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 -> 《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

中译本序言

一

　　1930年4月16日，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正当三十五岁风华正茂之年，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秘鲁首都利马的工人们轮流为他守灵，各界劳动群众髙唱着《国际歌》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以寄托对这位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无尽的哀思。马里亚特吉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在秘鲁和拉丁美洲工人运动史上占有十分突串出的地位。正如他曾在回答报界的采访时所说，他唯一从来没有拋弃过的东西就是他对社会主义的忠诚，因为他从社会主义找到了解决人类问题的办法和答案。基于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马里亚特吉不遗余力地向秘鲁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艰苦的组织工作，建立了秘鲁总工会，1928年创建秘鲁社会党（1930年改称秘鲁共产党）。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是这个党的“智力火花、首脑和总书记”；他起草的党纲“明确无误地采纳了第三国际的立场”。^[1]

　　马里亚特吉一生经历了坎坷的道路，饱尝了奋斗的艰辛，留下了丰硕的成果。他出身贫寒，家中几乎不得温饱；从小因膝盖受伤落下终生残废。逆境没有使他沉沦。他自幼以书为伴，终于自学成才。十四岁进报社学徒，做传送稿件和校对工作。印刷车间成了他孜孜不倦地求知的课堂。十七岁当《新闻报》记者，虽然没有大学文凭可以“炫耀”，但却是“利马报界一位最能观察入微和最现代化的编辑”。他和同伴们先后创办《我们的时代》和《理性报》等报刊，纵论国内外大事，针砭时弊，指导工人争取社会政治权利的斗争和大学改革运动。马里亚特吉因此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1919年他前往欧洲，在法国、意大利、德国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终于发现了“秘鲁的悲剧，西班牙美洲的悲剧”，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仰。1923年回国后，他一面积极地从事工人运动，一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本国的革命问题，写下了大量著作和论文。共二十卷的《马里亚特吉全集》，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艰难的环境，繁重的工作，长年的疾病，使这位博学多才的学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成书于1928年，被认为是马里亚特吉的代表作。这部著作如书名所示，是由七篇论文汇集而成。从形式上看，正象作者说的“不是一本浑然一体的书”。然而，也许正因为作者不喜欢“立意著书，苦心推敲”，而喜欢“由其思想自然成文”，真正有感而发，反而増加了它的科学价值。事实上，《七篇论文》广泛论及了秘鲁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民族特点，以及教育、宗教、文学等众多的领域。可以说，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秘鲁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历史发展到现实杜会，进行了相当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对思想理论界某些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作了分析和评述。作者明确表示，他的意图是“参与创立秘鲁的社会主义”。《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一生的各个阶段》一书的作者玛丽亚·维塞认为：“《七篇论文》为全面了解秘鲁作出了巨大的、独特的贡献”，“是关心秘鲁问题的人阅读最广、请教最多、评价最高的著作之一。它拨动了美洲所有自由之士的心弦”。我觉得，这个评价是客观的、公正的。需要补充的是，如果说今天的秘鲁是昨天的秘鲁的发展，如果说秘鲁从其历史和现状来说都是在拉丁美洲具有某种代表性的国家，那么可以肯定，《七篇论文》对于认识今天的秘鲁和当代的拉丁美洲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部著作自问世以来，不仅在其国内多次再版，而且被译成多种文字，广泛流传于南北美洲和欧洲，引起学者们浓厚的研究兴趣，其原因就在于此。

二

　　恩格斯曾经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2]从《七篇论文》中可以看出，马里亚特吉是力图根据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研究秘鲁国情的。第一篇论文《经济演变概况》论述的是秘鲁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因此，了解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基本论点是理解全书的关键。

　　马里亚特吉认为，印加帝国的经济是一种建立在定居的农业村社基础上的集体主义农业经济。西班牙的征服使印加经济解体，并在这种经济的“废墟和残余上”为一种封建经济打下了基础。西班牙殖民者只热衷于掠夺现成的财富和开发金银矿藏。他们瓜分殖民地的土地和人，实行委托监护制和赋役制。后来由于土著居民的急剧减少，殖民者又输入黑奴，从而“在封建社会的因素和特点中，又掺入了奴隶社会的因素和特点”。西班牙不允许其殖民地与任何别的国家通商，统治着殖民地内的一切贸易和经营权利，严重地阻碍了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十九世纪初期，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处于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要求摆脱这种严酷的统治权力，并从西班牙国王的中世纪思想中解放出来。这正是西班牙美洲独立革命的经济前提。由于殖民地时期土著居民的社会地位所限，独立革命“是由土生白人居民甚至西班牙居民的利益引起和推动的”，并没有造成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

