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全十卷） -> 第三卷
弗·恩格斯
流亡者文献〔179〕
一 波兰人的声明〔180〕
当俄国皇帝到达伦敦的时候，那里的全部警察都行动起来了。据说波兰人想刺杀他，已经物色到了一个新的贝雷佐夫斯基，而且这次比上次在巴黎武装得更完善。著名的波兰人士的住宅受到了便衣警察的包围，甚至还从巴黎召来了一个在帝国时代专门监视那里的波兰人的警官。在沙皇从他的住处到市中心的路上，警察防范措施已按战略原则作了严格部署，———可是，所有这些辛劳都白费了！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贝雷佐夫斯基，没有响过一次手枪声，同自己的女儿一样提心吊胆的沙皇虚惊一场。然而，这些辛劳毕竟没有完全白费，因为皇帝吩咐赏给为他效劳的警监每人5英镑，督察员每人2英镑（合100马克和40马克）的小费。
其实，波兰人所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不是刺杀高贵的亚历山大。波兰人协会〔181〕发表了一篇《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名的有：协会主席瓦·符卢勃列夫斯基将军；秘书扬·克林斯基。这份呼吁书在沙皇访问期间在伦敦流传得很广。除《雷诺新闻》外，伦敦各家报纸都一致拒绝刊登它，说是不应得罪“英国的贵宾”！
呼吁书一开头就向英国人指出[1]，沙皇正好是当他在中亚细亚进行一切准备来推翻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的时候来访问他们的，沙皇没有给他们增光，而是使他们受辱，如果英国不去倾听沙皇这位自诩为受他压迫的各民族之父的诱惑性言词，而稍微关心一下波兰人争取独立的愿望，那么英国和西欧其余国家都可以安心地停止自己的大规模备战活动。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俄国的军国主义是整个欧洲军国主义的后台。在1859年战争期间俄军充当了法国的后备，而在1866年和1870年则充当了普鲁士的后备，从而使这两个各在自己的时代领先的军事大国能够击溃自己的孤立无援的敌人。普鲁士作为欧洲头等的军事大国，是俄国一手造成的，尽管它后来超过了自己的保护者而令其感到不快。
接着呼吁书中说：
“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以及准备随时挺身捍卫人类利益的决心，波兰过去是，将来也始终是捍卫整个东北欧的权利、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先锋。许多世纪以来波兰一方面反抗东方野蛮人的入侵，另一方面又反抗当时几乎压迫着整个西方的宗教裁判所，就是不可辩驳的证明。西欧各国人民能在新时代的决定性时期不受干扰地发展自己的社会的生命力，这是靠了什么呢？是靠了而且只是靠了在欧洲东部边界上有波兰士兵在守卫着，他始终保持着警惕，随时准备战斗，从不吝惜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财产、自己的生命。欧洲在艺术和科学方面于16世纪重新苏醒了的生活所以能继续向前发展，工商业和财富所以能达到目前这种惊人的高度，都应当归功于波兰武器的保护。例如，假若不是波兰不顾自己后方遭到蒙古寇群的威胁而去援助中欧反抗土耳其人，不是它用维也纳城下的光辉胜利粉碎了奥斯曼人的强大实力，西方200年来的辛勤努力所获得的文明的遗产会变得怎么样呢？”
往下呼吁书中指出，就是现在，阻碍俄国用自己的力量来反对西方的，主要也还是波兰的反抗。正是由于这种反抗，俄国的最阴险的盟友——它的泛斯拉夫主义的代理人才被解除了武装。俄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波戈金在一本根据俄国政府的命令并由俄国政府出资印行的书中写道，波兰一向是俄国躯体中的一根刺，现在应当使它成为俄国的右臂，为此就必须使波兰恢复为一个受某位俄国公爵管辖的弱小的王国，——这样就很容易把居住在土耳其和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吸引到自己这边来。
“我们将用一个宣言来宣布这一点，英国和法国会忍痛不言，而对奥地利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所有的波兰人，甚至是最不妥协的波兰人都将投入我们的怀抱，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波兰人将同自己的兄弟们重新亲近起来。现在所有斯拉夫族都在受奥地利的压迫，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直到土耳其的斯拉夫人，都将殷切地等待有一天能像当时的波兰人那样自由地呼吸。我们将成为一个处于统一王权之下的有一亿人的民族，到那时，欧洲各民族，你们来吧，来同我们较量较量吧！”
[2]
“全世界都知道，波兰这样回答了所有这些诱惑；如果说我本来就该活着的话，那么我就要而且也一定要作为欧洲各自由民族中的一个自由民族而活着，而不是作为异邦君主征服全世界的计划的工具而活着”。
往下呼吁书阐述了波兰是如何证明自己的这个不可动摇的决心的。当法国爆发革命的时候，波兰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它已被第一次瓜分〔182〕弄得支离破碎，它已为四个国家所分割。虽然如此，它仍然勇敢地借助1791年5月3日的宪法〔183〕在维斯瓦河两岸竖起了法国革命的旗帜——它以这一举动使自己大大高出所有的邻居。波兰昔日的混乱状态由此而被消除，如果再有几十年平稳的、没有外来破坏的发展，波兰就会成为莱茵河东岸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瓜分波兰的列强是不喜欢波兰重新站起来的，尤其是不喜欢它由于把革命引进东北欧而站起来。它的命运被决定了：俄国人在波兰做到了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和帝国军队在法国所没有做到的事情。
“考斯丘什科曾同时为波兰的独立和为平等的原则而战斗。众所周知，波兰从丧失自己的民族独立的时候起，就不顾这种独立的丧失，依靠自己的爱国心，依靠同一切为人类利益而斗争的民族的团结，随时随地做保护遭到破坏的权利的先锋，参加一切旨在反对暴政的战斗。波兰没有因自己的灾难而气馁，没有因欧洲各国政府的盲目和恶意而动摇，它一刻也没有违背官本身、历史以及未来所赋予它的义务。”
它同时也制定了组织这个未来的即新的波兰共和国所应当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在1836年、1845年和1863年的宣言中都作了阐述。〔184〕
“这些宣言中的第一个宣言，除了宣布波兰的不可动摇的民族权利而外，还宣布了农民的平等权利。1845年的宣言是在波兰的领土上，在当时还是自由城市的克拉科夫发表的，并得到波兰各地代表的确认；它不仅宣布了这种平等权利，而且还宣布了农民应当成为他们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这一提法——在被俄国人占领的那部分波兰领土上，地主们把上述宣言看做是波兰民族权利的基础，他们依据这些宣言，在沙皇的所谓解放宣言发表之前很久，就决定自愿地和通过同农民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这个使他们的良心受到责备的内部问题（1859—1863年）。波兰的土地问题，原则上已由1791年5月3日的宪法解决了；如果说波兰农民仍然遭受着压迫，这完全归咎于沙皇的专制和权谋，他是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仇恨上的。上述决定早在1861年2月19日沙皇宜盲发表之前很久就已经作出了，而这个受到全欧洲热烈欢迎的、似乎要确立农民的平等权利的宣言本身，只不过是沙皇用来掩饰他夺取别人财产的一贯图谋的一个幌子而已。波兰农民依旧受着压迫……沙皇成了土地的所有者！而为了惩罚1863年波兰为反抗自己压迫者的阴险野蛮行为而举行的流血起义〔185〕，对波兰进行不断的残酷迫害，其残酷程度甚至会使过去许多世纪的专制暴君都要不寒而栗。
但是，不论是整整一个世纪以来沙皇对它的残酷压迫，不论是欧洲的冷漠态度，都不能扼杀波兰。我们活过来了，我们还要活下去，因为我们靠的是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这种发展使我们大大超出我们的压迫者之上，因为后者的存在彻头彻尾是依靠野蛮的暴力、监狱和绞架，而他们的对外行动的基本手段就是秘密的阴谋，背信的袭击，最后就是暴力的征服。”
以上援引的这几段话已足以表明这个呼吁书的特点，我们现在暂且把这个呼吁书放一放，来就波兰问题对德国工人所具有的重要性谈几点意见。
不管俄国从彼得大帝以来有了怎样的发展，不管它在欧洲的势力有了多么大的增长（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这方面出了不少力，尽管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在占领波兰之前，它实质上一直像土耳其一样是一个欧洲之外的大国。1772年波兰遭到第一次瓜分〔182〕，1779年俄国已经根据泰申和约〔186〕要求并得到了干涉德国事务的正式权利。这对于德国各邦君主应当是一个教训；但是，尽管如此，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这个唯一认真反抗俄国政策的霍亨索伦王朝成员和弗兰茨二世仍然同意完全消灭波兰。拿破仑战争之后俄国又攫取了前普鲁士所属和奥地利所属波兰各省的极大部分，现在它公然以欧洲仲裁者的身份出现了；这个角色它连续不断地扮演到1853年。普鲁士对自己在俄国面前摇尾乞怜颇感自豪；奥地利则违背已愿跟着俄国走，但是在决定关头它总是由于对革命的恐惧而让步，因为沙皇始终是反对革命的最后支柱。于是俄国便成了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同时也不放弃利用泛斯拉夫主义的煽动在奥地利和土耳其准备实行进一步的掠夺。在革命年代俄国军队对匈牙利的镇压，对东欧和中欧说来，就像巴黎六月战斗〔18〕之于西欧一样，是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其后，当尼古拉皇帝在华沙充当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 之间的仲裁者的时候，反动派对欧洲的统治也就随着俄国的统治的建立而建立起来了。克里木战争28使西欧和奥地利不再受沙皇的鄙视；普鲁士和德国各小邦则更加殷勤地匍匍在沙皇面前‘但是，在1859年沙皇就因为奥地利人的不顺从而惩罚了他们，不让他的德国藩臣袒护他们，而在1866年普鲁士则完成了对奥地利的惩罚。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俄国军队充当了整个欧洲推行军国主义的借口和后备。只是因为尼古拉自恃有百万大军——诚然大部分都是有名无实——，在1853年向西方进行挑战，路易—拿破仑才能利用克里木战争作为借口来把当时相当弱的法军变成欧洲最强的一支军队。只是因为俄国军队在1870年阻碍奥地利站到法国那边，普鲁士才能战胜法国，并建成普鲁士德意志军事王国。在所有这些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幕后，我们都看到了俄国军队。虽然毫无疑问，只要俄国的内部发展不是很快地转入革命轨道，德国对法国的胜利就必然会引起俄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就像普鲁士在萨多瓦战胜奥地利〔60〕引起了普法战争一样[3]，——但是，俄国军队将始终帮助普鲁士来反对国内的任何运动。官方的俄国直到现在仍然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和保护伞，而俄国军队则仍然是其他一切镇压欧洲工人阶级的军队的后备军。
这支庞大的专事压迫的后备军的矛头首先针对的正是德国的工人，其中既包括所谓德意志帝国的工人也包括奥地利的工人。只要奥地利和德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还有俄国撑腰，整个德国的工人运动的双手就一直会被束缚住。所以，我们比别人更关心摆脱俄国的反动势力和俄国军队。在这方面我们只有一个可靠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靠的盟友：波兰人民。
