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尔库塞 ->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1958）

8．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全部解释，如同斯大林主义最后时期以来的全部意识形态上的努力，都是集中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或者说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两个公式可以交换使用）的过渡方面。这种过渡的思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苏维埃国家得到巩固以来，已经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要素。早在1935年，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斯大林欢呼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在“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包含着我国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平提到这样的高度的萌芽”。这一开始是“第二阶段”的前提。^[1]但是，这种过渡的思想（没有它，苏联马克思主义甚至不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伴随着一国社会主义建设，不过现在这种过渡被说成是处于进行之中，当作了苏联国内政策的下一个目标。这是斯大林最后出版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要旨，它被苏联马克思主义誉为关于这种过渡之具体形式的最有权威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它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受到批评，但这篇论著仍保持着它的意义。

　　这里的含义是，一种“正常”的发展，就是与西方之间没有战争。按照这种设想，斯大林坚持主张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先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势力范围之间的冲突。有整个一节专门用来肯定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2]斯大林显然是首次公开引证了一个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提到“某些同志”的分析），这种分析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洲际之间的结合，不单纯是一种外在的政治格局，而且是建立在一种使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基础上。这种看法，无异于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一种否定，斯大林的引证只是为了批驳。在这种批驳中，斯大林坚持美国与“附属”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和法国，还有德国和日本）之间经济冲突将会复活。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帝国主义与苏联阵营之间的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

　　“战争不可避免性”这个命题的修改是十分含糊的。首先，按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用法，它主要是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这样，这个命题就处于帝国主义论的中心。相反，这个命题的“修正”主要是指帝国主义与苏联阵营之间的战争：所谓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是指这种东西方之间的战争。一旦这种含糊之处清晰起来，在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概念中，就表现出一种奇特的一贯性。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关于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尖锐化的论述^[3]，实质上（有时甚至在字面上）与斯大林主义的公式毫无二致！这种一贯性可以由后斯大林主义政策的一些主要方面来说明，这就是：依靠“正常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东西方关系的稳定、苏联社会内部的发展，以及经济—政治方面的竞赛。如今特别强调的可以避免的战争，首先是指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这种战争可以凭借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增长，和它对资本主义国家“爱好和平”民众的影响来加以防止。然而，正是这些因素又易于导向抵制一般的战争，因此，即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看起来也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

　　因此，在战争不可避免性的问题上，苏联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转变，看来是完全一贯的。与列宁断定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时期相比较，国内国际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种“力量的均势”已经建立（就是说，苏联阵营的加强），形成了一种对东、西方战争的制止因素。但是，这种相同的制止力量也减少了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军事冲突（苏联阵营会作为这种冲突的受益者出现）的可能性，而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和政治上的困难。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关于加剧资本主义矛盾的命题，属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坚实核心。但是，斯大林在他的论文最后重复这个命题的上下文中，给予它特殊的含义。由这一命题引出了从社会主义向作为苏联社会发展下一阶段的共产主义过渡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命题的作用是重申国内政策对国外政策的优先地位。斯大林死后，《共产党人》（Kommunist）关于苏联对外政策的第一篇有代表性的论文回顾道：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它的国内政策的继续，并受国内政策支配”^[4]。对于苏联来说，这一“正常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定势，被第二次世界大战、随后的战略调整以及恢复时期所中断。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像是宣布回到国内政策的正常主导地位，并开始它的新阶段。我们强调过，《经济问题》（Problems of Economics）杂志对斯大林的文章的讨论，明确地表述了，“实际上”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超过帝国主义与苏联阵营的冲突。^[5]斯大林文章的这一部分对于党的路线仍然具有训令性的作用：帝国主义力量之间和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冲突，造成了资本主义力量的一种“和平的”内在缩减。

　　美国的对外侵略政策，使帝国主义阵营中的矛盾尖锐化……苏联的对外政策……不能不重视个别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这些国家内部以及依附于资本主义阶级和集团的个别政党内部矛盾的存在。为保持和巩固和平，削弱侵略的、反民主的势力而利用这些矛盾，是我们的任务。^[6]

　　现在帝国主义的强力政策遭到了反对——有人接着论述道，不仅被广大人民群众反对，而且遭到一部分“富有阶级”反对。^[7]人们不应低估“一小撮剥削者”在走投无路时发动战争的危险，但若“高估帝国主义的力量将会是一个更大的错误”^[8]。

　　在对帝国主义之间的形势进行重新估价，为对外政策提出一种新的倾向的同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讨论，又为这种倾向指出了内部的基础（或许也可说是理由）。对外政策的重新定向，似乎是由一种国内政策的重新定向必然造成的。国际目标的达到——主要是从内部削弱西方社会——最终依赖于苏联社会的一种更高水平的成就（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9]斯大林的政治遗言用这种过渡重新阐述了列宁的遗嘱，它规定，作为苏联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前提，需要一种新的更长时间的“喘息”。

