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主问题的争论

　　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了广泛的民主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以及资产阶级的报纸都没有禁止，只是到了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勾结外国资产阶级反对苏维埃政权，因而苏维埃政权宣告，资产阶级不能享受民主自由的权利，剥夺了资产阶级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列宁说，这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则[1]，而是俄国资产阶级企图以武力推翻无产阶级政权，才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与自由的权利。宪法宣告实行的是劳动者的民主与自由。[2]

　　资产阶级政党被禁止了，社会主义的政党仍合法存在。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参加了苏维埃和工会组织。左派社会革命党还参加了政府。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反对布尔什维克，发动武装叛乱，只是参加暴动的人受到镇压，但对各个政党仍然是合法存在。那些党派的代表经常提出与布尔什维克党不同的意见，甚至反对意见。

　　列宁称苏维埃的民主制是比资产阶级的民主制“更高级的民主制”。

　　对民主问题发生争论是开始于一长制、委派制及集中制的问题。

　　初期普遍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选举产生的委员制和集体领导制（集体管理制）。1918年春夏内战爆发，军事形势需要迅速、果断地处理问题，于是就强调了集中制和普遍采取委派制以代替委员制。管理体制亦从集体管理制过渡到个人负责的一长制；同时，普遍推行军事化，劳动军事化。

　　最早实行一长制和军事化的是铁路运输部门。1918年3月23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铁路管理运输业中实行集中制、一长制，以及严格的纪律和军事化》。设立交通政治部实行政治委员制，设立铁路军事法庭。随后，一长制推行于其他企业。

　　布尔什维克一开始提出一长制的时候，就受到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对。列宁就一长制问题作出解释。列宁说，最近围绕关于铁路管理实行一长制，给予个别领导人以独裁的权力的问题所展开的斗争，就是有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把赋予个别人员以“无限的”（即独裁的）权力，看做是离开集体管理制原则，离开苏维埃政权的原则。这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的“简直是流氓式的煽动”。列宁跟着说：“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证明：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和执行者，是屡见不鲜的事。”说什么个人独裁与苏维埃民主制绝不相容的，“这种论断简直坏透了……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无产阶级专政……也是经过个别的人来实现，而且是由一种组织来实现……（苏维埃组织就是这类的组织）。”“任何大机器工业……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的共同工作。……—切想实现社会主义的人，始终承认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意志有最严格的统一呢？这就只有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一个人的意志”。[3]

　　列宁的解释是令人惊讶的。列宁说，历史上有过“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但是，我们要知道“个人独裁”的出现都是属于私有制社会革命变动时出现的。只可以说，封建社会是君主专制独裁。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的革命产生个人独裁专政是封建政权的特点。资产阶级革命是没有个人独裁专政出现的；尤其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初期是如此。比如，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后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1860年南北战争解放奴隶的总统林肯都不是个人独裁专政。1789年法国大革命，1793年雅各宾控制了国民公会是雅各宾专政，并非罗伯斯庇尔的个人独裁专政。至于后来拿破仑个人独裁专政，那是以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制而称帝的，从共和制改为帝制来说，这是倒退，而不是革命，完全不同于历史上所有私有制更替的革命。1871年法国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巴黎公社，就不是个人独裁专政。巴黎公社是为列宁所推崇的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的民主制度亦为列宁所奉为苏维埃所要依循的准则。可是，现在列宁却说：“苏维埃的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

　　列宁把巴黎公社作为俄国无产阶级国家的典范，苏维埃就是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巴黎公社“对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实行全面选举制并可以随时撤换[4]。”列宁对此看作比资产阶级民主制更为完备的民主制。苏维埃也要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度。也就同样应该“对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并可以随时撤换。”可是，如今，要实行一长制和并非由选举产生的委派制。那就与巴黎公社——苏维埃民主制有原则上的不同了，怎能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呢？

　　当然，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一时不能进行选举产生公职人员，作为临时的措施，由上级委派公职人员组成临时的地方组织机构是容许的。比如在战争时期，在一些新收复的地区是可采取这样的紧急的临时措施的，等到局势稳定下来，具备了进行普选的环境条件时，就重新进行选举正式的地方组织机构以代替临时机构。这样才不会与苏维埃民主制在原则上有矛盾了。

　　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苏维埃组织来实现的，这是对的。“无产阶级专政也是经过个别的人来实现”就不对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阶级专政。通过苏维埃选举的执政机关是代表无产阶级来执政的。执政机关个别人是执行执政机关的决策而活动的。个别人只是执行政策的一个方面或一个部分，而不是全部，而且个别人还要受苏维埃所在地决定的政策所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个别人来实现的。”应该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集体的组织来实现的。故此，不能以“无产阶级是经过个别人来实现”来作为个人独裁的依据。

　　不仅大工业企业要求有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的共同工作，而且整个苏维埃国家都要求有统一的意志，以指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各项工作。“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意志有最严格的统一呢？”列宁说，“这就只有使成百上千人的意志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列宁把个人意志与大众意志的关系颠倒过来了。无产阶级的民主是个人意志服从大多数人的意志而不是相反。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民主集中制的最基本原则。把这个原则抛弃了，“众人意志服从一个人意志”，只能是个人独裁制度而不是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连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都不如。

　　要保证取得统一的意志唯一的方法是通过自由的、民主的讨论，把各种不同的意志统一起来，成为大多数人的意志。个别人、少数人服从大多数人的意志。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意志有最严格的统一。”

　　列宁引用了恩格斯关于大机器工业、铁路、轮船的管理要有权威来为一长制辩护。恩格斯所说的“权威”，是指“指挥生产的权力”。机器工业、铁路、轮船是由各个复杂的生产部门有机地组成的一个统一的生产机构。每个生产部门都要与整体生产机构协调地进行工作，只要有一个生产部门不协调，生产就会被打乱，整个生产就不能进行。因而，需要有严格的生产制度和管理制度，那就要有一个总揽全局的总指挥来统一各生产部门的生产，统一行动。在工厂是总工程师，火车是车长，铁路是站长，轮船是船长。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说这是“众多人的意志服从一个人的意志。”因为总指挥是按照工程规划、生产制度、管理制度和劳动纪律来进行指挥的。而工程规划、生产制度、管理制度和劳动纪律是由大伙经过民主讨论制定的。因此，总指挥是在实行众人的意志而并非他个人的意志。如果他不是按照大伙所制定的工程规划、生产制度、管理制度和劳动纪律去做，而是按照自己个人的意志来指挥生产，就成为滥用权力，就会造成大害（除非工程规划、生产制度、管理制度制定得不完善，在生产过程中发现问题，或者遇到意外的情况，来不及与大伙讨论来作出决定，非作紧急处理不可，那就另当别论了）。列宁把一长制作为个人独裁，而且把一长制说成是“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的意志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这就与恩格斯所说的“权威”完全不同了。

　　工作是多方面的，工作分配到每个人身上，每个人在自己的负责的工作范围内有权处理本职工作，也就是“有职有权”，无须事不论大小也要通过集体讨论决定才去做。这样就是集体领导个人负责制。如果一长制只是集体领导的个人负责制（或集体管理个人负责制）才是与社会主义民主无原则上的矛盾。

　　列宁在1918年12月起草的、准备提交国防委员会讨论的《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案》提出的是集体领导个人负责制。“苏维埃机关中的一切管理问题应该通过集体讨论来决定，同时要极明确地规定每个担任苏维埃职务的人对执行一定的任务和实际工作所担负的责任”。[5]

　　那么，列宁所说的“众多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是一时对一长制表达不确切吗？

　　在下面的争论中，我们见到的并非列宁对一长制表达得不确切。

　　最早，在党内持反对一长制意见的是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在《共产主义报》上发表文章，指责实行一长制的铁路法令是拿破仑第三专政，尤利乌斯、凯撤专政。他们把一长制和资产阶级专家连在一起。他们不但反对一长制，而且认为在一长制管理制度之下贯彻劳动纪律不可能。他们写道：“由于恢复资本家在生产中的领导地位，贯彻劳动纪律不大可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而会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首创性、积极性和组织性。实行劳动纪律，有使工人阶级陷于奴隶地位的危险……”。“在面对着无产阶级中当前普遍憎恨‘资本家怠工者’的情况下，为了要推行这种制度，共产党只得依靠小资产阶级来对抗工人，这样一来就会自绝于人，再也不能成其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了。”[6]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预言：“党……不久就必须决定……在何等程度上把个别的独裁人从铁路和经济的其他部门扩展到党本身。”[7]

　　1918年普遍任用了资产阶级专家。在经济部门，生产机构以及军队任用专家。不少专家本是资本家、工厂主、经理、工程师。列宁强调，社会主义建设是在运用资本主义技术的基础上来进行的。在还没有或者只有极少的无产阶级专家的情况下，只有使用资产阶级专家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是任用资产阶级专家一开始就使工人阶级不满。因为这些资产阶级专家在昨天还是压迫、剥削工人的资本家或者是资本家的助手。无疑，左派共产主义者是反映了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专家不满的情绪。如今，又实行一长制，实际上是把管理大权交给了资本家。因而左派共产主义者更加反对一长制。《共产主义者报》指出，“以资本家参与重要工作和官僚主义集中化原则为基础的管理方法……自然会导向官僚主义的集中化，各种特派专员的统治，地方苏维埃失其独立性，实际这也就是摒弃自下而上的管理。”[8]

