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人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回忆〔弗·列斯纳〕

一个工人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回忆^[1]

弗·列斯纳

　　在我长眠之前，让我来回忆一下我和伟大的战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多年的友谊。恩格斯逝世以后，已经有不少人讲述过他的事迹，但我总觉得应当来谈一谈我和他远在1847年所结成的友谊。
　　的确，我未必能够谈得像我所想的那样周全。从我认识恩格斯到现在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了；一切往事我都只能凭记忆来讲述。我已经年老不中用了，提起笔来，手也不听使唤。因此，我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在讲述中的缺点。
　　我最初认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卡尔·马克思，是在伦敦，在1847年底的那些不平凡的日子里。那是在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2]——直到目前还存在并继续为现代工人运动服务的惟一的协会。就在那次难忘的会上，奠定了现代国际工人运动的基础。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威·沃尔弗和比利时的特德斯科同志一起到了伦敦，商谈新组织的原则和策略问题。现在大家都知道，就在那一次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到起草《共产党宣言》的委托。^[3]
　　在这以前，我就已经听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因为我读过1846年至1848年初出版^[4]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5]。1845年，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一次出版时，曾经在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发售过。这是我第一次得到的、也是使我最初接受工人运动这一概念的一本书。当时我读过的另一本书，是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马克思、恩格斯和威·沃尔弗等人出席大会，这无论对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或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有极大的影响。人们对那一次的代表大会寄以莫大的期望，而这种期望不仅没有被辜负，而且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满足。《共产党宣言》的出现就是一个明证。它是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的伟大成果。
　　从外表看来，恩格斯和马克思很不一样。恩格斯身材魁梧匀称，举止敏捷稳健，说话简洁有力；气概英武，像一个军人一样。他非常乐观，谈吐诙谐而中肯。凡是和他接触的人，立刻就会得到一种印象：这是一个天赋极高的人。也有人在我面前说，恩格斯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和蔼可亲。那是由于恩格斯在和不熟悉的人接触时态度审慎。这种审慎后来表现得更为明显。要给恩格斯一个正确的评价，就应当对他有很深刻的了解；同样，恩格斯在信任某人之前，也要对这个人进行一番仔细的考察。人们只有首先深刻认识并理解恩格斯，才能真正喜欢他。在恩格斯面前装模作样是不行的。他能马上辨明别人对他讲的是谎言还是不加粉饰的真情。恩格斯是一个善于识别人的人，虽然他在个别的情况下也不免犯错误。
　　恩格斯特别慷慨，他曾无条件地帮助过不少人摆脱困境和疾病的折磨。后来他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因为他受到包括乞丐组织等过多的打扰。以后，恩格斯一般先向我了解，是否认识某某人，他还把援助别人的支配权交给了我。恩格斯逝世后，有些曾受过他很大恩惠的人却对他采取了极端敌视的态度，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