波兰由于其全部历史发展和目前所处的状况，较之法国在更大程度上面临着一种抉择：不是革命就是灭亡。因此，关于波兰运动本质上是贵族性质的运动的一切无稽之谈都是不攻自破的。在波兰流亡者中可以见到不少怀有贵族欲望的人；但是只要波兰本身一投入运动，他们就会成为完完全全的革命者，正像我们在1846年〔187〕和1863年〔185〕所看到的那样。这些运动不仅是民族运动，而且还直接为了解放农民和把土地转归农民所有。1871年，在法国的人数众多的波兰流亡者完全听从公社的支配，难道这是贵族的行为吗？难道这不是证明这些波兰人已经完全站在现代运动的高峰上了吗？自从俾斯麦把文化斗争〔188〕引入波兰并且借口教皇受亵渎而取缔波兰文教科书，限制使用波兰语，并且利用各种办法迫使波兰投入俄国的怀抱以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波兰贵族越来越接近俄国，以便在它的统治下至少重新统一波兰；革命群众的回答则是：建议同德国工人政党结成同盟，参加国际的斗争行列。
波兰是扼杀不了的，它在1863年证明了这一点，而且现在每天都在证明着。它在欧洲各民族大家庭中独立生存的权利是不容争辩的。但是，波兰的恢复，对于德国人和俄国人这两个民族自身来说尤其是必要的。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只要俄国士兵还侵占着波兰，俄国人民就既不能获得政治解放，也不能获得社会解放。但是在俄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下，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俄国失去波兰之日， 也就是俄国国内的运动强大到足以推翻现存秩序之时。波兰的独立和俄国的革命是互为条件的。而波兰的独立和俄国的革命——在社会、政治和财政无止境地陷入崩攒的情况下，在贪污贿胳之风腐蚀着整个官方俄国的情况下，这个革命的爆发比乍看起来要快得多——对德国工人来说，就意味着德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简言之即德国的反动势力，将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了，而这些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自己是能够对付的。
二 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189〕
每当革命或反革命遭到失败之后，在逃往国外的流亡者中间就会掀起狂热活动。形形色色的党派集团纷纷成立，它们互相责难，说对方把事情搞糟了，骂别人有背叛行为和犯了种种可能的重大罪孽。同时，它们都同祖国保持着密切联系，组织并进行秘密活动，印发传单和出版报纸，发誓要在24小时内就重新“干起来”并且说胜利是有把握的，因此，它们在事前就把未来政府中的职位分配好了。不言而喻，结果总是不断使人失望，由于它们不是把这一点同它们所不愿意了解的、必然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而是归咎于个别人物的偶然错误，互相间的责难就越积越多，最后发展为普遍的吵闹。这便是从1792年的保皇党流亡者直到今天的所有流亡者的历史；而流亡者中那些头脑仍然清醒和明智的人，只要有可能以委婉方式避开一切无谓的争吵，就力求避开，并着手做些更有益的事情。
在公社失败以后，法国流亡者也没有逃脱这种不可避免的命运。
由于在整个欧洲掀起了一个矛头针对着所有的流亡者的诽谤运动，特别是在伦敦，由于那里设有被法国全体流亡者看做共同核心的国际总委员会而对流亡者掀起了诽谤运动，有一个时期，流亡者们不得不至少对外界掩盖自己内部的纠纷，但是，最近两年来，他们已经无法掩盖他们内部日益加速的分化过程。到处发生公开的争执。在瑞士，一部分主要受秘密同盟创始人之一马隆影响的流亡者加入了巴枯宁派。接着，伦敦的所谓布朗基主义者也脱离了国际，另外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团体，称为“革命公社”。以后还产生了许多其他的团体，不过它们一直处在不断的变更和改组的状态中，连一篇像样的宣言也提不出来；而布朗基主义者却在不久之前提出了《致公社社员》的宣言，把自己的纲领公诸于世。
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布朗基主义者，决不是因为他们属于布朗基本人所创立的集团（33个在纲领上签字的人中只有两三个人曾同布朗基谈过话），而是因为他们想要根据布朗基的精神和传统行动。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建议。布朗基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主要是一个“实干家”他相信组织得很好的少数人只要在恰当的时机试着进行某种革命的突袭，能够通过最初的若干胜利把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就能取得革命胜利。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布朗基当然只有通过秘密结社的形式才组成了这样的核心，于是便发生了在搞密谋时通常会发生的事情：那些对没完没了地保证马上就干起来这种空洞诺言感到庆倦的人，终于再也忍耐不住了，开始闹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有一种选择：或者听任密谋瓦解，或者在没有任何外部导因的情况下开始起义。起义爆发了（1839年5月12日），但是立刻就被镇压下去。顺便说一句，这是布朗基的唯一的一次没有被警方侦查出来的密谋；这次起义对警察局是一个晴天霹雳。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进行的突袭，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进行突袭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事先又被组织起来，服从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专政。
由此可见，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
对革命事变进程的这种看法，至少对德国工人政党来说，早已过时了，就是在法国也只能得到不太成熟或比较急躁的工人的支持。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就是在上面提到的纲领中，这些看法也已经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我们伦敦的布朗基主义者所根据的仍然是这样的原则：革命完全不是自行发生的，而是制造出来的；革命是由为数不多的一批人根据预定的计划制造出来的，在任何时刻都可以“马上干起来”。
很自然，抱着这些原则的人只能无可救药地充当流亡者的一切自我欺骗的牺牲品，接二连三地去干蠢事。他们最愿意扮演布朗基这种“实干家”的角色。但是在这里只有善良的愿望还不够；布朗基的革命本能和他的果断精神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无论哈姆雷特说过多少次要有毅力，但哈姆雷特始终是哈姆雷特。而当我们这33位实干家在他们称之为实干的领域中毫无作为的时候，我们这33位布鲁土斯就陷入了与其说是悲剧性的，毋宁说是喜剧性的自我矛盾中，这矛盾并不因为他们满脸愁容，似乎人人都是“怀藏匕首的麦罗斯”[4]，而显得更富有悲剧性。顺便说一下，这一点甚至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策划下一次“干起来”，并提出了公敌名单，以便纯洁（épurer）公社参加者的队伍；因此其他流亡者就称他们为纯洁派（les purs）。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否接受这一称号，何况对他们中间有些人来说这一称号是很不恰当的。他们的会议是不公开的，决议也应当是保密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整个法国人居住区在第二天早晨把这件事当做闲谈的资料。正如这类严肃的实干家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常常会有的情形一样，他们卷入了一场与某位旗鼓相当的对手的起先是私人性质的，接着是学术上的论战；这位对手是巴黎小报界最声名狼藉的人物之一，一个姓韦梅希的人，他在公社期间出版了《度申老头》，这是对1793年阿贝尔的报纸的可怜的模仿。〔190〕为了回答他的对手们的道义上的谴责，这位高贵的勇士在他的一篇讽刺文章中把他们全体称为“无赖或无赖的帮凶”，用罕见的一大堆下流话来骂他们：
“每一个字，都是一把夜壶，而且不是空夜壶。”
[5]
“凡尔赛的崩溃，为公社复仇的时刻已经到来。因为我们正接近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接近一次大危机，由于灾难深重似乎陆人绝境并走向死亡的人民正重整旗鼓开始革命的进军。”
于是，又干起来了，并且立即干起来了。这种立即”为公社复仇”的愿望不单纯是流亡者的幻想，对于那些硬要在一个从他们的角度，即从革命攻击的角度来看根本无法有所作为的时刻成为”实干家”的人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信条。
这已成为老一套的成规。既然已经干起来了，他们就认为，“一切还保持生命力的流亡者应该明确自己立场的时刻到来了”。
于是，这33个人向我们声明：他们是（1）无神论者，（2）共产主义者，（3）革命者。
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他们都想成为走得最远、最极端的派别的代表者。因此，顺便提一下，尽管他们的目的与巴枯宁主义者根本对立，他们采用的手段却常常与后者相同。这就是说，他们要在无神论方面比所有的人都激进。在我们的时代，当个无神论者幸而并不困难。在欧洲各工人政党中无神论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事，虽然在有些国家中它往往带有那位西班牙巴枯宁主义者的无神论所带有的那种性质，这位巴枯宁主义者说：信奉神，同整个社会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但信奉童贞马利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每一个正派的社会主义者当然都应该信奉她。至于德国绝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则甚至可以说，无神论在他们那里已成了往事；这个纯粹否定性的术语对他们已经不适用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只是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根本不相信神了；他们干脆把神打倒，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和思考，因此他们是唯物主义者。在法国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最简单的做法莫过于设法在工人中广泛传播上一世纪卓越的法国唯物主义文献。这些文献迄今为止不仅按形式，而且按内容来说都是法兰西精神的最高成就；考虑到当时的科学水平，在今天看来它们的内容也仍然有极高的价值，它们的形式仍然是不可企及的典范。但是，这却不合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的胃口。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比谁都激进，于是像1793年那样，用法令来取消神：
“但愿公社使人类永远摆脱昔日苦难的这个幽灵〈神〉．摆脱人类现今苦难的这个原因〈这个不存在的神竟是原因！〉。——在公杜中没有教士的位置，一切宗教宣传和宗教组织都应加以禁止。”
