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 -> 《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
地方主义与中央集权主义
一、基本观点
在我们这个时代，地方主义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呢？在某些省份尤其是南方各省，地方主义情绪的存在是极为明显的。但地方主义者的愿望是不明确、不定型的；没有具体地表现为断然强烈的要求。在秘鲁，地方主义没有形成一场运动、一种思潮或一个纲领，只不过是一种烦恼和不满情绪的模糊表现而已。
这种状况可以从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中得到解释，从我国的历史进程中得到解释。我们认为，地方主义问题是在新的条件下提出来的。我们已不能用十九世纪雅各宾派或激进派的意识形态来认识和研究这个问题。
我认为，以下各点陈述可以引导我们对地方主义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联邦派与中央集权派之间的论战，如同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论战一样，是一场过时的、不合时代潮流的论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斗争正从纯政治领域转到社会和经济领域。新的一代所关注的不是我国制度中形式的东西，即行政机构；而是实质的东西，即经济结构。
第二，联邦主义在我国历史上的出现不是人民的要求，更确切地说，是酋长统治制及其拥护者的要求。土著群众没有提出这种要求。然而主张联邦的新信徒超不出原来殖民地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的范围。
第三，中央集权制依靠的是地方上的权贵政治和酋长统治制，不过他们也不时地准备自认或自命为是拥护联邦制的。联邦主义潮流则从在中央政权面前失宠的那些权贵或酋长中收罗信徒。
第四，我国政治组织的弊病之一确实是它的中央集权制。但解决的办法不存在于带有封建根子和封建精神的联邦制之中。我国的政治和经济组织需要全面修正和改造。
第五，在秘鲁，难以确定和划分历史上存在的各个地区。省份的划分沿袭了总督辖区制时代人为的行政单位，因此，这些省份并不是真正从秘鲁的人民和历史中产生的传统和现实。
联邦派的思想并不表明它在我国历史上有真正深厚的根基。共和国最初五十年中，唯一的思想冲突、唯一的学说之争是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并没有感到首都与地方的对立，而只是“委托监护主”或大庄园主这些殖民地封建制和贵族的后裔，与城市中印欧混血种平民这些独立运动中自由派的夸夸其谈的继承者之间的对立。这场斗争当然影响到行政制度。万卡约省的保守宪法取消了省议会，反映了保守派对自治（英文，self-government）思想的立场。但是，无论对当时的保守派还是自由派来说，行政上的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都不居于争论的首位。后来，过去的“委托监护主”和贵族以及一些靠国家合同、同国家做生意而发财致富的商人变成了资本家阶级，并承认自由派的思想比贵族的思想更符合资本主义的利益和需要，这时，地方分权才在两个政治派别的双方都有了或多或少是空头的支持者。无论保守派或自由派，或则宣称较赞成地方分权，或则宣称反对地方分权。确实，在这个新时期中，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即使不用这两个名称，也都不符合各自的阶级感情。（在这个奇怪的时期，有钱人变得有些象自由派，相反广大群众倒变得有些保守。）
但是无论如何，事实却是文官派的首领曼努埃尔·帕尔多*制定了地方分权的政策，并于1873年建立了省议会；若干年后，民主党首领尼古拉斯·德彼罗拉——他是一位具有保守派思想和精神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虽然表面上他那鼓动家和蛊惑者的特性显出他是个自由派——在该党的“原则声明”中写进或接受了这种论点：“我国种族、语言、气候和土地上的差异，以及我国居民中心之间相距遥远，当然要求建立联邦形式以满足我国今天和明天的需要；但必须在这种制度在与我们相似的国家的经验和秘鲁的特性提出的条件下来建立”。[1]
* 曼努埃尔·帕尔多（1834—1878），秘鲁政治家。1871年建文官党。1872年任总统。1878年被刺身亡。————译注
1895年后，反对中央集权的声明越来越多。奥古斯托·杜兰德*的自由党宣布拥护联邦形式。激进党不遗余力地攻击和批评中央集权制。甚至突然奇妙地出现了一个联邦党。于是，只有1873年倾向于实行地方分权政策的文官党人支持中央集权制了。
* 奥古斯托·杜兰德（1871—），秘鲁政界人士。1901年领导成立自由党。————译注
但这一切都是理论上的设想。实际上，各党都不急于废除中央集权制。真正的联邦分子不仅人数甚少，而且分散于不同的党派中，对舆论没有实际影响。他们不代表民众的愿望。彼罗拉和民主党已统治数年。杜兰徳及其朋友曾一度与民主党人分享了政权中的显要职位。那时，无论民主党人还是自由党人都不关心制度问题，也无意改革宪法。
自从脆弱的联邦党垮台和冈萨雷斯·普拉达的激进党自动解散以后，自由党继续举着联邦制的旗帜。杜兰德意识到，联邦制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民主党内通过一份柏拉图式的、温和的书面声明，已显示出它的枯竭无力——可有助于自由党在各州加强自己的势力，以便把敌视中央政权的人拉入党内。在何塞·帕尔多*执政期间，或者说为了反对该届政府，杜兰德发表了一篇联邦制宣言。但他后来的政策十分清楚地表明，虽然自由党表示信仰联邦制，但他打着联邦制思想的旗号只是为了宣传的目的。帕尔多第二次执政期间，自由派进入内阁并成为议会的多数。无论是作为部长还是作为议员，自由派都没有表现出任何重新为联邦制战斗的意图。
* 何塞·帕尔多（1864—1947），秘鲁政界人士。曼努埃尔之子，两任总统（1904—1908，1915—1919）。————译注
比林古尔斯特*——或许他的信念比其他利用这一纲领的政治家更为强烈——也希望实行地方分权。不能象对民主党人和自由党人一样指责他掌权时忘记了地方分权这一原则，因为他的执政试验太短促了，但是客观、公正地说，也不能不指出，比林古尔斯特这样一个中央集权制的敌人当上总统，并没有给反对中央集权运动带来任何好处。
* 吉列尔莫·恩里克·比林古尔斯特（1851—1915），秘鲁政界人士。曾任副总统（1895—1899）、总统（1912—1914）。————译注
