，恰恰由于它的地域的局限性而获得一种历史意义。可是有利的时机白白地放过了，因为同德国革命的时期相似，偏狭的分立主义战胜了一切民主主义的和共和主文的空话，因为正如阿尔伯特-朗格沉痛地所说，德意志人民党的唯一动力是对普鲁士的有利于敌人的盲目憎恨。 德意志人民党在1868年秋天终于写到纸上的民族纲领，也无非是一种落后的、用关于自由和自决权的空话粉饰的分立主义，而它的社会纲领则还要更糟一些。德意志人民党原则上声明它“赞同纽伦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提出了像改进国民学校、迁徙自由、营业自由等一系列的社会要求，这些要求虽然在废除常备军和工人参加分纯利等点上，比北德自由派激进一些或狡猾一些得出资本主文结论，但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水平。这些要求同它们所“赞同”的国际的纲领和平相处，就像资本同劳动和平共处那样。人们根据这些作为就可以理解。马克思把北徳的民族自由党人同南德的人民党人之间的冲突叫做“小事”了。恩格斯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第二年的历史证明，民族自由党人和人民党人之所以这样激烈争论，只是因为他们是同一种愚昧固陋的两个相反的极端。 当纽伦堡的多数派还同德意志人民党保持联系的时侯，全德工人联合会汉堡代表大会的决议同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作出的决议更为一致。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于9月6日至1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有九十七名代表参加，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比利时代表，法国有十八名，英国有十一名，瑞士有八名，德国有四名代表出席大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政治行动的必要性和罢工对于工人阶级的意义所作的决议同汉堡代表大会所作的完全一样，国际代表大会第一次赞成土地公有制，当然只有主要由法国代表组成的有力的少数派表示反对。施韦泽接到了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正式邀请，可是因为他不断地受到国家检察机关的迫害，必须注意几个开庭期限。他在答复邀请的回信中说，全德工人联合会完全站在国际的立场上，只是由于徳国结社法的阻挠，它才没有正式参加这个协会。 正在这个时候，结社法又被用来破坏作为民族组织的全德工人联合会。高等法院在第二审中判决，柏林的地方组织作为独立的分会加以解散。虽然不服还可以向最高法院申诉，可是9月16日，莱比锡警察局就下令解散了整个全德工人联合会。这次作为借口拿出了这条规定，即会员所缴会费的一半可以在各地用于地方用途，“由此可见各地的联合会会员不仅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而且也是有自己的出纳处的地方组织的成员”。因为问题只涉及到一个借口，所以施韦泽也没有用法律手段来对付莱比锡警察当局的命令，而只是简单地指示说，联合会必须立即解散，正如他给会员解释的那样，并不是“为了服从官厅的命令”，而是“因为根据目前情况，那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合理的事情”。施韦泽认识到而且也公开表示，在莱比锡进行的打击是从柏林来的；他想避免最高法院对“独立的分会”事件作出有法律效力的、因而所有普鲁士法院必须遵从的判决。他采取自动解散联合会的办法，保留了立即又以排除一切可能有的指摘的形式，建立新联合会的可能性。 三 工会运动的分裂尽管有其他种种分歧，汉堡代表大会和纽伦堡代表大会都服从似乎为德国全部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开辟共同行动领域的两个决议，一个是加入国际，另一个是成立工会。《民主周刊》对形势的理解也是这样。它在9月12日的一期上写道：“在汉堡、纽伦堡和布鲁塞尔有共同的努力，共同的目标：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劳动，取消阶级统治和工资奴隶制度，建立一个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国家。”同时《未来》上也发表了一篇莱比锡通讯，其中说，民主的工人协会同全德工人联合会在一定程度上的圆满合并只是时间问题。 这种统一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可是人们却在离开所追求的目标很远的道路上做这样的努力。《未来》的莱比锡通讯中就“前者和后者”由于个人原因阻碍德国工人的团结。《民主周刊》变得更加粗鲁了，它在第一版上承认汉堡代表大会的民主决议，而在同一期的第二版上却绝对要求“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处罚联合会的一个汉堡的会员，鞋匠普腊斯特，因为据一个人民党-汉诺威王党报纸说，他在汉诺威纪念拉萨尔忌辰的集会上称赞普鲁士的兼并。