而这个要求，即遵照穆夫提的盼咐[6]使人们成为无神论者，是由两位公社委员签署的，而他们一定已有充分的机会体验到：首先，在纸上可以随便写多少条命令，而用不着去实际执行；其次，迫害是巩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我们的时代唯一能替神帮点忙的事情，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条，并以禁止一切宗教来超越俾斯麦的文化斗争〔188〕中的反教会法令。
纲领的第二点是共产主义。
这里我们到了一个熟悉得多的领域，因为在这里我们所乘的那只船就是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1872年秋天就已经退出国际的五个布朗基主义者宣称，他们拥护一个在一切基本点上同现今德国共产主义纲领相一致的社会主义纲领，并且声称他们退出国际的理由仅仅是由于国际拒绝按这五个人的意见推行革命。〔191〕现在33人委员会已经接受这一纲领及其整个唯物主义历史观，虽然这一纲领是用布朗基主义者的法语翻译的，译文还有许多地方尚待改善，因为它没有十分确切地表达《宣言》的原文，例如下面有这样一段话：
“资产阶级撕下了从前遮盖着对劳动的剥削这一奴隶制最后表现形式的神秘面纱：在这个可归结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简单对立的社会里，政府、宗教、家庭、法律、过去和现在的各种设施最终表现为压迫工具，资产阶级用它们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并镇压无产者。”
请把这一段话同《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比较一下：
“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7]等等。
但是，只要我们从理论下降到实践的领域，这33个人的特色就显露出来了：
“我们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间站停留，不作妥协，因为妥协只会推迟胜利到来的日子，延长奴隶制的寿命。”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始终清楚地瞄准和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33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抱有善良的愿望，想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么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
把自己的急躁当做理论上令人信服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
可是归根到底，我们这33个人是“革命家”。
而在这个方面，就大言不惭而言，大家知道巴枯宁主义者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却认为自己有责任要胜过他们。怎样胜过呢？大家知道，从里斯本和纽约到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的所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都立即对巴黎公社的行动承担了全部责任。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认为这还不够：
“至于说到我们，我们要求对〈公社期间〉处死人民的敌人一事负自己的一份责任〈接着列出了被枪决者的名单〉，我们要求对旨在破坏君主压迫或资产阶级压迫的工具，或者为了保卫战斗者而纵火一事负自己的一份责任。”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就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难免做出许多蠢事，当人们最后平静下来，能够重新进行批评的时候，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做了许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没有做许多应该做的事，因此事情搞糟了。
但是，如果把公社看做是完全神圣的，宣布它是绝对没有错误的，断言烧毁的每一幢房子，枪决的每一个人质都是毫无差错的，即使细校末节也做得完全恰当，那是多么缺乏批评精神！这不就是断言，在5月的那一周中人民枪决了恰恰那些该枪决的人，烧毁了恰恰那些该烧毁的建筑物？这不就是等于断言，第一次法国革命期间每一个被斩首的人，起先是罗伯斯比尔下令斩首的人，以后是罗伯斯比尔自己，都是罪有应得？可见，实质上很温和的人硬要装出十分吓人的样子时，事情就变得多么幼稚可笑！
够了。尽管这些流亡者做了各种蠢事，尽管他们让小伙子卡尔[8]装出吓人样子的种种尝试变成一出出滑稽戏，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一纲领向前跨了极为重要的一步。这是法国工人赞同现代德国共产主义的第一篇宣言。而且，他们还是属于把法国人看做革命的选民，把巴黎看做革命的耶路撒冷的那一派别的工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是瓦扬不容争辩的功绩，他在纲领上同别人一起签了名，大家知道，他精通德文和德国社会主义文献。而德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在1870年证明他们完全摆脱了一切民族沙文主义，现在他们会把法国工人接受正确的理论原理（尽管这些原理是从德国来的）这一事实看做良好的预兆。
三〔192〕
在伦敦有一家不定期的俄文评论性杂志，名叫《前进！》（“Vperëd！”）。它是由一位极可敬的俄国学者[9]主编的。在俄国流亡者文献中盛行的一种严格的礼节禁止我们说出他的名字。甚至那些装做是真正的革命的食人者、那些把对任何东西的尊敬都叫做背叛革命的俄国人，在自己的论战中也恪守不指名道姓的虚套，而且丝毫不苟，这种精神只有在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上才能见到；他们始终遵守这种虚套，即使这已经显得很可笑也要加以遵守。比如在上述场合就是这样，因为所有俄国流亡者和俄国政府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当然根本不想无缘无故地泄漏这个保守得这样严格的秘密：但是，因为连儿童都应当有个名字，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为了行文方便起见用俄国人喜爱的名字彼得来称呼《前进！》的这位编辑，希望他不要见怪。
朋友彼得按哲学观点来说是一个折中主义者，他力图从各种千差万别的体系和理论中选择最好的东西：把一切都试一试，把最好的留下来！他知道，一切东西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重要的是，好的一面应当吸收，而坏的一面则应抛弃。但是由于每件事物，每个人，每种理论都有这种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每件事物，每个人，每种理论差不多既是好的，又是坏的，就像任何别的东西一样，因而从这个观点看来，着急去肯定或否定这一事物或那一事物是蠢举。从这个观点看来，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一切斗争和一切争论，都应当看做是极其荒谬的行为，只能使他们的敌人称快。因而完全可以理解，一个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总企图使所有这些互相斗争的人们调和起来，认真地劝他们不要再在反动派面前演出这种闹剧，而应该只是攻击共同的敌人。如果他是刚刚从俄国来的，那么这就更加自然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俄国，工人运动得到了巨大发展。
因此，《前进！》千方百计地劝导所有社会主义者保持和睦，或者至少避免任何公开的纠纷。当巴枯宁主义者企图捏造种种借口，通过欺骗和谎言使国际受他们的统治，从而在这个协会中引起了尽人皆知的分裂的时候，《前进！》又在呼吁团结。当然要达到这种团结只有一个办法，即立即让巴枯宁主义者为所欲为，并把国际手脚捆绑起来听凭他们的秘密阴谋去处置。人们并没有完全失去责任心，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接受了挑战；海牙代表大会〔193〕作出决议，赶走了巴枯宁主义者并决定公布文件，以证明开除是正当的。
《前进！》编辑部大发牢骚，抱怨没有把整个工人运动当做贡品奉献于心爱的“团结”之前。但是，当使巴枯宁主义者声誉扫地的文件真的在委员会的报告（见《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10]不伦瑞克白拉克出版社德文版）中出现以后，惊恐的情绪就更加严重了。我们听听《前进！》自己是怎么说的。
“这个出版物……带有充满火气的论战性质，矛头指向站在联邦主义者前列的人物……它的内容充满了私事，这些私事都只是道听途说来的，因而它们的可靠性对于起草人来说不是没有疑问的。”
[11]
“来自资产阶级阵营，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最清楚地表明，工人队伍中为政权而斗争的战士之间的互相指责的论争著作对于工人等级的共同敌人，对于资产阶级和国家说来会有什么意义”。
我们首先指出，巴枯宁主义者在这里简单地被称为“联邦主义者”其对立面则是所谓的集权主义者，这说明作者似乎相信了这种不存在的、为巴枯宁主义者所发明的对立。事实将证明，实际上这是无中生有的。其次，我们指出，作者是根据维也纳《新自由报》这种下流的资产阶级报纸上的一篇作为订货写成的小品文得出结论，说什么真正的革命者不应当揭露假装的革命者，因为这些相互指责会使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拍手称快。而在我看来，《新自由报》以及所有这一帮报人尽可以写出成千上万的小品文，但是对德国工人政党的行为丝毫也发生不了影响。任何斗争都包含有不能不使敌人在某种程度上称快的因素，不然换个方式就会使自身遭到实际损害。幸而，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是可以让敌人暗自称快一下的，只要以这个代价可以取得真正的成就。
但是，主要的指责是，报告充满了”私事，它们的可靠性对于起草人来说不是没有疑问的”，因为这些私事都只是道听途说来的。但是，朋友彼得从何得知，像国际这种在整个文明世界都有自己的常设机构的协会只能凭道听途说收集这类事实。这一点他没有说明。他的论断无论如何是极端轻率的。报告所谈的事实都有真实的文件作证据，连所涉及的人物也不敢对它们提出异议。
但是朋友彼得坚持认为，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规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或者，我们就近看看当代的情况吧：如果某个贞洁的伊萨伯拉嫁给了一个人，据深知他的一些人（例如，陪审推事乌尔里希斯）作证说，这个人不喜欢女人，因而只迷恋男性，而她，受到冷淡后，就乱找男人，——那么，所有这一切完全是私事。但是，如果上面提到的贞洁的伊萨伯拉是西班牙女王，而陪伴着她的青年人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军官，名叫塞拉诺；如果这个塞拉诺由于两人单独在一起时立下的功劳而被提升为元帅和内阁首相，后来被另一个宠臣所排挤和贬黜，然后又依靠其他遭遇相同的伙伴的帮助把自己的不忠实的女友从国内撵出去，最后，在经过种种惊险之后，自己成了西班牙的独裁者，成了俾斯麦竭力为之效劳以使之获得各大国承认的大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伊萨伯拉和塞拉诺的私人历史就成了西班牙历史上的一章，如果有谁想写现代西班牙的历史，而又有意地不向自己的读者提这段情节，他就是伪造历史。同盟是一个匪帮，其中除了受骗者外，还有大量骗子、冒险家、欺诈者、警探、投机钻营分子和懦夫，当描述这个匪帮的历史的时候，是否应当伪造这个历史，把这班先生们的种种下流勾当当做“私事”有意地加以隐瞒呢？朋友彼得尽可以吃惊不已，但是他可以相信，我们还远没有全盘端出这些“私事”。材料正越积越多。
