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卷 第二章 拉萨尔的继承人 拉萨尔的遗嘱也遭到了笼罩着他的末日的不幸。拉萨尔赠送给几个朋友的巨额租息是为了使这些人能够自立，并且能使运动得到发展，可是他们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布赫尔成了俾斯麦的官吏，家庭教师阿列克西成了虔敬主义的反动分子，吕斯托夫虽然始络是一个正直的民主主义者，但是没有进行什么宣传活动。 仅仅是这一点，损失还不大。直接涉及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遗嘱的规定显得更为有害。拉萨尔建议联合会选举法兰克福的全权代表伯恩哈特·贝克尔为他的后继人，他郑重嘱托贝克尔，坚决维护把联合会导向胜利的组织，这些指示显就是针对瓦尔特希反对派而定的，不过，它们并没有解除旧的纠纷，只是制造了新的纠纷。遗嘱中另一条规定也有类似情形，这一条规定每年赠送联合会书记维尔姆斯五百塔勒，五年为期——“作为他为人正直的报酬”的、他个人每年收入的一百五十塔勒在外——使得他可以为了联合会的宣传活动，按照自己的意见慎重使用这笔钱。 拉萨尔的棺材还没有盖上，他的母亲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之间就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他的父亲在不久以前已经去世，剩下的家属，母亲、姐姐和姐夫（拉萨尔恨入骨髓的商业顾问弗里德兰），在他去世的时候表明，他们在拜金主义的泥沼里陷得多么深。经及详细商谈，达成了协议，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担负一万法郞的费用，并负责按犹太人葬礼行事，拉萨尔的家属就把拉萨尔的遗体交给她，埋葬在柏林。伯爵夫人打算使棺柩经过联合会的大支部所在地，到处都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可是她的计划只存在美因兹得到光辉的实现。当装在轮船上的棺木到达科伦时，警察当局受拉萨尔家属的委托扣留了它，把它送到布勒斯劳，他的家属立刻草率地把它埋在犹太人墓地里。当最后一个土块落到棺木时，弗里德兰笑嘻嘻地说：现在伟大的斗争被埋葬了。 可是这种看法是十分错误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表明，它在工人阶级中已经扎下了深根。所有支部都严肃、隆重地举行了拉萨尔的追悼会。为人爱戴的领袖的突然去世，没有使任何地方的会员气馁，而是到处都增加了对胜利的坚强信心。对拉萨尔个人的崇拜有时稍稍过分，但是一般说来，没有超过在当时情况下可以理解和原谅的程度。这种崇拜最明显地表现在路德维希·维尔克特的几首歌里，这些歌向“圣经、教会、主”表示忠诚，或者更明显地带有滑稽画的色采，可是它们都有一个坚固的核心。 路德维希·维尔克特是三月革命前的民主派的老战士，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人，他在萨克森王国做了二十五年最优秀的传教师，后来由于出色地参加了五月起义，被判四年惩役，现在经营萨克森旅馆，莱比锡工人不久就称它是“公道的下处”。作为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为人称道的著名人物，维尔克特一直相信关于拉萨尔是反动分子的鬼话，一份民主派报纸的悼词才使他大吃一惊，那里面说，拉萨尔是“我们”的人。这时维尔克特阅读了拉萨尔的著作，这位老革命者才如梦方醒，于是他就常常在他的旅馆的大厅里对拥挤的听众谈论拉萨尔，并且写诗歌颂这位去世的天才，这些诗的虔诚的比喻是由老神学家的语言，而不是由群众的宗教感情产生的。除此而外，在为了追悼拉萨尔而发表的诗文中，都充满了完全世俗的战斗精神；在汉堡的追悼会上，第一次响起了年轻的雅科布·奥多尔夫的工人马赛曲，此后它那朴实的歌词在无数次的工人大会上鸣响，而把海尔维格精心雕琢的联合会之歌完全推到一边去了。 拉萨尔死后不久，也发生了几件幸事，假如他还活着，他本人一定也会感到非常高兴。德国工人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定于1864年10月在莱比锡召开，同月2日，美因郜的工人大会在奥芬巴赫举行，以便研究将在莱比锡讨论的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人宗纳曼阐述了一切只要工人甘心做资产阶级的唯命是从的奴仆就会碰到的好事，可是工人并没有再用惯常的掌声来报答他那惯常的口号。相反地，工人们冷冷地说，他们为了普选权将放弃一切美丽的诺言。宗纳曼反驳说，法国的例子表明，普选权对工人没有什么帮助。相反地，只要时间一到，他就准备同工人一起登上街垒。不过这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被爽朗的笑声淹没了，于是美因郜委员会带着痛苦的教训退却了，这个教训就是，直截了当地欺骗工人的日子已经快结束了。 在莱比锡的代表大会上，对资产阶级说来，黄昏已经来到。一个不妙的预兆已经显露出来。在关于所谓代表一万七千名工人的去年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一个据说有一千五百名会员的佐林根的工人协会也被作为参加者计算在内；这时，佐林根仅有的两个工人协会对莱比锡代表大会提出了严重抗议，它们宣称，说它们“同可敬的宗纳曼先生和威尔特先生曾经通过信”，乃是一种“可耻的谎言”，佐林根工人站在拉萨尔一边，所谓舒尔采-德里奇在那里有一千五百名拥护者，乃是幻想的创造物。10月22日和23日举行的莱比锡代表大会，有来自四十个工人教育协会的代表参加，其中只有很少几个是工人。 第一天讨论了迁徙自由的问题，关于这个所谓治疗工人疾苦的药剂的陈词滥调用陈旧的方式讲个不停。可是代表莱比锡的一个雪茄烟工人协会的弗里茨舍起来指出，迁徙自由虽然作为一个自然的、人所共有的天赋权利必须实现，但是它同社会改革毫无关系。唯一能够报助工人的，就是普选权。弗里茨舍的雄辩的发言博得了与会的工人代表和讲台上的听众的掌声。为了不让弗里茨舍第二次发言，人们不得不借助会议规则，采取巧妙的预防措施。第二天，阿尔伯恃·朗格做了关于消费合作社的发言。他说，消费合作社决不是万应灵药，但却是完全有利的机构，其前提是要由工人，而不由资产阶级的学者创办和管理，这些学者不这么多地干涉工人的事情，可能还好一些，因为工人自己对这件事了解得比他们清楚。代表大会的幕后操纵者越来越感到不安，当弗里茨舍要想在一次关于生产合作社的讨论中发言时，他们就利用一个及时提出的结束讨论的提议，打断了他的发言。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为双方所尊重的阿尔伯特·郎格费了很大力气才使这场争论平息下来。当然他也不能真疋解决这个争端；弗里茨舍退出了代表大会，并发表了一个书面抗议，反对对言论白由施加“不体面的强暴手段”。他的冲击并不是没有成果的。虽然宗纳曼和麦克斯·希尔施又被选入代表大会委员会，可是阿尔伯特·朗格和倍倍尔也选上了。抵制革命浪潮的堤防现出了头几道裂痕。 这时炸弹也在美因郜爆炸了。在为了听取关于莱比锡代表大会的报告，于11月27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的一个工人大会上，拉萨尔的拥护者占绝大多数。他们罢免了美因郜的旧委员会，先选了一个临时的，后来又在12月18日举行的有很多人参加的一个工人大会上最后选出了一个新委员会，它的九个委员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韦尔凯尔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埃尔纳尔和奥贝文德尔被选为秘书。同时工人大会宣称，舒尔采-德里奇、法赫尔、宗纳曼和麦克斯·威尔特没有能力做工人领袖，因为他们不追求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而是到处招摇撞骗。 正当拉萨尔的原则这样日益深入地渗透到工人阶级之中，新的支部不断成立的时候，下述问题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工人党的组织是否能像拉萨尔在世时那样维持，它的策略是否也能照样继续实行。时间越久，这种组织和策略就越适合于他个人，其他任何人都代替不了他，尤其是拉萨尔推荐为他的后任的那个人代替不了他。伯恩哈特的学问和才能都不超比最普通的中庸之材，他所依赖的仅仅是他当时的名望。 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拉萨尔想到他了。拉萨尔对于使徳国工人阶级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伟大政党的希望，已经大大降低了，因此他可能认为现在还不是让一个工人担任联合会领导的时候，既然他放弃了这一点，他的选择就受到很大限制。他同李卜克内西不和，施韦泽在工人群众中很不得人心，否则他可能选他做自己的后继人。达姆尔担任莱比锡的全权代表表现平常。除了贝克尔以外，未必有第二个人能像贝克尔这样把法兰克福支部的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并且坚决地排斥瓦尔特希反对派。拉萨尔只能对他死前的情况作概括的观察，他可以认为比较起来这个选择是最好的，可是结果表明，这是一个十分不幸的选择。 起初联合会尊重它的创始人的最后愿望。瓦尔特希被开除出理事会，表决时梅茨内和约克曾反对这一提案。如果说瓦尔特希的反对派仍然带有某种派系的顽固性，那么现在他一声不响地适应他那不公平的命运，对联合会没有采取敌对的行动，这就是他受人敬重的地方。选举主席一事还碰到一些形式上的困难，不过到11月1日为止，大多数支部已经进行了选举。大家都投票选举伯恩哈特·贝克尔，在拉萨尔的主席任期未满以前担任主席。11月2日，从这时起脱离运动的副主席达姆尔把联合会的领导权交给了贝克尔。 然而真正的困难才由此开始。当1864年和1865年之交，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杜塞尔多夫举行，新的联合会机关报的最初几期出版的时候，关于组织和策略的争论就爆发了。 — 存在的矛盾按照资产阶级的看法，拉萨尔死后几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就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个人争吵和无谓的纠粉。如果人们只看事物的表面现象，那么这种看法似乎也很对。在互相指责、互相归罪的情况下，要辩明是非是不容易的。可是，如果人们对事态本身作精密的了解（否则历史学家就决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那么很快就认识到支配事态发展的合理规律。 对于如何清算拉萨尔的政治遗产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答案。最简捷的意见是，完全按照拉萨尔去世时的样子，把鼓动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是这种主张的最热心的拥护者。在她看来，运动就是拉萨尔，拉萨尔就是运动。在她对于亡友的哀痛中含有大量的感情成分，这种感情感人至深，可是在政治上却不起好作用。伯爵夫人使拉萨尔的每句话都成为不可动摇的福音，由于她不是通过社会民主主义皈依拉萨尔，而是通过拉萨尔皈依社会民主主义的，所以这种死板的信仰，必然更把她引入歧途。假如拉萨尔的策略转变没有引起她的同情和爱好（拉萨尔本人却远不是这样），那么她就不成其为天生的贵族了。被拉萨尔视为棋子的“伟大的大臣”成了她的理想。 作为拉萨尔的“最好的和唯一的朋友”，伯爵夫人自以为是他的天生的继承人。因此选举贝克尔对她恰恰是适当的。她希望能够随意支配这个偏狭的人，为了这个原故，她牢牢抓住拉萨尔的策略，并且以同样程度牢牢抓住拉萨尔的组织。联合会应该是贝克尔的工具，正如贝克尔是她的工具那样。贝克尔本人“以最尊敬和感激的心情”颂扬伯爵夫人是联合会的救星，要是没有她的帮助。联合会已经垮台了。伯爵夫人为了维持拉萨尔的创造物的生命，尽了很大的力量。而且也毫不吝惜地花了许多钱，这是事实。可是，如果她的企图得逞，拉萨尔要想建立的工人党就一定会变成一个热狂的宗派，这也是肯定的。 相反地，施韦泽想把联合会变成社会民主党，他的聪明足以理解人亡政息的道理。施韦泽非常迅速地在社会主义理论中找到头绪；他不是一个独立的理论家，可是他在革命工人运动中活动期间，比德国境内的任何人都正确而明晰地代表科学的共产主义。