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卷 第三章 自上而下的革命 一 哈布斯堡同霍亨索伦的冲突1864年10月的维也纳和约使易北河公国成为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共同财产以后，这两个大邦立即为掠夺物发生了争吵，在专制独裁、举行政变的欲望方面和完全缺乏民族意识方面，柏林内阁和维也纳内阁可以互相媲美。不过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上，俾斯麦比他多瑙河边的同样发动的竞争者有较大的王牌。 由于盲目的妒嫉，并且毫无根据地害怕"革命”，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刚一发生的时候，维也纳的政策走进了普鲁士的圈套。因此它伤害了中小邦的分立主义，危害了它对德意志邦联的霸权的最可靠的支柱。而当他拿这个不受欢迎的礼物没有办法的时候，共同占有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对它就更不是一种补偿了。因此它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悔恨地回到老政策上去，决定让邦联议会去处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这就等于说易北河公国应该交给奥古斯滕堡僭位者。 这件事不得到共同占有者普鲁士的同意是行不通的，俾斯麦不想为了奥古斯滕堡家族的利益，装做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他最多想让孤立无援的僭位者做普鲁士的臣仆，可是他把他在1865年2月的条件下端上来的汤，做得这样无味，以致对于奥地利的妒嫉心来说，这汤是不堪入口的，他通过自己的雇佣文人给这汤加了讽刺嘲笑的调料，因而对于奥古斯滕堡家族和其他奉天承运的小邦国王的自负来说，也是不堪入口的。普鲁士的外交为霍亨索伦王权服务，奥地利的外交为哈布斯堡王权服务。这两个王室都没有什么德意志民族观点，它们互相攻讦，说对方推动“革命”，双方的这种攻讦都只能认为是一种滑稽行为。俾斯麦的有利一面只是，保持邦联议会的职权和在易北河公国建立一个软弱无力的小国同德国的一切经济利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此普鲁士的并吞政策和暴力政策就更加得势。 1865年夏天，事态已经发展到使奥地利和普鲁士完全决裂的地步。可是两个对手暂时都感到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进行决战。他们又用加斯泰因条约勉强粘合了这条裂缝，保留了北同占有权，并决定霍尔斯坦公国归奥地利管辖，什列斯维希公国归普鲁士管辖。谁都知道，这样做只能赢得一个苟安的机会，对这一点，任何人也没有订条约的人知道得更清楚。双方都寻找同盟者，而俾斯麦又掌握了较大的王牌。由于普鲁士政府曾经参加镇压波兰起义，俄国被普鲁士争取过来了，波拿巴由于自己的对内对外政策处于窘境，不得不又把威尼斯当做一块食物扔给意大利运动，而无论是用金钱或用好话交换，奥地利都是不肯放弃威尼斯的。1865年秋天，俾斯麦到法国谒见波拿巴，请求这位“各民族的”崇高的“保护者”恩准“德意志统一”。为了王朝的侵略目的同外国勾结，是旧普鲁士的政策，当俾斯麦企图通过得到波拿巴的善意庇护的普鲁士-意大利反奥同盟，一跃而成为“民族英雄”的时候，他对于老弗里茨的光荣传统，决不是不忠实的。当时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说他负担了一定的义务，即取得胜利时，要割让一部分德国领土给法国，这种说法在形式上可能是过甚其词；不过他长期助长了波拿巴侵占德国领土的野心，这是肯定的，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的“德意志爱国主义”的特征。当然不能忽略，所有别的“德国国务活动家”，不管是维也纳的、慕尼黑的、德累斯顿的，还是其他任何地方的，在同样场合也不会有别的做法。为了王朝的目的牺牲民族利益，是他们一贯喜欢使用的伎俩。至多他们没有俾斯麦欺骗波拿巴的才能，在道德上他们都是半斤八两。俾斯麦比他们乃至他的塞纳河畔的好朋友高明的地方是，他具有在政治上十分重要的两种特性:首先他有一种意志，其次他有一个目标。 俾斯麦的邦联改革计划同波拿巴的保护和意大利的同盟有十分紧密的联系。他对从意大利到柏林来谈判的高封纳将军说，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很容易引起一场战争，可是这个问题还小，不足以引起一次大战。一般的德国问题必然被扯到这一事件中来。事关巨大的民族利益，欧洲就更安静地作壁上观。俾斯麦在这里所说的欧洲是指波拿巴，俾斯麦的邦联改革迎合了波拿巴的阴谋。1866年4月8日，在普意两国对奥地利的攻击同盟缔结以后，4月9日，普鲁士政府向邦联议会提出一项提案：召集一个由全国直接选举和根据普选法产生的议会（会议日期需要进一步确定），以便接受和讨论德国各邦政府关于改革邦联制度的议案，这些议案在开会以前，通过各邦政府彼此间的协商提出。 这个提案的表面理由照例包含长篇废话。一切波拿巴主义常常用这种废话来掩盖自己的没有理想、玩弄阴谋的政策。普遍、直接的选举权被说成是保守党的原则，是从保守党的立场出发，宁愿采用普遍、直接的选举权而不采用任何别的以巧妙的配合为基础的选举形式。目前的邦联制度在欧洲巨大危机期间，不是把德国交给革命，就是把它交给外国统治；为了避免这两者，有必要进行一次邦联改革，根据1848年的经验，无论是各邦政府的片面行动，或是民族的片面行动都不能实现这一改革；只有双方齐心协力，才能在旧邦联的基础上并在它的范围内，产生一个新的能够存在的创造物。俾斯麦提出革命年代的议会在这上面栽了跟斗的著名的协商原则，说它是解决德国纠纷的不可缺少的灵丹妙药。要末他就是真正出于一种可笑的误解（他在分析历史事件时，他那偏颇的头脑往往产生这种误解），耍末为了掩盖自己的真正目的，少量废话在一定程度上对他是无足轻重的，因此许多事件可以由他的政策得到说明。 他的官方的和半官方的报纸的言论毫不含糊地说出了这些真正的目的。以波拿巴为榜样，俾斯麦玩弄两面手法，也就是两种两面手法，即在王朝与民族之间两面讨好和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两面讨好。《十字报》对中小邦政府说，把你们还能得到的东西拿走吧；俾斯麦给你们的东西，你们将来任何时候都不会再得到。单是你们，决不能控制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如果你们想用议会制度的武器打击它自己，你们就需要一个德国议会。当然这议会里更会发生骚动，可是“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可以制止这种越轨行为，那就是不管这种事情。最近六年的普鲁士历史最确切地证明，这是可能的。”相反地《北德总汇报》说：“普鲁士不得不遗憾地觉察到，目前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德国各邦政府仿佛利用武力反对国家改革。维尔腾堡、汉诺威、萨克森、黑森-达姆斯塔特和邦联其他各邦，不愿出于对奥古斯滕堡王子的爱而投身于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人们断言，备战的各邦政府引起了反对普鲁士的大战，同时也就用武力反对实现哪怕是最起码的民族要求，那么人们就大大接近了真理。”然后这个半官方的主要报纸就几乎毫不掩饰地以“革命”相威胁，也就是说利用普鲁士暴力推翻反抗的小国君主。 除去在王朝与民族之间两面讨好以外，还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两面讨好。半官方的《地方通讯》用幻想诱惑进步党说，通过统一集中德意志军队，所谓的邦联改革将把普鲁士的军事负担转嫁到全徳国身上，就用这个办法消除宪法纠纷。全官方的《国家通报》给资产阶级端上一碗美味的菜肴，它列举了许多经济改革作为邦联改革的要点，如迁徙自由、营业自由、统一的帀制和度量衡制、在国外对德国贸易的保护，德国领事和其他答应彻底取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障碍的许多经济改革。 如果资产阶级仍然不听这一套，那么就用普遍、直接的选举权诱惑无产阶级。俾斯麦认为现在可以打出这张王牌。他考虑到易北河东的农村群众，在他们的精神的黑夜里还没有露出政治认识的曙光。俾斯麦希望，像他通过废除等级选举扩大选举权那样，通过拒绝发给议员日薪，在同样程度上限制被选举权，然后他仍然在关于“君主主义者”拉萨尔的美梦里生活。可以吵醒这场舒服的小觉的许多闹钟，已经响过了；后来柏林警察厅在一个官方报吿中直截了当地承认，起初它把全德工人联合会当做一种“冷静的合法的宣传活动”，所以尽管它违反结社法第八条（政治团体的联合），仍然容许它存在，可是在科伦集会事件中，警察厅才睁开了眼睛，于是就急忙封闭柏林支部。然而平庸的警察所理解的东西，天才的政治家还没有理解。这时俾斯麦还认为可以玩火。 政府在关于联合自由的辩论中准许成立的工人问题商讨委员会于1865年夏天召开会议，可是经过几次不着边际的辩论以后又散了会，除去一堆没有价值的废纸，用普鲁士官僚的话来说，就是“有价值的材料”而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必须更严厉地镇压红色鬼怪。1865年10月，布赫尔写信给马克思，请他担任官方的《国家通报》的撰稿人。[1]当他遭到马克思的拒绝以后，他就向当时刚刚发表了一[1]些国民经济学的著作而为人所知的私人讲师欧根·杜林，提出同样的请求。杜林又拾起西斯蒙第的关于劳动阶级消费不足的旧观点，把它当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弊害，然而他不像洛贝尔图斯那样，通过国家实行的正常工作日制医治这种弊病，而想通过工人在自山联合的情况下，争取到较好的劳动条件，而发挥独立自主的首创精神来医治这种弊病。杜林担任了《国家通报》的撰稿人，可是不久就同编辑部闹翻了。虽然如此，1866年4月。瓦盖纳还去找过他，约他写一个关于如何能够“为工人做点事''的建议书，以备内阁“直接使用”。杜林也交出了这篇作业。5月9日泽施韦泽被假释了，冬天他因为有病就提岀过许多医生证明，可是没有发生任何作用。从1866年年初起，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终于又以十倍的力量恢复了她从没有完全停止的煽动。她昏头昏脑地把普鲁士的邦联改革理解为实现拉萨尔的民族纲领，她的蛊惑活动使得全德工人联合会成为俾斯麦的工具，不管她同“伟大的大臣”的关系是近是远，也不管她花的许多钱是她自己的财产，还是从别的基金中弄来的。 自上而下的革命就是这个样子。它非常强大地武装起来反对邦联议会的不幸统治。如果要镇压这个革命，那么只有自下而上的革命才能做到这一点。可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想革命的工人阶级不能革命，能革命的资产阶级甚至早就不想在口头上革命，更不用说实际进行革命了。一旦事态开始严重化，曾被吹得天花乱坠的进步党的团结就化为一片混乱。普鲁士分立主义利用民族的华丽词藻在某一个人身上发生了效力。特韦施腾声称，“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普鲁士政策遭到失败”，齐格勒对他的布勒斯劳选民高呼，民主派的心经常寄托在国家的旗帜上。其他一些人又声嘶力竭地抱怨即将爆发的战争威胁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也同样声嘶力竭地咒骂破坏国内和平。民族联盟在这一方面做得更为突出，它也庄严谴责俾斯麦的邦联改革。卞尼格先一伙为“普鲁士的领导”做过很多工作，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而现在却大喊救命，因为“普鲁士领导”暴露了它的本来面目，而它只能是这个样子，不会是别的样子。 德意志人民党构成了第三个小组，这个党认为进步党和民族联盟的政策没有成功的希望，一年以前就开始脱离这种政策。人民党中有许多正直和能干的民主主义者，如毕希纳、埃卡尔特、拉登多夫、普福等人，但也有一些值得怀疑的分子，如法兰克福的宗纳曼之流的狭隘共和主义者，奥古斯滕堡的和汉诺威王党的分立主义者，后者由于他们的世袭君主的特权受到威胁所洒的眼泪，即使不比他们为俾斯麦的其他暴行所洒的眼泪更为辛酸，也是不相上下的。1865年9月，当德意志人民党在达姆斯塔特举行成立大会时，事实立即表明，在当代的两个重大问题，即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上，党内是不可能取得一致的。分立主义者死抱住他们所喜爱的联邦原则不放，而对这个原则又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从君主主义观点，有的从共和主义观点看问题。交易所民主主义者反对社会改革的要求，而毕希纳和埃卡尔特则想通过这些要求同全德工人联合会接近。德意志人民党的机关报，曼海姆的《德意志周刊》声称，要把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当做没有解决的问题加以讨论。 只要“中小邦的联合”能够成为德意志的统一和自由的萌芽，在最迫切的问题上，就会达成一种谅解。路德维希·普福在一份特别的传单中说明，这并不是重提鼎足三分的老主意，即把德国分为奥地利、普鲁士和中小邦联邦三个部分；这种鼎足三分思想是“一个三头怪胎，是由教授的幻想和对君主的屈从在受到侮辱的革命之床上生产出来的”。德意志人民党所追求的中等邦的联盟，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其他枝节可以聚集在它周围的第一个核心。而埃卡尔特却在《德意志周刊》上发表意见说，人们指责德意志人民党。说它既打着正统主义的旗帜，又打着共和主义的旗帜。但是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矛盾。党员是共和主义者，可是他们却认真对待中小邦的联盟，这是德国人民对他们的君主的最后一个请求。如果君主希望有一个君主制的联邦国家，德意志人民党将号召人民支持他们；如果他们不愿意要这种国家，他们就必须心甘情愿地被俾斯麦所吞并。既然德意志人民党的最正直、头脑最清楚的分子，在这种确实认真对待，但却模糊不清的观念上打圈子，这个党就没有本领解决德国问题。 年轻的工人党必须在对立的利益和意见的混乱状态中寻找自己的道路。 二 普奥战事前的工人阶级自从发表论俾斯麦的文章以后，《社会民主党人报》始终不渝地追求这种德国政策，只是避免用来装饰论俾斯麦的文章的、容易被人误解的词藻。《社会民主党人报》曾在那些文章中谈过俾斯麦的“卓越的”政策，这次却严厉批评俾斯麦到波拿巴王宫去朝觐，并为“可怜的普鲁士”叹息，它为了用“出卖德国”博得波拿巴的恩宠，而“满载它的伟大计划”，赶到“巴黎去”。《社会民主党人报》同瓦尔德克和齐格勒一伙的旧普鲁士民主派毫无共同之处。它说，普鲁士领导就是普鲁士领导，如果它装做隐蔽的反动派，装做假自由主义，目前的混乱还要严重得多。就其内在的性质来看，普鲁士是一个专制国家，从来没有存在，也决不能存在什么自由主义的普鲁士。“等待它将来可能发生变化，那就是期待某种本质上不可能的事物。”要是这样，人们也就有理由希望土耳其的教法说明官和宗教学者宣扬基督教。 