如果《前进！》把报告说成主要是用私事编成的拙劣作品，那么这种做法是很难确定其性质的。一个会写出这种东西来的人，或者是根本没有读过这个报告，或者由于见识太少或成见过深而不能理解它，或者明明知道自己所写的东西是不真实的。读过《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的人不能不深信，其中引用的私事是这本书中最不重要的东西，是为了更好地描绘其中所提到的人物而列举的例证，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删去而无损于这本书的主要目的。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其唯一目的是要使欧洲工人运动服从少数冒险家暗中的独裁；为这个目的干出了种种卑鄙勾当，特别是涅恰耶夫在俄国干出的卑鄙勾当，——这就是该书所谈到的东西；断言它的全部内容都是私事，说得轻一点，这是不负责任的。
当然，把俄国运动中肮脏的，毫无疑问非常肮脏的一面这样突然地、赤裸裸地向西欧揭露出来，对某些俄国人说来可能是非常不幸的。但是，这是谁的过错呢？不是那些代表这个肮脏一面的俄国人，不是那些欺骗自己的同胞还嫌不够，竟然还想让整个欧洲工人运动为自己的私人目的服务的俄国人自己，又是谁呢？如果巴枯宁和他的同伙只是在俄国建立自己的英雄业绩，在西欧就未必有人会认为应把他们当做靶子。俄国人自己会操心自己的事的。但是，既然这些对西欧工人运动发展的条件和进程一窍不通的先生们竟想在我们这里扮演独裁者的角色，那就不是小事了：应当直截了当地制止他们。
况且，俄国运动是能够安然地经受起这类揭露的。一个产生了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两个大作家、两个社会主义的莱辛的国家，决不会因为一度产生了像巴枯宁这样的骗子和一些像癞蛤蟆一样好吹牛皮、到头来互相吞食的不成熟的大学生，就会灭亡的。其实，就是在俄国年轻一代中间，我们知道也有一些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杰出才能和精力充沛的人，他们靠自己的语言知识，在熟悉各国的运动方面超过了法国人和英国人，而在处世灵活方面则超过了德国人。那些了解工人运动并亲自参加工人运动的俄国人会认为，使他们摆脱对巴枯宁主义者欺诈行径负有的共同责任，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妨碍《前进！》用下面这段话来结束自己的评论：
“我们不知道，这本小册子的作者们如何看待该书所产生的效果。我们的大部分读者想必会像我们一样感到心情沉重，我们就是怀着这种心情阅读这本小册子和为了履行史家的职责而在我们的刊物上披露这些可悲现象的。”
我们的叙述的第一部分就谈到朋友彼得的这种沉重心情为止。第二部分从《前进！》同一卷上所载的下面这段话开始：
“我们用另一则这类消息来使我们的读者共享快乐。著名著作家彼得·尼基提奇·特卡乔夫现在也同我们站在一起，加入我们的队伍了；经过四年监禁之后，他成功地逃出了使他无所作为的监禁地，从而加强了我们的队伍。”
著名著作家特卡乔夫是什么人，我们从他本人在1874年4月出版的一本俄文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中可以知道。这本小册子表明，他是一个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仿佛是俄国革命青年中的小卡尔·米斯尼克。他告诉我们说，到处都有人要求他参与《前进！》杂志的工作；他知道，编辑是反动分子，然而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前进！》杂志，请注意，这完全不是别人对他的要求。他来到之后惊异地发现，编辑，即朋友彼得，操有最终决定取舍文章之权。自然，这种不民主的行事方式使他感到愤慨，他写了一封详尽的信，信中说，“从维护正义和基于纯粹理论方面的考虑……”他为自己和所有其他的撰稿人要求（请注意，后边这些人根本没有这种要求）“在刊物的编写和经济方面的一切问题上，都有平等的〈同主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在这里，一种稚气立即暴露出来了，它在俄国流亡者运动中虽然不占上风，但是或多或少是受到宽容的。一位在本国负有盛名的俄国学者，流亡到国外，筹集资金在国外创办一个政治性刊物。他的事业刚刚有所进展，未经任何邀请，就有一个陌生的、多少有些过度兴奋的年轻后生跑来，自荐为他撰稿，并且极其幼稚地提出条件，要在有关编写和金钱的一切问题上都同刊物创办人享有同样的表决权。在德国，对这种人会干脆嗤之以鼻的。但是俄国人则不是那么粗野。朋友彼得同样“从维护正义和基于纯粹理论方面的考虑”竭力说服他，要他相信自己错了。自然，这是徒劳的。深受委屈的特卡乔夫像阿基里斯一样躲避自己的营幕，并且从那里用自己的小册子向朋友彼得开火，称其为“庸俗哲学家”。
他不厌其烦地引用了一大堆巴枯宁主义者关于真正革命实质的已被重复过无数次的词句，来指责朋友彼得，说他的罪行就是要人民为革命预先做准备，使他们“明确了解和意识到自己的需要”。但是，谁想这样做，据说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而是和平进步的信徒，亦即反动分子“合乎德国人口味的不流血革命”的朋友。真正的革命者“懂得人民是时刻准备着发动革命的”；谁不相信这一点，他就是不相信人民，而相信人民“乃是我们的力量之所在”。对于那些不明白这一点的人，作者援引了涅恰耶夫这位“我们当代青年的表率”的格言。朋友彼得说，在人民做好发动革命的准备之前，我们应当等待。“但是我们不能，我们也不想等待”，真正的革命者和庸俗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认为自己有权随时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等等。
在我们西欧，只要一个简单的回答就可以终止所有这些幼稚言行：如果你们的人民时刻准备着发动革命，如果你们认为自己有权随时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如果你们已经再也不能等待了，那你们干吗还用废话来烦扰我们，鬼知道你们为什么不干起来呢？
但是，在我们的俄国人看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朋友彼得认为，特卡乔夫先生的幼稚的、枯燥的、矛盾的、翻来覆去喋喋不休的议论，能够对俄国青年产生一种像维纳斯山那样的魔力，于是他这个俄国青年的忠实的埃卡尔特，就出版了一本长达60页印得密密麻麻和警语连篇的书翰〔194〕。他在这里陈述了他本人对革命实质的看法，一本正经地研究了人民是否已经准备好进行革命，革命家们是否有权并且是在什么条件下有权号召人民起来革命，此外还发表了其他诸如此类自作聪明的议论。这些东西整个看起来和经院哲学家关于童贞马利亚的研究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里“革命”本身成了某种像童贞马利亚之类的东西，理论成了信仰，参加运动成了祭祀，而一切活动都不是在平庸的尘世展开的，而是在泛泛空话的九霄云外进行的。
但是，朋友彼得却因此陷入了可悲的自相矛盾的境地。他虽然鼓吹团结，反对革命党内部的任何论战、任何“互相指责的论争著作”，但是他如果不同样参加论战，当然就不能履行自己的埃卡尔特的责任，如果不同样指责自己的对手，当然就不能回答对手的指责。发生这种“可悲现象”时他的心情是多么“沉重”，朋友彼得将亲自告诉我们。他的小册子一开头这样写道：
“两害相权取其轻。
我很清楚地知道，俄国流亡者的全部文献包括的都是些互相指责的小册子，其中争论谁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谁不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谁是真诚的谁不是 真诚的，谁才是俄国青年的真正代表、名副其实的革命政党的真正代表，——这全部纯系俄国流亡者私人之争的文献，使读者感到厌烦，对革命斗争事业也没有任何价值，而且只能使我们的敌人称快…… 我知道这个，但我仍然认为，我必须写这些篇章，必须用自己的手为这可悲的文献增加一点数量，使读者厌烦，敌人称快…… 所以必须这样做，因为两害相权应取其轻。”
妙极了。但是，既然朋友彼得在《前进！》杂志上大大发扬真正基督徒的容忍精神，并要求我们容忍被我们揭穿了的骗子——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他和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些骗子——，那么为什么他对报告的作者们就一点也不容忍呢！竟不问问自己，他们不是也有必要两害相权取其轻吗？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一定要先碰了钉子，然后才认识到，如果不进行比较尖锐的论战来反对那些在假革命活动的掩盖下力图使整个欧洲工人运动走上歧途并取消整个运动的人，那就可能发生比这种论战更有害的事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不过，我们对朋友彼得还是宽厚一点吧，他的遭遇已经是够不幸的了。他怀着完全知罪的意识还没有做完他责备我们所做的那种事情，涅墨西斯又赶着他往前走了，迫使他为卡尔·塔勒先生在《新自由报》上撰写小品文提供新材料。
“或者”他问随时准备起义的特卡乔夫“你们的宣传鼓动大概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吧？你们的组织大概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吧？确实准备好了吧？难道这不是‘典型’革命家的著名的秘密委员会，发号施令的两人委员会吗？我们的青年受了多少欺蒙，受了多少哄骗，他们的信任被可耻地滥用了，弄得他们已经不敢立即相信革命组织已经准备好了。”
当然，俄国读者不需要别人说明，这”两人”就是巴枯宁和涅恰耶夫。他接着写道：
“但是有人声明说，他们是人民之友，是社会革命的信徒，然而在他们的活动中却带有我在前面称之为‘旧社会的复活’的虚伪和不真诚品质…… 他们利用了新制度的信徒们对旧制度的不公平的愤慨，提出了一条原则：在斗争中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他们把欺骗同志，欺骗那个似乎是他们服务对象的人民都算做是这种可用的手段。他们只要能组成一个相当强大的党，就不惜欺蒙所有的人，好像组成一个强大的社会革命的政党可以没有党员的真诚团结似的！他们准备在人民中燃起劫掠和不劳而获的旧欲望…… 他们准备剥削自己的朋友和同志，把他们变成自己计划的工具，他们在口头上准备捍卫个人和小组的最充分的独立和自治，同时却在建立最坚决的秘密独裁制度，把他们的信徒培养成最驯服的、盲目听从的工具，好像社会革命通过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联合，通过一个由那些在行动上经常否定在口头上宣扬的东西的人组成的团体就能完成似的！”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是事实：这段话很像是从《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中摘引来的，两者的相像看起来就像两个鸡蛋一样，而写这段话的人正好是几个月前把这本书当做反对共同事业的犯罪行为来谴责的那个人，理由是该书进行了攻击，而这种攻击却和上面所援引的那段话一模一样，所反对的也同样是那些人。现在我们可以满足了。
如果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一看胸怀壮志但却一事无成的特卡乔夫先生，以及我们这位朋友彼得在这件事情上所遭到的一点不幸，那就该轮到我们来说：
“我们不知道，作者们如何看待所产生的效果。我们的大部分读者想必会像我们一样感到‘愉快我们就是怀着这种心情阅读这篇文章和为了履行史家的职责而在我们的刊物上披露这些‘特殊'现象的。”
