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 -> 《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
附录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一生的各个阶段
玛丽亚·维塞 著
本附录根据秘鲁“人类时代”出版社1945年版本译出
作者的话
本书不是一部小说体的传记。它完全依据事实。在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一生中，没有传奇式的东西。本书笔者也不想用臆造的事件和轶事来歪曲那从中产生了这位美洲“年轻而伟大的‘阿毛塔’”*的朴实而英勇的事实真相，虽然那种事件和轶事或许能引起读者的好奇，然而那就会象在一个人毫无虚构的一生的和谐乐曲中，发出几个不合调的音响。
* 阿毛塔（amauta），克丘亚语，指古印加帝国的智者和导师，下文提到马里亚特吉创办宣传新思想杂志，以此命名。他本人也被人尊称为“阿毛塔”。——译注
我没有把马里亚特吉个人和家庭的情况同他作家和思想传播者的事业割裂开来；我更着重于他的人生道路，而不只是他知识分子的一面。我认为，对于他个人的了解可以增加对于这位思想家的了解。这两种了解犹如两条走向同一个点的线，最后汇合、连结在一起，形成一条线。
在这篇简短、概略的叙述中，我是按照我所见到和记忆的情况来介绍马里亚特吉的。我不想成为传记作家。我只是把我所知道的他极不完整的情况讲出来。但愿我的这些资料和记载能对撰写一本深刻反映他本质的书有所裨益，而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这位杰出人物是需要这样一本书来加以介绍的。
玛丽亚·维塞
一、何塞·卡洛斯的童年
那还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皮肤黝黑，长着一对似乎在探询的大眼晴，头发平直，剪得很短。
他穿的是三件一套的白色“海员服”——这大概是他最好的衣服，可能是摄影师让他摆出一副非常严肃、非常安静的样子。
从照片上看，他身材瘦弱，体格单薄——一条腿发育不健全，但是，在这张天真、温柔的儿童脸上，闪烁着多少智慧的光芒啊！那双眼晴总是在注视，在询问，在探求！
那套白色的衣服非常整洁，这是贫穷的母亲们在节日时才给孩子穿得那么干净利落——那件平常穿的衣服补了又补，不是过分肥大，就是过于瘦小，因为马里亚特吉长得很快——，只有那条领带才显出这孩子是穿着讲究的节日服装。
摆好这照相的姿势并拍摄完毕以后——在本世纪初那些年代，摄影师还不会现在1945年这套快速摄影技术——，这个孩子也不会跑去和别的孩子一起玩耍、嬉戏。他不能跑，也不太淘气；他的一个膝盖给撞击过一次，这几乎使他从小就成了残废。
妈妈带他去看了医生，医生名叫马托斯博士。这位医生竭尽全力拯救年幼的何塞·卡洛斯，使他不致成为残废。但是那条腿终于关节硬化，肌肉萎缩，不能活动，孩子落下了终身残疾。另一位医生——法国外科医生拉雷博士，大概也想参与治愈这个孩子。在“疗养院”——由法国慈善机关在利马开办的医疗所，何塞·卡洛斯一动不动地在病床上呆了好几个月。他受的折磨是从很早时候，从七岁开始的。他从七岁起就尝到了氯仿*的味道、医院病房里冰冷的白墙、医生双手令人痛苦的触诊；就尝到了不能走动、孤独和肃静的味道。他学会了从妈妈的脸色上观察自己病情的发展，从妈妈的话音里猜测自己疾病的变化。妈妈因为要工作，不能经常去看他。孩子整整好几小时独自一人在病床上度过，期待着、忍受着，学会了沉默和忍受病痛。但是，他再也无法忍受氯仿发出的令人恶心的臭味。一天，医生准备给他作外科手术——手术刀已经不知多少次切进了他那可怜的膝盖，他要求不要麻醉。他象一个不怕疼痛的成人一样，在手术台上勇敢地伸直了腿，当时他才只有九岁。
* 氯仿：又称哥罗仿，医药上用作麻醉剂。——译者
但是，虽然这孩子不能象其他孩子一样嬉戏打闹，相反他却能从书本中找到愉快和乐趣。他能得到的书不多，因为书籍很贵，而他妈妈很穷。由于他聪颖敏慧，在他能得到的为数不多的书中，他很快把读过的书吸收，他理解并反复琢磨这些书。人文学世界为他敞开了宽广、亲切、友好的大门，这个经常上医院的病儿在书籍中找到了自己最持久、最忠诚的伴侣。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1895年6月14日生于利马。那是彼罗拉革命的年代。父亲唐弗朗西斯科·马里亚特吉是最高财政法庭的职员。从父系上说，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是秘鲁历史上一位名人的后代：弗朗西斯科·哈维尔·马里亚特吉是秘鲁第一届立宪大会的秘书、政府官员、记者和作家。
母亲唐娜阿玛莉亚·拉奇拉出生于瓦乔区一个家庭。她是印欧混血种人，长着一对乌黑的眼睛，鹰钩鼻子，脸色青黄，她把秘鲁沿海印欧混血种人这种独特的面容传给了她的儿子何塞·卡洛斯。何塞·卡洛斯再次体现了曾经居住在秘鲁沿海地区的古老民族那种办事精细、思想敏锐、和蔼可亲的特点。马里亚特吉是巴斯克人的姓氏，所以巴斯克民族的毅力、意志和韧性，与昌凯谷地居民的精细、敏锐和灵巧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既精细又坚强的精神面貌。
尽管有人曾指责他是“欧化分子”，但他却是一位最彻底的秘鲁人。从父系上说，他是我国独立初期的政府官员和政治家的后代；从母系上说，是先于印加人的一个民族的后代，关于印加民族的起源，流传着迷人的神话和传说。何塞·卡洛斯象秘鲁最早的散文家加西拉索一样是印欧混血种人，在他身上，征服者的血和古代秘鲁原始居民的血融合在一起。
他家还有三个兄弟姐妹：胡利奥·塞萨尔、吉列米娜和阿曼达。阿曼达幼年夭折。儿女们尚在孩童时，父亲调到北方工作，孩子们再也没有见到他。母亲只得独自一人教养子女。由于何塞·卡洛斯体弱多病，母亲有亲戚住在瓦乔，那座小村镇的气候有益健康，有欢笑的果园和为人们物质生活提供丰富资源的田野，于是他们就移居那里。何塞·卡洛斯进了小学，就在这所学校里他的膝盖给撞击了一下，大家说这就是他的病因。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回到利马，以便给他进行更有效的治疗。
马里亚特吉一家相当穷苦，几乎不得温饱。父亲音讯杳然。母亲为抚养子女而奋斗，俯伏在缝纫机上缝制衣裳，黄昏时分出门去给顾客送活。何塞·卡洛斯有时负责为晚饭煮巧克力饮料。当然，干这些家务，他并不是完全熟练，有时甚至把饮料弄洒，被滚热的水烫着。这是一个没有仆人照顾的穷孩子的悲剧。
唐娜阿玛莉亚付不起儿女们上中学的学费。何塞·卡洛斯刚满十四岁就开始干活，以帮助家用。
这个肤色黝黑、身体羸弱、行路不便、目光热烈而略带忧伤的少年能干什么呢？这个看来如此瘦弱、体力极差，但却洋溢着巨大精神力量的孩子能干什么呢？报馆，印刷厂——那里的机器把思想传播到城里的大街小巷；车间里日夜灯火通明，工人们用被油墨弄脏的双手排印出报纸的各栏和各版。这个名叫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十四岁的孩子，就要到那里去，到印刷厂去工作，去面向生活，自立成人，去学习记者的职业。
他进了唐阿尔维托·乌略亚领导的《新闻报》报社，当了一名学徒工*。
* 原文为“alcanza-rejones”，如下文所述，其具体工作是取送稿件和清样。——译注
二、十七岁当记者
在十四岁这样的年龄，一般人还是一个娇宠的孩子，上中学读书，过着安逸舒适、无忧无虑的生活，而马里亚特吉这个十四岁的孩子已经象大人一样，在《新闻报》工作了。工作锻炼了他的神经，发展了他十分明快、敏锐的智力，使他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自己的价值。对何塞·卡洛斯来说，印刷厂就是学校，那里虽然没有教师，却逐渐培养了他的人格，发展了他的思维能力。
他的工作是卑微的。他把作家或记者的原稿送到车间，到家里去找他们，让他们把要登在报上的文章交给他。有时他也校清样。
他得走遍整个利马城，这对他有病的腿来说真是艰难的行程。他有时坐电车，这时他就看书，有什么就看什么。看书依然是他最大的乐趣。他曾经讲过，还在孩提时，他在学校里写过爱国和宗教的歌和诗。有一天，他这个既无名气、又无后台的少年，壮起胆子写了一则消息，照报界的行话说是“简讯”。但他没有在这“简讯”上签名。他既害怕又害羞。他对自己还没有信心。他没有署名，就这样把它寄给他工作的那家报纸的编辑部。过几天，他看到自己写的消息登在《新闻报》版面上时，真是感到意外——喜出望外。报纸没有把他写的东西退回，没有把他曾亲切地倾注了一点自己心灵的那张稿纸丢进字纸篓，他已经可以称为“记者”了。
道路已为这个少年打开，他就以非凡的才能、坚定不移的决心走这条路，将他敏捷的才思和透辟的观察力献给新闻事业，因为他善于迅速又出色地分析现状和总结事件。
这位定将成为一位美洲伟大人物的人，他的少年时期是美好的、高尚的。因此，他虽然无依无靠，生活贫苦，默默无闻，埋没在一家报馆的车间里，臂下夹着稿件和书本跑遍全城，身体虚弱瘦小，但是，他那闪现着意志和智慧的眼光里含着一种幻想。这段少年生活没有什么特殊事件。一个贫穷无依、没有名气、体弱多病、衣着简朴、夹着印刷清样走街串巷的孩子算得了什么呢？只是有一天，这个少年写了一条消息，他挣钱糊口的那家报纸发表了他的作品，仅此而已。但是就在这段勤奋努力、忧虑不安、饱尝了痛苦和斗争的少年生活中，已经萌发出了英雄主义和精神上的高昂意气！命运之神已经选定了年少的何塞·卡洛斯，而且总有一天，美洲将在自己的痛苦，在自己的悲剧中承认他是她的心声最忠贞不贰的代言人。
后来他在《新闻报》当了三年编辑。唐阿尔维托·乌略亚很器重他；乌略亚已经品定了这个最初在车间里当学徒工的年轻人的智力状况。马里亚特吉则在政治简讯和评论中、在新闻报道中显露了自己的才华。人们谈起他时，总有这样一句话：“你是说小瘸子马里亚特吉么？他聪明极了。”因此，“小瘸子”的聪明便在利马赢得了声望。众所周知，他是利马报界一位最能观察入微和最现代的编辑。
为《新闻报》撰稿的，有机敏、不修边幅、富有艺术感、绰号叫“奇诺人”的费利克斯·德尔巴列；才华横溢、关心社会问题的作家塞萨尔·法尔孔；艺术家阿夫拉姆·巴尔德洛马尔，为了让凡夫俗子惊讶、愚顽之辈恼火，他自称天才，谈论自己的裁缝师傅*，吻自己的手——这双手后来写出了《卡梅洛骑士》那些洋溢着抒情芳香的篇章。
* 当时的贵族都由自己专门的服装店制作衣服，以高级裁缝师傅来夸耀自己。——译注
在团结大街——这是利马商业最为繁华、行人最多的街道——一家兼售糖果的咖啡馆里，这几位作家一起聚会，后来他们在“科洛尼达派”的旗号下联合起来，共同讨论文艺问题。这家今天已不复存在的咖啡馆名叫“音乐宫”。店门和橱窗上镶着宽大的玻璃，店里有一支“维也纳女郎”交响乐队。她们是几位奥地利金发女郎，演奏本国的华尔兹等乐曲，为品茶时助雅兴。巴尔德洛马尔从其中一位“维也纳女郎”，就是演奏大提琴的那位女郎身上获得灵感，写了一篇颇有诗意的怀乡纪事文，题为《演奏大提琴的女郎》。
堂倌给巴尔德洛马尔、法尔孔、费利克斯·德尔巴列和马里亚特吉聊天的桌上送来白酒，但何塞·卡洛斯滴酒不沾。他只喝矿泉水。他陶醉于一种“苏打水”或一种“姜汁酒”其味醇厚的泡沫。巴尔德洛马尔衣冠楚楚，黑色宽边的夹鼻眼镜，精心剪裁的上衣，高级绸料的领带。他用有点尖利的嗓音说马里亚特吉，这里给身子又轻又瘦的蜻蜓起的外号叫吮吸针管，马里亚特吉在谈到巴尔德洛马尔这个戏言时的原话是这样的：“我当时象他一样精神颓废，就鼓动他要求恢复蜻蜓那高尚而受到损害的特权。”
这个小团体冒险办了一份杂志，名叫《科洛尼达》。这是一份面向少数人的杂志，它的生命只是昙花一现。《科洛尼达》在某一期上发表了马里亚特吉的三首十四行诗，他当时用的笔名是“胡安·克罗尼克乌尔”。这几首十四行诗，编入了马里亚特吉当时正在筹划出版的一部诗集：《忧伤》。哪位作家在十九岁时不曾想从事诗歌创作呢？特别是当他象马里亚特吉一样，在自己心灵里感到对美的渴求和对幻想的激情时会不那样想呢？《忧伤》一书始终未能出版，因为马里亚特吉已为社会问题而忧心忡忡。