　　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提出关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的命题后，接着有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的定义，这就是“最大限度的利润”。斯大林把这个“规律”与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有效的“平均利润”规律相对照。关于这个段落，有些马克思主义解释者曾被这里所包含的正统性问题所困惑：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最大限度利润的需要，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固有的，不能与“平均利润”规律相对立，因为前者或者隶属于后一规律，或者保持着一种例外——只属于“有特权的”企业集团。苏联的评注者们曾经不顾这种困难，而把斯大林的公式看做重新定义今日资本主义形势的一种提示。

　　由这个新定义来阐述的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二阶段”的概念^[10]，被用来说明向社会主义“第二阶段”过渡的反衬背景。总危机为集中精力于这种过渡的苏联国内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在讨论中，有一种观点明显强调苏联制度内部变化的需要——这种变化就是要使制度本身向“更高的”第二阶段转变。斯大林文章的一大部分是专门反驳某些人的观点的，因为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是说，在今日的苏联制度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一致已达到了排斥矛盾的地步。与这种观点相反，斯大林认为，经济基础的各种因素之间不存在什么“完全适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比起生产关系来，生产力也“跑在前面”——按照斯大林的观点，这是向前进展的发源地，生产关系则不得不转而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桎梏。不过，在私人占有和控制的条件下，这些矛盾必定导致一种只有通过“爆发”才能解决的冲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却能够在适当的时机，把落后的生产关系引向与生产力的性质相适合，而不致使社会秩序发生“爆发”。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力的增长将提供这样的可能：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劳动分配，将不依靠……价值规律来调节，而是依靠社会对产品的需要量的增长来调节的。^[11]这是“社会主义第二阶段”（“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斯大林谈到了恩格斯说的：“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12]在恩格斯的原文中，标有着重点的字（在上述斯大林自己的引用中却没有加着重点）是有决定意义的：这几个字排除了把社会的商品需要等同于全社会个别成员的需要的独裁主义观点。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只在如果并且当社会的需要真正成为个人的需要，同时当这种需要的发展和满足决定着社会的劳动分工时，共产主义才是成功的。但斯大林自己所描述的第二阶段的特征，却并没有暗示要放弃把社会的需要跟其成员的需要加以行政的独裁式的等同。按照他的概念，由于生产力的增长不再受对抗性的私人利益所阻碍，靠苏维埃国家“领导机关执行正确的政策”的作用，生产关系就能够适应这种增长进行调整。^[13]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这些机构的工作；“共产主义”将作为一种行政的措施而被引入。

　　至于哪一年开始过渡，苏联的理论家们一直把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的演说中所讲的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看做基础。考虑到近来所作的调整，可以把向第二阶段的过渡最迟确定在1960年和1965年之间。^[14]更重要的是按照客观条件来计算时间的问题。斯大林列举了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1）“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2）“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3）“把社会的文化发展到足以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15]斯大林强调，为达到最后一个条件，首先必要的一步是“至少”把劳动时间缩短到“六小时，然后再缩短到五小时”。他认为，这个时期经济政策的基本措施是实际工资至少提高一倍（通过既增加货币工资，又有计划地降低大众消费品的价格）^[16]，并且通过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来逐步扩大“产品交换”的活动范围（特别是通过把集体农庄的剩余产品纳入产品交换系统）^[17]。

　　上述向第二阶段过渡的概括，重申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那一思想主要是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Anti-Dühring）第三部分的论述中引申出来的。但是，在斯大林论述的上下文中，一般性的命题获得了一种政策指令的分量，而且被斯大林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后继者全盘接受了。

　　首先要注意的事实是，现在的后斯大林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的倾向，继续了晚期斯大林主义政策在“过渡”问题上的主要路线。我们已经就资本主义发展的估价方面试图指出这一点。^[18]就苏联政策的主要目标来说，这一点也同样不假。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重新肯定了“主要的经济任务”，即“在生产按人口平均计算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决议再次肯定了重工业的优先地位，同时肯定了“迅速发展”消费品生产的需要。像斯大林那样，赫鲁晓夫批驳了关于过渡的“乌托邦观点”。遵循斯大林关于向前发展的“基本的预备条件”的论述，决议规定，在第六个五年计划的进程中，全体劳动者的工作日时间缩短到七小时，采煤和采矿工业部门缩短到六小时。而且同样一贯地注重强调技术教育、“专家”培训，以及“国家科学机构与生产相联系”^[19]。