但是，还是把玩笑搁在一边。迄今的俄国运动中之所以发生许多奇怪现象，是由于长期以来任何一部俄国著作对于西方说来都好像是天书一般，因此巴枯宁及其同伙就很容易把他们所干的勾当向 西方隐瞒起来，而这些勾当在俄国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他们大力散布这样一种观点：说什么为了运动本身的利益，即使俄国运动中肮脏的东西，也应当向西方隐瞒起来；谁把俄国的事情——因为它们见不得人——告诉欧洲，谁就是叛徒。现在这种情况已经结束。通晓俄语，现在至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已经不是那样稀罕的事情了；俄语是活的语言中最有力量和最丰富的语言之一，所以无论就其本身而言，或者就其所展示的文学作品而言，都是完全值得学习的。俄国人应当融入国际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说他们的运动从今以后要在欧洲其余国家的面前并在它们监督之下进行。任何人都没有像俄国人自己那样不得不因以前与外界隔绝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不是处于这种隔绝状态，他们是不会在许多年中被巴枯宁及其同伙那样可耻地愚弄的。从西方的批评中，从西欧的各种运动同俄国运动的相互国际影响中，从终于正在实现的俄国运动同全欧运动的融合中获益最大的正是俄国人：自己。
四〔195〕
《人民国家报》的读者不走运。他们当中有些人想必还记得，我在前一篇关于流亡者文献的文章（第117和118号）中分析了从俄文《前进！》杂志上摘录下来的几段话，以及它的编辑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当时在进行分析的时候完全是顺便提到了某位彼得·特卡乔夫先生，他为了反对上面提到的那个编辑而写了一本小册子，我之所以要同他打交道，只是因为避免不了。我根据作者不朽著作的形式和内容，说明他是“一个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仿佛是俄国革命青年中的小卡尔·米斯尼克”，并且对《前进！》杂志的编辑表示遗憾，因为他竟认为有必要和这样的对手周旋。但是很快我就感觉到，卡尔这个孩子也开始威胁我了，他把我拖入同他的论战。他发表了一封1874年由苏黎世《哨兵报》印刷所出版的彼得·特卡乔夫《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这封信把这位特卡乔夫先生理应知道我没有说过的各种琐事都加到我的头上，对此我是不在乎的，但是，特卡乔夫先生向德国工人提供了有关俄国状况的完全不真实的描述，企图以此来替巴枯宁主义者有关俄国的活动作辩护，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予以反驳。
特卡乔夫先生在他的公开信中总是以俄国革命青年的代表自居。他断言，我“给……俄国革命者出主意，说服他们和我〈！〉结成同盟”；同时，说什么我“以最不利的色调来向德国工人”描写“俄国革命政党的国外代表”、他们的意向和他们的著作。他说道：“您向我们俄国人表示了您的最深的蔑视，因为在您看来，我们是如此‘愚蠢’和‘不成熟’”等等，”幼稚的中学生，这就是您赐予我们的称呼”——而结尾自然是下面这张王牌：“您嘲笑我们，就是为我们的共同敌人即俄罗斯国家很好地效劳”。说什么我“用尽一切骂人话”来攻击他特卡乔夫先生本人。
彼得·尼基提奇·特卡乔夫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所有这一切没有一句是真话。第一，在上述文章中我只是要特卡乔夫先生本人对特卡乔夫先生的名言负责，而没有归咎于其他任何人。我根本连想都没有想到要把他看做是俄国革命者的代表。如果他硬要以此自居，而把我所说的关于幼稚的中学生的话和其他恭维话从自己身上转送给他们，那我就要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自然，在俄国革命青年中也像在任何地方一样，会碰到道德和智能极不相同的人。但是一般说来，即使把时代的差别和重大的环境差别充分估计在内，俄国青年现在无疑也要远远高过我们德国青年学生，甚至高过他们在黄金时代即在30年代初的水平。除了特卡乔夫先生本人，谁也没有给予他代表所有这些青年人讲话的权利。尽管这一次他表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巴枯宁主义者，但是我还是怀疑他是否有权代表这样一些为数不多的俄国巴枯宁主义者来发言，即代表我曾经说过的“一些像癞蛤蟆一样好吹牛皮、到头来互相吞食的不成熟的大学生”来发言。但是，就算他真的代表他们，这仍然只不过是关于伦敦土利街三个裁缝的老故事的翻版，这三个裁缝曾发表一个宣言：“我们，英国人民，声明”等等[13]。因此，必须首先确定，“俄国革命者”无论先前和现在都与这里的问题毫不相干，我们应当把特卡乔夫的“我们”到处都读做“我”。
据说，我曾给他“出过主意”！对于这点我一无所知。打击，彼得·尼基提奇，我倒或许顺便给过几下，但是主意？[14]劳驾请提出证据。
据说，我曾说服他或者像他这一类的人和我结成同盟，而且还指出这是我在前一篇文章的末尾谈到的。如果特卡乔夫先生能证明这点，我就给他10马克俾斯麦时代的帝国硬币。
据说，我曾断言他“愚蠢”——也给这两个字加上了引号。虽然我不想否认，他的才能的光芒——假如一般还可以说他有才能的话——在这两本著作中并没有放射出来，但是每个人仍然可以相信，在我的文章中“愚蠢”这两个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不过，巴枯宁主义者先生们在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总是求助于伪造引文。
此外，据说我还“嘲笑了”他，把他形容得“滑稽可笑”。特卡乔夫先生想硬要我认真看待他的小册子，这当然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德国人素来被认为是单调乏味的人，而且在许多时候确实也应该博得这样的称号。但是这并没有给我们加上一层义务，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像巴枯宁主义者那样单调乏味和一本正经。德国工人运动由于同警察、检察官和监狱看守进行游击战而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幽默气质，我为什么要否认它呢？谁也没有禁止特卡乔夫先生也尽力来嘲笑我，把我形容得滑稽可笑，只是不要把谎言加在我的身上。
然后接着便是一个无可比拟的指责：我如实地介绍了特卡乔夫先生及其著作就是“为我们的共同敌人即俄罗斯国家很好地效劳”！同样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像我那样描绘他，我就是违反“国际工人协会纲领的基本原则”！这里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巴枯宁主义者。这些真正的革命者先生们，对我们总是为所欲为，尤其是他们在暗处这样干的时候，但是，你若试图不用最尊敬的口吻来谈论他们，试图揭露他们的活动，批评他们和他们的空话，你就是为俄国沙皇效劳和破坏国际的基本原则。事情恰恰相反。为俄国政府效劳的不是别人，正是特卡乔夫先生自己。如果俄国警察当局稍微聪明一点，它就会在俄国大量散发这位先生的小册子。一方面，警察当局未必能找到更好的手段，来在一切明白事理的人面前败坏作者自视为其代表的俄国革命者的名誉。另一方面，始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些很好的但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被特卡乔夫先生引上轻举妄动的道路，从而自投罗网。
特卡乔夫先生说，我“用尽一切骂人话来攻击他”。但是有一种责骂，即所谓讽刺挖苦，是最有效的雄辩手段之一，这种手段一切大演说家在必要时都加以运用，而英国最有才能的政治著作家威廉·科贝特则是运用这种手段的能手，其运用之妙迄今还令人赞叹不已，并成为不可企及的典范。特卡乔夫先生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也“骂”得很不坏。因此，即使我也骂了人，那么这本身也决不能构成我的罪过。但是，既然我并没有把特卡乔夫先生当做一回事，因而也根本没有采用什么雄辩术，所以我根本也不可能去辱骂他。我们来看一看，关于他我说了些什么。
我称他为“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不成熟可以指性格、智力和知识。至于说性格的不成熟，我用以下一段文字转述了特卡乔夫先生本人的故事：
“一位在本国负有盛名的俄国学者，流亡到国外，筹集资金在国外创办一个政治性刊物。他的事业刚刚有所进展，未经任何邀请，就有一个陌生的、多少有些过度兴奋的年轻后生跑来，自荐为他撰稿，并且极其幼稚地提出条件，要在有关编写和金钱的一切问题上都同刊物创办人享有同样的表决权。在德国，对这种人会干脆嗤之以鼻的。”
在这之后我没有必要再列举证据来说明他的性格的不成熟。下面那段从特卡乔夫先生的小册子中摘录下来的话，已充分证明他的智力的不成熟。至于谈到知识，那么《前进！》杂志和特卡乔夫先生之间的争论大部分是围绕着下述问题进行的：《前进！》杂志编辑要求俄国革命青年学会一些东西，用认真的、切实的知识来丰富自己，养成用合乎规律的方法来批判地思考的能力，兢兢业业地致力于自我提高和自我教育。特卡乔夫先生厌恶地拒绝了这类劝告：
“我不得不再三地表示他们常在我心中引起的极大愤慨…… 学习吧！提高自己吧！呵，上帝，难道这是一个活人在向活人们说话？等待！学习，深造！我们到底是否有权等待？（意思是指和革命一起等待下去〉我们是否有权把时间搜费在提高自己上面？”（第14页）”知识——这确实是和平进步的必要条件，但对革命说来它们根本是不必要的。”（第17页）
[15]
此外，我说过，特卡乔夫先生的议论是幼稚的（本文中所摘录的话就是这方面的证明）、枯燥的（这一点大概作者本人也不会否认）、矛盾的（正如《前进！》杂志编辑向他指出的那样）和翻来覆去喋喋不休的（这也是准确的）。然后我谈到了他的雄心壮志（关于这一点我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的）和一事无成（本文再充分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儿究竟哪儿有骂人的话呢？我把他比做小卡尔·米斯尼克，比做德国最讨人喜欢的中学生和最为人所熟悉的德国著作家之一，这根本说不上是骂人话。不过，别忙！我不是说过，他像阿基里斯一样躲进自己的营幕，并从那里用自己的小册子向《前进！》杂志开火吗？问题原来在这里。一个一听到学习二字就勃然大怒的人，一个可以大胆地把海涅的诗句
当做自己的座右铭的人，在这里头一次听说阿基里斯这个名字，完全是意料中的事。由于我提到阿基里斯时同时也提到了“营幕”和“开火”，因此特卡乔夫先生可能会以为，这位阿基里斯是一个俄国军士或土耳其非正规军队的士兵，因而我骂他是阿基里斯，就是没有礼貌。但是我可以向特卡乔夫先生保证，我所说的这位阿基里斯是希腊传说中的非常伟大的英雄，他躲进自己的营幕就为一切时代最宏伟的英雄史诗——《伊利亚特》提供了题材；甚至巴枯宁先生也能向他证实这一点。如果我的这个猜想是正确的，那么当然，我将不得不声明，特卡乔夫先生不是一个中学生。
往下特卡乔夫先生说道：
“尽管如此，我仍然要表述这样的信念：要引起社会革命是很容易的…… 您会指出，既然可以这样容易地引起革命，为什么不这样干，而只是喋喋不休地谈论它呢？——在您看来这是可笑的、幼稚的行为…… 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深信，在俄国实现社会革命没有任何困难，任何时候都可以唤起俄国人民实行总的革命反抗〈！〉。诚然，这个信念使我们有责任进行一定的实践活动，但是这个信念同进行文字宣传的益处和必要性丝毫也不矛盾。只是我们深信这一点，那是不够的自我们希望，别人也赞同我们的这种信念。我们的志同道合者越多，我们就越会感到自己有力量，我们就越容易实际完成这个任务。”
[17]
特卡乔夫先生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一开始就干脆对报刊宣传（而这正是文字宣传的最有效的形式）投了不信任票，他声称，不应把“过多的革命力量浪费”在报刊宣传上，因为“它在运用得不恰当的时候所带来的害处，要比运用得恰当的时候可能带来的好处大得无可比拟”。我们这位特卡乔夫先生就是这样崇尚一般文字宣传的。如果就细节来说，当你想从事这种宣传，想为自己招募志同道合者时，仅仅发表宣言是不够的，而必须探究根据，因而，必须从理论上来考虑问题，也就是说归根到底必须科学地对待问题。关于这一点特卡乔夫先生向《前进！》杂志编辑声明道：
“您的哲学斗争，您的杂志热心进行的那种纯理论的、纯科学的宣传……从革命政党利益的角度来看，不仅是无益的，而且甚至是有害的。”〔①〕