乍看起来，有些人可能认为，对秘鲁各政党对中央集权制的态度这一简短的回顾证明，特别是从民主党的原则声明起到杜兰德博士的联邦派的宣言那天止，秘鲁确实有过一股明确的联邦派思潮。但这只是看到了事情的表面现象。这一回顾真正证明的是，联邦制思想既没有引起激烈、公开的反对，也没有得到奋力、热情的支持。它只是一条既无意义又无实效的口号或原则，其本身无非是某一场运动或某一个党派的纲领。
这绝不是承认和推荐官僚式的中央集权制。但这表明，秘鲁南方广为传播的地方主义至今还没有具体表现为积极、强烈的联邦派主张。
二、地方主义与酋长制
所有注视我国历史进程的敏锐的观察家，不论其个人的观点如何，必然都感觉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秘鲁思想界目前不仅关心政治（“政治”一词在这里的含义是指“旧式的政治”或“资产阶级的政治”），而且特别关心社会和经济。当代秘鲁人对“印第安人问题”和“土地问题”的关心，远远胜过对“权威的原则”、“民众主权”、“普选权”、“智慧的主权”以及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所争论的其他问题的关心。这倒不是因为前几代人的政治思想方法较为抽象、较富有哲理、较具普遍性……；也不是因为当代人的政治思想方法与前者不同，或相反地较为现实、较为秘鲁化……，虽然事实上确是如此。这是因为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论战，从双方来说都基于自己一个社会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无产阶级缺少自己的权利要求和思想意识。自由派和保守派从自己优越、独特的阶级地位出发来看待印第安人。即使他们不是竭力回避或无视印第安人问题，也坚持要把它缩小为一个慈善或人道问题。在这个时代，由于产生了表达民众（他们正在逐步具有阶级觉悟和阶级精神）利益和愿望的新的思想意识，便出现了与印第安人命运休戚相关的民族思潮或民族倾向。这种思潮认为，解决印第安人问题是革新或重建秘鲁的纲领的基础。印第安人问题，已不再象自由派与保守派论战时期那样是一个附属的或次要的问题，而已经成为首要的问题。
由此发生了这样的事，它与表面的和自封的民族主义者所设想和暗示的相反，它表明：在现在这一代人的意识中制定的纲领，比过去仅仅按照贵族的感情和迷信或雅各宾派的观点和方案制定的纲领，更加千倍地具有民族性……。认为印第安人问题是次要问题的这种见解，既非常具有人情又非常具有民族性，既非常理想又非常现实。这种见解已经深入我们时代的精神之中，它的国内支持者的态度与它的国外评论者的看法相吻合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就以欧亨尼奥·德奥斯*为例吧。这位西班牙教授——在秘鲁，把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混为一谈的人对他的思想极为敬重，甚至敬重得五体投地——在玻利维亚一百周年纪念时写道：“特别在某些美洲国家，我相信我十分清楚地看到，按照正确的治国之道（según la ley del Buen Servicio）独立的正当理由应该是什么，而实际又是什么；工作、任务、事业、使命实际是什么，而又应该是什么。例如在贵国，我相信我是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如同在秘鲁、墨西哥一样，玻利维亚有一个很大的地方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普遍性的问题。玻利维亚有印第安人问题，即印第安人在文明面前的处境问题。如何对待这个种族呢？众所周知，历来有过两种对立的方法。撒克逊的方法是使它倒退、造成大量死亡、慢慢地灭绝它。与此相反，西班牙的方法则设法接近它、拯救它、与它通婚。现在我不想说应该用两种方法中的哪一种。但必须明白无误地指出的是，必须采用其中的一种方法。简单地回避问题，容忍印第安人和白人居民一起存在和繁殖,而不关心他们的处境，甚至自私地、贪婪地、残酷地利用这种处境，让他们做卑微低贱的苦工和家奴，采取这样一种方针在道义上是不能容忍的。”[2]
* 欧亨尼奥·德奥斯（1882—1954），西班牙作家、政论家。————译注
在印第安人问题上，欧亨尼奥·德奥斯把西班牙方法那种所谓的人道主义精神与撒克逊方法那种斩尽杀绝的残酷意志对立起来，我觉得这里不是反驳这种观点的适当场合。（欧亨尼奥·德奥斯可能认为，拉斯卡萨斯神父那种高尚精神代表西班牙的方法，而完全渗透着不仅敌视印第安人、甚至敌视印欧混血种人的偏见的征服时期和总督辖区制时期的政策并不代表西班牙的方法。）我只想从欧亨尼奥·德奥斯的见解中指出一个最新的证据，以证明我国这出历史剧的天才主角和聪明观众对时代使命的解释是完全相同的。
如果承认关于“印第安人问题”和“土地问题”的论争比关于统治机构和国家结构的论争居于优先地位，那就绝不能不从必须彻底地、有机地解决前两个问题的观点出发来考虑地方主义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行政的地方分权问题。凡不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地方分权，根本就不值得讨论。
那么，地方分权作为单纯的政治和行政改革，它本身并不意味着在解决“印第安人问题”和“土地问题”（这两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道路上取得任何进展。相反，只是为了给地方和各省较广泛的自治权而实行的地方分权，将会扩大酋长统治的权力，而不利于根据土著人群众的利益解决问题。若要确信这一点，只需问一问是哪个家族、哪个阶层、哪个阶级反对解救印第安人就行了。答案只有一个，而且是斩钉截铁的一个：就是酋长制、封建制和权贵政治制。因此，酋长和权贵的地方政府自治权越大，就会更加反对和破坏土著人任何实际的权利要求，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不应该有什么幻想。城里的团体和廉洁的阶层永远也不会在地方政府中压倒酋长统治。一个多世纪的经验足以使人明白，应该遵循什么准则才能使秘鲁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实行一种民主制，这种民主制至少在表面上会确保实现“民众的主权”这一雅各宾派的原则。总之，农村民众、土著人村社仍将被排斥于选举及其结果之外。因此，尽管只是因为缺席者永远无理（法文，“Les absents ont tonjour tort”），由“选举”（但农村民众和土著村社并没有参加投票）产生的机构和政权永远不可能、也不会为他们申张正义。谁会天真地相信，在当前的经济和政治现实范围内，各地方会受“普选”的约束？
