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尔库塞 ->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1958）
3．新的合理性
我们将以一种初步的方式，试图来确定“一国社会主义”文明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说，来确定支配它的建设和内部态势的原则。这样做时，我们作为指导的既不是“社会主义”的术语，也不是它的简单的否定，亦不是“极权主义”及其同义语。不是社会主义，因为概念的证实依靠定义的一致性，而且它只能产生于考察的结果；不是极权主义，因为这个概念适用于广泛的多样化的有着对抗结构的社会制度。我们倒宁愿尽力综合那些在所有阶段，甚至在倒退和变更中也保持着普遍一贯的苏联社会建设的特征，以便确认那些支配性的原则。这些特征可以扼要地重新陈述如下：
（1）在国有化生产的基础上，总体的工业化伴随着“主要的第I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的优先地位。
（2）实行农业的逐步集体化，目的在于最终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国家所有制。
（3）劳动的普遍机械化，“多种技术”训练的推广，引导城乡职业之间的“均等化”。
（4）在坚持第1～3点提出的目标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生活条件的普遍水平。
（5）树立一种普遍的工作精神、竞赛效率，消灭一切超常的心理因素和思想因素（所谓“苏联现实主义”）。
（6）维护和加强国家，把军事的、管理的和党的机制作为这些过程（第1~5点）的工具。
（7）在达到第1～5点中提出的目标之后，社会产品转向按个人需要分配。
这些目标是以达到先进工业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为条件的，这是当前一些主要趋势的归结点。超出这一点，我们定之为新的和不同质的趋势，它们将在第8章里，在试图评价“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的前景时予以说明。
以下的原则涉及苏联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过渡的解释：
（1）苏联社会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发展作为内部和外部矛盾展开的辩证过程而发生。
（2）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上，在苏维埃国家的控制和指引下，内部矛盾能够没有“爆发”而得到合理的解决。
（3）为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动力的基本内部矛盾是不断增长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它的合理而有控制的发展形成一种向共产主义的逐步的管理上的转变。
（4）向共产主义的逐步转变发生于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环境）下。包含在这种形势下的外部矛盾，只有在国际的层次上——通过某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最终解决。
（5）这种解决本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整个时期。资本主义世界里革命潜力的软弱性和苏联势力范围内仍然普遍存在的落后性，需要一种新的持久的“喘息”[1]和两种制度之间的“共处”。
（6）苏联必须通过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来维持这种喘息，避免与它们发生战争，避免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令人泄气的革命实验（“夺取政权”）。
（7）外部矛盾的解决将成熟起来，这取决于两个因素：（a）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和资本主义之间所固有的矛盾，将使无产阶级再次成为革命的历史动力；（b）苏联经济、政治和战略的力量日益增长。
（8）支持这些基本革命力量的“主要后备军”，是发展中国家的半无产阶级和小农群众，殖民地和不独立国家的解放运动。
由这些原则指引的社会过程不只是极权管理下国有化基础上的东方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这里所发生的事超出了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共产党的工业化通过“跳跃”和缩短整个历史时期而前进。西方与苏联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别为一种强大的同化趋势所平衡。两种制度都显示了后期工业文明的共同特征——集中化和严密的组织代替了私人企业和自主；竞争成为有组织的和“合理化”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官僚有着共同的法规；人民通过通信、娱乐和教育等“大众媒介”而协调起来。如果这些手段证明是有效的，那么民主的权利和体制就能通过宪法而授予，并且得以坚持，而没有与制度相对立的滥用这些权利和体制的危险。国有化、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就其自身而言，只要生产还被集中和控制得高于全体居民之上，就不会形成一种本质的差别。如果没有“直接生产者”“自下面”而来的主动性和控制力，国有化不过是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为了从上面进行控制（集中计划）而采取的一种技术—政治手段，即统治方式的一种变化、统治的简化，而不是什么消灭统治的前提。取消了作为自主的经济和政治主体的个体，压抑生产力发展的某种“老式”制动器就被消除了。（物质的和精神的）生产的个体单位不再是社会一体化的合适媒介，技术进步和大生产打碎了在自由主义时代起进步作用的个体形式。