你们看，我们越深入地研究特卡乔夫先生对文字宣传的观点，我们就越陷入绝境，越不能理解他想要什么。事实上他究竟想要什么呢？我们接着听下去：
“难道您不懂得，一个革命者始终认为而且应当认为自己有权号召人民起义，他和庸俗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不等待历史事件的进程本身向他指示时刻，而来自己选择这个时刻，他知道人民随时都有进行革命的准备（第10页）…… 谁不相信当前革命的可能性，谁就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它有进行革命的准备（第11页）……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不能等待，所以我们断定说，俄国革命绝对必要，而且恰恰是在目前绝对必要；我们不允许有任何耽误，任何延者。不是现在就干，就得很久以后才干，也许是永远不干（第16页）……任何受尽专横暴虐和剥削者的折磨的民族……任何这样的民族（而所有民族都处于这种状况），由于自己的社会环境的条件本身的作用，都是革命的，它随时能够，它随时希望进行革命冒它随时准备进行革命（第17页）…… 但是我们不能，而且也不想等待（第34页）…… 现在哪有工夫长期集训，哪有工夫没完没了地准备，——让每个人都迅速收拾好自己的家什，赶紧起程。干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不应再去管它。它早已解决了。这就是干革命。——怎么干？谁能怎么干就怎么干，谁知道怎么干就怎么干。”（第39页）
[18]
小卡尔·米斯尼克干了些什么呢？他投入了战斗吗？消灭了俄罗斯国家吗？解放了俄国人民——”这个不幸的、正在流血的、戴着蒙难的荆冠被钉在奴隶制十字架上的人民”吗？解放了这个灾难深重得不允许他再等待下去的人民吗？
他连想都没有这样想。小卡尔·米斯尼克满脸流着无辜受辱的辛酸泪向德国工人诉说：你们看，坏蛋恩格斯在诬赖我；他声称我说过要立即起义；但是我说的根本不是这回事，而是说要进行文字宣传，而连自己也只是搞文字宣传的恩格斯，却厚着脸皮假装不了解“文字宣传的好处”。
等待！搞文字宣传！而我们到底是否有权等待，是否有权把时间浪费在文字宣传上？要知道，革命拖延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使人民付出成千上万的牺牲！（第14页）现在不是进行文字宣传的时候，革命必须现在就干，不然也许是永远不干……我们不允许有任何耽误，任何延宕。而据说我们还要去搞文字宣传！呵，上帝，难道这是一个活人在向活人们说话，而这个说话的人就叫做彼得·特卡乔夫！
这套现在被轻蔑地抛弃的关于立即起义的大话，我称之为”幼稚的”，难道说得不对吗？这套大话竟幼稚到这种程度，可想而知，说这种大话的人在这方面大概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他居然还是超过了自己。《前进！》杂志编辑摘录了特卡乔夫先生起草的告俄国农民宣言中的一段话。特卡乔夫先生在宣言中对社会革命完成后的状况作了如下的描绘：
“庄稼汉也就会过起载歌载舞的快活日子来……他的钱包装得满满的，并且装的是金币而不是铜子。家里的大小牲畜和家禽应有尽有，要多少有多少。他的饭桌上摆着各式各样的肉食，还总是有节日的糕点，还有各种甜酒，从早到晚 随时可以享用。他又吃又喝，肚子能装下多少就装多少，而干活干多干少随他的便，谁也不敢强迫他去干什么事情：想吃就吃，想睡就往床上一倒……”
[19]
特卡乔夫先生接着说：
“您到底为什么要指责我们的秘密活动？如果放弃秘密的、隐蔽的地下活动，我们也就势必要放弃所有一切革命活动。可是，您责骂我们还因为我们在这里，即在西欧……也不愿意放弃我们进行秘密活动的习惯，而这就妨碍了…伟大的国际工人运动。”
[20]
第二，只要特卡乔夫先生能够向我证明，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曾经断言，密谋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一概不能容许的，那么还在他没有解放俄国之前，我就远走高飞，到月球上去。只要他能够向我证明，我在我的文章中除了谈到反对国际的密谋即同盟而外还谈到别的密谋，那我就从月球上送一点什么东西给他作纪念。唉，如果俄国的巴枯宁主义者先生们的确认真地进行秘密活动来反对俄国政府那就好了！如果他们这些自诩为“活动家”（dejateli） 的人不去搞以瞒哄和欺骗同谋者为根基的欺诈性密谋，即不去搞涅恰耶夫这位被特卡乔夫说成“我们当代青年的表率”所搞的那种密谋，如果他们不去搞破坏欧洲工人运动的密谋，即不去搞幸而被揭穿从而被摧毁的同盟所搞的那些密谋，而做一番真正的事业，来证明他们是真正有组织的，证明他们除了企图成立一个十来个人的小组以外还在干点别的事情，那就好了！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只是向全世界大嚷大叫：我们在进行秘密活动，我们在进行秘密活动！他们完全像歌剧中的密谋家一样，放开喉咙演出一场四重唱，各自喊着：小声点，小声点！不要吵！所有这套关于广泛进行的密谋的牛皮大话只不过是一种掩蔽物，无非用来掩盖对于各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革命行动以及在革命党内进行充满野心的帮派活动的事实。
正因为我们在《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中无情地揭露了所有这些欺骗伎俩[21]，这班先生们才这样暴跳如雷。他们说，这是“冒失行为”。他们说，我们揭露巴枯宁先生就是力图“玷辱我们所处的这个革命时代的最伟大和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代表之一”而且是用“污秽”来玷辱。然而，只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可以看出，这种污秽原来完完全全是巴枯宁先生本人的作品，而且远非他的最糟糕的作品。上述著作把他描绘得还过于清白了。我们仅仅摘录了《革命问答》〔196〕第十八条，这一条规定必须如何对待俄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必须如何”掌握他们的污秽的秘密，从而使他们变成我们的奴隶，这样一来，他们的财富等等就会成为创办各种事业的取之不尽的宝库和宝贵的支柱”。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说明，这一条是如何见诸实践的。而这方面有许多东西可以讲，并且在适当时机确实也要讲。
这样一来就弄清楚了，特卡乔夫先生摆出一副无辜受辱者的德行高超的面孔，即摆出一副对一切巴枯宁主义者都是极为相称的面孔对我进行的一切斥责，都是立足于这样一些论断，这些论断他不仅知道是假的，而且还是他本人卑鄙无耻地捏造出来的。关于他的《公开信》中涉及个人的部分，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
五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97〕
特卡乔夫先生谈到这个问题时告诉德国工人说，我对于俄国没有“丝毫知识”，相反地，只表现出“愚昧无知”因此，他感到不得不向他们说明真实情况，特别是说明，为什么正是现在在俄国可能轻而易举地、比西欧要容易得多地实现社会革命。
“我们这里没有城市无产阶级，这的确是事实，然而我们这里也没有资产阶级…… 我国工人只需要同政治权力作斗争，因为资本的权力在我们这里还处于萌芽状态。而阁下不是不知道，同前者作斗争要比同后者作斗争容易得多。”〔198〕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倒退。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
总之，俄国工人——而这些工人，用特卡乔夫先生自己的话说，乃是“农夫，因此不是无产者，而是有产者”——要做到这点是较为容易的，因为他们斗争的对象不是资本的权力，而“只是政治权力”，即俄罗斯国家。而这个国家
“只有从远处看才像是一种权力……它在人民的经济生活里没有任何根基，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益……在你们那里国家不是虚幻的权力，它用双脚站在资本上面；它本身体现着〈！〉一定的经济利益……我们这里的情况在这方面'恰好相反；我国社会形式本身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存在，这个国家可以说是悬在空中的，它和现存的社会制度毫不相干，它的根基是过去，而不是现在”。
我们既不去谈论认为经济利益需要有它们本身所创造的国家来充当自身的体现者这样一种混乱的观点，也不去谈论说什么俄国的社会形式〈要知道农民的公社所有制也是包括在其中的〉本身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存在这样一种大胆的论断，也不去谈论认定这个国家本身同据说是由它创造的现存社会制度“毫不相干”这样一种矛盾的说法。我们最好是马上来看看这个绝对不代表任何阶层的利益的、“悬在空中的国家”吧。
在俄国欧洲部分，农民占有10500万俄亩土地，贵族（为简便起见我把大土地所有者称为贵族）占有1亿俄亩土地，其中几乎有一半属于15000个贵族，所以他们每人平均占有3300俄亩。可见，农民的土地只比贵族的土地稍微多一点。你们看，贵族同充当他们占有全国一半土地的后盾的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其次，农民为自己这一半土地一年交纳19500万卢布的土地税，而贵族则只交纳1300万！贵族的土地收获量平均比农民的高一倍，因为在赎免徭役后接着分配土地时，国家从农民手中夺走而转交给贵族的，不仅是大部分的土地，而且也是最好的土地，同时农民不得不为了自己最坏的土地向贵族按最好的土地付地价。而俄国贵族同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
农民——其大多数——在赎免以后，陷入了极其贫困的、完全无法忍受的状况。他们不仅被夺去了他们大部分的和最好的土地，因而甚至在帝国富饶的地区，农民的份地——按俄国的耕作条件说——都小得无法赖以糊口。农民不仅为这块土地被刮去了极大的一笔钱，这笔钱是由国家替他们垫付的，现在他们必须连本带利逐渐偿还给国家。他们不仅肩负着几乎全部土地税的重担，而贵族却几乎完全免税；单是这一项土地税就抵消了并且甚至超过了农民份地地租的全部价值，所以农民必须交付的其他一切捐税——关于这些，我们下面要谈到——就要直接从构成农民工资的那一部分收入中来扣除。不仅如此。除了要交纳土地税，交付国家垫付赎金的利息和分期偿付赎金以外，自从新近建立地方管理机关以来又加上了省和县的捐税。这次“改革”的最重大的后果就是给农民加上了各种新的捐税负担。国家完全保持了自己的收入，然而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支出转嫁给各省和县，省和县为了弥补这种支出便征收新的捐税，而俄国的惯例是，上等阶层几乎不纳税，农民几乎交纳全部捐税。
这样的状况仿佛是专为高利贷者制造的。而由于俄国人在进行低级阶段的贸易，利用有利行情和玩弄与此密不可分的欺诈手腕方面都具有几乎无与伦比的本领，所以在俄国高利贷者比比皆是——无怪乎彼得一世早就说过，一个俄罗斯人抵得过三个犹太人。快到收税的时候，高利贷者、富农——往往是同一公社的富裕农民——就跑出来，拿自己的现钱放债。农民无论如何需要钱用，所以只得无可奈何地接受高利贷者的条件。这样一来，农民也就更深地陷入困境，需要的现钱越来越多。一到收获的时节，粮商就来了，因为需要钱，农民被迫出售一部分养家活口所必需的粮食。粮商散布各种压低价格的谣言，只出很低的价钱，甚至连这很低的价钱也常常部分地用按高价折合的商品来支付，因为在俄国实物工资制十分盛行。可见，俄国粮食的大量出口是直接以农民挨饿为基础的。——另一种剥削农民的方式是投机家从政府那里长期租赁一片国有土地，当土地不用施肥就能得到很好收成的时候就自己耕种，然后把这片土地分成小块，把耗尽地力的土地以很高的租价租给邻近的少地的农民。如果说上面我们看到的是英国式的实物工资制，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便是不折不扣的爱尔兰式的中间人。简言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国这样，当资产阶级社会还处在原始蒙昧状态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寄生性便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群众都被这种寄生性的罗网覆盖和缠绕。而所有这些吮吸农民血液的吸血鬼，同运用法律和法庭来保护吸血鬼的巧取豪夺的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
