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基础与上层建筑——现实与意识形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尔库塞 ->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1958）

6．基础与上层建筑——现实与意识形态

　　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国家属于上层建筑，因为它不单纯就是生产的基本关系的直接的政治表现，而包含着可以说是对生产的阶级关系的“补偿”因素。国家，作为并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支撑着普遍的法律和秩序，因此至少保证了整个社会的少数人的平等与安全。仅凭这些因素，阶级的国家就能在“秩序”许可的范围内，履行缓和与保持由生产关系所造成的阶级冲突的职能。^[1]正是这种“中介”作用，使国家具有一种超越特殊利益冲突的普遍利益的外表。国家的普遍性职能本身是由基础决定的，但包含着超越基础甚至与基础相对抗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成为半独立的力量，反过来以各种方式积极地作用于基础。

　　恩格斯区别了国家能够“反作用”于基本经济过程的两种主要方式，即与经济发展相反的或相同的方向。在后一种情况下，国家“推动”经济的发展。^[2]第二种反作用的方式以政治上层建筑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为前提——这是马克思的学说唯独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和一般阶级社会）上升阶段才有的适应。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布尔什维克革命使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又提供了集中控制经济发展的可能性。经济规律继续作为客观力量起作用，决定着上层建筑，它们既不能被国家“创造”，也不能被国家“改变”，但它们变得可以被自觉地利用和运用了。^[3]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是苏联的上层建筑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性差别。两种国家形式都构成一种“政治的上层建筑”，就是说，它们都是由各自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但这种决定性作用在资本主义国家是盲目的、至上的，而苏维埃国家则能“指导”并“控制”它。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毋宁是资本主义经济所控制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则“成为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指导力量”，经济的“指导力量”。^[4]

　　有些分析苏联发展的人，在这种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新定义（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i>Marxism and Linguistic Problems】中作了一般概括和证实）中，已经看到了对马克思的基本概念的一种修正。^[5]实际上，它只是恩格斯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Wechselwirkung）命题的一种运用而已。国家，如果它“促进”经济的发展，就能“成为一种强大的能动力量，帮助（协助）它的基础来形成和巩固它自身；它采取一切措施帮助新制度来破坏、消灭旧的基础和阶级”^[6]。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的这种论述，不仅涉及国家，而且涉及一般上层建筑。这些公式在逻辑上依据这种假想，即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来说，无可争辩的是，苏联社会是一种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基础的关系（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就是一种非对抗性的关系），跟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发展，同样可以在逻辑上设想为一种非对抗性的发展，这种发展与其说是前进到“更高阶段”不涉及基础中“破坏性的”变更，毋宁说是它的可能性的逐步展开。社会主义基础的存在的确会改变上层建筑的全部传统职能，并且建立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

　　如果我们把传统的马克思的概念图式化地运用于苏联社会，那么，其基础就是由现存的生产关系中现存的“生产力”所组成。^[7]“生产者”是那些赚取工资和受雇于国家领薪水的人，以及集体农庄的成员。在生产者对基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方面，构成苏联社会的集团（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之间，不存在阶级差别——当然，在控制权和生活条件方面，还是有重大差别的。上层建筑包括行政、法律和文化机构系统，以及由这些系统颁布并传播到私人和公共生活各个领域的官方意识形态体系。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图式中，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是说，后者是按生产机构的要求塑造的。但机构是国有化的，而且这些要求被集中地加以计划和控制，这就导致了传统图式的重要变化：没有中间因素，国家成了生产机构的直接的政治组织，成了国有化经济的总经理和人格化的利益集体。因此，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在职能上的差别便趋于消失：抹去上层建筑那些超越基础、与基础相对抗的职能，使上层建筑有条不紊地、系统地同化于基础。这个为社会控制建立新基础的过程，改变的正是意识形态的实质。观念与现实、文化与文明、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曾经作为西方文明背后的推动力量之一的紧张关系——不是解决了，而是有条不紊地减轻了。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幻象（schein），但却是一种必然的幻象，是从对人表现为一种独立的、客观的规律和力量系统的社会生产组织中产生的。当作为现实的社会基础的一种“反映”时，意识形态含有真理，但真理表现为虚假的形式。统治阶级的思想成为统治的思想，并宣称具有普遍的有效性，但这种宣称是建立在“虚假的意识”上——之所以虚假，是因为思想与它们的经济基础的真实联系，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的实际局限和否定，并没有进入意识。^[8]一种特定的历史内容显示为普遍有效的，并服务于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提供一种支柱。但是，意识形态的职能远远超出这种服务之外。世代相传的材料——包括人类永久的希望、追求和苦难，他的被压抑的潜能、完满的公正、幸福和自由的观念——都成为意识形态的部分。它们的意识形态表现主要是在宗教、哲学和艺术中，但同时还在自由、平等和完全的法律、政治概念中。