他甚至超过伟大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的地方，就是他对当时德国状况的精确了解和他用来评价这种状况的敏锐的政治眼光。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德人，他用可能使旧普鲁士的民主主义者羡慕他的深谋远虑，立刻了解到旧普鲁士兵营的情况。施韦泽没有拉萨尔的磅礴的热情，而且也不会被这种热情吸引。一个政治活动家很少像他这样清楚地了解，怨恨在政策中找不到任何东西。他没有鼓动家的火一般的热情，在他的鼓动言论中，有时发出痛苦的声调，可是他能够通俗地、明晰地但又决不浅薄地向工人群众说明一种政治局势或一个社会问题，这种能力是人所不及的。 施韦泽完全没有拉萨尔在他一生的最后几个月中迷恋的幻想。他坚决认为，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是绝对必要的，而且也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这个组织只有走拉萨尔所走的道路才有可能，他继续前进并且承认，拉萨尔的策略转变是环境的力量逼迫而成的。他不完全放弃这种策略转变，但是用一种排除一切误解的方式对它加以限制。尽管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逼迫，施韦泽也不再赞成拉萨尔临终所扱定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决议。他十分明确地强调，进步党一旦认真淮备实现资产阶级的自由，工人就应该跟着进步党跑。可是，只要进步党干脆违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盲目地攻击无产阶级比攻击政府还厉害，施韦泽就坚持这样的立场，即工人党无论对资产阶级还是对容克阶级都必须保持完全独立，它应该警醒地注视着，能从压迫阶级的倾轧中为自己得到什么利益。 冷静沉着的施韦泽任何时候也没有妄想，能够用计谋或谄媚从封建反动派手里取得资产阶级自由。然而他指望俾斯麦被迫实行普选权，也许还实行朕合权[1]，他认为这对等于完全缺乏党组织的合法手段的工人阶级有很大好处。三级选举制削去了工人阶级所有的选举权的一切锋芒，几乎所有地方都没有联合权，出版权和结社权成了警察的无限专横的牺牲品。工人运到如果要发挥自己的政治力量，首先就必须加强。并为自己创造一个合法的基础，以便在这个基础上活动。在资产阶级反对派不起作用的状况下，按照施韦泽的见解，这件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那就是工人运动原则上维护自己的完整的独立性，策略上利用资产阶级同容克阶级之间的斗争，不管进步党抱怨它为反动派服务，也不管反动派抱怨它被进步党牵着鼻子走。因此施韦泽想在拉萨尔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建设，首先坚持已经获得的阵地，冷静地估计进行社会民主主义鼓动的实际可能性。为了按照拉萨尔的精神，日益巩固和深入地开展无产阶级运动，他准备放弃拉萨尔的一些言论。 为了这种努力，他试图同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取得谅解。施韦泽和霍弗斯特腾为了出版联合会的新机关报已经移居普鲁士的首都，在那里取得了普鲁士公民权和柏林居住权。还在拉萨尔逝世以前，施韦泽就到李卜克内西那里去过，谈到“老社会主义者”对拉萨尔的鼓动工作的冷淡态度。李卜克内西向他说明了拉萨尔的老朋友所存在的疑虑，后来李卜克内西说：“施韦泽先生似乎明白了这一点。”拉萨尔死后，施韦泽立即建议，由马克思担任全徳工人联合会主席。马克思拒绝了，因为他不愿同拉萨尔的运动同流，在现时的政治形势下，他不愿回到徳国来。山于施韦泽的迫切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愿意为联合会的新机关报撰稿，当然他们答应得很勉强，只是在李卜克内西明确保证，可以信赖施韦泽的忠诚的情况下他们才答应的。李卜克内西本人参加了该报编辑部。 碰在一起的这对夫妇的秉性大不相同，人们不需要很大的识别力就可以预言，这件婚姻必将不欢而散。李卜克内西是1848年的革命者，同反革命进行过武装斗争，在艰苦的流亡生活中怀着旧日的应有的憎恨，他是一个热情的鼓动家，一个伟大的目标照亮了他前进的道路。施韦泽则相反，他比李卜克内西足足小十岁，他所生长的那个时代同李卜克内西的完全不同，他是一个组织家和政治活动家，用考察的眼光衡量工人阶级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这两个人在关于一般观点的学术性的讨论上可能取得一致意见，可是他们在日常的实际行动中，不可能保持同一步调。李卜克内西很想完全推翻拉萨尔的事业，毫不考虑德国的具体政治状况，从根本上重新开展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后来他说明当时的企图时说，他想在德国工人运动的范围内，用国际代替全德工人联合会，也就是说，把拉萨尔和施韦泽的工人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一个宣传协会。 施韦泽对国际从没有抱敌视态度；他在联合会新机关报的头几期上就刊登了国际的成立宣言。在回答从这个新协会中找不到明确的纲领、统一的目标和一定的手段的弗里茨舍的质问时，施韦泽完全切合实际地说，国际是欧洲所有文明国家编成的一条带子，这些国家的情况虽然基本上是同一性质的，但不是完全一样的。应该提出什么直接目的，应该争取哪些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这要以各国的特殊情况为准则，而国际在彻底维护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联合会的独立性和特殊性的时候，只追求一个目的，即通过一切欧洲文明国家普遍建立社会民主主义分子的合作，这个目的的根据是，所有文明国家的人民利益的共同性。施韦泽的这种看法是无可指责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作为一个团体，由于徳国结社法的阻挠。不能参加国际，这对一个国家的工人党的政治组织和策略还不起任何决定作用。德国工人一旦只限于作为个人——他们只能这样做—参加国际，为国际的原则而工作，他们就不再是准备和能够在本国土地上进行战斗的一个政党。 李卜克内西没有提出任何适合于德国情况的政治行动纲领。后来他大概反对过“迷信普选权”，十分惋惜地说，拉萨尔没有宣布拒绝纳税，拒绝纳税是能够制伏封建反动派的唯一手段。可是拉萨尔在他的宪法演说中就根据最确切的理由指出，在德国的特殊情况下，拒绝纳税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这个证明也从来没有遭到反驳，相反地一切了解德国情况的人都承认它是不可反驳的。1863年秋天，约翰·雅科比逬行了没有必要的尝试，在一篇引人注目的竞选演说中要求拒绝纳税；全部效果就是，雅科比本人被判六个月监禁，恰恰是两个拒绝纳税的纳税人，东普鲁士的约翰·赖腾巴赫-普利肯和莱茵河畔的阿尔伯特·朗格被依法追缴。李卜克内西建议用三人团代替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这个建议也没有接触到关键问题。联合会的整个组织是适应独裁领导的；如果要取消独裁领导，就必须彻底改革整个组织；在某些情况下，三个人的独裁比一个人的独裁更不恰当。可是李卜克内西很难根据这个突然出现的思想，提出一个经过仔细考虑的组织计划，而他的见解本身是毫无矛盾的。 拉萨尔曾经希望德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在风暴中被激发成为一个不可抵抗的力量，事实表明这是一种幻想。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共同行动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也直截了当地说过这一点。他在伦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创立纪念大会上说，德国资产阶级太怯懦，不会执行自己特殊的纲领，当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要求工人同资产阶级一道推翻专制制度的时候，他当然期待德国资产阶级至少同英国资产阶级做同样多的事情。现在李卜克内西指责促使执政党互相厮杀是一种不可容许的策略，事实上这不是别的，只是赋与德国工人运动以一种就像十几年前共产主义者同盟那样的社会主义宣传团体的形式。因为德国无产阶级要末还没有，要末只有在纸上具有党组织的合法手段：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联合权和选举权。 二 意见之争拉萨尔死后，在年轻的工人运动中发生的矛盾，最初通过贝克尔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之间的意见分歧爆发了。当资产者的报纸对“围裙主席”的讽刺和其他种种细小的原因，使得贝克尔这个可怜虫从他那偏狭的头脑刚刚开始陶醉于其中的虚荣迷梦中醒来的时候，他对伯爵夫人的过分的谦恭，就转变为过分的憎恨。这时贝克尔向拉萨尔的母亲寻求支持，并且还为联合会向她乞讨了二百塔勃，由于拉萨尔家庭的无礼态度，这个步骤不仅激怒了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也激怒了所有敬重拉萨尔的人。除了企图争取拉萨尔老太太以外，贝克尔可能还有进一步的企图。拉萨尔老太太维护她儿子的遗嘱，当贝克尔为了自己，对拉萨尔为了联合会的鼓动工作遗赠给联合会书记维尔姆斯的为期五年的五百塔勒的租息苦苦思索的时候，她的恩宠对他就有更大的价值了。 在拉萨尔的所有遗嘱条文之中，这一条即使不是最不幸的，也是最不可理解的。他知道贝克尔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而联合会还不能给主席支付薪金；虽然如此，他却不把一百五十塔勒的长期私人租息，还有为了联合会的工作而使用的那笔赠款送给他所推荐的主席，却送给每年已经有四百塔勒薪金的联合会书记，那么他就必须承认，这样他就使联合会书记具有超过主席的危险力量。也许拉萨尔的计划是，记他所尊重的维尔姆斯实际上领导联合会，而贝克尔只得到主席这个名誉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个缓冲器，可以减弱其他工人对维尔姆斯的妒嫉心。可是，即使这样也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当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64年12月27日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时候，这种混乱状态也没有消除。 这次代表大会有代表三十四个地方的二十名代表参加。梅茨内代表柏林，埃尔纳尔代表法当克福，希尔曼代表爱北斐特，勒维代表杜塞尔多夫，佩尔代表汉堡，约克代表哈尔堡。弗尔斯特林代表德累斯顿，弗里茨舍代表莱比锡。联合会金库有三十九塔勒的现款。一系列的提案，没有经过深入的讨论就被通过。这些提案是，所有支部都隆重地纪念拉萨尔的忌辰，西里西亚织工区的会员由于贫困，减免他们一半会费，把拉萨尔的阶级组织扩展到整个联合会，在较小的支部则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简化。最重要的决议是，把书记和主席的职务合并，确定主席年薪五百塔勒。这个决议是根据弗里茨舍的提议作出的，梅茨内、约克、佩尔、勒维和弗尔斯特林都同意，认为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 毫无疑问，这个决议是必不可少的。让主席依靠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或拉萨尔夫人的恩宠过日子，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在这种立场面前，一切其他顾虑（不管它们有多么严重）也必须退居次要地位。这些顾虑肯定很多而且也很重要。这一决议是对会章的明显违反，根据会章，书记和主席的职务不能合并，并且在三年以内不能修改会章。