　　这里，如果我不引用恩格斯的英国老友乔治·朱利安·哈尼的几句话，对恩格斯的刻画就会不够完整。哈尼是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6]的编辑，他在1843年就认识恩格斯。恩格斯逝世后，他这样写道：“1843年，恩格斯从布莱得弗德到里子，到《北极星报》编辑部来找我。他个子很高，少年英俊，面孔几乎像孩子一样年轻。虽然他出生在德国，受教育在德国，但是当时已经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告诉我，他常常读《北极星报》，对宪章运动^[7]非常关心。50多年前，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
　　据哈尼说，恩格斯虽然工作很繁重，但总是找时间给朋友们提出建议，必要时还给予帮助。他从来不因自己的博学和极高的威信而骄傲自大；相反地，他在75岁的时候，还是非常谦逊，非常重视别人的工作，就像他在22岁的时候一样。他很好客，总是面带笑容，而且他的笑声是带有感染力的。他善于充当亲切的谈话的主角。他在接见欧文的信徒、宪章运动者、工联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时候，能很巧妙地创造一种气氛，使他们每一个人都感到轻松愉快。
　　1848年6月底，我从伦敦迁到科伦，从那时起我和恩格斯、马克思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当时我认识了《新莱茵报》^[8]编辑部的人员，不过他们只知道我当时的名字“弗里德里希·卡斯滕斯”。恩格斯知道我是一个裁缝，就把我叫作他的“御用裁缝”。可是我的工作只是给他整修衣服，因为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情况都不妙，他们并不花钱添置衣服。
　　那时我还很年轻，又不喜欢出头露面，所以我们的会面只是在群众集会或其他会议上，那时大家像战友一样相互问候。我们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当时就对这两位杰出人物有极高的评价，并且对他们的未来抱着莫大的期望。
　　《共产党宣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代社会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它的通俗的风格和深刻的科学内容，使每一个普通工人都能清楚地理解存在于阶级之间的矛盾。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论文，明显地说明了武装着他们的不仅是丰富的知识，而且是百折不挠的意志。
　　黑白反动派^[9]很快就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无与伦比的敌人，于是他们就千方百计想置《新莱茵报》于死地。当这种企图未能得逞时，他们采取了更加无耻的暴力措施来消灭这个报纸。他们曾两次起诉：第一次在2月7日，第二次在2月8日，那是针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10]
　　当时我以极其关切的心情出席了那两次开庭。亲眼看到、亲耳听到黑白反动派的对方占有极大的优势，我感到万分欣慰。甚至连敌人也掩饰不住对这两个人的敬佩！
　　在《新莱茵报》被封闭、卡尔·马克思被非法地驱逐以后^[11]，编辑部的人员都四散了。马克思去巴黎，恩格斯到不久前爆发过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普法尔茨。恩格斯在普法尔茨的活动反映在他的那篇论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文章中，文章载于年由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2]杂志。
　　巴登革命^[13]失败后，恩格斯和许多其他参加起义的人不得不逃往瑞士。但是恩格斯在瑞士逗留不久，又很快前往伦敦。当时马克思和许多德国流亡者都侨居伦敦。在伦敦，恩格斯像马克思和他的家庭一样，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因为他们两人都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爱琳娜·马克思曾经写过好些文章，其中一篇就是描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段的困苦生活的。
　　就在那时，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和威廉·沃尔弗等人积极地参加了共产主义教育协会^[14]的活动。当时参加这个协会的有各种派别的政治流亡者。他们对不久以前的政治事件的估价各不相同，对未来的看法意见分歧，而流亡生活又有许多不愉快的事件，这样，他们的内部很快就发生摩擦是毫不奇怪的。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同志在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15]的工作中起了主导作用。同盟组织恢复后，暴露了马克思、恩格斯与维利希、沙佩尔及其集团之间主要在工人阶级政党的策略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导致了分裂^[16]。卡尔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文中，公开而明确地指出了这次分裂的原因。