　　斯大林主义与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连续性，也许仍然只是基本宣传所需要的连续性，若不是它可能反映了苏联社会制度自身固有的一种动态的话。

　　我们已经提出，在向前进展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展开了它自身的一种辩证法。一方面，极权主义的管理加强了它自身，也加强了它所反对的力量本身（因而创造了西方社会的一种更为强大的联合）；这样一来，它使苏联制度的压抑性的经济、政治特征持久化了。另一方面，为了达到它的主要目标（“赶上并超过”），这种管理就依靠它所支配的生产力的竭尽全力的发展。这种发展在苏联马克思主义视为生存斗争的国际竞赛的影响下，以最现代化的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武器装备，向前推动日益增长的生产率，以达到一种为满足个人需要而自行“流溢”的生产水平。

　　如果能够保持生产充分地增长，而且这种充分增长不会越来越多地用作浪费和破坏的目的，那么这种生产就很可能产生足够的物质和文化财富，以显示出所预定的第二阶段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完全适度的）。即使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同时维持着一个庞大的特权官僚阶层，情况似乎也是如此。因为人们可以期望生产力跑在特权的前面，并且在特权压抑下的居民环境方面，以及相应地在政治制度方面，造成一种逐渐的而又是质的变化，如同在文明发展的先前阶段所发生的那样。

　　当然，极权主义的管理有着足够的力量来阻碍这种趋向，而且如果这种管理是在利益对抗的条件下对生产力的增长及其满足个人需要的使用发生作用的话，或者如果它考虑为苏维埃政权的存在而必须予以阻碍的话，那么这种阻碍是在所难免的。我们曾试图表明^[20]，第一种条件尚不具备。官僚阶层的“阶级利益”（官僚机构各个部门的特殊利益的共同特性），是与生产力的加速发展相联系的，而行政管理进入“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会最有效地保证苏联社会的内聚力。另一方面，苏维埃国家已经连续把很大部分生产力（人的和物质的）转向对内对外的军事行业。这种政策阻碍了向“第二阶段”的过渡吗？战备经济与生活水准的提高和谐共存，这不只是一个技术经济问题。保持一种庞大的军事设施（武装力量和秘密警察）及其教育、政治以及心理的控制，能使独裁主义的制度、观念和行为的模式永久化，从而阻碍受压抑的生产关系发生质的变化。由于官僚阶层是一个拥有特殊权力的独立阶级，因而它在自我保存中，在永存的压抑性的生产（和政治的）关系中，便有自己的一份利益。然而问题在于，这种官僚阶层所赖以建立的压抑性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是否日益与苏维埃国家发展中更基本更一般的利益和目标相矛盾。

　　如果我们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回答也必须是肯定的。当前时期，苏联的基本目标是打破那抵消“帝国主义之间冲突”的西方世界的巩固，因为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依靠帝国主义冲突的有效性。有利于并保持这种巩固的同样的力量，也危害和延误“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力量的目标的实现。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西方的巩固以一种“持久的战争经济”为基础，利用资本主义在时间上的领先地位，保持着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的迅速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内大部分有组织的劳动的整体性。因此，它继续推迟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革命，而斯大林甚至把这种革命看做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所最终不可缺少的^[21]。资本主义的战争经济反过来也得到了苏联的“强硬”政策的支持，这种政策同时妨碍着苏联向能有效地与资本主义力量相竞争的第二阶段前进。因此，首要的一步必须是松动“强硬”政策。然而，这是一个对内对外重新定向的问题，是从强调军事和政治竞争向强调更有效的经济竞赛转移的问题，也是使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政治自由化的问题。这种转移以一种高度的工业化水平为先决条件。苏联在原子能利用方面的成功，可能是重要事件之一，它使得苏联领导者相信他们已经达到了足以竞争的工业化水平。

　　我们相信，近来苏联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上述情况。如果这是事实，上述那种转移就是一种长远趋势的一部分，它源于客观的历史形势，从属于苏联的社会结构。客观的历史形势（也就是斯大林主义的权力政治与资本主义的巩固之间的相互关系），迫使苏维埃国家重新考虑它的基本战略，采取“松动”政策，如果成功的话，就会有助于利用日益增长着的生产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基本的经济趋势会产生一种相应的政治趋势，这就是压抑性的极权主义政权的自由化。