主席的权力更提高了，贝克尔的能力同他应该完成的任务之间的距离加大了。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得到了一个合适的借口，以组织受到严重损害为理由，把贝克尔当做不合法的僭位者看待。联合会的最老、最坚固的堡垒之一的佐林根支部，终于破坏了这个决议。维尔姆斯不能埋怨任何正式的不公正行为；他在书记任期期满以后恰恰没有再当选，他明确承认，这并不是对他投不信任票，而只是屈服于环境的无情压迫。但是他没有瓦尔特希在困难得多的情况下所具有的克己精神，由于他的朋友克林格斯站到他这一边，在佐林根支部中就形成了一个激烈的反对派，接着又扩展到汉堡、莱比锡和其他支部。 存在的矛盾在联合会的新报中更为明显地暴露出来。这个报纸的名称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试版第一期于1864年12月15日出版，该报的所有者和编辑是霍弗斯特腾和施韦泽，撰稿人有伯恩哈特·贝克尔，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恩格斯、海尔维格、赫斯、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吕斯托夫和乌特克。该报纲领只限于三个主要观点，即整个文明世界的民族利益和人民事业的共同一致；整个强大的德国是一个自由的民主国家；废除资本统治。试版第二号于12月21日，第三号于30日出版，从1月4日起，报纸就按期，即每周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六出版了。 编辑部的领导人是施韦泽，他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第一篇社论叙述了拉萨尔对工人阶级的功绩，第二篇社论论述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文章认为，在现状的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的任何办法，不论是奥地利或普鲁士保持被征服的国家，还是什列斯维希-霍尔期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对于民族来说，是同样悲惨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德国的积弊，两个大邦的分立将会加强，在后一种情况下，又注定小邦的不幸。如果普鲁士并吞这个国家，那么这至少是一切不幸中的一种安慰，全民族的唯一机构，邦联议会的最后一线生机被扼杀了，那么这些情况必将促成重大变革和民族的最后奋起。 在国内政策方面，施韦泽强调社会民主党的完全独立。在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无产阶级的力量虽然应该供资产阶级利用，但是如果资产阶级自由党对待人民党的态度不比君主专制党对待人民党的态度好，甚至更坏，那么人民党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根据当前的情况，为了个别的目的，在一定的具体问题上，同这个或那个党合作，其前提始终是：“为了个别目的而进行的这种合作丝毫也不”伤害“人民党的独立的原则立场”。施韦泽驳斥了自由派报纸关于“同反动派的联系”的叫嚷，他说，这些无用的谰言根本不是用严肃的态度说出来的，“因为这些驯顺的教授和高傲的富豪以及他们的雇佣文人清楚地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什么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他们自己的党，如果世界历史的铁的进程早已战胜了现在不可一世的东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就成为民族生活的血和肉。 施韦泽从1月27日至3月1日发表的论俾斯麦内阁的五篇社论，使得自由派关于“同反动派的联系”的叫嚷达到高潮。事实上，这些社论不过证明，施韦泽的政治眼光比进步党报刊要清楚得多。人们今天阅读这些文章，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就显得非常平凡，这是因为事实早已证实了施韦泽当时所预见到的东西，而那时德国只有很少几个人能够对政治形势有同样深刻的理解。 施韦泽在论俾斯麦的文章中从历史上硏究，在德国问题上，究竟哪些因素是有行动能力的。他发现只有两个，即普鲁士的刺刀和德国无产者的拳头。他指出，邦联议会、奥地利、中小各邦在德国问题上表现得软弱无力——不论好坏都是这样。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办法。要末德意志民族通过一次革命来挽救自己。这是按徳国精神解决徳国问题的办法，每个民主主义者都认为应当这样做。要末普鲁士邦忠实于它的历史传统，吞并德国的其他各邦，目前俾斯麦极有成效地为这样解决德国问题而努力。“这种努力同全民族进行的那种努力——建立一个基本上以现代思想为基础的德意志人民国家——是有根本差别的。表面上，两个努力有其共同之点，即德国至今分裂的部分应该统一起来；可是骨子里它们的不同之点在于，在一种情况下，统一只是为王朝—分立主义利益服务的手设，在另一种情况下，统一是民族本身的最高目标。”普鲁士主义是德意志主义的敌人，但它也是德国“现存势力”的敌人。 施韦泽根据普鲁士的历史论述，普鲁士的分立主义是对于国家发展最有害的分立主义，因为它是最有力量的分立主义，它同列支敦士登和利佩-德特莫耳特分立主义，甚至同巴伐利亚和土瓦本分立主义都有不同的意义。一个曾经接受普鲁士邦的旧传统的普鲁士大臣将被事态本身的力量拉着往前走，不能在这条道路上回头。进步党的德国政策的缺点是，它既不悬普鲁士旳，也不是德国的。它要求以普鲁士为首的徳国的统一，而不了解，徳国的统一只有通过德国的革命才能实现，普鲁士的首脑地位只能造成一个大普鲁士。如果我们今天还要证明这一历史硏究的敏鋭性，那就是画蛇添足了。 可是施韦泽论俾斯麦的论文也有一些地方是不适当的，他认为普鲁士分立主义是一个特别的东西，人们应该根据它的历史起源条件和历史存在条件去理解它，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可是他却用近似歌颂的生动笔调来描述这些条件的特殊性质。施韦泽谈到俾斯麦的“卓越政策”，这还是最不足道的。阿尔伯特·朗格在同一时期，认为这个政策具有“敢作敢为和某种了不起的单纯性的特色”；聪明人对于民族联盟为了制伏普鲁士大臣而进行的愚蠢的儿戏的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施韦泽把普鲁士邦说成是“能干的君主”的事业，他赞扬老弗里茨的“伟大的天才”说他是“在各方面都是足以令人敬佩的人物”，以及其他等等，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政治上这都是不妥当的。恶毒的敌人（施韦泽应该知道，他必须同非常恶毒的敌人进行斗争），只要从整篇文章中抽出几个句子，就足以引起这样的看法，仿佛年轻的工人运动应该普鲁士化。尤其是在前两篇论俾斯麦的文章中，施韦泽的这个错误表现得很明显，在后三篇文章中就很少有这种情况。在这期间，他受到了一次很严厉的训斥，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开反对他的政策。 这两个人不愿参加《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工作是有充分理由的。既然他们对拉萨尔的鼓动工作抱有疑虑，既然他们不愿亲自领导德国工人运动，那么对他们来说，让事态像拉萨尔在世时那样发展，是最合适的。仅仅在机关报担任撰稿人，负一半责任，必然引起种种磨擦。施韦泽有一个正直的意图，就是把宣传活动放到适合《共产党宣言》的观点的更广泛的原则基础之上，这一点可以由下列事实得到证明，那就是他在受到宣言的作者们的严词拒绝以后，仍然执行自己的计划。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信任他，李卜克内西的报告很快就加深了这种不信任。既然李卜克内西也像他事后立即公开说出的那样，往英国写信，那么即使报告人主观上是诚实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德国当时的人物和状况，也得不到一个客观上确切的图象。此外，在对易北河东的事物的见解中，他们从来没有完全摆脱莱茵省生人的立场，1848年他们对波尔恩和当时柏林和莱比锡的工人运动的评价，使人有这种感觉，现在他们对拉萨尔及其鼓动工作的评价，也使人有这种感觉。 《社会民主党人报》论拉萨尔的第一篇社论一发表，马克思就指责它是“阿谀崇拜”[2]，这是一种过分严厉的批评，虽然人们也乐意承认，这篇文章并并非每个字都可以放到金秤上去称的。施韦泽请他忍耐一下，事情会渐渐好起来的。蒲鲁东在1865年1月死后，马克思应施韦泽的要求，立即写了一篇论蒲鲁东的文章[3]，可是在这篇优秀的论文中，并不是没有把“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说成是对“简单的道德感”的违犯，同时恩格斯寄去了他翻译的一首古丹麦农民之歌，他在注释中着重指出德国工人必须同容克地主进行斗争。[4]当然施韦泽毫未修改地刊登了这些稿件。可是接着马克思义对赫斯寄自巴黎的一封信和施韦泽对当时德国开始发展的争取朕合权运动的态度进行新的责难。施韦泽又一次请他忍耐。2月15日，他写信给马克思说，一切理论阐明，他都怀着感激心情当作教导加以接受，可是为了判断目前的策略的实际问题，人们必须站在运动的中心。他补充说：“您也不要忘记，全德工人联合会是一个固定的团体，它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它的传统的约束。事实上任何事物在发展中总碰到一定的障碍。”马克思和恩格斯于2月23日从伦敦和曼彻斯特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5]，作为答复，声明说《社会民主党人报》所遵循的策略使他们不能继续参加该报的工作。他们一刻也没有忽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困难处境，因此没有提出过任何不适合柏林当局的要求。但是，他们一再要求，对内阁和封建专制政党，至少也要像对进步党人那样大胆发言。他们对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的看法以及工人政党对这种欺骗所采取的正确态度，1847年他们巳在《徳意志-布鲁塞尔报》上阐明过，现在他们仍燃认为他们当时声明中的每一个字都是正确的。同时李卜克内西退出了编辑部，几天以后，海尔维格、吕斯托夫和约翰·菲力浦·贝克尔也声明同该报脱离关系。在公布的撰稿人之中，只有赫斯和乌特克始终忠实于这个报纸。 资产阶级为这一冲突而欢呼，宗纳曼的机关报从它的古代道德的崇高立场向“有民主思想的工人"指山，他们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首领”应该如何看待，虽然拉萨尔已经向反动派献过媚，但是他们仍然首先同《社会民主党人报》发生了关系。施韦泽对于这一巧妙的攻击发表意见说，虽然如此，拉萨尔的鼓动的最恶毒的反对者仍然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行动是不彻底的，人们对于这种战术掩护不必严格分析。可是施韦泽说，人们所以退出，是因为人们看到，在党内不能起首要作用，这种中伤是很不适当的。马克思在当时由古伊多·魏斯主编的《柏林改革》[6]上，对此作了尖锐而中肯的答复。除此而外，施韦泽则尽力跨过“这种个人的纠纷”，尽快转入政治议程。可惜不幸的伯恩哈特·贝克尔没自做这种打算，他企图表现自己是拉萨尔的毫不逊色的后继人，要用大棒打倒联合会的敌人，当然这种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3月22日，贝克尔对汉堡工人发表了一个长篇演说，其中充满了对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的人身攻击。 这件事在柏林支部中引起最激烈的争论。李卜克内西虽然在原则上已同伯爵夫人断绝了关系，但却侠义地在贝克尔的攻击面前为伯爵夫人辩护，并反驳贝克尔从福格特的小册子和类似的资料中收集来的、对他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可恶诽谤。