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刘少奇 -> 《批判资料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合集，1967年） 025） 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 （1937年8月26日） ××兄： 西安少壮军人的“左”倾暴动及西安群众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关于这些事情的具体经过，我虽然还完全不清楚），关于这种错误，在党的历史上的经历，我想提起你的注意。 党内关于1927年前，中国大革命的教训，我都是同意的。但有一点就是我认为在1927年前，我们还犯了“左”倾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这一点我提出过多少次，被当作机会主义来批评我们。然而我的意见至今还保留。而且我认为与今后的工作有很大关系，特再一次向你提出。我现在说说过去的工人运动。无疑的，1927年前，工会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作，作得不够，不周到，尤其在工人立法方面，全无建设，是属于右倾，但这并不能证明工人运动中就无“左”倾。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 倘若你们看看汀州的工人运动是“左”倾得“岂有此理”，倘若某某同志咒骂苏区国营企业中的工人“要求过了”、“不努力工作”，是“左”倾得“糊涂”，那我就要告诉你：这还算不了什么！1927年前，武汉、长沙、广州工人的“左”倾错误，比这还严重到十倍！ 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每日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这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通的。工会是第一个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他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你总听说过吧？这等事在小城市如汀州干起来问题还小，在武汉那样的城市，那样多人干起来，问题真有点骇人，然而我要问问这些东西是什么？是“左”？还是右？ 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货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是当时共产党员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上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示，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关系。 在起初，人们都期求共产党设办法，就是政府都并不直接去干涉工人，共产党在当时责无旁贷答应政府这些事，但共产党未能改正这些事，而且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都未作到，这就使人们走上了另外的路途。 反革命从而大施阴谋，利用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 共产党要来阻止工人这些事，又因为说服得不够与采取强迫办法（与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了工人的反感，大大的丧失了工会与党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满意工会与党，另一方面国民党人及其他的许多人又责备工会与党，反革命就更加活动与利用。工会与党更孤立，地位更困难，虽然如此，但还没有发生过如西安的二月二日那样的暴动事件，我们最亲近的人离开了我们，在反对党的方针与号召之下去进行暴动，当时群众纪律还很好，他们等待他的命令……向反革命进攻的命令。 当时的错误就在于总是不管向反革命进攻的命令，在各方面肃清反革命（同时稳定中间分子），而是一直命令群众退却，阻止群众斗争，解除群众武装，以致对反革命的暴动不抵抗，结果失败。 以上是我们与国民党合作时期和末期的事，现在我们似乎又重复处在与人家合作的初期，这是学习上述教训应该注意的一点，二月二日暴动如在合作末期发生，我们的态度应有不同。 革命的失败，无疑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除客观原因外），但在失败以前及以前很久，并不是没有“左”倾错误，这种“左”倾错误至少帮助了反革命，正如西安的错误帮助了右派一样。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从“八七”会议以来即不承认过去有“左”倾错误，批准过去的一切“左’’倾错误，认为这些过火的行动是最革命行动，不但不应纠正还应大大发扬，而且谁要谈过去有“左”倾错误，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不相信，同志：十年来的这种教育今天拿到西安群众运动中去执行，你能说他不对吗？ 