《社会民主党人报》像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那样尖锐地反对“奥地利同天主教缔结协定”。它说，奥地利是德国分裂的保护者，因此中小邦的反动政府都站在它那一边。可是，如果说德国的奥地利化和普鲁士化是损害公共利益的、可恨的，那么任何形式的“鼎足三分”都是可笑的和不屑一顾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欢迎德意志人民党，说它是德国现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的最值得赞扬的组织尝试，也欣然表示，只要工人阶级的利益需要，就在策略上同它合作，但是也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它在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上的模糊观点。《社会民主党人报》强调，现在要想装扮成“纯德国的国务活动家”的博伊斯特和达尔维克一伙以及中小邦的其他政治家，是“最残酷的极端反动时代的大臣，是王侯的彻头彻尾的奴仆”，报纸用一句简单的话驳斥了德意志人民党所追求的“中小邦的联盟”，它说，“如果事态严重，比如某些君主必须最终地和不可更改地决定，他们是为了人民还是为了一个大王室而放弃他们的全部主权，这些君主宁愿呻吟着匍伏在他们同侪的脚边，也不愿在人民的欢呼声中走过他们首都的街道。” 《社会民主党人报》认为通往德国统一和自由的唯一道路就是德国革命。因为德国的大邦的武装冲突造成许多机会，给德国革命带来最后一线希望，所以报纸不赞成资产阶级的和平叫嚣。阿尔伯特·朗格也在《下莱茵使者》上写道，由于比较深刻的理由，真正希望俾斯麦由于企图执行他的纲领，而使共和党有可乘之机的人，现在最好让他为所欲为，一直到他不能回头为止。在进步党人和民族联盟分子在莱比锡举行的一次大会上，人们对于即将爆发的战争发出沉痛的叹息，倍倍尔作为唯一的反对者在大会上宣称，不要这样害怕；战争将会发生同作战双方所想像的完全不同的情况。人民将在适当的时刻起来，按照自己的意志结束战争。做好战斗和行动的准备，待机而动。不信任任何人，但信任自己，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在1866年的危机中向工人阶级推荐的政策。 它把俾斯麦实行普选权的这一措施，看做是进行实际干涉的第一个机会。当然它没有误解俾斯麦的动机，对于半官方报纸的诱惑反驳说：“至于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既不要大普鲁士，也不要大奥地利，而是要一个自由、统一的德国，根据民族愿望而实现自由和统一的德国。如果普鲁士愿意帮助缔造这个德国——好，它可以尝试一下，那就要它变成一个同它至今恰恰相反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它使它的事业成为我们的事业，我们愿意暂时合作，但是在别的意义上，我们决不这样做…… 我们觉得工人的情绪正好表明工人对普鲁士政府及其权力欲所采取的合适的态度，这对大普鲁士主义没有什么好处。其他一切都是官方的愿望和幻想。”《社会民主党人报》公开声称，俾斯麦“不是出于自愿，而是为形势所迫”才采取“不彻底和没有力量的召集议会”的步骤的；它也公开声称，如果工人因此受到欺骗，那就是“一切事情中最悲惨的事情”。但是它建议利用普鲁士首相的窘境。从来还没有一个历史上的进步，是由于当权者的好心造成的，可是巧妙地利用他们的窘境，往往会造成历史的进步。工人阶级应该利用现有的武器，“不是按照那些人的愿望，而是按照我们的愿望”。因此《社会民主党人报》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我们参加选举（我们不是因为俾斯麦召开了这个议会而参加选举，虽然他召开了这个议会，我们也不选举，我们所以选举，是因为我们反对袖手旁观的懦弱政策，因为我们要参加社会事务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只是因为我们，——工人党能够阻止怯懦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最近出卖人民的事业。”同时，《社会民主党人报》建议，为了推动俾斯麦在他勉强走上的道路上前进，而为普选权进行最有力的宣传活动。 这里简单扼要地说明的策略，像一根红线贯穿着《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施韦泽被捕前后发表的论述德国问题的文章。政府可能出于某种打算才把他假释出狱，可是施韦泽却没有付出政府所希望的报酬，就像马克思对待布赫尔的拉拢那样。在这个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也找不到一句话，是为了直接或间接推动普鲁士的暴力政策而写的。毫无疑问，假如拉萨尔还活着，他向工人阶级推荐的政策，就是施韦泽向工人阶级推荐的政策。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弱点不在于它当时的策略，而在于它当时的组织。它还没有巩固到使闯进来的战争风暴不能把它吹得摇摇欲坠的程度。许多德国工人还没有阶级觉悟，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对他们的阶级利益还不明确，就被卷入漩涡之中。德国事件在这个漩涡里趋向普遍的灾难。联合会的老核心部队是够勇敢的，但是不够坚强，不能控制自上而下的革命引起的愤慨的浪潮。 在德国，没有一个地方像萨克森王国那样，在狭小的地区内，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发生如此严重的冲突。在这个工业高度发展的小邦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直接对立，现在这个小邦夹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中间，有成为战场的危险。萨克森政策的主宰是亲奥地利派的博伊斯特，他也许是那些侏儒外交家中最能干的，无论如何是最恶劣的一个，这些外交家的手上还涂满白色恐饰的血污，却乱喊德意志民族的口号。博伊斯特的备战引起萨克森资产阶级的不满，萨克森资产阶级决不愿看到自己的买卖受到损失，尤其是该邦的大工商业城市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对于小邦的狭隘守旧感到厌倦，希望为普鲁士所并吞。因此，萨克森的无产阶级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它不能进行革命，但它也不能像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的无产阶级那样容易地采取一种待机攻击的立场，因为战火已经烧到它的手指了。 本来，这个时期萨克森无产阶级正处在蓬勃发展阶段。萨克森工人教育协会形成了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核心和骨干；德累斯顿协会在鞋匠克内弗尔的领导下蓬勃发展，倍倍尔使莱比锡协会保持原有的水平，在这个协会的教师中，李卜克内西特别活跃，他被逐出柏林之后，就定居在莱比锡。尤其应该感谢倍倍尔的努力的是，萨克森工人教育协会组成了一个地方联合会，二十九个协会共有四千五百七十九名会员，由他们举办的合作组织有：五个储蓄所、两个信贷合作社、五个消费合作社、一个消费面包房、四个疾病互助会、两个残废互助会、两个丧事互助会和一个织工合作社。在这些协会同全德工人联合会萨克森支部之间已经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两个组织常常共同举行大规模的民众大会，正是现在，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十分坚决地同《人民报》的进步党-自由贸易派的宣传活动断绝了关系。起初民族问题也不是造成意见分歧的原因。4月28日，在德累斯顿举行了一个有二千五百名工人参加的大会，这个大会由弗尔斯特林和克内弗尔召开，并在他们共同主持下进行讨论。大会要求召集一个德意志制宪议会，这个议会以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为基础，进行秘密投票，被选举权不受限制，这样做不仅为了调整政治关系，也为了着手解决社会问题，大会还要求全民武装，以支持这个议会。这个决议在原则上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它直截了当地说出，只有德国革命才能拯救德国的统一和自由。当然，关于无产阶级对于交战国的策略态度，一点也没有谈到。 当莱比锡资产阶级在市当局的领导下，要求萨克森内阁立即停止备战，并开展与普鲁士友好的宣传活动的时候，问题就变得紧迫了。为了对抗这个宣传活动，5月8日在莱比锡举行了一个有将近六千人参加的民众大会，也同德累斯顿大会一样，萨克森无产阶级的两派都参加了这个大会。弗里茨舍、乌特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出席了大会；大会主席是继弗里茨舍之后，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莱比锡支部的施坦纳。这个大会在对资产阶级的俾斯麦倾向提出正当抗议方面，超出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努力保持的界限。1848年的老民主主义者认为，博伊斯特的过去，有许多地方是应该反对的，可是现在他同奥地利一样，站在德意志的立场上。倍倍尔提出的一个决议案，就其主要内容而言，还以德累斯顿决议为圭泉，但也已片面宣布反对普鲁士侵略政策，赞同博伊斯特内阁的备战，认为它是“防御措施”，而由乌特克提出的一个决议案则等于毫无保留地鼓励博伊斯特的政策。在除了原提议人和其他一些人之外，弗里茨舍和李卜克内西也表示赞成以后，两个决议就一致通过了；这样就造成了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政策的第一次严重背离。 美因郜的情况同萨克森王国相似，只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这里还没有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彻底搅乱了德国状况的风暴，在德国西南部揭开了小市民的底。5月20日，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一个有三千人参加的民众大会，虽有工人参加（比如工人教育协会的倍倍尔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韦尔凯尔），却被德意志人民党的首领所控制。这个大会的决议同德累斯顿和莱比锡的决议有十分显著的差别。它专门反对俾斯麦破坏和平的政策，把任何中立都叫做怯懦和出卖。它一方面无条件地否定普鲁士的邦联改革，一方面要求立即把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组成一个特别国家，此外还要求“一个有必要权力的制宪议会”，但一点也没有提到选举权问题，最后表面强硬地要求“各邦政府依法实行全民武装”。韦尔凯尔已经十分坚决地表示反对这个决议，而倍倍尔还表示赞同并参加了起草反对普兽士统治欲的纲领的人民党委员会。这个不久就发表的纲领以法兰克福大会的决议为依据，不过在这一方面做了一些让步，即除了反对普鲁士领导而外，也明确反对奥地利领导。它希望在自决权的基础上，把德意志各邦组成邦联，以实现德国的统一，它主张邦联成员在战争中不执行王朝政策而执行民族政策，以此在奥地利一方缓和战争危机。这个要求本意很好，可是向博伊斯特及其一伙提出，实际不能起别的作用，而只等于要求盗墓贼不亵渎陵墓，而像羔羊一样在草地上吃草。 这一年，由于时局不稳定，德国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没有举行，可是6月10日委员会在曼海姆开会，结果少数人倾向亲普鲁士的立场，多数人则赞同人民党的立场。此外对于工人教育协会的冷淡态度的怨言越来越多，它们之中的大多数，迟迟不缴会费。德国无产阶级中的混乱状态显得这样严重，以致阿尔伯特·朗格都不再希望起到有益的作用。他使《下莱茵使者》停刊，在6月29日的最后一号中说，他不断努力推动工人团结一致，认真思考，有计划地使用自己的力最。而现在群众受到追求完全不同的目的，似乎拥有大量资财的代理人的挑拨。秋天，朗格迁居瑞士，可惜他直到病得要死的时候，才从那里回到德国来。 《社会民主党人报》也对拥有大量资财的代理人发出了许多怨言。不过它直言不讳，并揭发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给这些代理人撑腰。她企图利用工人对发财致富和有一个有权势的保护人的幻想争取工人，可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不应忘记，它是一个德意志民主党，对这个党来说，自由和平等同样重要，没有自由也就不可能达到平等。因为伯爵夫人不能把她的真正意图告诉工人，所以她就抓住两个表面现象不放，其一是，全德工人联合会所在地莱比锡的警察署，在特耳克证明他被剥夺普鲁士国徽、但并没有丧失公民权以前，不肯承认特耳克被选为主席；其二是，把主席和书记的职务合而为一，违背了联合会章程。3月12日，伯爵夫人和特耳克在爱北斐特附近的福文克尔会谈，她劝他举行一次“拯救性的政变”。她叫特耳克以主席的身分发布一道命令，宣布杜塞尔多夫代表大会以来，联合会中发生的一切完全无效，并声明自己是拉萨尔的直接后继人，维尔姆斯是联合会的书记。这样，伯爵夫人就答应消除莱比锡警察署对选他做主席一事的反抗。特耳克坚持立场，但是为了尽可能消除伯爵夫人重新争吵的一切借口，在3月29日发布了一项命令，把主席和书记的职务重新分开，并任命哈森克莱维尔为联合会书记。5月1日，哈森克莱维尔就要迁到特耳克的住处伊塞隆去；为了薪金问题，两个人达成了“不影响财政状况的协议”。此外特耳克还任命汉堡的全权代表佩尔为副主席，任期直到警察当局承认他是主席为止。 这一切当然不能使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满意。她在同特耳克会谈时，虽然特别指责希尔曼是使联合会发生财政困难的罪人，但是现在她又来了一个大胆的转变，使这个罪责严重的人成为自己的丈夫，希尔曼担任了这个不值得羡慕的角色。只要官厅不承认选举特耳克当主席，特耳克就不能以主席的身份发布合法的命今；联合会的唯一有资格的代表仍然是希尔曼，法兰克福代表大会曾委托希尔曼领导直接选举，经过直接选举，特耳克才当上主席的；希尔曼、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和莱比锡警察署就这样得出了结论。 这个官署的态度是非常模糊的。普鲁士十一月政变的不公正的法律剥夺了许多正直人士佩带国徽的权利，齐格勒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常常喜欢取笑摘掉他的这个宝贵的装饰品的行为。普鲁士容克请求齐格勒不要常常用这种他们不愿意重提的旧事嘲笑他们，而像莱比锡警察署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的市政机关，却用这件陈案给特耳克拧了一条道德的绳子。