何塞·卡洛斯正象他自称的那样，既是现代派又是颓废派。然而，他却在总督统治时代中寻找题材，写了一出喜剧：《戴面罩的女人》。尽管文笔华丽——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戴面罩的女人》没有为公众所欢迎。他与巴尔德洛马尔合写的《女元帅》也没有为公众所欢迎，只在1916年上演过一次。《女元帅》的事件取材于唐娜弗朗西斯卡·苏维亚加·德加马拉*的生平，关于我国历史上这位如此有趣的人物，巴尔德洛马尔早就写过一篇优美的传记体随笔。但是在那年月，人们对这种把秘鲁题材搬上舞台的尝试并不特别感兴趣，他们只赞赏外国的东西，欧洲的东西。那时，巴尔德洛马尔刚刚在文学方面开创秘鲁化运动。这位伟大的作家通过他的《卡梅洛骑士》这篇短篇小说，把故土的芬芳带进了我国的文学。后来，秘鲁化运动在文学、诗歌、绘画方面蓬勃开展，终于彻底取代了外国的东西、异国情调的东西。
* 为秘鲁元帅阿古斯丁·加马拉妻子，参与其夫政治、军事事务，故有“女元帅”之称。——译注
“胡安·克罗尼克乌尔”写作的题材极为多样：政治和赛马（他喜欢跑马场那绿草如茵的场地，英姿飒爽的马匹，女人轻柔细薄的衣衫，敏捷刚健的骑士，骏马跑向终点的冲刺），文学和造型艺术。他爱上了一个美貌的姑娘——可见他对形态美颇为敏感，因为这姑娘是学绘画的。他写了几首几乎是抒情式的赞美诗献给她。他凭着一片至诚的爱慕，差一点儿把她称作大艺术家。
他也曾有过宗教的热情，他到座落在引人入胜的阿拉梅达街的“赤脚僧修道院”——那是虔诚信徒的简陋的隐居所——去躬身静思。这件事发生在1916年。关于这段孤独静思的日子，他写了一首十四行诗。这首诗表现了马里亚特吉十九岁*时的一种精神状态，我把它抄录在下面。他永远是个虔诚的信徒，但后来，他的虔诚信仰和宗教信念是从社会主义学说中吸取营养的。这个感情炽热、容易激动、充满自信、待人诚恳的人必然是虔诚的信徒。上帝从来也没有离开他，但他已不再到修道院密室的孤独恬静中去寻找上帝，而是从人类的痛苦，从人世的烦恼中去寻找上帝。
* 马里亚特吉生于1895年，至1916年应为21岁。——译注
隐居到“赤脚僧修道院”后，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写的十四行诗是：
赞禁欲的密室
慈悲的密室，你珍藏着祈铸书的幽香，
你四壁神秘的石灰墙洁白无瑕，
一位伟大的隐居者在你这里，
追悔思过，洗刷弥天的罪行。
祈祷书躺在粗陋的案上，
弥撒书的字里行间在呼唤亡灵：
帕多尔城的圣安东尼奥已精疲力尽，
幻梦中依稀见到复活节的羔羊*。
受难基督为忘恩负义的叛道者痛哭，
基督望着眼窝空洞的骷髅，
黑夜里空洞中似乎发出令人不安的目光。
在田野的私语窃窃和祈祷的喃喃声中，
独有十字架上的圣约翰话语铿锵，
对着忧郁而平静的心灵把话讲。 |
* 指带有灵光庙的羊的图象，象征基督。——译注
他给市文学和通讯报道比赛寄去一篇纪事文，《奇迹之神朝圣记》*。这是一篇文笔绚丽的文章，与巴尔德洛马尔的散文《兀鹫的心理学》一起获奖。看来评判组的成员都是情趣高尚的人。
* 奇迹之神（el Senor de los Milagros）是利马的守护神。——译注
在那些日子，有个舞蹈家到了利马，她是瑞士人，却用俄国人姓名，叫诺尔卡·鲁斯卡娅。她年轻美貌，有点舞蹈演员的灵感，但远没有安东尼娅·梅尔塞*或安娜·巴甫洛娃**那样的舞蹈设计才能。她演出了几场独舞会，引起了利马文艺界人士的赞赏、兴趣和好感。于是，几个受了颓废文学毒害的青年——其中包括马里亚特吉——便设想，要是看着诺尔卡在黑夜中随着肖邦的《丧礼进行曲》在墓地跳舞，那该多么激动人心！
* 安东尼娅·梅尔塞（1888—1936），阿根廷女舞蹈演员。——译注
** 安娜·巴甫洛娃（1885—1931），俄国著名舞蹈家。——译注
诺尔卡·鲁斯卡娅很喜欢年轻文人们这一异想。于是一天晚上，他们倾巢出动，到“贤哲祠”墓地去实现这个令人毛骨悚然、但毫无恶意的怪念头。在这死人城中，诺尔卡·鲁斯卡娅身披白纱，翩翩起舞，与此同时，小提琴手卡塞雷斯奏起肖邦那首撕裂肝肠的乐曲，发出如泣如诉的琴声。
观看这一场面的有巴尔德洛马尔、费利克斯，德尔巴列、法尔孔、马里亚特吉和一位政府官员——就是他批准在这个时刻进入墓地的。
这种令人捉摸不定的趣味、别出心裁的想法的结局是：舞蹈演员和她的伴奏者遭监禁，议会中提出质询，并在全城引起轩然大波。城市居民把这一戏剧性的，但并非是堕落的、玩世不恭的事件，看作是严重的亵渎神圣，是对死神威严的冒犯……虽然，演出这场舞蹈的演员的意图完全是可尊敬的，尤其它是……文学性。
在马里亚特吉的一生中，这件小事一定会作为那些文学上追求修饰派的熏陶，和欧洲现代派诗人影响的青年一代的一段插曲而永远牢记。
三、最初的焦虑
可是马里亚特吉，这位在散文、评论、报道和杂文中表现出他思想活跃、头脑清醒的记者，开始怀有社会主义的激情。他这位焦虑不安的青年已不满足于撰写观察敏锐的评论，文笔优雅的报道，丰富多彩、妙趣横生的杂文；不满足于创作才气横溢的诗篇和精雕细刻的剧本。他懂得，除了完成一个文笔精细、观察深刻的记者的工作以外，还有其他事情要作；他懂得，整个人类都为伟大的革新潮流所震动，而他，以优雅的文笔撰写一篇赛马报道，或以讥讽的笔触嘲笑某个土生白人政客的胡安·克罗尼克乌尔，必须投身到震撼世界的力量中去。
他和塞萨尔·法尔孔、鲁伊斯·布拉沃、路易斯·乌略亚加入了带有左倾色彩的日报《时代报》的编辑部。这时，他最初工作的《新闻报》已转向右倾。马里亚特吉必须抛掉那种略带病态、过分雕琢的各种颜色的文学灰尘的影响，他的笔要象千锤百炼的钢刀一样。那是一支犀利、有力、严谨的笔。他在《时代报》负责编辑“呼声”版。在这一版上，他尖锐辛辣、不拘形式地评论政治现状，经常为日报撰写社论。但他的雄心和理想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有一份杂志，在这杂志上他可以捍卫他刚刚认识的学说，并毫不隐讳地阐述自己的思想。还是这群青年作家冒险出版了一份杂志。这份杂志就是《我们的时代》。正如马里亚特吉所说，这是一份为广大群众而不是为“音乐宫”而办的刊物。现在已不是创作优美的文学和为艺术作品的主题作评注。《我们的时代》受到阿拉基斯坦领导的杂志《西班牙》的启发，其宗旨是干预国家的政治生活和传播新学说。第一期于1918年6月22日出版。在《我们的时代》上写稿的有塞萨尔·法尔孔、塞萨尔·乌加特、费利克斯·德尔巴列、巴尔德洛马尔、佩尔西·希伯森、塞萨尔·A·罗德里格斯、塞萨尔·巴列霍和马里亚特吉。根据编辑部声明，马里亚特吉将不再用“胡安·克罗尼克乌尔”署名。该声明说：“我们的笔友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已彻底拋弃以其为人熟知的笔名胡安·克罗尼克乌尔，并决定请求上帝和广大读者宽宥他用此笔名所犯下的许许多多罪过”。
在《我们的时代》第一期上，还登载了一篇题为《恶劣的倾向：军队的责任和政府的责任》的文章，署名是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
马里亚特吉在那篇文章中说：“国家应关心自己的国防。但应在与自己经济资源相适应的范围内这样做……实际上在军事努力方面，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应该比秘鲁政府更加节俭和谨慎。……因为我们这里需要的是劳动政策，而不是军备政策。需要的是劳动政策，也需要教育政策。希望我们的国土得到开发，我们的文盲得以扫除，那时我们就会有金钱和兵士来保卫秘鲁国土”。
这篇文章的语调不可能再温和、再严肃，再清楚明确了。但是，一小撮军官被《恶劣的倾向：军队的责任和政府的责任》一文中阐明的思想所激怒，气势汹汹地攻击这位年轻的作家。他们全然不顾他羸弱的身体，对他又骂又打。打了他两次：一次在街头，一次在出版《我们的时代》的《时代报》印刷厂。一个身高力大的军官带头对“小瘸子”进行袭击。袭击后，又提出决斗。马里亚特吉不会使枪弄棒，但他同意决斗，并在一天早晨到即将举行决斗的场地去了。教父们只得进行干预，以免发生人命案件，倘若在如此悬殊的条件下进行决斗，一定会出人命。马里亚特吉英勇地经受了这场卑怯的袭击：皮鞭抽打，拳打脚踢。他是在根本不懂怎样拿枪舞剑的情况下决定上决斗场的，这使全城充满义愤，一致声讨袭击作家的凶手。群情如此激愤，对此事件的谴责如此强烈，以致陆军部长被迫辞职。
自由思想和智力终于战胜了武力。遭到军人毒打、惩罚和污辱的马里亚特吉是一个象征，他代表着与暴力和野蛮相抗衡的文明、精神和镇静。
他身材瘦小，拄着拐杖，双目炯炯，面容苍白，激起所有人的敬佩，甚至迫使对手也要尊重他。在他那羸弱的身躯里，燃烧着一股必将照亮美洲的火焰。
《我们的时代》只出了两期。第二期出版后，由于缺乏经济上的资助而被迫停刊。但马里亚特古和法尔孔——这次得到了温贝托·德尔阿吉拉的资助——又一次试图进行既浪漫又危险的冒险事业：出一份左倾方针的报纸……但是还没有能够确保报纸生存的资本。
这几位先进作家租了属于大主教的一座印刷厂：鱼市大街上的印刷厂，1919年《理性报》便问世了。
当时共和国总统是唐何塞，帕尔多，他过去曾出任过一次总统。此人才疏学浅，思想保守，又缺乏远见，但执政温和，关心公共教育（秘鲁的财经学校就是靠他兴办起来的），掌管财政金融正直廉洁。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企业和投机活动有隙可乘，国内一部分人大发横财。但工人境遇悲惨痛苦。工厂、作坊和农村的劳动人民收入微薄，仅能使自己和家人勉强维持生活。帕尔多总统的文官主义政府不关心无产阶级的状况，也没有认识到欧洲在大战以后，新的思潮震撼着周围环境。秘鲁的工人们开始感到了这种动荡不定的形势。当时，他们还没有象后来在马里亚特吉的号召和影响下那样组织起来，结成团体，但在他们的队伍里已出现了反抗的萌芽。在1919年那场运动中，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大学生都没有领导无产阶级群众。他们的领导者和领袖是工人：古塔拉、丰肯和巴尔瓦。运动是从伟大的劳动者的核心发端、开始和爆发的。工人仅仅要求自己最起码的权利：降低物价、提高工资。无产阶级把马里亚特吉、法尔孔和德尔阿吉拉创办的报纸看作是提出自己要求、表达自己思想的代言人。那就是工人出身的福斯托·波萨达在《理性报》上编辑的劳动者专栏。
总罢工于1919年5月开始，历时近八天。鉴于市内一切活动都已停止，政府颁布军事法，成立城市警备队。帕尔多总统将权力移交给参谋长、陆军上校佩德罗·巴勃罗·马丁内斯。
许多同志被捕入狱。食品商店遭到抢劫，城市居民惊恐万分。
马里亚特吉在《理性报》编辑部里为无产阶级的事业而工作。他深切地感受到人民的贫困和痛苦，他们只求能够得到温饱。
帕尔多被总统候选人唐奥古斯托·B·莱吉亚*发动的政变推翻，于7月4日下台。7月8日，释放了工人领袖，为庆祝他们获释而举行的游行向《理性报》报社进发。三千多名劳动者参加游行，他们想对《理性报》给予他们事业的支持表示感谢。他们亲切地欢呼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名字，要求他讲话。于是他这样说：“人民第二次来访坚定了《理性报》作者的勇气，因为《理性报》是一份为人民所有、为人民而办的报纸；本报的作者是为高尚的事业服务的；‘煽动者’的罪名使巴尔瓦和古塔拉感到荣幸，因为他们的功绩在于他们最先唤起了人民的觉悟，并为人民揭示了原来不知道的新天地；《理性报》将永远用崇高的思想和对正义的深厚的爱来激励自己的行动。”
* 莱吉亚发动政变，于7月4日占据国家宫并放逐帕尔多，从此开始了他十一年（1919一1930）对秘鲁的统治。——译注
