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英国面临着一场按一切迹象看来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的危机。工业的大规模的、迅速的发展远远地超过了国外市场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每隔十年，生产的进程就被普遍的商业危机强制性地打断一次，随后，经过一个长久的持续的停滞时期后，就是短短的繁荣年份，这种繁荣年份总是又以发疯似的生产过剩和最后再度崩溃而结束。资本家阶级大声疾呼，要求实行谷物自由贸易，并且威胁说，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要把城市的饥民送回原来居住的农业地区去，然而，正如约翰·布莱特所说，那些城市饥民‘不是作为乞讨面包的穷人，而是如同驻扎在敌区的一支军队’。城市工人群众要求参与政权——实行人民宪章54；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支持他们，二者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应当用暴力还是用合法手段来实现宪章。这时1847年的商业危机和爱尔兰的饥荒到来了，革命的前景也同时出现了。
　　1848年的法国革命拯救了英国资产阶级。胜利的法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口号吓倒了英国小资产阶级，瓦解了比较狭小然而比较注重眼前实际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正当宪章运动150应当显示全部力量的时候，它却在1848年4月10日外部崩溃到来以前，就从内部崩溃了。151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胜利。
　　1831年的议会改革152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谷物税的废除不只是工业资本家对大土地占有制的胜利，而且也是对那些同地产的利益一致或密切相关的资本家的胜利，即对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食利者等等的胜利。自由贸易意味着改革英国全部对内对外的贸易和财政政策，以适应工业资本家即现在代表着国家的阶级的利益。于是这个阶级就努力地行动起来。工业生产上的每一个障碍都被毫不留情地扫除。关税率和整个税收制度实行了根本的改革。一切都服从于一个目的，也就是服从工业资本家眼中最为重要的目的：降低各种原料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一切生活资料的价格，减少原料费用，压住（即使还不能压低）工资。英国应当成为‘世界工厂’；对于英国来说，其他一切国家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是其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地。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绕着它运转。多么灿烂的前景啊！
　　工业资本家在着手实现自己的这个伟大目的时，具有坚强的健全的理智，并且蔑视传统的原则，这是他们一向比大陆上沾染庸人习气较深的竞争者出色的地方。宪章运动已经奄奄一息。1847年危机过去之后自然而然地、几乎是理所当然地重新出现的工商业繁荣，被人说成完全是自由贸易的功劳。由于这两种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工厂主领导的政党的尾巴。这种有利的局面既已形成，就必须永远保持下去。宪章派153所激烈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本身，他们反对的是把自由贸易变成事关国家存亡的唯一问题，工厂主从这种反对立场中了解到，并且日益清楚地了解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从前让所有工厂主望而生畏的工厂法，现在他们不但自愿地遵守，甚至还容许把它推广到所有工业部门中去。从前被看做恶魔现形的工联，现在被工厂主们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的经济学说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甚至直到1848年还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的罢工，现在也被认为有时很有用处，特别是当工厂主老爷们遇到适当时机主动挑起罢工的时候。在那些剥夺了工人同雇主平等的权利的法律中，至少已经废除了最令人反感的那一部分法律。而十分可怕的人民宪章，实质上已经成了那些直到最近还在反对它的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取消选举资格限制和秘密投票现在已经成为法律。1867年和1884年的议会改革154已经大大接近于普选权，至少是像德国现存的那种普选权；目前议会正在讨论的关于选区的法案，划分了平等的选区，总的说来不会比法国或德国的更不平等。议员支薪和缩短任期——即使还不能每年改选议会——显然不久定会实现：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说宪章运动已经死亡。
　　1848年的革命，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命运。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155路易—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某种根本的变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的某种程度的独立，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也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只有赋予人民宪章以法律效力。
　　对英国来说，工业资本家的这种统治的影响一开始是惊人的。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飞快地发展，其速度甚至对这个现代工业的摇篮来说也是空前的。所有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同1850—1870年这20年间生产的巨大飞跃比起来，同输出与输入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人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诚然，这个进步同以前一样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1857年有一次危机，1866年又有一次，但是这种危机的反复出现如今已经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事情是无法逃脱的遭遇，但最后总是又走上正轨。
　　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怎样呢？有时也有所改善，甚至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大量的失业后备军汹涌而来，由于工人不断被新机器排挤，由于现在同样日益受机器排挤的农业工人的移来，这种改善每次都又化为乌有。
　　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到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法律规定了一个有利于他们的、起码是较为合理的正常工作日，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而加强了。他们的状况无疑要比1848年以前好。最好的证明是：在他们举行的罢工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工厂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作为保证缩减生产的唯一手段而挑起的。你永远也不能说服工厂主同意缩短工作时间，即使他们的工业品根本找不到销路，但是要是你使工人罢工，资本家们就会毫无例外地关闭自己的工厂。
　　第二种是庞大的工联。这是那些全部使用或主要使用成年男子劳动的生产部门的组织。无论是女工和童工的竞争，或者是机器的竞争，迄今为止都不能削弱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钳工、粗细术工、建筑工人都各自组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强大到能够成功地抵制采用机器，例如建筑工人就是这样。从1848年以来，他们的状况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15年多的时期中，不但雇主对他们非常满意，而且他们对雇主也非常满意。他们构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他们是莱昂内·莱维先生和吉芬先生（以及可敬的路约·布伦坦诺先生）的模范工人，对于每个精明的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确实都是非常可爱、非常听话的人。但是，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只有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是例外，在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情况也是这样。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像自动机器一样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们的轮子碾压着工人。