特耳克徒然地利用法律判决证明，即使他过去确实没有公民权，他也早已恢复公民权了。莱比锡警察署要伊塞隆警察署开一张证明，可是特耳克的死敌，许尔斯曼市长拒绝发给证明。不仅如此！莱比锡警察署越是热心地在特耳克的眼睛里找木片，就越是忽略希尔曼眼里的横梁。一年以来，希尔曼就处在破产的境地，按照萨克森结社法，他连一个政治团体的成员也不能当，更不用说当主席了。莱比锡警察署的奇怪态度也许可以由乍看之下使它显得双倍奇特的那种状况来解释；作为市政机关，它受到市议会和这时正对俾斯麦政策讨好的市议员的约束，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就是这样，她用她对莱比锡警察署的影响来自夸，是决不为过的。 5月10日，希尔曼进行了特耳克拒绝进行的“政变”。他定于5月20日由各支部会员选举新主席，6月3日在巴门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并任命维尔姆斯为联合会书记，同时让现在终于应该付给维尔姆斯的拉萨尔的遗赠发出金光。特耳克用5月21日在汉堡召开理事会会议的行动，回答这个政变。于是不可救药的混乱发生了。老会员虽然忠贞不二，5月20日，只有个别支部遵照希尔曼的命令选举主席，但是现在事实再一次表明，可悲的财政状况多么严重地削弱了联合会的行动力量。4月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就不得不改每日出版为每周出版三次，因为会员不断地抱怨订费太贵。金库里的钱越来越少，而伯爵夫人却大量挥霍钱财；特耳克连到汉堡出席自己召集的理事会会议所需的旅费都筹措不到。到会的理事根本不够可以作出决议的人数；只有六名理事出席，他们大多是汉堡本地的或汉堡附近地方的：除去奥尔多夫和佩尔以外，有哈尔堡的约克、不来梅的德克维茨、布伦瑞克的白拉克和德累斯顿的弗尔斯特林。 施韦泽以联合会机关报代表的身份从柏林来开会，同时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也来了。她现在公开拿出了自己的计划。她答应，只要选举希尔曼担任主席，她就使联合会摆脱一切困难，主席和书记的薪金都由她掏腰包。到会的大多数理事都用《奥尔良的姑娘》[2]中的利昂涅尔的话回答伯爵夫人说：“夫人，您回家去吧！我们要用好武器取胜，而不用女人。”可是伯爵夫人争取到德克维茨，尤其是联合会司库弗尔斯特林，他不久就到莱茵省希尔曼和维尔姆斯那里去了。现在联合会没有一个干部的权利名义是可以不受攻讦的，从这一点来说，它的组织已经完全瓦解了。 在这种情况下，施韦泽和忠直不二的理事们在向莱比锡警察署的看法让步方面取得一致意见。他们估计大多数会员不会被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明显的阴谋所欺骗，可是，如果代表大会拒绝选举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宠臣当主席，那么这种严重的混乱状态就可以最快地得到制止。因为特耳克没有到汉堡参加会议，不能同他进行协商，于是决定由《社会民主党人报》公开建议佩尔为主席候选人，不愿使联合会落到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及其教唆者手中的所有会员所投的票必将集中到佩尔身上。《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执行这个任务的同时，使工人们清楚地看到，他们必须设法为联合会建立合理的财政制度。依靠捐款和遗赠过日子，对他们说来是不体面的。如果说他们在至今在联合会占统治地位的“前所未有的货币经济”的情况下，不愿牺牲自己的金钱，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建立和维持一个良好的财政组织也是必要的。英法两国的工人联合会从没有由于这种可怜的障碍而遭到失败，德国工人运动也不应由于这个障碍而失败。 强有力的干涉正在发挥作用。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和她的傀儡又企图赢得时间进行阴谋活动；他们要求代表大会由6月3日延至17日举行，而当大批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工人同希尔曼断绝关系的时候，他们又要求大会由巴门移至莱比锡举行。可是左迸右跳都无济于事。6月17日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莱比锡举行，赞成佩尔到年底为止担任主席的有六千零八十二票，而赞成希尔曼担任主席的只有三千一百四十票。出席大会的代表共十二人，代表三十四个地方。如果不是到西部去的铁路交通已经中断，以致几乎全部赞成佩尔的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各支部只有巴门有代表出席大会的话，佩尔得的票数还要多得多。希尔曼答应服从大多数人的决定，接受了大会对他的态度表示的谢意，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和他的女保护人在第二天就又开始了新的煽动。 由于哈森克莱维尔和维尔姆斯都被征当后备军，关于书记职位的争执，就失去了实际意义。于是临时任命汉堡的J.列文为书记，爱尔福特的J.M．希尔施为会计。希尔施虽是一家酒店的经理，却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的孩子，他的父亲是一个织麻布的工人，仅仅四岁，希尔曼就坐在纱桄旁边工作了，他嗜尽了由于机器生产而无产阶级化了的织工们的一切苦难，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到酒店（先当小伙计）为止。 这样，联合会暂时又得到巩固，又可以考虑政治行动了。在延缀几星期之久的混乱期间，《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政治活动陷于停顿状态。它说，只要全德工人联合会不由一个游戏联合会和吵架联合会变成一个严肃的行动党，推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就是可笑的，它就用这种痛心的话中断了论《哈布斯堡、霍亨索伦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组论文。有人说，施韦泽被假释以后，一半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一半在全德国的鼓动旅行中，为俾斯麦的政策进行背叛活动，这是鬼话。6月里，他一共发表三次言论，一篇论文刊登在6月6日至8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一篇演说，是在6月11日对爱尔福特的一千五百名工人发表的，还有一篇演讲，是6月16日在举行代表大会的前夕在莱比锡发表的。这些言论既证明他为人正直也证明他很有才华。 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论文对信贷银行发表了评论，这个银行是普鲁士政府于6月中旬建立的，其目的是发行二千五百万塔勒的证券，所有国家机构都必须按票面值接受这种证券，在私人来往中，并不强迫接受它。银行的目的据说是“满足信货的需要”，政治危机越是带来经济危机，尤其是小市民就越感到这种需要。就这一点而言，信货银行毫无疑问是俾斯麦政策的一个辅助手段。保守党和自由党报纸，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夸大它的作用。按保守党报纸的说法，成立信贷银行仿佛是政府的一项令人惊叹的天才行动，政府想用它来根本上消除群众的经济困难。而自由党报纸警告不要接受“伪币”，因为政府是否有符合宪法的权力建立信贷银行，至少是很值得怀疑的，它决不会得到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的众议院的追认。此外它还断言，信贷银行只应帮助大资本，现在正直的自由贸易派突然在信贷银行面前表现得惊恐万状。 在左右两边所进行的蛊惑面前，施韦泽履行了政论家的首要义务即揭发欺诈，对群众说明对他们最重要的问题——新货币是怎么回事。它首先研究了新货币发行的财政技术条件，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张纸决不是货币，而只能代替货币，但是信贷银行的证券同普鲁士国家的一般纸币同样可靠。一种纸币是根据宪法发行的，另一种纸币不是根据宪祛发行的，这与金融无关，金钱往来比人类社会中的其他任何事物都更多地注意实际情况，而不注意纯理论的争论，而普鲁士宪法纠纷早就成为这种争论了。如果普鲁士的情况良好，接受信贷银行证券就没有什么危险，在相反的情况下，当然缺乏一切保证，因为在困难时期，各邦政府就草草应付它们所负扭的义务。 关于信贷银行本身，施韦泽说，它不是什么天才的启示，而是各邦政府在大危机时期为了稍稍缓和困境而常常使用的一种手段。它不能改变整个经济状况。现在的经济危机应该由那些为了王朝的利益而造成战争危机的人负责；信贷银行不能消灭危机，只能使它稍稍减弱。只有当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终于都对大资本有利的时候，信贷银行才对大资本有利；在这个一般的前提条件下，信贷银行主要对小资本有利，“当然其方式是只有在现在的情况下才可能的、不十分令人欣慰的”。至于工人，他们是受资本剥削的，不管受大资本剥削还是受小资本剥削都是一样；对他们来说，信贷银行只可能有这样一种好处，那就是仍然选择继续受剥削的可能性，而不选择简单地饿死。如果进步党反对信贷银行的宣传鼓动能够保证人民代议机关的批准预算权，那么工人就必须站在斗争者的前列，可是，在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怯懦早就放过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正确时机以后，就没有一点这样做的希望了。 6月11日，施韦泽在爱尔福特做的报告论述了社会主义和土地私有制。他极为通俗地说明了地租的性质，粉碎了土地改革论者今天还抱有的妄想。他指出，只有社会化生产才能消除土地私有制给劳动阶级带来的可怕弊害。这个报告不仅是施韦泽的最好的业绩之一，也是论述土地问题的社会主义文献所提供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恐怕还没有人这样清楚明白地在这个狭窄的范围内论述过这个问题。 最后，施韦泽在莱比锡所做的报告论述了社会民主党目前的任务。他扼要地叙述了《社会民主党人报》所阐明的关于德国问题的观点。无限悲惨的、也就是形势的无可名状的祸害就是，问题仅仅在于，应该由普鲁士，还是由奥地利在德国进行统治，在这个时刻以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第三种情况是不可能有的。刚刚成立了几年的年轻的工人党不能用魔法改变这种状况，它在这种不幸的时刻只能确定，如果人民不能起来反抗王朝，应该由自由派的，尤其是小德意志派的资产阶级哥达派负责。工人党既不能热衷于普鲁士专制主义，也不能热衷于奥地利的愚化政策，它只能把力量放在使困难的政治形势迫使普鲁士政府对工人阶级所做的让步成为真正的成就方面。“首先在整个普鲁士国家，其次在全德国我们影响所及的地方，必须召开群众大会，强制地，甚至用威胁手段向普鲁士政府要求普选权，把它看做是人民的不可缺少的当然权利。”如果人们终于要问，工人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争执中应不应该表示态度，回答是：“还不！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在向我们让步的道路上，把普鲁士政府继续向前推动——如果事态变成这样，即我们的作战基地只能在普鲁士，而在奥地利，我们仍像过去一样被捆住双手——那么，我们就表示态度，不是像说谎者和头脑简单的饶舌家所说的，反对民族的权利和自由，而是反对奥地利的统治和邦联制度；然后我们就希望（并且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不是奥地利军队取得胜利，而是普鲁士军队取得胜利，不是贝奈德克的军队取得胜利，而是俾斯麦的军队取得胜利。”第二天，代表大会就根据这种见解决定，毫不懈怠地尽一切力量进行争取普选权的宣传活动，不仅德国议会应该根据普选法选出，就是各邦的邦议会也应该根据普选法选出。 当这个决议做出来的时候，德国人民的命运已经不可改变地决定了。 三 普奥战事后的工人阶级几个星期之内，情况完全改变了。普鲁士军队很快就打败了奥地利的和在紧要关头站到哈布斯堡王朝一边的中等邦的军队。被打败了各邦政府，包括维也纳宫廷（卡尔斯鲁厄宫廷除外），都投入波拿巴的怀抱乞求援助，以此来表现它们的德意志爱国主义。法国的抗议阻止了普鲁士军队的胜利前进，根据法国的建议缔结了和约。自上而下的革命在这一方面也证实了它的性质，当它被一个外国专制君主的命令所阻止的时候，它就必须在半路上停止不前。 因此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奥地利放弃对德国事务的任何干涉，可是这样一来，它的德国各省也就不属于德国了。美因河以北的各邦组成了一个联邦，使得由于并吞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汉诺威、黑森选帝侯国、拿骚和法兰克福而大大加强了的普鲁士王权，十分沉重地压在一群小藩臣的头上。而美因河以南的各邦，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和黑森-达姆斯塔特的一部分却悬在半空中；它们可以个别地或共同地充当欧洲国家，也可以同北德意志联邦发生“民族的联系”，一切都随它们的便。 一开始就很明显，这种状况是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的，事实上，也没有人相信它会长期存在下去。虽然同过去一样，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即通过在普鲁士军队取得重大胜利以后，被推得比1848年三月事变以来更远的革命，才能得到包括德意志-奥地利诸省在内的德国的统一，可是不管美因河线如何适合普鲁士政治的传统，不管它在俾斯麦同波拿巴的会谈中能起多大作用，自从奥地利被逐出德国以后，它就失去它旧日的叛国的意义了。在柯尼希格累次[3]附近得胜的不是普鲁士的学究（当时有一种流行的恭维话，要想宣布这是撞针[4]的胜利），而是三十年来创造了巨大的经济领域的关税同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每天都在这个经济领域内征服新的地区，这个经济领域的经济需要就是产生统一国家的要求的真正土壤。使得这个经济领域同奥地利结合起来的政治纽带越是成为束缚它的经济稳固的枷锁，就越容易被扯断，而它自己的经济联系更不会由于拘泥于国家法律而被拆散。南德各邦不能扮演欧洲国家的角色，它们也不能成为法国和奥国的藩臣，除非三十年来共同成长的、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阶段的大经济领域被分为上千的碎块，而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 俾斯麦了解形势，懂得用不可否认的技能使自己的政策适应这种形势。