根据他的提议，柏林支部几乎一致通过把伯恩哈特·贝克尔开除出朕合会的决议，因为他是“撒谎者、诬蔑者和不可救药的白痴”。在火热的战斗中，李卜克内西也起了增加混乱的作用。他在工人运动的恶毒敌人，《莱茵报》上发表了一个声明，其中说到，拉萨尔的学说不是别的，只是他和他的朋友多年所主张的原则的“模糊不清的仿制品”。在这以前不久，马克思曾经用下面的话驳斥过在反对工人运动方面同《莱茵报》志同道合的吹牛家布林徳：“我不打算向这个除了自己的影子以外一无所有的荒唐的小丑说明拉萨尔这样一个人的作用，以及他的鼓动的真正意图。相反，我深信，卡尔·布林德先生凌辱一只死狮，仅仅是执行大自然和伊索赋与他的使命。”[7]毫无疑问，这样就出色地画出一条只要面对资产阶级来谈论拉萨尔个人及其事业，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守的界线。 在这次不揄快的争吵期间，出版了一个论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徳国工人党的小册子，这是恩格斯在公开冲突以前起草的，大概也是在这以前写成的。虽然这个著作的最后一节是在不断注视着施韦泽的策略的情况下写成的，但是丝毫没有进行论战。在头两节中，恩格斯从政府和资产阶级的立场来说明普鲁士军事问题，用的是科学硏究者的历史公正的态度，这是像赫斯和吕斯托夫这样的人（更不用说自由派政客了）都不能理解的。第三节硏究了无产阶级对政府和资产阶级发生的宪法纠纷所采取的立场。它汇合成下面几句话：只要现时的情况许可，首先使工人党保持为有组织的政党；只要可能就推动进步党，使它真正进步，逼迫它使自己的纲领更加激进并遵循这个纲领，坚持不懈地谴责它的一切不坚决性和弱点，并使它们成为笑柄；让真正的军事问题照它本来的样子发展，要意识到，工人党将来也会建立自己的德国“军事组织”；用古代《希尔德布兰特之歌》中自豪的话语来回答反动派的伪善的引诱：我们要手持长矛来接受你的礼物，用矛头对付矛头。 严格说来，这个纲领没有一点是同施韦泽的见解背道而驰的。施韦泽甚至可以引证恩格斯的著作来反对海尔维格的指责，他怪《社会民主党人报》没有接受吕斯托夫寄给他的论普鲁士军事问题的论文。吕斯托夫在这个问题上站在比较激进的、但实质上同资产阶级相同的立场上。海尔维格也十分坚决地对恩格斯进行了攻击，其激烈程度不下于对施韦泽的攻击。如果人们要想发现恩格斯和施韦泽之间的意见分歧，那就必须仔细硏究一下恩格斯为得出自己的结论所说的一些话。 他描述了普鲁士政府的波拿巴主义的鬼脸，并认为，如果普鲁士政府恩赐普选权，它一定对普选权加以限制，使它不成其为普选权。他指出法国的经验，在德国，这种情况还要更坏一些，徳国无产阶级不像法国无产阶级那样集中，也没有它那样长期的斗争经验。可是在德国不是小农而是大地主占优势；如果说三分之一的德国无产阶级受资本家统治，那么它的三分之二就受封建地主统治。“……在农村无产阶级还没有卷入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而且一定得不到丝毫成功，直接的普选权对无产阶级来说不是武器，而是陷阱。”[8]恩格斯和施韦泽之间的真正意见分歧就在这里。恩搭斯接着谈到，德国的整个工人运动只有在政府任何时候都可以把它扼死的情况下，才可以存在，施韦泽不仅没有反对恩格斯的这种论点，而且这种不可辩驳的事实恰恰是他的策略的推动力。而且他也从未反对，如果反动派出于对资产阶级的憎恨而做一些社会让步（如联合权、工厂监督、标准工作日等等），工人阶级并不反感反动派，他也不反对，如果资产阶级叛卖了资产阶级自由，工人应该不管资产阶级，继续进行争取出版自由和结社权的宣传活动。 施韦泽企图尽力摆脱贝克尔在汉堡的肮脏演说使他陷入的十分讨厌的境地。为了不使残局变得不可收拾，施韦泽就不能反对贝克尔，于是他又努力尽快消除私人争眇。联合会刚一克服危机，他就停止一切私人攻击，始终尊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卓越的理论家，只是否定他们对德国运动的实际可能性的正确判断。危机期间，对《共产党宣言》中论德国社会主义一节仍然耿耿于怀的赫斯，在一封巴黎来信中顺便对恩格斯的著作进行了攻击，施韦泽让它通过了。危机过去以后，施韦泽本人切实而郑重地做了答复，正如恩格斯没有提他的名字那样，他也没有提恩格斯的名字。 施韦泽说，对普选权有两种反对意见。第一种意见是说，即使正直和正确地行使普选权，由于人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实际教育程度，普选权就会成为反动势力的支柱。反驳这种意见的要点是，就目前来说，问题不在于在人民代议机关中占多数，而在于使人民的舆论在公认的、具有正式权力的国家机关中发生作用，这在实行三级选举制时期几乎是做不到的。如果工人党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即使人数不多，也是一个大胜利，一个很大的胜利。 第二种反对意见是说，如果普选权不用出版自由和完全的结社自由加以适当的补充，它就不促进人民的事业，而促进压迫者的事业，施韦泽认为这种意见事实上不是什么反对意见。不言而喻，工人党要求的普选权只是包含在自由国家这个概念中的一切权利的彻底扩大；没有这些权利的普选权就会是藏在民众外衣之下的、与人民为敌的君主专横统治的危险礼品。当然，这时还会产生一个问题，即同现行的选举法相比，是否应该把这种选举权也当做一个进步，当做一个较小的祸害加以欢迎。 施韦泽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有肯定和否定两种答案。如果人们考虑到，在群众特别顽强的情况下，这种选举权就是一个重要的武器，那么就给这个问题以肯定的答复。如果人们考虑到，一种权利的绝大部分只是假象，它对群众的发展可能比直截了当地压制一种重要权利更危险，那么就给这个问题以否定的答案。“我们也确实相信，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问题存在着肯定和否定的不同看法。可是其中有一点——在这里这是主要问题——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如果一个政府在某个地方实行普选权，而不同时保证其他相应的人民权利，那么人们就应该首先把这种选举权专门用在争取和保持那些别的权利方面。因为我们首先需要自由——自由。”恩格斯说过，普鲁士政府颁布的普选权不是武器而是陷阱，施韦泽则认为，它虽是陷阱，但是可以成为武器。这就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一方，以施韦泽为另一方的意见分歧的症结所在。 三年半以后，1868年10月13日，马克思写信给施韦泽说：“我绝对承认您在参加工人运动时宽捷的才智和毅力。我在任何朋友面前都没有隐瞒我的这一看法。”马克思还补充说：“我不会忽视您的处境的困难，并且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受环境的支配甚于受自己意志的支配。”[9]这样他就用不同的话说出了施韦泽在1865年2月15日请求他宽恕的那个思想，那就是，事实上任何事物在发展中总碰到一定的障碍。施韦泽在他十分困难的处境中，没有始终遵守他的策略的正确界钱，比如在论俾斯麦的文章的个别论点中就是这样，可是事态的历史进程证实策略本身是正确的。 关于工人党的任务的最后一次意见争论，同一时期在阿尔伯特·朗格[10]和施韦泽之间展开。朗格在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莱比锡代表大会上采取了调解的立场，加之他又被选进委员会，送就促使他系统地对工人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以免受到立场模糊的谴责。他的小册子对于工人运动有许多精采确切的评论，可是其根本缺点在于，他牢牢抓住马尔萨斯的人口律不放，这个人口律通过达尔文的正在流行的理论，似乎得到了最后的证实。朗格的自然科学知识给他的社会科学思想设下最后一道木栅，因此他没有得出庸俗经济学家由马尔萨斯的理论中得出过并且正在得出的腐朽结论。 在实际要求方面，朗格接近拉萨尔远甚于接近舒尔采。他要求工人运动完全独立，工人阶级首先在政治方面，其次在合作社方面独立行动，教育活动服从于这些更为迫切的目的，通过毫无限制的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通过一切国民所共有和必需的事物方面的普遍的、免费的社会教育，通过从经济上和法律上促进生产合作社，尤其是促进农业的大规模经营，来使国家民主化。朗格不像拉萨尔那样相信普选权的作用，但是他承认，只要群众要求，普选权就一定会实行，而且也承认，对于实现社会理想来说，没有更好、更合理和更有希望的鼓动手段了。由于提出这个纲领，朗格就为资产阶级所摒弃，而且他更为痛心地感到“这本著作在工人及其领袖中完全不为人注意”。事实上，施韦泽用一种同这本著作的精神意乂不兼容的相当轻蔑的方式，评论了这一著作。当朗格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杜伊斯堡支部做了一个报告，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好像也没有受到特别友好的对待。 朗格的这种不应有的遭遇有一部分可以由此得到解释，那就是他的著作恰恰是在联合会的危机深深刺激了人们的情绪的时候出版的。另一部分原因在于，朗格要想调和不可调和的东西，尽管他很有信心地保证说，他没有任何调和的企图。当时，他谈到“柏林新普鲁士的伪造的社会民主主义”，后来他又经过适当考虑。在可能范围内同施韦泽取得谅解。 从1865年秋天到1866年夏天，朗格在杜伊斯堡出版一个每周出三次的报纸：《下莱茵使者》，他在这个报纸上责备拉萨尔有一个根据当时的情况虽然大可原谅的缺点，那就是拉萨尔按照舒尔采的小资产阶级的狭隘观点，过分片面地看待合作社事业，忽略了真正社会主义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英国、法国，部分也在德国的工人合作社中已经扎下了根。“当犹太人从流放地回来，建筑自己的庙宇时，他们一手拿剑，一手拿镘刀。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合作社就应该保持这种关系。它们的任务不同，但它们是互相补充的。”正如朗格论工人问题的著作已经表明的那样，这是他讨厌拉萨尔的宣传活动的真正症结所在。朗格并不是要无原则地抹杀矛盾，而是要把很可以结合起来的事物结合起来。可是他忽视了那种没有它就没有伟大实际行动的片面性， 施韦泽欣然承认，拉萨尔的所谓缺点有它有害的一面。可是唯其如此，它乃是他的鼓动纲领的一个重大优点。“相反的缺点最多只能引起一些专家的纯理论的论战，而不能引起火热的工人鼓动。”施韦泽接着说，朗格所指责的缺陷，在实践中将得到调整，并且已经开始得到调整。可是决不可因此而产生还没有充分反对和消除的幻想，即认为以所谓"自助”为基础的合作社能够长期地、彻底地改善无产阶级的阶级状况。朗格对此作答说，这种说法也许有点道理，只是必须注意，工人群众并非对自助估价过高，而是干脆不愿意参加。恰恰是参加了真正的合作社的工人，比毫不关心的群众，已经接近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活动。 同时朗格也反对宗纳曼对这次讨论发表的一些孟浪的意见。这位资产阶级思想家硬说，德国工人协会的代表大会是同英国、法国、美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完全一致的真正的社会民主党，而全德工人联合会却飘浮在空中，它那幻想的未来政策一方面要求普选权，即多数人的统治，另一方面却要给这个多数规定一个固定的社会主义纲领。朗格驳斥他说，德国工人协会同美国、英国和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并没有充分一致，这种一致刚以脱离舒尔采的怯懦的片面的领导开始，在这一方面应该感谢拉萨尔的鼓动的间接影响。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政策并不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一个议会是用普选权选举出来的，拉萨尔的拥护者就很难指望取得全面的胜利，“但是可以断言，即使只有半打坚决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参加议会，议会的整个性质也将改变。从这时起，报纸上对于社会问题也将有不同的对待。”可是这件事已经具有某些意义了，尤其是三级选举制不会让这一派的任何人当选，否则选举就会随意中止。 