可是甚至没有确定，这个一年以后从施韦泽一边转到李卜克内西一边的普腊斯特是否真正犯了违背原则的错误；在汉诺威王党的庇护下，为争取德国的统一和自由而斗争的这家报纸的断言，不能被认为是确凿的证明。《民主周刊》的这篇论文立即也被《未来》转载了。 在这以前，施韦泽没有计较《民主周刊》对他私人的和政治上的完美无缺进行的一切攻击。现在他回答《民主周刊》说，全德工人联合会不能对某一个会员的言论负责；主席也不能像法警和检察官似的站在演说人身后；如果有人要想知道，他本人对那个汉堡会员的所谓言论有什么看法，那么他说，“无论是普鲁士的兼并、军事、警察行动，或是在中小邦中被‘人民党’和被驱逐的王侯的工具挑起的、对普鲁士的偏狭、可恶的憎恨，都不能使我们所追求的德意志人民国家早日实现”。对于《未来》的莱比锡通讯，施韦泽声称，全德工人联合会将同纽伦堡协会的多数派携手前进，正如它同一切意气相投的友好党派携手并进那样。可是合而为一是谈不到的，除非纽伦堡协会在它们受到欢迎的时侯参加全德工人联合会。可是拉萨尔建立的严格的组织决不能为了给一种“含糊的谬论”让位而有所改变。 这种表示肯定是很不客气的，不过同九个月来施韦泽不得不听《民主周刊》说的那些坏话相比，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粗野行为。无论如何，施韦泽所说的“含糊的谬论”是不容误解的。他不是指他本人刚刚表示赞同的国际的纲领，而是指纽伦堡协会对德意志人民党的暖昧的关系。虽然如此，《民主周刊》还是发生了误解，它说施韦泽的不客气的话“只”能针对马克思的学说，拉萨尔的学说同马克思的学说的差别仅在于，前者使后者钝化。因此施韦泽再一次被宣布为“社会主义和民主的事业的叛徒”。 此后，只剩下工会运动还是它们共同活动领域。可是纽伦堡协会没有派代表参加施韦泽和弗里茨舍于9月27日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正如李卜克内西后来所锐，并不是因为在施韦泽宣布纽伦堡协会不可参加代表大会以后，再去参加就破坏了纽伦堡协会的名誉。事情是这样：全德工人联合会被莱比锡警察局解散以后，《社会民主党人报》声称，根据结社法规定，政治团体彼此不能结合，考虑到这一点，“像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纽伦堡多数派这样有政治纲领的工人团体”，不能派代表参加大会。就这整个指示来看，只涉及一个使代表大会免遭警察干涉的形式问题；最多纽伦堡少数派的协会有理由表示不满，它仍没有政治纲领，可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一个注释中补充说，这个少数派也不能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因为否则事实上一个政党受到了优先待遇。代表大会对于已经存在的一切工会的代表，各行各业的会议和一切工人会议的所有代表毫无限制是表示欢迎的。 对施韦泽和弗里茨舍的责备提出更早，人们责备他们支持工会代表大会的召开，他们不先等待纽伦堡代表大会的发展，然后再同胜利的多数派的总部共同进行工会运动的组织工作；事情并不特别急迫，因为联合自由还要过一年才实行。可是施韦泽和弗里茨舍有确实的理由趁热打铁。他们希望在斗争的信号发出以前，就已经把他们的队伍组织好，把他们的军事金库充实起来。面对着自己党内的反抗（这种反抗从对纽伦堡代表大会的结果的很成问题的思辨中只会得到新的养料），对他们来说，尽快地制造一个既成事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重要的是要制止进步党的阴谋活动，它现在正着手控制无产阶级罢工运动，并把它引上错误的道路。 有人说，在麦克斯·希尔施为了研究英国工会并把它移植到德国来，而到英国去以后，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就着手建立工会了，这纯粹是捏造。李卜克内西在流亡英国期间对英国工会了解很深，回到德国以后，做过许多报告，使德国工人注意英国工会，而早在麦克斯·希尔施想到这个漂亮的主意——用拙劣地模仿英国工会的办法使还有进步思想的工人看不清自己的真正利益——以前，施韦泽至少几年以来就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论述过有关问题。麦克斯·希尔施为了了解合作事业到英国去，到了英国他才由于真正研究过英国工会的卢约·布伦坦诺的指引，注意到英国工会；对于麦克斯·希尔施的“研究”，有一个确当的考验，在他已经有几个星期之久，在德国工人面前颂扬仲裁办法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万灵药方以后，却向布伦坦诺求援，请求布伦坦诺使他摆脱困境，因为他自己“可惜没有一点”关于英国仲裁机构的“材料”。如果说驳斥关于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可能从麦克斯·希尔施那里学习了一点东西的这种极端无知的说法是必要的，那么由于麦克斯·希尔施企图匆匆忙忙地着手建立德国工会，因此尽快地阻止他的活动就是更加必要的了。 在这期间，施韦泽和弗里茨舍的号召在德国工人中得到了热烈响应。