　　列宁干脆地说：“是的，我们是想把他们‘资本家 ’列入工人领导之列，因为他们有我们所没有的组织方面的知识。觉悟工人决不会害怕这样的领导者，因为他们知道苏维埃政权是他们的政权，他们学会做组织工作。”我们需要一长制，“苏维埃要求在工作和劳动过程中，无条件地执行纪律，因为必须使大家象一部机器那样工作，同时必须使成千上万的人有统一的意志服从苏维埃领导人的命令。[9]”列宁解释说，给予资本家以领导地位并不可怕，因为，第一，苏维埃政权给资本家的领导地位是要工人代表和工人委员会监督领导人的每一行动的，并且，可以通过政权机关来撤换领导人。第二，只是在工作时间让他们执行任务，而他们的工作条件，又是苏维埃政权规定的，并且由它修改和取消。第三，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并不是把他们当做资本家，而是把他们当技术专家或组织家。大企业的组织者99%是属于资产阶级，我们任用他们劳动过程中和生产组织的领导人，是“因为我们没有其他有经验的、熟悉这方面实际工作的人才。”“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向资本主义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大生产的本领，那末，这种本领便无从获得了。”[10]

　　任用资产阶级专家是应该的，但是一长制赋予个人独裁者以“无限的”权力，在工作时间绝对服从领导人——独裁者的意志，那末，列宁所提出的工人监督就起不到任何作用。

　　1918年5、6月间，召开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在大会上讲话，说明任用资产阶级专家的必要性，以及加强劳动纪律的重要性。列宁说，历史上第一次由劳动者亲自制订的劳动纪律，是同志关系的纪律。列宁的讲话没有提及一长制的问题。参加大会的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一长制，反对集中管理。左派共产主义者奥新斯基、斯米尔诺夫在许多省级地方代表的支持下，要求“实行工人管理……不但是自上而下的，而且是自下而上的也是如此。”他们要求工业企业的管理委员会，应有三分之二的代表从工人中间选出来。大会没有接纳他们的意见。大会通过的决议，规定最高领导人保有否决权。[11]

　　1918年普遍推行集中制和委派制。中央各人民委员部按垂直条条设立地方部门，它们直接受中央领导而不受地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监督。军事机关、公安机关（肃反机关）更是如此，委派制盛行。地方官员由中央委派而不是由地方苏维埃选举产生。因而中央机关委派的官员不服从地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及监督。由于一长制、集中制和委派制，官僚主义现象加剧。清除官僚主义就成为俄共党各种会议上的话题了。

　　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展开了对民主问题的争论。话题是从官僚主义问题开始的。

　　列宁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及到官僚主义的问题。列宁说，早就有人埋怨官僚主义，这种埋怨是有根据的。之所以有官僚主义，其一，管理部门的职员都是守旧的官僚；其二，由于有文化的人材不够，群众文化水平低，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能够参加管理。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完全战胜官僚主义。[12]

　　奥新斯基指出官僚主义已普遍地深入到我们一切机关。官僚主义的产生固然是由于我们必须使用旧官吏，俄国旧官吏是世界上最坏的官僚主义；另一方面，工人文化程度不高，缺乏经验，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集中制。“如果把全部权力过分地、没有必要地集中于个别人的手中，这就会直接导致专断和官僚主义”。“权力被集中到了一些非常狭小的组织、仅仅是执行机关，甚至是个别人手中。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危险的后果……这就一定会导致政策中个人手段的发展，导致官僚主义。任何人都有缺点，如果没有公开的监督和同志式的检查，结果就会不知不觉地腐化起来。”[13]

　　奥新斯基说得很有道理，针砭了过分的权力集中，好人也会变坏。奥新斯基在1919年说的话，在列宁时代还有民主的自由批评，权力集中的弊害已显露出来，但还未造成惨剧。十年之后，官僚主义泛滥成灾，斯大林的独裁与专断就造成了一代人的悲惨生活。这种祸害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消除。

　　奥新斯基说：“我们共和国的立法权越来越集中于各执行委员会中，或者甚至集中于拥有无限权力的个别人手中”，“权力集中已经超过限度了”[14]奥新斯基敲响警钟了，可是，布尔什维克党没有醒悟。

　　奥新斯基批评列宁道：“列宁同志在今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发表纪念斯维尔德洛夫的讲话时指出，在激烈斗争的时代，实行工人专政，就要提出个人权威、个别人物的道德权威原则。这个人的决定无须长时间讨论而须全体服从。”[15]据此，奥新斯基得出结论说：“我们不是全体一道决定问题，而是单独个人决定问题……中央委员会作为整体事实上已不存在……问题往往由权威的同志决定。”奥新斯基要改变个人决定一切的这种局面。他呼吁“应当在本次代表大会上争取一个同志式整体的中央。”[16]

　　季诺维也夫代表中央作组织问题报告，他在报告中有说：“党的最高一级的所有决定，下级要绝对执行。”奥新斯基针对季诺维也夫这句话，说，不幸的是在于：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作为整体的中央，有的只是领袖。党员执行的不是党集体决定的政策，而是个人决定的政策。党的政策的确定“更多是这样：列宁同志和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互相谈谈就决定了当前的问题……所有的决定都是个人的决定……这说明党正在蜕变……要使中央广泛工人化，要有足够数量的工人参加中央……要通过一项决议，使中央选举务必在认真讨论每一名个别候选人之后进行……曾向（上次）代表大会提出一个名单，这个名单表决通过了，但其中有许多装饰性人物……这是祸根。大会必须结束党内目前存在的这种状况。”[17]

　　在小组会议上，奥新斯基指出，本来全权的苏维埃政府并不曾有过。最重要的政府政策问题都是由少数人背着政府本身决定的。他说：“目前，实在说，如果就人民委员会而论，我们并没有统一的政府。在1917年到1918年的11月、12月和1919年的1月，我曾有幸作过人民委员会的委员。那时基本政策问题都在人民委员会里讨论……可是如今，这种情况不见了。”这一切之所以发生，皆因中央违背苏维埃宪法，把自己变成了国家政府。[18]

　　伊格纳托夫在大会上说，党正官僚化，“我们必须杜绝我们组织的这种官僚化，这种脱离群众”。他认为挽救办法是党自下而上的民主化。[19]

　　谁都不否认官僚主义已从国家机关发展到党组织内部，谁都提出要反对官僚主义。但是党中央——以列宁为代表，一方面喊反对官僚主义；另一方面又坚持那些促进官僚主义成长的委派制、集中制和一长制——个人独裁制。列宁提出国家机关工人化就会消灭官僚主义。但是，如果不改变会促进官僚主义的制度，即使大量的工人参加国家机关，也不会消灭官僚主义；相反，制度也会使工人变成官僚。唯一有效的消灭官僚主义的是民主。正如伊格纳托夫提出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化”。不仅在党组织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在国家机关也应如此。可是，伊格纳托夫的“民主化”意见在大会上却得不到采纳。

　　伊格纳托夫在小组会议讨论苏维埃与党的关系时指出，党的机关代替了苏维埃国家政权。最初，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可是后来却走了样，背离了宪法的规定。“地方代表大会和苏维埃正逐步丧失它们理应起到的作用。……不容许党组织把苏维埃的职权攫为己有。”[20]

　　季诺维也夫反对奥新斯基和伊格纳托夫的意见。他说，作出决定的党中央，执行决定的是人民委员会。“这一点要不要改变呢？不，不应该改变。……在你们的议论中没有党中央，所以，我重复一遍，反对党的一切议论都落空了。”[21]

　　党应该遵守宪法，不能违反宪法，不能以党代替苏维埃国家机关。季诺维也夫估算错了。奥新斯基和伊格纳托夫的意见并没有落空。大会通过决议，不应把党的职能同苏维埃混同，党不能代替苏维埃。

　　萨普隆诺夫在大会上指出，“集中制已使地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无权。委员会的委员由上面派去，不由省代表大会挑选。一些官吏也由中央机关直接派去。我们纲领中谈到了要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同官僚作斗争等等，而实际情况，我们的中央机关所推行的路线，却同纲领和每一个决议中所写的东西不相符合；官吏上面派，派往各地。……中央机关派出的官吏不服从执行委员会……不愿意服从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如果各人民委员部也这样由中央机关派遣官吏，那么这些官吏篡夺地方政权的现象就有增无减。这是一种最坏的官僚主义。”[22]

　　列宁曾以巴黎公社为模式来建造十月革命后的工人国家。“官吏由选举产生，随时可以撤换。”这是列宁早在《国家与革命》就这样说的，这是民主制度的一个方面。委派制就破坏了民主选举制度，列宁也承认，未能做到“一切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是从巴黎公社的原则向后倒退了。

　　权力的集中和委派制的盛行是对民主制度的破坏。反对派反对过分的集中制和委派制就是要维护民主制度。他们提出中央应分权给地方；地方的事情由地方的执行委员会管理；地方官员由地方代表大会选出。

　　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施略普尼柯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论专家》一文。反对一长制给予资产阶级专家无限权力。文章写道：“给予一切专家”的口号是极其有害的。“社会主义建设只有依靠工人群众的主动性才能胜利。在无产阶级群众的主动性之外，在无产阶级的群众直接参加新事物的创造之外，去寻求出路的一切企求，都是知识分子的空话……”“我们从十月革命后就吸收了专家参加工作，如果现在不仅要把他们吸收过来，而且要给他们以毫无限制的权力的话，那么，这肯定有莫大的危险，即引起工农群众的不信任的危险。当群众看到，在他们的建设事业中，他们的组织受到排挤，管理之权被交给了官僚化的专家的纤细的手中时，毫无疑问，这会更加激起群众的不满，结果，当前的局势不仅不会好转，反而会更加恶化。”[23]

　　奥新斯基和伊格纳托夫对党与苏维埃关系的意见，得到大会的重视。大会通过的《俄国共产党（布）纲领》关于组织问题项目有如下一些决定：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职能在苏维埃宪法中没有详细规定。下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必须根据一切实际经验，迅速规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权力和义务，并划清它和人民委员会的职能范围”。