现在他正在执行1864年他对俄国枢密顾问艾维尔斯阐明过的或者可能阐明过的纲领：“我要收买一些人，吓倒一些人，打击一些人，最后我领着他们大家反对法国，把他们都争取过来。”俾斯麦抑制着国王的贪心，本来人们用尽一切力量才把国王推入战事之中，而现在国王却威胁说，如果他不能按照旧普鲁士的习惯并吞同他目前的力量相适应的土地和人口，他就退位。同奥地利一样，南德各郊也在非常温和的条件下得到了和平，俾斯麦由它们那里得到的暂时保守秘密的攻守同盟，对他说来比巴伐利亚或士瓦本的若干平方里的土地更有价值。俾斯麦根据“用一个半流氓对付一个流氓！”这句谚语来对付现在低声探问“补偿”的憨直的波拿巴。从这时起他扮演德意志荣誉的严格的保护者，并不是出于他和他的国王过去和现在都没有的德意志的意向，而是为了普鲁士政策的十分明显的利益。他仍然用对波拿巴对德国领土的野心“暂时不理”的办法，得到这种利益，这种办法只是引锈狐狸进入陷阱的诱饵。 资产阶级也以它的方式（可是也只是以它自己的方式）了解了形势。战争爆发以前，俾斯麦解散了众议院，这次他对民族神经的投机比1863年有较好的成果。在进行普奥战争的主要决战的那个7月3日，众议院的进步党多数派在初选中消失了，至今进行统治的党也分裂了。从旧封建党中分离出一个自由保守党，它了解，不对资本主义作某些让步，就不能实现德国的普鲁士化，从进步党里则分离出一个民族自由党，只要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得到满足，这个党就毫无怨言地放弃资产阶级的政权要求。当俾斯麦要求议会追认过去几年的没有预算的财政时，民族自由党深受感动；众议院里的绝大多数议员不了解或者不想了解，政府多么需要这种追认，也没有企图修改宪法第九十九条，使得将来众议院的批准预算的权力得到明确的保证，他们就同意了追认法案，以致后来国王就说，他在同样的情况下，经常像在宪法纠纷的那几年里那样行动。瓦盖纳解释这种追认说，它不是纠正政府的过错而是证实政府的正确，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假如从进步党的保留旧名称、坚持旧纲领的残余分子中至少产生出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就好了！可是这一点也谈不到。在逐渐消失的进步党中，分子非常复杂；除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而外，还有像克拉森-卡佩尔曼这样的立宪主义懦夫，像瓦尔德克和齐格勒这样的热狂的普鲁士人，像欧根·李希特尔这样的大资本的狡猾的佞臣（也是布莱希勒德家族的天生的代理人，由于职业不适合感到烦恼而产生了不幸的思想），扮演着党的领袖和政治活动家的角色。旧进步党中只有一个人无视胜利的掌权者，仍然正直而勇敢地想把资产阶级的理想放在崇高的地位上；约翰·雅科比用罗马十二铜表法中的话说：contra hostem aeterna auctoritas esto〔你应该是反对敌人的永恒的权力〕，人民有权要求反对自由的敌人。 无产阶级不能像资产阶级这样执行这种悲惨的政策。德国的变革根本没有接触到它伟大的最终目标，问题仅仅在于，通往这个目标的道路是不是改变了。这个问题也立即得到了解答，因为普鲁士的胜利也就是反对派的胜利，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没有政治自由，无产阶级就不能达到它的社会目标）变得更加困难也更加必要了。剩下来要决定的问题只有一个，即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怎样才能最有效地进行：是以新情况为基础呢，还是站在这个基础之外。问题在于正确评价柯尼希格累次的那一天是一个历史性的决断呢，还是一个冒险政策的偶然胜利，它给德国的发展指出一条新的道路呢，还是使德国陷入一条死胡同，不得不首先从这条死胡同里走出来。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使德国工人阶级发生了几年的纠纷，因而为德国悲惨的分裂状态付出了最后的代价。 全德工人联合会决定在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斗争。战争期间，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决定的争取普选权的宣传活动波澜壮阔。根据暂时迁居柏林的新主席佩尔的指示，西里西亚的会员首先召开了大会，这些大会于7月的第一周在恩斯多夫、德拉杰希胡本、郎根比劳、彼得斯瓦尔道、施坦塞弗尔多夫、施托尔贝斯多夫、维斯特-吉尔斯多夫举行，以在维斯特-瓦尔特斯多夫举行的西里西亚工人会议结束。7月的第二个星期里，北德的几个支部召集工人在汉堡、阿尔托那、基尔、平纳贝克、埃耳姆斯霍恩、格吕克施塔特、伊策霍、不来梅、哈尔堡、汉诺威、布伦瑞克、马格德堡、施泰廷等地开会；这一系列的大会以在汉堡举行的北德工人会议为其顶峰。7月下半月，中德和南德的各支部以同样方式在下列各地举行集会：莱比锡、童贝克、施忒特里茨、诺伊斯塔特、奥贝尔肯德勒、格林那、普劳恩谢尔、格龙德、格罗森海因、格劳豪、德累斯顿、来斯涅希、伯伦、瑙姆堡、阿波耳达、贝尔费尔登、爱尔福特、美因兹、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奥芬巴赫、奥格斯堡、波希米亚的阿什；在莱比锡举行的中德和南德工人会议给这些大会做了终结。最后轮到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各支部在下述地点集会：科伦、巴门、爱北斐特、容斯多夫、雷姆夏特、佐林根、瓦尔特、韦默耳斯基尔兴、杜塞尔多夫、盖雷斯海姆、希耳登、德伦多夫、杜伊斯堡、梅德里希、丁瓦尔特、米耳海姆、阿耳特钠、哈根、伊塞隆、赫尔德和其他许多地方；在巴门举行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工人会栽，结束了8月里的大规模的群众集会。 这时候，硝烟已经逐渐消失，可以对战争的结果作一个概观了。在德国，没有一个报纸像《社会民主党人报》这样看得清，看得远。它无情地鞭责了奥地利内阁和“卑贱的”小邦可耻地匍匐在波拿巴面前，同时也在接连被警察没收的三期中，谴责了《十字报》和《国家报》协调一致地为美因河线进行的宣传。“如果你们只是为了把我们祖国的可耻的分裂状态，变成更为可耻的分裂，而要求铁和血，那么很明显，你们为了可怜的王朝利益使我国人民流血流汗，是没有良心的。”在缔结和约的前夕，《社会民主党人报》既抑制了关于现在已经造成的美因河线的反普鲁士叫嚣，也抑制了关于现在已经建成德国统一的亲普鲁士叫嚣。“新德国不是以美因河为界的德国……根据情况，计划中的南德联盟在已经巩固的北德力量面前，只能像一个影子似的存在着，简直难以想像真正同普鲁士对抗，那里的民族活动也必然被吸引到普鲁士周围。整个南方将成为一个附庸国，它本身带有同主要国家联合的倾向。”可是，即使不谈习惯意义上的美因河线，普鲁士政府也应该受到同样严厉的谴责。如果不是从这次战事中产生一个真正民族的创造物的话，它可以不对流掉的鲜血负责。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抵要求停止为建立一个包括整个德意志的国家而进行的宣传活动，认为不进行这种宣传就是履行了爱国义务。“可是，这里要考虑的不是什么事情使普鲁士政府及其官报感到舒服或不舒服，而是民族的不变的和未失时效的权利。我们没有得到美因河线，这是事实，可是，我们没有争得统一的德国，这也是事实。不到完整的伟大的德国屹立于欧洲的心脏，民族的宣传活动就不可停止。” 约翰·雅科比在普鲁士众议院发表了一篇演说，抗议德国的新局面，《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对这篇演说的批评中最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立场。《社会民主党人报》把这篇演说登在报纸的显要地位上（因而又被警察没收），并且补充说：“这篇演说怎能不使我们敬佩呢！在绝望逃跑、土崩瓦解的情况下，我们听到了一个人的有力的声音，这个人不为在他眼前发生的一段世界历史的深刻印象所迷惑，不为自己阵营内部的背叛和堕落所迷惑，发出了争取自由的旧日呼声——他的漫长的一生的战斗呼声。”雅科比说，他不能为普鲁士的胜利感到高兴，这些胜利甚至比从前的邦联议会和战前的状况，把人们所渴望的德国统一和自由的目标推得更远，《社会民主党人报》不同意雅科比的这种说法，它认为必须防止一种误解。普鲁士的胜利肯定是可悲的，因为德国的统一是通过一次王朝战争，不是通过独立的和普遍的民族起义开始建立的。“可是决定性的结果产生了，我们不能使世界历史倒退。德国的两个大邦为了争夺对我们祖国的统治进行了战斗——胜利在普鲁士一边——今后只有一个德意志大邦。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解决办法，但是它是一种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事实上已经存在。如果情况是这样，即仅仅是奥地利同普鲁士之间发生争执，而不是民族同它们之间发生争执，那么德国的自由派分子，尤其是工人阶级一定为普鲁士胜过维也纳，而不为奥地利胜过柏林而感到高兴。我们希望人们正确地领会我们的意思：仅仅是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之间发生争执，是很值得遗憾的事，而这并不是我们——刚刚成立的工人党的过错。可是，当问题已经这样摆着的时侯，普鲁士得胜比奥地利得胜要好一些。哈布斯堡的胜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那就是其有旧日的缺点的新成立的邦联组织，德国对外没有防御力量，而国内的情况却是可笑的、卑劣的，此外还有耶稣会的教义，沉重的压迫和腐化堕落。我们也知道，普鲁士不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好东西，可是这里还有改善的希望，德国的一切民主主义分子现在正应该为实现这种希望进行宣传鼓动。不，我们决不比实行邦联制时期，离开德国统一更远一些。” 毫无疑问，这种见解符合在工人群众中，尤其在北德工人群众和中德和南德的部分工人群众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由于邦联议会的统治给无产阶级带来许多苦难，因此情况的一种转变只要能使他们至少呼吸到一点自由的空气，即使得不到什么真正的改善，他仍也认为这是较小的祸害，这是十分自然的。从全德工人联合会里没有发出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立场的声昔，可是有许多言论比《社会民主党人报》靠近普鲁士得多。被征当后备军，住在奥古斯滕堡家族的祖遗城堡中的哈森克莱维尔，在弗伦斯堡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首致统一缔造者俾斯麦的诗，特耳克在一组论文中阐明了党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奋斗目标是“在有完全的政治自由和营业自由的霍亨索伦帝国统治下的德国的完全统一”。施韦泽在这里，也像对待工人对进步党的厌恶那样，不是进行鼓励而是进行抑制。 他在论《我党纲领》的一组论文中反对特耳克的意见，他说，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劳动从资本束缚下的解放比政治状况的一切变化都重要。德国社会民主党只能要求人民国家来解决工人问题，德国工人决不能成为有统治欲的容克阶级的工具，这也是十分明显的。普鲁士对奥地利的胜利，使普鲁士的反动分子比过去更为强大，争取自由的事业完全停留在旧日的斗争的地步，而统一问题只发生了一点变化，那就是德国的两强对峙的局面终止了。“普鲁士统治的功绩在于，它创造了一个民族力量的核心，这个核心虽然还不是权力的基础，但是可以而且应该成为这个基础，如果民族尽了它的力量，就将成为这个基础。”因此人们不可不了解，普鲁士统治是为了专门的普鲁士制度的利益进行的，它对德国统一的所谓关怀只是一个空洞的保证。可是这些欺骗在政治上是十分有害的；为了使这些欺骗为人所信，必须做点什么。因此普鲁士政府建议在普选权的基础上选举德国议会，通过事变的过程，这个计划只剩下一些残缺不全的东西，可是，甚至同变得如此强大的普鲁士政府相比，这样弱小的一个手段——北德意志议会，也必须被工人阶级用来为民族事业服务；在一定情况下，北德意志议会也能成为一个力量。但是，民族的任务不能是，使1866年的事件不发生，恢复旧日的两强对峙的局面，或者用更加反动的奥地利集团代替反动的普鲁士集团。 柏林是权力中心，为了建立德国统一，必须对它发生影响。“不仅南德各邦必然被现存的这个核心所吸引，而且德意志-奥地利（只要那里说德国话），也属于我们，将来也属于我们。”必不可少的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不是一个邦联。在一个邦联中，一个邦的力量比其他所有的邦加在一起还强大，这个邦联内部就经常存在矛盾，所谓邦联也就是公开的谎括，它比统一的国家对自由事业尤其有害。因为一个过分强大的邦的统治，事实上掌握了一切权力，而同它对峙的人民力量却很不自然地被分裂了。“当然可能在一个小邦里，可以比在首要的邦里说话说得更响亮（这一点使许多人产生了错觉），可是我们应该考虑到，那里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工人阶级支持普鲁士政府，反对分立主义的和哈布斯堡-二元论的努力，在同喜欢干涉的外国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尤其如此，这里也表现出充沛的爱国热情。可是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应该坚决不同自由的人民政权对立，不为掌权者的欺骗性的赞美所迷惑，处处警惕地保持一切真正的人民党的那种保证：民主主义的怀疑。 当施韦泽发表这个纲领的时候，萨克森工人已经在战争的影响下，根据1866年8月19日在开姆尼茨“萨克森民主派全邦大会”所讨论和通过的另一个纲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了。参加这个大会的全是，或者主要是萨克森工人协会的代表，其中的大多数，如罗斯梅斯勒、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克内弗尔、施腊普尔律师和弗赖塔克兄弟都是工人教育协会派出的，少数是德累斯顿、莱比锡、格劳豪、林巴赫和开姆尼茨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支部派出的。经过六小时讨论，通过了一个纲领，这个纲领虽然也主张参加北德意志议会的选举，可是其目的的只是同战争所造成的状况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完整地保持大德意志-民主主义的统一倾向，为召集一个制宪议会而努力，这个议会里应该有包括德意志-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各邦的代表。 开姆尼茨纲领的其他要求都归结为国家的完全民主化，如根据普选法选举一切公共团体、用国民军代替常备军、自由出版和自由集会结社权、村镇自治、司法独立、学校同教会分离、教会同国家分离、国民学校的改革以及其他类似事项。