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刘少奇 -> 《批判资料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合集，1967年） 024） 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 （1937年1月1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可以成为全中国大局好转之关键。听说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左派代表宋子文与张、杨等谈判的结果，蒋介石是大部接受了张、杨提出的各项主张，并保证这些主张的执行，因此事变立即解决。现在讨伐令已取消，南京军队退出西北，张学良认错之后给予特赦，并令其“戴罪图功”，南京与张、杨之间的内战，似已切实避免了。由此蒋介石进攻红军的内战，也不能不停止，如此，西安事变，不独没有引起中国大规模的内战，使抗日战争推迟，而且可以使中国的内战停止，全国的抗日战争提早。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由于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于南京政府年来坚持进行内战对日投降退让的政策，在全国革命势力和共产党的影响与推动之下，爆发起来的。这是国民党实力派之一部头一次接受我党“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胁迫南京政府采取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惊人发动。从这件事变可以证明；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已经在实力派中取得了部分的成功。 在西安事变爆发之后，它（西安事变）可以走向两个不同的前途：第一，因此引起南京政府与西安的尖锐对立，引起中国大规模的内战，阻碍各派力量的团结，使全国的对日抗战反而推迟。这一前途，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德、意等国和南京的亲日分子所竭力争取实现的，第二，因此使南京政府蒋介石停止进攻红军，停止一切内战，促成全国各地左派和抗日势力的团结，反而使全国的对日抗战提早。这一前途，是我们、南京政府的左派及全国人民和英美等国所竭力争取的。现在的事实，西安事变是实现了第二个前途。所以西安事变，没有损害中国任何东西，没有将中国拿向后转，反而成为中国前进之一推动。 唯其因为西安事变本身可以走向第一个前途，所以西安事变是包含着重大危险性的。在事变后所引起的形势，也非常危险。日本及亲日派是用一切力量利用这个事变，他们所鼓动与指挥的讨伐张、杨的大规模战争，威胁着西安与全国的抗日运动和我们。形势的急迫，几乎使全国立即陷于纷乱，在这种纷乱中，日本与亲日派的势力将有极大的膨涨。但是在另一方面，西安事变又引起了西北抗日联军、国民党左派和各省实力派的团结。在西安事变后，张、杨的部队是大大的革命化，与西北各军的联合更加坚固。西北的革命民众运动广大的兴起，他们与抗日联军密切合作。在各省如阎锡山、宋、韩、刘及李、白等，与西安的团结更加进步，他们起来反对内战要求调解与和平。在南京因为亲日派的气焰提高，使左派也不得不更加团结与积极起来，挺身出来担任调解。西安事变后各方面的斗争，是引起了国民党左右派之加深的分化。 在上述形势下，西安进一步的与国民党左派联合，在左派的调停之下，释放蒋介石，并援助左派，使左派得用蒋介石的力量以团结中派，打击右派，停止内战，转到抗日。这一策略是完全正确。西安的领袖们，是善于选择时机，善于运用策略，在相当条件之下，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虽然各种条件的履行与全国大局之好转，还不是有完全保证的。估计到日本与亲日派的压迫，估计到英国的立场，使中国内政的改革，尤其是联俄联共对日抗战等基本政策的执行，是不能不遇到阻碍的，南京政府蒋介石是不会不动摇的。但是蒋介石为要恢复他已经丧失的威信和权力，不能不依靠左派与西北革命势力，才能制裁已经膨涨的亲日派势力。从这一方面说全国大局的好转与条件的履行，是有相当保证的。在目前我们的方针，就是要援助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并加强各方面的抗日运动与力量，以争取和保证各项抗日救国的基本政策之执行。 有些同志当西安事变解决后，张学良跑到南京请罪，如是表示悲观，认为张学良是投降了蒋介石。这一种认识是不对的。张学良的认错与请罪，对于南京与各地的左派有很大的帮助，对于争取中派也有很大的帮助，而对于右派借以鼓动内战的口实，则给以取消，张学良在南京的行动，是有助于团结全国抗日，停止一切内战的方针之实行的。这不是表示张学良的无耻与投降，反而表示张学良为着团结全国抗日与停止内战而不惜牺牲个人的忠诚。