马里亚特吉在1919年7月8日向利马工人发表了这样一篇讲话，当时他只有二十四岁。就是这样，他用充满激情的话语签署了把他和他的弟兄——无产者和劳动者——团结在一起的誓约。
圣马科斯大学的改革运动，也在《理性报》上得到了热情的反响。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是“反大学派”，但是，他对生气勃勃的、追求崇高的智力目标的现代化大学应是什么样子，有着深刻的见解，他积极参加对过时的、僵化的圣马科斯大学改革的运动。
但是，《理性报》用自己的文章支持渴望圣马科斯大学的面貌焕然一新的工人和学生，开始使周围惶恐起来。大主教让法尔孔和马里亚特吉正在那里战斗的报纸搬出他的印刷厂。必须寻找其他印刷厂来出版报纸。当时有一家保守派报纸，想把自己的机器提供给马里亚特吉和法尔孔印刷《理性报》。这几位作家没有接受这家阴险狡猾的报馆的建议，因为它居心叵测，想把这几位青年记者拉到他们的队伍里去。于是内政部下了一道命令，勒令《理性报》停刊。
全国希望新总统唐奥古斯托·B·莱吉亚在施政方法和秘鲁的政治生活方面进行彻底改革。由于唐何塞·帕尔多下台，文官主义党已遭受沉重打击，现在莱吉亚正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反文官主义思想。
此后莱吉亚搞了一次改选连任活动，执政达十一年之久。他谨慎从事，搞掉了他认为对自己的政策有危险的人物。他不太用监禁的办法，而是更多地用流放的办法，给流放者一笔生活费，以维持其在流放地的生活。
可能他在马里亚特吉身上看到，会有一种反对他的暴政的力量。他预感到，这个青年作家是将来革新秘鲁的学说和思想的播种者。
于是，莱吉亚提出让这位作家去欧洲旅行，因为他认为，这位作家的笔对他的统治方法和政策是一个危险。
马里亚特吉同意作这次旅行。他做错了吗？这是在大好时机面前背弃他自己的思想吗？不，马里亚特吉需要到欧洲去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了解旧大陆的社会主义运动，到古老文明的源泉去汲取纯洁的艺术之水。如果不是莱吉亚政府为他提供机会，他永远也不可能出国。马里亚特吉同意了。他的一些朋友和伙伴严厉批评他。他们议论纷纷，说他“从莱吉亚那里拿到了钱”。一天下午，他在法尔孔（他也要在同样条件下去旅行）陪同下到《纪事报》去辞行，遭到在场一些人的冷遇。
当马里亚特吉被莱吉亚政府送往欧洲时（这是变相的流放，他的离去是刚刚上台的政府所需要的），他并没有背弃自己的思想。他去的目的是为了坚定自己的思想信念，扩大自己的知识视野。他到另外一些地方去，那里人民的悲剧更甚于自己祖国的悲剧。欧洲在吸引他，在召唤他，将来再把他作为丰硕的佳果送还秘鲁，送还美洲。是莱吉亚派他去的吗？莱吉亚不过是一个工具，是转动他的命运之轮的一只零件。在欧洲，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将把全世界的思想和渴望的脉搏收集起来，带回自己的祖国。
四、欧洲岁月
马里亚特吉在欧洲度过了丰硕的四年，学习、观察和接近战后最感兴趣的人物和事物。思考和工作丰富了他的文化修养，坚定了他的信念。
马里亚特吉有一次写道：“我们怀着不自觉的逃避现实的愿望，毫无保留地把整个身心，直至最后一颗细胞，都献给欧洲，献给她的生命和她的悲剧。我们终于发现了我们自己的悲剧，即秘鲁的悲剧，西班牙美洲的悲剧，对我们来说，欧洲之行使我们对美洲有了最好、最了不起的认识。”
所以在欧洲，马里亚特吉不是——根本不可能是——多少有点猎奇心理的旅游者，走马观花地涉足剧场、娱乐场所和名胜古迹，以寻求表面情感的满足。
这位作家完全彻底地沉浸在欧洲的悲剧之中，并与它水乳交融。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从这个悲剧中发现了自己国家的悲剧，欧洲的经历使他更加美洲化，并使他理解了自己祖国的意义。
他是拉丁系人，又深深为法国的魅力所吸引，所以他一到欧洲就去了巴黎。他住在艺术家和学生区，他们把这位肤色黝黑、目光充满幻想和笑容略显忧伤的青年看作他们当中的一员。马里亚特吉和巴比塞*进行接触，《火线》一书的作者的理想主义更加燃起了对信仰的热情。社会主义激情完全征服了这位秘鲁青年作家的心。法国这个国家不仅仅有大资产阶级、有轻易可得、令人惬意的娱乐，有甜蜜的生活气息。在法国，人们懂得为思想自由而献身。早在1789年就从法国发出了一个唤醒人类的伟大宣誓，使人类知道了自己的权利。
* 亨利·巴比塞（1874—1935），法国小说家，1919年发表长篇小说《光明》，把共产主义思想传入法国。同年创立国际进步作家组织“光明社”，主编《光明》杂志。《火线》是其著名作品。作者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壕中写成了这部小说，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罪恶。——译注
在巴黎，马里亚特吉出席了众议院的会议；议会的辩论和法国的政治生活引起了他极大兴趣。但是，美的情趣也在召唤马里亚特吉，而他内心本来就怀有巨大的艺术敏感性，所以，“卢夫宫”*、“罗丹**博物馆”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后来他去听音乐会，并且在由雅克·科波***宣传鼓动的“老哥伦比埃剧院”，领略先锋派戏剧和舞台艺术的新的表现形式。
* 卢夫宫，也译作罗浮宫，巴黎古代王宫，今为艺术博物馆。——译注
** 奥古斯特·罗丹（1840—1917），法国雕刻家，生于巴黎，代表作有《接吻》、《卡勒的市民》和《地狱之门》等。——译注
*** 雅克·科波（1879—1949），法国作家、戏剧导演。1913年创建“老哥伦比埃剧院”。——译注
在巴黎呆了几个月后，马里亚特吉前往意大利。由于巴黎气候潮湿，他的身体受到了损害；他动身到曾用自己的文化哺育了原始社会时期的欧洲的那个国土上去，为自己虚弱的身体寻找太阳、阳光和湛蓝的天空。他在意大利既找到了阳光和蓝天，也找到了赋予他生活以甘甜、热情和欢乐的爱情。在此之前，何塞·卡洛斯略微有点忧郁善感，所以他的诗集就应题名为《忧伤》，但在意大利，欢乐渗透并占有了他的心灵。他在佛罗伦萨找到了爱情，她出生在锡耶纳*，这是乔托**和热诚的使徒圣卡泰琳娜***生活的械市。她叫安娜，但是他用秘鲁国内使用的亲暱的爱称叫她“阿尼塔”。过几年回到袓国后，他献给她一篇抒情散文——那是一首纯洁、美丽的诗篇，概括了他的爱情的全部历史：
* 锡耶纳，意大利托斯卡纳的文化古城。——译注
** 乔托·迪·本多内（1267—1337），意大利画家，但丁的朋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美术的先驱者。——译注
*** 圣卡泰琳娜（1340—1380），意大利修女。以严格的禁欲和慈善而受人尊重，后封为圣徒。——译注
你给予我的生命
“我在你那如同波提切利*所画的《春天》中的十五世纪的肉体中再生。我在所有女人中间选择你，因为我觉得你最为与众不同。你是我命中注定的伴侣。你是上帝的旨意。犹如一艘小小的海盗船，不知所终地寻觅最僻諍的港湾去停泊。我是处于死亡的边缘；你是生命的起源。在十五世纪纯朴的绘画中，我就对你有了预感。在认识你之前，我就在一幅原始图画上开始爱上了你。你那古代的健美和风韵，等待着我那苍白、瘦弱的南美人的忧伤。你那锡耶纳乡村姑娘的姿色给了我生平中第一次欢乐。得到了你，在拉丁的天空下，使我振奋，使我的心灵萦绕无穷的欢乐。
* 桑德罗·菲利佩皮·波提切利（1444—1510），人称莱德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主要作品有《春天》、《维纳斯的诞生》等。——译注
由于你，在我流血牺牲的道路上升起了三颗明星*。但是你已略显憔悴，略显苍白，失去了托斯卡纳妇女昔日的姿色，我感到，你所失去的生命就是你给予我的生命”。
* 原文为“Por ti mi ensangrentado camino tiene tres auroras”，直译为“我那染上血迹的道路有了三道曙光。”——译注
她叫他的时候，把何塞·卡洛斯组成的名字加以简化，只叫他何塞。在那座充满艺术品和传统的和谐的城市里，在那座开放着红百合花的城市里，开始了他们的初恋阶段，她接受他的爱，就爱他原来的模样；苍白、羸弱、拄着拐杖。她家里人不认识他，思量着这个外国人是谁。（安娜家里为她设计了上层资产阶级的宏图大愿，希望看到她嫁给一个地主，嫁给一个在某农学院受过教育的庄园主老爷）可是，当阿尼塔家的朋友贝内德托·克罗齐对这个默默无闻的南美人表现出最诚挚的敬意时，当这位在本国政坛上起着显著作用，在欧洲美学运动中具有非凡意义的著名意大利作家，在基亚贝（阿尼塔父母的姓）一家的家中，愉快地与何塞·卡洛斯交谈和讨论时，一切忧虑统统化为乌有，一切猜疑也都烟消云散了。
一天，他们走出屋门，到佛罗伦萨的田野去散步，阿尼塔对自己的未婚夫说：“何塞，你为什么不去医院看看？这儿有专家，能治好你的腿。”
马里亚特吉似乎接受了未婚妻的建议。可是，光阴荏苒，这位作家还是没有下决心去看医生。他向阿尼塔坦白承认，他鼓不起勇气再请外科大夫治疗。他在童年时就已饱尝疾病、手术和住院的痛苦。他宁愿就这样下去，走路困难点，但上帝保佑，还是让他安静点吧！即使他几乎残废，她也接受他的爱……而她，用她十七岁芳龄的一片真情、幻想和热情爱着他，用她“锡耶纳姑娘”的心灵爱着他，就是这副模样她也爱他，并且把自己整个生命都献给他。
他们幸福地藏身在弗拉斯卡蒂*的罗马田野上一座小房子里。他们以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为食，吟诵沃尔特·惠特曼**的诗篇：他们在弗拉斯卡蒂的小屋里度过了情意缠绵的几个月，但他们不得不去罗马，因为一个孩子即将出生，阿尼塔必须住院，马里亚特吉的第一个男孩在罗马出世。马里亚特吉出于对波提切利的挚爱，给他取名“桑德罗”。当时正在罗马美术学院学习的雕塑家奥卡尼亚，洗礼时作了孩子的教父。
* 弗拉斯卡蒂，意大利城市，靠近罗马，以产优质葡萄酒著名。——译注
** 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主要诗集有《草叶集》。——译注
但是，即使在为爱情的时刻所陶醉时，马里亚特吉也没有停止思考、学习和丰富自己的文化知识和社会激情。
意大利象所有欧洲国家一样，挣扎在战后的危机中。马里亚特吉目睹了法西斯的出现，目睹了罗马年轻人边走边唱《青年曲》*的情景，但他的信仰没有削弱，没有动摇；在看到意大利面对法西斯初露苗头而怀抱幻想、迟疑不决或茫然若失时，他的信仰反而更加坚定。
* 当时意大利的法西斯歌曲。——译注
在热那亚和戛纳，他参加了辩论重大国际问题的座谈会。他的欧洲之行到德国和奥地利为止。他在意大利生活了两年半。他热爱自己妻子的祖国，热爱自己儿子出生的国家；看到古代拉丁文明的遗迹，看到意大利古代人织的布匹，看到罗马的清泉和花园，他悠然神往，心情激动。威尼斯就象对所有来访的伟大人物一样，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是返回秘鲁的时刻到了；在此之前，马里亚特吉一定得接触一下德国，接触一下我们所有人都曾向往和热爱，而今横遭纳粹暴政蹂躏和束缚的、歌德和贝多芬的德国。
1914年战争和凡尔赛和约后，德国似乎已经没有力量了。谁也没有料想到，那个被解除武装和分割的国家，正在考虑准备第二次大战，因为据德国看来，这场战争会使它统治全世界。马里亚特吉携带妻儿于1922年到了战败的德国，在那些日子里，剧院和咖啡馆里高唱《国际歌》，工人俱乐部和工会里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像。这种种迹象使马里亚特吉的社会主义信仰得到振奋和快慰。他相信会出现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德国的前景，但是如果他活到今天，他这个信念一定会大失所望。纳粹主义已压倒了马里亚特吉所了解的德国的良知和思想。