无论是曼努埃尔·帕尔多总统的“省议会”制，还是杜兰德及主张联邦制的其他人的宣言中所鼓吹的联邦共和国，都只代表了而且也只能代表酋长制的愿望。在实施过程中，“省议会”一定会把中央政权拥有的一部分职权转交给各省的权贵。而联邦共和国大概也会起同样的作用并取得同样的效果。
各地方和各州都谴责中央集权制及其方法和机构，这是完全正确的。它们揭露把共和国的行政管理集中在首都这种组织方式，这也是完全正确的。但它们被一种虚幻的美景所迷惑，相信地方分权足以解决它们的实质问题，那就绝对错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共和国中的酋长制，是首都在各地方和各州的同盟者和代理人。中央政权的一切缺点、一切弊病，酋长制都有关系、都有责任。因此，如果地方分权只是为了把地方的行政管理和地方政权直接置于酋长们的控制之下，那么这种用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的作法就提不出、也不会确保任何医治深重弊端的办法。
路易斯·E·巴尔卡塞尔竭力要说明“没有印加王的印加帝国的存在”。这项研究工作比对旧式政治的过时题目的研究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这个题目也证实了这种论断：当今时代所关心的不是肤浅和单纯的政治，而主要是经济和社会。巴尔卡塞尔的努力切中印第安人问题和土地问题这个要害。他不是在酋长制而是在“艾柳”制中寻求解决办法。
三、共和国的地方
现在我们来看看地方主义的一个实质性问题：地区的定义。我觉得，我国老式的地方主义者从来没有认真地、实事求是地给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们没有这样作，正表明他们立论的抽象或肤浅。任何一个聪明的地方主义者，都不会希望由我国的政治组织形式来划分地区，即“省”（“departamento”）就是“地区”（“región”）。省是一个政治术语，不代表一种现实，更不代表一个经济和历史单位。省尤其是一种只适应中央集权制的某种需要或职权准则的惯例。我设想不出有什么只抽象地谴责中央集权制，而不具体地提出自己特殊的分区方法的地方主义。地方主义必然表现为联邦主义。总之，它明确地体现在地方分权的一种具体方案中。只满足于各省自治的地方主义，不是名副其实的地方主义。正如赫里欧在他的《信仰》一书中专门论述行政改革的一章中所说，“地方主义在省和市镇之上设立一种新的机构：地区”。[3]
但这种机构只是作为政治和行政机构来说才是新的。地区不是从国家的政治章程中产生的。它的渊源更为复杂。一般地说，地区的起源比国家本身的起源更为古老。为了从国家得到一点自治权，这正需要有地区的存在。在法国，没有人能够否认普罗旺斯、阿尔萨斯—洛林、布列塔尼等地有权自认和自称为地区。更不用说国家的统一不太巩固的西班牙，也不用说国家的统一不太悠久的意大利了。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各地区在传统、性格、人甚至语言上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
按照自然地理情况，秘鲁分为三个地区：沿海、山地和高山。（在秘鲁，唯一界线分明的是大自然。）这种划分不仅是自然界的，它影响到我国整个的社会和经济现实。高山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上还没有什么意义。可以说，高山，或确切地说山林，是秘鲁国家的一块殖民地领地。但沿海和山地倒的确是土地和居民都不相同甚至迥异的两个地区。[4]山地是属于土著居民的；沿海是属于西班牙人或印欧混血种人的（既然“土著居民”和“西班牙人”这两个词在这里含义非常广泛，那就随便人们怎样称呼吧）。在关于巴尔卡塞尔的一本书的一篇文章中，我曾写过一段话，我在这里重新引述一下：“在我们这个时代，秘鲁历史和秘鲁人的两重性，表现为在沿海形成的历史形态与残存在山地、深深扎根于大自然的土著人感情之间的冲突。当前的秘鲁是一种沿海结构。当前的秘鲁，特性是在沿海低地上形成的。无论是西班牙人还是土生白人都不知道征服安第斯山。在安第斯山，过去的西班牙人始终只是开拓者或传教士。现在的土生白人也是如此，乃至安第斯山的环境把征服者扼杀在山中，并逐渐创造出了土著居民。”[5]
土著种族及其语言被西班牙种族及其语言从沿海地区赶走后，就孤僻地逃避到山地。于是，一种地区特性——如果不是民族特性的话——所具有的全部因素便在山地融合了：作为西班牙及征服的继承人的沿海的秘鲁，从利马统治着山区的秘鲁；但是在人口和精神上它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消化山区。秘鲁的统一尚待努力实现；这不是在一个由好几个古代小国或自由城邦组成的统一国家的范围内实行联合和共处的问题。秘鲁的统一要深刻得多，因为这里不是要解决多重性的地方或地区传统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双重的种族、语言和感情的问题。这种双重性是由于一个外来种族对土著人的秘鲁的侵略和征服造成的，而这个外来种族又没有能够融合、消化和消灭土著种族。
在地方主义感情更为浓厚的城市和地区，地方主义感情不只是单纯表现为一部分酋长统治者的不满情绪。这种地方主义感情明显地，虽然不自觉地，是由沿海和山区的对立形成的。当地方主义用首都与各省之间不止一次的冲突来对抗这些动力时，就揭示了沿海和西班牙人的秘鲁与山地和土著人的秘鲁之间的冲突。
但即使这样给地方性或者确切地说给地方下了定义，在具体考察地方分权方面仍然是毫无进展。相反却失掉了这个目标，而去追求一个更大的目标。从地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山区和沿海是两个地区；但从政治和行政的角度来看就不可能是这样。安第斯山之间的距离，比山地和沿海之间的距离还要大。秘鲁经济的自发运动正在为沟通安第斯山而努力。它要求优先修筑横向公路，然后修筑纵向公路。山区生产中心的发展取决于出海口。任何积极的地方分权纲领，都必须主要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和方向来制定。地方分权的历史目的不是为了分裂，相反是为了统一。实行地方分权不是为了分离和分裂各地区，而是为了在和谐的而不是强制的共处中确保和完善各地区的统一。地方主义并不意味着分离主义。
因此，从以上几点说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秘鲁的地方主义及其所提要求的性质之所以不明确和模糊，恰恰是没有明确划分地区造成的。
我认为，最有力地支持和维护这个论断的是这一事实：南方，确切地说就是库斯科、阿雷基帕、普诺和阿普里马克各省的地方主义感情，比任何地方都更加真挚、更加深厚。这几个省是我国划分得最明确、组织得最和谐的地区。这几省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依然保持着一种古老的统一：印加文明时代遗留下来的统一。在南方，“地区”牢固地建立在历史的磐石上。安第斯山就是它的城郭屏障。