　　在苏联对西方的政策方面，从朝鲜战争结束到1956年东欧的动乱，新的倾向已经日益明朗。在共产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发展：苏联与南斯拉夫恢复友好关系；印度与日本的党对一种“合法民主”纲领的信奉；西方共产党的“温和”战略，特别是（否定斯大林主义的）联合阵线政策的继续（甚至强化）。正是这种否定斯大林的倾向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苏联领导也按照其中基本的政策概念作出反应。苏联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承认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外的真正的第三种选择，在共处时期，这第三种选择被确定为与苏联结成一种牢固的联盟。因此，按照苏联的解释，东欧国家“防护地带”的打破，就等于是资本主义影响的上升，和有利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力量均衡的致命变化。而且，在苏联发生以工业化和集体化为坚实基础的自由化时，东欧国家的情况却不是这样。那里的工业化还处于一种很落后的阶段，农民还没有与国有化经济及其政治制度有效地协调起来。因此，朝向“民族共产主义”的运动，被人们看做是客观上的不成熟和反社会主义，不管国家的领导者和他们在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追随者有着怎样诚挚的主观意愿。

　　东欧的事件有可能在某些领域减弱甚或扭转否定斯大林的倾向；特别是在国际战略方面，一种相当“强硬化”的倾向变得明显起来。但是，如果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那种基本倾向将在整个这样的逆转过程中继续存在和重新表现出来。至于苏联的内部发展方面，这在当前意味着“集体领导”的继续、秘密警察的权力下降、管理分散、法律改革、检查制度减弱、文化生活自由化。这种政策对长期社会—经济倾向的关系，可以由继续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不是优先发展消费品工业的情况得到说明。“马林科夫路线”（Malenkovline）把斯大林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现行冲突的论述，解释为必然造成在两种主要部类生产之间的关系上改变为有利于第二部类，即消费品工业^[22]，尽管有斯大林的指令：第一部类“占优势的增长”必须仍然是社会主义计划的基础。虽然转向第二部类优先的理论，直到1955年1月，才受到官方的驳斥，但1954年，在马林科夫政权下已公开发表与之对立的意见。

　　在苏联的科学中，没有与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者和伪造者讨论的余地。有些经济学家……试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教导的基本原则之一，这就是：扩大再生产，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求优先发展第一部类的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而不是优先发展第二部类的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23]

　　把党和苏联政府现实活动的实质，歪曲为过分地提高农业和增加大众消费品的生产，有些经济学家开始断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有效地扩大再生产，不必比消费者商品的生产更快地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24]

　　优先发展重工业，对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来说是根本的，这不但是根据社会产品的内部增长而言的，而且具有国际意义。换句话说，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地位必须得到加强。

　　完成了党在战前五年计划中设计的工业化纲领，苏联人民为主动保卫国家建立了一种牢固的经济基础。一种强有力的重工业证明了苏联具有不可摧毁的防御力量基础。^[25]

　　在与资本主义共处的条件下，为了苏联社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党和政府必须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

　　诚然，在各种说教争论的背后，可能还存在着一种最高官僚阶层为分享权力的斗争。无疑，生产上的优先地位的决定性转移，会包含着一种政治重心的相应转移：重工业方面的管理阶层的影响不能不下降。然而，政治斗争有一种更基本的内容：苏联社会似乎达到了它发展的另一个转折点。苏联领导者自己确定了这个转折点：社会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前进不再要求在发展重工业或提高生活水平间进行选择，而是生活水平的提高能够作为重工业发展的一个结果。归结到它的基本论点，就是这样：不是战备竞赛或者满足大众需要的竞赛，而是二者的结合。选择还是斯大林主义时期的选择，不过现在被认为已由这个时期的成功超越了。

　　在这方面，看来马林科夫和他的对手已经取得一致。1955年10月，要求莫洛托夫（Molotov）收回他（1955年2月）的“错误”主张（认为只是奠定了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要求他肯定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已经建立，承认一整个时期（他本人就被认为是属于这一时期）的结束和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但是，只有赫鲁晓夫才最简明地表述了取代斯大林主义的选择的社会经济原因。他在1953年9月发表的关于农业纲领的报告中说：

　　共产党坚持主张全面发展重工业，对于成功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是基本的方针，并且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主要的注意力转向了解决这一直接的国民经济问题，基本的力量和手段也已向这方面转移。我们最好的干部担任了国家工业化的工作。我们过去不具有同时高速度发展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手段。因为这要提供必需的先决条件。现在这些先决条件存在了。我们有了强大的工业基础、巩固的集体农庄，和在经济建设各部门受过训练的干部。^[26]

　　这是产生新倾向的内部原因：列宁主义的“文明化”纲领^[27]在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通过斯大林主义的建设，工业基础的建立已经强大到足以对付国际上的“突然事件”，并在苏联提高消费水平。在此以前不可能“同时”发展的东西，现在能做到了：在重工业继续“竭力发展”的同时，能使社会产品越来越多地涌向满足个别消费者的需要。