这位作家没有能够如愿以偿到俄国去亲身体验俄国新生后的光景。在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冲击下，那个国家正处在变动之中，带着家眷到那里去是很困难的。他们还是到了维也纳，并了解了一下布达佩斯。
后来，在返回秘鲁前夕，他与塞萨尔·法尔孔在科隆相遇。马里亚特吉说那场莱茵河畔悲剧的吸引力，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没有能够抵制住的那场悲剧和冒险行动的吸引力，把我们带到埃森，铁路工人的罢工使我们在那里滞留了几天。我们一起度过了欧洲历史上紧张、动荡的几天”。
1923年初，在柏林的腓特烈车站，马里亚特吉告别了他在祖国最初斗争时的朋友和战友法尔孔。秘鲁正在等待着这位在欧洲发现了“西班牙美洲的悲剧”的作家。
五、重返祖国
1923年一天下午，我在“交响乐团”的大厅里遇见了马里亚特吉，那里正举行意大利绘画展览。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这位作家还没有脱掉深色的长大衣。那是他从欧洲归来后我第一次见到他，只见他精神奕奕，热情奋发。他是来给那次意大利现代画家画展作介绍的——顺便说一句，这次画展不太成功。我们简短地聊了一会儿。马里亚特吉得去接待要求解说和评论的参观者。但他还是有时间告诉我，他有了个儿子，名叫桑德罗，住在利马老区一所房子里。
自从这次短暂的邂逅后，又过了好几个月，我在团结大街一家书店里再次见到了马里亚特吉。我们评论了一本什么书。他告诉我，他第二个儿子希格弗里多已经出生了，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敬慕瓦格纳*。我同意去看看阿尼塔和他的孩子，但我的诺言未能立即实现。后来在华盛顿街那座房子里，我见到了阿尼塔和他的孩子们。在家里，马里亚特吉坐在他那把残疾人用的椅子里。由于情深意笃，志趣相投，和对他个人的尊敬，我经常到他家去。他的一生是英勇沉静、真挚诚恳、埋头献身精神的典范。
* 这里系指希格弗里多·瓦格纳，德国大音乐家黑尔姆·理査·瓦格纳之子。——译注
马里亚特吉回到秘鲁时，没有变成目空一切、卖弄才学、看着自己国土上事物茫然不解的欧化人。在欧洲度过四年之后回来时，他的心灵向秘鲁的激情敞开，他的才智机敏地捕捉着祖国问题的脉搏。他给轻浮懒散、无所事事的利马带回了自己坚定的信念，深切感人的关心，质朴无华的热情话语和自己的工作意志。他了解国家存在着各种可能性，而成就一番事业，唤起人们的忧国忧民之心，在仍然荒芜的土地的沟畦里撒播种子的希望又在鼓舞着他。
播种者，我看马里亚特吉就是这样的人，在阴郁、荒凉的沿海平原，在安第斯山迷人的、田园诗般的谷地，在东部纵横交错的森林里撒播种子。疾病威胁着他，他从未受过命运的爱抚，而后来死神却在他风华正茂时夺去了他的生命，但是这位伟大人物的精力何等旺盛！多么旺盛的精力，多么质朴、感人的欢乐！他多么渴望了解生活和艺术的各个方面！他的智慧博大精微，他的心灵高尚慷慨，他关心的问题多种多样，所以他全身心地献给了秘鲁，在那里，人民的困境深重悲惨，艺术的传统丰富多彩。如果不是身有残疾，他一定会遍访整个国家，深入到山地的矿区，走遍沿海庄园肮脏的工棚，甚至会到广阔而荒凉的林区；他会怀着孜孜不倦地了解自己国家的悲剧的心情，踏遍整个秘鲁国土。
回国之后，马里亚特吉的事业是怎样开始的呢？还是让我引用他在一篇自传体短文中所说的话吧：
“1923年我回到秘鲁后，在我写的一些报道、在大学生联合会和人民大学的演讲以及一些文章中，我介绍了欧洲的情况，并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我国的现实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研究秘鲁现实；他用多么炽烈的热情，多么顽强的意志，多么巨大的工作能力，多么高尚的精神境界来从事这项事业呀！因为这是他生活的一个目的。
在库斯科举行的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上，决议创立冈萨雷斯·普拉达人民大学。马里亚特吉在这所大学所作的讲演和发表的作品，其特点是阐述明晰，结构严谨。马里亚特吉不是那种土生白人即兴式的演说家，他们口若悬河的议论全靠美丽的形象和隐晦的譬喻来装璜门面；而马里亚特吉的讲话遵循一个计划，一种方法，一个系统；他讲演时的确是慷慨激昂的，但是却象数学一样精确，而且以有力的论据为基础。
通过决议创办冈萨雷斯·普拉达人民大学以后，阿亚·德拉托雷编写了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号召学生和知识分子给这些类似于大学的学习中心讲课。那时，马里亚特吉刚从欧洲归来，阿亚·德拉托雷请他给予合作。开始讲课前，马里亚特吉先到课堂旁听几天，因为他想跟工人们进行接触，让他们对自己有更亲切的了解。
他第一次讲演的题目是《世界危机与无产阶级》。他用激动而亲如兄弟的语调对听讲的人说：
“我的报告主要是讲给秘鲁无产阶级这支先锋队听的。没有任何人比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更加需要研究世界危机了。我不是企图到一所自由大学的这座自由讲坛上，来向这些先进分子讲授这场世界危机的历史，而是我个人和他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同志们，我不是在这座讲坛上讲授世界危机的历史，而是和你们一起研究这历史的”。
马里亚特吉的学问博大精深，又从欧洲带回丰富的知识，但他既谦虚又朴实。他把自己置于学生的地位，紧紧地站在听他讲演，期望从他那里得到智慧、找到方向和道路的工人一边。他不认为自己是什么教授。他从没有上过什么大学或学院。只是有一次，他到圣马科斯大学去听一位修道院教士讲拉丁文，因为我们西班牙语优美的母系语言吸引着他，但他依然保持着自己“反大学派”的性格。
所以他到人民大学的工人中间去“和他们一起探讨”，而不是去教他们。
在人民大学向工人传播知识的还有其他一些青年人，他们是恩里克·科尔内霍·科斯特、卡洛斯·曼努埃尔·科克斯、阿尔弗雷多·埃雷拉、欧多西奥·拉维内斯、哈科沃·赫维茨、福斯托·波萨达。这些理想主义者和狂热分子或许还没有非常清楚地确定要走的道路。他们正在为“社会正义”而斗争，但他们的纲领还不具体，还不明确。后来，马里亚特吉给冈萨雷斯·普拉达大学进行的工作指出了明确有力的方向。他的每一堂课都指出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目的。
但是，人民大学的生命并不长。“五月二十三日事件”*的结局是一名学生和一名工人被杀，阿亚·德拉托雷被监禁和流放。事件发生后，警察对冈萨雷斯·普拉达人民大学进行监视。一天，特务们借口学校是煽动和颠覆中心，突然闯到师生们聚会的地方。师生们被抓到警察局，在那里呆了两天。马里亚特吉也是被捕者之一。在警察局里，一个军官竟敢出言不逊，侮辱被捕的人，马里亚特吉正气凛然，终于压倒了那军官的骄横无礼。
* 1923年5月23日，企图在利马举行一次全城的宗教祭神仪式，这一想法遭到学生和工人最有力的拒绝。——原注
所以在马里亚特吉此后的岁月中，警方一直监视和跟踪他。
克莱门特·帕尔马*领导的《万象》（“Variedades”）周刊，要求马里亚特吉撰稿。《万象》周刊的编辑是些审稿标准很宽的人，对这位青年作者的左派立场不太介意。而帕尔马领导的周刊的政治色彩也不会搞乱马里亚特吉的思想。他不搞蝇营狗苟的政治，也不搞散布流言蜚语的小动作；他的思想光辉照射到更加广阔的天地，达到更高的格调。
* 克莱门特·帕尔马（1872—1940），秘鲁作家，《秘鲁传说》的作者里卡多·帕尔马之子。——译注
是宣传他的信念、他的思想和他的社会主义信仰吗？这里必须再一次把马里亚特吉比作是为未来的收获而撒种的播种者。
一方面报章杂志上为独裁者大唱赞歌，为他的部长敬献鲜花，为莱吉亚政权的“丰功伟绩”大肆宣扬；另一方面却震响着一个崇高的、真诚的、纯洁的声音，这声音表达了一种新的思想，一种新的理想。
马里亚特吉在《万象》周刊上创办了“世界舞台的形象与侧面”专栏。对独裁者莱吉亚及其追随者的褒扬吹捧将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泯灭，而马里亚特吉的号召将永远活在秘鲁的心中。
六、祓灾的圣水
人人都得用痛苦之水洗濯。毎个人的一生都需经过某种考验，从而得到锻炼，变得纯洁无瑕。
天使用烧红的木炭擦净以赛亚*的嘴唇，使他更有资格呼唤上帝的名字。这天使就是使人生纯浩无瑕的活生生的象征。
* 以赛亚：《圣经》中人物，希伯来的大预言家。——译注
马里亚特吉从小就倍受疾病的折磨，1924年再次接受了这位用火炭烧去渣滓、揩净污垢的天使的拜访。他又一次在自己的肉体上感受到了疾病带来的巨大痛苦。
“马里亚特吉病了，病得很重”。他的朋友们用颤抖、悲痛的声音传告。是的，他旧病复发了，小时候，这场疾病几乎使他残废，现在因为跌了一跤，病魔重新发作，实际上是伤腿发生感染。现在正是充分发挥他的智慧的时候，正是秘鲁迫切期待着他施展他的天才、学识、工作意志和组织才能的时候，而他却由于脑力劳动过度，利马气候的影响，以及一位理想主义作家由于在生活上饱经困苦而弄得十分虚弱的身体，再次遭到疾病的袭击。
我们这些他的朋友都很难过，日复一日地等待着病情发展的消息。高烧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四十度，四十一度，四十二度。马里亚特吉赖以走路的那条好腿上出现了肿瘤。病人能够顶住感染突然发作吗？
一天早晨八点，作家的病情十分严重，大夫们立即会诊。医生加斯塔涅塔提出自己的意见：必须马上给病人截肢。没有别的办法，而且不能浪费时间。否则，马里亚特吉就会死去。
何塞·卡洛斯的母亲唐娜阿玛莉亚·德马里亚特吉当时正在医院，她反对截肢。她不愿看见自己的儿子身体虚弱，截去大腿，没有力量去面对生活（她相信会这样的）。此外，唐娜阿玛莉亚是个古板的天主教徒，她关心的是宗教上的问题，宁愿让神甫给她的儿子做忏悔，也不愿进行外科手术。
但阿尼塔对这件事却另有看法。她深深地爱她的伴侣，了解何塞·卡洛斯那羸弱的身体中蕴藏着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截肢，身残，瘫痪吗？只要他的智力和精神完好无损、生气勃勃、光辉灿烂、强大旺盛，这又算得了什么！她应该鼓励他，帮助他，支持他，让他即将开始走的那条崎岖艰难的道路能够平坦一些。把他送到手术台去吧，把他的腿锯掉吧，但是要让何塞·卡洛斯活着！这是九点钟发生的事情。到十二点，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已从马里亚特吉的身体上截去了病腿——手术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时间紧迫，马里亚特吉几乎已失去知觉，唐娜阿玛莉亚和阿尼塔在“意大利医院”一间病房的床边等着。老太太哭哭啼啼，几乎昏厥；年轻的阿尼塔镇定自若，精神饱满，充满自信。她知道，何塞·卡洛斯不应该死，因为他的目的还没有达到，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手术后过了几天。这时阿尼塔已离开医院，照顾正在生病的小儿子希格弗里多去了。马里亚特吉由一位朋友陪着，他掀起自己床上的毯子。他一点也不觉得腿疼，只觉得困倦欲睡。他好奇地想知道那条腿怎么样了。霎时间马里亚特吉心中出现了一阵极大灰心丧气的情绪——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看见自己腿被锯断，想到自己余生会变成残废，他大失所望，用力揪自己的头发，痛哭得实在令人伤心、同情。