　　秘鲁独立以后，它的经济被逐步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鸟粪和硝石的开采起了与西方世界积极通商的作用，同时也使秘鲁经济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鸟粪和硝石的利润造成了国内最初的商业资本与银行资本，开始形成资本家阶级。但从全国范围来看，所有制一直保持着贵族和封建性质。秘鲁的资产阶级“在其根源和组织结构上同贵族有着千丝万缕、难解难分的联系”；“它主要由殖民地的委托监护主和地主的后裔组成”。因此，尽管鸟粪和硝石的开采推动了秘鲁经济由封建变为资本主义的进程，但这个进程是极不稳定的和缺乏组织的。1879—1883年以智利为一方与以秘鲁和玻利维亚为另一方的太平洋战争对秘鲁是个沉重打击，使秘鲁经济进一步受到外国债权人的控制。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二十年代，铜和石油的开采取代了鸟粪和硝石；美国在秘鲁的势力逐步超过英国；秘鲁的现代工业开始出现，资产阶级有所发展，但秘鲁依旧是个农业国。就其经济成分而言，是三种成分并存，即在封建经济普遍存在的情況下，山区仍留有印第安人集体主义农业的残余，沿海地区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

　　封建大庄园制是横亘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地主阶级并没有转变成掌握本国经济的资本家阶级，而只是充当外国资本的附庸。矿业、商业、运输业都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地主阶级“只有利润观念，而没有生产观念”，不具备真正的资本家的素质，缺乏组织经济的才能。他们只是顺应了外来的推动，靠外国资本家贷款和剥削庄园中的廉价劳动力，为国外市场生产棉花和蔗糖。庄园既垄断着土地，又控制着附属工业、贸易和交通运输，既不利于形成自由的农民，又阻碍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因此，沿海地区城镇数目寥寥无几，村庄也很稀少，依旧是封建的农村环境。在秘鲁，是由“反对和否定市镇精神的封地精神来担负创建资本主义经济的使命的”。

三

　　“印第安人问题”和“土地问题”，基本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马里亚特吉是从社会经济角度提出印第安人问题的，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印第安人当时占秘鲁人口的五分之四。印第安人的贫困、落后，是由不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造成的。殖民统治瓦解了印加帝国的农业经济，把印第安人变为农奴和奴隶。共和国时期要求拯救印第安人的呼声连续不断，但始終成效甚微，其原因何在？解决印第安人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土地问题，解决土地问题必须消灭封建。共和国的统治阶级就是殖民地时期的庄园主贵族，他们原封不动地保持了对土地的占有，也就保持着对印第安人的封建权利。这个阶级不可能去解决印第安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问题。军人考迪罗是大庄园主的主要支柱。共和国关于解放土地的立法，由于没有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去贯彻实施而形同废纸。马里亚特吉指出：“土地所有制决定着一切国家的政治和行政制度。我们共和国至今尚未解决的土地问题，制约着我国的一切问题。各种民主和自由制度不可能在半封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和实行。”因此，那些撇开社会经济问题而空谈印第安人的权利和地位的运动或宣传，自然不会有任何成效。土地制没有变更，庄园制经济连同其种种剥削形式继续存在，既使印第安人不能从根本上获得解放，又阻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马里亚特吉的上述观点，对于我们研究秘鲁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和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对于我们正确地评价拉丁美洲的“土著主义”思潮，无疑都是很有帮助的。