　　但是，如果说在继续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加速和扩大消费品生产的决策，表明了超越斯大林主义时期的前进程度，那么它也表明，这一前进将被保持在“非对抗性”矛盾和行政调节的框架之内。换言之，凡是认为质的变化会达到过去阶段的那种爆发式“否定”的估计，都要受到坚决反对。改良和自由化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于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坚持斗争，取决于社会主义竞赛和工作与培训的全民总动员。而且，这种社会主义“精神”中的持续性，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苏联领导者的“强力的驱使”，而是根源于苏维埃国家发挥作用所处的客观条件，根源于列宁的政治遗嘱所集中概括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处的“异常”形势。处于“资本主义环境”中的社会主义的概念，排除了放弃对人民的全体总动员，也排除了社会主义自由服从劳苦和纪律这一价值体系中的根本变化。是苏维埃政府和党，将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这种经常重复的公式表述了基本的政策，即进步和自由化，“社会主义基本规律”的作用，不是自由和“自下而上”发起的结果，而是利用一种发展的经济，由国家按照政治的（国内的和国际的）需要进行调节的结果。可以证实坚持这种政策的决心的是，政治与文化的自由化仍然融合于工作和闲暇时私人或公共的一种受压抑的道德改良。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分析苏联道德的社会职能。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是，在斯大林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作为制度化的东西，是不是也会受到新倾向的重大影响呢？即使是极为踌躇的回答，也必须讨论两个首要的因素：经济—政治发展所达到的阶段，以及已经建立的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的内在动因，虽然是有计划和被控制的，但也有它们自身的迫切需要和目的。只需就经济—政治因素方面的一种尝试性的回答，就可以在这一点上作出概略的叙述。

　　我们已经看到，按照斯大林主义的概念，作为压抑性机器的国家的消失，是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加强为条件的，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加强要继续到第二阶段。斯大林死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这个概念已经改变。尽管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时期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错误公式”遭到了反驳^[28]，尽管已经宣布并正在实施国家的“民主化”、权力分散和自治，但国家和党的机构的继续加强仍然列入了议事日程。^[29]没有任何客观的因素或趋向（这是更为重要的）会允许这种改变。国际战略上的重定方向和相应的国内，特别是农业领域的重定方向，使得政权面临着如此重大的问题，以致新的努力的成功似乎正要求来自上面的强化式的严密管辖。制度的缓和及其僵化同样需要有计划的控制。官僚和下层居民之间在特权和权力方面形成的鸿沟，仍然大得足以使官僚阶层自我长存。而且，对人民的教育和训练也使之适合于作为管理竞争主体的良好功能集团。按照这种学说本身，正是国家作为一种趋势和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权力的性质，必须保持“直接生产者”与对生产资料控制的分离：社会的不自由再生产出政治上的不自由。我们已经提到的倾向是趋于缓和后者，但是只有当它作用于前者，或者，按斯大林的术语，只有当增长着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已经真正解决，整个结构才会变化。这种矛盾的解决要推迟到“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仍然是与国际革命相联系的。在这方面，转向国家“消亡”的发端，与苏联领导不相干，这种转变依赖于“资本主义包围”的打破及其对苏联社会的影响。

　　国家持久的权力保持着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缓和也许相当可观，个人的自由也可能随着经济利益的增长而增加，但是除非经济利益本身已经变为政治利益，就是说，除非经济利益已导致由“直接生产者”，或者由于自动化的进步由“直接消费者”控制生产，否则量就不会转变为质。只要这还不是事实，后斯大林主义的福利国家，将仍然是斯大林主义国家的直接继承。而只要是这样，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也仍将不变。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社会颂扬思想与现实、意识与社会关系的辩证法。按照这种辩证法，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基础就反映在严格说来自由的意识形态中。精神发展的所有各种表现，摆脱了“必然王国”的盲目决定性，而趋向于自由发挥人道的个人才能。唯物主义通过这一点的实现而被取消；当经济进入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相互联系的个人的控制之下，他们的精神的发展也就从控制中获得解放。为生存而斗争和与自然斗争的必需品的合理调节，使得社会能够免除对其成员的本能和智力生活的调节。理性表现为个人的自由。然而，在苏联社会里，对基础发展的控制，继续伴随着对意识形态发展的控制，伴随着因征服必然而获得的“自由王国”的调节。正是在斯大林要求把工作日“至少”缩短到“六小时，然后再缩短到五小时”（马克思视为自由的基本前提的一项措施）的那段文字里，他主张这种缩短之所以必要，是为了使社会成员能够获得必需的闲暇时间，以便接受全面的教育。于是，获得的时间将不是自由的时间，它将花费在教育中。

　　的确，教育是解放的必要前提：只有那种学习和认识整个真理，把握人与自然被压抑、被侵犯和被损坏的潜能的自由，才能引导自由社会的建设。而斯大林设想的是什么类型的教育呢？他要求“实行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可能自由选择职业，而不致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所必需的”^[30]。