有二百零六名代表出席了9月26日开幕的工人代表大会，这些代表代表一百一十个地方的十四万二千零八个各种行业的工人。代表人数最多的当然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基地柏林，计二十七人，包括附近的布兰登堡在内共四十二人，其次是汉堡-阿尔托那二十二人，爱北斐特-巴门十一人，布伦瑞克七人。可是从南德，如奥芬巴赫、曼海姆、海德尔堡、弗赖堡、施派耶尔、斯图加特、奥格斯堡、符次堡等地来的代表为数也不算很少，此外，萨克森王国、德累斯顿、弗赖贝克、格劳豪和莱比锡也有代表参加。 于是进步党大失所望。它只能在代表大会开幕前两天召集还跟着它跑的机器制造工人的最后残余，约四、五百人开会，而在这些人之中已经产生了这样的意见：人们不能因为一件好事是由社会民主党方面发动的，就不参加。舒尔采-德里奇本人不得不发表一篇演说来应付这种危局，他自夸是天生的工人领袖，叫嚷什么“坏蛋们的高谈阔论”。这个会议选举了以麦克斯·希尔施为首的十二名代表参加工人代表大会，抗议“组织社会战争”。当然破坏代表大会的这一企图没有得逞；麦克斯·希尔施在第一次会议上说了一些讨厌的废话以后，他和他的党羽就被赶走了，而舒尔采对施韦泽的一个使者与其说老实还不如说是慎重地否认，他所说的“坏蛋们的空谈阔论”是指施韦泽和弗里茨舍的宣言。这种胆怯还给他带来代表大会的一个有力的决议，同时代表大会宣称，它把柏林机器制造工人看做是自己的兄弟，驱逐他们的代表只是反对有意识的捣乱者。可惜这个善意的声明没有能够宽慰柏林机器制造工人的受到伤害的团结精神，他们现在又更紧密地站到进步党一边去了。 除此而外，工人代表大会进行得非常顺利，经过四天讨论，建立了十个Arbeiterschaft[5]和一个Arbeiterschft联合会。人们所以选用”Arbeiterschaft”这个名词，是因为大多数代表害怕Gewerkschaft[6]这个名词可能在许多工人中引起对行会活动的不愉快的回忆。立即组成十个工会是鞍匠、裁徒、瓦工、面包师、五金工人、伐木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工厂工人、装钉工人、马具工人、矿山工人、冶金工人和制盐工人，最后还有染工、搬工和手工业工场工人。代表大会为各工会起草了示范章程，由各工会决定接受、修改或拒绝接受；它们的义务只是作为联合会的成员遵守该会的章程，只要它们一满五百人就可以参加联合会，联合会本身是根据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样子组织的一个争取胜利进行罢工斗争的团体。由三个委员和两个候补委员扭成的主席团，由全体会员普选产生；代表大会由各工会派当地代表参加，各个代表所掌握的票数为他所代表的地方的工会的会员数；每个工会有一个全权代表参加委员会，工会每有五百个会员，它的代表就有一票。可是这个委员会的职权比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相应机构理事会的职权大得多。尤其是它可以单独决定：是否要宣布一次罢工是联合会的事情；它是一个决策机构，而主席团只是一个执行机构。 在已经成立的工会中，裁缝工会临时加入联合会，因为它还不知道它的代表大会是否赞同，而雪茄烟工人和木工的代表宣称，他们要迫切劝告他们的代表大会参加。相反地，印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拒绝参加，因为他只有权赞成各工会的一般的联合而无权赞同各工会的集中的结合。有人提议等各工会组成以后再建立联合会，然后召开一个新的代表大会，其理由是要照顾到人们不可冒犯的“其他社会主义分子”，不过经过深入讨论以后，这个提案被否决了，同时多数派的发言人认为，代表大会可以代表德国工人阶级的各个派别，如再召开新代表大会将花费巨大费用，而且必须堵塞资产阶级敌人进行新阴谋活动的一切可能性。这次代表大会也就是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且设立了第一届主席团，由施韦泽、弗里茨舍和爱北斐特的工厂工人克莱因组成。第一任委员会也立即成立起来，愿意参加工会的各行业的代表各选出一个全权代表。《社会民主党人报》被选为联合会的机关报。 施韦泽就代表大会问题，在9月15日和10月8日给马克思写过信。这两封信的原文迄今没有发表，可是马克思于10月13日写给施韦泽的回信[7]已经发表了。从这封回信的内容推断，施韦泽希望马克思审查他向代表大会提出的议案，并就工会运动问题，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纽伦堡协会之间进行调解。马克思说他准备充当调解人，并答应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是公正的；他还说，他曾经以国际的德国书记的身份一再号召和平；他得到的回答（为此引证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话）是施韦泽自己挑起了这场战争，他声明说，在这场决斗中，他应起的作用，仅仅是充当公断人。人们不可能说得比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更公平的了，可是这次他对德国的情况也没有确切的了解。