　　秘鲁的公共教育完全承袭了原宗主国西班牙的贵族思想以及教会和文学派的观点。人民无权受教育；文化成为一种门阀特权；教学的目的是培养文人、教士和神学家，而不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和改造社会。教育特权是由财富和门阀特权所决定的。马里亚特吉认为：“在当代，如果不把教育问题看作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个问题。许多改革者的错误，就在于他们的方法是抽象的唯心主义的方法，他们的理论是纯教育的理论。他们的种种计划不懂得经济与教育之间的密切联系，而且在没有认识经济规律的情况下就企图改革教育。因此，除了在他们轻视或干脆不懂的经济——社会规律允许的范围内作了点改革外，其余则是一事无成。”秘鲁曾肓目照搬法国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结果失败。马里亚特吉并没有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和所面对的社会经济现实，他一方面热情支持创办“人民大学”这种普及工农教育的形式，但更关注于冲破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在文化教育领域的统治。他认为，尽管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它的种种缺陷，但只有民主制度“能使我们接近于最好地实现社会正义”。他对于借鉴美国的教育模式给予了应有的肯定，因为现代工业文明“要求学校培养更多的技术人员而不是思想家，培养更多的工程师而不是文人”。他积极支持大学改革运动，以冲破那些体现殖民地精神的文化堡垒。

　　马里亚特吉把天主教在西班牙美洲的活动分为两个阶段：先是传教，即宗教活动时期，与西班牙征服阶段相一致；而后是教会时期，与殖民统治阶段相一致。西班牙征服是最后一次“十宇军东征”，它与清教徒代表的新教改革运动相反，体现着一个正在衰亡的时代，即天主教的中世纪。印加帝囯的宗教是一种道德法规。印第安人具有泛神论的感情，而不是泛神论的哲学。他们只关心现世而没有“天国的概念”。天主教以其壮观的仪式诱惑了印第安人，巧妙地使其宗教仪式适应了土著人的习惯。因此，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在这里并未遇到强大的阻力。殖民统治时期，除了耶稣会教士体现了某种开拓精神之外，天主教会不过是一种维护殖民统治、享受种种封建特权的势力。独立革命既没有触动封建特权，也没有触动教会特权。共和国宪法一开始就宣布天主教为国教。由于西班牙美洲各共和国固守在西班牙的传统范围内，这些国家都没有新教改革的因素。“而秘鲁国家是西班牙的天主教哺养的，所以它只能成为半封建的，天主教的国家”，并在宗教方面继续实行了西班牙的政策。

　　在马里亚特吉看来，秘鲁出现的联邦派与中央集权派之间的论战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中央集权制依靠的是地方上的权贵政治和酋长统治制，而联邦主义不过是从在中央政权面前失宠的那些权贵和酋长中收罗信徒。地方主义并没有表达民众的要求。秘鲁最紧迫的需要是消除作为殖民地残余的封建制。此外，秘鲁的统一尚待实现，因为秘鲁是沿海地区统治着山区，而前者在人口和精神上又没有强大到足以消化后者。这里所说的统一，是指解决双重的种族、语言和感情问题。马里亚特吉还提出，地区主要应根据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因素来划分。“任何积极的地方分权纲领，都必须主要依据国民经济的需要和方向来制定。地方分权的历史目的不是为了分裂，相反是为了统一。实行地方分权不是为了分离和分裂各地区，而是为了在和谐的而不是强制的共处中确保和完善各地区的统一。”无疑他的这些看法今天仍然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对文学的审理》一文是很值得我国从事秘鲁文学研究的同志一读的。马里亚特吉很早就显露出文学的才华，他了解秘鲁文学界的情况，自身也有过曲折的经历。正如他坦率地承认的那样，他在文学的“少年时期”曾经“从颓废主义、现代主义、唯美主义、个人主义和怀疑论中吸收营养”，后来又为摆脱这些东西的有害影响而“作出了痛苦艰巨的努力”。可以说，他的一生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这篇文章中，系统地论述了秘鲁文学的发展过程，广泛地评述了各种文学流派以及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马里亚特吉认为，秘鲁的土著文明没有形成文字，因此严格说来没有形成文学，还只是停留在古代诗歌、神话和舞蹈戏剧表演的阶段。殖民地时期，除了加西拉索和卡维埃德斯这两位“无可争辩的”作家之外，西班牙人的文学是用西班牙的精神和感情构思而成的，那还不是秘鲁文学。“我国的文学并没有从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不再是西班牙文学”，因为文学家们还认为秘鲁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还几乎从来没有感到与人民有什么联系，文学还在对西班牙文学的模仿中生活成长。“一个国家的文学是从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中吸收养分，并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而秘鲁当时还是“一个由总督辖区的委托监护主和检审官的后代所统治的国家”。马里亚特吉极力主张文学应植根于本国的土壤，同时吸取外来的有益养分。他热情地肯定里卡多·帕尔马的《秘鲁传说》“具有民主倾向”；冈萨雷斯·普拉达是“从殖民地时期向世界性时期过渡的先驱”；马里亚诺·梅尔加是“第一个杰出地表现土著人感情”的作家；认为文学领域中“土著主义”的出现正在从根本上逐步清除殖民主义。