　　遵循这个纲领，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再一次全力强调“训练”，“在研究与生产紧密结合的基础上训练专家”，并且号召“加强国家的科学机构与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具体要求相联系”^[31]。职能的可交换性、制度化的劳动分工的消灭^[32]，在马克思的学说中的确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作为人的真正才能在物质生产过程之外得到全面发展的一种前提。但在斯大林的上下文中，马克思的思想似乎是指一个所有的人都是技术专家和工程师的社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共产主义的目的是“消灭劳动”^[33]，而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所有的人都将是它那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者^[34]。把自由时间变成进行多种工艺训练的受教育时间，工作精神被固定在人的本能结构中，这样，行政的控制就有了保障，过去也就可以安全地转入未来，于是斯大林就能安然无事地引证恩格斯关于劳动将由一种负担变为享受的论述。然而，这种享受在本质上是无异于压抑下所允许的享受的。

　　意识形态的观点相应于政治的观点。国家将继续进入共产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环境”也将同样进入共产主义。因为国家是国民经济的“共同主体”，它组织整个社会，而且这种组织已经成为超越和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社会的客体化代表。由于社会生产是由国家系统地指导的，由于基本的决策是国家强加于社会的，因而进步本身，即为个人的需要和渴望利用日益发展的生产力，必须通过国家机构。于是行政管理的延续性就必须填补与自由的鸿沟，使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相同化，而行政管理，如我们试图指出过的，依赖于劳动生产率比以往更有效的增长和利用：它倾向于把社会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按照国内和国际水平上竞争效率的标准来实现工业化和合理化，以及使人发展成为物质与精神劳动前所未有的优秀运用工具，这就很可能产生经济的与政治的成果，即对各个特殊集团和个人的不同利益和意向的支配。

　　这一报偿将不是人支配人的结束，在任何可预见的未来，对物的管理都不可能代替对人的管理。马克思曾强调技术在本质上的“中性”特征：尽管风车可以给你一种封建社会，蒸汽工场可以给你一种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但后者也可以给你另外一种形式的工业社会。近代机器既容许资本主义利用，也容许社会主义利用。也就是说，成熟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有着同样的技术基础，如何利用这种基础的历史的决定，乃是一种政治的决定。在共处时期，经济因素同时是政治因素；所谓它是一个政治的经济时期，不但是着眼于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而且是着眼于意识发展的政治含义。下层的平民意识，满足于生产力的逐渐增长，和因高度机械性而产生的前所未有的效率，因而日益屈从于作出回报，这样一种意识只能达到机器本身的那种政治水平，因此阻碍了平民意识发展出可以指导政治变革的政治意识。

　　这里有两种对抗的社会制度加入技术进步的一般趋向。我们曾经指出（并将试图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以苏联伦理哲学为例来论证这个概念），当今的“共产主义精神”是多么的类似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归属于上升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资本主义精神”。苏维埃国家看来是要以一种整体化的、政治控制的形式，培养这种精神的有纪律的、自动的、竞赛性生产的因素。“企业化的管理”、管理者的首创精神和责任感，以及人和物的资源的科学的合理利用，乃是整个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时期一贯的强制性要求 ^[35]，在实行“强硬”与“缓和”的政策、个人领导与集体领导的时期，都是这样。“企业化的管理”也应用于重大的国际战略，应用于国外事务的处理。领导类型从职业革命家到管理者的转变（一种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提出而早在1922年就开始了的转变），现在看来是圆满完成了。1922年，列宁宣布宁要商人、贸易家、管理者，而不要那些不懂得如何搞贸易、做买卖和进行经营的忠诚于革命的共产主义者。他进一步指出：“我们不怕说我们工作的性质改变了。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这些人都是身居苏维埃要职（也有担任一般职务的）、由于勤勤恳恳而受到大家尊敬的共产党员。”^[36]

　　然而，20世纪井然有序的政治和高效率竞争的精神不再是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了。发达工业社会要求一种有差别的组织和有差别的行为。苏联社会，处于一个浓缩了全部发展阶段的“后来者”的地位，在一种共同的形势下遇到了它的对手。在控制人和自然的“原子”阶段，社会生产超越了传统的控制与利用形式。社会的内聚力不再允许经济力量和对它们的个别评估与预测自由地发挥作用；它们需要更有力的调节来补充。经济、文化与政治控制之间的融合是一种国际现象，它超越了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别。在苏联，这种融合是一种公开宣称的意识形态和经济的目标：正当苏联工业再次按照高效率工作的标准改进的时候，政府同时强调这个纲领要用加强共产党的“工业领导”来补充。^[37]