南方基本上是山地。在南方，海岸愈益变窄。那是一块极小的狭长地带。沿海地区的和印欧混血人的秘鲁没有能在这一地带站住脚跟。安第斯山伸向大海，把沿海地区变成一条狭长的飞檐。因此，城市没有建在沿海，而是建在山地。南方沿海地带只有港口和小海湾。尽管经历了征服、总督辖区和共和国几个时期，但南方即使不是保持了土著特点，也还是保持了山地风貌。
往北，海岸逐渐宽阔，在经济和人口上都居统治地位。特鲁希略、奇克拉约和皮乌拉是具有西班牙精神和情调的城市。这几座城市与利马之间，交通便利，来往频繁。但最使它们与首都接近的还是传统和感情上的一致。
一张秘鲁地图比任何含糊或抽象的理论都更能说明秘鲁的地方主义。
中央集权制把全国领土分为若干省；但有时也采纳或使用一种更为通常的划分方法，就是把各省归并成北、中、南三个大区。圣克鲁斯*的玻利维亚—秘鲁邦联曾把秘鲁分成两半。实际上，这种划分法并不比中央集权的共和国的划分法更为专横和更为牵强。在北区、中区和南区这三个框框下，把彼此之间毫无联系的省或州凑在一起，这样就把“地区”这个词用得太俗气了。
* 安德烈斯·德圣克鲁斯（1792—1865），玻利维亚军人、政治家。曾任秘鲁代总统（1826—1827）、玻利维亚总统（1829—1836）,1836年发起成立秘鲁—玻利维亚邦联，自任邦联保护者，邦联于1839年初解体。————译注
但国家和党派从来都没有能够用其他方式确定秘鲁的各个地区。民主党——关于该党理论上的联邦主义我已谈过了——把它的联邦制的原则运用到它的党内制度中，中央委员会下设北、中、南三个地区委员会。（关于这个党的联邦主义，可以说是应用于内部的联邦主义。）1919年的宪法改革设立了大区议会，批准了这种地区划分。
但这种划分方法与划分各省的方法一样，典型地、完全地符合中央集权的标准，是中央集权制的主张或理论。地方主义者的地方主义，如果不是建立在大都会思想方法的特殊前提和观点上，他们就不能采用上述划分的方法。地方分权的所有尝试恰恰都犯了这种独特的毛病。
四、中央集权的地方分权
共和国历史上试验过的各种地方分权形式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它们代表着完全是中央集权的观念和方案。各政党和首领们曾多次机会主义地同意地方分权的理论。但当他们试图应用这种理论时，都没有、也不可能超出中央集权的实践以外来行事。
这种中央集权制的趋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地方主义的愿望没有表达民众的要求，而只是表达封建主义的感情，所以没有形成具体的纲领，没有提出明确的地方分权方法。酋长们只关心扩大自己的封建势力。地方主义不能制定自己的方案，充其量也只能叨咕几句“联邦”这个词。所以，地方分权的方案是首都的典型之作。
在理论方面，首都从来没有十分热情、十分雄辩地维护中央集权制；但在实践方面，它却善于而且已经能够保持自己的特权完整无损。它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困难，可以对行政地方分权的主张作些让步。但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寻求的种种方案，却总是按中央集权制的标准和利益的模式浇铸成的。
按1873年市政法试行建立的省议会，可以算是地方分权的第一次切实的试验。（圣克鲁斯的邦联制试验时间太短，不在此次研究之列。这不仅因为它只是昙花一现，更因为它带有超国家观念的性质，这种超国家观念是由一位其理想基本上是把秘鲁和玻利维亚合并在一起的政治活动家提出来的。）
1873年的省议会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思想上都表现了它中央集权制的精神。这种新机构的模式是从法国，也就是从那个不顾一切地实行中央集权的国家找来的。
我国的立法者，企图把第三共和国宪法中的一种制度作为地方分权的改革办法应用于秘鲁，而这种制度十分明显地死死抱着参议会和帝国的中央集权原则。
1873年的改革是中央集权主义的地方分权的典型方案。它并不意味着满足地方感情的某些必要的要求。毋宁说，省议会妨碍或阻止了任何系统的地方主义的实施，因为省议会加强了把共和国划分为省，即划分为适应中央集权政体的需要的区域这种人为的政治划分。
卡洛斯·孔查在他关于地方政权制的论文中，企图说明“照抄1871年的法国法律来组织这些机构不符合当代的政治文化”。[6]这是关于一项文官主义的改革的典型的文官主义见解。省议会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们根本不符合秘鲁的历史现实。它们是要把中央政权的一部分职责、初等和中等教育、司法、宪兵局和宪警转让给地区的酋长制。但地区的酋长制除去根本不能胜任以外，实际上对于承担这些职责也没有多大兴趣。再说，这套制度的运转和机构过于复杂。省议会简直就是一种由各省的选举团体选出、并由省政府当局组成的小型议会。那些大权贵们自然把这种议会看成是一部杂乱无章的机器。他们的利益要求一种在组织上和管理上较为简便的机构。另一方面，公共教育跟他们有什么关系？这些讨厌的负担最好还是推给中央政权吧。所以，省议会既不是以与政治权术无缘的人氏、特别是农民群众为基础，也不是以封建贵族及其追随者为基础。这种组织完全是人为的。
1879年的战争造成了取消这种试验。但省议会早已经失败了。实际上，在它们存在的短短几年中就已经证明它们不可能完成其使命。当战争结束、感到必须改组行政机构时，就再也没有考虑1873年的法律。
但是，创立了省洪达（junta）的1886年法律还是因循了原来的方针。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央集权制形式上对于表面的地方分权的关心大大减少。由地区长官（prefecto）担任主席，洪达一直执政到1893年。总的来说，洪达是完全服从中央政权的权威的。
这种表面的地方分权的真正意图，不是建立一种各省行政自治的逐步过渡的制度。国家建立洪达，不是为了满足地区的愿望。它的企图是缩小或取消中央政权在分配教育和交通事业方面的资金的职责。一切行政管理仍继续严格地集中于中央。除去可称为自己解决贫困问题这种独立性以外，中央不承认各省有任何其他的行政独立。各省必须在不给中央造成任何麻烦的情况下，接受某些专横机构同意它们开办的学校，和授权它们建筑或整修的道路。省洪达的目的只是为了各省分配教育和公共工程的预算而已。
省洪达衰落和废除的过程向我们证明，省洪达的真正意义不过如此。随着国家财政从1879年战争的后果中恢复过来，中央政权开始重新担负起交给省洪达的那些职责。政府把公共教育完全抓在自己手里。随着共和国总预算的增长，中央政权的权力也扩大了。与国库的财政收入相比，各省的收入开始显得微不足道，这种不平衡的结果使中央集权制得到了加强。过去委托省洪达暂时代行的职权，现在又由中央政权取而代之，省洪达就此逐渐衰弱。当洪达只剩下一点检查省政当局活动的次要职权，和省的行政管理中一点官僚职责时，它们就被取消了。