彼得堡、莫斯科、敖德萨近10年来那批特别由于铁路建设而获得空前迅速发展并在最近的投机年代倒霉地“一同遭到破产”的大资产阶级，那些把自己的全部生意建筑在农民贫困上面的经营粮食、大麻、亚麻和油脂的出口商，只有依赖国家恩赐的保护关税才能存在的整个俄国大工业——难道居民中这一切颇有分量的、迅速成长的因素同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利害关系？至于充斥俄国、盗窃俄国并在俄国形成一个真正阶层的人数众多的官僚群体，就更不用说了。既然特卡乔夫先生硬要我们相信，俄罗斯国家“在人民的经济生活里没有任何根基，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益”，它是“悬在空中”的，那就不禁使我们觉得，悬在空中的与其说是俄罗斯国家，倒不如说是特卡乔夫先生自己。
俄国农民在摆脱农奴地位以后的处境已经不堪忍受，不可能长久这样继续下去，而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俄国革命正在日益迫近，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问题只在于这个革命的结果可能怎样，将会怎样？特卡乔夫先生说，它将是社会革命。这纯粹是同义反复。任何一次真正的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并且让这个阶级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其实，特卡乔夫先生是想说，这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它将在我们西方还没有实现以前，就在俄国实现西欧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那种社会形式——而且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只是零星出现并且还处在低级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状态下来实现！这一点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俄国人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选民，而且他们还有劳动组合和土地公社所有制！
关于劳动组合特卡乔夫先生只是附带提了一下，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多谈几句，因为从赫尔岑年代起，在许多俄国人心目中它就具有某种神秘的作用。劳动组合是俄国一种很普遍的协作形式，是自由合作的一种最简单的形式，很像狩猎民族在打猎时的自由合作形式。无论按名称或按事实说来，它都不是起源于斯拉夫族，而是起源于鞑靼族。它的名称和事实，一方面在吉尔吉斯族、雅库特族等中间可以见到，另一方面在拉普族、萨莫耶德族和其他芬兰民族中也可以见到。[22]所以劳动组合最初不是在俄国西南部，而是在它的北部和东部，即同芬兰人和鞑靼人接壤的地方发展起来的。严寒的气候要求进行多种多样的工业活动，而城市的不够发达和资本的缺乏就尽可能由这种合作形式来弥补。劳动组合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即组合成员们彼此负有团结一致对付第三者的责任，这原来是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如像古德意志人中间的相互担保、血族复仇等等一样。——附带说说，劳动组合这个名词在俄国不仅用于各种合伙的行动上，而且还用于共同的机构上。[23]
在工人劳动组合里面，总是要选出一个领导（starosta即长者）来执行财务员、会计等职务，需要时还执行经理的职务，并且领取一笔特别薪俸。这类劳动组合：
（1）是为了暂时性的事业而建立的，事业结束后即行解散；
（2）是在从事某种同一职业的人中间，例如在搬运工人等等中间建立的；
（3）是为了真正的工业企业，即永久性的企业而建立的。
它们是根据全体成员签订的合同建立的。如果这些成员自己不能凑足必要的资本，如像在干酪业和捕鱼业（为了买渔网、渔船等等）中所常见的那样，那么劳动组合便落在高利贷者手中，他以高额利息贷出组合欠缺的款子，从此就把大部分的劳动收入装进自己的腰包。但是，全体以雇佣工人身份受雇于某个企业主的那些劳动组合，则受到更加卑鄙的剥削。他们自己管理着自己的生产活动，这样就为资本家节省了监督费用。资本家把茅舍租给他们住，借给他们生活资料，从而又实行起最可鄙的实物工资制。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伐木工人和松焦油提炼工人中间，在西伯利亚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行业中间，情况就是如此（参看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状况》1869年圣彼得堡版）。可见，劳动组合在这里是使资本家便于剥削雇佣工人的工具。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种雇用本团体以外的人作雇佣工人的劳动组合。
总之，劳动组合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因而还很不发达的合作社形式，并且也不是纯俄罗斯或纯斯拉夫的合作社形式。在凡是需要的地方，都建有这种合作社：在瑞士的乳品业中，在英国的捕鱼业中，合作社的种类甚至是非常纷繁的。在40年代建造那么多德国铁路的西里西亚的土方工人（是德国人，而决不是波兰人）就曾组织在真正的劳动组合里面。这种形式在俄国占有优势当然证明俄国人民有着强烈的联合愿望，但这还远不能证明他们靠这种愿望就能够从劳动组合直接跳入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要实现这种过渡，首先劳动组合本身应当能够向前发展，抛弃它本身那种自发的，如我们所看到的与其说为工人不如说为资本家服务的形式，并且它应当至少提高到西欧合作社的水平。然而，即使这一次可以相信特卡乔夫先生（从上面说过的一切看来，这样做自然是过于冒险了），问题也远不是那么回事。相反，他竟用一种对于他的观点是非常典型的傲慢态度向我们断言：
“至于不久前在俄国人为地培植起来的德国（1）式的合作社和信用社，我国大多数工人都是以完全漠然的态度对待官们，并且它们几乎到处都遭到了彻底破产。”
现代的合作社至少已经证明，它能够自担风险、有利可图地经营大工业（如兰开夏郡的纺织业）。劳动组合则直到现在不仅没有能力 做到这点，而且如果它不继续发展的话，它甚至必然要亡于大工业。
俄国农民的公社所有制是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于1845年发现的，他把这种所有制当做一种十分奇妙的东西向全世界大肆吹嘘，虽然哈克斯特豪森在自己的故乡威斯特伐利亚也能找到不少公社所有制的残余，而他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甚至有义务确切了解这种残余的情况。[24]身为俄国地主的赫尔岑，从哈克斯特豪森那里第一次得悉，他的农民们是共同占有土地的，于是他便利用这一点来把俄国农民描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体现者、天生的共产主义者，把他们同衰老腐朽的西欧的那些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出社会主义的工人对立起来。这种认识由赫尔岑传给了巴枯宁，又由巴枯宁传给了特卡乔夫先生。我们听听特卡乔夫先生是怎么说的：
“我国人民……绝大多数……都充满着公有制原则的精神，他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集体所有制的思想同俄国人民的整个世界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俄国农民的世界能达到多远的境地〉深深地生长在一起，以致现在当政府开始领悟到这个思想同一个‘有良好秩序的’社会的各种原则不能相容，并且为了这些原则想把个人所有制思想灌入人民意识和人民生活中去的时候，就只好依靠刺刀和皮鞭。由此看来，我国人民尽管愚昧无知，但是比西欧各国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虽然后者是较有教养的。”
其实，土地公社所有制这种制度，我们在从印度到爱尔兰的一切印度日耳曼语系各民族的低级发展阶段上，甚至在那些在发展中曾受到印度影响的马来人中间，例如在爪哇，都可以见到。早在1608年，在刚被征服的爱尔兰北部合法存在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曾被英国人用做借口来宣布说土地无主，从而把这些土地收归皇家所有。在印度，直到今天还存在着许多种公社所有制形式。在德国，它曾经是普遍现象；现在有些地方还可以看到的公有地，就是它的残余 ；特别是在山区，常常会看到它的明显遗迹，如公有地的定期重新分配等等。关于古德意志公社所有制的更精确的说明及其详细情况，可以在毛勒的许多著作中找到，这些著作都是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典作品。〔199〕在西欧，包括波兰和小俄罗斯在内，这种公社所有制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变成了农业生产的桎梏和障碍，因而渐渐被取消了。相反地，在大俄罗斯（即俄国本土），它一直保存到今天，这首先就证明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状态在这里还处在很不发达的阶段，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俄国农民只是在自己的公社里面生活和活动；其余的整个世界只有在干预他的公社事务时，对于他才是存在的。这一点甚至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在俄语中， mup一词既有“世界”的意思，又有“农民公社”的意思。Beсь мир，即“全世界”在农民的语言中就是公社社员大会。因此，特卡乔夫先生说到俄国农民的“世界观”显然是把俄文mup一词译错了。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形成的基础。从印度到俄国，凡是这种社会形式占优势的地方，它总是产生这种专制制度，总是在这种专制制度中找到自己的补充。不仅一般的俄罗斯国家，并且连它的特殊形式即沙皇专制制度，都不是悬在空中，而是俄国社会状态的必然的和合乎逻辑的产物，而根据特卡乔夫先生的说法，它同这种状态竟“毫不相干”！——俄国向资产阶级的方向继续发展，即使没有俄国政府的“刺刀和皮鞭”的任何干涉，在这里也会把公社所有制逐渐消灭掉的。这特别是因为俄国农民不是像在印度某些省份里现在还有的情形那样，共同耕种公有地，仅仅把产品拿来分配。相反，在俄国，土地不时在各个家长之间进行分配，并且每家各自耕种自己的一份土地。这就有可能造成公社社员间在富裕程度上的极大差异，而这种现象也确实是存在的。几乎在一切地方，公社社员中总有几个富裕农民，有时是百万富翁，他们放高利贷，榨取农民大众的脂膏。这一点谁也没有特卡乔夫先生知道得清楚。他一方面硬要德国工人相信，只有刺刀和皮鞭才能迫使俄国农民这个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放弃“集体所有制的思想”，同时却在自己的俄文小册子第15页上说道：
“一个高利贷者（kulakov）阶级，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的购买者和租佃者阶级，即农民贵族正在农民中间培植出来。”