为无产阶级提出的要求有：从一切压迫和束缚下解放劳动和劳动者、改善劳动阶级的状况、迁徙自由、营业自由、普遍的德国居住权、促进和支持合作事业、尤其是生产合作社，以此来消除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所有这些要求在表面上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纲领都是一致的，可是同它的根本差别在于，这些要求是按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精神提出的。它们既不把普选权理解为工人阶级对国家权力的统治，也不把国家扶助生产合作社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变革。罗斯梅斯勒曾经十分激烈地反对拉萨尔的纲领，现在当然也老老实实地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己反对拉萨尔是不对的，在他的主持下对开姆尼茨纲领进行了讨论，这个新党自称萨克森人民党，自认为是德意志人民党的一个分支。 当然，因为这个党的骨干是工人，所以它不会一开始就陷入像德意志人民党那样混乱的境地。德意志人民党在达姆斯塔特和法兰克福发动了混乱的攻击以后，仍然不知道自己在民族问题上和社会问题上需要什么。它仅仅在维尔腾堡在一定程度上组织起来，在这里，它的士瓦本分立主义开放了十分奇特的花朵。它的主要机关报《斯图加特观察家》利用魏玛邦议会削减了公爵几千塔勒的王室费这一不重要的事实，“以国民指导人的身份”向南德君主指出，北德意志联邦对他们是一种威胁；报纸说，如果南德君主决定同德意志人民党一起为共同事业而努力，建立一个议会-军事的南德联盟，那么“人民就由于考虑到动摇王室的经济基础没有任何可能”，而负有一定的义务。萨克森人民党当然不会受这种“三元制的把戏”欺骗。纲领里的论点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它对德国问题的立场：“利用民主的国家形式统一德国。不要世袭的中央权力——不要由普鲁士领导的小德意志、不要由于吞并而扩大了疆土的普鲁士、不要由奥地利领导的大德意志、不要三元制。民主党坚决反对这些和类似的只能导致不自由、分裂和外国统治的王朝－分立主义企图。”这种见解原则上也就是全德工人联合会所持的见解。差别仅仅在于，1866年的变革是否要求改变策略这个问题上。开姆尼茨纲领给了否定的答案，而《社会民主党人报》则给了肯定的答案。 参加讨论开姆尼茨纲领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向联合会机关报报道了这一方面的情况，机关报在为报道写的一些编辑部按语中劝他们要“慎重”；报纸说，谁对工人怀有好意，谁就可以干脆参加社会民主党。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公开争论。两个组织也能很好地并存。萨克森王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发源地，但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恰恰在这里同该国的工业发展很不相称，远不如汉堡和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发展得那样壮大。如果人们要想利用这一点来解释这种现象，即萨克森工人觉悟很高，因而遭到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所谓亲普鲁士性质和宗派性质的排斥，那么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恰恰是德国工人运动的真正亲普鲁士的和真正宗派的形式，即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正统的拉萨尔主义，这时在萨克森安家立业，在这里得到的新的拥护者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如果人们推测（其他许多事情也证明这是真的），一方面萨克森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还很健康，能使比较进步的工人阶层依附于自己，另一方面萨克森无产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家庭工业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比较起来还很不发展，那么这是接近事实的。 如果这种推测是正确的，那么萨克森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分子在一个纲领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就是一个可喜的进步，这个纲领就其内容来说，充满了无产阶级精神，只要把资产阶级形式去掉就可以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纲领完全吻合。必须把民族问题上的偏离策略看做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因为开姆尼茨纲领的观点，毫无疑问适合萨克森以及许多中德、南德工人团体的观点。真正严重的倒是，萨克森人民党清楚地知道它自己不能进行大德意志革命，而企图同德意志人民党发生联系，其实它同德意志人民党除了憎恨普鲁士的纯粹消极的特性而外没有任何共同之点。而且这种憎恨的来源在双方也又大不相同。在萨克森人民党那里主要是出于民主主义的革命意向，在德意志人民党那里主要出于分立主义的狭隘观念或者其他把大德意志纲领用作掩盖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假面具的动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对于宗纳曼和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类似敌人集合于其周围的那面旗帜，具有明显的，同时也有道理的厌恶心情。 开姆尼茨大会后两星期，国际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开会地点在日内瓦，约翰·菲利普·贝克尔在那里为国际的德国支部建立了一个组织中心，并从1866年初开始出版《先驱》，它是一个月刊，是说德语的各支部的中央机关刊物。在德国，仅在西里西亚、萨克森、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和莱茵河畔有国际的分散的小支部。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举行的代表大会，总共有60名代表参加，其中有3个德国代表、7个英国代表、7个法国代表，而大多数是瑞士代表，这是理所当然的。 代表总委员会的主要是奥哲尔、埃卡留斯和钟表匠荣克；由荣克主持代表大会的会议。国际的纲领和章程在做了一些不重要的修改后，最后被通过了，法国代表团曾经提议，只让体力劳动者参加协会，这个提案被多数人所否决。详细叙述代表大会会议是国际历史的事情，这里只能谈一谈代表大会的那些给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解放斗争确立了共同目标的决议，而代表大会的重心也就在这些决议上。 对现代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一般统计的决议，起初只有起到一种有效的鼓舞作用的学术性价值。代表大会根据成立宣言的精神对合作社问题作出了决议：合作社的伟大意义在于指出，资本对劳动的压迫不是生产的目的所必需的，但是合作制本身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为了防止合作社蜕化为资产阶级的商店，代表大会建议合作社把总收入的一部分变为一种宣传基金，凡在合作社工作的工人，不管他是不是股东，都分给他同样的红利；作为暂时的措施，代表大会容许按照股份给股东以低利。 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最重要的决议是关于工人保护法和工会的决议，对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这两个武器，英国工人佑价过高，法国和德国工人又估价过低。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原则，即工人必须为争取工人保护法而斗争。“工人阶级实施这些法律，并不巩固统治力量。恰恰相反，它把现在用来反对它的力量，变为自己的工具。”利用这种一般立法，它就能实现孤立分散的努力所不能实况的事情。代表大会提议把缩短工作日当做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无产阶级谋求自身解放的一切其他努力都必然归于失败。为了恢复工人的体力和健康，为了使他们有可能增进学识，进行交际，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缩短工作日是必要的。代表大会建议把八小时作为工作日的法定界限，这八个小时必须安排在白天的一定时间内，这个时间包括八小时劳动和吃饭的休息时间。八小时工作制对所有成年人，不管男子或妇女都适用，凡满十八周岁的就算成年。夜工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必不可免的例外情况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尽量严格地不让妇女做夜工，也不让她们做有害妇女健康的或有违女性品德的劳动。 大会认为现代工业吸引男女儿童和少年参加社会生产的倾向是有益而正当的进步，虽然在资本统治下，实现这种进步的方式是可恶的。在合理的社会状态中，每个儿童毫无差别地从九岁起都必须成为生产工人，同时没有一个成人可以置身于要吃饭先做工这个一般自然规律之外，而且不但用脑劳动，还要用手劳动。在现社会中最好是把儿童和少年分为三级，分别待遇：九岁至十二岁的儿童为一级，十三岁至十五岁的儿童为一级，十六岁至十七岁的男女少年为一级。无论在工厂或家内，第一级劳动时周不得超过二小时，第二级不得超过四小时，第三级不得超过六小时，同时必须给第三级保留至少一小时的吃饭和休息的时间。可是，儿童和少年的生产劳动只有同教育结合起来，才是可以允许的，所谓教育就是：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技术教育传授一切生产过程的一般科学原理，同时使成长中的一代学会实际使用各个劳动部门的简单工具。 日内瓦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工会的决议，决议认为工会活动不但是正当的而且是必要的。工会是无产阶级用以反抗资本所集中的社会权力的手段，是无产阶级所占有的唯一社会权力，也就是它的数量。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工会就是不可缺少的，而且还必须通过国际联系使工会活动普遍化。工会在自觉地反对资本的无限肆虐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成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正如中世纪的地方自治体变成市民阶级的组织中心一样。在进行劳资之间的每日斗争的不息的游击战中，工会更重要的作用是，它将成为废除雇佣劳动的有组织的动力。过去工会过于专门注意反对资本的直接斗争，将来工会不应远离本阶级的一般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如果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相信，工会的目的不是狭隘的、自私的，而是要争取被践踏的千万人的普遍解放，那么工会就会大大发展。 正当招来一个“铁和血”的新时代的战争的轰鸣还在欧洲发出回响的时候，现代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国际会议用远大、坚定的眼光为人类解放做了准备工作。 四 普选权的最初尝试尽管俾斯麦取得了很大胜利，他也不能设想把自己在战前打出去的那张普选权的王牌收回。他需要一滴民主的油，在欧洲面前把自己涂抹成民族意志的实现者，同时抑制那些门户的噪音，北德的中小诸侯要通过这些门户进入德国统一的殿堂。 同时他也不是没有根据地估计到，在胜利战争的影响下，普选权可能给他提供一个比现在的普鲁士众议院更加听话的议会。这个可敬的人民代议机关也有同样的看法，它削减了北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职权，比俾斯麦要想削减的还要多，它想用这种办法来保存自己；它剥夺了北德意志帝国议会的“协商”权，它保留各邦议会批准或否决帝国议会决议的权利，从而只给帝国议会以审查核定的职权。对于这一点，俾斯麦举双手表示赞成。现在他更加不受北德意志帝国议会的约束了，作为一个狡猾的政治家，他当然清楚地知道，如果各邦政府同一个由普选选出的议会对于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取得一致意见，各个邦的检查代表机关就不能对此作任何变动。 对工人阶级来说，问题仅仅在于，俾斯麦所给与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权能否成为实现工人阶级目的的有用武器。《社会民主党人报》强调指出，北德意志帝国议会没有抵抗力量，没有把人民的革命力量集中在自己周围的希望，面对着一个在国内外取得胜利，掌握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个大国的一切其他权力手段的政府，一个没有任何实际力量的议会是不容易存在的。虽然如此，工人必须参加选举，首先因为无所作为和袖手旁观则一事无成，其次因为工人在一个正规的政治团体中提出自己的要求，从而打破敌人的压制言论和造谣污蔑的阴谋，是十分重要的，第三因为使议会变得没有权力的局势，虽然没有很大可能发生变化，但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口号是参加选举，不仅仅参加选举，而且要先进行充分的准备。 施韦泽参加了这项准备工作。战后颁布的大赦使他免受剩余的徒刑和许多新的控告，他又可以自由活功了。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支部被警察解散了的地方，如柏林，他建立了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协会，为了给联合会筹备一点基金，他在菩提树街的一家豪华的旅馆里做了六个关于资本和劳动的报告，入场券卖一个塔勒一张，来听报告的也有许多资产阶级人士。可是这些和其他一些补救手段就像滴在热锅上的一滴水。战争的破坏性后果，十分沉重地压在工人阶级身上，使它不可能为了选举募集大量捐款。这个时期对于改组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很不适合的，加之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还用同样的力量继续进行煽动。