四

　　在美洲大陆上，美国已成为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原来是美洲古代文明发祥地的拉丁美洲，其发展水平却远远低于美国。为什么拉丁美洲国家和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会呈现出如此巨大的差异？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介绍一下马里亚特吉在《七篇论文》中从历史角度对这个问题作的某些论述，可以引起大家研究的兴趣。

　　马里亚特吉认为：“殖民化在美国留下了当时正在欧洲形成而且代表着未来的一种精神和一种经济的萌芽；而殖民化给西班牙美洲带来的是正在衰退而且只代表过去的一种精神和一种经济的结果与方法。作为宗主国，英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得到全面发展的国家，而西班牙则“尚未摆脱中世纪”，没有进行过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封建制的堡垒依然存在。西班牙在美洲建立的殖民地必然由于西班牙本身的软弱无能而贫弱。英国殖民地接受的是“上升的酵母素和精神与物质的动力”，而西班牙殖民地接受的是“没落的胚芽和糟粕”。

　　西班牙殖民者和英国殖民者具有不同的素质。西班牙的殖民事业更多地具有军事和宗教的性质。西班牙派往美洲殖民地的是总督、朝臣、冒险家、教士和士兵。这些人只具有取得巨大财富的贪婪和取得荣誉、权力的贵族思想，而没有创业的精神和组织经济的能力。他们以国王的名义霸占大量土地而不致力于开发；他们灭绝印第安人而造成人力资源的不可估量的损失。相反，新英格兰的殖民者是“大批开拓者”。他们没有得到英国君主的什么恩赐，而是对英国君主处于某种精神反抗的状态；他们没有将凡是视力所及的地方占为己有，而是每人只占有能够耕种的土地，并以节衣缩食的精神进行开垦；他们希望建立英国那样的政权，只承认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

　　英国派往北美的殖民者是清教徒。清教徒代表着正在兴起的新教改革运动。马里亚特吉认为：“新教思想是资本主义进程的精神酵母。新教改革包含着自由国家的实质和萌芽。”新教思想和自由主义分别作为宗教流派和政治倾向，对英国的北美殖民地产生了重要影响。西班牙则固守天主教的正统，反对新教改革运动。如果说，清教主义在北美殖民地实行禁欲原则，达到了发财致富的目的，那么，天主教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却不想进行任何经济冒险，相反，在这里，“感官不是被压抑，而是得以享受、放荡和娇纵”。

　　不同性质的殖民事业造成了不同的结局。在北美洲的英国殖民地，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逐步形成，土地得到开发，贸易得到发展。共和国的发展和大规模的扩张运动同时进行。“荒野上每建起一座新城，不是首先实行封地行赏那一套，而是公开拍卖未来城市蓝图上事先分配的份地，而且有一条限制：一个人不得同时占有很多份”。西班牙美洲殖民地造就的是委托监护主和大庄园主，而不是资本家。共和国继承的是封建制度和封建遗产，崇尚教士职业的传统和文化科学领域的专制与蒙昧。

　　最后，我想指出一点，马里亚特吉是一位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秘鲁问题的革命理论家，但这并不等于说这本书中的观点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例如，作者说：“共产主义实质上是宗教的”。尽管作者可能是针对那种“预言一切信仰都将衰亡”的论点而说的，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的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人们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与宗教信仰是根本不同的。因此，读者对于这本书中的观点同样应当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作出正确的判断。

　　我认为，迄今为止，我们翻译、介绍拉丁美洲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还为数不多。《七篇论文》一书的翻译出版是值得高兴与庆贺的。至于我在前面所写的这些，由于水平所限，错误、不当之处是难免的，恳请读者指正。

苏振兴
1986年8月

^[1] 曼弗雷德·科索克：《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秘鲁的发展所作的贡献》，载《评马里亚特吉：三篇论文》，秘鲁“阿毛塔”出版社，1971年西班牙文版，第135页。

^[2] 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葬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374—375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