　　要在一个自我长存的国家里，使这种经济和政治控制的融合发生分解，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在国有化而不是社会化的苏联经济中，在大规模工业化的国际现状中，这种融合有着双重的基础。国家的这种结构，在行政管理内部为许多变化留下了余地：最高统治可以从一个集团过渡到另一个集团，从以党为优势到以军队为优势，从“委员会统治”回到个人统治等等。但是，这些变化不会根本改变苏联社会的基础，也不会改变这个社会正在运动的基本方向。除非发生另一次世界战争或类似的灾难，可能会改变这种形势，否则只会向着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把生活水准提高到实际上可以无限制地分配基本商品和服务、稳步地推广劳动的机械化、技术职能可以互相变换、普及大众文化，所有这些发展构成了大致的趋势。它很可能导致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逐步同化——纳入技术这一共同的标准之下。技术的进步将超脱早期阶段强加的压抑性限制——它们将变为技术上被废弃的东西。这将导致政治结构的进一步变化：它将有利于官僚及其特权的扩展，有利于最高阶层和下层平民间差距的缩小，有利于政治控制向技术控制的转变。即使一个新的独裁者会把领导权集中到顶点，个人的统治也将日益被集体的管理所代替。制度内部的社会变动性将会增长。但是，这些变化本身将在普遍控制、普遍管理的结构内部发生。福利国家的发展会不会最终带来民众直接控制下的管理，也就是说，苏维埃国家会不会发展到一种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民主，对这个问题，现行的事实和趋势还没有提供一种可行的假设。从反面来看，在苏联社会的结构中，没有什么东西会排除这样一种长远的发展，它既不会依赖于苏联领导的某种“决策”，也不会单独依赖于苏联势力范围的内部形势。从我们的分析出发，要在苏联出现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决定于两个依次相关的主要前提：（1）社会财富达到的水平，有可能按照个人的需要组织生产，因而能够取消特权势力的特权；（2）国际形势中两种社会体系之间的冲突不再规定它们的经济和它们的政策。

　　我们已经提出，这样一种质的变化不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38]：这里有着变化的技术—经济的基础。阻碍“社会主义民主”，即对生产和分配的“自下而上”控制的，不是停滞可怕的匮乏和贫困。按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贫乏的分配和为取消它而一致进行的斗争，一开始，甚至在第一阶段，就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内容。^[39]在国有化经济的基础上，民主控制的建立仍然是一种政治的行动。这样，它就包括压抑性国家及其压抑性机器的废除——不一定通过国内战争采取暴力推翻的手段。但是，政治行动本身像是不依赖于第二个前提。正在发展的福利国家可以把生活安排得更为舒适、更为安全，但只要东方—西方的冲突仍然是一个决定性的经济和政治因素，它就排除了决定性的转变，因为它可以用来为极权范围内（主观的和客观的）压抑性的竞争和竞争动员作辩护。苏联社会的历史似乎注定要与它的对手相联系。超越于一国和一种势力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建设之上的，似乎是社会主义所必要的国际因素占据优势。

　　但是在这一格局中，苏维埃国家未来的发展，是处于它所祈求的辩证法规律的作用之下的。绝不能把质的变化设想为一种自动的变化。不论技术进步和物质文化、劳动生产和效率的水平有多高，从社会主义的必然到社会主义的自由的变化只能是自觉努力和决策的结果。压抑性的生产关系的保持，使苏维埃国家能够用其普遍控制的工具，来管辖下层民众的意识。我们提出过，官僚阶层也许不具有一种既得利益，要使压抑性的国家机器永存。^[40]但是，这并不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该制度的特定“合理性”，是否易于通过下层民众自身，并在下层民众自身中使压抑性永存，换句话说，来自上面的压抑是否与来自下面的压抑相符合。于是苏联的制度就会重复和再现马克思归之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过程的那种决定论。在资本主义社会那里，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本身就是要成为一种手段，以打破这种决定论，解放主体的因素，也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我们曾试图指出，在苏联社会里，马克思主义不再具有这种职能。由于被统治者对于现存制度的“规定性的否定”，对于了解和实现它的被束缚的潜力，尚缺乏一种认识水平，因此，被统治者不仅易于服从统治者，而且易于在他们自身中再生产出他们的屈从性。再说，这个过程并不是苏联社会特有的。高度发达工业社会的手段和好处，由它的生产和分配组织唤起的工作观和闲暇观，建立起了一种有助于基本价值观变化，有助于自由向安全转变的人的生活方式。这样一种转变反过来会阻碍一种“否定”的政治意识的发展，因而阻碍政治上质的变化。基本的价值体系，现行的社会“精神”，于是会呈现出一种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动作用。作为对这种因素的部分分析，本书第二部分将要考察苏联伦理哲学的主要结构。