　　这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含有一种动态发展，它导致相对于基础的意识形态在职能和分量上的变化。基础越是侵犯意识形态，即使它与现成秩序相协调，那么，作为离现实最遥远的意识形态领域（艺术、哲学），正因为它的遥远性，就越成为这种秩序的对立面的最后庇护所。当马克思开始精心阐述他的学说时，他受到了一种信念激发，即认为历史已经最后达到了理性与自由能从哲学观念质变为政治目标的阶段。他发现，哲学（在马克思看来，是最先进的意识形态）的实现是在无产阶级的行动中^[9]，这种实现同时就是哲学的结束、哲学的“消灭”。无产阶级，为哲学提供“物质武器”，又在哲学中发现了它的“思想武器”。哲学已详尽阐述了人的自由和尊严、不可剥夺的权利、他的自主性、他对自身生命的掌握、他的潜能和幸福等观念。阶级社会使这些内容成为意识形态，而无产阶级消灭阶级社会的行动，将把它们变为现实。

　　然而，妨碍先进工业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样的发展，破坏了马克思的思想转变为现实、哲学转变为革命实践的概念。如果无产阶级不再作为代表现存秩序的“绝对否定”的革命阶级而行动，那么它就不再为哲学提供“物质的武器”。于是情况复原了：理性与自由为现实所抵制，因而再次成为哲学所关切的事。人的本质，他的完全的解放又成为【仅仅是】思想中所经验到的（in Gedanken erlebt）。^[10]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它的历史地位本质上正是哲学——又一次不但预见政治的实践，跑在实践的前面，而且面对失败的实践仍然坚持解放的目标。按照这种职能，理论再次成为意识形态——不是作为虚假的意识，而是作为与压抑性的现实相疏远、相隔离，甚至相对立的意识。由于同样的原因，它成为一种极有意义的政治因素。对于苏维埃国家来说，“意识形态战线”上的斗争，就是一种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

　　我们已经看到 ^[11]，在这种斗争中，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如何改变它们的关系的。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前向社会发展更高阶段的前进，必须使现存基础发生革命的改变，而苏维埃国家却能通过有计划的和“科学的指导”，在业已存在的基础上实现转变。这个过程能消灭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因素，连进入意识并被自觉利用的最明显的矛盾和错觉，甚至胡说和谬论，都不例外。但这并没顾及整个意识形态的内容。全体民众所从属的增长着的生产力与被束缚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民众中维持着意识形态超越被束缚的现实之外的需要。按照马克思的学说，这种需要将会消失，“只要那种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的必要性消失了”^[12]。在苏联的制度中，这种“普遍利益”在国家中被实体化了——它是一种与个人利益相分离的实体。个人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实现，并为现实所排斥，乃至它们努力于意识形态的表现也被排斥。它们的力量对政权越具爆炸性，新的经济基础就越是被宣传为保证共产主义条件下人的彻底解放。因此，反对意识形态的超越的战斗，就成为为政权而进行的生死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重心便从哲学移向文学和艺术。通过把哲学吸收进官方理论，哲学超越的危险地带就被控制住了。形而上学，这个历来是人类自由和满足尚未实现的观念的主要庇护所，被宣布为辩证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中一种合理社会的出现所完全取代。伦理哲学，被变成一种行为规则和标准的实用体系，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13]哲学的这些分支所剩下的，是它们的方法上的否定。反对西方哲学、“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唯心主义等的斗争（显著的例子是1946年关于亚历山大诺夫的论战），目的在使某些哲学倾向和范畴丧失信誉，因为这些哲学倾向和范畴凭借它们的超越性，似乎危害了“封闭性的”政治和思想体系。（作为一项理论任务，鉴于马克思的概念已经取消却保持【扬弃】了被列为禁忌的“资产阶级”因素这个事实，这种斗争的目的看来是自行失败了。所以，用不着惊奇，那场论战根本没有达到对“资产阶级哲学”的实质性批判的水平。）^[14]由于哲学的这种否定性，^[15]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矛头便指向反对艺术中的超越。因为苏联的艺术必须是“现实主义的”。