1919年的宪法改革，至少在表面上不能不满足一下地方主义的感情。它最重要的地方分权措施即市政自治，至今尚未实行。市政自治的原则已经写入国家宪法。但在地方政权的机构和结构上，一切都是原封未动，相反倒后退了。市政当局由政府任命。
相反，却要立刻试验地区议会制。北、中、南这几个区的议会，好象是全国议会的一群小闺女，但在同一个时期、同一种选举气氛中孕育，于同一天、从同一个母体中诞生的。它们的使命就是进行附加的和装饰性的立法工作。现在，就连它们的炮制者大概也相信它们是毫无用处的了。六年的经验足以对它们作出判断：说到底，这只是地方分权的一种改头换面的荒谬行径。
实际上，不需要这种证明也可以知道它们有什么实效。地方主义所要求的地方分权不是立法上的分权，而是行政管理上的分权。不能设想有什么没有相应的执行机构的代表会议或地方议会。增加立法机构并不是地方分权。
地方议会甚至没有能够消除全国议会中问题拥塞的现象。两院中仍在就地方上一些琐碎问题进行辩论。
总之，问题依然存在，毫无触动。
五、新式地方主义
我已考察了老式地方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现在我就提出我的关于地方分权的观点，并具体说明依我之见这个问题是在什么范围内向新一代人提出的。
首先要说明的，是地方上的酋长制与中央集权的政策已经逐步达成的一致或妥协。在这种一致正在形成或成熟的时候，酋长制可以表现出或多或少的联邦主义思想和反中央集权思想。但自从酋长制成为中央集权制最好的工具和最有效的代理人起，它就放弃了任何使其首都的盟友不高兴的要求。
应该宣告：统治阶级中的中央集权派与联邦派之间过去的那种对立已经消除，这种对立，正如我在我的论文中强调指出过的，从来没有达到怎么了不起的程度。现在，理论上的对立已化为实践上的谅解。只有在中央政权面前失宠的那些酋长还表现出倾向于某种地方主义的态度，而且即使这种态度，只要他们的政治命运一旦有所改善，他们当然也是要决心放弃的。
首先，统治形式的问题已不存在。我们正处在经济极为明显地控制和吞没政治的时代。世界各国已不是单纯地讨论和修正行政管理机构，而主要地是讨论和修正国家的经济基础。
西班牙封建制的残余在我国继续存在，而且在山区比在共和国其他地区更为根深蒂固，更为强大有力。在我国前进的过程中，最令人头痛又最为急迫的需要，就是消除作为殖民地残余的封建制。解放和拯救印第安人，这就是秘鲁革新的纲领和目标。新一代人希望秘鲁建立在它天然的人种基础上。他们感到有责任创建一种更加秘鲁式的、更有乡土气息的秩序。从历史角度来说，这个纲领的当然敌人是征服的继承人、殖民地的后裔，即那些酋长们。关于这一点决不会有任何差错。
所以，对源于封建感情和利益，因而其根本目的是加强酋长制权力的这种地方主义，必须坚决唾弃、彻底拒绝。
秘鲁必须在酋长和印第安人之间作出抉择。非此即彼，没有第三条道路。在这种抉择面前，一切关于政权结构的问题都退居到第二位。新一代人认为至关重要的是秘鲁必须反对酋长，选择印第安人。
由于那些思想和事实日益强烈地迫使我们面临这种不可避免的抉择，地方主义开始发生分歧，并分裂成动力和方向截然不同的两种倾向。确切地说，开始形成一种新式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不是对中央集权制的一种单纯抗议，它是山区意识和安第斯山感情的一种表现。新地方主义者首先是土著主义者。不能把他们与老式的反中央集权分子混为一谈。巴尔卡塞尔感到，在薄薄的殖民地地层下，印加社会的根子仍然完好无损。
他们的事业是库斯科的事业，是安第斯山的事业，是克丘亚人的事业，而不是地区的事业。这项事业从土著情感和土著传统中汲取营养。
这些地方主义者认为，首要的问题是印第安人问题和土地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思想和首都的新一代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能说什么首都和地区之间的对立，而是两种精神状态、两种思想体系的冲突。一种正在衰落，一种正在兴起，而两者都既在山区又在沿海、既在外省又在城市传播和表现出来。
青年人中那些顽固地重弹老一代人那种空洞的联邦制老调的人，他们走错了道路。新一代人应在社会正义的坚实基础上建立秘鲁的统一。
只要同意这些原则，承认这些目的，由地方主义者或中央集权主义者的自私心理产生的一切可能的实质性分歧，就都会被抛弃和排除。对中央集权制的谴责和对酋长制的谴责就会结合起来。这两方面的谴责就会具有同样的希望，追求同样的理想。
省市自治、自治、行政管理的地方分权，这些东西本身不能讨价还价和争来争去。但从进行全面和彻底革新的观点来看，必须考虑和估价它们与社会问题的关系。
任何加强酋长统治而有害于印第安人的改革，尽管它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地方主义感情，但都不能认为是善意的、公正的改革。在先锋队的革命纲领上居于首位的印第安人事业的实质性要求，高于争取地方分权和自治的任何形式上的胜利。
六、首都问题
地方主义者的反中央集权主义，曾多次表现为反利马主义。但在这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它没有超出冠冕堂皇的抗议的范围。它没有打算认真地据理对首都进行控告，尽管有的是理由可以提出并用文件证明这种控告。
这无疑是一项超出酋长制的地方主义的目的和动机的任务。新地方主义可以而且应该承担这项任务。在新地方主义进入其使命的这个有益阶段的时候，我认为提出首都这个问题，以完成我要说明“地方主义与中央集权主义”这个老问题的尝试是有用处的。从我国的历史和地理来看，利马的权威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呢？这是一个应该搞清楚的问题。依我看来，利马的支配地位赖以存在的基础，不象人们从思想堕性出发所设想的那么坚实。这种支配地位适应我国历史发展的某个时代、某个时期。它赖以维持的根据是会衰老过时的。
利马近年来的发展盛况，使得我们印象派的利马人对首都不久的将来作出了异想天开的乐观预见。怀有淡淡一点令人惬意的怀疑主义的利马人，远不象外表上那么不轻信。新的市区、柏油马路、以七、八十公里时速奔驰的汽车，这些很容易地就使利马人相信，利马正迅速地走着布宜诺斯艾利斯或里约热内卢的道路。
这些预见都是根据市区发展的外表现象作出的。只看到新市区成倍增加。肯定地认为，按利马都市化运动的速度看来，不久它就将与米拉弗洛雷斯和马格达莱纳连成一片。“都市化”运动确实已在图纸上规划了一个至少有一百万居民的都市的面积。