　　“无论如何不应当把党组织的职能和国家机关苏维埃的职能混淆起来。这种混淆会带来极危险的后果，特别是在军事方面。应当通过苏维埃在苏维埃宪法范围内来贯彻自己的决定。党努力领导苏维埃的工作，但不是代替苏维埃。”

　　决议中认为苏维埃中钻进了许多异己分子。“苏维埃应该对官僚主义、官僚的拖拉作风、疏忽大意、组织上混杂不清、狭隘的地方‘爱国主义’等进行斗争。”“无论在苏维埃组织内或在党组织内都必须进行认真的清洗。……参加俄国共产党并不给予任何特权，而只是使党员担负更严重的责任。”

　　大会并没有作出扩大民主的决议，有的却是加强集中制。“党正处在绝对需要有最严格的集中制和最严格的纪律的环境下。上级机关的一切决议下级机关必须执行。各个决议首先是应当执行，只有在执行以后可向有关的党的机关提出申诉。在这方面，在目前阶段党必须实行军事纪律。党的一切事业，可以集中的（出版工作、宣传等）就应当为了事业的利益加以集中。

　　“一切纠纷由相当的上级机关解决。”[24]

　　党内提出民主的呼声是微弱的，它无法冲破战争时期所建立的为军事所需要的制度，如集中制、委派制、一长制以及军事化的措施。无疑这些制度都使工人民主受到限制甚或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在1919年战争还在剧烈进行期间，反对集中制、一长制、委派制的意见并没有消失。

　　工会组织一直反对一长制。1920年1月12日的工会中央理事会议和1920年3月15日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会议，都拒绝接受一长制，通过了托姆斯基的集体管理制的提纲。认为一长制是排除工人管理生产。

　　1920年1月23日召开的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作了报告，说明一长制是唯一正确的管理制度。代表大会不接受列宁提出的一长制，而赞成集体领导制（集体管理制）。

　　乌克兰共产党（布）第四次代表会议（1920年3月17-23日），会议通过了集体领导制代替一长制。会议选出的新中央委员会几乎全是反对一长制的民主集中派的人。如萨普龙诺夫、鲍古斯拉夫斯基、德罗布尼斯和法尔勃曼等人。列宁派只占少数。代表会议以列宁派和民主集中派均等的原则被选为出席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列宁得知乌克兰党中央改选的情况甚为不满，召开政治局会议，决议：“鉴于乌克兰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没有反映乌克兰多数共产党员的意志，俄共（布）中央决定予以解散并成立临时乌克兰俄共（布）中央”。[25]在会议结束时，列宁宣布：“我们要解除民主集中派组成的全部领导的职务，派沃林同志到哈尔科夫去担任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和报纸编辑。”[26]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的那一天4月5日，俄共（布）中央决定在乌克兰进行党员登记。就这样，在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后，列宁用行政手段，消除民主集中派在乌克兰的势力。

　　1919年底和1920年初，战争取得了打败邓尼金，击溃尤登尼奇的重大胜利。解放了乌克兰和高加索。红军乘胜向高加索挺进。取得全面胜利是指日可待了。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第九次代表大会是民主问题和工会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争论。由于党提出从军事任务过渡到和平经济建设任务。大会的主要议题便是经济建设问题。各个反对派更加起劲地反对一长制、委派制、集中制和军事化，要求扩大工人民主。

　　在大会召开之前3月23日《经济生活报》发表了民主集中派的奥新斯基、萨普隆诺夫、马克西莫夫斯基准备在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委员制和一长制的提纲》，他们表示并不完全反对一长制。他们认为“无论委员制或一长制单独而言，都不是无产阶级政权的组织建设的唯一和绝对的原则。在不同的管理部门，对于不同的机关，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这两个原则的意义可能各不相同。”“一长制的管理并不是最有权威的。……委员制的管理则保证能对决策作全面的权衡。”只有委员制才能防止负责工作人员变为眼光短浅的官僚式的专家。所以，委员制“是民主集中制的必要基础，也是反对苏维埃机关的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麻木症复活的最有效的武器。”《提纲》提出委员制和一长制结合运用。具体的做法是：管理经济的高级机关建立在最精干的委员制的基础上。工厂管理处为精干的委员制，工厂管理处的下属机关（工段、车间等）则实行一长制。[27]

　　3月10日的《经济生活报》发表了全俄工会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的《提纲》。认为集体管理工业的原则是唯一能保证广大非党工人群众通过工会参加管理的基本原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经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或有关的工会中央委员会双方同意，才能允许个别企业在工会及其机关监督下实行一长制。[28]

　　3月27日，《经济生活报》发表了《莫斯科省委员会的提纲》。认为“集体管理制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管理机关的指导原则。”委员会成员不超过3至5人。委员会休会期间，委员会主席有权对所有问题个人作出决定。委员会的每个成员有责任领导某科、室或管理部门，承担该部门的全部责任。莫斯科省委员会提出的集体管理制，实质上是集体领导的个人负责制。这和列宁在1918年12月起草的《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案》所提出的“集体讨论决定，个人负责”的“集体领导个人负责制”基本上是一样的。可是，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宣称：“在所有这些提纲中，问题的提法在理论上都是不正确的。”[29]说什么“集体管理制是广大群众参加管理的形式之一”，这是在理论上的混乱。列宁指出，反对一长制的人和反对专家连在一起的，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掌握技术、科学。这种技术和科学只有从资产阶级那里才能获得。我们就应该借助于被推翻了的那个阶级出身的人来从事管理。要求用集体管理制来代替一长制是行不通的。至于由专家还是由工人来当管理人员呢？这就要看我们有多少旧的管理人员和新的管理人员。奥新斯基三人的提纲，全部都是理论的歪曲，他们说任何形式的集体管理制都是民主的必要基础。列宁断言，“在革命前十五年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找不到任何类似的东西。”有的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就是集体开会选出负责机关来进行管理。列宁说，战胜邓尼金正是由于“集中制”的“铁的纪律”。[30]

　　这样，列宁就全盘否定集体管理制，要全面推行绝对的一长制，连集体管理制与一长制相结合运用的意见列宁也反对了。列宁认为民主集中制、集体管理制和一长制不相干。[31]其实，并不是不相干，而是大有关系。集体管理制正是民主集中制在管理制度上的运用。为列宁所推行的一长制——赋予个人无限权力的个人独裁制则与民主集中制背道而驰的。同时，我们又可以由此理解到，列宁的一长制，并不是集体领导的个人负责制。一个委员会的主席就是拥有无限权力的个人独裁。

　　在大会上第一个批评列宁的报告的是尤列涅夫。他说：“集体管理制应该成为工农国家的基本路线。”他指出，中央把批评者、反对意见者撤职或放逐到对中央认为安全的地方去。中央的管理方法“已经上升到一种制度，这就是在各种借口下的流放、放逐制度……。”[32]

　　马克西莫夫斯基发言：“我们维护的是党章中明文规定的民主集中制……中央的过错在何处呢？在于官僚集中制，这是事物的本质。常言道，鱼从头烂起。党则从上层开始陷入这种官僚集中制的影响。”[33]

　　萨普龙诺夫在大会上指出，中央委员会也是一长制。[34]奥新斯基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就曾指出过，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作为整个的中央，有的是领袖。党内的政策的确定更多是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互相谈谈就可决定问题，所有的决定都是个人决定，这就说明党在蜕变。奥新斯基是第一个说党在“蜕变”，正如马克西莫夫斯基所说的一样“鱼从头烂起。”

　　一长制首先是在工业部门推行。行政部门、国家机关也有一长制倾向。在中央机关人民委员会还不是一长制的。奥新斯基所说的“所有决定都是个人决定”是言过其实的。有些问题由列宁来决定处理是有的。大多数问题，尤其是重要的问题是通过集体讨论而作出决定的。一长制在中央人民委员会并没有形成“个人独裁”。无疑，有的下级机关不是向本部门的上级机关请示或请求，而越级直接向列宁请求解决问题。列宁大多数给请求者如愿以偿。这样，就造成列宁干预了一些领导机关的职权。这样的事情在1918年和1919年相当多的。有的部队请求给养或支援部队的；有的请求粮食供应的；有的请求改善教师待遇的；有的请求供应药物的；有的关于电气化工程的请示……等等。他们不向总司令部或军事委员会请求，他们不向粮食人民委员部、教育人民委员部、卫生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请求而直接向列宁请求。而列宁又大多数有求必应。这样似乎形成了列宁拥有无限权力的独裁者的局面了。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有多种因素的。有的部门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对下级的请求迟迟不予解决；有的不了解下情，拒绝下级的请求，更重要的是列宁在人们心中有很大的权威，向列宁请求一定能立即得到完满的解决。

　　当然，这种情况是不好的。有人就认为“似乎在中央，甚至在地方上，任何一件事，在开始时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详细过问，没有他的某种方式参与，都不会成功的”。“象‘增补列宁同志参加委员会’这句话，在当时听起来是很普遍的、很自然的。……为什么不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增补进去呢？况且，没有他反正是一件事也办不成……。”[35]

　　奥新斯基又说：“把集体领导制同一长制对立起来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集这一集体领导于一身。形式上的集体领导制，管理可能成为实质上的一长制管理。”接着，他说，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我们有个战斗核心，为首的是一个人——列宁同志……是事实上的唯一领导者和领袖。他是否在什么时候当过党的正式首脑呢？没有，领导党从来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中央。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党内的这样集体领导形式，正如列宁同志不可能放弃实际领导一样。”[36]