但是，与此同时，技术的进步和增长着的生产率又产生了抵制这种趋势的威胁。增长着的社会能量和财富进而反对压抑性的劳动组织和分工。对这种逆反趋势的认识体现在近来的政策变化之中，表现在苏联马克思主义更加强调向“社会主义第二阶段”过渡的必要性。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讨论。[2]
苏联制度似乎是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持久落后以后“跳跃”几个发展阶段的又一例证，它加入并毫不客气地跑到了晚期工业社会的总趋势前面。这些被跳过的阶段是那些启蒙的绝对主义和自由主义阶段，企业自由竞争的阶段，具有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成熟的中产阶级文化的阶段。在一个落后国家里，以创纪录的速度努力赶上先进工业国家的水平，其结果是，在一种跟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合理性不相容的统治和严密组织的制度内，建设并利用一架庞大的生产机器。这里就埋下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由和唯心主义因素进行无情斗争的根源，这种斗争反映出对生产力的社会组织不是一种解放，而是控制的手段。
代表现代西方文明的理性观念集中于我思的自主、自我的独立思想发现和履行了自然与社会合理组织的法则。自我本身就是服从于自然的客观规律，但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主观的理性与客观的理性正好是重合的：这个社会把握了自然，并把自然转变成了人的需要和才能的发展实际上取之不尽的物质来源。只要国家即现存的权力还是技术和经济进步的障碍，这种目标的达到就要求个性的解放。技术和经济的进步可望从大量个体（经济、政治、文化的）企业的适当自由中产生，而整体的合理性是通过这些个体单位的竞争过程表现出来的。这一过程要求高度的个体自主性、预见性、预测性和敏锐性——人们不仅需要在生活的实际职责中获得这些特质，而且在培养这种职责的准备中：在家庭、在学校，以及在思想和感情的深处，要求获得这些特质。因此，社会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的自主，就是说，依赖于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之间的区别与张力，依赖于对这种张力关系的解决，其解决方式即是维护客观理性（社会需要和社会利益）和发展主观理性（个人需要和个人利益）。
技术的进步和大工业的发展包含对这一过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两种（对抗性的）趋势：（1）劳动的机械化与合理化，从物质的工作过程中，能够解放从未有过的大量个人精力（与时间），并使这种精力（与时间）可用于物质生产领域之外的人的才能的自由发挥；（2）同样的机械化与合理化产生了千篇一律的统一性和对机器的严格服从，因为机器所要求的只是调节与反应，而不是自主性和自发性。[3]如果工业设备的国有化与集中化是随着对这些趋势中的第一个趋势的抵制而发展的，即伴随着把劳动当做一种全日性的职业来征服和强制进行，那么，工业化中的进步也就等于是支配的进步，因为，对机器的料理，即科学工作过程，变成了极权主义的东西而影响着生活的一切领域。生产器械的技术完美性支配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同时又保持着两者之间的差别。自主性和自发性只能在既定的模式内发挥效率，有所成就。智力创造成了工程师、专家和代理人的一种差事。个人生活和闲暇被当做是劳动的放松和准备，因为这种劳动乃是尊奉工业设备的。所以，人们中的持不同意见者，不仅犯了一种政治上的罪恶行为，而且犯了技术上的愚蠢行为、破坏活动和对机器的滥用。理性不过是这一整体的合理性，即为了使机器不断运行和增长的合理性。所谓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人的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和谐，仍旧只是一种纯粹的许诺而已。
我们可以用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这种合理性的自我解释来阐明这种合理性的作用。按照它的自我解释，十月革命建立了一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性质”之间的一致，消除了个人与社会、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冲突。因而，理性已不再分裂为主观的和客观的两种表现；它不再与现实相对抗或外在于现实，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观念”，而是在社会自身中得到实现。这个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定义为社会主义的社会，成了辨别真理与谬误的唯一标准，思想和行动上不能有任何超越，不能有个人的自主性，因为整体的法则（Nomos）才是真正的法则。要超越它，就是想树立主观的理性来反对国家的理性，诉诸更高的准则和价值，这乃是属于阶级社会的君权，因为阶级社会的社会法则并不是它的个体的法则。与此相反，苏联社会使个体的现实利益制度化——由此看来，它包含真理与虚伪、正确与谬误的一切标准。“苏联现实主义”不是一个单纯的哲学和美学问题，它是苏联社会结构所要求的智力和实践行为的普遍范式。