人们很怏叫来阿尼塔，她看见他正在痛哭，而且神经很紧张。马里亚特吉看见她，马上抓住她的手。接触到那双可爱的手，看到他温柔文雅的爱人，望着她那明亮的眼睛，和那依然保持着“锡耶纳乡村姑娘的姿色”的秀丽面孔，他的痛苦逐渐减弱，心中恢复了平静，嘴里也停止了呻吟。医生走进病房让他服镇静剂，却看到一派亲切、安详的情景。马里亚特吉的双手握在自己妻子手里，苍白憔悴的脸平静地偎依在枕头上。
马里亚特吉再也没有叫过苦。他以坚强的毅力承受了命运的安排，他坐在自己的轮椅上，树立了英勇、朴实的乐观精神的榜样。这种无形无声的乐观精神发自他的内心，战胜了无情的病魔在身体上造成的痛苦。
马里亚特吉及其亲属的经济状况实在困难，手术、治疗、养病（养病本身倒不成问题，但却是漫长的、痛苦的），这些费用怎么付呢？妻子和年幼的儿子怎么照料呢？于是，秘鲁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中间发起了一场崇高的、友爱的支援运动。包括各种思想的作家，各种倾向的艺术家，以及学生和工人，在自己战友的困难时刻，都对他提供了自己的帮助。这样，马里亚特吉才能离开利马去养病。他在米拉弗洛雷斯呆了一段时间，那里温和的海风增强了他的体质。然后他到了乔西卡，这座座落在安第斯山脚下的村镇的气候，使他彻底恢复了健康。
与此同时，我们这些他的朋友正在利马等着他。华盛顿街家里已经为他安置好了那把残废人用的椅子。
最后阶段即将开始，这是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一生中建树最多的阶段。
七、《阿毛塔》
华盛顿街五百四十四号的房子宽敞、明亮。阳光充足地照进内院，孩子们就在那里玩耍，马里亚特吉习惯在那里呆上一会儿，晒一晒中午温暖的阳光。
华盛顿街是一条没有喧闹声的街道，几米之外有一座公园。在窗子朝街的房间里，放着几个摆满书籍的大书架，这些书说明主人的爱好是严肃的、非常现代的；还放着一张罩着红色套子的长沙发和几把舒适的大靠椅；墙上挂着当代艺术家的绘画和版画；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许多报纸和杂志。
马里亚特吉就在这个房间工作。他的工作有计划，有条理，循序渐进，什么事都不是临时凑合，他孜孜不倦地学习，他的思考探索精神和求知渴望与日俱增。
每天都有诗人、艺术家、作家、学生和工人去拜访他，希望聆听他的谈话，听取他的想法。
下午五点后，客人开始陆续到来。马里亚特吉穿得朴素整洁——白衬衫外罩着一件毛线衣，领带上的领结有点艺术家豪放不羁的风度，灰裤子，一绺黑发垂在额上，坐在他的轮椅上和他们热烈地交谈。
围在马里亚特吉周围的有埃古林、乌戈·佩斯塞、何塞·萨沃加尔、欧亨尼奥·加洛、波萨达、胡利奥·德尔普拉多*、埃内斯托·雷伊纳、马丁·亚当和纳瓦罗等。阿尼塔有时进来呆一会儿，用音乐般悦耳的意大利口音说上两、三句话，然后就离开，因为孩子要她照料，家务要她操持。
* 疑为豪尔赫·德尔普拉多（1911一），现任秘鲁的共产党（团结）总书记之误。——译注
阿尼塔持家克勤克俭，把她丈夫的房间变成了一个亲切、温暖、井井有条的小天地。多亏阿尼塔，马里亚特吉的家中从没有感到有缺吃少穿的家庭那种烦恼气氛。家庭收入寥寥无几，但她以巧妇的奇才异能，使一分钱当几分钱花。
安德烈斯·A·阿兰布鲁是个拥护莱吉亚政权的记者，但却是个颇有才华的人。他领导的《世界》周刊，也和《万象》周刊一样，请马里亚特吉撰稿，而且答应他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资产阶级杂志要求马克思主义作家写文章。这样，马里亚特吉就又有了一个新的讲坛来发出自己的召唤。但是他渴望——这也是他当了作家后早年就有的渴望——出版一份自己的杂志，一份在秘鲁完整地阐述社会主义思想的杂志。
他坐在自己的椅子里为这份杂志筹划和拟定方案——这是他长期以来的理想，现在由于他积极、顽强的努力和他的智慧，这一理想即将实现，杂志的名字后来定为《阿毛塔》。马里亚特吉早先曾想把它定名为《光明》或《先锋》，但根据画家何塞·萨沃加尔的参谋和建议，绐它取了个非常秘鲁化的名字：《阿毛塔》。“阿毛塔”一词的意思是古代秘鲁的学者、导师和伟大的教士。
但是，没有钱怎么能出版一份四十多页、附有许多插图的半月刊呢？他弟弟胡利奥·塞萨尔确实开着一家印刷厂，给他提供许多方便。但工人的工资、纸张和出版杂志所需要的其他材料都得付钱。马里亚特吉毫不动摇，投入了这场担风险的工作。他可以欠债，可以承担一些即使不是无法实现也是很难实现的义务，但《阿毛塔》必须出刊。
对马里亚特吉这位记者来说，办杂志这个行业没有什么神秘的，他就着手在书房里为杂志拟方针，作预算，约稿件。桌上堆满了稿件和稿纸。文章、诗歌、小品、素描、配图短文等等源源而来。“米内尔瓦”印刷厂的工人也开始排印稿件。
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清样都要经过这位作家的双手。他修长的手紧握着铅笔，修改文稿，校正版面，这些稿件和版样是由一个男孩子送到华盛顿街来的（马里亚特吉十四岁时，也象这个孩子一样干过送、取清样的活计）。
马里亚特吉身边有几位朋友，帮他工作，和他一起评论已经初具规模的杂志。他们工作时，偶尔听到孩子们在院里嬉闹的声音。偶尔有客人来问：“杂志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出版？”
1926年9月的一天，《阿毛塔》第一期出版了。封面上赫然刊印着萨沃加尔画的一个印第安人高昂的头像，这就是塔万廷苏约帝国的那位学者和导师。在第一期的社论或介绍中，马里亚特吉明确地规定了杂志的方向。这篇介绍可使人们了解鼓舞《阿毛塔》办下去的宗旨和精神，现将全文转录如下。
介绍《阿毛塔》
“本刊在知识界不代表一个小集团，而是代表一场运动，一种精神。一段时间以来，在秘鲁就感到一股日益强劲、日益明确的革新潮流。人们把进行这场革新的人叫先进分子、社会主义者、革命者等。但历史还没有给他们最后命名。他们之间有某些形式上的不同，有某些心理上的差别。但所有这些有志之士都把使他们接近和一致的方面置于他们的分歧之上，这就是他们都立志要在一个新世界中建立一个新秘鲁。他们中间意志最坚定分子的才智和协调合作正在逐渐发展。这场思想和精神的运动正在逐步成为有组织的机体。由于《阿毛塔》的发刊，这场运动进入了一个最后形成的阶段。
《阿毛塔》经历了一个认真的酝酿过程。它并不是仅仅由于我一个人的决定而突然诞生的。我从欧洲回来时，就有创办一份杂志的想法。但是由于一些个人的痛苦波折，我未能如愿以偿。但这段时光并没有虚度。我的努力已和其他与我的想法和感情相同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努力结合在一起。若在两年前出版，这份杂志会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而现在它是一场运动和一代人之言。
我们《阿毛塔》的作者打算取得的第一个结果，是使我们彼此更好地协调一致和相互了解。办这份刊物的工作将使我们更加团结。与此同时，它将吸引其他优秀分子，并驱除现在对先进思想献媚，而一旦要求他们做点牺牲，立刻就会拋弃先进思想的某些动摇分子和消极分子。《阿毛塔》将对先进分子（包括积极分子和同情分子）进行筛选清理，直至分清良莠。它必将造成或加速这种分化和集中现象。
无需公开宣布，《阿毛塔》不是一座向各种思潮开放的自由论坛。我们这些本刊的创办者，不承认不可知论的文化和艺术。我们感到自己是一支进行战斗和论战的力量。对于那种容忍各种思想的、通常是虚伪的观点，我们决不做任何让步。我们认为思想有好有坏。我在我所著的《当代舞台》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我是属于一个组织、抱有一种信仰的人。现在我可以说本刊也是这样，它拒绝刊登一切违背它的思想以及一切不表达任何思想的东西。
要介绍《阿毛塔》，任何庄严堂皇的词句都是多余的。我要在本刊中废止玩弄词藻。我以为，一切纲领都毫无用处。秘鲁是个到处是招牌和标签的国家。我们还是做点有内容，或者说有意义的事情吧。另外，《阿毛塔》不需要什么纲领，它只需要一个宗旨，一个目标。
某些人可能很关心这个刊名。这可能是由于我们中的某些人把招牌看得过于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就本刊而言，不要从严格的意义上来看这个词。这刊名只是表明我们与印加民族的血缘关系，只是反映我们对印加思想的崇敬。从特定意义上说，正是由于本刊的出版，‘阿毛塔’一词有了新的含义。我们将对这个词进行再创造。
本刊的目的是用理论和科学观点来提出、阐明和认识秘鲁的问题。但我们将永远在世界总的形势中来考察秘鲁。我们将研究所有伟大的革新运动，包括政治的、哲学的、艺术的、文学的和科学的。人类的一切问题都是我们要考察的问题。本刊将把秘鲁的新人首先和美洲其他各国人民，然后和世界其他各国人民联系起来。
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此时此刻，一份历史性的刊物已在秘鲁的国土上诞生，如果有人没有看到这一事实，那他的观察力就未免太迟钝了。”
马里亚特吉正象自己有一次曾宣布的，是一个“供认不讳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并不在自己的思想和信仰中故步自封。他的心灵时刻准备接受各种艺术激情，他把《阿毛塔》的版面向诗歌、文学作品和造型艺术的表现形式开放。他请何塞·萨沃加尔领导刊物的艺术版，《阿毛塔》上转载美洲和欧洲现代画家的油画、版画和素描，以及教堂、历史古迹、古代秘鲁陶器的照片。所以，《阿毛塔》有显著的特点，很高的艺术水平。
《阿毛塔》上发表许多人的诗篇，如埃古林（他的抒情诗感情纯正，文笔细腻，受到马里亚特吉最热烈的称赞）、卡洛斯·奥肯多·德阿马特、马丁·亚当、胡安·何塞·洛拉、加马列尔·丘拉塔、玛格达·波塔尔、塞萨尔·阿尔弗雷多·米罗·克萨达、哈维尔·阿夫里尔——这里我仅举几个例子而已。以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为中心，开展了一场丰富、有意义的诗歌运动。他是充满幻想和抒情情感的这一代人的鼓舞者、引路人和领航员。十五年后，人们把这种诗歌现象称为“阿毛塔运动”。
在《阿毛塔》杂志上，社会主义信念发出它激荡着希望的歌声，这歌声传到车间、田野、工厂和矿山，唤起人们对事物的关心，回答人们提出的许多问题。
《阿毛塔》……马里亚特吉把整个身心都扑在《阿毛塔》上。他撰写文章，修改清样，安排编辑素材，监督寄到各省和国外的邮件的包装工作。
杂志的预算即使不亏，也是勉强平衡。《阿毛塔》不是一家商业性企业，而是一项精神的事业。于是，就求助于朋友们的慷慨捐赠，组织了十五天的“支持《阿毛塔》”活动。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领导的刊物的基调和倾向，开始引起了莱吉亚政权的恐惧。这份杂志封面上印着一个印第安人，里边登满了现代诗歌和奇怪的散文，维护土著人和无产阶级，引用马克思、卢那察尔斯基、巴比塞以及罗曼·罗兰的话，却不愿歌颂秘鲁的国家总统和他的合作者，这到底是份什么样的刊物？《阿毛塔》已出了九期，但是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政府里有人想，是迫使它沉默的时候了。
政府里有些人非常善于制造和罗织“阴谋”。于是编造了所谓共产主义“阴谋”的谎言，说马里亚特吉和许多作家都牵连在内。出于《阿毛塔》的总编辑身体状况很坏，没有把他关进监狱，而送进了圣巴托洛梅军人医院，那里是专送被控策划阴谋的有病的军人的。