　　现实主义可以是——也已经是——艺术的一种高度批判的和进步的形式，以其思想的和理想化的表现，面对现实“本身”，现实主义坚持真理，反对隐瞒和歪曲。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以其实际的否定和暴露形式表现人类自由的理想，因而保持着超越，没有这种超越，艺术本身就会被取消。相反，苏联的现实主义适合于一种压抑形式的国家。通过文学、音乐、绘画等媒介，对国家政策的自觉和有控制的贯彻，这本身就与艺术不相容（可以引证从希腊艺术到布莱希特【Bert Brecht】的很多例子）。然而，苏联现实主义通过把既成的社会现实当做艺术内容的终极框架，不允许有风格上和内容上的任何超越，这就不再是什么对政治准则的艺术贯彻了。这种现实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和落后是受到批评的，但无论是个人还是他的社会都不涉及现行制度所规定和包容之外的任何领域。毫无疑问，这涉及的是共产主义的未来，但共产主义被描述为从现在出发而不会“爆发”现存矛盾的一种进步。未来据说与现在是非对抗性的；压抑将通过顺从的努力逐步产生自由与幸福——从史前史到历史，从它的否定到否定，没有灾难性的分离。但是，正是人的本质与其存在之间的冲突所固有的灾难性因素，已经成为艺术离开礼教以来所趋向的中心。艺术的形象已经保持了对既成现实的决定性的否定——最终的自由。当苏联的美学把“本质与存在之间不可克服的对抗”的概念作为“形式主义”的理论原则来抨击时 ^[16]，它也就抨击了艺术本身的原则。按马克思的学说，这种对抗是一个历史事实，它要在一个通过为人的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提供物质条件，使人的存在与他的本质相一致的社会里，得到解决。当达到这一点时，艺术的传统基础就被削弱了——通过艺术内容的实现。而在这种历史事变之前，艺术则保持着它批判的认识职能：表现仍属超越的真理，维持自由的形象反对一种否定的现实。随着自由的实现，艺术将不再是一种真理的容器。^[17]黑格尔把这种实现看做是他自己时代的任务，已经宣告艺术成了一种过去的事物，失去了它的本质。他把这种艺术的废退归因于新的科学—哲学的精神，这种精神要求一种比艺术所易接近的更为严格的真理公式。^[18]马克思的学说保留了社会进步与艺术废退之间的历史联系：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表现在艺术中的幸福的许诺（promesse du bonheur）的物质实现的可能；政治行动——革命——就是要把这种可能转变为现实。

　　苏联马克思主义宣称，布尔什维克革命为这种转变创造了基础。那么艺术所剩下的职能和内容是什么呢？苏联美学的回答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形式反映现实。^[19]“我们的美学规律是，我们的文学越是现实主义的，它就越是成为浪漫主义的。”^[20]换句话说，一旦现实本身体现了理想（虽然还不是以它的纯粹形式），艺术就必然要反映现实，就是说，如果艺术要保持它的基本职能，它就必须是“现实主义”。超出现实之外的幸福的许诺，过去构成艺术中的“浪漫主义”因素，现在则作为政策制定者的现实主义的东西而出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会合。但是这种会合，如果它是名副其实的，就会使艺术成为多余的。自由的现实会抵制艺术超越中的自由思想。黑格尔在艺术的废退中看到了一种进步的迹象。当理性的发展克服超越（“把它取回”现实之中），艺术就转向它自身的否定。苏联美学拒绝这种观念而坚持艺术，同时又剥夺了艺术超越的权利。这种美学想要的是，不成为艺术的艺术，而且它已如愿以偿了。

　　然而，苏联对艺术的处理，不单纯是一种无限权力主义的爆发，它的历史意义不仅是为了管辖权的政治和民族的需要。苏联美学最令人震惊的概念，表明了对艺术社会职能的一种敏锐的意识。这些概念主要是从对艺术认识职能的极力强调中引申出来的。按照苏联的美学观点，艺术与科学之间没有本质的矛盾和对立；艺术的概念与逻辑的概念是不可分离的。^[21]艺术以“十分类似科学的方式”表现“客观真理”^[22]，然而，艺术又是真理的一种特定表现——一种与科学和日常语言交流不能相比的表现。这种无可比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们似乎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艺术揭露同时又奉献于人与他的世界中（主观上与客观上）尚未控制的力量，也就是在社会控制之下并超出社会控制的“危险地带”。从一个压抑性社会的情况来看，最终的自由就存在于这些危险地带。在它的最深层次上，艺术是一种反对存在的抗争。正因如此，艺术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任其发展，它就可能危害法律和秩序。柏拉图对艺术的处理，与他把美学的、政治的和认识论的标准融为一体的严格审查制度，比起把艺术作为“自由”的理智、情感和教育性的消遣来评价，是对艺术的本质和职能更为公正的态度。