她宣称选举佩尔当主席是不合法的，因为这次选举是在代表大会上进行的，没有经过会员的直接投票。虽然会章中的清楚明白的规定同她作对，但是为了把原文的意思变得恰恰相反，并不需要最巧妙的解释。今天没有任何必要来评论她的诡辩和穿凿；事实上伯爵夫人所关心的，就是选举她的宠臣当联合会主席，可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还有许多比每个正统派的神学家可能都感到羡慕的解释术更为有效的手段。 她的力量在于，在并多工人眼里她是拉萨尔的老朋友，是所谓最确切地了解他的意志的人，因而具有一定的威望。她的力量还在于她有经常得到补充的作战经费，她利用这笔经费争取到运动中心的个别有影响的鼓动家，如莱茵区的希尔曼、萨克森的弗尔斯特林、西里西亚的弗洛里安·鲍尔，还有汉堡的个别会员。依靠他们的帮助，她把一个竞选纲领散布到群众中去，并得到工人大会的批准，这个纲领同拉萨尔的某些言论有正统的联系，一半是空想的革命纲领，一半是狭隘的民族纲领，它的实际要点就是：通过统一求得自由！可是它同民族自由党的纲领一模一样。这时伯爵夫人希望在由佩尔召集于12月27日在爱尔福特举行的正式的代表大会上，终于达到她所追求的目的，即选举弗尔斯特林为联合会主席。 可是第四次代表大会表明，联合会的老骨干分子是不可动摇的；代表二十六个地方的十二名代表，其中有奥多尔夫、埃尔纳尔、特耳克，不想跟着伯爵夫人的口哨跳舞。伯爵夫人的侍从，出席的有六个人，其中有弗尔斯特林和德克维茨。他们立即看到自己的打算失败了，他们拒绝把他们据说由不来梅、汉堡、德累斯顿和开姆尼茨得来的委任证书交付审查，他们硬说，佩尔根本不能召开合法的代表大会。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本人也到了爱尔福特，在代表大会开会以前，施韦泽就同她进行了友好的商谈，对她作了很大的让步。他同意今后主席不领薪金，书记的薪金同拉萨尔在世时一样定为四百塔勒；尤其是在施韦泽的推动下，代表大会通过了伯爵夫人散发到群众中去的纲领，只作了一些虽不是彻底的，但无疑是有益的修改。然后十二名代表同伯爵夫人的六个拥护者进行讨论，奥多尔夫提议，反对派在把他们的委托证书交付审查以后参加的主席选举，还应该提交联合会全体会员复决。经过几小时讨论以后，弗尔斯特林及其一伙带着这个建议到伯爵夫人那里去，可是一直到半夜也没有回来，随后代表大会就选举佩尔为主席，奥多尔夫为书记，J.M.希尔施为司库。因为选举弗尔斯特林为主席一事毫无希望，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也就不再为此进行活动了。 施韦泽向代表大会建议的策略，无疑是很冒险的。它使《社会民主党人报》失去了“老社会主义者”中的最后一个撰稿人，到那时为止这个人是始终忠实于这个报纸的。莫泽斯·赫斯反对爱尔福特竞选纲领。事实上，这个纲领的第一条要想废除一切联盟、联邦，通过一种内在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国家统一，把德意志各邦联合起来，从统一走向自由，对于在“这个主要问题”上，想同无产阶级同心合意的各种奇特的工人朋友来说，这一条有一种可疑的吸引力。他们也认为，竞选纲领的其他各点——给所有德国议会支付日薪的普选权，自由的国民权利的保证，北德意志帝国议会不仅有讨论的职权而且有作出决定的职权，根据拉萨尔的原则组织自由的工人合作社等为解决社会问题开辟道路的措施——“基本上”可以接受；他们最多只做这样的保留，即国家对工人合作社的资助不是刻不容缓的。这里肯定有一个重大的危险，这件事本身就是令人不愉快的，那就是年轻的工人党打着一面有问题的旗帜走上第一次竞选的战场。不过施韦泽把在竞选斗争的前夕，提出一个刀枪不入的竞选纲领在无产阶级中引起兄弟之争，看做是一个更大的危险。他认为带着已经瓦解的队伍走上战场是一件更不愉快的事情。如果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坚持自己的纲领，那么可以利用这个纲领进行的资产阶级诱惑伎俩，碰到联合会的经过训练的核心部队就会自然而然地失败，这是意料中的事情。而且施韦泽还向工人提出一个高明的建议，先不问资产阶级的工人之友对爱尔福特竞选纲领的态度，而先问他们愿不愿意代表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如果他们避而不答，就再上不理他们。 幸而施韦泽对工人的常识的信任发生了作用。爱尔福特竞选纲领没有造成任何实际的错误，相反地它使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在选举期间的宣传鼓动完全陷于停顿。于是她用一种不体面的手段来表示她对这件事的怨恨，她试图在施韦泽有希望当选的两个选区进行破坏，使进步党和反动派候选人大为高兴。在爱北斐特-巴门，她煽动希尔曼反对施韦泽，在这个选区中大量散发在日内瓦出版的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毫无根据地给全德工人联合会加上一些罪名。在赖辛巴赫-诺伊罗德，她的代理人甚至毫不隐讳地反对施韦泽，支持地方长官奥拉茹斯。施韦泽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可是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却丧失了她至少还在莱茵和西里西亚工人中享有的最后一点威信。 由于她那无穷无尽的阴谋诡计，全德工人联合会几乎毫无装备地走上了竞选的战场，用赤裸裸的身体对抗政府的长矛和棍棒以及金钱力量的千百种看不见的、但更为危险的武器。工人们企图用一种真正的火一般的热情来代替他们所缺乏的外部物资。很晚，政府才把选举日期定在1867年2月12日，决战集中在几个星期之内。社会民主党在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取得了最大的胜利，它在那里得了大约一万八千票。在阿尔腾纳-伊塞隆，哈森克莱维尔得了一千一百二十四票，在哈根，赖因克医生得了一千五百八十九票，帕因克医生的舍己为人的行动，博得工人的热爱，他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为社会主义信念服务的。还保留着一些三月革命前的社会主义的空想倾向、把人民的直接立法看做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杠杆的里廷豪森在科伦得了一千零九十五票。施韦泽在杜塞尔多夫得了六百六十四票，裁缝寿普在莱茵河畔的米尔海姆得了一千零五十九票，铁路工人柏梅在杜伊斯堡得了一千六百八十六票，马丁尼在佐林根得了一千四百三十七票，奥多尔夫在累内普-梅特曼得了四千零二十四票，施韦泽在爱北斐特-巴门得了四于六百六十八票。 在爱北斐特-巴门，施韦泽同保守党候选人俾斯麦，自由党候选人普鲁士众议院议长福尔肯贝克竞选。百分之七十的有选举权的人参加了轰动全德国的这一斗争。保守党报纸，尤其是自由党报纸对施韦泽的咒骂超过了一切限度。它们不仅宣扬他青年时期的性的过错到令人作呕的程度，同时还指责他是骗子和小偷。他的资产阶级敌人的一切愤恨恐怕还抵不上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和她的工具的诽谤和攻击。可是爱北斐特-巴门的工人一刻也没有不知所措；他们简单地宣称：哪忙施韦泽是杀人犯和强盗，我们也选他。他们清楚地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候选人受到这些攻击。在莱茵区做了两年最受欢迎的鼓动员的希尔曼，作为同社会民主党竞选的候选人，只得了五十二票。当然工人还不能稳操胜券；施韦泽甚至没有资格参加复选，因为俾斯麦得了六千五百二十三票，福尔肯贝克得了六千一百二十三票。 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活动在德国西北部取得了仅次于莱茵省的巨大胜利。在汉堡市的两个选区中，佩尔共得三千二百二十三票，约克在哈尔堡得了三千六百六十票，萨克森作家瓦尔斯特在布伦瑞克得了二千二百六十七票。在这九千票以下是西里西亚的四千票，其中施韦泽在赖辛巴赫-诺伊罗德得三千一百零九票，联合会的一个热心的老会员织工亨利希·施纳贝尔在瓦尔登堡得了八百九十一票。 在萨克森王国，维尔克特作为莱比锡市的候选人，弗里茨舍作为莱比锡地区的候选人各得一千票左右，维尔克特多一点，弗里茨舍少一点。此外，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萨克森还得到了六千票，其中德累斯顿八百票，开姆尼茨一千三百票，弗赖堡三千零八十一票，不过这些票大多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拥护者所得。在萨克森人民党的候选人中，倍倍尔在格劳豪-梅朗内，施腊普斯在茨推考-格里米乔都是经过复选才取得了胜利。李卜克内西这次在施托贝克-施内贝克就遭到了失败，估计是因为他由于尝到了“德国统一”的第一个苦果，因此没有能够进行有效的宣传鼓功。普鲁士颁布大赦令以后，他到了柏林，在排字帮工协会中讲了话；因此以违犯禁令罪被捕受审，被判三个月监禁，他在监狱里一直待到刑满的那一天。甚至法官对于这个可耻的判决也感到有点羞愧，在申述理由时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托辞，可是对李卜克内西来说，市监狱的臭气并没有因此变成德国统一的清晨的空气。在推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施腊普斯为候选人的三个选区里，家庭工业对机器劳动进行可怕的垂死挣扎；在格劳豪-梅朗内的家庭织布工场中，1863年共有三万零七百台手织机，1860年只剩下三千一百九十四台；在十几年的时间内，在这一个地区，动力织机至少使四万人成为“多余”的人。萨克森人民党在1867年2月的选举中到底得了多少票，谁也举不出一个比较确实的数字，因为当时这个党还没有精确地记载自己取得的成就的机关报；根据一些分散的记录估计，它大概得了一万二千票至一万五千票。 可是它得到了两个议席，而得了四万张选票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却一个议席也没有得到。只有奥多尔夫一个人在累内普-梅特曼参加了复选，而在其他一些地区，如杜塞尔多夫、爱北斐特-巴门、赖辛巴赫-诺伊罗德，社会民主党选举人必须在保守党候选人和自由党候选人之间进行抉择。《社会民主党人报》为选举提出过口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进行选举妥协，在只占最少的少数，毫无胜利希望的情况下，宁可按照自己的原则投自己的候选人的票，也不牺牲原则，进行一种不自然的联合。可是，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它认为同别的党派进行协商是可以允许的，即在不损害双方的原则的情况下，工人可以在某个选区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候选人的票，其条件是，这个党有义务在另一个选区保证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胜利。这种可能性在初选的时候根本没有，可是在复选时却是很值得重视的。1867年2月的情况很简单。如果进步党人在累内普-梅特曼支持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反对俾斯麦党人济贝尔，那么社会民主党人就可以在杜塞尔多夫、爱北斐特-巴门和赖辛巴赫-诺伊罗德反对保守党候选人，而使进步党候选人当选。然而正直的进步党人当时就已经信奉（从这时起几乎经常是这样）一种奇特的观点，即如果他们在复选中宁可选最没有理性的反动分子，而不选最有理性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坚强的男子心胸”也决不受玷污，相反地在复选中不支持进步党的社会民主党选举人就给自己打上了“反动派的雇佣”的烙印。进步党人在累内普-梅特曼决定选举济贝尔而不选奥多尔夫。 于是社会民主党选举人在复选中不得不独立行动。在杜塞尔多夫，他们投进步党候选人的票，因为政治自由对人民福利十分重要，尤其是工人阶级活动的不可缺少的基础。可是在爱北斐特-巴门，他们决定在复选中弃权，囚为工人党根据原则不能投保守党候选人的票，而由于进步党采取无比可恨的态度，这次也不能同它走一条路。这两个决议都是由施韦泽提出和执行的，在杜塞尔多夫和爱北斐特都遭到工人的激烈反对，进步党的工厂主使工人遭到饥饿的折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宁愿选举保守党候选人。可是爱北斐特决议也是很有道理的。不管是俾斯麦，还是一切都按照他的意志行事的、他的“好朋友”福尔肯贝克坐在北德意志帝国议会里，比较起来是无关紧要的；可是工人党迫切需要摧毁进步党仍然用来使工人阶级中的一大部分人不接受社会民主党宣传的一套谎言。赖幸巴赫-诺伊罗德的情况同爱北斐特-巴门相似，两个地区的不同之点在于，西里西亚工人真正弃权，或者甚至给了自由党候选人特韦斯腾一些帮助，使他战胜了奥拉茹斯，而莱茵省的工人却投票选举俾斯麦，没有选福尔肯贝克。 除去对于进步党的选举策略感到十分愤怒而外，这个决定恐怕还受了这种考虑的影响，即俾斯麦已经在一个老马尔克选区当选，他的胜利必然引起一场新的选举斗争。施韦泽把工人的这一决定叫做“不幸的步骤”，但也说它对进步党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不管它是一张证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加的肮脏诽谤和对普选权的可耻阻碍的收据，还是对首相（不是对保守党侯选人）表示的一种敬意，因为首相自动地归还了自由党反对派这样执拗地不肯要求的人民权利。俾斯麦的确拒绝接受委托，于是进行了第二次选举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施韦泽以四千九百十九票，自由党候选人格奈斯特以四千二百九十一票参加复选。这时保守党人自己消除了认为他们可能对工人友好的一切幻想，他们使格奈斯特取得了胜利。于是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在第一届北德意志帝国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的最后希望消失了。可是工人们在爱北斐特-巴门竭尽全力工作了八个星期并不是徒劳无功的。正如施韦泽在对他的选举人发表的告别词中所说，他们看到了两种情况，一方面，进步党利用一切手段，甚至最恶劣的手段，极力企图压制工人的事业，另一方面，保守党不管说得多么好听，到了紧要关头就不照自己所说的话办了。 关于普通落选问题，《社会民主党人报》写道：“等待了很久、渴望了很久的2月12日已经过去了。我们在各处都遭到失败。我们之中有少数人可能已经预料到这种情况，可是肯定有不少人会把这个结果看做一个难解的谜。所有这些声势浩大、振奋人心的成功的集会，群众中的这种汹涌澎湃的运动——这一切都失效了，在少数地方光荣地失败了，在多数地方不光彩地失败了。”这种痛苦失望的感情是合情合理的。如果说甚至在光荣失败的地方，选举成绩同合理的期望不符，那么在德国有许多这样的地方，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几年以来在那里已经生根，大规模的选举集会似乎可以保证胜利，可是在选举的这一天，这个党脚下的一片土地却像流砂那样松软。