施韦泽可以满意地记下朗格的这些意见，他同朗格的讨论和他同恩格斯的讨论达到了同一点，这又一次证明，这一点是拉萨尔死后发生的整个争论的重心，这个争论在理论方面还没有停止，工人们在实际方面却早已做出了决断。 三 工人的决断马克思和恩格斯退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声明，发表在该报第二十九号上。只经过短短的时间，这棵小树就长得非常结实，可以经得住狂风暴雨了。 1864年末给工人事业带来的胜利，在1865年初不断地继续下去。伯恩哈特·贝克尔不是一个老练的鼓动家，可是当他1月间访问西里西亚织工区时，他的出现就为联合会争取到一千多个会员；那里不久就有了十个支部，其中一个有五百会员，一个有四百会员，大多数支部都超过二百会员。美因那的新委员会于2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在美因兹的选帝侯大理石大厅召开了一个大会，会上有二千名工人欢欣鼓舞地表示拥护拉萨尔的原则。事先，希尔曼已经向雷姆夏特、哈根、伊塞隆进行了突击，取得了辉煌胜利；在新争取到的会员之中有哈森克泰维尔和特耳克。 伊塞隆的事态发展，吸引了远远超过联合会范围以外的社会人士的注意达几个月之久。一个官僚一旦决定随意扩大警察的专横权力，事实表明，他的随意是没有止境的。市长许尔斯曼简単地决定，不让伊塞隆的工人运动得到发展;当他以为看到工人运动的一点苗头的时候，就拼命禁止、迫害、逮捕。比如他曾经命令，进行监视的警官应该解散一切谈论“工人”或“工人联合会”的集会。高级官僚当然满意地把目光落到这位意志坚定的干将身上。可是特耳克却有办法驯伏他，尽管有时是采取以毒攻毒的办法。 比如，3月22日，特耳克叫“伊塞隆工人协会”发出一个祝贺威廉国王诞辰的贺电，当天晚上召开了一个会员“联欢会”，迎接国王的回电。蒙国王厚恩，回电准时到了，可是警官禁止工人们朗读电文，因为收电报人是“工人联合会”，根据市长的命令，这个名词是不准公开说出来的。于是行政区长官不得不亲自赶到，他不敢禁止朗读电文，只得违背自己的意愿把忠实奴仆许尔斯曼狠狠训斥了一顿。要把特耳克使市长受窘的妙着一一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1865年9月，这位没头脑的市长竟达到完全疯狂的地步，他给伊塞隆的饭店和酒馆下了一道命令，“只要容许前私人司书，现失业者卡尔·威廉-特耳克在营业人的店房里逗留，或以任何方式供给他饮食”，立即撤销该店的营业执照。可是这个命令没有考虑到由于不认识特耳克这个人而违反命令者应该免罪。对这个命令的申诉虽然是可以容许的，但是那些感到受了委屈的人，都被“作为没有为正式营业提供充份保证的人”，禁止继续营业。这种海外奇谭甚至能使普鲁士警察笑死。不久特耳克就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登出他收到的威斯特伐里亚大香肠和其他礼品的收条，这些东西都是幽默的市民朋友怕他饿死寄给他的。 这时，鼓动工作首先在柏林开始扩展。拉萨尔在他的容斯多夫演说中就曾说过，柏林工人协会开始对进步党采取强硬态度了。人们说他是吹牛，可是他死后的事实表明，不是吹牛。大工业越发展，工人就越迫切需要联合自由；假如进步党接受了好建议，那么它就会及时拥护它自己的自由贸易学说的这一结论。可是由于它惯常的不彻底性，它却像1848年的庸人那样，希望建立一个有大公的共和国。1864年10月，由自由贸易派控制的、那个有名的劳动阶级福利中央协会决定进行宣传活动，争収联合自由，但却是争取有限制的联合自由：应该颁布特殊条例惩罚滥用这种自由的人。参加这次讨论的工人大概觉察到这种意图，可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表示他们的不满，值得尊敬的格奈斯特就用营业法规的奸计突然袭击了他们，中央协会赞成名不符实的联合自由。对于这件事情的不满情绪在工人中蔓延，1865年1月22日，柏林工人协会在音乐堂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抗议中央协会的决议，尤其是抗议不是由一般国家法令所规定的、对联合自由的任何限制。 《社会民主党人报》十分巧妙地同这个运动发生了联系。它认为联合自由是工人阶级不可缺少的权利，同时也不讳言，朕合自由是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简单结果，同社会主义毫无关系。进步党议员被邀参加1月22日的工人大会，可是出席的只有二十人左右，在这些有品望的大人物之中，没有一个人说过一句使工人感到温暖的话。他们企图把中央协会的主谋者捧为高贵仁慈的人，他们说，如果进步党还代表工人利益以外的其他利益，工人不应感到惊奇。工人们在自己的发言中清楚地表明，工人对于进步党的领导已经渐渐感到厌倦了。报告人迪特曼声称，迷信高贵的人民之友就是偶像崇拜，工人不愿再受特别法的统治了，拉萨尔对普选权的估计可能过高，可是普选权毕竟是工人的权利，权利必定始终是权利。说这话的这位工人，不到两年以前，还主持过审判拉萨尔的秘密法庭。大会一致通过迪特曼提出的抗议，这时舒尔采和法赫尔确实自卑身价地在众议院提议。1845年普鲁士营业法规的第一百八十一和一百八十二条应该废止，前者是禁止企业主联合的，后者是禁止工人联合的。 这时《社会民主党人报》起来揭发这个议案是拿工人开毫无价值的玩笑。舒尔采和法赫尔对营业法规的第一百八十三条和第一百八十四条一字不提，前者用罚金和监禁威胁工厂工人、帮工、助手、学徒的联合，后者用同样手段威胁工人的民法上的违反契约以及严重的不服从和坚决反抗。伯恩哈特，贝克尔指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全权代表，到处召开大规模的工人大会，让它们作出决议，说舒尔采和法赫尔的提案不能满足工人阶级的正当要求，工人必须要求没有限制的联合自由，要求废除一切营业法规中所包含的违反他们的利益的例外法的规定。 提出议案的人企图为他们的阴谋诡计辩护，正好比火上加油。舒尔采说，第一百八十三条已被宪法废除了，宪法允许成立一切其宗旨不违反刑法的社团；明确地废除它，就是怀疑宪法的法律有效性和侵犯人民的最神圣的基本权利。这种遁辞最多只是可悲地证明，这些人敢向工人提出何等无理的要求。根据最高法院的、不管多么应该排斥，但形式上合法的裁判，宪法的一般原则没有废除起限制作用的特殊法令。废止第一百八十三条，没有触犯“神圣的基本权利”，只是清除了使无产阶级的结社权比资产阶级的结社权变得更为渺茫的障碍物。舒尔采还说，第一百八十四条可能是令人厌恶的，可是它不能随便废除，而只能同那些还违反个人自由的限制一起废除。如果说舒尔采真正愚昧，竟然老老实实地说出这种遁辞，那么《人民报》无论如何还更为老实，它宣称，进步党要想保持对破坏契约者的刑事惩罚，当然仅仅是对工人。它仁慈地承认，第一百八十四条可以在它的惩罚条文方面从轻修改，可是破坏契约的工人犯了错误，犯了错误就应该受到惩罚。只有“无知的煽动者”才会硬说，对破坏契约的刑事惩罚同联合自由有某种关系，“看吧，看吧，看吧，工人们，你们被这样一些人煽动，皮对沉着而慎重地维护你们的事业的学识渊博的人”。 在这种道义上的愤慨爆发的那一天，那些“学识渊博、沉着、慎重的人们”决定做“无知的煽动者”所要求的事：讨论了舒尔采-法赫尔提案的众议院委员会把这个提案扩大到第一百八十三条和第一百八十四条。《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鞭子的响声使进步党的护民官从资本主义的睡椅上惊醒过来；法赫尔叹着气承认，“运动的危险的扩展”不容人再踌躇不决。2月中旬，众议院进行了为时三天的著名的关于联合自由的辩论，在这个富豪代表机关中，引起了建造巴别之塔[11]的语言混乱。舒尔采喊叫：请你们不要给野兽解开绳索，法赫尔说Trade Unions〔工会〕是中世纪行会的反动残余，列翁诺尔·赖辛海姆装扮成一个受迫害的无罪的人，颂扬西里西亚纺织工厂主是受苫的人类的最仁慈的恩主。进步党的第四位英雄许愿说，舒尔采的合作社将使工人全部成为富裕的市民，第五位英雄说的却相反，他说个别工人可以得到帮助,但不是整个工人阶级，第六位英雄用幽雅的诙谐引起朗朗的笑声，他说，阿尔伯特·朗格同拉萨尔的关系就同克尼佩尔多林同穆罕默德的关系一样。享受了这些口头上的胜利以后，进步党的多数议员就想通过委员会的提案，可是当他们仔细检查自己的工作时，才发现他们误解了主席十分清楚地提出的问题，只决定废除了第一百八十一条和第一百八十二条。工人们怀疑这个可笑的事故是一次阴险的突然变卦，这悬十分自然的，这时《社会民主党人报》来安慰他们。它写道，在一个工人大会中，当然不会发生这种错误，可是这次工人的有力行动，把进步党人的恶意彻底排除了。大议员们只是要表明，他们的恶意在哪里停止，他们的无能也就在那里开始。 保守党和政府在关于联合自由的辩论中没有得到比进步党人更好的结果。瓦盖纳高唱他那被等级制所破坏的普选权的陈旧理论，提出一个要求政府主动解决社会问题的美妙提案。俾斯麦幻想十六世纪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尼德兰贵族的国王，霍亨索伦家族从一开始就应该证明自己是这样的人。可是商业大臣伊岑普利茨发表了一个官方声明，说政府准备实行联合自由，不过这样做还远远不够；应该在有业主和工人参加的情况下，成立一个委员会。以便讨论促进近代的合作社事业，促进消费合作社、信贷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工人阶级的主要物质状况”。《社会民主党人报》认真对待这个声明，或者做出认真对待这个声明的样子，以便用它来对付进步党人，这就是马克思对施韦泽对争取联合权运动的立场感到不满的原因。除此而外，这个立场完全适合马克思时常表明的观点。 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找不到一点宗派倾向。它处处结合工人阶级的实际活动，坚决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哪里开展争取较好的劳动条件的斗争，《社会民主党人报》就在那里出谋划策并用实际行动进行帮助，比如对布尔克的织布工人、阿波耳达的织袜工人和莱比锡的排字工人都是这样。尤其是1865年春天，莱比锡的排字工人罢工引起人们的极大重视；这是德国的第一次罢工，共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是因为这几年以来，在萨克森王国有了一定程度的联合自由。排字工人为提高工资而进行斗争，经过十个星期的苦斗，增加工资的目的只达到一半；由于印刷厂主找来了足够数量的罢工破坏者，因此罢工者的力量受到挫折。《社会民主党人报》差不多是德国唯一没有反对和咒骂罢工的排字工人的报纸，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唯一坚决而巧妙地赞成他们的事业的报纸。报纸十分雄辩地教诲工人，罢工破坏者的行为多么可恶，这件事在当时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那时宗纳曼和类似的工人朋友已颂扬破坏罢工是一种很有价值的事情，比如他们就曾赞扬充当工贼而破坏了巴黎蹄铁匠的罢工的法亚克福蹄铁匠。 事态的发展充分说明，为什么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群众赞成施韦泽的策略。没有任何对他个人的偏爱在这里起作用。同过去一样，工人们并不喜欢施韦泽；在幸运把他抛弃以后，他没有被杜塞尔多夫代表大会再选进理事会，承认《社会民主党人报》是联合会机关报一事，也不是毫无障碍的。工人群众仅仅受他们自然的阶级本能支配，才承认施韦泽的策略是最适合无产阶级利益的策略。所谓“向反动派献媚”吓唬不了他们。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在无产阶级中造成对这个党派的嫌恶，以致施韦泽当时和以后可以有理由驳斥对他的指责（说他煽动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派），他可以正确地说，他没有挑起对进步党的憎恨，反而时常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抑制这种憎恨。 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工人大会作出了第一个对他的策略有利的决断，这个大会是3月12日在巴门举行的，参加大会的有杜塞尔多夫、爱北斐特、韦默耳斯基尔兴、佐林根、伊塞隆以及几个较小的支部的代表。大会决定，工人们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立场感到满意，因为它完全维护工人党的独立性；也应该赞同，先等政府提出对工人问题的建议，然后再对此作出判断；政府废除三级选举制，实行普选权，也不是不可能的。