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一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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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国社会主义

　　上一章试图确认的新的合理性，正是苏联从事社会建设的氛围之特点。更明确地说，这种合理性属于苏联社会的自相矛盾的性质。在苏联社会中，那种最井然严格的统治系统，是为自由奠定基础的，压抑性的政策被证明为解放的政策。我们没有接受这样的设想，即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附加的意识形态，是作为政权的一种支柱而起作用的；我们也没有接受另一种相反的假设，即认为苏联社会是马克思学说意义上的一种社会主义社会。仅仅进行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单纯对照，我们还不能说明这种自相矛盾的性质。这种自相矛盾的东西是“异常的”共存条件下苏联社会建设的反映。

　　我们已经强调，只要对生产资料和产品分配的控制不是属于“直接生产者”他们自己，就是说只要没有“来自下面”的控制和主动，国有化与工业化一样，就只是一种更有效的统治工具，在大规模社团结构内增长和操纵劳动生产率的工具。在这方面，苏联社会跟随的是后工业文明的普遍趋势。然而，尽管有这一事实，人们还是会问：苏联的国有化，在它前进的历史条件下，是不是具有一种内在的动力，可以抵抗压制的倾向，并改变苏联社会的结构——不论是现实的还是领导集团所谓的政策和目标？在本书的研究范围内，动力问题只是追溯到它被反映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方面，所以，我们的讨论将仅限于选择一些似乎特别具有阐明作用的概念。我们将讨论“一国社会主义”，由这个政治概念所支配的苏维埃国家的辩证法、意识形态中的某种变化，以及最后，这种动力达到顶点的“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等概念。

　　在斯大林主义时期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提供总体框架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1]，同时也为苏维埃国家的压抑性职能提供了一种世界历史的证明。这种理论始终依赖于国际形势的发展。这些形势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最初孤立、社会主义限于落后地区，以及资本主义在大陆间得到重新巩固，从而造成了困扰苏联社会的内外矛盾。斯大林主义的理论认为，其内部矛盾能够通过苏联内部并在苏联内部解决，通过国家的“指导”作用解决，而外部矛盾只有通过国际过程^[2]，通过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革命才能最终消除。然而，实际上，外部矛盾渗透着内部矛盾，反之也是这样。所以，二者的差别失去了它的决定性意义；通过它自身的发展，“一国社会主义”成为一个更大的概念，它重新确定了苏联社会建设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本质联系。

　　苏联马克思主义关于内部矛盾的指谓随着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变化而变更。它们主要是根据无产阶级和农民^[3]、社会主义国家与“本国资产阶级”^[4]、富农与贫农、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旧意识”与社会主义精神^[5]之间的矛盾来规定的。它们的基础被确认为是生产力的增长与落后的消费水平之间的矛盾。外部矛盾则是根据阶级斗争转向国际舞台来解释的：

　　以为阶级斗争的范围只局限于苏联境内这是错误的。如果阶级斗争的一端在苏联境内有所行动，那么它的另一端却延伸到包围我们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境内去了。^[6]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阶级斗争就其本性来说是国际性的；谈论什么向国际舞台的“转移”是没有意义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有一种不同的含义：它试图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适应于先进工业国家内阶级斗争“中立化”的历史事实。这种概念是与“两个阵营”的论调相联系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阵营由苏联领导，为国际无产阶级的“真实”阶级利益而战斗。由于西方无产阶级在地理上“包含”在“帝国主义阵营”中（尽管“实际上”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所以它不能有效地维护它的“真实”利益——这种职能可以说是移交给了加入苏联阵营的国家集团。无产阶级的真实利益与直接利益之间的冲突，一开始就包含在马克思的学说中，现在却成为两个国际集团之间的冲突：落后国家的“外部的”无产阶级应当为真实利益而战斗，承担整个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随着这种主人公的变化，阶级斗争的内容和战略也发生了变化。阶级斗争变成了一种争夺空间和人口的战争，社会争端发挥了一种政治争端的功能。西方无产阶级（以及就此而言的整个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苏联的政策中只是在与苏联的政治利益不相冲突的范围内才得到维护的。因此，阶级斗争与其说是转向国际的层次，毋宁说是使它变质为一种国际的政治斗争。