但是都市化运动本身并没有证明任何事情。由于没有最新的人口普查，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利马从1920年至今的人口增长数字。据1920年的人口普查，利马的居民为228,740人。[7]近八年的增长率不得而知。但现有资料表明，出生的增长数和移民的增长数都不太多。因此十分明显，利马面积的扩大远远超过人口的增长。两个过程、两个终点不相吻合。都市化进程只顾自己向前发展。
利马人对首都不久的将来所抱的乐观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种信念：首都将继续长期享有中央集权制政体的优势，而这种政体可以确保利马拥有作为政权、享乐、风尚等等中心的特权。但一个都市的发展不是一个政治和行政特权的问题，更正确地说是一个经济特权的问题。
因此需要研究的是，秘鲁经济的有机发展是否可以确保利马起到必要的作用，使其未来成为人们所预言，或者正确地说人们所卜测的那个样子。
我们大致地考察一下都市的发展规律，并看看这些规律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利马吧。
都市的基本因素有三个，即自然或地理因素、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就利马而言，这三个因素中唯一保持着其全部效力的是第三个因素。
吕西安·罗米厄在研究法国城市的发展时写道：“中等城市管理当地的变革，而大城市的结构却意味着具有全国或国际意义的联系或交流，因为它们的命运取决于一个更为广泛的活动网。所以它们的命运超出了行政范围，有时还超出了国界，因为它们追求的是普遍的交流运动。”[8]
那么在秘鲁呢，这些具有全国和国际意义的联系和交流却不是集中在首都。利马在地理上不是秘鲁经济的中心，尤其不是秘鲁贸易流通的集散地。
塞萨尔·法尔孔在一家意大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述“精神首都”（意大利文，“la capital del csprit”）的文章，对这个题目提出了天才的看法。法尔孔指出，布宜诺斯艾利斯之所以得到惊人的发展，基本上是由于经济和地理原因。布宜诺斯艾利斯是阿根廷农业和畜牧业的出口港和市场。阿根廷贸易的所有重要渠道都在此汇合。[9]相反，利马只能成为秘鲁产品的一个集散地。北部和南部的产品必须从秘鲁漫长海岸线上的不同港口输出。
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容置疑的明显事实。卡亚俄港现在和将来都将长期居海关统计的首位。但是毫无疑问，卡亚俄土地及资源开发的增加将不是表现为主要有利于卡亚俄港本身，而必将造成沿海其他几个港口的发展。塔拉拉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就其吞吐量而言，塔拉拉在短短几年间就已成为共和国的第二大港。[10]石油工业的直接收益与首都全然无关。这一工业的出口或进口根本不用首都及其港口作转运站。山区或沿海将兴起的其他工业也将出现同样的情况，得到相同的结果。
随便翻开任何一国的地图（只要其首都是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大都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首都总是该国铁路和公路的中心枢纽，是其所有大干线的会合点和联接点。
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这方面，一个大首都总是具有铁路总站的特点。铁路交通图比任何其他地图都更清楚地表明首都的轴心和中心作用。
显然，政治特权部分地决定着一个国家组成这样的铁路网。但集中的首要因素并不因此就不是经济因素。所有生产中心都自发地、必然地趋向于与首都这个最大的车站、最大的市场相沟通。经济因素与地理因素是一致的。首都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由于一系列造成它的支配地位的情况形成的。但是如果一个地方基本上不具备完成这一使命的地理条件，那么就不会有任何造成其支配地位的情况发生。
只有政治因素是不够的。据说，如果没有教皇这个职位，罗马早在中世纪就死亡了。这种说法可能是非常正确的。对这种假设姑且不去争论吧。但无论如何，罗马享有恭奉教皇陛下这种荣誉和恩宠，应当归功于它的历史和它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的首都的作用，这也是确实的。第三罗马帝国（Terza Roma）的历史恰恰告诉我们，只有政治特权是不够的。尽管罗马有教廷所在地梵蒂冈和政府所在地奎里纳尔宫*的吸引力，但它并没有能够象米兰那样迅速繁荣起来。（认为罗马的未来会复兴「拉丁文，Risorgimento」的乐观主义精神，相反却遭到了埃米尔·左拉的小说给我们描述的那种失败，为建设一个不朽的市区而大力兴办的都市化和建设工程，在苦心经营时即告毁灭。这种努力为时过早。）意大利北部的经济发展巩固了米兰的优势，米兰的发展显而易见是由于它在工商业的意大利的流通体系中的作用。
* 罗马七山之一，原为教皇的宫殿所在地，1871年改为意大利皇宫，后为意大利政府所在地。————译注
所有现代大首都的形成，都经历了一个深深扎根于传统的复杂而又自然的过程。相反，利马的形成却有点人为的味道。利马是由一个征服者、一个外国人建成的*，最初只是来自远方的一位指挥官的营帐。利马在与其他城市的斗争和竞争中，并没有赢得它作为首都的称号。作为一个贵族统治时代的产儿，利马生来就带着贵族的称号。从命名时起它就叫“诸王之城”。它是征服的产儿。它不是土著人、本国人建立的；而是殖民者、或者说是征服者建立的。后来，总督辖区制把它当作南美洲西班牙政权的所在地。最后，独立革命这场土生白人和西班牙人、而不是土著居民的运动，宣布它为共和国的首都。有一件事曾暂时威胁到它的支配地位，那就是秘鲁—玻利维亚邦联。但是，这个国家在恢复了对安第斯山和山区的统治后，出自本能和下意识地要进行重建塔万廷苏约帝国的试验，把其中心设得过于向南。除去其他原因外，这个国家也许由于这个原因而崩溃了。后来，利马利用其政治权力批准了自己作为首都的特权。
* 利马城于1535年由征服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建立，初称“诸王之城”。1821年前一直是秘鲁总督辖区的首府。————译注
这一时期，不仅是胡宁省的矿产资源，更正确地说特别是利马的利益促使铺设了中央铁路。秘鲁作为征服的产儿，需要从征服者的祖居出发，从总督辖区和共和国的所在地出发，去完成攀登安第斯山的事业。后来，铁路越过安第斯山以后，又想到达山脉，同时还幻想有一条连接伊基托斯和利马的铁路。1895年的总统——几年以前，他曾把对联邦制的信仰写入了他的原则声明——在同意修建皮奇斯路线时，想到的无疑是利马而不是东部。就是说，在这件事情和其他事情上，他是以典型的中央集权制的感情来行事的。