我想在研究西安的“左”倾错误的教训时，似乎应该提到十年来对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问题，这个历史教训深入每个同志思想中，如果不正确解决的话，那以后的问题还正多哩！我要求你们特别注意与研究这个问题。 我对这个问题感觉最深，而我也常思考这个问题，我现在愿意将我的感觉及经历简单告诉你。 我开始工作就在一个历史长久而规模最大的产业安源矿山工作三年，将这一矿山每一角落的情形都弄得很清楚。我们在几万工人中，有绝对无限的信仰，工人是工作、生活大改善，地位大加提高，人皆称工人为“万岁”，工会有最高的权力，有法庭，有武器，能指挥当地警察及监狱等。即使这样，工人还不满足，还要更前进；（一）要求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形是不能加了，（二）工人自动将每日工作时间由十二小时减至四小时，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戒一半；（三）工人不听管理人工头指挥，许多地方要危害产业的前途与工程；（四）工人要扩大工会的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人范围内的琐事，当时在“二七”事变以后，全国各地工会均遭解散，这一个工会很孤立的巍然存在，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会的方针暂时退却与防御，然而工人要求进攻，这种情形将我苦闷欲死。 为了忠实于工人长期的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进攻。然而工人要自动进攻，群众中自然产生这种领导进攻的领袖，资本家为了生产减低，逼着工会，多方责难工会不应减低生产，在工人中进行解释说不清，无法只得在会议通过后去阻止工人早下班，结果甚至工人和阻止下班的纠察队冲突，李立三亲自去阻止工人下班，工人要打他，逼得他痛哭流涕离开矿山，我批评工人不要过份，工人要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气得我很难受。也正当我与工人发生裂痕时，敌人进攻，预备武力解散工会，我们立即与工人在一起，动员了工人抵御了这种进攻，工人完全胜利，然而问题还是如此。’ 工人要前进，但除组织苏维埃外，无法再前进，结果还不能阻止工人，这是最困难的问题，然而广泛的教育解释，民主的决定问题，提高纪律，逐渐的使工人一步步的明白，忍痛开除几个冒进的工人领袖，使情形有部分的改善，团结工人的力量，特别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的各种矛盾，注意！结果还是使这个工会维持了三年，直至“五卅”后，革命高潮再起，我离开矿山，工会还在。后来又因弄得不好，又被敌人武力解散了这个工会。 这件事对我印象最深，我无数次请问人家，请问外国朋友，提出讨论，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现在我还认为当时的处理并不错。 当时不是我右倾，不是我不愿意前进，而是工人“左”倾，工人不了解当时的形势不能前进，其实当时我寻找着每一个前进的路，我也认为前进最痛苦最容易，但无路可走。 1926年冬，我到广州，在工人中又遇着了同样的问题，不过大多是小企业工人，“左”倾的要求和行动同样的严重，因此，我就有点称老资格，将处理安源矿山的经验拿来运用，我在一个工人代表会上系统地提出了一个报告，详细说明工人的要求与行动应如何才算正当。大体是提出整个国民革命的利益高过工人经济的利益，工人不能以部分的暂时的利益妨害长久的整个阶级的利益，经济利益也有最高的限度，使企业不致倒闭，资本家仍然有利可图，工人的行动要顾及“联合战线”，不要与当时的国民革命的利益冲突，批评了当时的“左”倾错误。 自然在上述报告之后，工人中是要引起相当反威的。黄平等人接受了反威，怀疑我这个报告，我的报告原文已译成英文给鲍罗廷，送给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等人看，他们都无回答。这就是黄平等在1932年时说我“不相信中国工人阶级”所举的历史事实，以我这个报告作证明。 1927年初，我到武汉，又遇到同样的问题，当然我没有别的方法来解决，然而以广州的“钉子”，我只好不说话了，但多方面讨论的结果还是不能不出于纠正过“左”的一途。 罗佐夫斯基到武汉，我详细报告他这种情形，并请教他，但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说工人不能使企业倒闭，请政府帮助那些不能维持的小企业，工会不能代替政府，我说许多小企业大企业不能维持，而工人还要提要求怎么办呢？他不答。 白劳德在汉口上海时，我和他谈过两天，要他就外国的经验答复我。他送给我二十元纸币，说：你谈的这些材料我可写两篇文章寄给美国杂志，这是给你的一半稿费。你所求答复的问题，在我美国工人运动中还未遇到过。我才知道这是中国工人运动中特有的问题。 后来我在苏联又问过许多人，均未得到我所理想的答复，现在我想了是不能有别的答复的。 最后在苏区汀州又过到这个问题，在我已经看惯了。