诚然，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效力之外，人们并不承认苏维埃国家等于一种自由而合理的社会，这个“理性的实现”的概念自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实际上个人利益仍然与整体的利益相对抗，因为国有化并不是社会化，所以苏联现实主义的合理性表现为根本的不合理和对恐怖主义的遵从。然而，要是对新的苏维埃合理性的评价停留在这一点上，就会忽视它的决定性作用。因为那种从制度之外来衡量是不合理的东西，在制度之内却是合理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命题具有宣布和指挥有限实践的功能，它往往也创造出命题所规定的事实。它们不要求它们自身的真理价值，而是宣布一种通过特定的态度和行为来实现的预先建立的真理。它们是对行动的实用性指令。例如，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建立，是围绕少数经常重复并严格地列入正统经典的论述，大意是说：苏联社会是一个没有剥削的、全体公民的宪法权利得到保证和实施的充分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另一方面是说今日资本主义出现阶级斗争尖锐化，工人生活水准下降、失业等状况。因此，这些由它们自己所采取并公式化了的论述，显然是荒谬的，不论按照马克思还是非马克思的标准来看，都是如此。但是，在它们所出现的前后关系之内，它们的谬误性并不能使它们无效，因为，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来说，对它们的证实，不是在既定的事实中，而是在“趋势”之中，在所控制的政治实践将会实现所期望的事实的一种历史过程中。
这些论述的价值是实用性的，而不是逻辑上的，正如由它们的句法结构所清楚提示的那样。它们是无条件的、不可改变的公式，要求一种无条件的、不可改变的回答。在无休止的重复中，同样的名词总是伴以同样的形容词和分词；名词正好直接地“统辖”着它们，所以当它一出现，它们就“自动地”跟随在恰当的位置上。相同的动词总是按照同样的方向来“转移”命题，而那些为命题所称呼的动词，也应该按同样方向移动。这些论述不把一个谓语归因于一个主语（在形式逻辑或辩证逻辑的意义上）；它们不按其特定的关系来展开主语——所有这些认识过程都寓于命题的范围之外，就是说，是寓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中，而例行的论述只是唤起某种预先建立的东西。它们要由人“拼缀”，即由人们机械地、单调地从字义上学习的东西；它们应伴随着现实化行动的一种礼教由人们去履行。它们是去唤起和维持所需要的实践。就它们自己来说，它们也像那些命令或广告一样并不服从于真理：它们的“真理”是在它们的效果中。在这方面，苏联马克思主义也具有密集型社会时代的那种语言和交流的衰退。在认识的水平上来讨论官方意识形态的命题，是没有意义的：它们是个实践理性的问题，而不是理论理性的问题。如果对于带来预期效果的能力，这些命题失去了它们的认识价值，那就是说，如果它们被理解为一种特定行为的指令，那么，不可思议的因素就会胜过和支配可理解的思想与行动。如果凭幻觉来指导一种创造和改变现实的行为，那么也就抹杀了幻觉与现实之间的差别，正如抹去真理与谬误之间的差别一样。巫术在原始社会的实际作用，被描述为一种“纯粹实际行动的实体，是作为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来执行的”[4]。这种描述很适用于貌似的理论命题。官方的语言自身就具有巫术的性质。
然而，当代交往中巫术特性的复活是与原始的状况很不相同的。巫术的非理性因素进入科学的计划的和实践的管理体系中——它们成为社会的科学管理的一部分。而且，苏联理论的巫术特性还被变为一种挽救真理的工具。礼教的公式是从其原始认识的背景中分离出来的，因而为毫无异议的群众行为提供毫无疑问的方向，但同时它们又以一种人格化的形式，保留着它们的历史实质。备受人们赞颂的严格性，就是要在显然与现实相矛盾的情况下保持这种本质的纯粹性，就是要在使预先建立的真理成为悖论的明显矛盾的事实面前，强行予以证实。它蔑视理性，它显得荒唐。但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荒谬性却有一种客观的根据：它反映了历史境况的荒谬性。在这种历史境况中，马克思允诺的实现目标出现了——只是又被推迟了而已，新的生产力再次被用作压抑生产的工具。礼教化的语言保持了马克思学说的最初内容，把它们当做必须相信和用以反对一切相反现象的真理。人们必须从行为、感情和思想上把他们的国家看做好像是那种意识形态所宣称的理性、自由和正义的现实，礼教就是要使人们确信这种行为。由它指导的实践的确在国际范围内打动了广大被剥夺社会权利的群众。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学说的最初诺言起着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学说的新形式适应于它的新的历史动力——要成为其“真正”所是，即成为改变世界的革命力量的落后的人们。这种学说的礼教化，在事实的反驳中保持了它的活力，并且以意识形态的形式，把它传达到了一群被赶入政治行动、向先进工业文明竞争和挑战的落后的被压迫的人们。在这种巫术般的应用中，马克思学说呈现出一种新的合理性。