　　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艺术，只就它保存解放的形象而言，才是艺术；在一个就其总体是对这些形象的否定的社会里，艺术只能通过总体的拒绝才能保存这些形象，就是说，通过不在风格、形式和内容上屈从于非自由的现实的标准。这些标准越是成为极权主义的，现实越是控制所有的语言和交流，艺术就将越易于趋向非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它就将越是从具体推向抽象，从和谐推向不和谐，从内容推向形式。艺术因而是对已经构成现实基本部分的各种事物的拒绝。“资产阶级”的反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品的非现实性表现了自由的非现实性；艺术与它的对象一样都是超越性的。苏维埃国家通过行政的法令禁止艺术的超越；这样它就甚至消灭了一个非自由的社会里对自由的意识形态反映。苏联的现实主义艺术，遵照政令，成为人类生存最后一个仍不顺从的领域的社会控制工具。割断艺术的历史基础，对它加以没有社会主义现实的社会主义化，艺术就恢复了它在古代史前史的职能，它显示出巫术般的特征。因此，在行为主义的实用性的合理性中，它成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艺术教导……对现实的一种确定的关系。”^[23]这种关系以苏联英雄和爱国者的“典型”形象为范例，表现在他们与敌对和陈腐力量的斗争中。苏联艺术的目的在于在现实中创造和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并且作为艺术，就是说，通过艺术的形象、艺术的虚构来实现这种关系。但这是巫术般的原则：是“在幻想中颁布想望的东西的实现”，“用一种虚幻的方法去补充现实的方法”^[24]。当然，虚幻的东西对现实不能有直接的作用，但就它改变“对现实的主观态度”而言，它也就间接地改变着现实。从艺术的职能到巫术的职能这种艺术的认识职能的倒退，出现在苏联美学的最反动的特征中：对“形式主义”和一切“抽象”的、“不和谐”的结构的否定。现代“资产阶级艺术”中的进步因素，正是包含在那些保持了艺术的“震撼”^[25]特征的结构中，也就是在那些表现戏剧性冲突的结构中。它们表现了不顾一切的尝试，要突破那种使得传统艺术结构不能用于表现艺术内容的社会标准和歪曲。和谐的艺术形式，在它们的现实主义的和古典的、浪漫主义的发展中，失去了它们超越的、批判的力量，它们站在不再与现实相对抗的方面，而表现为现实的组成部分和装饰品——作为调解的工具。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在消遣和娱乐时伴随着日常工作、闲暇和美味的食品，它们会成为颇受欢迎的曲调。在这些条件下，只有它们明确的否定性才能恢复它们的内容。相反，由行政指令来恢复和谐，对不和谐、杂乱和不成曲调的声音加以取缔，这就是使艺术的认识职能“变成一致”，使本质上不一致的艺术想象力被迫成为一致。

　　有趣的是，由于对不和谐艺术的斥责，苏联的美学就退回到了柏拉图只允许优美、单纯、和谐形式的名言。只有这些形式与“善”、“真”相“融合”：“那么善的力量就回到了美的境界；因为适度和匀称是存在于全世界的美和善”，因而“我们说，真理就是要形成这种融合中的一个因素”^[26]。柏拉图的艺术理论涉及一种国家，在这种国家中，哲学王保卫善、真和美的标准，但这是一个与现实相对立的国家。* 由于被迫服务于现实，这种融合便破坏了它自身的成分。

　　* 指柏拉图的“理想国”，它作为一种理想，与现实相对立。——译者注

　　在政治控制艺术的总框架中，政策的大幅度更改是有可能的。放松和收紧、艺术标准与风格的变动，都取决于国内国际的形势格局。当然，随着社会管辖从恐怖主义向正常形式的转变，人们将会听到，或许将会发出为争取更多的艺术自由的呼声。“苏联现实主义”的僵化状态很可能有所松动；无论如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已经不再是对立的了，甚至“形式主义”和“抽象”的因素仍然可以变得符合遵从者的口味。就其社会职能而言，这种艺术也像个人的自主与认识一样，正在走向衰退。