比如在图林根行政区，在美因郜这些曾经有过许多胜利的地方都是这样。在法兰克福，韦尔凯尔得了可怜的一百五十票，而相当于这个数目四十倍的票数集中在一条金牛犊身上，资产阶级政党的混合体用这条金牛犊一一路特希尔德来同韦尔凯尔对抗。在柏林的失败更为可叹，那里的工人两年以前就已经开始聚集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周围了。不愿跟着进步党跑的所有柏林工人团体的共同侯选人，印刷工人法斯特尔在六个选区共总得了约七十五票。 当然为了辩解和解释可以举出许多理由。在柏林的庸人中，正流行着一种可恶的沙文主义，反动派提出由于1866年的战争而得到好处的大臣和将军做它的侯选人；为了至少阻止他们取得胜利，许多工人在最后关头决定投进步党候选人的票。在莱茵河畔以及其他地方，狡猾的选区几何学发挥了它的作用；奥多尔夫所以在累内普-梅特曼遭到失败，主要是因为符佩尔塔耳的织工村，不是像普鲁士众议院选举时那样，同佐林根合并，而是同手工业还有相当牢固基础的雷姆夏特合拜。加之选举人名簿有巨大缺口，警察施加压迫，工厂主用饥饿威胁工人，官僚和资产阶级在选举实践中使用其他可耻手段。可是同选举失败后到处寻找原因，就是不在自己本身寻找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相反，无产阶级反对派始终遵照值得称赞的原则，如果它没有达到它想达到的目的，经常首先打扫自己的门前。它懂得认真总结自己的缺点，并使自己明白，它正面临抉择。 无产阶叛反对派因为没有一个可以贮藏所得财富的仓库，所以四年以来它所取得的许多成果，不断地在它手里消失了。保守党支配着有古老的牢固基础的政权组织，自由党支配着看不见的、但到处存在的社会金钱势力的活动。如果工人党要想在同这样强大的敌手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它就必须也建立一个持久力量的牢固组织。这一方面进展极小，以致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所有的唯一的大钱袋使工人运动成为人们的嘲笑对象达几年之久。老前卫仍然集合在其周围的旗帜有降下的危险。《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少量资金几乎已经耗干了，如果全德工人联合会不最终站在稳固的财政基础上，报纸就要停刊。破坏拉萨尔的组织是不行的，因为由于有了这个组织，联合会至少获得了精神力量，相反地要实现这个组织，以便用政治力量做精神力量的后盾。 由物及人，就无非是拉萨尔死后，施韦泽所享有的精神独裁必须变成政治独裁。工人对施韦泽的嫌恶已经渐渐消失了。在这一方面，资产阶级报纸对他进行的诽谤，起了同预期根反的效果。施韦泽很聪明，他并不认为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可以长期受个人独裁支配，可是联合会会员也很有见识，他们认识到，在当时各方面都蕴藏着危机的情况下，暂时的独裁还是必要的。正如特耳克所证实的，甚至对拉萨尔的独裁已经感到不满的彻头彻尾的民主主义者约克，对暂时需要实行独裁的时间估计得比施韦泽还要长一些。任何独裁对于独裁者本人来说都是最坏的命运。施韦泽也遭到这种命运，他用自己的名望这个崇高的代价来补偿自己的过错。可是这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即1867年联合会的最老、最忠实的会员认为他的独裁是必要的。 事实上，他已经是选举运动的领导人，选举结束后，他通过主席佩尔于5月l9日在布伦瑞克召开了一个非常代表大会。大会有代表四十五个地方二千五百零八个会员的十八名代表参加。会员的数目很少；它还不到一年前莱比锡代表大会所代表的会员人数的四分之一，可是，只要对于缴纳会费没有严格的监督，这些数字的价值就很成问题。 第五次代表大会首先通过了一个驱逐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追随者的纲领。它的要点是统一的、自由的人民国家；共同的社会生产；为创造新的社会状况，根据斐迪南·拉萨尔的原则成立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各文明国家工人利益的共同性；实行直接、秘密投票的、支付日薪的、普遍、平等的选举权，以影响社会力量。根据这个纲领，应该审查会员名单，把所有不是毫无保留地同意这个纲领的会员开除出会。然后重新选举所有全权代表，他们的任期限于一个正式的代表大会到另一个正式的代表大会中间的这段时间。主席仍然有权批准选出的全权代表，甚至表面上主席有任命全权代表的无限权力，因为警察把选举全权代表当作一个“独立的联合会”的标志。可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它接受对主席的可能有的告发，向下一次代表大会报告。此外，为了防止警察迫害，也取消了“成立分会”的一切意图，废除了把地方组织叫做支部的规定，确定了联合会的统一和团结的性质，联合会会址设在莱比锡，受萨克森结社法的约束，而在各个地方只可举行会员的集会，这是在柏林和其他地方取得了一时成果的预防措施，可是在德国结社法有扩大性和不完备的情况下，就不能长期防止警察的专横行为。为了保证良好的财政管理，其中规定，地方上所收的会费至少上缴一半给联合会金库，司库应该每月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公布到期不缴会费的地名。担任司库的是J.M.希尔施，可是不久以后他就因为发表第一本社会民主党的歌曲集被捕，被判了好几个月的监禁，于是白拉克接替了他的职务。施韦泽当选为主席，办公处设在他居住的地方。第二年奥多尔夫到俄国去了，速记员罗勒尔接替了他的工作。 这次改组的第一个效果在于，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完全脱离了关系。现在她以拉萨尔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名称建立了一个特别的宗派。她夺去了旧联合会的约六分之一的成员，即萨克森王国的大多数会员和基尔-不来梅和其他地方的个别会员。她让费尔斯特林当选主席，辅佐他的是伯爵夫人的得力助手，年轻的弗里茨·门德，这人缺乏一个工人领袖的活动所应具有的最简单的智力特性和精神特性。伯爵夫人损伤她的亡友的遗物的这种做法，是无法辩解的。她的行为已经没有什么危险性了，因为可以预料（而且已经成为事实），被她用拉萨尔的名字所迷惑的几千正直的工人，不久就有了正确的认识，回到老联合会，或者参加了萨克森人民党。可是，令人十分痛心的是，资产阶级有好几年能够利用伯爵夫人所做的这件蠢事，锻炼它的挖苦才能。 全德工人联合会做出布伦瑞克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后，又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名列前矛了。关于这一点的一个试金石是不久以后，9月的第一个星期，在洛桑举行的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六十四名代表，其中瑞士代表最多，此外有六名德国代表，六名英国代表，十七名法国代表，两名意大利代表和两名比利时代表。德国代表中有阿尔伯特·朗格、路德维希·毕希纳和拉登多夫。 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说，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同它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争取政治自由是绝对必要的首要措施。这同布伦瑞克纲领完全一致。可是在国际的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关于全德工人联合会早就明白的土地公有制的严重意见分歧。这个社会主义的要求没有直接列在洛桑代表大会的议程上，可是它有了好几个出现的机会。它在大会再一次讨论的合作社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说，只要在资本主义社会，合作社就构成十分可怜的第五等极）上出现过，在大会所肯定的运输工具和交通工具是否需要国有化这个问题上也出现过。尤其是法国代表热烈拥护土地私有制，而其他赞成公有制的人，如拉登多夫，同共产主义的革命思想观点是有很大距离的。几乎只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老盟员，现在是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的埃卡留斯和列斯纳，才像施韦泽一年半以前在爱尔福特演说中那样彻底和明白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一个月以后，德意志工人协会在格腊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现在，在讨论过程中，代表们的意见越来越明显地发生分歧。乌利希提出了一系列的决议案，根据这些决议案，应该按照“人类灵魂的永恒法则”建立国民学校，宗纳曼用一个有趣的通知使与会者大为惊讶，他说，他终于解决了社会问题，在法兰克福社会印刷厂建立了一个生产合作社，他在那里是排字工人的普通“协作者”，五年以后，这些排字工人将同他友好地共同占有这个企业。不言而喻，这是一种资本主义活动；今天法兰克福社会印刷厂是一个有几百万资金的企业，“工人之友”宗纳曼同任何一个资本家一样，剥削“他的”排字工人。同这些可恶的宣传相反，倍倍尔雄辩地叙述了卢郜[5]煤矿惨案，那里有一百多个工人成了资本的罪恶的追求利润的贪欲和萨克森矿山警察的严重失职的牺牲者，织布工人莫特勒在一个动人的报告中，叙述了工厂童工的无可名状的痛苦。两个人都要求政府对资本剥削进行无情的干涉。工人协会中的比较坚强的分子，不可遏止地趋于团结，这种团结比迄今通过分散在全德国的委员会所达到的更为紧密。这里也必须用种种细微的区别，来回避德国结社法的陷阱。一个较大的协会受到委托，处理代表大会的一般事务；这个协会的地址成为代表大会的召集地点；代表大会的委员会仍由七个委员组成，主席由代表大会本身选出，其余六个委员由主要协会从自身选出。其实，问题在于，代表大会是想继续受资本主义监护呢，还是想在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的情况下发展。在选举主席时，倍倍尔和麦克斯·希尔施被提名为候选人。倍倍尔以很大的优势取得胜利，这样，协会就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这时，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改组正在积极进行。11月22日，在柏林举行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代表三千四百零八个会员的二十名代表。会员数仍然是不确实的。代表大会这次还没有实际执行布伦瑞克决议，根据这个决议，只有对联合会金库尽了自己的义务的地方的代表才可以参加代表大会。可是白拉克已使金库情况大大好转了。从这年年初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订户差不多增加了两倍，即由四百五十个订户增加到一千二百个订户；订报不足十份的有八十三个地方，不足二十五份的有二十五个地方，较多的是法兰克福约五十份，爱北斐特-巴门约一百七十五份，尤其是汉堡大约订了三百七十五份。一致再选施韦泽担任主席是很自然的。代表大会对会章进行了重要的修改，这个修改在布伦瑞克就曾计划进行，可是当时又推迟了。这个修改是：今后主席必须在每次正式的代表大会以前至少六个星期，由会员投票选出。决议以二千二百六十四票对八百三十八票通过，而施韦泽掌握的三百零六票弃权。反对派中主要有汉堡和伊塞隆的会员。使主席的实际独裁尽可能地民主化，这是对的，可是这个决议对双方都不利；它加强了主席对联合会的其他干部和机构的权力。 在已经恢复了的团结上，暂时还没有出现阴影。经常注意推动工人独立思考的施韦泽，在这次代表大会期间第一次举行了一个公开会议，讨论了一系列的重要问题。议程有点过于丰富了；需要讨论的问题有普鲁士和德国问题、普选权、高利贷取缔令的废止、女工、感化院的劳动、粮食搀假和广告、正常工作日和英国工厂立法。许多片面的和肤浅的论断是不可避免的，可是演说者和听众的铁一般的坚持力，也使资产阶级的比较有见识的报刊大为敬佩。它们写道：对这些社会民主党人表示敬意！到现在为止，有谁为了讨论改革问题，在很不暖和的房间里，坚持十一小时之久呢？在各种科学的代表大会上，人们可以使自己舒服一些，适时地恢复体力，来减轻精神上的紧张。 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了第一次议会战役，虽然不是没有损失，但是也获得了荣誉，这对提高这次代表大会的情绪并不是没有帮助的。 五 社会民主党议会活动的开端2月12日选出的帝国议会同北德意志联邦的各邦政府共同讨论的宪法，是完全根据俾斯麦的指示制定的。这件事应该由被吞并的或还未被吞并的中小邦的、向往统一的大经济区的美景的资产阶级负主要责任；过去它向已经解散的民族联盟提供过最嚣张的吹牛家，现在他用同样的“国务活动家”给普鲁士专制制度提供了最不敢声张的变节分子。老进步党的残余分子在一个官方文件中，虽然还像平常那样昏乱，但有理由气愤地发出悲叹说：“新宪法给政府的和从人民那里夺走的权利比他们现有的都多。”尽管俾斯麦使长期拒发日薪成为一个内阁问题并且已经实行，可是至少普选权是得到了。工人们说，我们决不让我们的议员挨饿，当1867年8月31日北德意志帝国议会选举的时候，工人们重新鼓起勇气进行工作，新联邦宪法规定，帝国议会有三年的立法期限。 补会民主党这一次的选举成果，从数字上看还远远落后于它在二月选举中所取得的成就。除去埃森区和汉诺威市第一次各以一千一百票走上了战场以外，其他没有占领新的阵地，除去施韦泽在爱北斐特-巴门在第一仗中得了六千一百一十票以外，其他地方没有达到六个月以前那样高的票数。甚至推举书商奥古斯特·盖布为候选人的、久经考验的堡垒汉堡也只有二千票多一点。可是联合会正对正在进行的有效改组抱有希望，因此并不特别沮丧，加之其他党派都抱怨更大的不振，它就更不沮丧了。同在爱北斐特-巴门一样，施韦泽在赖辛巴赫-诺伊罗德也进入复选，虽然他在这个地区只得到了2月他在这里所得选票的一半。此外，哈森克莱维尔在埃森进入复选，他的对手是保守党地方长官德芬斯，赖因克在累内普-梅特曼进入复选，对手是年迈的卢道夫·康普豪森。夏天，赖因克曾在威斯特伐利亚报纸上同进步党人哈尔科特，关于社会主义的权利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论战，从而得到工人的怀着威激心情的赞扬，他在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的许多选区（除去在累内普-梅特曼以外，还在杜塞尔多夫、米尔海姆、杜伊斯堡、佐林根和哈根）被提名为社会民主党侯选人。受布伦瑞克代表大会委托，领导选举的施韦泽徒然地促使工人注意，不要这样害怕竞选。他说，有人认为工人没有足够的威望当议员候选人，这是一种“可恨的偏见”，是必须彻底去除的，因为统治阶级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向工人灌输这种偏见。