在赞成这个决议的三名发言人中，有两个是《新莱茵报》时代的老革命者：希尔曼和勒泽尔，勒泽尔没有像同他一起在共产党人案中被判刑的贝克尔和毕尔格尔斯那样，抛弃共产主义事业。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的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逐渐得到所有支部的赞同。1865年5月23日在法兰克福举行了联合会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有三十二个支部的代表参加。这次大会很是庄严隆重；同吋《社会民主党人报》宣布，从7月1日起每天出版。 固然，还有一个反对派，它使柏林、阿尔托那、科伦、佐林根，美因兹和其他许多地方，产生了特殊的反对派支部。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机关报，就是受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支配的《北极星报》。如果人们今天还要找一个可以说具体的证据，说明施韦泽的策略为什么必然胜利，那么人们只要把1865年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北极星报》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就行了。前者所表现出来的，是当时工人们的一切生活和活动，充满了新鲜活泼的气息，而从后者，人们只能看到一些阴暗模糊的影像。拉萨尔说过，群众的精神（同他们的地位相适应），始终朝向客观的、实际的目的，不安的、自私的个别人的声音没有被人听见就在这个和音中消失了，这几句话有其深刻的含义。在《北极星报》里，有多少这样的声音消失得无影无踪啊！只举几个比较有名的人说说，比如海尔维格和吕斯托托夫的声明，越是没有什么道理，就越高傲自大。从来没有为联合会操过心的马丁尼，是不是现在为了声明退出，才第一次动笔，对工人来说也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正直的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在好几期里用来攻击“小伯恩哈特”的“率直的话”，时间一久，也就使人讨厌了。这位老战士至少企图组织反对派支部。可是他的努力的唯一结果，就是现在这些支部完全瓦解了。他曾计划用一个三人团代替联合会的主席，这个三人团又受一个由十一个委员组成的委员会的监督，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十分激烈地反对他这个计划，在莱比锡举行的、没有得到任何成就的一次或两次代表会议以后，事情就停滞不前了。不久，反对派的残余大多又回到旧基础上去。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参与这一切。可是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反对派支部中不久就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拥护者发生了冲突，他同他们当然是不能合流的。此外，他在印刷工人协会做了几次关于农民战争的报告，《社会民主党人报》对这些报告表示赞扬，并做了公正的评价。1866年夏天，李卜克内西被逐出普鲁士，差不多同时伯恩哈特·贝克尔也被逐出境。封建反动派经常像母亲那样细心，对工人运动的不同派别施以同样残暴的手段，以便使它们明了牢固团结的必要性。 四 策略和组织众议院的资产阶级反对派不仅在关于联合自由的辩论中得到奇特的荣誉。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事件上，它也根本没有纲领，而在宪法纠纷上更没有纲领了。甚至它也不说过分激烈的话。当格奈斯特把“违背誓约的污名”送给陆军大臣，罗恩冷冷地回答说，格奈斯特是“无耻的”汉子的时候，犯罪者恭顺地表示悔悟，正在执行职务的副议长翁鲁满足于像听见打雷的公猫那样，做出一副惊愕的面孔。 被诱进圈套的齐格勒老人在这种悲惨境况中感到热血沸腾，他在这些场所所做的最动人的演说中向进步党说了阿尔芒·马拉斯特的痛心的话；“邪恶进入了你们的头脑，你们已不能仔细思考。”古伊多·魏斯在《柏林改革》上关于这个演说写道：“这篇演说以温和的言词开始，舒适地散散步，甚至在经历者的彩色图象中徘徊，它突然跳起，到了微笑的听众的上方，用利爪抓他们——我们不知道是深入他们的胸部，还是只及于他们的腹部。”哎，听众没有把这些话放到心里去。《人民报》用令人不能理解的文字使这个演说没没无闻，一位官方议会记者在《爱北斐特报》上发表意见说，齐格勒是议院的一个滑稽人物，虽然不起很大作用，但是是有趣的，这个陷入泥坑的人已经不能活动了，即使用鞭子抽他，也动不了了。 6月，邦议会会议在传统的争吵中结束以后，进步党像平常一样，为祝贺它没有做过的功绩而碰杯。可是这次俾斯麦使它的打算落了空，也许因为他不能控制天生的暴行（在他身上经常可以达样假定），也许正如当时许多人所说的，因为他本人对这个反对派的悲惨状况感到痛苫，要想梢稍推动它，使得他的救国活动对国王更加成为不可缺少的。7月11日，科伦警察局长禁止定于7月22日和23日在莱茵省首府举行的议员集会。这个禁令纯粹是警察的专横行为，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甚至连表面上的根据也没有。看来，进步党终于要振作起来了。以市议员克拉森—卡佩尔曼为首的科伦集会委员会公开声明，在任何情况下，集会都要举行，被邀请的二百五十名议员中，有一百六十人答应出席，有一部分议员是在措辞严厉的信中表示这种态度的。 《社会民主党人报》急忙号召工人在进步党要想实际维护民权的情况下，有力地支援它。7月23日，德国凡有全德工人联合会组织的地方，都根据伯恩哈特·贝克尔的命令，举行了盛大的工人集会，工人们在会上表示，在维护依法存在的结社权方面，对进步党表示充分的同情和有力的支持。在柏林大会上，根据施韦泽的提议，成立了一个常设委员会，商计进一步的措施。代表柏林所有工人协会的这个委员会，7月30日在阿尔汉布拉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在这期间，《社会民主党人报》几乎每天被警察没收，柏林和马格德堡的支部由于所谓违反结社法而被解散，伯恩哈特·贝克尔接到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普鲁士国境的命令。可是参加7月30日的群众大会的人比预期的还多；大会强硬抗议驱逐贝克尔和李卜克内西，以及对结社权的任何侵犯。 资产阶级反对派远没有这种坚强精神。答应参加集会的一百六十个议员，实际到科伦去的只有八十人。尤其是众议院的议长没有出席；格拉博夫寄来了一个四十五磅重的半身塑像，代替他本人受人欢呼和祝酒。同客人一样，主人也没有首脑：克拉森—卡佩尔曼由于害怕可能被捕，在两天集会期间到比利时去了。这种英勇的逃脱行为公然受到粉饰，说什么拘捕受民众爱戴的人可能引起流血事件，而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须避免的；占卜者们有一点是暗中一致的，那就是克拉森—卡佩尔曼被捕以后，出席的几十个议员也会偷偷溜走。科伦的宴会由于军队和警察阻碍未能进行。第二天，参加集会的人到了奥贝朗斯坦，在那里举行会餐，没有受到拿骚军队的阻挠，因为军队到得太迟了。他们没有对警察当局提出抗议，只是给克拉森-卡佩尔曼写了一封致谢信，也只有四十六名议员敢在这封信上签名。南德的一个民主主义者埃卡尔特教授，为了景仰进步党人应许的英雄行为到了科伦，他半揶揄、半气愤地写道：“俾斯麦，安安静静地睡小觉吧！这些先生不干革命，他们想安分守己地举行集会，安安静静地吃饭，发表漂亮的演说，使自己的名字登在报纸上，至于对你进行反抗——他们不干，至少决不用武装，而只用愤怒。”当时住在国外的自由派历史学家鲍姆加尔腾写得更为痛切：“我希望举行这种集会的先生们，今后几个星期在外国就是欧洲各国人民谈论德国时表示的轻蔑态度的证人。”谈论德国，这就是说谈论德国资产阶级。 德国工人充分尽了自己的责任，他们不要求，也没有得到资产阶级的感谢，对这一点他们并不介意。在柏林，《人民报》到处诉苦，说工人中的舒尔采的拥护者同拉萨尔的拥护者为了一种共同利益也共同行动。在科伦，憨直的市民撕下邀请参加工人抗议大会的街头通告。在法兰克福，宗纳曼带着明显的幸灾乐祸的心情写道：“社会民主党人孤注一掷，必将失败。”资产阶级胆小鬼最害怕他们投到报纸上的资本受到损失，他们所谓的赌博失败，可能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在短时期内接连被警察没收了十二次，而且也受到差不多同样次数的根据一切可能的弹性条文提出的控告，负责的主编施韦泽被判十六个月监禁，剥夺公民权一年。从政治上来说，这一斗争却胜利了，大大胜利了。在德国没有一个报纸哪怕只有一点点像《社会民主党人报》那样坚决而勇敢地保卫受到威胁的结社权；在这次斗争中，像在以前争取联合权的斗争中那样，工人们找到《社会民主党人报》这个比所有进步党报纸都可靠的指路人。他们的观点的变化，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10月1日，当柏林工人协会邀请舒尔采-德里奇在阿尔汉布拉做一个公开报告的时候，他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答应的，这个条件就是不要对他的发言进行讨论。 为了防止任何不愉快的反驳，舒尔采只用一句文雅的话结束了他的报告：一切社会主义者都该进疯人院。接着，施韦泽召集柏林工人于10月8日和15日也在阿尔汉布拉开会，在完全自由讨论的情况下，向他们阐明社会主义纲领，以便证明社会主义纲领不是像舒尔采所说的那样荒诞可笑。参加这个大会的工人很多。他们不久就觉得，放在他们面前的是同舒尔采的陈词滥调大不相同的食品，他们的兴趣迅速增长，因而在科伦集会事件中成立的那个工人常设委员会，定于11月6日在阿尔汉布拉召开一个群众大会，来讨论“社会问题中的两条主要路线”。委员会一方面邀请舒尔采-徳里奇、法赫尔、普林斯-史密斯和米谢利斯，另一方面也邀请施韦泽和乌特克参加。舒尔采和法赫尔到外地去了，乌特克有别的事情不能参加，米谢利斯和普林斯-史密斯以高傲的态度拒绝到会。在这个异常拥挤的大会中，施韦泽找不到一个哪怕只能同他稍稍周旋的敌手。他十分正确地对他的胜利作了估价，他说，面对着统治阶级所散布的偏见垃圾，用正规的方式使工人了解社会主义原则是困难的，可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些原则就以不可战胜的力量取得永远巩固的统治。除去这些一般的工人集会以外，施韦泽还代替被警察解散的支部，举行社会民主党工人的自由集会，参加的有四、五百人。可惜很有成功希望的鼓动工作，由于施韦泽被捕而中断了，11月下旬，他第一次被判罪以后就被捕了。 进步党对这一切却感到十分恐惧。拉萨尔死后，进步党的领袖（正如阿尔伯特·朗格所证明的那样），就发出使工人运动没没无闻的口号，可是在这一方面，他们没有很大进展。然后他们就想用谣言—说封建集团为施韦泽和霍弗斯特腾进行募捐——来抵消工人党保卫结社法在全德国造成的深刻影响，进步党报刊上刊载了两篇匿名文章，也就是进行了两次可怜的诽谤。施韦泽被捕以后，勇敢的欧根·李希特尔就接受了进行第三次诽谤的任务，他从全德工人联合会危机时期发表的一些个人声明中摘取片言只语凑成一套肮脏言论，以《斐迪南·拉萨尔死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为题匿名出版。这个诽谤著作同他的作者的性格一样阴险恶毒，可是进步党却花了很多钱印出来，寄给所有它可以接近的工人协会。后来在咒骂工人阶级方面成了欧根·李希特尔的有资格的伙伴的弗里德里希·施特方尼，当时以郊区手工业工人协会主席的身分拒绝在工人中散发给他免费寄来的一包肮脏著作；他在一个公开声明中，除了对作者作了别的恭维而外说：“这个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史的特色就是对社会民主党的个别人，尤其是对现在坐在监牢里，因此不能为自己辩护的施韦泽编辑的虽不是令人作呕的，但却是令人很不偷快的诽谤。”既然工人的假朋友都这样说，那么就很容易理解，如果这种肮脏著作落到真正的工人手中，将会遭到什么命运了。 如果“社会王国的国王”还要使工人产生尊敬的心情，他就必须对社会主义进行“科学的”反驳，差不多在拉萨尔的《巴师夏一舒尔采》一书出版两年以后，舒尔采-德里奇才以《拉萨尔先生废除营业上的风险》为题，发表了对上述著作的答复，可是这不起什么作用。