这正是我们上面详细说过的那一类吸血鬼。给公社所有制以最沉重打击的仍然是赎免德役。地主获得了大部分和最好的土地自留给农民的土地只勉强够，往往是根本不够维持生活。此外，森林也转归地主，以前农民可以不花钱取用的薪柴、做木器用和建筑用的木料，现在也必须用钱来购买。于是，农民除了一所小房子和一块光秃秃的土地以外就一无所有，没有钱来耕种：通常土地也不够用，不能保证他一家由一次收获活到下一次收获。在这种条件下，由于各种捐税和高利贷者的压迫，土地公社所有制已不再是一种恩惠，而变成了一种桎梏。农民时常全家或只身逃出公社，抛弃自己的土地，靠做短工谋生。[25]
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条件已经成熟到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只要它显示出能够在农民不再是单独而是集体耕作的方式下向前发展[26]；就是说，有可能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而俄国农民无须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然而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可见，特卡乔夫先生断言俄国农民虽然是“有产者”但比西欧无财产的工人“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完全是胡说八道。恰恰相反。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
特卡乔夫先生处理政治革命也像他处理经济革命一样轻率。他说，俄国人民用“组成教派……抗税……建立强盗集团〈德国工人可以额手称庆了，因为屠夫汉斯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之父〉……放火……暴动”等形式“不断地反抗”奴隶制，“所以俄国人民可以说是本能的革命者”。所有这一切都使特卡乔夫先生确信：“只要在几个地方同时激起始终在我国人民心胸中沸腾着的……积愤和不满情绪……”那时“革命力量的团结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而斗争……就一定会有利于人民事业。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也将自然而然地造成“进行反抗的各个公社间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盟”。
不能想象有比这更容易更惬意的革命了。只要在三四个地方同时发动起义，则“本能的革命者”、“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就会“自然而然地”把其他一切都做好。革命既然是这样难以置信的轻易，那为什么没有早就去革命，为什么人民还没有获得解放，为什么俄国还没有变成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简直是无法理解的。
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俄国人民，这些“本能的革命者”固然曾经举行过元数次零星的农民起义去反对贵族和反对个别官吏，但是，除了冒名沙皇的人充任农民首领并要夺回王位以外，从来没有反对过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最后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叶梅利扬·普加乔夫冒充是她的丈夫彼得三世，说什么他未被妻子杀害，而只是被废黝和关进牢狱，但是他逃出来了。相反，沙皇被俄国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Bog vysok，Car daljok，即上帝高，沙皇远一寸主就是他们绝望中的哀叹声。至于农民大众——特别是从赎免徭役以来——所处的地位，日益迫使他们也去同政府和沙皇作斗争，这是确实无疑的事实；而关于“本能的革命者”的童话，让特卡乔夫先生去说给别人听吧。
除此之外，就假定俄国农民大众本能上是最革命不过的，就假定我们设想革命是可以像定做一块印花布或一把茶炊那样来定做的，那么请问：是否容许一个12岁以上的人像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那样极其幼稚地设想革命的进程呢？大家还要进一步想一想，这一切是在按这种巴枯宁方式制造出来的第一次革命于1873年在西班牙惨败以后写出来的。在那里也是同时在几个地方开始起义。在那里人们也是指望，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将自然而然地在进行反抗的各个公社间建立起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盟。结果怎样呢？每个公社，每个城市，都只是各自保卫自己，根本谈不上互相援助，因而帕维亚只率领3000个士兵，在14天内就相继征服了各个城市，消除了所有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壮举。（见我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27]一文，也那里关于这点写得很详细。）
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财政已经混乱到了极点。捐税额已无法再往上提高，旧国债的利息要用新公债来偿付，而每一次举借新公债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只有借口建造铁路还能筹到——些钱！行政机构早已腐败透顶，官吏们主要是靠贪污、受贿和敲诈来维持生活，而不是靠薪棒。全部农业生产——这是俄国最主要的生产——都被1861年的赎买办法弄得混乱不堪；大地产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他们遭到捐税压榨，受到高利贷者的洗劫；农业生产一年比一年下降。所有这一切只是靠东方专制制度在表面上勉强支持着，这种专制制度的专横，我们在西方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这种专制制度不但日益同各个开明阶级的见解，特别是同迅速发展的首都资产阶级的见解发生越来越剧烈的矛盾，而且连它现在的体现者也不知所措：今天向自由主义让步，明天又吓得要命地把这些让步收回，因而越来越失去信用。同时，集中于首都的那些较开明的国民阶层越来越意识到，这种情况不可容忍，变革已经迫近，但他们也产生一种幻想，以为能把这个变革纳入安静的立宪的轨道。这里，革命的一切条件都结合在一起；这次革命将由首都的上等阶级，甚至可能由政府自己开始进行，但是农民将把它向前推进，很快就会使它超出最初的立宪阶段的范围；这个革命单只由于如下一点就对全欧洲具有极伟大的意义，这就是它会一举消灭欧洲整个反动势力的迄今一直未被触动的最后的后备力量。这个革命无疑正在日益临近。只有两个事变可能使它长久迁延下去：或者是反对土耳其或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得手，为此需要有金钱和可靠的同盟者，或者是过早的起义尝试把有产阶级再次赶入政府的怀抱。
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写于1874年5月中—1875年4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74年6月17和26日，10月6和8日《人民国家报》第69、73、117和118号，1875年3月28日，4月2、16、18和21日《人民国家报》第36、37、43、44和45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4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8卷翻译 |
[1] 本段和以下引文，均引自《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第2—5页。——编者注
[2] 引自《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第3页，另参看米·彼·波戈金《波兰问题。议论、笔记和意见集。1831—1867年》1867年莫斯科版第54—55页。——编者注
[3] 这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1870年9月9日）中已经谈到。
[4] 席勒《保证》。———编者注
[5] 海涅《罗曼呆罗》第3集《希伯来调》第86行。——编者注
[6] 意即根据上面的命令，穆夫提是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编者注
[7]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4页。——编者注
[8] 此文在1874年发表时在“卡尔”这个名字之后还写有“（或爱德华？）”。后者暗指爱德华·瓦扬。——编者注
[9] 彼·拉甫罗夫。——编者注
[10] 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编者注
[11] 引自彼·拉甫罗夫《工人运动年鉴》，载于1874年《前进！》杂志第2卷第2编第2部分第26页。——编者注
[12] 卡·塔勒《耶稣会会士罗特》，载于1873年10月14日和15日《新自由报》第3284和3285号。——编者注
[13] 我敢打赌，特卡乔夫先生一定会说，我开这个玩笑就完全背叛了无产阶级，因为我把裁缝“形容得滑稽可笑”。
[14] “打击”的德文是“；chlägen；“主意”的德文是“ Ratschläge”。——编者注
[15] 彼·特卡乔夫《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给〈前进！〉杂志编辑的信》。——编者注
[16] 海涅《科贝斯第一》。——编者注
[17] 彼·特卡乔夫《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第9—10页。——编者注
[18] 彼·特卡乔夫《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给〈前进！）杂志编辑的信》。——编者注
[19] 彼·拉甫罗夫《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1874年伦敦版第47页。——编者注
[20] 彼·特卡乔夫《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第7页。——编者注
[21]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编者注
[22] 关于劳动组合，还可以参看“Sbornik materialov ob Arteljach v Rossiji” （《俄国劳动组合材料汇编》）1873年圣彼得堡版第1分册。
[23] 此文在1875年发表时接着还写有下面这句话：交易所也是一种劳动组合。——编者注
[24] 参看奥·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国内状况、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概论》1847年汉诺威版第1—2册，1852年柏林版第3册。——编者注
[25] 关于农民状况，还可以参看政府农业委员会的正式报告（1873年），以及斯卡尔金 “W Zacholusti i w Stolice”（《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1870年圣彼得堡版。后一著作是自由派中的保守分子写的。
[26] 在波兰，尤其是在格罗德诺省，地主由于1863年的暴动而大部分破产，农民现在往往购买或租赁地主庄园，并且为着共同的利益共同进行耕种。但这些农民几百年来已没有任何公社所有制，并且他们不是大俄罗斯人．而是波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
[2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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