张学良是请罪了，西安事变的一切责任他担负了，剩下来的还有什么呢？那就只有南京政府要执行真正足以满足全国人民愿望的抗日救国政策。 张学良到南京没有保障吗？南京左派的势力就是保障。据我的观察，张学良到南京恐不致使张学良右倾，反将使南京政府左倾。恐不致使张学良接受蒋介石过去一贯的错误政策，反将使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与执行一些张学良所提出的主张。 有些同志是过分悲观的估计了报纸上各地热烈欢迎蒋介石消息的意义。这种欢迎虽然许多是真的。西安事变之后许多人的愁闷也是真的。但他们所愁闷的大多数是恐怕西安事变引起中国的大纷乱与亡国，而不是如何爱护蒋介石个人。他们所欢迎的大多数也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内战的停止，而不是如何欢迎蒋介石个人。而且全国的这种欢迎，没有理由说一定会推动蒋介石更反动更向右转，还可能推动蒋介石左倾。蒋介石为要保持与增强他在群众中的影响，可能要执行一些满足人民要求的政策。这在我们和人民都是不应该反对的。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似乎是加强了他的影响，然而蒋介石也因为这次事变丧失了他不少的威信和权利。开始他的一贯政策遇着了他的部下张、杨等公开而有力的反抗与揭发，他在西北的势力有很大的削弱，各地方当局的团结，右派的膨涨，都削弱了他的权力。这一切的因素，我们也不能不看到。 现在来检查我们在西安事变中所采取的策略，我们应该说是对的。一方面我们看到西安事变有引起中国内战与分裂的危险，我们宣言不完全同意张、杨所采取的手段，另一方面我们又反对南京的讨伐，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进行和平运动。我们不完全站在张、杨一边，宗派的拥护张、杨来打倒蒋介石，我们坚持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立场，使西安事变得到有利于团结全国一切力量一致抗日的解决。这一方针是完全对的。但是我们的宣传太无力，而且迟缓，我们的和平运动进行得太不积极，不能超过法西派的讨伐运动，又因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的观点，及一些幼稚的冲动，几乎有一时使我们在政治上在群众中处于困难地位，丧失一些阵地。这是我们的缺点。 有些同志在这次事变中发生错误的原因，就是他们把蒋介石的力量看成是整个的，把国民党与南京政府也看成是整个的。因此，他们以为或者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整个宋抗日，或者是整个反动降日。他们不知蒋介石的力量及国民党南京政府有左派、中派、右派，并与左派联合去打倒右派，使蒋介石国民党及南京政府走上抗日。 还有同志对蒋介石及国民党与南京政府采取分裂政策。即争取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下面一部分力量来抗日，使之从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中分裂出来，将整个国民党与南京政府送给右派利用，并使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力量与南京政府及整个国民党对立起来，这一思想，是非常危险的。这样将不能争取国民党南京政府及蒋介石军队之大部或全部来抗日，而恰是逼使他们大部或全部去降日。这不是使中国更加走向真正统一，而是使中国走向更加分裂，这样不能推动全国的抗日战争，而要推迟全国的抗日战争。正确的策略，是援助与加强南京政府国民党及蒋介石下面的左派力量，争取中派，将右派亲日分子从南京政府国民党中排除出去，争取整个国民党南京政府走上抗日的道路。这次张杨始终不从南京政府国民党中分裂出来，始终不和南京政府国民党及蒋介石对立，始终留在国民党内成为国民党中左派中坚的力量，并以此力量来影响、推动与争取南京政府国民党来抗日，这是唯一正确与可能策略。 包括整个西北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是可能了，开始了。我们当然要用一切力量援助这一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只要在西北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全国革命势力的开展与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抗日战争的开展，就有了保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奠定了这样的一个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