俗语说“大器晩成，”可是这次“晚成”的却不是“大器”。舒尔采虽然吹毛求疵地对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进行了这种或那种驳斥（因为拉萨尔的这个要求还带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最后残余），但是就是这一点点胜利，这位节约使徒也只有通过虚构才能得到，他说拉萨尔是为了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以资本和投机为基础的个人经济的世界而提出他的要求的。除此而外，作为舒尔采的著作的基础的两种“思想”，像马戏团的两个小丑互相飨以清脆的耳光。为了颂扬他的自助，舒尔采声称，个人的经济命运主要决定于个人的能力和才干；为了挽救企业主利润，他反过来说，把劳力和财产放到一件事业上的人，经常有失去两者的危险，必须用资本利润来弥补这种绝对不可避免的风险。资产阶级报刊当然把这本拙劣著作捧为对拉萨尔的“卓越的反驳”，可是在它本来应该发生作用的地方，它却受到致命的批判。 在社会民主主义的鼓动的精神影响下，工人教育协会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1865年8月在斯图加特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它们就已经作出每个工人都必须为争取普选权而努力的决议。工人教育协会的机关报，科堡的《工人报》经常勇于咒骂拉萨尔，说舒尔采的好话，可是这次却把舒尔采的新作说成是不可救药的狭隘性和阴险的虚构的混合物。它在结束这一评论时说：“的确，就是没有私人关系的批评者，也必须严格控制自己，才能在非常正当的无限愤怒爆发时，在谴责有计划的背叛时，不把自己受到侮辱的正义感发泄出来，可是，舒尔采先生究竟怎么会做出这些触动人的良心的事情呢？一个至今受到尊敬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没有良心呢？一定是脑子里有一种错误思想，使他的心灵发生了混乱。我们只看到一个谜底：舒尔采先生盲目地站在企业主的立场上，丝毫也没有想到有这样的情况，即今天个别资本的竞争、从这种行业到那种行业的投机行为、几百万塔勒之间的战争将要停止。虽然舒尔采先生不可思议地经常对工人讲话，但是他可以不理工人，而且连一句话也不说……关于同雇佣劳动斗争中的大资本的重大问题，他连最起码的知识也没有；他对十九世纪的较大危机也没有初步理解。他在次要问题——手工业怎么能够抵抗正在侵入的大工业呢？—上挑毛病和添枝加叶，这是他的特殊本领，人们在哪里让他过关，他就在那里不麻烦任何人。如果舒尔采先生仅仅满足于自己的成就，如果他不经常硬说什么，谈谈“工人问题”甚至解决工人问题，那就好了！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评价使他终于认识自己，将来只在国家警察的有益和有效措施方面发表发表意见，而小心谨慎地毫不沾染社会问题。因为，即使拉萨尔是他那个时代的最大的傻瓜，舒尔采-德里奇也不会因此而变得比较聪明一点。”最忠实的侍臣就这样开始反抗“社会王国的国王”了。 在资产阶级方面做了准备工作以后，施韦泽本人就来演奏《死舒尔采反对活拉萨尔》这支舞曲。这本书是施韦泽在狱中所写的一组杰出的论文，是他的经济著作中唯一的（可惜是唯一的）、由于特别重印今天还为较多人所知的一组论文。在这个著作中，他把重心放在社会化生产的现实性和它的巨大优点方面，并把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仅仅看做是过渡手段；换句话说，他主要以拉萨尔的《巴师夏-舒尔采》为依据，而不是以它的《公开的答复》为依据。因此他总是努力，按照拉萨尔的精神，去除拉萨尔的言论里可能包含的一切可以攻击的和误解的东西。有人认为施韦泽是拉萨尔的模仿者，因为他把外壳误看做是核心，这种看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只要翻一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旧的合订本，这种看法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并不是说施韦泽在理论上超出拉萨尔，也不是说他已经把握了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阐明的观点。在这一方面只能说，施韦泽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有许多比拉萨尔正确的认识。在同《北德总汇报》的一次较长时期的论战中，他刊印了马克思在1859年的著作[12]的序言里写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性纲领，并且懂得巧妙地用它来历史地说明法国大革命的特点。因此他也按照马克思的意思说，拉萨尔常用的一个名词“工人等级”是不精确的，旧的历史等级在现在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失，阶级代替了它们的位置。可是在马克思后来才在他的主要著作中说期的那些问题上，在工资铁律、剩余价值的道德-法律观以及类似的问题上，施韦泽仍然走着拉萨尔的路子，只是他一直向前，追求这些道路的革命的最终目标，这个目标在《共产党宣言》里已经提出来了。 施韦泽认为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是分裂资本主义社会，给社会主义社会开路的楔子。他注意防止认为生产合作社可以创造新的富裕的小市民阶级的误解，特别强调，根据拉萨尔的原则建立的生产合作社，同根据舒尔采的原则建立的生产合作社不是大同小异，而是有原则差别的。资产阶级想为工人建立的生产合作社是普通的营利事业和金钱投机，没有什么更深刻的意义。而无产阶级为自己建立的生产合作社是实现伟大的文明理想的、影响全人类的社会尝试。 在同一家保守党报纸论战时，施韦泽就拉萨尔的一亿计划写道：“每个有理智的和公正地下判断的人知道，拉萨尔举出这个数字只是要说明，用较少的款子就可以开始采用新的生产方式。他从来而且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如果人们给他一亿，他就接收这笔线，并把它用于这个目的。”因此，施韦泽也始终重视，对普选权和拉萨尔所要求的国家资助进行正确解释。他既不讳言，瓷产阶级民主派所要求的普选权，同社会民主派所要求的普选权完全不同，也不讳言，有产阶级的国家同无产阶级的国家完全不同。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即有产阶级民主派来说，普选权是平权和个人自由的要表，对于社会民主派，即劳动阶级的民主派来说，普选权是对一切国家权力机关的直接统治。对于有产阶级来说，国家是控制无产阶级的手段，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国家则是废除一切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手段。因此，有产阶级对于强大的国家权力很感兴趣，而劳动阶级却不是这样。劳动阶级所关心的是，不要有一个首脑，尤其是不要有一个不负责任的首脑担任国家的领导，而是自己通过负责的机构处理国家事务，使国家同社会完全适应。君主立宪制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最适合有产阶级利益的国家形式；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是社会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不是一个有特权的社会阶级，而是人民掌权），或者是一个强大的独裁的王国，这个王国严防财产占有优势，在群众中寻找自己的支持。当然这样一个王国不能消除阶级矛盾的基础，不能给予政治自由。这一点只有通过建立纯粹社会的人民国家，理想国家才能做到，劳动阶级必须为争取这种国家而战斗。 只有一次，施韦泽不是防止由拉萨尔的精神遗产产生容易被人误会的口号，而是增加了一个容易被人误会的口号。在拉萨尔逝世一周年的时候，他把拉萨尔对柏林工人演说的草稿付印了。这篇演说中说：“我对反动派采取最敌对的态度，我只有当进步党同反动派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时候，才反对进步党，关于这一点，你们可以从一个反动议员瓦滕斯累本伯爵最近在议院发表的一个声明中十分简捷地推断出来。菲尔肖夫把诽谤（说我同反动派勾结在一起）带到议院里来。对此，瓦滕斯累本伯爵声称：’拉萨尔不是我们的同盟者，我也不认为他是进步党的同盟者。他是站在门外的、我们的共同敌人。’这一声明的真实性是不容反驳的。瓦滕斯累本伯爵把我叫做他们——反动派和进步党—的共同敌人，这个敌人已经站在门口，他们必须共同抵抗。平时使反动党和进步党分开的那些差别和对立，在我面前消失了。尽管有这种差别，可是它们在我面前巳经堕落为一个共同的反动党了。”随后一个时期，《社会民主党人报》几乎每天受到进步党的诽谤和警察的迫害，因此它就时常引用拉议尔的这些话。由此渐渐发展成为工人党以外的其他一切党派构成“反动的一帮”的口号，后来这个口号的真正起源被人遗忘了，很不正确地被理解为拉萨尔政策的一个原则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引起了种种误解。当然主要是在理论上而不是在实践中，因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很难不在某个时候对工人运动表示友好，这种友好至少同它经常对封建反动派表示的同样强烈。 施韦泽运用他的策略在一年之内取得了重大成就，而并没有损害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美因郜和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的无产阶级完全充满了社会主义倾向。宣传活动由汉堡扩展到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由德累斯顿和莱比锡扩展到开姆尼茨、格劳豪，一直深入到厄尔士山区。在不伦瑞克，一个小支部在威廉·白拉克的细心培植下，极有希望地发展着，白拉克是一个年轻的商人，他从纯粹的理想主义出发，热心于穷人和无产者的事业，他善于把幻想的热情同实际的活动结合起来。在普鲁士的萨克森省，全德工人联合会分布到马格德堡、瑙姆堡、爱尔福特，又从这里进入图林根的小邦，分布到阿波耳达、魏玛和耶拿。在易北河东，西里西亚的支部发展成为联合会的日益强大的支柱，在施泰廷，出现了第一批会员，尤其是在柏林，展现出最可喜的前景。比联合会的直接发展几乎更有意义的是，无产阶级运动有日益强烈地向社会主义方面靠拢的动向。 在实践中，由于工人群众的任何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的行动都遭到资产阶级的顽强反抗，因此他们体会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在理论上，他们在同他们的社会民主党的伙伴的争论中，受到了教育，这个争论是资产阶级想方设法地使他们进行的。进步党人硬说，只有无产阶级的无用的渣滓才渴望拉萨尔的国家资助的金雨，这种说法日益表明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谎言。现在某些比较有眼光的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承认阿尔伯特·朗格立即认识到的事情了，那就是给恰是最有才能、最坚强的无产者参加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发展起来的力量同在舒尔采的无关宏旨的教育协会和消费合作社中发展起来的力量完全不同。同时，社会民主党的集会也是有力的鼓动手段；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在它活动的初期就懂得向衰老的资产阶级表明，政党应该怎样举行它们的集会。在普逋工人的致词中，显露出精神力量的萌芽；1865年秋天，在奥格斯堡纪念拉萨尔忌辰的一个集会上，一个十分年轻的剪布工人瓦尔（可惜第二年他就患胃癌去世了）所做的演说，也引起资产阶级人士的极大重视。 虽然有这些进展，但是拉萨尔的死所提出的任务才解决了一半。年轻的工人党的组织没有达到它的策略所达到的高度。