　　“形式上的集体领导制和实质上的一长制”，不会有人反对，列宁也不会反对的。奥新斯基是反对这种“形式上的集体领导制而实质上是一长制”的虚假集体领导制。

　　民主集中派在大会上指出一长制所造成的许多不良现象。

　　萨普龙诺夫指出，中央实行党的专政的企图，实际上，这导致官僚专政。不仅在工厂管理中实行一长制，人们意图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实行一长制。“人们意图用省长代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此以后，再谈什么工人的主动性，什么选举权等等，那全是白搭。”[37]

　　奥新斯基并不是绝对反对委派制，他说，委派制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采用的。但是，他认为煤炭工业的政治部主席代替党委，取消省委的作法是要反对的。并不反对任用训练有素的资产阶级专家。反对的是一长制给予资产阶级专家以发号施令的权力。

　　奥新斯基表示，“我们反对过分地扩大军事化的概念。”就是反对托洛茨基提出的“劳动军事化”。他说“实行军事化是很诱人的：在军事化的幌子下最容易推行官僚主义的一长制。”“完全的军事化是同限制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利”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实行精干的委员制（集体管理制）比一长制更好，因此，他提出，“在经济组织的一切环节，包括工厂管理委员会在内，实行精干的委员制，只容许小企业，少数特殊企业及军事化的企业例外。”[38]

　　马克西莫夫斯基在大会上指出，中央脱离地方，中央管得地方过死，地方无权，这是集中制和一长制所暴露出来的一些有害的特点。地方的事情应该由地方去管。地方组织工作中有自主权。这是民主集中制的一条原则。应该恢复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扩大苏维埃民主的决定，就能摧毁官僚主义的集中制。[39]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和托洛茨基都支持列宁的一长制。但是托洛茨基又赞成民主集中制。他批评了垂直的集中制。他提出双重领导，即地方的管理机构既受管理总局领导又受地方苏维埃领导。逐步扩大采用选举制，把委派制减少到最低限度。

　　加米涅夫拥护中央搞独裁。他认为中央搞独裁是应该的。他说，有人说“中央的拳头太硬……可我说，它的拳头太软……这里有人责备列宁，说我们通过电话决定重大问题，说我们搞独裁。不错，我们是借助独裁来搞管理……假如召开全体会议并通过议会途径决定问题的话，我们就会扼杀革命……[40]

　　列宁在3月31日的大会上，一再重申独裁的必要性。他说：“……需要有劳动群众自己初步讨论新生活条件和新任务的整个历史时期，才能够巩固地过渡到更高形式的劳动纪律，逐步作到自觉地领会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一思想。作到在工作时绝对服从苏维埃政权代表者的独断命令……。”应当学会把劳动群众举行群众大会的民主精神“同在劳动时间内实行铁的纪律，以及在劳动时间绝对服从苏维埃领导者一个人的意志的精神结合起来”。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制同一长制和独裁毫不抵触，阶级的意志有时是“由独裁者来实现的，他一个人有时可以作更多的事情，而且一个人往往是更为必要的”。[41]

　　最后，大会通过一长制的决议：“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在工业管理方面逐渐采用一长制，即在工场和车间建立完全的、绝对的一长制，在各工厂管理处逐步实行一长制，在生产行政机构的中上层环节建立简化的集体领导机构”，而且要逐步扩大一长制，从资本主义托拉斯的集中制过渡到“所有经济部门和全国所有地区都包括在内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集中制”。[42]按照决议，一长制只适用于生产部门。

　　民主集中派在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争取不到全面实行集体领导制，只争取到生产部门的中上层机构实行精干的集体领导制，下层机构则为一长制。至于对集中制、委派制的批评和地方有自主权、扩大民主的建议得不到大会的采纳。问题没有解决，争论继续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上进行。

　　在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的那一天4月5日，发生了一段插曲。

　　4月22日是列宁五十寿辰。有些代表就在代表大会最后的日子里要为列宁举行祝寿活动。就在大会的闭幕会议上，有的代表提出要为列宁五十寿辰祝寿，立即得到热烈的掌声，表示赞同。列宁当即表示不同意。他提议：“还是让我们一起来唱《国际歌》吧！”代表们齐声唱起了《国际歌》。歌声一落，代表们就拥上台发言，歌颂列宁。列宁听得极不耐烦，就退出会场。发言的人还是一个接一个继续下去。列宁写条子，又打电话给会议执行主席格·伊·彼得罗夫斯基，要他立即“刹住这种胡闹”，停止这种“滔滔不绝的歌功颂德”。可是上台发言的仍然继续下去。发言的人有米·伊·加里宁、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费·雅·柯恩和其他许多人。[43]

　　过了不久，4月23日，莫斯科市委举行一次党员晚会，庆祝列宁五十寿辰，称那个晚会为“共产主义晚会”。列宁拒绝出席这个祝寿会，在很多人，其中有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奥里明斯基、斯大林、加米涅夫等人发过言之后，会间休息时列宁才到来。

　　列宁说道：“同志们！首先，我自然应当感谢你们。第一，感谢你们今天对我的祝贺；第二，更加感谢你们使我没有听祝寿演说。我想，这样我们也许会逐渐创造出一种更为合适的祝贺仪式，来代替以前流行的那种有时竟成了绝妙的讽刺对象的祝贺仪式。”列宁拿出一幅讽刺贺寿仪式的漫画，展示给大家看。“请看，这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为讽刺这种祝贺仪式而画的一幅画。这幅漫画是我们今天同一个非常亲切的信一起收到的。由于同志们的盛情，使我没有听这种祝寿演说。我拿这幅漫画给大家看，是为了让我们今后根本免去这种祝贺仪式。”随后，列宁提醒党员们：“我们党目前可能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即陷于骄傲自大的境地，这是十分愚蠢、可耻和可笑的。大家知道，一些政党在它失败和衰落之前，往往会骄傲自大……最后，我希望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使我们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党的地方。”[44]

　　列宁反对那种歌功颂德、个人崇拜的做法。但是不可否认列宁在党内外享有很高的威信。列宁在几次党内争论中，最后都获得胜利。列宁在党内成为最大的权威。在党内流行着一种说法：“要想不犯错误，就得投伊里奇的票。”可见，对列宁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了盲目崇拜的程度了。对列宁的个人崇拜要算斯大林最为卖力（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不只是歌功颂德，而是把列宁奉为神来崇拜。在列宁还未去世时，斯大林就歌颂“列宁是天才中最有天才的人”，“几百年才产生一个”。[45]列宁死后，列宁在生时最讨厌听到那些个人崇拜的歌功颂德之词，铺天盖地撤落在各种文章、讲话、报刊、回忆录上。斯大林歌颂列宁为“英明领袖中最英明的领袖”[46]“列宁是为革命而诞生的”“革命天才”。[47]就是把列宁奉为神，从天降落凡尘的救世主。托洛茨基受到列宁死后这种歌功颂德的气流的影响，也跟着斯大林说：“列宁这样的人，几世纪才有一个，谁也不可能成为列宁”[48]那种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话。

　　在1920年9月初，为召开党第九次代表会议，中央委员会发出给各级组织的通函，指出在很多党组织中出现不良现象。有些共产党员不同官僚主义作斗争，而且滥用职权，脱离党组织又脱离工人群众。中央委员会要各地党组织讨论通函所指出的问题，并通过自己的代表向代表会议提出消除缺点的具体建议。因此，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都准备提出自己的意见。

　　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20年9月22-25日举行。列宁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列宁的报告主要是讲波兰战争问题。季诺维也夫作《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报告。

　　季诺维也夫在报告中提到官僚主义，谈到了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迫害。他说，党要同官僚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实行自由的批评和停止迫害。

　　从1918年开始就不断指出官僚主义的危害性了。列宁多次提出要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党内谁也要反对官僚主义，但是反官僚主义喊了几年，官僚主义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官僚主义从国家机关蔓延到工会，扩展到党组织里面。官僚主义在发展在扩大，官僚主义就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也成为争论的一个热点。

　　列宁、季诺维也夫认为官僚主义的产生是由于：一、使用旧官吏，旧官吏把官僚主义带进机关里；二、人民文化水平低，未能代替旧官吏，未能对旧官吏进行有效地监督。列宁提出克服官僚主义的方法是“机关工人化”。可是，大多数工人文化水平低，不能吸收大量工人参加管理工作，“机关工人化”就成为不可能实现的口号。

　　民主集中派在代表会议上指出，官僚主义的根源是在于集中制。“这种体制不是使政权机关同群众接近，而相反地使它们脱离群众。”第八次党代表大会、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及许多会议和代表会议“都曾指出官僚主义的集中制、中央组织脱离地方的执行委员会和各部门，并且脱离全体工人群众的体制不适用……所有地方工作人员都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的体制。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曾长期主张官僚主义的集中制成垂直集中制体制。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不止一次地讨论这个问题，但每次都否定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集中制体制还是一仍其旧，所以，“如果不在党内和在苏维埃建设中都承认民主集中制原则，就不可能同官僚主义、同我们党的躯体上的脓包作斗争。”[49]

　　萨普龙诺夫指出，在党内已形成政治上的不平等。“出现了一些高高在上的同志，他们能够把下层普通党员看作惟命是听的人，以长官的身份、有时还以轻视的态度对待他们。结果在党内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气氛——……在党内的政治上的不平等。……如果某个同志提出批评，他就要受到迫害，而一种最主要的基本的迫害，就是把他逐出他所在的组织，放逐到第二、第三、第四个组织中去，没完没了的放逐……可是，我们的党中央却对此装作没有看见，或者有时自己也干这种事情。”“在党内已不能自由讲话了。如果你自由地讲话，你就会受到迫害。”萨普龙诺夫提出，要捍卫批评自由。[50]