但党内的所谓历史教训，认为工人这样做是对的，所以我不打先锋来反对工人，后来看到你们比我以前还要反对得激烈一些，我暗中感觉奇怪，我故意不提出办法，想看看你们是否提出好的办法？但你们提出的办法，比我以前提的更激烈些，某某甚至坚持要同保卫局来对付印刷所的工人，如是我才知道，我过去一些办法还可用。 我现在要提出的是中国工人运动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政治环境好，工人有集会等的自由，这个问题到处发生，否认有这样一个问题，不承认工人行动有“左”倾错误，就是马克思主义吗？这有什么好处？这只能使这个问题的将来发生时，使同志不知应付，如果承认过去工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对”的，那只能使这个错误在将来更严重的重复。 中国工人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发生呢？我觉得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下列特点： （一）由于半殖民地的经济，中国工人生活过于恶劣，使旧中国大多数工人除开工资之外，还要依靠一些不正当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如轮船铁路工人运私货作生意，工厂工人码头工人偷东西作弊，电车揩油等；（二）中国工人（中国人民同样）没有法律神圣的观念，他们看惯了法律只是统治阶级压迫被压迫者的工具，（三）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很短，工人文化程度很低，（四）平常资本家与反动政府对工人的压迫太严，存在封建式的压迫，（五）革命工会领导与教育工作不够，（六）中国资本家软弱。 很明白，上述的现象是中国革命工人运动初期的表现，幼稚的表现。 “流氓性”带得很重，中国工人的流氓式生活，流氓组织在工人中的长期存在也影响工人运动，在工人得到解放以后，他们就随心所欲的无所顾忌的，不估计将来与前进的行动，工会干部没有估计到这些，常常不能控制工人并为工人这种潮流所屈服或者冲倒。 工人的这种“左”倾错误，总是工会能公开，工人运动大发展时产生，但发生以后就很难纠正，常用一切方法还纠正不过来，我没有一次的满意的纠正这种错误，比如汀州很少的工人，有陈云同志及其它许多人去长期工作，最后还是没有纠正过来的，国家企业工人经过几次审判开除，长期教育，虽大体上纠正过来，然而遗毒还带到陕北来了。这个错误一发生，影响当然重大，所以预防这种错误异常重要。 怎样预防这种错误？（一）首先必须承认在工运中有这问题，了解各个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发生原因，（二）工会要求系统的改善工人生活，不要等到工人自发的起来斗争；（三）工会要善于（拥护）政府权力机关，不要代替政府，（四）加紧对工人的政治教育，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提高工人的革命纪律。 至于这种错误发生后，主要采取教育与说服的方法来纠正，如用强迫的办法来阻止，很多是必然的要失败，要将工会弄到极困难的地位。 以上我只说到过去的工人运动，其它不说了。 “八七”会议以后工人的那些“左”倾错误会被批准，盲动主义正就接受这些东西再加以发展。 本来在革命胜利时，，容易犯“左”倾错误，在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容易犯右倾错误，然而我们中国相反，大革命胜利时犯右倾错误，失败后犯“左”倾错误，这中间有些不自然的故意做作，比如有些同志害怕犯右倾，故意要“左”一点。但这不只是“下级同志”如此，“上级同志”也如此，反对“左”倾的话，故意不说，不敢说，对“左”倾故意的不反对不打击等。 在革命胜利时，要领导群众前进，那不是困难的事，那是最容易的事，最困难的是当时形势不允许工人部分的过于前进，而这部分工人硬要盲目前进，要工人服从整个策略，这就困难，作得不好，便可能弄到自己的群众反对自己，如少壮派在西安。 中国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常常在那个部分那个地方那个工厂对于革命准备好了，而且非实行革命的进攻，不能前进，不能保高度的群众热情，而在这个部分这个地方这个工厂对革命又完全未准备好，必须使革命延迟。如是就常常用少数前进的等待多数落后的，这种暂时等待是必要的，但是最困难的需要工人高度的觉悟与高度的纪律，这种等待不是机会主义，要工人暂时等待，甚至阻止工人过于“左”倾的行动都不是机会主义。然而“八七”会议以来，认为这是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如是这种最困难而又必须的事情就自无人去做了，人们都只作最容易的事，接受工人的“左”倾情绪，盲目的痛快干一下。 目前革命高涨又将到来，统一战线又正采取，所以这个问题重新提出实有必要。我（认）为只有反革命才希望我们重复过去的错误，托派更希望，如果我们不注意，或者否认群众中有这个问题那是不幸的。在西安很短的时间内，已使我们发生困难。 如果你认为可以，就请你将这个问题提到刊物上讨论如何？ 敬礼
（这是我1937年写给洛甫同志的第×封信，在当时的北方局出版的《火线》杂志上摘要发表过。现特提交高级学习组作为参考材料。——刘少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