马里亚特吉在医院里呆了六天。在此之前，警察搜査了他的藏书，没收了许多他们认为是颠覆性的书籍——这是一次滑稽可笑的，又是粗暴的事件。派到马里亚特吉家执行这项任务的，是一个名叫贝尔加拉的人。在马里亚特吉严峻的目光下，贝尔加拉开始搜查藏书。可笑的事情就是在这时发生的。这个警察稽查头目对精装书籍——正是马克思、列宁的书——恭而敬之，因为他认为，精装书不可能是共产主义的宣传工具。有一个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不是精装的弗洛伊德*的著作。贝尔加拉断然宣布：“这些书没有精裝封面，是有害书籍，是颠覆性的。该带走。”
* 西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以弗洛伊德学说闻名于世。——译注
四十名公民，包括作家、知识分子和工人，被带到圣洛伦索岛*，其中有豪尔赫·巴萨德雷**，其他人被流放。杂志停刊，“米内尔瓦”印刷厂的车间关闭了一个星期。施展了一系列阴谋诡计，专门为了取缔《阿毛塔》。禁闭六天之后，把马里亚特吉放回家去，同时却通知他，警察将继续不断地监视他。
* 圣洛伦索岛，利马以西太平洋中的岛屿。——译注
** 豪尔赫·巴萨德雷（1903—1980），秘鲁著名历史学家、作家。著述甚多，最著名的是他的十六卷巨著《秘鲁共和国历史》。曾两度出任教育部长，并任过美洲国家组织文化事务处处长。1976年获社会科学方面的国家文化奖。1979年1月30日被授予国家最高荣誉的秘鲁太阳大十字勋章。——译注
马里亚特吉在写给《新闻报》的信中，对于控告他搞阴谋表示抗议。他在信中说，“革命这个字有其另外的词义和另外的含义”。
革命，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认为，革命是一场意识形态运动，是一场人的精神和觉悟的震动，而不是土生白人为了夺取权力和政府中的肥缺而策划的“阴谋”。
取缔《阿毛塔》一事使美洲舆论为之震惊。《阿毛塔》在美洲已经赢得了作为自由、革新和生动活泼、富有朝气的思想的代言人的地位。《阿毛塔》代表着渴望加入当代世界的进军的新秘鲁。几个月之后，莱吉亚政权不得不允许这份杂志重新出刊。莱吉亚不想触怒美洲的知识分子，这是他的策略，他不喜欢暴君式独裁者这个外号。他这个统治者的眼光仅仅局限于举债告贷、建造兵营、修筑公路和在政府宫里举行宴会。在他这样的眼光看来，一个又穷又残的作家的幻想能有多大意义？莱吉亚曾提出，让马里亚特吉领导一份报纸，报酬优厚，但马里亚特吉拒绝了。
这位为自己掌握百万钱财、把国家拖入毁灭性的冒险事业而踌躇满志的独裁者认为：马里亚特吉那样做是多么缺乏实用观点和商业精神呀！让那份以印第安人为封面，登载稀奇古怪的理论的杂志重新出版吧……！随时都可以再把它封闭……把它的总编辑关进圣巴托洛梅军人医院！
《阿毛塔》于1927年8月重新出版。马里亚特吉在重新开始总编工作时写道：“这不是死而复活。《阿毛塔》不可能死亡。在秘鲁国内国外，它从来没有象沉默的这几个月活得这么好。我们感觉到了，西班牙美洲最优秀的人物都在保卫它。”
同一期上还宣布，成立“阿毛塔出版社”，出版社部分地分担了马里亚特吉所担负的刊物出版的经济责任。出版社的活动没有得到全面开展，确实没有取得多大成绩，《阿毛塔》的财政状况依然不稳定。
马里亚特吉一方面在《阿毛塔》工作，一方面兼任“米内尔瓦出版社”的总编辑。在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精明、有效的领导下，“米内尔瓦出版社”出版了路易斯·巴尔卡塞尔的《安第斯山的风暴》，马里亚诺·伊维里科的《崭新的时代》，马里亚特吉本人的《当代舞台》，以及何塞·马利亚·埃古林的《诗集》。
为了进一步对这位伟大、深刻的秘鲁诗人表示敬意，为了更广泛地传播他柔情洋溢、妙趣横生的作品，《阿毛塔》第二十一期是他的专辑。这期封面上，画着一个梦幻中的姑娘提着一盏古色古香的灯，邀请读者随着埃古林的诗歌联想翩翩。
在华盛顿街那座房子里，我曾多次看到这位杰出的抒情派诗人与何塞·卡洛斯促膝谈心。在这位严格的、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这位写过《形象之歌》的幻想家之间，有着极密切的相似之处：他们对美的强烈爱好。
八、《劳动》
马里亚特吉虽然受到警察的监视，受到疾病的威胁，但他并没有丧失勇气。他继续从事自己的事业，在出版《阿毛塔》的同时，又出版了一份完全为维护无产阶级并为他们谋利益，为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而办的刊物，而他自己不就是一个从小就在车间进行繁重的劳动并为糊口而挣扎的工人吗？《阿毛塔》除了其理论方针以外，是一份侧重于艺术和文学的月刊。马里亚特吉领导的这份命名为《劳动》的新刊物，则是秘鲁无产阶级的期刊。《劳动》的第一期在1928年11月出版。
马里亚特吉不是那种采取加入无产阶级队伍这种时髦态度的知识分子。他的内心极其真诚，工人的痛苦和不幸就是他自己的痛苦和不幸。《劳动》杂志深入人心，因为它是为人民而写，在工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马里亚特吉这位作家，这位在《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中洞察最深刻、最活生生的秘鲁现实的思想家，被劳动者看作是他们最忠实的朋友，最亲密的同志，最可靠、最坚定的引路人和导师。1929年1月14日，莫洛科查的无产阶级寄给他一封信，对于《劳动》开展的维护他们利益的斗争表示感谢和支持。这一文献比任何其他评论文章都更加清楚地证明了马里亚特吉的热情，他的理论的纯洁性，以及他的号召如何强烈地深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但莱吉亚政权的忧虑和恐惧也日益加剧。它认为《劳动》半月刊确实很危险。《阿毛塔》这份艺术、文学、辩论和理论性的月刊之所以未遭政府禁止，是因为在莱吉亚看来，它所从事的是神圣但却无用、称之为艺术的东西。但《劳动》却是战斗的呐喊，发出提高警惕、进行自卫的呼声，对它必须采取更加彻底的措施。于是封闭了杂志，禁止总编辑出版这份为工人而办的半月刊。杂志遭禁后，警察随即到了马里亚特吉家里。他们搜査马里亚特吉的文件和书信。任何人不得进入华盛顿街这座房子，进入者一律逮捕。马里亚特吉丟失了珍贵的手稿和私人文件，因为警察特务的贪婪没有止境。这群匪徒洗劫了马里亚特吉的家，甚至对他的妻室孩子也毫无顾忌。
就《劳动》杂志被禁一事，马里亚特吉向当时的内政部长本哈明·瓦曼·德洛斯埃洛斯提交了一份抗议照会。但对于政府不喜欢的作家的照会，部长们通常是不予答复的。马里亚特吉在照会中所使用的字眼对这位身为政府部长的官员该多么陌生！
对于只喜欢听一小撮无耻文人大唱溢美之词的政府官员来说，“学说、意识形态、酋长制、大庄园主”这些字眼，他懂得是什么意思呢？
马里亚特吉还致函记者协会主席，抗议侵犯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但是，既然资本家的利益要求取缔一份维护无产阶级的刊物，这位“主席同志”又能怎么样呢？
与此同时，莫洛科查矿区的工人们成立了“莫洛科查工人和职员联合会”，并迫使公司接受了一份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请愿书。
《劳动》只出了十期，而迫害的阴影又一次降临到《阿毛塔》头上。马里亚特吉知道，这份杂志——这是他心里最喜欢的一项事业——也即将被取缔，于是他想跟自己的战友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整个美洲都熟悉和称赞，并已发行到巴黎、莫斯科和罗马的《阿毛塔》，以后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马里亚特吉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工作。*这座世界主义的大都市，向这位在自己的祖国不受赏识反遭迫害和威胁的作家敞开了它的心扉。
* 从下文第十节中可知，马里亚特吉的阿根廷之行没有实现就逝世了。——译注
九、《当代舞台》与《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
《当代舞台》一书于1925年出版，从而开始了“米内尔瓦出版社”的出版工作。在该书的头几页，作者有这样的话：“我是属于一个组织、抱有一种信仰的人。这本书是我这一代人的精神和感受的忠实文献，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意义。”
属于一个组织、抱有一种信仰的人——这就是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明确的思想立场。他与其说是位作家，不如说是震撼人类的新学说的信徒、虔诚的信仰者和信奉者。他不想奉献出一部文学作品，而是想为人们了解世界上的问题提供一部满怀赤诚之心的文件。
但这位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徒、虔诚的信仰者和传播者，也是一位论证有力、文笔严谨、行文简洁的作家，笔触明快清晰，犹如泉水般清澈见底，精通语言，运用自如。他是靠自学而成的，没有什么大学或学院的文凭和证书可以炫耀，他在生活和痛苦这座学校里锻炼成长。他的文风生动、纯正、明晰，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没有一个空洞的修饰词，没有一个雕琢堆砌的语句。他深入事物的内里进行概括和总结，毫不含糊地阐明自己的思想。在秘鲁，也许没有第二个作家具有比他更高的分析概括力和更精辟鲜明的表达力。这里可以引用巴萨德雷的话，他在《秘鲁：问题与可能》一书中对马里亚特吉有这样的定评：“他的风格象工程师一样精确，象医生一样洁净。”
马里亚特吉曾提醒读者说，《当代舞台》是在《万象》和《世界》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的集子。马里亚特吉深刻领会了社会主义学说，又有在欧洲的丰富经历，在《当代舞台》一书中分析了由于1914年的战争而在欧洲出现的问题。他对墨索里尼及法西斯的萌芽，对于把阜姆城*还给自己祖国的杰出的艺术家邓南遮，对有远见的政治家威尔逊**，对主张妥协、调和与改良的政治家劳合·乔治***，进行尖说、机敏的评论。他研究了俄国革命的思想和史实，用准确的线条描绘了在苏联成就了教育事业的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的形象。马里亚特吉用预言家的口吻指出：“在卢那察尔斯基的学校和卢那察尔斯基大学里正在孕育着未来。”
* 今南斯拉夫里耶卡。——译注
**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于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译注
*** 大卫·劳合·乔治（1863—1944），英国政治家，自由党领袖，历任贸易大臣和财政大臣，1916—1922年任首相。——译注
“光明社”和亨利·巴比塞的思想给了马里亚特吉以启示，使他写出了那本书中最精辟的篇章之一。阿那托尔·法朗士*，马克西姆·高尔基、乔治·戈罗兹（George Grozs）以刚健的形象映现在《当代舞台》的银幕上。