　　工人反对派的梅德维捷夫和柯伦泰热烈赞成季诺维也夫提出的“批评自由，停止迫害”。柯伦泰提出“必须作出一种保证的问题，使任何一个批评者不会去吃桃子。不仅批评推广到中央，因为问题不仅在中央。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要通过省往下贯彻……这些决定在地方上走了样，但它们不允许批评自己的行动。所以在哪里还是不允许批评……因此，重要的是，关于批评的这点规定得明了、确切。批评万岁，但不要事后吃桃子！”[51]

　　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否有批评的自由，是关系到党的进步与发展的问题。党是依靠批评来揭露矛盾，揭露缺点与错误。党是通过批评来改正错误，促进党的进步与发展。如果没有批评自由，党就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世上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都承认党员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权利。可是有的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取得政权的执政党，就不一定能真正容许党内批评自由。表面上是有批评自由，但对批评者进行打击报复，使用行政手段压制排斥批评者，实际上是压制批评自由。在列宁时代，这类事情就不少了。正如季诺维也夫所指出的事例那样。那时迫害的办法还只是撤职或调职，调派到别的地方去（就是萨普龙诺夫所说的“放逐、流放”。柯伦泰所说的“吃桃子”）。到了斯大林时代，就是监狱、集中营和吃子弹了。

　　卢托维诺夫说，中央提出了关于党的蜕化问题，季诺维也夫在报告中也承认了这样的现象。“所以必须立即抛弃同反对派作斗争，以及消灭一切不满情绪的老方法。现在所需要的不是掩盖正在腐蚀着我们党的躯体的一切溃疡，而是揭发它们，不是浮皮潦草地治一下，而是要把病彻底治好。我们党蜕化的主要原因何在呢？……我认为，重要的是造成这些赫列斯塔夫式的政治委员的制度”。正是这种政治委员制度，“党员专家在党内称王称霸”。卢托维诺夫建议，“必须严格划清中央的职权，把它变成为领导机关；必须恢复各级苏维埃的权力，使它们能够独立地、不受任何限制地进行工作。”委派制使受委派的人享有特权“这些人是根据中央的委派带着极广泛的权力证书到地方去，他们处理人就像厨师处理马铃薯一样……只要中央不抛弃这种制度，当然，实质上情况就不会改变。”[52]

　　列宁对卢托维诺夫和布勃诺夫的发言，认为是“体力上疲劳过度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也就是认为他们的发言是冲动的、失却理智的“歇斯底里”。列宁说，在过去战争紧张，我们没有机会在代表大会上议论一下各种极其重要的问题。“现在，无论如何，我们的情况已经能够而且应当把当前的讨论不受限制地进行到底。”可是，不久，当争论热烈展开的时候，在11月间，列宁就埋怨争论耗费了许多精力和时间，实在太奢侈了。[53]

　　列宁对柯伦泰所指出的，批评者受迫害“吃桃子”的说法，认为是“恶意的”。不能作出保证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批评自由”。“当国家处在危急之中，是不能有任何自由的”。“我们是处在殊死的内战环境中的，一般来讲，不可能有什么广泛的批评自由之类的东西”。

　　列宁建议：（1）更经常更广泛地召开党员大会；（2）创办能够更经常、更广泛地批评党的错误和党内进行一般批评的报刊（争论专页等方面）；（3）制定完全切实有效的规章制度，以消除“专家“、负责工作人员同群众之间（在生活条件、工资数额等方面）的不平等现象；这种不平等现象是违反民主制的，并且是瓦解党和降低党员威信的根源；（4）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接受和协同中央委员会审理一切控诉。[54]

　　列宁提出创办一个专供党内批评、争论的报刊是一个广开言路，能够保证党内有批评自由的好办法。列宁这项建议在党九大上获得通过。可是，只出了两期（1921年1月和2月），就中断了。

　　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建议，建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各省党组织监察委员会。并组成七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捷尔任斯基、穆拉诺夫和四名地方组织的代表）。

　　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决议要求“必须更广泛地开展对党的地方机关和中央机关的批评”，停止由中央任命地方党组织书记的做法。“不容许采取任何压制手段来对待那些对党所决定的某些问题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55]决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消除“专家”负责工作人员与劳动群众之间在生活待遇方面不平等的现象。“党员负责工作人员没有权利领取个人特殊薪金、奖金以及额外的报酬。”[56]

　　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可以说是争取民主、自由获得重大胜利的一次会议。虽然还有限制民主的各种制度（一长制、集中制和委派制）还没有消除；但是，获得“批评自由”就能为进一步争取民主制度创造有利的条件。

　　可是，对批评者的迫害并没有因有了决议而停止，“批评自由”仍受威胁。

　　由于代表会议作出了决议“批评自由，停止迫害”。因而党内各派思想甚为活跃。就在代表会议前后，形成了一个新的反对派——工人反对派。对工会问题的争论就有七个派别（“十人”纲领派、托洛茨基布哈林派、民主集中派、伊格纳托夫派、诺根派和梁赞诺夫（派）），在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都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在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有些派的人并入到别的派里去，在大会上就只有前四个派了。

　　1920年12月26日《真理报》发表了奥新斯基纲领性的文章，题为《为了实现无产阶级民主需要什么？》全面地论述了“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民主”问题。并提出实现民主制度的建设性的建议。为了实现民主制就首先必须反对“军事化”、“战时化”和“按战时方式进行工作”。文章写道：“在党的范围内，我们必须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否则，我们就不会消除党内危机，就不能正确地开展我们的工作。在这里，讨论、决定和贯彻实行都应由‘广泛的开放’（对党员）委员会来进行……批评自由、公开性（在党内）都应是充分的……只有真正‘紧急’的情况下，才容许实行某些限制。假使重新爆发战争，我们还必须保持党内民主而不是不要民主去进行战斗，而且，也许我们会战斗得更好”。

　　奥新斯基提出实行无产阶级民主的先决条件：第一，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要开足够长的时间，至少是两个星期；第二，不能把党的职能与苏维埃的职能混淆起来。党努力领导苏维埃，但不能代替苏维埃；第三，党内各派别合法化。“没有各种意见的交锋，没有各派别的斗争，没有‘反对派’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民主”。个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可能取得效果。“只有集团或派别的集体的批评，少数派对多数派的批评，才能保证共同的监督，揭露当前的缺点，指出未来的道路。”

　　“只有采取和实行这些措施，我们才会把官僚主义的杂草连根铲除，因为这些杂草之所以蔓延开来的基本原因，完全不在于把优秀的力量投入到战争去了，不在于缺乏物质手段而不能阻止它们的蔓延等等，而在于民主原则遭到破坏。我们破坏民主原则有时是不得已的，但部分地完全不必要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最好药方就是发扬无产阶级民主。”[57]

　　红军已取得全面胜利，内战已经结束。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抱着很大的祈望，在战争时期实行的各种欠缺民主的制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也就可能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争取得无产阶级民主的全面实现；可是，事与愿违，给它们的是冷酷的打击。

　　1921年1月22日《真理报》又发表了民主集中派安·布勃诺夫等人的联合提纲《党的当前任务》。

　　提纲提出，早在去年秋初，党内危机已暴露出来。危机表现于：党的生活水平急剧降低，党员群众觉悟降低；高级领导集体陷于瘫痪；狭隘官僚主义的本位主义盛行；大量的野心家和异己分子混进中央各主管部门的机关；种种特权盛行；普通党员的不满情绪发展起来了。这种不满情绪“有时甚至引起各种形式的反党行动。”（不幸为民主集中派言中了。过了一个月之后，爆发的喀琅施塔得事件，就有不少党员参加）。产生党内危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断地加紧实行官僚主义的（垂直的）集中化的方针。”因而提纲提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就是：整顿党；清洗党和苏维埃上层中的腐化分子（因为腐化现象给党带来种种致命的后果）；在保持和加强党的统一的条件下，解放党内一切真正生气勃勃的派别，创造党内思想活跃的气氛。这一点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做到，这就是要把全党从上到下彻底实行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原则这个任务，作为当前最迫切的实际任务，真正提上党的建设的议事日程，同时要按照同样的原则对无产阶级国家的全部机构实行改组”。

　　怎样在保持党的统一条件下进行派别的活动呢？提纲提出具体的做法是：（1）在报刊上实行自由的争论，这种争论只受一种限制，就是在非党人士面前保持党的统一和威信；（2）党内一切派别的代表人物有权在党的一切会议上和苏维埃机关的党团会议上自由发表意见。但是，他们在向非党人士发表意见时，必须完全服从党的纪律；（3）在选举时，要让党内现有各主要派别的代表人物进入党和苏维埃的领导机关。[58]

　　这是符合党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少数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行动上要保持一致。民主集中派这些正确的意见和建议，却不为党的代表大会所接受。

　　出席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如何选出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列宁认为：“如果在选举时有两个集团、两个流派或派别组织进行斗争，那末，为了召开作为决定机关的党代表会议或党代表大会，实行比例代表制是必要的。”[59]就是按派别的纲领所获得票数的比例选出代表。纲领获得票数多的代表名额就多，反之，则少。

　　彼得格勒党组织在1月6日的《告全党书》，提出“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按不同的政纲选出……按政纲选出代表是与在主要争执问题上抱不同意见的比例代表制相联系的。”[60]

　　彼得格勒党组织是在季诺维也夫领导下的。列宁、季诺维也夫的“十人纲领”派在党各个组织会议上取得多数票，按纲领选出代表，“十人纲领”派将在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占优势。“稳操胜券”那就是肯定的了。

　　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立即作出决议，不赞同彼得格勒组织告全党书中所提出的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那些建议。按纲领选出代表，就会“把彼得格勒组织变成筹备党代表大会的一个特殊中心。”[61]