利马至今应把中央铁路看作是它经济力量的最大源泉之一。由于有了这条铁路，经卡亚俄港出口的胡宁省的矿产，直到不久前还是我国主要的矿产出口。现在北部的石油超过了它的出口。但这决不是说中部的矿业生产下降了。此外，瓦努科省、阿亚库乔省、万卡维利卡省和昌查马约山的产品也经中央铁路南运。首都的经济活动大部分依靠这条深入内地的铁路线。通往帕奇特亚的铁路，通往阿亚库乔和库斯科的铁路，总之，国家铁路规划的整个设计，都是要把这条路线变成我国交通体系的一条主干线。
但这条路线的未来受到了相当大的威胁。众所周知，中央铁路是在一段最险峻的地方爬上安第斯山的。运行成本极高，运费昂贵。因此，计划修筑的从瓦乔到奥荣的铁路，在某种程度上必将成为这条路线的一个竞争者。这条新线可能使瓦乔成为一个第一流的港口，很大一部分中部地区的产品将由这条新线出海。
但无论如何，一条深入内地的铁路，即使不是主线，也足以保证利马在我国交通体系中占绝对统治地位。
即使中央集权制长期存在下去，将来仍然不能使利马成为公路和铁路网的中心。我国的领土和大自然就行使了否决权。开发山区和高山的资源，要求有好几条深入内地的铁路线，就是说，为我国产品在沿海提供好几条出口的铁路线。在沿海地区，海上交通不会立即使人感到需要大的纵向铁路线。纵向铁路线将是在安第斯山脉之间。象利马这样一座沿海城市，不可能成为必然要寻求较为便宜和方便的出海口的那种复杂的交通网的中心站。
※ ※ ※
工业是建成现代化都市的首要因素之一。伦敦、纽约、柏林、巴黎之所以异常发达，首先是由于它们有工业。工业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一种特殊现象。一座大都市基本上是一个市场，一座工厂。工业首先造就了资产阶级的力量，然后造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正如许多经济学家觉察到的，在当代，工业不是在追赶消费，而是先于消费并超过了消费。工业不仅满足需求，有时还得创造需求、发现需求。现在工业主义显得是万能的。虽然人类由于对机械和技艺有些厌倦而时常或多或少想要回到大自然去，但还没有任何迹象预示机器和制造业的衰落。新生的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心——俄国，正在发奋努力以发展自己的工业。列宁的理想是国家的电气化。总之，无论是在一种文明日趋衰落的地方，还是在另一种文明方兴未艾的地方，工业都始终保持着它的勃勃生机。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不可能臆想出一种不建立在工业基础上的文明。有人预言都市会衰落，但没有任何人预言工业会衰落。
对工业主义的威力，任何人不表异议。如果利马有成为大型工业中心的必要条件，则对它变成大都市的能力就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但情况恰恰是，利马发展工业的可能性是有限的。这不仅因为一般说来这种可能性在秘鲁就是有限的（长期以来秘鲁还不得不甘心于充当原料生产国的角色），而且另一方面，还因为大型工业中心的形成也有其自己的规律。这些规律有一半就是形成大都市的那些规律。工业在首都得到发展，除去其他原因外，还因为首都是一个国家流通体系的中心。首都之所以是工厂，是因为它同时也是市场。无论是对工业的集中还是对商业的集中来说，集中的公路和铁路网都是必不可少的。但从前面的文章中我们已经看到，秘鲁自然地理情况的反中央集权性质达到了何种程度。
造成一个城市的工业吸引力的另一个原因，是靠近某些原料的产地。这条规律对重工业、对钢铁工业尤其起作用。大型冶金工厂总是建在为它提供矿石的矿山附近。煤矿和铁矿的分布决定了西方经济地理的现状。
在世界电气化的今天，造成一个地方的工业吸引力的第三个原因是邻近大型水力能源。在建立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方面，“白煤”可以象黑煤一样创造奇迹。
几乎无需作任何努力进行调查就可以知道，所有这些因素都对利马不利。利马周围的土地作为工业基地来说是贫瘠的。
另一方面，应该指出，建立在自然因素——原料、水利资源——基础上的工业可能性，只能在遥远的将来才有巨大的意义。由于地理位置、人力资源和技术教育等方面的缺欠，秘鲁不能幻想在短期内成为制造业国家。在很多年内，它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只能是一个原料和食品等的出口国。此外就目前来说，它那从属于西方工业大国的贸易和金融利益的殖民地经济国的地位，与重要的工业企业的兴起也是背道而驰的。
即使到今天，也还看不出秘鲁萌芽状态的制造工业的活动有集中在利马的趋势。例如纺织业就相当分散。利马拥有大部分工厂，但各省的产量比重很高。此外正如现在所能看到的，毛织品制造业或许在牧区才有较大的发展可能，因为牧区由于生活费用较低，可以使用廉价的土著居民劳动力。
金融、银行是现代大都市的另一个因素。近来，维也纳的新经验说明了这种因素在首都生活中的全部意义。战后，由于奥匈帝国瓦解，维也纳陷入了极度贫困。它不再是一个强大国家的中心，而成为一个小国的首都。维也纳的工商业好象是流血过多、患了贫血症，进入了一个极端虚弱的时期。作为娱乐和奢侈生活的中心，维也纳同样急剧衰落了。旅游者都看到了它那气息奄奄的样子。但是在这场危机中，恰恰是维也纳作为金融市场的地位才使它免于更加彻底的衰落。中欧的巴尔干化损害了维也纳的工商业，但却使它在金融方面得到了好处。由于维也纳在欧洲地理上所处的位置，它自然能够起到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作用。国际银行家们成了奥地利经济破产的暴发户（法文， profiteurs）。已经萧条和破产的夜总会和咖啡馆变成了银行和交易所的办公室。
这种情况告诉我们，一个大金融市场首先必须是许多国际交通线的枢纽。
※ ※ ※
政治首都和经济首都并不总是在同一个地方。我已谈到过在民主—自由的意大利的历史上米兰和罗马之间的对立。美国用一种办法避免了这个问题的发生。这种办法也许是最明智的，但也是这个共和国的联邦结构所特有的。作为政治和行政首都的华盛顿，完全超脱于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城市之间的任何对立和竞争之外。
正如欧洲和美洲本身的历史所表明的，首都的命运取决于重大的政治变动。一种政治秩序从来不可能在一个敌视它的精神的地方确立。彼得大帝的欧化政策把俄国宫廷从莫斯科迁到了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则觉得在莫斯科和克里姆林宫更为安全可靠，这也许是因为它预感到了自己在东方的作用，虽然它的思想是西方的。