* 阿那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小说家。1908―1914年先后写出的《企鹅岛》、《诸神渴了》等小说讽刺资产阶级文明。1921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东方也没有能够逃过我们时代激情的关注，通过甘地和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马里亚特吉在其作品的篇章中特别突出了东方。这里我来援引作者的话吧：“在此多事之秋，似乎东方灵魂中的某些东西移到了西方，而西方灵魂中的某些东西也移到了东方。”
《当代舞台》是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所写的关于欧洲的书，它把我们带到充满悲剧，又洋溢着渴望革新旧世界的那种气氛和环境中去；而《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则是表达他对秘鲁的热爱的书。
马里亚特吉在《七篇论文》的“前言”中说：“我在夜不成寐时，有过许多写作计划，但我知道，我将只能实现紧迫而重要的使命要我完成的那些计划。”
他是这样的一位作家：在他的心目中，写作活动不是一种机械行动、或表现业务技能的行动，而是“把他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他的思想中”。
一股爱国激情推动他研究本国的问题。这个象欧洲一样不幸和悲惨的问题，占去他许多时间，甚至迫使他彻夜工作。他对秘鲁现实的各个方面进行“判断”——这是他自己喜欢用的字眼。他说，他作出的判断都饱含着他的感情、他的热情和他的理想。他是一位热情、英勇、善战的作家；他不畏暴力，不怕攻击，但他始终保持一种克制、冷静的态度。他不作夸夸其谈，不善婉约抒情，也不滥用比喻和象征。他宣布他的志愿就是参与创立秘鲁的社会主义。
1928年，《七篇论文》第一版问世。这本书激起人们的兴趣和赞扬，也引起争议，挑起辩论和论战。由于《七篇论文》的作者不是什么院士和教授，有人否认他的权威性，甚至有人轻蔑地说他是个“记者”。*
* 是的，马里亚特吉是记者。但是这位记者精神上的高尚品德，比那位斥责《七篇论文》的作者的记者身份、抱着陈腐观点的学究要高得多。——原注
在新秘鲁，在已经感到反抗气息的美洲，阅读《七篇论文》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
《七篇论文》是宣言书，是一本热情炽烈的书，一本具有坚实思想基础的书。虽然马里亚特亩被贬斥为“记者”，但他勤奋好学，他总是以资料、统计数字为依据，广采各家之言，并查阅原著，在这一点上他比起任何号称博览群书的博士毫不逊色。《七篇论文》为全面了解秘鲁作出了巨大的、独特的贡献。
这个非常有趣但被那些掌握了领导权的统治者遗弃的国家问题成堆，弊病成山。马里亚特吉以明察秋毫的洞察力，观察本国的现实、问题和弊病。他提出的见解是建设性的，给人以希望，指出光明的前途。他揭露缺点、错误和弊病，但总是怀着火热的、高尚的胸怀。他为印第安人提出土地要求。土地问题是和印第安人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印第安人被剥夺了一切权利，被专制和暴政欺压了几个世纪。尽管马里亚特吉被某些人指责为“欧化分子”，但他对印第安人怀有真诚、深厚的爱。这种爱，不是那些把秘鲁古老民族的代表看作是启发他们写作长、短篇小说或吟诗作赋的题材的骚人墨客的同情，而是发自他灵魂最深处的崇敬之情。他所写的关于印第安人问题的文章，是社会学家、思想家和革命者的作品。他提出的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和秘鲁式的主张，是以经济办法和方案为基础的。马里亚特吉的思想随着时代的节拍前进，并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吸取养料。
在《对文学的审理》这篇论文中，他把埃古林、巴列霍和巴尔德洛马尔列为秘鲁诗歌和文学的代表人物。尽管马里亚特吉深切了解巴尔德洛马尔，目睹了他天才和个性的发展过程，但他承认，“对于巴尔德洛马尔的艺术”，他没有找到“什么中肯、确切而明白的定论”。但即使在他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人们仍可看到巴尔德洛马尔精神最确切的意义，以及他的忧伤情感、他的怀乡幽思和他的精湛艺术的各个方面。巴列霍则是代表“一个血统、一个种族的诗人”。
“在我国文学史上，何塞·马利亚·埃古林代表着纯粹的诗歌”。
“梅尔加代表着秘鲁文学的开创阶段，而不象里瓦·阿圭罗所说的是一个奇怪的阶段”。（见《对文学的审理》）
应该看到，马里亚特吉在《对文学的审理》一文中发表的其他见解，由于过分宽容，反而削弱了他这些见解的力量。
（这里我想指出，在作者去世后出版的《七篇论文》的第二版中，略去了《对文学的审理》这篇文章。这是一个不完整的版本，使马里亚特吉的思想残缺不全。这个版本是由“印刷和出版公司”搞的。）
《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是关心秘鲁问题的人阅读最广、请教最多、评价最高的著作之一。它拨动了美洲所有自由之士的心弦。
十、未完成的交响曲
那是1928年的一天。人们正在纪念舒伯特逝世一百周年。在《阿毛塔》办公室里，马里亚特吉、埃古林和我正在谈论这位正当青春焕发之年去世的伟大的音乐家。
何塞·卡洛斯说：“舒伯特是浪漫的维也纳的音乐家。他的浪漫曲是富于音乐感和善于抒情的奥地利灵魂的表现。应该在他祖国田野上的小客栈里纪念他，在钢琴伴奏下对着一群朋友即席演唱他那轻快的、柔情横溢的歌曲。尽管音乐形式在发展，但这些歌曲却由于感情真挚、激动人心而永远流传着。”
埃古林说：“他的《小夜曲》象豪尔赫·伊萨克斯的《玛丽亚》*一样，是一首纯洁、不朽的田园诗。”
* 豪尔赫·伊萨克斯（1837—1895），哥伦比亚作家，他的小说《玛利亚》是拉美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译注
我问：“那么《未完成的交响曲》呢？这部作品他没有写完，音乐会上只演奏两个乐章，你觉得这部作品怎么样？”
马里亚特吉停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
“在艺术上，没有一部作品是没有完的。你看，这首交响曲就只有两个乐章组成，然而它的美感和它的感伤基调已经拨动了一切情感，因为作曲家已经把自己所有的艺术才能倾注在这首虽然没有完成的乐曲中了……”
出现一片沉默。马里亚特吉接着说：
“应该在《阿毛塔》上发一篇关于舒伯特的短文。”
多少年以后，马里亚特吉的这些话还在我的脑海中回响：“在艺术上，没有一部作品是没有完成的。”
他在三十五岁风华正茂之年就结束了的一生，就是那首《未完成的交响曲》，但决不是不完整的交响曲。
马里亚特吉完成了硕果累累的事业，完成了前景非凡而又以现实为依据的事业。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纯洁无瑕的一生，他面对痛苦安之若素的态度，以及他坚定不移的信念都说明了这一点；他又是一个正视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和人类问题的现实主义者。
在《未完成的交响曲》中，或许会有他的生命和事业的一点痕迹。他只谱写了两个乐章，但是他就用这两个乐章筑起了一种觉悟和一种理想的大厦。
马里亚特吉正等待着萨穆埃尔·戈鲁斯伯格*的答复，以便到阿根廷去旅行，后者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为这位作家及其家属安排住处。在圣地亚哥，路易斯·阿尔维托·桑切斯已安排好由《七篇论文》的作者在那里发表四次讲演的一轮讲座会。无论是在智利还是在阿根廷，人们都在兴致勃勃地期待着这位使者、思想传播者和秘鲁伟大的社会主义者的到来。
* 萨穆埃尔·戈鲁斯伯格（1898—）阿根廷作家，笔名文森特·埃斯皮诺萨。——译注
但是1930年3月初，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表面上已经治愈的旧病，更加猛烈地再次侵扰他那羸弱的身体。必须把马里亚特吉送进医院。克萨达博士和其他几位医生给病人医治。已经发排的《阿毛塔》没有中断。杂志第二十八期发表了总编辑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文学上的民粹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稳定》。第二十九期登载了马里亚特吉的详细病情，此外由“阿毛塔出版社”每天发表一份公告，报道这位杰出作家的健康状况。
我们所有敬仰和爱戴马里亚特吉的人，感到多么大的痛苦啊！但同时，我们并没有失去希望。
在这位作家已经作过一次截肢的身体上，手术刀再次切开了疼痛的肉体。在输血和注射血清时，那逐渐离去的生命终于停止了。克萨达、卡尔瓦略、比利亚兰、恩西纳斯、佩斯塞和罗埃等著名医生在一起会诊，以便集中他们的经验，战胜感染。病情略有好转，这种好转在严重病症中几乎总是最后阶段的先兆，但它却激起了我们多么巨大的希望！何塞·卡洛斯不能死，也不应该死。我们的感情不忍失去他。马里亚特吉有一次说过：“我的生命是一支必定要到达目标的箭。”但是现在，射程已经走完，箭已经射中了他的目标。
这支交响乐的两种节奏，和谐、感伤、痛苦同时又平缓、充满希望地回响着。
在“比利亚兰诊所”的一张病床上，这位秘鲁年轻而伟大的“阿毛塔”已经奄奄一息。马里亚特吉已是属于他后世人类的人，几位艺术家正在画下他临终抽搐的面容，雕塑家奥卡尼亚正准备石膏，为他印制死后的面部模型。
4月16日清晨。此前整个夜间，马里亚特吉在呻吟和临终喘息中一再重复呼唤着一个名字：“阿尼塔”。阿尼塔在胡利奥·塞萨尔·马里亚特吉，托马斯·埃斯卡哈迪略（当时还是医学系学生）和波萨达的陪同下，双手握着自己垂危伴侣的手。这时马里亚特吉的神志还稍稍有点清醒，他用已经发僵的舌头，结结巴巴地请他的兄弟照看自己年幼的孩子。他用令人肠断心碎的语调，断断续续、含糊不清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阿尼塔，永别了。”
早晨八点，在最后一声急促的呻吟之后，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那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4月17日，在华盛顿街那座房子里，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安息在他的棺木中。人们川流不息地在作家的遗体前鱼贯而过。有仰慕者、亲属、朋友，也有一般相识的人，但大家的感情一样的深切悲痛。突然，一声呜咽打破了寂静，长久不息。这是一位再也控制不住悲痛的女同志发出的，她一边啜泣，一边不连贯地呼喊着：“同志，同志，永别了……”
阿尼塔没有哭。她的哀痛不是用泪水来表达。她默默地呆在一个角落，倾听着人们对她诉说那些表达真挚感情的话语。她有时站起来，照料一下家务。没有女仆替她料理家庭琐事，使她能够安静地忍受这场痛苦。这位无产阶级作家的伴侣，即使在忍受痛苦的时刻，也得操劳干活。她脸上已失去了昔日“乡村姑娘的姿色”；她把自己的整个生命，自己的青春和自己的韶华都献给了何塞·卡洛斯。
工人们轮流为这位亡友守灵。当安放马里亚特吉遗体的棺木从房中抬出来时，工人们不让用灵车运送，他们用自己的肩膀抬着安睡的战友，从华盛顿街走到陵墓所在的马拉维利亚斯街。大家默默地、悲恸地步行到墓地，向马里亚特吉表示自己的深情和哀思。
是哀思吗？是的，这是深切、普遍、无限的哀思。但这种哀思是用一首伟大的歌曲表达出来的：在盛殓着那可怜、羸弱的躯体的棺材前面，劳动者的战歌——《国际歌》的歌声响彻云霄，无产阶级的红旗在空中飘舞。