施韦泽没有挑起战事，马克思从人们给他寄去的“引证”中可能也看到这一点，这些引文说明施韦泽制止挑衅；否则恐怕他就很难以这样友好的态度给施韦泽写信。正是在这封信中，他承认施韦泽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绝对的毅力和智慧”，这一点同《民主周刊》大不相同，《民主周刊》在几周前还几次指控施韦泽背叛民主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对施韦泽是怀着善意的，而且也是公正的。他并不讳言，工会联合会的章程有原则性的错误。选出的组织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是极其有用的，但是和英国工会的本质相矛盾。即使这种组织是可能存在的——他认为它不可能存在——它也是不适宜的，在德国尤其是这样。这里的工人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训戒，相信权威，相信上极机关，所以在这里首先就应当培养他们独立活动。而且章程也不能促进施韦泽所计划的“迅速行动”；代表大会、委员会和完全多余的主席团，这三个来源不同的独立机构，到处都引起冲突；在英国工会那里，多半是围绕着钱的问题兜圈子，在这里任何独裁都将宣告结束。尽管如此，马克思承认，这种组织错误大概可以通过合理的实践或多或少地消除掉。 马克思责备施韦泽要求阶级运动服从特殊的宗派运动。这种责备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那就是施韦泽想把工会运动当作第二级政治组织的辅助手段加以控制。然而这种责备在这一点上是不正确的，即马克思在这封信里把拉萨尔说成是一个宗派创始人，把全德工人联合会视成是一种宗派运动，假如马克思（这一点他没有说，也许也没有这种想法，可是在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所谓的德国无产阶级的专有的阶级运动就是指纽伦堡协会和萨克森人民党，那么他的责备就加倍不正确了。德国的情况不是这样。实际情况是，同纽伦堡协会和萨克森人民党相比，全德工人联合会是阶级运动的更为进步的形式。就在马克 思在伦敦写这封信的这个10月13日，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一篇施韦泽写的论文，完全根据马克思的见解，说明了国际的概念和性质。文章说，谁属于全德工人联合会，谁也就属于国际，正如乌利州的公民也就是瑞士公民那样。因为在各个文明国家中存在着巨大差别——而且只要存在着这种差别，工人的本国组织就是必要的。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必须考虑到这些差别，可是发展的方向是（而且必须以这种精神推动这种发展），国际的中央领导能够日益代替工人运动民族中心的作用。这肯定不是一个宗派领袖的见解。由于马克思指责施韦泽犯了他没有犯的错误，施韦泽必然无意地被诱致低估马克思的正确指责的份量。如果他始终认为工会运动是从属于政治运动的辅助手段，那么他的工会是考虑得彻底的、合乎逻辑的，而且因为他的进步党敌人承认，如果问题在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战争，他的工会联合会就是一个很好的组织，所以施韦泽也比较容易忽略马克思的反对意见。 工人代表大会结束以后，进步党人自己立即着手根据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存在利益的协调这一有名的原则组织工会。协调使徒希尔施将代替完全破产的节约使徒舒尔采。如果在工会中组织起来的英国工人在仲裁处被工厂主当作平等的人看待，应该归功于他们几十年的付出巨大牺牲的艰苦斗争，麦克斯·希尔施抹煞这一事实，自以为或者装做自以为英国工会唯一赖以取得成就的战争是一个巨大错误，英国工厂主摄于工会力量而屈就的社会和平的差强人意的状况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自然状况。进步党工会的示范章程模仿英国工会的章程，只是前者折断了后者的脊梁骨；这些工会同样友好地邀请工人和企业主参加，麦克斯·希尔施宣称，“他的”工会决不“专门”保证“工人的权利和利益”，而且同样保证工人的剥削者的权利和利益。创立这种工会的实际见解基于这一估计，即德国企业主自愿给与“善意的”工会以英国工会从英国企业主手里强夺过来的东西。第一个被用作例证的工厂主是博尔济希。机器制造工人进步党工会要求他解雇一个打工人耳光的工长，可是当舒尔采-德里奇和麦克斯·希尔施为此去见机车大王时，他却用精神的耳光把他们赶出来。 可以预见，进步党的工会不久就会陷入绝境，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一派以正统的方式恪守拉萨尔的词句，对工会运动进行反抗，这种反抗是不起多大作用的。如果要避免这个运动的分裂，问题就在于，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否同纽伦堡协会和萨克森人民党联合。马克思遵守他的诺言，进行了调解；《民主周刊》以它自己的方式比较友好地对柏林代表大会进行了评论。