　　上面提到的由卡尔·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也在那个时候出版了；这个杂志发表了恩格斯论述巴登起义的文章和《德国农民战争》。
　　我记得，恩格斯于1850年不得已离开伦敦前往曼彻斯特，在他父亲与人合股经营的纺织厂内供职。1864年，他成了该厂股东，直到1870年，他才离开曼彻斯特，用全部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并和卡尔·马克思共同工作。
　　有一段时间，人们很少听到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情况，他只和威廉·沃尔弗、赛米尔·穆尔、卡尔·肖莱马有来往。他有时去伦敦会见马克思，马克思也有时去曼彻斯特会见他。但是他们见面的机会毕竟是不多的，而且时间也很短促；这样，他们的通信就更加频繁了。
　　恩格斯和马克思都曾为德文周报《人民报》^[17]撰稿。这个报纸是我们在1859年为对抗金克尔派报纸而创办的。
　　1859年，我写信给恩格斯，顺便请求他寄给我一张他的相片。当我接到他的相片的时候，还收到了一封写得非常漂亮的信。我本想在这里引用这封信，可惜，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
　　1870年秋，恩格斯和他的夫人迁到伦敦，住在樱草丘附近、离马克思家不远的一所大家都知道的寓所里。恩格斯直到逝世差不多一直住在那里。
　　普法战争^[18]爆发了（1870年），恩格斯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这次战争的发展。他发表在《派尔-麦尔新闻》^[19]上的关于战争的论文证明了他的军事知识的渊博，为此他得了“将军”这一绰号。他不止一次地预测到法军的失败。早在德军为打击法军北线军队而集中兵力时，他就在《派尔-麦尔新闻》上预言，如果麦克马洪不能率领他的军队突围进入比利时，那么德国军团包围的铁环就会越扣越紧，强迫他在色当谷地投降。两个星期以后，事实果真如此。
　　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20]后，国际工人协会^[21]总委员会的处境非常困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情况尤其如此；由于国际的许多委员——公社的流亡者——来到伦敦，他们的工作就比以前更忙了。
　　在这些流亡者当中，应当特别提到匈牙利的莱奥·弗兰克尔同志。他曾经是公社的政府委员，后来伪装成火柴商人，才通过了普鲁士军队的营地。他很理解工人运动的目的和方法，当时这样的人并不多。
　　大赦以后，弗兰克尔又回到巴黎，恢复他的经常性的宣传活动。几年前他死于巴黎。他的逝世对我个人来说是失去了一个朋友，而对党来说是丧失了一个最优秀的同志。愿他的英名永垂不朽！
　　各种派别的公社流亡者互相斗争，彼此推诿失败的责任。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几乎每个人的处境都很困难，这使得他们之间不断发生摩擦。资本主义报刊在无耻地攻击，谁也不理解公社及其意义，无政府主义者又心劳日拙地进行诽谤，看来似乎一切都为消灭国际所进行的活动而汇集起来了。
　　总委员会根据海牙代表大会^[22]的决议迁到纽约，这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够抽出更多的时间来研究经济问题。马克思有可能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伟大的著作《资本论》了。从这时候起，恩格斯就成为国际的书记^[23]。校阅和编辑《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著作的译文，撰写许多关于当前问题的论文，以及写作论述当时重大事件的小册子，这一切占去了他的绝大部分的时间。可是，我们这位老朋友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科学著作，可见他是多么热爱劳动，工作能力又多么强。如果把他的全部著作都在这里一一提名，那就超出我这篇回忆的范围了。
　　1878年，恩格斯的夫人——一位积极参加芬尼亚运动^[24]的爱尔兰女子去世了^[25]，这对恩格斯是极大的打击。恩格斯没有孩子，夫人的去世是他的最大的痛苦。在这段时间里，恩格斯在家中看到以前熟悉的一切，就十分悲痛，周围只要有一点改变，他就不能工作。他夫人的侄女为他处理家务，直到她结婚为止。
　　不久，马克思的家庭也面临着悲痛的时刻：马克思患病，接着他的夫人和女儿也患病并相继去世了。
　　1883年3月，传来了一个虽不是意外的，然而是令人不胜悲痛的消息：马克思逝世了。
　　恩格斯给我写了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列斯纳：
　　我们的老马克思昨天下午3时平静而安详地长眠了。致死的原因首先大概是内出血。葬仪将在星期六中午12时举行，杜西请你务必参加。匆匆草此。