　　莫斯科委员会的反对毫无结果。1921年1月12日俄共（布）中央全会，以8票对7票通过以纲领为基础分别选出出席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样“十人纲领”派代表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中居于多数，他们控制了大会的各项表决。比如，大会主席团15人中，5人是“十人纲领”派（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姆斯基）；5人是“十人纲领”的拥护者。托洛茨基布哈林派只有3人（托洛茨基、布哈林、拉柯夫斯基）；工人反对派只有施略普尼柯夫和佩列培契柯夫2人。民主集中派一个人也没有进入主席团。

　　奥新斯基和梁赞诺夫认为把工人反对派的两人塞进主席团是列宁耍政治手腕。列宁回答说，“这并不是什么政治手腕，而是政策。这种政策中央现在实行，将来也还要实行。”工人反对派中“有人已被选进了主席团，现在他们已经不敢再抱怨、再哭泣了……”[62]原来列宁把工人反对派的人选入大会主席团是实行“安抚政策”，塞住工人反对派的嘴巴。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1921年3月8日开幕。列宁致开幕词。列宁说，现在苏维埃领土上已经没有世界资本家所支持的敌军了。“我们第一次在这样的条件下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跟着，列宁把话题一转，转到党内的争论，他说，“一年来竟然容许了在党内进行过于奢侈的辩论和争执……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指明，不管我们过去的这种奢侈行为对不对，现在我们还需摆脱这种状况……不管过去有怎样的争论，不管我们曾经怎样争论过，但是我们面前有许多的敌人。农民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任务是这么繁重而艰巨，如果我们只是在形式上比过去团结一致——你们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就证明是这样的——那是不够的，不仅要在形式上比过去团结一致，而且要不再有丝毫派别活动的痕迹。不管过去派别的活动表现在哪里，也不管表现得怎样，总之，无论如何要使派别活动完全绝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我们所面临的巨大任务。”[63]

　　列宁这番“要使派别活动完全绝迹”的话，是对各个派别——特别是对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当头一棒。争取派别合法存在就成为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生命攸关的问题。如果这一点争取不到，争取其他的民主制度就难于实现。

　　列宁早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曾经说过，党内争论耗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认为争论的局面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和工人阶级的专政是很危险的。也许列宁就是要禁止党内派别活动停止争论了，就是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

　　列宁作了《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工作报告》。检查了对波兰战争的失误，粮食分配、燃料分配所犯的错误。歉收、饥荒、军队复员引起了匪患。在这样严峻的局势之下，不容许再争论下去了。需要团结、自制和纪律。“需要统一的、齐心协力的工作，需要统一的意志。”列宁提到了2月28日爆发的喀琅施塔得事件。列宁认为，喀琅施塔得事件“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国外白卫分子的作品，同时也是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造成的……这里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它以贸易自由为口号，而无时无刻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应当密切注意这种提出贸易自由口号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性。”资产阶级正在竭力煽动农民反对工人，“这一切将直接引向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说，恢复资本主义……这种危险无疑地要求我们更加团结，更有纪律，更能和衷共济地工作。否则我们便不能战胜命运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可是，列宁又说，在大生产未建立以前，“自由贸易”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符合小生产者生存的经济条件。”故此，“中央根据这种考虑对废除余粮收集制改行粮食税问题做出了决定。”[64]

　　列宁在政治报告中一再强调需要“团结”、“统一”、“意见一致”。就是要“停止争论”，“要使派别活动完全绝迹”。列宁要禁止派别活动和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要求“派别和集团合法化”是针锋相对的。

　　马克西莫夫斯基代表民主集中派作《关于党的建设的问题》的副报告。他说苏维埃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工人民主的各项决议并没有实行。我们就要实行苏维埃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所主张的民主形式，扩大地方苏维埃的自主权。党中央机关的危机和苏维埃机关的危机就是官僚主义，是由于实行官僚主义的集中制所引起的。党实行的是委派制。“所以中央的一切缺点都影响到地方。在地方上也出现了同样的腐化现象……中央的这个危机已通过整个机构传播到我们的地方的党机关”。党内有各种不满分子，有的人甚至说“党是一具僵尸”，必须解散共产党。为什么有特权呢？因为存在着官僚。有官僚就有特权。党的建设就在于“彻底实行民主制”。即使在非常时期（战争时期），党组织也要保持民主制，摒弃党的管理中的军事方法。马克西莫夫斯基针对列宁所说的“党的统一”而提出，要使党达到充分的统一，只有在一个基础上才能真正有统一。这个基础就是 “党和苏维埃组织的民主形式”。必须建立真正团结，这种团结是同党内对各种问题进行自由讨论联系在一起的，是为党内的每个同志和集团提供意见自由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只有把各种想法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我们党的真正统一。”[65]

　　工人反对派施略普尼柯夫对列宁的政治报告发言。他说，工人反对派没有一个人否认需要团结，但是，仅是在形式上承认团结是不够的。但党内领导与党员没有有机的联系。党的疾病就在于：“我们的各个中心脱离党员群众，而整个党的机构又脱离工人群众。”“党正在蜕化——一些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分子涌入我们党内来了，党的社会成分正在发生激烈的变化。威胁着我们的不仅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加强，而且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性正在我们党内建筑非常牢固的窝巢。这方面的证据俯拾皆是。”那些无产阶级聚集的城市和省份有大批工人退党。中央委员会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这种现象。“党的工作方法也需要彻底改变。必须立即结束党的工作中的一长制，停止依赖全权代表。”最后，施略普尼柯夫表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假使我们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同在国外的和在这里即在国内的这种现象和分子作斗争，那么‘工人反对派’就一定会同你们非常团结一致和同心同德。请不要同我们作过火的斗争吧。也许，你们在这里会把我们压下去，把我们打垮，但是你们如果这样做，就会招致失败。”[66]

　　工人反对派萨马拉党组织的代表尤·康·米洛诺夫指出，异己分子混入党内，健全的工人分子则大批离开党。党正在形成一个变为等级的上层。人们强调的是权威领导方法，而摒弃发挥群众的主动性的方法。米洛诺夫反对列宁给工人反对派扣上工团主义的帽子。他说，工人反对派是依靠工人阶级的。“党相当大的一部分已脱离工人阶级。我们的党将不再是工人的党。……主要迄今为止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派别的主要的错误。”最后，米洛诺夫警告那些讥笑工人反对派的人说：“必须记住‘谁笑得最后，才算笑得最好’。我们认为：现在讥笑‘工人反对派’为时太早了，现在应该承认，党处于极其尖锐的危险状态中，而党中央以及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派别没有看出这个危机，必须特别注意这个危机，应当采取办法来克服这个危机。”[67]

　　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一再指出，党存在危机。党的危机表现在于：大批不纯分子、野心家混进党内，大批工人退党，党已经形成了官僚等级。官僚享有特权。党的危机就是集中于官僚主义，而集中制和委派制正是促进官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只有实行民主制才能根除官僚主义，才能克服党的危机。可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党中央一直没有把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这样正确的意见采纳，而且一直坚持一长制、集中制和委派制。而采取那些“监察委员会”或“工农检察院”来治疗官僚主义是“扬汤止沸”，并不是“釜底抽薪”。当“监察委员会”或“工农检察院”也为官僚所把持的时候，只会是“为虎作伥！”正如后来斯大林专制统治时期那样。

　　列宁发觉工人反对派在工人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在代表大会上有不少人在发言中，就自称为工人反对派。他觉得非把工人反对派压下去不可。列宁在3月9日作了政治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列宁的发言就集中攻击工人反对派。列宁说，工人反对派提纲提出“管理国民经济之权应当属于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应当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68]就是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躲藏在无产阶级背后的‘工人反对派’也就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的自发势力。这种自发势力正在渗入到广大群众中去，这是很明显的，党代表大会也说明了这一点。”

　　列宁把“管理国民经济之权应当属于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大会”扣上“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帽子是不对头的。

　　众所周知，“工团主义”就是把工会（工团）看作为团结和领导工人的唯一组织，无须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无须政治斗争，只靠工会采取罢工、怠工、抵制等斗争手段就能使生产资料转入工会手中。工会高于一切和管理一切。各个工会在经济上的联合来代替国家机构。，故称之为“无政府工团主义。”

　　工人反对派并没有否认共产党领导工会。工会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把管理国民经济之权归于工会的生产者全俄代表大会。而生产者又是组织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并没有农民。说不上“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工人反对派并没有要取消苏维埃，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又哪里说得上工人反对派是“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呢？

　　“管理国民经济之权应当属于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简单地说，就是“管理国民经济之权应属于全俄工会代表大会”，是和党纲“经济方面”第5条“工会应当做到把他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是一样的，同样是工会国家化。如果说工人反对派因为这一个工会国家化成为“无政府工团主义”，那末，俄国共产党（布）也因工会国家化而成为“无政府工团主义”了！

　　列宁说，读了工人反对派这个提纲之后，就不必读别的了；否则，就是浪费时间。工人反对派其他的提纲或文章不读，哪又怎能全面地了解工人反对派的意见呢？（就是工人反对派《工会的任务》提纲，列宁也没有仔细地去读，只看到“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就把它否定了）。列宁说，关于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的种种议论，工人反对派说得多了。讲来讲去就是那么几句。“有人指出党内有病症。我们说，这种意见值得加倍注意。因为疾病确实存在。让我们一起来医治这种疾病吧，请你们谈一下，你们怎样才能医治好这个疾病。”

　　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早就向列宁（及全党）指出官僚主义疾病产生的根源是集中制和委派制、一长制，它们助长了官僚主义病菌的繁殖和扩散。医治这个疾病的方法就是实行工人民主、民主集中制、批评自由以及废除集中制、一长制和委派制。可是，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对这些“治病良方”置若罔闻，又怎能说工人反对派的言论没有内容呢？