苏维埃合理性的自相矛盾的性质，不仅适于它自身的势力范围，也适于它涉及的资本主义方面的论述。诚然，直接明显的谬误常常可以归因于单纯宣传的需要。但是在这方面，在巧言令色之外经常发生的谬误形式，也含有挑战的意向，即与事实开展顽固的斗争，因为用世界历史的“真理”来衡量，事实乃是偶然的，应当予以否定。例如，《真理报》驻纽约特派记者报道[5]：他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目录分类卡里，找不到一本“一般论述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或苏联军队”的书。而事实是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目录分类包括大约“两打直接关系到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卡片”，和“大约500张在‘军队、俄国’名目下的卡片”。苏联记者却因美国和苏联相敌对的主要分类关系，而把这些都否定了。又比如，威廉·Z·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于1952年出版的《美国共产党历史》（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出版的时刻正值该党实际上没有得到任何普遍的支持，它的领导者被关在狱中，它的党员在数量上微不足道——的最后一章的标题是“工人阶级和民族的党”，其中一节的标题是“共产党的进步”，这些论述七零八落的不真实性，本身就是它们的一种作用，这就是拒绝服从事实；坚持和履行该党作为“列宁主义的群众性的党”的真实本性，而反对它的不适当的实际存在。
马克思的学说实体化为一种礼教形式，就成了意识形态。但是它的内容和功能却不同于意识形态的“经典”形式：马克思的学说与其是“虚假的意识”[6]，毋宁是正对虚假的意识，这种虚假乃是一种在被客观历史利益所体现的“较高真理”的背景下得到“纠正”的虚假。这往往易于取消意识形态上的意识自由，易于使意识形态作为自觉指导社会行动的部分而与社会基础同化。随着社会生产潜力与它的受约束的利用之间日益增长的对立，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对立也就尖锐化了，这时原先意识形态的自由因素就服从于行政的控制与指导了。意识形态对于现存的社会需要的相对独立性的削弱、它们的内容的僵化，乃是现阶段文明的特征。在僵化的形式中，意识形态已失去了它对现存社会的批判的、对抗性的意义，而成了一种统治的工具。如果像人的自由、理性或个人思想自主之类的观念，不再从它们仍未实现的要求去理解，而成为那些在其维护现状的职业中每日都在背叛它们的报纸记者、政治活动家、表演者、广告宣传员等的常备武器，那么，意识形态方面的进步性概念就会丧失它们的超越作用，而沦为关于向往的行为的陈词滥调。
独立思想的衰退极大地增强了词语的力量——它们的魔力，文明过程一开始就伴随着它们的破坏作用。如果保护词语，反对用理智的探求从言词追溯到它们所表述的思想，那么词语就成为行政管理手中的武器，而与之相对的个人却毫无力量。通过大众交际媒介，词语传达着行政管理的目标，使全体民众与政府所期待的行为相适应。
伴随着西方文明进步的合理性，是在思想与思想对象间的紧张状态中得到了发展：它是在理解着的主体与其世界的关系中来探索真理与谬误的，而逻辑则是这种关系的可以理解的发展，其表达形式是命题。正如思想的对象被看做某种依于自身和自在的东西（不管它们如何与思想相分离）一样，主体也被认为是某种“自为”的东西——它自由地发现关于其对象的真理，特别是还在隐藏着的真理，即它尚未实现的可能性。认识的自由被认为是实践的自由，亦即按照真理去行动、去实现主观和客观可能性的一个本质部分。在不再存在主观与客观之间这种关系的地方，传统的逻辑就失去了它的根据。真理和谬误因而就不再具备认识的命题的特性，而具备使思想和行动相适应的一种预先加以确立和限定的事态的特性。这样一来，逻辑的衡量标准便是这样：思想和行动是否适于达到预定的目标。
注释
[1] 正如斯大林所解释的，最后两点概括了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第三历史阶段”（从十月革命胜利开始直到现在）。Stalin，<，Sochinenüa（Works），（13 vols. ；Moscow，Gospolitizdat，1946-1951），VI，153.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1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又见L. F. Shorichev，Voprosy strategii i taktiki v trudakh I. V. Stalina perioda 1921-1925 godov（span>Moscow，Pravda，1950）。
[2] See Chapter 8.
[3] Thorstein Veblen，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New York，B. W. Huebsch，1922），pp. 306 ff.
[4] Bronislaw Malinowski，Magic，Science and Religion（Anchor Books；New York，Doubleday，1954），p. 70.
[5] New York Times，February 2，1953.
[6] Engels，Letter to Franz Mehring，span>July 14，1893，in Marx and Engels，Selected Works（2 vols. ；Moscow，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1949-1950），Ⅱ，45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9卷，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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