你的弗·恩格斯
1883年3月15日于伦敦

　　马克思逝世后，从马克思夫人出嫁时起就一直和马克思一家人同甘苦共患难的琳蘅·德穆特开始给恩格斯料理家务。她死于1890年11月4日，这对恩格斯来说是非常痛心的损失。幸好，考茨基夫人路易莎即现在的弗赖贝格尔夫人，不久就决定从维也纳迁到伦敦为恩格斯照管家务。我们同恩格斯的关系很密切，平时也很关心他，如今看到他的一个难题获得妥善的解决，我们都感到十分高兴。我们的朋友恩格斯从此有了一位完全理解他、在工作中帮助他的好助手，直到他逝世为止。路易莎·弗赖贝格尔夫人多年来一直十分同情国际工人运动，并非常坚决地参加了社会主义妇女运动。
　　谁都知道，恩格斯多么积极地参加了新工联^[26]主义运动！他热心支持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而自己则经常一天工作16小时，直到深夜。他虽然年迈，仍然积极参加每年“五一”劳动节的集会，甚至还登上我们当作讲台用的马车去发表演说。谁又能忘却“五一”劳动节集会后所举行的那些晚会！
　　我是共产主义者协会会员，又是社会民主联盟^[27]盟员和社会主义同盟盟员，还参加过独立工党^[28]的创建工作。因此恩格斯总是很高兴地接见我，因为我能把这些组织里的情况讲给他听。凡是和恩格斯谈过话的人都知道，他在许多问题上不同意社会民主联盟的策略。如果恩格斯今天还在的话，他决不会同意社会民主联盟目前的策略。
　　恩格斯直到逝世以前还在孜孜不倦地工作。大家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语言专家，他所精通的语言有十种之多。为了阅读易卜生和谢兰的原著，他在七十多岁时还开始学习挪威文。
　　像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很少在公众的集会上讲话。他们喜欢辩论，却不喜欢当众演讲。他最后一次的公开演讲是在1893年。他在苏黎世代表大会^[29]上、在维也纳和柏林都讲过话^[30]。在苏黎世，人们对他报以自发而热烈的欢呼，正如他后来常常对我说的，这使他很受感动。他的这次奥地利、德国和瑞士之行是我们的思想的胜利进军；对于马克思未能看到这种情景，他常常感到遗憾。
　　恩格斯直到逝世始终保持着他那沉着而刚毅的性格。他的一举一动都是纯朴而又坦率的。无论问他什么问题，他都能给予简洁而令人信服的回答。他常常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毫不顾虑对方是否会感到不快。
　　当党内暴露了他所不能同意的现象时，他马上就提出意见。犹豫和妥协是他所厌恶的……恩格斯接待过许多客人；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都喜欢拜访他。当80年代末《社会民主党人报》^[31]编辑部从苏黎世迁到伦敦时，拜访他的人更多了。恩格斯始终是一个好客的主人。
　　马克思逝世后，我常到恩格斯家里去；他对我非常信任，就像马克思对我那样。在恩格斯家里客人特别多的那些日子，我就少去看他；但是当我去的时候，他马上追问我为什么不常登门。
　　1895年夏，恩格斯最后一次到伊斯特勃恩去疗养。7月底他从那里回来，可是健康状况并未好转。这件事是杜西写信告诉我的，她当时感到很不安。为了不打扰恩格斯，我决定在这一段时期中不去拜访他。我担心我去了会使他受到刺激，因为他很容易激动。这样，在我们这位伟大的友人恩格斯回到伦敦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和他晤面的机会。
　　8月5日傍晚，伯恩施坦通知我，如果我想和我们这位伟大的朋友再见一面，就必须赶快去，因为当时他的病势已经很沉重了。可是我还是没有想到死亡会来得这样快，我决定于8月6日即次日清晨尽可能早地去探望他。我在第一次邮班收到弗赖贝格尔夫人路易莎的信，知道我们的朋友已于8月5日午夜11点至12点钟之间逝世，我感到非常震惊！
　　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这一惊人的噩耗对我的影响。
　　我立刻赶到恩格斯的寓所，只见他僵卧在床上，就像1883年3月14日我们的友人马克思僵卧在床上一样。
　　弗赖贝格尔夫人路易莎把我领进恩格斯的房间，她那时心情万分沉痛，好容易才控制住自己向我叙述了恩格斯一生的最后几小时的情景。
　　把骨灰撒在大海中，这是恩格斯留下的最后遗嘱。8月27日，恩格斯的这个遗嘱由爱琳娜·马克思、爱·艾威林博士、爱·伯恩施坦和我执行。我们来到恩格斯心爱的夏季休养地伊斯特本，雇了一只双桨的小船，把我们难忘的友人的骨灰瓮送到离岸两英里的海中。这次航行给我引起的感触绝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不在人间，然而他们的事业是不朽的。全世界亿万工人的队伍日益壮大起来了，这说明我们的先驱者的原理和策略已被人们了解和赞许。来自亿万工人的最高的赞许就是他们理解伟大先驱者的学说并付诸实践。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欣慰，在结束这篇回忆的时候，我要同千千万万的无产者一起高呼：
　　“不久的将来属于社会主义运动！”