　　列宁说：“我们花费在争论上的时间已经够多了，因此，我必须指出，现在‘用步枪来争论’要比用反对派拿来的提纲来争论好得多。同志们，现在不应当有反对派，现在不是时候，无论在哪里，需要的都是步枪，而不是反对派……我认为党代表大会应当做出这样的结论……说：现在反对派应当结束了，我们已经受够了！”[69]

　　在第十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1920年2月28日开始，爆发了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和工人罢工，举行游行示威。水兵支持工人的行动。3月1日，喀琅施塔得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通过了要实行自由选举和贸易自由的一系列改革决议，要求废除集中制和委派制。“只有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管理权掌握在劳动阶级（由改革了的工会所代表）的手中，那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才能强大起来。”[70]有大量的共产党员转到起义者的一边。他们发表声明说：“共产党的政策已把国家引入困境——因为党已经官僚化，因为它什么也没有学会，什么也不愿学，而且也不愿听群众的呼声。经过整整三年，我们的党已被塞满了自私自利者和个人野心家，官僚主义也随之发展起来；更有甚者，为防止崩溃采取了铤而走险的行动。……劳动人民权利的真正代表苏维埃政权万岁！”[71]造反者并不是要推翻苏维埃政权，只是要求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列宁认为白卫将军们在这里起很大的作用。“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它以贸易自由为口号，而无时无刻不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72]认为这是反革命叛乱。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派出了伏罗希洛夫、捷尔任斯基等人以及政府派出米·尼·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的红军部队[73]用武力镇压了工人和水兵的起义。

　　反对派并没有和喀琅施塔得起义有任何直接的联系。而所有反对派都支持党中央反对造反者。可是喀琅施塔得造反者所提出来的反对集中制、一长制和委派制、官僚主义，要求自由选举等等，和反对派的主张是相同的。只是“自由贸易”这一项反对派没有提出来。但在代表大会上就已准备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部分地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正如列宁所说的，自由贸易反映了农民的要求，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喀琅施塔得事件，所以列宁说“用步枪来争论”。列宁把喀琅施塔得造反者和反对派联系起来。喀琅施塔得事件是“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造成的”。[74]而工人反对派则是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它是受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和俄国共产党的影响。[75]列宁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来反对工人反对派，提出《关于党的统一决议草案》来禁止一切派别的活动。

　　列宁的提案，立即遭受到工人反对派强烈的反对。

　　谢·巴·梅德维捷夫代表工人反对派发言，他说，两个决议草案完全是针对工人反对派的。列宁暗示，两个决议草案会得到这次代表大会上绝大多数的赞同。“对此，我们并不怀疑，我们党的阶级构成，小资产阶级阶层在其中所占的优势，这些阶层的代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占的多数——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情况只能是这样。但是，我们直到最后的时刻仍然抱有一线希望：在这里，在代表大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当中，总有一些同志试图对列宁同志所捍卫的提案仔细地看一看、想一想，每个人都不应根据对权威——尽管他们有功劳——的盲目信任行事，而应当从事实出发自觉地捍卫无产阶级及其党的真正利益。”

　　梅德维捷夫指出，列宁的《关于党统一决策草案》并不能保证真正的内部统一，相反地，“你们不可能不造成新的、更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斗争中，你们不仅不会克服危机，反而会进一步加深危机……我们认为，这个决议案只是企图达到形式上的统一。因此提出另一个导致党的真正统一的决议案。”

　　梅德维捷夫提出的《关于党统一的决议案》共有7条：（1）党领导机关倾向于不信任工人阶级的创造力的政策应受到谴责和抵制；（2）于最短时期内进行清党，清除那些自私自利追求升官发财的分子出党；（3）在党的从上到下的整个内部制度中，坚决彻底地实行工人民主原则；（4）坚决彻底地实现苏维埃领导机关工人化，并同官僚主义作斗争；（5）任何企图对持有不同政见者进行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迫害，党的一切领导机关和全体党员有责任与之作斗争；（6）如果不折不扣地实行上述的措施，就能保证目前艰难时刻所特别需要的党的充分的统一；（7）在这些条件，在组织上保持党内各个特殊的集团或派别并形成各个派别的领导中心。要求有集团或派别的纪律，就会加深分裂，会使无产阶级专政毁灭。[76]

　　有领导中心的、有组织纪律的派别不该存在；那末没有组织形式、没有领导中心的、没有组织纪律的，只有意见相同者的结合的派别能否存在？梅德维捷夫没有说明。

　　施略普尼柯夫对《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对工人反对派扣帽子的做法极为气愤。他说：“决议案的头几行一开始就硬说——说谁呢？当然是说‘工人反对派’——我们是一伙孟什维克和各种各样的白卫分子！但是，假使你们去看一看我们提纲签字者以及参加了私人会晤的那些同志的名单。……四十一个我们的同志中，有十六个人是在1905年以前加入我们党的，其余二十五人是战前入党的；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孟什维克，没有一个脱过党。”他指责列宁的决议草案带有煽动性和诽谤性的。

　　列宁说工人反对派是无政府工团主义只是根据工人反对派提纲《工会的任务》第13条，管理国民经济之权应当属于生产者全俄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机关。除此之外，列宁再也拿不出别的理由来说工人反对派是无政府工团主义了。

　　列宁说，“生产者”除了工人之外，还包括农民、小生产者等等，无政府工团主义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施略普尼柯夫反驳说：“我们没有农会，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生产者’的时候，我们指的不是小商品生产者，而是工厂的工人、职员和生产所必需的全体人员”。本来，工人反对派的提纲就已经很明确的说明“生产者”是“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并非别的“生产者”。列宁曲解了工人反对派的提纲，然后扣上“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帽子，以此不仅否定工人反对派的提纲，同时否定整个工人反对派。

　　施略普尼柯夫说明，提纲并不是要立即工会国家化。“我们的第13条提纲的前面有第11条，其中说：‘最终形成的组织经济管理各种形式’”。第13条所说的，“在我们看来，管理经济的最终形成的各种形式应该是怎样的。这并不是说，我们建议在未做准备工作之前，现在就立即实行第13条。因此，决议中关于‘无政府主义倾向’的说法，完全是煽动性的。”

　　施略普尼柯夫提出否决列宁的决议草案。“如果通过这个决议草案，那么给我们的党带来的就不是统一而是分裂。”最后，施略普尼柯夫代表工人反对派声明：

　　“提出的这个决议案，带有令人不能容忍的、明确的煽动性，在我们党内的工人中制造分裂，唆使在党内当了官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反对工人阶级。”工人反对派并不否认政治斗争，既不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否认党的领导和苏维埃。“为了党内统一的利益，‘工人反对派’提议否决这个决议案。如果通过了这个决议案，那么迫使‘工人反对派’的一切同志拒绝进入俄共中央委员会，还可能迫使我们放弃由我们的同志担任的其他负责的职务，并且要把同‘工人反对派’作斗争的卑鄙方法提到国际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法庭上去进行讨论。”最后，施略普尼柯夫个人还声明：“只要你们在这里给我扣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帽子，尽管有‘倾向’这个很大的附加条件，我也不能作为一个有威望的中央委员，所以，我向你们声明辞职。”[77]

　　民主集中派的奥新斯基支持列宁对工人反对派指责为“无政府工团主义”。他说，“工团主义在我们这里无疑是存在着。工团主义表现在地方不服从中央。”[78]

　　喀琅施塔得事件促进托洛茨基和列宁一起反对工人反对派。托洛茨基指责工人反对派：“他们抛出了一些危险口号。他们把民主原则奉为偶像，他们把工人的正当选出的代表置于党之上，似乎即使党的专政暂时与工人民主的流行基调发生冲突，党也没有资格维护它的专政。”托洛茨基错误地把工人反对派看作是反党的党外人。

　　列宁得到托洛茨基的支持来反对工人反对派，在反对派上就消除了一个很大的阻力。列宁说：“托洛茨基发言说：‘谁不了解需要联合，谁就是反对党；当然，我们是要联合的，因为我们都是党内的人’。我同意他的说法。当然，我同托洛茨基同志有过分歧，但是，当在中央形成了一些互相对立的派别时，党就要进行裁决，要求我们按照党的意志和指示联合起来。”[79]

　　托洛茨基支持列宁打倒工人反对派，支持列宁禁止党内派别活动。在列宁死后，托洛茨基在反对斯大林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就吞下了在三年前为自己所种下的苦果，捆绑了自己的手脚。

　　本来代表大会原定的议程并没有“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这个项目的，这是列宁在3月16日最后一次会议上临时作报告，并提出决议案。大会未经充分的讨论，就急急忙忙地进行表决。大会不顾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的反对，以多数票通过了列宁的决议案。

　　决议认定：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容许的。派别活动会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党坚决反对不切实际的和派别性批评，同时也将继续不断地采取各种新的办法，大力反对官僚主义而扩大民主，发扬主动精神，揭发和驱逐混进党内来的分子。

　　“6、代表大会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所有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7、……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采取这种极端措施时，应当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请全部候补中央委员和全体中央监察委员参加。在这种党内最高领导者的全体会议上，如果有三分之二票数认为必须把某个中央委员降为候补中央委员或开除出党，那末，这项措施就应当立即实行。”[80]

　　列宁在总结发言时说，决议的第7条（即上面决议最后部分）不公布，希望不用这一条。这是一种极端措施。“只有在可能分歧的一方面引起分裂的时候，” 党才采取这种措施。过了三年之后，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时候，就拿这一条来威胁托洛茨基，也就正式公布了这一条文。

　　列宁为使“十人团”及其拥护者在新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占三分之二的优势，在代表大会期间就拟定新中央委员会的名额的分配。中央委员会和候补中央委员“十人团”占三分之二；中央监察委员会则全部为“十人团”。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共47人中，“十人团”要占三分之二以上。[81]这样，列宁的“十人团”在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就能够取得决定一切的力量。执行决议的第7条，就毫无阻力了。