电车上，乘客们静默五分钟，这是因为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遗体在这里经过。
十一、属于一个组织、抱有一种信仰的人
1930年4月17日，在殖民地遗迹依然到处可见的利马街头，人群摩肩接踵，他们高唱雄壮的无产阶级歌曲，组成盛大的送丧队伍。这座总督城灰蒙蒙的天空中红旗招展，首都漫长的街道上革命歌声激扬，这是劳动人民在深深悼念这位“属于一个组织、抱有一种信仰的人”。
《七篇论文》的作者高度忠于社会主义。马里亚特吉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曾说，他唯一从来没有抛弃过的东西就是他对社会主义的忠诚，因为他从社会主义找到了解决人类问题的办法和答案，为了在秘鲁培养社会主义的觉悟，他进行了多么艰巨的工作！他用热情、明确的语言在工会和人民大学发表讲话；在自己家里，他不顾自己恶劣的健康状况，从事联合各单位无产阶级的工作。因此，由于他创建组织的惊人意志，终于在秘鲁建立了总工会；由于他坚定的信念和笃诚的信仰，在短短几年之内就把无产者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具有阶级觉悟和明确方针的党。
在1927年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上，他以多么炽烈的热情，多么崇高的情感向无产阶级发出号召！他号召的言语具有多么巨大的精神感染力！他说：“在结束我的讲活之前，我想对你们说，必须使先进的无产阶级不仅具有历史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还要具有进行创造和实干的英雄志气。只有改善生活条件的要求和争取幸福的愿望是不够的……”
“无产阶级如果除了缩短劳动时间、增加几分钱工资以外没有别的理想，那它永远也不可能完成伟大的历史性事业。因此，既要高于只求吃饱肚皮这种庸俗的实利主义，也要高于消极的、破坏性的和虚无主义的感情和利益……”
怀着这种崇高感情和理想主义对无产阶级讲话的这位伟大人物，本来可以享受报酬优厚的资产阶级作家的舒适生活。莱吉亚总统——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曾经提出让他去领导一家报纸。但他宁愿过清贫的生活，因为他的信念促使他投入社会革命。他的信念就是那些伟大的卫道者，和那些为了一个理想而献身的伟大的建设者的信念。如果他不致力于社会革命家的活动，他的身体本来不会垮得这么快。我不知多少次听他的伴侣说过：“要是何塞能到山区去……！山区的气候和阳光会治好他的病的……”
但是，既然他这位脑力劳动者的任务要求他留在气候有害健康并散发着潮气的城市里，他又怎么能到山区去呢？他必须呆在利马，而利马却慢慢地毁灭了他。
马里亚特吉认为，社会革命应该以赋予无产阶级以阶级觉悟和组织性来进行。因此他同阿普拉党*发生了分歧。他曾和阿亚·德拉托雷一起创建冈萨雷斯·普拉达人民大学，出于过去的友情和战友关系，他们二人曾经团结一致。但当他了解到阿普拉党的纲领时，那种关系终于破裂，深深的鸿沟使马里亚特吉与阿亚·德拉托雷分道扬镳。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马里亚特吉认为，无产阶级在解放人类事业中的作用，应该摈弃庸俗政治追求的蝇头微利和土生白人的方法。而考迪罗主义**同马里亚特吉一丝不苟、没有个人野心的品质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秘鲁无产阶级在组成政党前，应该鼓励“历史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实干的英雄志气”。
* 秘鲁最大的资产阶级政党。1924年由阿亚·德拉托雷在西班牙创建，原名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现称人民党，缩写为APRA，故又称阿普拉党。——译注
** 考迪罗系西班牙文caudillo的音译，意为首领，拉美政治术语。原指割据一方的军事头目，后引伸为军事独裁者。有时也用来称呼掌握军事力量的独裁政客和向追随者播扬个人崇拜观念的政党领袖，上述统治方式和作风则称为考迪罗主义。——译注
恰好在他去世前两年——1928年4月16日，马里亚特吉给阿普拉党墨西哥支部写了一封信，表示他不同意把阿普拉从联盟改为政党。这封信是一份珍贵的文件，它反映了马里亚特吉的思想立场，并指明了——按他的话说——无产阶级应该走的道路；而且不要忘记，这条道路是以最纯正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基础的。下面我引用几段信的原文：
“……我阅读了设在阿班凯的秘鲁民族主义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二号声明。读后我深感惆怅，因为第一，作为一篇政治作品，它属于旧制度中那种最可憎恶的竞选宣传品；第二，它表现了把一场运动——它确实是迄今为止最强有力的运动——建立在欺骗和谎言基础之上的倾向。如果由一群不负责任的人扮演这个角色，我对他们的蛊惑宣传会毫不介意，因为我知道，任何政治运动中，多少有点蛊惑宣传是难免的，甚至是必要的。但这份文件是由一个根本不存在，但天真的人们却以为是已经存在的真实的中央委员会署名的。难道我们应该用土生白人的蛊惑宣传那种粗俗不堪的语言对全国人民讲话吗？那里一次也没有提到社会主义这个字。声明通篇是喧嚣热闹而又空洞无物的老一套的高谈阔论……”
“……我反对任何模棱两可。一场意识形态运动，只要我们自己不把它弄糟，那么由于它历史的合理性，由于参加者的聪明才智和忘我精神，由于其学说的伟大和崇高，它必将使我国最优秀的儿女觉悟起来。但这样一场运动却可悲地堕落成一场十分庸俗的竞选宣传鼓动，这样作我也反对。在我病魔缠身、忍受痛苦和进行斗争的这些岁月，我始终从对青年一代的乐观中吸取力量，这一代青年唾弃旧的政治，因为他们唾弃‘土生白人的方法’、考迪罗式的高谈阔论和连篇累牍的空话大话。当我在维护自己思想上的原则时，就是在维护我的根本原则。我对灰心丧气情绪决不苟同。我所经受的痛苦大大加重着我的病势，使我忧虑万分。我不想以伤感来打动你们，但我不能对你们隐瞒，我是怀着忧愤、焦虑和失望心情给你们写信的……”
对于这样一封崇高的、热情跃然于纸上的信，阿亚·德拉托雷竟以轻蔑的口吻，抱着讽刺挖苦的目的回答说：
“……你的狂热症又复发了……我看得出来，你的信染上了狂热性蛊惑宣传和荒唐可悲的感伤主义……我希望你冷静下来……这对你的健康很必要。不要堕入左倾或革命文人的左倾思想（我把这称作‘左撇子主义’）中去……你对我们说，你是怀着忧愤写那封信的。你不知道我对此多么遗憾，但从来信的开头几行我就猜出是这样的……”
阿亚指责马里亚特吉是“欧化主义”——这是一派陈词烂调，毫无根据的指责。他说：“你是满脑子的欧化主义……还是立足于现实吧，设法不要用革命的欧洲而是用革命的美洲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吧。”
对于这位阿普拉党的考迪罗如此无理的言论，应该用马里亚特吉自己声明中的原话来回答：“我们确实不想让社会主义在美洲生搬硬套。社会主义应该是一种英雄的创造。我们应该用我们自己的现实，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创造出印第安美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新一代人的庄严使命。”
创造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这就是这位被斥责为“欧化分子”的伟大人物的事业。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是的，因为他的信仰促使他倾向社会主义学说，但社会主义在美洲决不应该“生搬硬套”。当乌戈·佩斯塞和胡利奥·波尔托卡雷罗作为刚成立的秘鲁社会党*的代表，前往蒙得维的亚参加拉丁美洲工会联合会成立代表大会时，他们带去了马里亚特吉的一篇论文：《拉丁美洲的民族问题》。这是因为这位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培育起来的作家强烈、热切、真诚地关注着西班牙美洲的问题。他首先着眼和热爱的是秘鲁，其次才是欧洲。
* 秘鲁社会党，1928年由马里亚特吉等人创建，1930年改名为秘鲁共产党。——译注
十二、一生的曲折道路
马里亚特吉在他一生的三十五个年头中，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出身贫穷，从小病痛给他留下创伤，一生都在同疾病搏斗，他那意志的战线从没有被冲破，他心中的火焰从没有熄灭，而是旺盛、猛烈地燃烧着。
他的少年时代——他的天才和思考探索精神在这个时代就已初露锋芒——受到十九世纪初文学毒素的毒害。他在颓废派诗人和雕琢派作家的杯中饮了一点鸩毒。但是，他心中沉积的人性使他清除了那些毒素；对于社会问题的思索使他摆脱了颓废派的病态。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在欧洲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当他重返祖国时，他的性格得到了加强，他的精神得到了锻炼，他的道德观得到了提高，他一生意气风发、坚定紧张的曲折道路已初步规划好，从而直接达到他的目的地。
即使他肢体伤残，身体羸弱，几乎被疾病折磨得形销骨瘦地坐在自己的轮椅里时，他的乐观精神也给人以鼓舞，和他谈话可以提高人的精神。他那双乌黑、探询的眼睛闪烁着火一样灼热的光芒，他不时发出亲切、爽朗的笑声。
马里亚特吉这位没有教室、没有文凭的老师，身边总有许多渴望聆听他那思想丰富的谈话的学生和希望与他交流思想的教师。他对青年人有着深刻的影响。有人曾想请这位自学者进圣马科斯大学任教，因为他的学识不是那种虫蛀的大厚本和羊皮精装本上的冷漠学问，而是一泓活生生、热腾腾的精神喷泉。
如果他偶尔上街漫步——他有时喜欢到海滩上度过下午，他所到之处，都有人向他表示热爱和尊敬之情。马里亚特吉！马里亚特吉！他的名字意味着智慧、纯洁和诚意。
马里亚特吉！关于他自己的私人生活和个人感情，他庄重严肃，羞于渲染，在谈到自己时寥寥数语、朴实无华；他为人一丝不苟，而且象那些不尚空谈的高风亮节的人物一样谦逊克己。为他这样的人撰写文章，不应该用华而不实的形容词，高亢艳丽和耸人听闻的修饰词。
为了与他庄重严肃、质朴无华、一丝不苟的特点相称，我们应该采取明确、冷静和严肃的态度。他那思想家、知识分子和忠诚战士的人格，不需要夸大冗长的句子和火热的词汇。在我们怀念这位如此伟大又如此谦虚的人物的园地周围，可能会长出一些杂草，那就让我们剪除干净！
马里亚特吉为人谦虚，就象迄今为止的先驱者、思想的播种者和学说的传播者一样。他谦逊又慷慨；他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却从不要求什么。他既不沽名钓誉，也不要求金钱和嘉奖。
他一生倍尝烦恼痛苦，他的烦恼痛苦又使他再生、革新和热爱。
在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些阴郁和痛苦的时刻，应该而且必须记住象马里亚特吉一样善于负起责任并完成其使命的伟大人物的号召，并倾听他们的呼声。
当我们的信念发生动摇，我们的希望有所减弱时，让我们看看他——这位美洲年轻而伟大的“阿毛塔”吧！
1944—1945年于利马米拉弗洛雷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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