　　这种阶级斗争的变质，使得不改变本身结构而解决苏联社会内部矛盾的一切企图均遭失效。为了达到它的目标，马克思主义依赖于生产力与束缚它们的组织之间冲突的解决。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的消灭本身并不是一种目的，而是解决这种冲突，从而结束人受劳动奴役、人统治人的手段。就这种奴役在生产过程中被制度化而言，它只能在生产过程中被消灭，个人只有当他们自己控制生产时才能是自由的。到达自由的道路可能经历某些阶段——甚至是压抑的阶段（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作过概述），但是除非这条道路由作为解放的唯一历史动力的劳动阶级自己来行进，否则，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如果革命不一开始就把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手段的关系倒转过来，就是说转为由他来控制它们，那么这种革命就没有在本质上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而存在的理由。因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实质上是与转向由劳动者们自己来控制相联系的。只要这种转变没完成，革命就一定会再生出正是它力图克服的对抗。对抗表现为多种形式：国有化的生产资料被束缚的利用，生产率水平与消费水平之间的对立，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之间的冲突，国家与私有、半私有财产之间的冲突；或者在国际舞台上，苏联的利益与国外共产党的利益之间、苏维埃国家安全的目标与社会主义政策的目标之间的对抗。即使“一国社会主义”变成了所谓“一种势力范围的社会主义”，这些对抗仍然持续存在，因为归根结底造成对抗的正是造成和维持两种制度共存的那些因素。如果苏联马克思主义用“资本主义的威胁”继续盛行来论证压抑性的国家机器永久存在的理由，那么它就承认了苏联社会的结构仍然是对抗性的；这些对抗的解决，有赖于国际格局的根本变化。1938年，斯大林曾经暗示，由于苏联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国际矛盾已经解决^[7]；1952年，他又强调了当前不同程度地再现的国际矛盾^[8]。

　　历史的状况否定了斯大林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概念，按照这种概念，在外部矛盾继续盛行时，苏维埃国家能够解决内部矛盾。外部矛盾使内部矛盾永久存在。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本主义环境”迫使继续加强压抑性的政治和军事机构，防止为满足个人需要的生产力的自由利用。但是，苏联的政治和军事机构的继续加强，反过来又使“资本主义环境”永久存在，甚至促进它的国际联合。自列宁以来，苏联马克思主义认为，除非苏联成功地打破僵持以利于自身，否则它就最终不能幸存下来。这种打破是希望通过“帝国主义阵营”中“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复活来实现的。这些矛盾在西方的防御经济中被冻结了，所以，瓦解这种统一的政治经济，就是必不可少的首要目标。

　　但是，只要当苏联不再是对西方的政治和军事的威胁，就是说，当苏维埃国家的生产力改为服务于其公民的需要和能力时，苏联领导才能希望达到这种目标。这就意味着生产和生产关系是按这样一种方式重新组织的，这种方式是：物质和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不只是社会努力的副产品，而是社会努力的目标。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看来，苏联社会的这样一种转变，表现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一种共存时代国际政治的要求。苏联马克思主义被迫承认，两类矛盾互相依赖，使得社会争端决定政治争端。突破僵局的关键目的，只有通过苏联社会的改革才能达到，这种改革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优势，“通过传播”来推广社会主义，并因而为资本主义世界内阶级斗争的解冻提供基础。

　　为了评价这种改革的前景，我们有必要来讨论一下苏维埃国家的社会结构，按照苏联的学说，这种社会结构是要保持对社会变化的“指导作用”。

注释

^[1] M. M. Rozental，Marksistskü dialekticheskü metod（Moscow，Gospolitizdat，1951），pp. 57，108，及其他各处。

^[2] 第一个“权威性”的公式参见斯大林的《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Results of the Work of the Fourteenth Party Conference）（写于1925年）；Sochinenüa（Works）（13 vols. ；Moscow，Gospolitizdat，1946-1951），VII，90-132。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335～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Stalin，“Results of the Work of the Fourteenth Party Conference，”引自斯大林的Problems of Leninism（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4），p. 63. 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3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 Stalin，“Letter to Ivanov，”in 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World Communism，House Document No. 619，Supplement I（Washington，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8），p. 151. 参见《斯大林文集》（1934—1952），1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 Rozental，Marksistskü dialekticheskü metod，pp. 293 ff.

^[6] 斯大林于1937年的论述，引自一次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演讲，Soviet Home Service，Moscow Radio，March 5，1951。参见《斯大林文集》（1934—1952），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又见Rozental，Marksistskü dialekticheskü metod，p. 302。

^[7] “Letter to Ivanov，”in 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World Communism，House Document 619，Supplement I，p. 150.

^[8]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in Current Soviet Policies，ed. by Leo Gruliow（New York，F. A. Praeger，1953），pp. 5，11，14. See below，pp. 166 f.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61～5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