　　在代表大会期间，“十人团”经常召开会议，商讨决议案、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选名单。代表大会所选出的新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人团”的人占三分之二以上。有人提名老中央委员为中央委员，皆因列宁提出的异议而未能当选。列宁一方面在谴责派别活动，另一方面，“十人团”在代表大会期间公开进行派别活动。

　　民主集中派的卡明斯基在大会上指出，“十人团”在中委和中监委已握有三分之二的票数，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镇压任何在中央不中意的党内思潮。他建议删去第7条。他的建议没有获得通过。

　　决议要“扩大民主”，并无兑现。没有任何扩大民主的措施。相反的，“批评自由”已被窒息了。批评者继续受到迫害。有的被撤职、有的被调派到别的地方去（马克西莫夫斯基所说的“放逐”）。反对派的主要人物大多数被派去国外当外交官，远离莫斯科，远离群众。工人反对派的成员在清党中有的以坏分子，入党动机不纯而被清除出党。集中制、一长制和委派制盛行，官僚主义就日益发展了。

　　工人反对派被打倒了，但并没有被消灭。1922年3月，它们以个人的名义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诉。申诉毫无结果。共产国际认为工人反对派是不对的。

　　因为向共产国际申诉“二十二人声明”的事，在声明上签名的人受到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审查。施略普尼柯夫被人提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只是未达到三分之二票数未能通过。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前，党内存在派别活动是容许的，而且认为派别活动是必要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派别活动发展起来的一个派别集团。列宁也曾说过，“在正确的党内集团之间结成联盟永远是需要的。”[82]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党内存在派别集团以及派别集团之间结成联盟是永远需要的。自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禁止党内存在派别之后，在无产阶级政党中就发生了党内能否容许派别存在争论。不管是否容许党内存在派别，派别仍然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那是因为对党的各项政策、路线、方针以及战略和策略不可能意见一致。只要这个党还有最低限度的自由发表意见的条件，就会有不同的意见表现出来，有几个人不同意见，就形成不同的派别。反对党内有派别最大的理由就是无产阶级的党需要团结，需要统一，党不统一就不能发挥党的力量。是的，无产阶级的党需要团结，需要统一的。但是党的团结、统一并不是依靠压制不同意见的派别能够取得的，而是在于全体党员行动一致取得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意见可以保留，对外行动上则一致的原则。党内派别集团只是意见相同者的结合，没有组织形式，没有领导中心，没有派别集团内部的组织纪律，只有商讨意见的聚会，订出共同的意见。这样的派别集团的存在以及派别活动，并不会破坏党组织的统一。就以1918年到1921年“十大”前俄共党内曾有过的各种派别集团，它们都是没有组织的不定形的集团。有的人今天在这个派，明天就转到别个派。都是松散的自由结合，只是意见相同者的结合。党内有派别才是表现了党内有充分的民主与自由，党内思想活跃，而不是死水一潭。

　　俄共十大禁止党内派别存在，是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过去那种认真研讨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提出批评或建议减少了。逐渐形成了俯首听命，服从上级。“党中央是正确的”那种盲从附和的盲目服从的党风，到了斯大林时代，这种党风就发展到了顶峰。斯大林就是党，斯大林就是真理的化身。谁批评党，谁就是反党、反革命。自从最后一个反对派——托洛茨基反对派被清除出党之后，苏共党内就再没有反对派了。才真正地实现了列宁所说的“不再有丝毫派别活动的痕迹”。

　　拉狄克对决议的第7条，忧心忡忡。他说：“我觉得，这里采用了一项不知将来用来反对什么人的规则。因为，党中央委员会一经选举产生，多数派的同志为能保证其统治地位，就会拟订一个可靠人员的名单。每个同志都知道，这时党内意见分歧就开始了。今天我们还不知道这一规则将如何贯彻，将可能出现什么复杂的情况。而提出这一规则的同志们认为，它是对付有不同看法的同志的一把利剑。尽管我赞成这一决议，但我感觉到，它也可能被用来针对我们。”[83]

　　拉狄克的忧心不幸被言中了。后来，拉狄克和托洛茨基派一起，被这把利剑所刺杀。

　　我们记得工人反对派的米洛诺夫在大会上发言时，会场上有人讥笑他。米洛诺夫对那些讥笑工人反对派的人说：“必须记住：‘谁笑得到最后才算笑得最好’。”这句话要过了六十五年以后，才逐渐应验了。在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后过了几年，参加十大的代表，大批大批地被开除出党；随后是流放。又过了几年，大批大批地被枪杀或被关在监狱里、集中营里。又过了二十年的昏暗岁月，三十年的徘徊之后，人们才拿出民主化的纲领——是以八十年代的语言表达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在六十五年前所提出的民主纲领。可是，人们早把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忘记了。人们说，这是恢复列宁的民主原则。虽然，历史再次对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嘲笑。但是，“谁笑得最后才算笑得最好”总算在六十五年后得到应验了。

1989年7月4日

[1] 参见列宁《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一版（以下不注明者，均为第一版），第28卷，第237页；《俄共（布）纲领草案》，《列宁全集》，第29卷，第100页。

[2] 参见《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法）》，《宪法资料选编》第五辑，第142页。

[3]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27卷，第245-246页，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列宁全集》第27卷，第288页。

[4]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8页。

[5] 《列宁全集》，第28卷，第329页。

[6] 参见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4页，及柯伦泰《工人反对派》英译者注2。

[7] 《共产主义者报》第4期，转引自柯伦泰《工人反对派》英译者注4。

[8] 转引自柯伦泰《工人反对派》英译者注2。

[9] 《全俄执行委员会会议》，《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5页，288页。

[10] 参见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资产阶级性》，《列宁全集》第27卷，第323-325页。

[11] 参见柯伦泰《工人反对派》英译者注2。1918年夏，左派共产主义者瓦解，有的人成为民主集中派，多数人成为1920年的工人反对派，布哈林则浮游于各派之间。

[12]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9卷，第155-156页。

[13] 《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第6页。

[14] 同[13），第3页。

[15] 列宁的原话是：“在解决许多重大的实际组织问题时，只要他（斯维尔德洛夫）说一句话，不必召开会议，不必进行任何形式的表决，问题就得到了明确彻底的解决。”（《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列宁全集》第29卷，第71页）。

[16]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转引自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苏共野史》，第372页。

[17]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转引自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苏共野史》，第372页。

[18] 同[17），第373页。

[19] 仝[17），第373页。

[20] 仝[17），第374页。

[21]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转引自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苏共野史》第374页。

[22] 《“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第18页。

[23] 仝[22），第157页、160页。

[24]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67-571页。

[25] 参见阿夫托尔汉诺夫《苏共野史》，第412页。

[26] 波·米·沃林《回忆片断》，《回忆列宁》第4卷，第109-110页。

[27] 《“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第32-34页。

[28] 参见列宁《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0卷，第424页。

[29] 仝[28）。

[30] 仝[28），第416、419、424-426、433页

[31] 仝[28），第434页

[32]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记录》，转引自阿夫托尔汉诺夫：《苏共野史》，第418页。

[33]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记录》，转引自阿夫托尔汉诺夫：《苏共野史》，第418页。

[34]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记录》，转引自《“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第36-37页。

[35] 米·谢·克德罗夫：《红色笔记本中关于伊里奇的片断》，《回忆列宁》，第3卷，第169页。

[36]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记录》，转引自阿夫托尔汉诺夫：《苏共野史》，第428页。

[37]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记录》，转引自《“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第36-37页。

[38] 仝[37），第37、38、41、43、46、51、52页。

[39] 仝[37），第65-78页。

[40]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记录》，转引自阿夫托尔汉诺夫：《苏共野史》，第421页。

[41] 《列宁全集》，第30卷，第436页。

[42]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9页。

[43] 参阅波·米·沃林《回忆片断》，《回忆列宁》第4卷，第112-113页。

[44] 《列宁全集》，第30卷，第484-486页。

[45]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页。

[46] 仝[45），第46页。

[47] 仝[45），第55页。

[48] 《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在列宁墓前检阅少年先锋队的讲话》，《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806页。

[49] 萨普龙诺夫《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副报告》，《“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第80-81页。

[50] 仝[49），第83-84页。

[51] 《“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第166页。

[52] 《“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第162-163页。

[53] 《俄国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1卷，第383页。

[54] 《列宁文稿》第3卷，第264-265页。

[55]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40、41页。

[56]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43页。

[57] 《“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第99-110页。

[58] 《“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第116-120页。

[59] 《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关于选举莫斯科委员会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1卷，第388页。

[60]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总第34辑，第130页。

[61]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总第34辑，第131-132页。

[62] 《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结论》，《列宁全集》，第32卷，第185页。

[63]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57-158页。

[64]《列宁全集》第32卷，第159-180页。

[65] 《“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第122-132页。

[66] 仝[65），第233-240页。

[67] 仝[65），第241-244页。

[68] 《工会的任务》，《“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第178页。

[69]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89页。

[70] 1921年3月9日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转引自罗·文·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第228页。

[71] 仝[70）。

[72] 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工作报告，《列宁全集》，第32卷，第172页。

[73] 有的史书说，派托洛茨基去镇压起义。托洛茨基声明，他没有参加镇压工人和水兵起义。

[74]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72页。

[75] 仝[74）。

[76] 《“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第284-287页。

[77] 《“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第291-292页。

[78] 阿夫托尔汉诺夫：《苏共野史》，第468页。

[79]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94页。

[80] 参阅《列宁全集》，第32卷，第229-232页。

[81] 《列宁文稿》第4卷，第55页及注释34。

[82]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0卷，第437页。

[83] 拉狄克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转引自丹尼尔斯的：《革命的良心》，第233-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