注释

^[1] Leninism（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42），pp. 367 and 369.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376、3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SSR，”in Current Soviet Policies，ed. by Leo Gruliow（New York，F. A. Praeger，1953），pp. 7 f.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63～5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往下的讨论，see above，pp. 66 ff。

^[3] 参见米高扬和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in XX S”ezd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Sovetskogo Soiuza；Stenograficheskii otchet（2 vols. ；Moscow，Gospolitizdat，1956），I，14-20，319-321。

^[4] 1953年第7期，译于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V，No. 20（June 27，1953），3。

^[5] See above，p. 65.

^[6] “Za uprochenie mira mezhdu narodami，”Kommunist，1955，No. 4（March），p. 12.

^[7] “Sud’by mira i tsivilizatsi reshaiut narody，”Kommunist，1955，No. 4（March），p. 12.

^[8] Ibid. ，p. 18.

^[9] See above， pp. 76 f.

^[10] See above，pp. 58 f.

^[11]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in Current Soviet Policies，p. 5.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在赫鲁晓夫于1957年11月6日的演说中再次得到强调（as broadcast by Moscow Home Service，p. A-23）。

^[12] “Anti-Dühring，”inA Handbook of Marxism，ed. by E. Burns（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5），p. 29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着重点为作者所加。

^[13] “Ee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Current Soviet Policies，p. 15.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4] Ts. A. Stepanian，“Usloviia i puti perekhoda ot sotsializma k kommunizmu，”in O sovetskom sotsialisticheskom obshchestve，ed. by F. Konstantinov（Moscow，Gospolitizdat，1948），pp. 540-542.

^[15] Stalin，“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in Current Soviet Policies，pp. 14 f.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89、5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6] Ibid. ，p. 14.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7] Ibid. ，p. 19.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8] See above，pp. 65 ff.

^[19] XX S”ezd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Sovetskogo Soiuza，Ⅱ，434，475，480.

^[20] Pages 116 ff. above.

^[21] 苏联马克思主义考虑到国际格局中社会经济的而不是军事的潜能：西方社会的内部力量，最显著地表现在较高的生活水准和“阶级合作”上，按马克思的说法，这对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来说，是比西方军事力量更大规模的一种威胁。

^[22] 例子参见A. N. Maslin，“Printsip material’noi zainteresovannosti prisotsializme，”Voprosy Filosofii，1954，N. 4，pp. 3-14；1955，No. 1，p. 15。

^[23] M. T. Iovchuk，“Rol’sotsialisticheskoi ideologii y bor’be s perezhitkami kapitalizma，”Voprosy Filosofii，1955，No. 1，p. 15.

^[24] I. Doroshev and A. Rumiantsev，“Protiv izvrashcheniia marksistskoi teorii vosproizvodstva，”Kommunist，1955，No. 2（January），p. 14.

^[25] E. Frolov，“Tiazhelaia industriia — osnova ekonomicheskogo mogushchestva SSSR，”Kommunist，1955，No. 3（February），pp. 29 f. 又见同期第2版第22页。

^[26]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V，No. 39（November 7，1953），11 f.

^[27] See pp. 46 f. above.

^[28] Resolut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June 30，1956，in The Anti-Stalin Campaig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sm，ed. by Rus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6），p. 290.

^[29] 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讲话，XX S”ezd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Sovetskogo Soiuza，I，91 ff.

^[30]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in Current Soviet Policies，p. 14.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1] 1956年5月25日塔斯社（Tass）广播的决议；XX S”ezd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Sovetskogo Soiuza，Ⅱ，480.

^[32] 不是劳动分工本身，只是那种因生活而把劳动者束缚在一种专门的工作和职业上的分工方式。

^[33] Marx and Engels，The German Ideology（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9），pp. 49，6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5卷，61、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4] Stepanian，“Usloviia i puti perekhoda ot sotsializma k kommunizmu，”in O sovetskom sotsialisticheskom obshchestve，pp. 486 f.

^[35] 比如见布哈林1955年7月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的报告，in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VII，No. 28（August 24，1955），3-20，以及Zverev在1955年2月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演说，in ibid. ，VII，No. 6（March 23，1955），19-20，and No. 7（March 30，1955），8。

^[36] “Report at the All -Russian Congress of the Metal Workers’Union，”in Selected Works（12 vols. ；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7-1938），IX，318.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see also p. 326.

^[37] See Bulganin’s report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July，1955，in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VII，No. 28（August 24，1955），18 ff.

^[38] P. 185 above.

^[39] P. 20 above.

^[40] See pp. 109 ff. abo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