正如常见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实际经验也应该表现为有效的教师。 施韦泽为复选发出了口号：在一切情况下一一即使只有两个资产阶级候选人竞选，工人也应该参加复选。从原则来看，是因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工人总是关心哪个候选人当选对自己有好处，从实际来看，是因为一个政党应该利用一切机会发挥作用。工人应该支持哪个竞选的政党的问题，首先以这些政党（尤其在主要选举中）对工人的态度而定。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必须首先站稳脚跟，粉碎旧党想用来压制它的中伤和诽谤。在二月选举时，工人在杜塞尔多夫使进步党取得胜利；可是在杜塞尔多夫出版的《莱茵报》整个夏天净是发表恶毒咒骂工人运动的文章。自由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斗争方式必须制止；在他们犯这种错误的地方，工人在复选中一定选同他们竞选的候选人；促进党的事业，比其他任何考虑都重要。可是，在自由党人用光明正大的方式同工人党进行斗争（这当然是他们的权利）的地方，工人就在复选中选举自由党侯选人，可是所谓民族自由党人不能算自由党人。他们不过是披着自由派羊皮的伪善的反动分子，对社会的危害比公开的保守党人还要大。 在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人们就是根据这些观点来对待复选的。在杜塞尔多夫，工人帮助俾斯麦派的米谢利斯取得对进步党候选人毕尔格尔斯的胜利，而一部分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选举人在爱北斐特-巴门使施韦泽取得对进步党候选人洛厄佛-卡尔贝的胜利。社会民主党所遵守的这一策略当时受到各方面的猛烈谴责，这个策略肯定是有不妥之处的。不过，说它以同保守党和政府的某些秘密的和背叛性的协定为基础，是错误的。相反地，在主要选举以前很久，《社会民主党人报》就公开发表了这个策略，不过它不是一个原则上正确的，而是一个原则上不正确的，但在一定的困难情况下为进步党的无原则的不体面的政策所迫而采用的策略。无论如何，它有达到它应该达到的目的的优点。只要进步党看到，工人不是没有意志的投票机器任人踢来踢去，它也就规规距距了。经过双方协商，社会民主党选举人在哈根和佐林根投进步党候选人的粟，进步党选举人在埃森和累内普-梅特曼投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票。实际结果是，哈尔科特在哈根，赖因克在累内普-梅特曼取得胜利，而哈森克莱维尔在埃森和欧根·李希特尔在佐林根落选。在赖辛巴赫-诺伊罗德，施韦泽为自由党候选人特韦斯腾击败。 于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在北德意志帝国议会中取得两个议席。而萨克森人民党不仅保住了格劳豪-梅朗内和茨推考-格里米乔两个选区，而且还得到了两个新的议席；李卜克内西在施托贝克-施内贝克，圭茨医生在莱比锡地区取得胜利。在并非完全没有疑问的情况下，弗尔斯特林在开姆尼茨选区取得胜利。他在复选中同一个大德意志派的民主主义者进行了斗争，据说弗尔斯特林在复选中比主要选举中多得了三千五百票，其中一部分是工人的敌人投给他的，因为这些人希望弗尔斯特林当选帝国议会议员能够损害社会民主党的事业。 不管这是真是假，总之当帝国议会于9月10日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弗尔斯特林在奏折辩论中就不用头脑，机械地重复拉萨尔著作中的片言只话，使自己失去了议员的作用。可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也失去了一个议员，因为赖因克随意利用一个机会否定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且宣称社会主义的任务决不是促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互相斗争，而是互相和解。联合会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同这个议会代表断绝关系，这件事是在柏林代表大会上进行的。圭茨和施腊普斯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随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他们很快就变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凶恶敌人，而倍倍尔还处在由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观点向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转变的阶段。因此在议会中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主要是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而在他们之间，关于正确策略的旧争论又立时发生了。 李卜克内西认为北德意志联邦是一个暴力的、非正义的反动组织，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摧毁的。为了不加强北德意志联邦的力量，他反对给帝国议会的立法任务以任何实际帮助。对他来说，议会讲台只是他能够从那上面向群众表示他对德国新形势的抗议的地方。相反地，施韦泽把北德意志联邦看做是一个很讨厌的、很不受欢迎的，但又是不可取消的事实，如果社会民主党要想保持政党的身份，它就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并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准备做一个极端的反对派。李卜克内西嘲笑他是“瓦盖纳的影子”，而他并没有说，李卜克内西为被废的君主和奥地利政府服务，或者为了他们的利益工作，而是说，他不能同意李卜克内西的立场，因为在资产阶级投入俾斯麦的阵营以后，除非利用外国的暴力，不能摧毁北德意志联邦，而这就是逃出虎口又入狼窝。根据施韦泽的见解，工人阶级必须同本国的一切其他阶级团结起来对付波拿巴的阴谋活动和被提升为奥地利首相的博伊斯特的复仇心，而李卜克内西把波拿巴和博伊斯特压迫俾斯麦，看做是强暴的侵略政策的必然命运。 因此，10月17日，讨论关于兵役义务的联邦新法令时，李卜克内西发表意见说，历史将无视北德意志联邦这个暴力机构，它不表示别的，只表示德国的分裂、削弱和奴役，历史也无视北德意志帝国议会，它无非是专制制度的遮羞布。李卜克内西反对常备军，说它是俾斯麦所执行的暴力政策的工具；他所以没有提出关于仿照瑞士的榜样成立国民军的决议案，只是因为他在企图提出这个决议案时，中了议会规则的圈套。李卜克内西的演讲以无情的鞭笞，击中了自上而下的革命的一切要害，统治阶级的十足的爱国者，对演说人发出可怕的喧嚣声，这就加倍赞扬了他的勇气。不过一种批评的纯洁性和尖锐性，还不能在各方面保证它的正确性。如果说李卜克内西预见到，俾斯麦要同波拿巴较量，那时北德意志联邦的命运就处在战争运气的天平上，那么施韦泽根据历史发展的整个情况看得更远，他预料这个天平将在有利于俾斯麦的一边下沉。 李卜克内西发言以后，施韦泽要求发言，以便指出他同李卜克内西的意见分歧。当时还用发言人登记簿，施韦泽在簿上登记反对议案。后来有人提议结束讨论，在表决前，念了发言人登记簿，结果施韦泽在表示反对法案的发言人之中名列第九，而表示赞成法案的只有两个人登话发言。施韦泽为了得到发言的机会，就转到赞成法案的发言人一边，这是在使用发言人登记簿期间，所有党派为了发表并不接触本来的讨论对象的简短订正和解释，在该会中常用的一种手段。假如这个完全无关紧要的插曲不是从那时就成为施韦泽的所谓背叛的主要证明，今天就毫无叙述的价值了。他“拥护”普鲁士军国主义；当时的国会发言人登记簿提供了文字证明。 事实上，施韦泽既没有发言，也没有投票赞成关于兵役义务的联邦法案。他只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他有理由说，他是代表选他为领袖的几千工人发表这个声明的。这个声明的意思是说，他同李卜克内西虽然都是反对北德意志联邦的内部状况的反对派，可是他并不同意摧毁联邦本身的企图。他特别强调，他和他那一派的工人站在普鲁士一边反对外国。如果说他当时使用了不妥当的表达方法，说他不想对去年敌方惊叹地承认的普鲁士的特性乱加评论，那么这种夸大是由李卜克内西的夸大——在外国，北德意志联邦比去世的邦联议会还要受到蔑视－一一引起的。今天他们的对立早已成为历史了，在这个人或那个人所谓的话里挑毛病，都是不公平的。可是李卜克内西认为，每个同施韦泽一起承认铁血政策的创作的人，同社会民主党之间有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一点只有这样改才是正确的，那就是当时在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之间横着一条鸿沟，但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还不到十年，这条鸿沟就被填平了。 实际上，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的新争执可以溯源于他们旧日的意见分歧。李卜克内西的演说是一种纯粹的宣传性发言；在战争期间，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热衷于瑞士的国民军时，恩格斯带着轻蔑的口吻写道：“人们所想像的那种形式的民兵，目前对于一个拥有一千八百万人口而且边境完全没有设防的国家来说是不行的；即使在另外的条件下，所能实行的也不是这种形式的民兵。”[6]李卜克内西肯定对这一点也很了解。他主要只是进行民主理想的宣传。相反地，施韦泽认为，一个工人政党必须执行实际的政策，当然并不是资产阶级所考虑的实际政策，而是从无产阶级的原则立场出发的实际政策。他投票反对军事法案，可是他认为，为了使工人阶级得到一点好处，不应该把议会的杠杆放到这上面，而应该放在别的地方。 北德意志联邦的重心不在军事方面而在经济方面。这个软弱的议会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即普鲁士的军事力量伸展到中等邦萨克森和参加北德意志联邦的几十个小邦。不过议会在制定一定程度上清除封建-行会残余的经济法令时，可以发表意见。资产阶级把它的政治理想出卖给俾斯麦的代价，就是满足它的物质利益。俾斯麦必须付出这个代价，他也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按照施韦泽的见解，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北德意志帝国议会中应该执行的实际政策，就是立即用工人阶级的不从时效的要求阻碍资产阶级开辟更彻底地剥削无产阶级的道路。 在废除高利贷取缔令方面，施韦泽按照英国立法的榜样，提出了一个提案说，一百塔勒以下的贷款禁止收取重利，并且发表了一篇在德国议会中第一次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些主要观点的杰出演说，来说明自己为什么提出这个议案。同时他也很好地为进步党要求取消结社禁令的提案作了辩护。可是他在短期的议会会议期间的主要工作，乃是草拟反对资本，保护劳动的法令。这个法令草案共有四十七条，其中一部分是由普鲁士立法关于禁止童工和实物工资制度已有规定的条文综合而成，此外还要求所有成年工人都实行十小时工作制，设置有十分适当的职权的工厂观察员，最后还要求成立一个议会常设委员会，以“调查和确定在北德意志联邦范围内的城市工人和农村工人的状况”。这个法令应该扩及到雇用十个以上的雇佣劳动者的一切企业，而且不仅适用于狭义的工厂，也适用于农庄、码头、铁路、轮船，最后也适用于家庭工业。根据英国工厂立法的经验，施韦泽把重点放在设立一个有效的工厂监督机构方面，同随意写在法令汇编的纸上，冷眼旁观的最广泛的禁令和惩罚条例相比，这种办法起的作用更大。施韦泽曾把他的草案读给几个进步党议员听，这几个人高傲地说，这不算什么，他们将提出加重的修正案。对这些人了如指掌的施韦泽冷冷地回答说：那我很高兴。 首先他在由工人选出的议员中，征求提出草案所需要的十五个人的签名。可是弗尔斯特林和赖因克拒绝签名，李卜克内西为自己和他的同志声明说，他们不能在旨在通过重要设施保护北德意志联邦的提案上签名。于是施韦泽去找进步党的明智的批抨家，他们答应签名，可是第二天根据一个党派决议，他们又取消了自己的诺言。民族自由党人也玩了同样的把戏，先答应，后党派决议，最后拒绝。保守党人表示愿意签名，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把农业工人除外，这一点施韦泽当然不能同意。在做了很大努力以后，施韦泽做到使进步党人、民族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答应，如果主席提出有没有人附议的问题，他们就各出五个人。可是主席西姆桑是一个道地的资产者，他对无产阶级的议会代表始终抱有毫不掩饰的偏见，这时他说，他不能表示满意，他要看到十五个人的签名。于是施韦泽又作新的尝试，各党派又找新的借口，主席又重新坚持，直到短期会议结束，吓得出汗的爱国者得救为止。 后来，李卜克内西和其他一些人指责说，施韦泽企图利用这个草案，使俾斯麦掌握工人运动，同瓦盖纳勾通一气。草案完全以英国工厂立法为根据，它不包含在后来的社会民主党工人保护法草案中也没有完全重复的条文。俾斯麦本人当时也同平常一样，始终顽固地反对合法的劳工保护，各邦政府的代表机关，新的联邦议会丝毫也不关心施韦泽的草案，甚至暂时把帝国议会通过的进步党的关于废除结社禁令的议案扔到字纸篓里。施韦泽就附议问题同进步党人和民族自由党人商谈，而且也同保守党人商谈，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并且他本人立即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做了详细的报道。他在这个问题上，同瓦盖纳进行了商谈，也是十分可能的。可是他宁可放弃保守党的支持，也不愿用违背原则的让步来换取这种支持，因此看不出他应该受到什么指责。 施韦泽不过是按照前一年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意见行动的，代表大会宣称，工人保护法并不加强统治阶级的力量，而是把这种力量变为工人阶级的一种工具。 [1] 参阅1867年12月7日，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原编者（载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1962年版第45页。——译者） [2] 指德国作家席勒的剧本《奥尔良的姑娘》(1801)。——译者 [3] 捷克城市，在布拉格以东，现名赫腊德次-克腊洛佛，1886年7月3日，普奥两军在这附近决战，普军得胜。——译者 [4] 普奥战争中，普军用的是优于奥军老式枪的撞针发射枪。——译者 [5] 德国城市，在卡尔-马克思城（开姆尼茨）西南。——译者 [6]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