注释

^[1] Engels，Origin of the Family，Private Property，and the State（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42），p. 15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1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又见Marx and Engels，The German Ideology（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9），pp. 40-4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37～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 Letter to Conrad Schmidt，October 27，1890，in Marx and Engels，Selected Works（2 vols. ；Moscow，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1949-1950），Ⅱ，44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7卷，4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 Stalin，“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SSR，”in Current Soviet Policies，ed. by Leo Gruliow（New York，F. A. Praeger，1953），p. 18.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又见1953年1月23日Izvestiia的文章，in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VI，No. 1（February 14，1953），3-6；and below，pp. 166 f.

^[4] G. Glezermann，“The Socialist State—Mighty Instrumentality for Building Communism，” in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IV，No. 41（November 24，1951），7-10（译自1951年10月12日Izvestiia）。这并不排除“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斯大林在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解释了这个公式，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39～5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See below，pp. 167 f.

^[5] Robert Daniels，“State and Revotion：A Case Study in the Gene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st Ideology，”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XII，No. 1（February，1953），22-43.

^[6] 苏联马克思主义对斯大林论述的评价，参见M. B. Mittin，Novyi vydaiushchiisiavklad I. V. Stalina v razvitie marksistsko-leninskoi teorii（Moscow，Vsesoiuznoe obshchestvo porasprostraneniiu politicheskikh i nauchnykh znanii，1950），especially p. 13.

^[7] 关于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的定义，是不是在基础中排斥生产力的争论，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按照马克思的学说，生产力本身，比起生产关系来，构成了一种更基本的层次，虽然它们只在特殊的生产关系内部起作用。整个争论见社会科学共产主义学院会议上的报告，1952年2月25日至3月1日，题为“Nauchnaia sessiia，posviashchennaia trudam I. V. Stalina i ikh znacheniiu v razvitii obshchestvennykh nauk”，Voprosy Filosofii，1952，No. 3，pp. 240-261。

^[8] Engels Letter to Mehring，July 14，1983，in Marx and Engels，Selected Works，Ⅱ，45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9卷，94~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9] Marx，“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Einleitung，”in Marx and Engels，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ed.by D. Rjazonov（Frankfurt，Marx-Engels Archiv Verlagsgesellschaft，1927），Div. I，I，Pt. 1，pp. 620 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4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0] Ibid.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1] See above，pp. 121 f.

^[12] Marx and Engels，The German Ideology（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9），p. 4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54～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3] 本书第二部分将讨论这一转变问题。

^[14] 哲学方面的禁忌甚至影响到后马克思学说发展中标志着里程碑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最著名的，如Georg Lukacs'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Belin，Der Malik-Verlag，1923），而同一作者的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Berlin，Aufbau-Verlag，1954）则可以看做马克思主义批判退化的一个例子。

^[15] 由于上面指出的理由，苏联哲学的实质性讨论属于本书的范围之外，这方面最好的综合评述，见Gustav A. Wetter，Der dialektische Materialismus；seine Geschichte undsein System in der Soviet-Union（Freiburg，Herder，1952）。

^[16] V. A. Razumnyi，“O sushchnosti realisticheskogo khudozhestvennogo obraza，” Voprosy Filosofii，1952，No. 6，p. 101.

^[17] 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Aesthetik，”in Sämtliche Werke， ed. by H. Glockner（26 vols. ；Stuttgart，F. Fromman，1927-1940），XII，215.

^[18] Ibid. ，pp. 30，32.

^[19] Razumnyi，“O Sushchnosti realisticheskogo khudozhestvennogo obraza，”Voprosy Filosofii，1952，No. 6，p. 99.

^[20] Literaturnaia Gazeta，November 17，1948.

^[21] Razumnyi，“O sushchnosti realisticheskogo khudozhestvennogo obraza，”Voprosy Filosofii，1952，No. 6，pp. 99 and 107.

^[22] P. Trofimov and others，“Printsipy marksistsko-leninskoi estetiki，”Kommunist，1954，No. 16（November），p. 95.

^[23] Ibid. ，pp. 107-108.

^[24] George Thomson，Studies in Ancient Greek Society（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9），p. 440. See above，pp. 88 f.

^[25] T. W. Adorno，“Die gegängelte Musik，”in Dissonanzen（Göttingen，Vandenhoeck und Ruprecht，1956），pp. 46 ff.

^[26] Philebus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