1902年6月于伦敦

^[1] 这篇回忆文章是弗·列斯纳1902年为在德累斯顿出版的《茅屋》撰写的。

^[2]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全称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7日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和其他活动家在伦敦建立的。有时用会址名称大磨坊街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组织。1847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一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

^[3]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办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

^[4]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出版的时间应为1847年1月至1848年2月。

^[5]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 Zeitung）——布鲁塞尔德国流亡者创办的报纸，1847年1月3日-1848年2月27日由阿·冯·伯恩施太德主编和出版；起初具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威·沃尔弗从1847年2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9月起成为报纸的经常撰稿人，并实际领导编辑部的工作。

^[6] 《北极星报。全国工联的报纸》（The Northern Star, and national trades’ journal）——英国的一家周刊，宪章派的机关报；1837年由菲·奥康瑙尔在利兹创刊，名称为《北极星报。利兹总汇报》（The Northern Star, and Leeds General Advertiser）；1843年9月乔·朱·哈尼参加报纸编辑部；1844年11月起用现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1843-1849年报纸曾刊登恩格斯的文章、短评和通讯；哈尼离开编辑部后报纸逐渐转向宪章派右翼的观点；1852年停刊。

^[7] 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至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其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对宪章运动的支持。

^[8]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完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任务；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

^[9] 指普鲁士反革命集团，黑白两色是普鲁士国旗的颜色。

^[10] 这里指的是1848年2月7日和8日的两个审判案，第一次是因为1848年7月5日《新莱茵报》第35号刊登《逮捕》一文，被指控污辱和诽谤了国家权力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被推上陪审法庭。第二次是1848年11月因报纸号召人民抗税，被指控煽动叛乱，马克思和沙佩尔等人被推上陪审法庭。

^[11] 政府利用马克思于1845年放弃普鲁士国籍，于1849年5月把他当作违犯“外国人待遇法”的外国人“驱逐出普鲁士”

^[12]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杂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1850年1-10月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和纽约印刷，共出6期。

^[13] 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即维护法兰克福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的运动，这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帝国宪法，但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惟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掀起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巴登和普法尔茨起义在这一运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地当时已经成立了临时政府，并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力量。1849年5月初，两个普鲁士军队约6万人与一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实行武力干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不作任何援助，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于1849年7月被镇压下去。维利希于1848年11月在法国贝桑松组织的志愿部队，后编入维利希军团，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期间，于1849年5-7月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战斗行动，恩格斯作为指挥官维利希的副官参加了这次起义。

^[14]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全称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7日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和其他活动家在伦敦建立的。有时用会址名称大磨坊街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组织。1847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一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

^[15]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办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

^[16] 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它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同盟与该集团的分裂。

^[17] 《人民报》（Das Volk）——在伦敦出版的一家德文周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和其他在伦敦的德国工人团体的机关报；1859年5月7日-8月20日由埃·比斯康普在伦敦创办和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从6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成为报纸的编辑，并于7月初接任该报的领导；编辑部成员有比斯康普、威·李卜克内西和弗·列斯纳等。