　　这就是1847年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工业资本家20年的统治所造成的状况。但是后来事情就发生了变化。的确，在1866年的危机之后，1873年前后有过一次短暂而微弱的工商业高涨，但这次高涨并没有延续下去。的确，完全的危机并没有在它应当到来的时候即1877年或1878年发生，但是从1876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沉寂的状态。既没有完全的破产，也没有人们所盼望的、在破产以前和破产以后惯常被人指望的工商业繁荣时期。死气沉沉的萧条景象，各行各业的所有市场都出现经常的过饱和现象，——这就是我们将近10年来所遇到的情况。这是怎样产生的呢？
　　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当成为农业世界唯一的伟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设纯粹是谎言。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制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人并不认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饥饿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们就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保持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被打破了。
　　但是英国的工业垄断是英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石。甚至在保持着这种垄断的时期，市场也眼不上英国工业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结果是每隔10年就有一次危机。而现在新的市场一天比一天少，连刚果河沿岸的黑人也要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塔福德郡的陶器和伯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当大陆上的特别是美国的商品日益大量地涌来的时候，当现在仍然归英国工厂所占有的世界供应中的那个最大份额将一年年减少的时候，后果会怎样呢？让自由贸易这个万应灵丹回答吧！
　　我不是指出这一点的第一个人。早在1883年不列颠协会绍斯波特会议上，该协会的经济部主席英格利斯·鲍格雷夫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说：
　　但是整个事态的结局会怎样呢？资本主义生产是不可能稳定不变的，它必须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即使现在，仅仅缩减一下英国在世界市场供应方面所占的那个最大份额，就意味着停滞、贫穷，一方面资本过剩，另一方面失业工人过剩。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是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必须持续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基础，而这种持续扩大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民族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遭殃的究竟是哪一个呢？
　　而工人阶级呢？既然在1848—1868年商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的情况下他们还得遭受这样的穷困，既然那时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状况至多也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而只有享有特权和‘受到保护的’区区少数才获得了长期的利益，那么，当这个耀眼的时期最终结束时，当目前这种令人感到压抑的停滞不但加剧起来，而且这种加剧了的死气沉沉的萧条状态变成英国工业的经常的和正常的状态时，情形又将怎样呢？
　　真相是这样的：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阶级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捞取了绝大部分利益，但广大的群众至少有时也能沾到一点。而这就是自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社会主义在英国未曾出现的原因。随着英国工业垄断的破产，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和占据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同其他各国工人处于同一水平。而这就是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的原因。”

　　“对于我在1885年看到的情况的这种叙述，我只需要作少许补充。不用说，现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现了’而且是大规模地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自觉的社会主义和不自觉的社会主义，散文中的社会主义和诗歌中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东西，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变成非常体面的东西，而且已经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样地躺在沙龙里的沙发上了。这再一次证明‘好社会’的可怕暴君——资产阶级舆论——的不可救药的反复无常，而且再一次证明，我们老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完全有理由对这种舆论始终表示蔑视。然而，对这个新的征兆，我们没有理由不满意。
　　但是，我认为，比资产阶级圈子里这种卖弄掺了水的社会主义方案的短暂的时髦风尚重要得多的，甚至比社会主义在英国一般获得的进步也更重要的，是伦敦东头的重新觉醒。这个巨大的贫穷渊薮已不再是六年前那样的一潭死水了。伦敦东头甩掉了绝望的冷漠；它复活了，并且成了‘新工联’，即‘没有技术的’广大工人群众的组织的发源地。虽然这种组织在很多方面采用了‘有技术的'工人的旧工联的形式，但是按其性质说来，仍然和旧工联有本质上的区别。旧工联保存着它们产生的那一时代的传统；它们把雇佣劳动制度看做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它们至多只能使它变得稍微温和一些，以利于它们的会员。新工联则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经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它们的创立者和支持者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者；涌向新工联并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被工人贵族轻视和藐视的粗人。但是他们拥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田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主义者’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些新工联如何争取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并日益牵着富有而傲慢的‘旧’工联一起走。
　　毫无疑问，伦敦东头的活动家们犯过一系列重大错误，但是他们的前辈也犯过同样的错误，而那些对他们不屑一顾的空论社会主义者直到今天还在犯同样的错误。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本世纪末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而我能活到现在，亲眼看到它，实在感到高兴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