然后倍倍尔以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主席的身份，在这个报纸上发表了由他起草的德国工会章程，这个章程处于施韦泽和麦克斯·希尔施所走的两条道路的中间，而且是正中间。它不是在山墙上，而是在基础上开始建筑，放弃了工会的一切独裁的集中，而为了面对资本保证会员的利益和权利，把各工会组成有力的联合会。它由于简单而没有过分的要求，比施韦泽的巧妙砌成的建筑，更比进步党章程的偏狭、暧昧的言论给人以较好的印象。熟悉英国工会的一个英国人说，这个章程比另外两个章程更有工人气派。 同时，11月26日在倍倍尔主持下召开的莱比锡工会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主张，在不同进步党工会进行任何合作的情况下，施韦泽的工会和纽伦堡协会的工会经过磋商，为联合和统一召开代表大会，在这以前彼此建立契约关系，首先在经济方面互相支持，可能还选举一个共同的临时委员会。对于这个又是首先在《未来》上发表的建议，工会联合会的主席团和委员会于11月29日也通过一致的决议，严加拒绝。决议说，工人的团结是工会发展的首要要求。建立第三个工会组织只能促成分裂；倍倍尔先生和李卜克内西先生可以不必利用契约关系的建议恢复被他们破坏的团结。如果他们真正不想破坏工会运动的团结，那么他们就有义务加入工会联合会，在这个联合会内部进行他们认为合适的改革，并在任何情况下都服从大多数人的决定。 这样，工会运动的分裂就确定了。分裂的责任不应由这一方或那一方单独负担，换句话说，产生了种种不良影响的分裂是由实际情况造成的。即使谋求团结的努力取得比实际更大的成就，这些努力或早或晚也会遭到失败。德国工人阶级之间的裂痕太深，因而医生还不能在一天之间就把它缝合起来。在它从内部彻底愈合以前，它必须先完全止血。 [1] 芬尼亚运动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爱尔兰争取民族独立的反英运动。以小资产阶级秘密革命组织“芬尼亚社”为核心。1865—1867年间曾发动过一些地方性起义，但均被英国镇压。1870年后，活动渐停止。—译者 [2] 梅林这里指的是莱辛于1769年8月访日致弗塞徳里希·尼古拉的信中所说的话：“此外关于您的柏林的思想和写作的自由，您什么也没有吿话我。这种自由只限于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说出反对宗教的无况的话。正直的人很快就会以运用这种自由为耻。可是请您让一个人在柏林试一试，自由地写别的东西，而不写宗伦费尔斯在维也纳所写的东西；请您让那个人试一试，对高贵的宫廷仆从说真话，而不像他们对他所说的那样；请您让一个要想为了臣民的权利发表反对压榨和专制的言论的人，在柏林像现在在法国和丹麦那样行动，那么您很快就会体验到，那个国家到今天为止还是欧洲最卑贱的国家。”（《莱辛全集》，共十卷，鲍尔·里拉编，第9卷，1957年柏林版，第327页.）——原编者 [3] 梅林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马克思和施韦泽之间根本谈不到存在什么友谊。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8年的通信；比如5月6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5月7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7月29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9月19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9月21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9月23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9月24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10月10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等等（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译者）。梅林在写《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时还没有见到这些信。——原编者 [4] 指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之间的几年。——译者 [5] 德文Arbeiter意义是工人，加后缀schaft变成集合名词，Arbeiterschaft一词的意义，此处即为工会。——译者 [6] 德文Gewerk原意是手工业、行会，而Gewerkschaft一词的意义是工会。——译者。 [7] 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7-2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