^[18] 普法战争是1870-1871年法国和普鲁士为争夺欧洲大陆的霸权而进行的战争。法国为阻止德国统一并夺取莱茵河左岸地区，于1870年7月19日对普鲁士宣战。战争过程中，法军接连败北。1870年9月2日拿破仑第三三在色当投降后，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普军长驱直入占领大片法国领土后，巴黎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夺取政权建立巴黎公社。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在普鲁士帮助下镇压了公社。1871年5月10日双方签订了法兰克福和约，普鲁士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及50亿法郎的赔款，通过普法战争，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19] 《派尔-麦尔新闻。晚报和评论》（The Pall Mall Gazette. An Evening Newspaper and Review）——英国保守派的一家日报，1865年2月-1920年在伦敦出版，为晚刊；编辑为弗·洛林伍德（1865-1880年）、威·托·斯特德（1883-1889年）；1870年7月-1871年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报纸有联系，在此期间报纸刊登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摘要）和恩格斯的关于普法战争的一组文章《战争短评》，以前还刊登过有关国际的代表大会的报道；巴黎公社失败后，鉴于报纸对公社的攻击日益增多，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

^[20] 巴黎公社是巴黎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1871年3月18日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是世界历史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巴黎公社从起义胜利之日算起共存在72天，终被资产阶级反动派淹没在血泊中。

^[21] 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创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

^[22]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在荷兰的海牙举行。和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各国的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这次代表大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并亲自参加下，从理论上、组织上彻底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等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罪恶活动，并把巴枯宁等人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后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

^[23] 恩格斯从1871年8月1日起任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由于总委员会已迁往纽约，为使总委员会与欧洲大陆的国际工人协会各组织保持联系，恩格斯做了大量工作。

^[24] 芬尼社社员是爱尔兰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第一批芬尼社社员组织是1857年在爱尔兰和美国建立的，该组织在美国把爱尔兰侨民团结起来。芬尼社社员主张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把租佃农民变成他们所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等等；他们试图以密谋暴动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一直没能成功。60年代末芬尼社社员遭到大规模镇压。70年代这一运动就失败了。

^[25] 莉迪娅·白恩士于1878年9月12日凌晨1点半逝世。莉·白恩士是玛丽·白恩士的妹妹，玛·白恩士去世以后，1863年莉·白恩士成了恩格斯的生活伴侣。莉·白恩士在去世前一天晚上与恩格斯结成了合法夫妻。
　　这一份讣告是恩格斯在莉·白恩士逝世当天写成的。1878年9月18日刊登在《前进报》上。讣告的手稿未保留下来。

^[26] 新工联它是19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英国工人运动的新派别。这个派别产生的原因在于：1883-1886年经济危机的影响和英国工业垄断企业的亏损造成了英国工人生活日益恶化。新工联与旧工联相比，有本质的区别。新工联的特点是具有战斗的进攻的精神（它们常常在罢工中产生），它拥有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其中有当时仍在工人运动之外的许多没有技术的工人。英国社会主义者，特别是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汤·曼，对于受到恩格斯热情祝贺和支持的新工联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27] 社会民主联盟它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联盟改组成社会民主党，1911年又与独立工党中的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该党的一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

^[28] 独立工党它是1893年1月新工联领导人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在布莱得弗德会议上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

^[29] 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3年8月6日-12日在苏黎世举行。代表大会主要讨论了同工人运动的策略有关的问题。代表大会在8月12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为恩格斯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在会上恩格斯发表了演说。

^[30] 1893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后，恩格斯从瑞士返回时，在造访维也纳以后来到柏林，1893年9月16-28日他都在柏林，1893年9月22日在柏林为欢迎他而举行的大会上发表了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483-485页）。

^[31]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出版的一家周报，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1879-1880年编辑是格·福尔马尔，1881-1890年编辑是爱·伯恩伯恩斯坦；马克思和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都批评并纠正过该报的错误，帮助该报贯彻党的无产阶级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