在秘鲁，由于西班牙的征服，印加帝国的首都库斯科失去了它的特权。[11]利马是殖民地时期的首都。它也是独立时期的首都，尽管独立的呼声首先是从塔克纳、库斯科和特鲁希略发出的。利马今天是首都，但明天还是首都吗？从大胆的、深谋远虑的预见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不算是个不适当的问题。至于答案，那大概要看在秘鲁的社会和政治改造中，是农村的土著群众还是沿海的工业无产阶级占优势了。总之，利马的未来，与利马的使命，也就是说，与利马的意志是分不开的。
注释
[1] 《民主党的原则声明》（“Declaracion de Priacipios del Partido Democrata”）利马，1897年，第14页。
[2] 欧亨尼奥·德奥斯庆祝玻利维亚独立一百周年的贺信，载《美洲文集》（Carta de Eugenio d' Ors con motivo del Centenario de la Independencia de Bolivia，en “Repertorio Americaro”）。
[3] 赫里欧：《信仰》（Herriot，“Creer”），第二卷，第191页。
[4] 米格利纳·阿科斯塔对我说，高山在秘鲁经济中的价值不能用近年的统计资料来衡量。这几年正适危机时期，即例外时期。现在，高山的出口在秘鲁贸易统计数字中几乎是无足轻重的；但直到战前的时期内却占有重要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地位。洛雷托省的现状是经受过一场社会大动荡的地区的状况。
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估价洛雷托省的经济意义时，不能只看它的现在。直到几年前，高山的生产在我国经济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有一个时期，高山开始享有“黄金宝地”（El Dorado）的声望，那就是橡胶作为其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的巨大财富而问世的时期。大约二十年前，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卡尔德隆在《当代秘鲁》一书中写道，橡胶是未来的巨大财富。所有人都抱有这种幻想。
但实际上，这场橡胶红运是由于某些偶然情况出现的，那是一种意外的、没有把握的红运。如果说我们没有及时认识到这一点，那是因为在我们对一种传染性的轻率怀疑论十分厌倦时，就轻易地沉溺于一种邦葛罗斯式的乐观主义了（邦葛罗斯为伏尔泰《老实人》中人物，认为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趋于至善。——译注）。平心而论，橡胶不能算是我国国土上一种较为独特和独有的物产资源。
洛雷托省的危机，不是它的工业上一次多少带有暂时性的危机。米格利纳·阿科斯塔清楚地知道，高山的工业活动刚刚处于萌芽状态。橡胶这种财富是一种森林资源的临时性财富，另一方面，橡胶的开采是由于橡胶区——它不是被开发而是被破坏——靠近交通线。
因此，洛雷托省过去的经济情況丝毫没有向我们表明，它可以从实质上证明我的说法无效。我是这样写的：高山在经济上还没有意义。当然，我首先必须从现状中去寻找这种意义。而且我还应该希望，它的意义可以与山地和沿海的意义相媲美或相称。一个人的判断总是相对的。
关于高山的社会学意义，我可能还要借助于这个比较的观点。在秘鲁社会中，我清楚地看到两种基本成分、两种重要力量。这并不是说其他一切我都看不到。这只是说明其他一切——我不否认它们的现实存在——都是次要的。但我不愿满足于这种解释。我愿意用最公正的态度来考虑米格利纳·阿科斯塔的见解。其中一个最基本的看法是，人们对高山的社会学所知甚少。沿海的秘鲁人和山地的秘鲁人一样，不了解高山的秘鲁人。在高山中，或更确切地说在原来的洛雷托省，居住着具有独特习惯和传统的人，这些习惯和传统与沿海和山区人的习惯和传统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在我国的社会学和我国历史上，洛雷托省有着不可置疑的独特性。它的生物层是不同的，它的社会进化是以不同方式完成的。
在这一点上，不能不同意阿科斯塔·卡德纳斯博士的意见，因为毫无疑问，她以一篇全面研究洛雷托省社会学的论文对阐明秘鲁的现实作出了贡献。关于地方主义问题的辩论结果，不能不把洛雷托省看作一个地区。（必须明确，这里指的是洛雷托省，不是“高山”地带。）洛雷托省的地方主义，是一种不止一次地用造反方式维护自己权利要求的地方主义。因此虽说它未能成为什么理论，相反却善于实干。无疑，这种情况足以引起大家的重视。
[5] 见《世界》杂志，1925年9月，《关于印加人的生活》(“De la Vida Inkaica”，“Mundial”，setiembre de 1925）。
[6] 卡洛斯·孔査：《地方政权制》（Carlos Conche，“El Regimen Local”），第135页。
[7] 《秘鲁统计摘要》1926年（“Extracto Estadistico del Peru” de 1926），第2页。
[8] 吕西安·罗米厄：《我们时代的剖析》，第50页。
[9] 见《拉丁美洲的意大利生活》，1925年（“Le Vie d' Italia deli' America Latina”，1925）。
[10] 据《秘鲁统计摘要》，1926年经塔拉拉港进口的货物上升为2,453,719秘鲁磅，出口上升为6,171,983秘鲁磅，仅次于卡亚俄，居第二位。
[11] 阿亚·德拉托雷在他所著《争取拉丁美洲的解放》一书第91和92页中，把墨西哥的殖民地命运与秘鲁的殖民地命运进行了对比和比较。他写道：“在墨西哥，各民族已经融合，新首都就建在古代首都的地方。墨西哥城和墨西哥的所有大城市都建在国家内地，建在高山，建在顶部为火山的高原上。热带气候的沿海地区与大海相通。墨西哥的征服者与印第安人打成一片，在山区腹地与印第安人通婚，造就了一个种族。虽然从这个字的严格意义来说，它根本不是一个种族，但从习俗一致、彻底混血的趋势和国家气氛没有突然中断的连续性来说，它是一个种族。秘鲁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山区的和土著人的秘鲁，即真正的秘鲁，留在西安第斯山的背后。库斯科、卡哈马卡等这些秘鲁的古老城市被置于次要地位。新的西班牙人的城市建在了终年无雨、气温不变、我们欢乐温顺的首都那种安达露西亚式的逸乐气氛得以发展的热带气候的沿海地区。”这些观点——一般来说，反利马派的抱怨和表示从来没有达到这些观点的高度——是由一个特鲁希略城，即一个“新的西班牙人的城市”的子孙提出来的（阿亚·德拉托雷生于特鲁希略。——译注），这一点本身就很有意义。他认为，他所痛斥的许多现象就是由这些城市的优势地位造成的。目前回顾的这种和其他迹象值得提出来，以供那些指责山区拒不接受革命和复兴精神的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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