的确，联合会旳严格的中央集权在争取集会自由和结社权的政治行动中表现出很大的优越性，以致谁也不能设想去触动它。它所产生的精神影响远远超过联合会实际上能够发挥的力量。可是精神影响不管多么巨大，仍然不是政治力量；除去能做阐明和说服工作的精神而外，工人运动还需要一个能够行动和战斗的躯体。 在这一方面看来情况是不妙的。全徳工人联合会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始终还没有站稳脚跟；尤其是它仍然缺少一个良好的财政支柱。《也社会民主党人报》依靠霍弗斯特腾私人出钱维持；它只有几百个订户，远不能弥补它的开支。拉萨尔的个人独裁，到了贝克尔手里变成了一幅讽剌画。贝克尔发布的几项合适的命令都是施韦泽给他策划的；在他企图独立行动的时候，他几乎经常惹祸。他对联合会的唯一功劳仍然是1865年1月他在西里西亚织工区所做的鼓动旅行。正如他通过私人干涉，毒化了马克思和施韦泽之间的争论那祥，他也使联合会当众丢脸：他装模作样地以“人类的主席”自居，他在法兰克福作为不速之客出席了进步党人的一个宴会，造成了一件不愉快的地方丑闻，他在不伦瑞克（有白拉克作证）表现出来的粗野举动使刚刚争取过来的工人大吃一惊。因此工作不能继续开展。联合会只有清除一切宗派性的东西，只有扩大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人党，尽管在严格的中央集权的情况下，但是这个党有很好的组织，万一主席无能也不致使它瘫痪，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辛辛苦苦夺来的阵地。这就是施韦泽的见解，许多最有才干的会员，如奥多尔夫、白拉克、弗里茨舍、约克等人都或多或少赞成这种意见。 贝克尔被逐山柏林以后，住在法兰克福，他坚持定于1865年11月25日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举行，这时联合会主席同联合会机关报编辑部之间的对立就公开爆发了。他作出这个决定，表面上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却是利用宗派破坏联合会的又一步骤。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后来成立纪念大会，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非正式的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举行，而现在，当东北部正在酝酿一个大规模的政治事变，同时在它的中心柏林，工人运动开始掀起巨浪的时候，第二次代表大会又要在西南部举行。这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使联合会离开政治决战的射程，同时使贝克尔的无能独裁至少延长一年。正是在法兰克福，他由于过去工作较好，有一些拥护者，而且可以预见，如果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从外地来参加的人就不多。尤其是不能期望贫穷的藤克森支部和西里西亚支部，一年之内第三次花很多钱派代表到这么远的地方开会。可是为了改组联合会，需要召开一个有尽量多的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因此施韦泽要求会议在莱比锡奉行，这个地方在各方面都比法兰克福适当。 然而他给贝克尔提的书面意见没有结果，贝克尔先用空洞的遁辞，后用威胁来代替回答。于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在11月19日公开要求代表大会改在莱比锡举行，它这样做只是因为它考虑到在莱比锡开会是公平合理的。它的要求得到许多支部的热烈赞同。然而贝克尔却在11月21日宣布代表大会无限期延期，并辞去了主席职位，把自己的职权交给副主席弗里茨舍。 贝克尔不是一个英明果断的人，因此更难肯定地说，他这样做是因为感到失望而永远放弃职位呢，还是企图制造混乱，给自己带来胜利。不管怎么样，他制造了一场巨大的混乱，由于施韦泽在这几天被捕，混乱的程度更增加了。为了从贝克尔手里接收联合会公文，11月26日，同意施韦泽的计划的弗里茨舍到了法兰克福，在这里遇到了几个来参加已经延期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促使弗里茨舍决定11月30日在法兰克福召开一个新的代表大会。这个举动是很不合适的，因为弗里茨舍召开的代表大会甚至缺少贝克尔原来召开的大会所具有的形式上的合法性。决定来到法兰克福的代表们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有些人，如哈森克莱维尔和特耳克认为，联合会的存在受到了威胁，对它的存在的关怀应该压倒一切其他要求。另一些人，如希尔曼，从他们后来的态度来看，似乎是出于反对联合会的彻底改组和与此相联系的消除财政紊乱状况的不值得称赞的动机而这样做的。弗里茨舍提议对会章作必要的修改，没有得到响应，11月30日，当他主持由他召开的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时，立即有人对他表示不信任，提议另选一位主席。弗里茨舍把副主席的职权交给希尔曼以后，就退出了代表大会，回到莱比锡，以便在那里辞去全权代表的职务。这时他主要致力于建立一个雪茄烟工人工会，这个工会的筹备工作已经进行了一些时候了。 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于11月30日和12月I日举行。有代表五十八个地方的九千四百二十一名会员的二十名代表参加了大会，这些代表大多来自美因郜和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经过激烈辩论以后，作出了一系列的决议，这些决议同时也是一种妥协和应急措施。代表大会对《社会民主党人报》表示“坚决不同意”，因为它公开批评了贝克尔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合理合法的行动，可是大会选举特耳克代替贝克尔担任主席，任期一年，不过这一选举需经会员大会认可。在召开会员大会以前，会务由副主席希尔曼处理。弗尔斯特林代替勒维被任命为联合会司库。这些决议在许多支部中引起了剧烈的争论，因为它们的合法性是很成问题的。然而首先维持联合会的存在的愿望战胜了一切顾虑，1866年1月1日特耳克接替了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因为会员大会已经同意由他担任主席。 《社会民主党人报》也承认，为了使联合会免于分裂，必须暂时承认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决议。可是它补充说，应该尽快地召开一次新的代表大会，讨论联合会改组的问题，它继续按照所有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一个集合体的精神，准备改组工作。这时同杜伊斯堡的联合会会员关系极好的阿尔伯特·朗格，在《下莱茵使者》上确切地解释整个危机说，《社会民主党人报》致力于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党和消除阻碍这种努力的那些片面性，而它的敌人却认为使联合会类似一个宗派处于隔绝状态是必要的。因此佐林根的一个宗派主义分子指责朗格是“工人的敌人”，而12月17日在杜伊斯堡举行的莱茵-威斯特伐里亚联合会会员大会却给朗格恢复了名誉。瓦尔特希对这一情况的看法同朗格相似，他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寄去一个简短的声明，表示愿意在下一次的代表大会上或在联合会机关报上，说明他在同垃萨尔的冲突中的态度。希尔曼把刊登这个简短但很有价值的声明，看做是“对我们伟大的老师拉萨尔的可耻咒骂”，认为可以借此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报》，可是却得到了关于“主席的高压手段和宗派热狂”的十分确切的答复，因而他放弃了进一步的讨论。但是，他在担任副主席的最后一天，断然剥夺了《社会民主党人报》自称联合会机关报的权利。不过这对这个报纸却是十分合适的；从1865年最后一期起，它就自称为“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了。 特耳克的就职给结束混乱带来了希望。他是一个坚强而干练的人，是用同贝克尔不同的材料制成的。他是拉萨尔的忠实信徒，十分尊重严格的中央集权，还不能同意施韦泽的比较高超的见解。他在他的第一个声明中立即答应除去紧急状况而外，重要命令经常要征得理事会的同意。他也同意修改会章的计划，并且由理事会作出最后决定，承认《社会民主党人报》是联合会机关报。现在，建立一个能把策略的成果送进谷仓的组织，是大有希望的。可惜，要使联合会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力量，还需要做许许多多的工作；当特耳克担任联合会领导的时候，联合会金库里还有整整六个塔勒。要花费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弥补贝克尔担任主席期间所耽误的事情，而在这个时候，每一天都是很宝贵的。 因为在政治地平线上集聚着浓密的阴云，在自下而上的革命的幼芽能够受到牢固的木栅的保护以前，自上而下的革命已经像一股挟着泥沙的洪流向这些幼芽冲来。 [1] 德文是Koalitionsrecht，指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为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而联合行动（如罢工等）的权利，这种自由叫联合自由（Koali-tionsfreiheit）。—译者 [2] 参阅1865年2月23日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77页。还可参阅1865年2月5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59页。 [3] 即1865年1月24日马克思致约·巴·施韦泽的信，议《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58—166页 [4] 指恩格斯译的古丹麦民歌《基德曼老爷》，载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第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438—440页。——译者 [5]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声明，参阅《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74-175页。 [6] 1865年3月15日的声明载3月19日出版的《柏林改革》第67期.——原编者（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笛95-98页。——译者） [7] 卡尔·马克思致《观察家报》编辑的信。载1864年12月10日《北极星报》。——原编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7页。《全集》中印的不是“荒唐的小丑”，而是“荒唐马志尼-斯嘉本”。——译者）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3页。 [9] 见约·巴·施韦泽：《政治论文和演说》，1912年柏林版第279页。——原编者 [10] 参阅1865年3月29日恩格斯致弗·阿·朗格的信，和1870年6月27日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80—183页和258—260页。 [11] 见《旧约全书》创世纪第11章，耶和华看到诺亚的子孙要在示拿地造一座塔通到天上，就下来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造不成塔，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译者 [12] 指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