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接见“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总站”林如海、王小华谈话记录（1967年1月23日）

李立三接见“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总站”林如海、王小华谈话记录

1967年1月23日

来源：摘自《炎黄春秋》1994年第8期

　　时间：1967 年 1月 23 日下午地点：北京东方饭店
　　被调查人：李立三
　　调查人：林海如、王小华《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总站、四安交通大学学生）
　　陪同人：×××（华北局机关群众造反组织“一联”总部负责人）
　　记录：李思慎

　　林海如：你工作时间长，有一段与刘少奇一起工作，请你谈些刘少奇的情况。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我国搞修正主义，现在的罪行要清算，历史上的罪行也要清算，他不但没有过社会主义关，民主革命的关也没有好好过来。请你谈谈对刘少奇的看法。
　　另外，据说刘少奇在上海、东北、广州、武汉.你都与他在一起工作过，都谈谈。

　　李立三：1922年我与刘少奇在一起工作过。 1921年 10月，我从法国回来。在法国有共产主义小组，我回来就与中国共产党联系。我是被法国押送回来的，有104人（里昂事件），其中有陈毅等。有些同志已经牺牲了。回来在广东接上关系后，去上海。中央介绍我到湖南与（毛）主席接见。那时（毛）主席到了湘区党委任书记，在安源。（毛）主席可能是八、九月到过安源，他认识了安源几个老工人，有铁路上的，有矿上的。当时安源煤矿有1000人。他认识的工人。
　　（毛）主席要我到安源做工人运动。我是1921年11月左右去安源的。开始办平民学校（工人子弟），后来搞工人业余学校。
　　1922年5月1日成立路矿工人俱乐部。 1922 年7月，（毛）主席第二次到安源。这时加入俱乐部的人很多。参加罢工的人很多。（毛）主席这次到安源时，我回家去了。（毛）主席给我写信，要我立即返回安源。我回去了。当时，工人提出要求发给欠发工资。
　　1922 年9月快要举行大罢工时，（毛）主席派刘少奇来安源。
　　罢工期间，因为刘少奇初到，认识他的人少，认识我的人多，工人把我保护起来，由刘少奇出面。《燎原》电影，就是反映这个事。电影中的雷焕觉，是把我与刘少奇写成一个人。这个电影的缺点是没有讲毛主席的指导，我曾为此在报上发表文章。（毛）主席派我们去，要我们去做工人的工作，取得合法斗争，（毛）主席回到长沙，还给我写了信，提出“哀兵必胜”，指导我们。我们按（毛）主席的思想提口号。安源罢工的胜利，应该是毛主席思想指导的胜利，电影没有反映这个问题。

　　林：拍电影，刘少奇知道吗?

　　李：拍电影，刘少奇是否知道?我不清楚，拍电影前我是不知道的，电影公开上演前，《北京日报》要我写影评，我批评了这一点。
　　罢工一个星期就胜利了。
　　1923年“二七大罢工”，（毛）主席的指导思想是弯弓待发之势，所以“二七”大罢工时，安源只提出了些要求，威胁矿上，支持“二七罢工”，但没有罢工。“二七罢工”受到镇压，但安源没有受到镇压。武汉受到的镇压大，武汉的同志不能继续在那里工作下去，党中央把武汉的同志调到安源，把我调到武汉去工作。那是1923年3月左右。在这段时间（半年）中，我和刘少奇在一起工作。这一段没有看出他有什么问题。
　　刘少奇的第一个老婆叫贺宝珍。我在武汉做秘密工作。1924年 1月我去广州参加国（民党）共（产党）合作代表大会。会后，我到上海工作，搞工人运动。上海的党组织有五、六十个党员，其中只有两个党员是工人.我去也是用安源的办法，先搞平民学校，办工人俱乐部。不到一年时间，就发生“二月罢工”。
　　1925年2月，上海日本纱厂罢工。5月15日工人顾正红被打死，5月30日上海大罢工，示威游行，被打死几十个人。6月1日全市大罢工、大罢市、大罢课，成立总工会，我是工会委员长，后来刘少奇调来任总务部长（类似秘书长性质），由我出头露面。当时，有工商学联合会。我是代表工人去的。工会的具体工作，刘少奇作的多，我作的少。

　　林：刘少奇是从哪里到上海的，是从安源?

　　李：可能是从安源去的，或者从湖南去的。他可能是六月去的。九月，敌人要抓我，中央要我离开上海。开始到北京，后来到河南，以后又到苏联去开会。
　　这段时间，与刘少奇相处三个月，也看不到他有什么问题。
　　第三次是武汉时期，1926年到1927年，全国总工会，我是负责人，他是第二把手。
　　北伐军打到武汉（1926年9月--10月间）时，成立全国总工会。我到武汉不久、刘少奇就去了。当时，全总主要负责人是苏兆征.因为他是工人，实际是我在那里负责。
　　1927 年7月底，我离开武汉，去参加南昌起义，我是和（周）总理一块去的。刘少奇没有参加起义。他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是否参加了武汉的“八·七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反对陈独秀。有共产国际的人参加）?
　　那次收回英租界（注：指1927 年1月初，李立三在武汉亲自指挥群众收同武汉、九江英租界的斗争。）因为英国人打伤一个三轮车工人。当时10万人的大会示威，我是总指挥，陈独秀、张国焘亲自签字，要我负责不要进入租界。我执行中央的指示，布置纠察队阻止群众。但是，有一个地方没有注意到，群众冲进去，占领了租界，提出收回租界。陈独秀、张国焘反对，我支持群众的意见，通过苏联领事馆，通过汪精卫的国民党政府，提出收回租界，结果把租界收回了。对这件事，少奇是支持群众的。这段时间也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大问题。
　　这三个阶段，没有看出刘少奇有什么大的问题。 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我到了上海。1927年12月广州起义时，中央派我去作广东省委书记。我还没有到职，起义就失败了。我去收抬残局，先到香港（广东省委在香港）。这段时间没有与刘少奇在一起。
　　1928年党的“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瞿秋白参加了，我们一起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刘少奇没有参加。这时不知他在哪里，记不清了。
　　“六大”开完，派我、向忠发、周恩来我们三个回国。向忠发是主要负责人，我和周恩来都是政治局委员，还派有项英回来。这时刘少奇在哪里。记不得了。
　　1928——1930年5月，是正确路线，革命是发展了。“立三路线”是盲动主义，是反毛主席的，批判主席思想是农民意识。彭德怀打长沙，几天后退回来。主席去打也没有打下来。还有其他地方都失败了。六届三中全会批判我的错误。会后，共产国际调我去莫斯科。我是1930年底到莫斯科的。去了看到刘少奇也在莫斯科，他可能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是何时去的，不知道。我去时，他找我谈过一次话，批评“立三路线”。
　　三中全会有（周）总理参加，瞿秋白是从莫斯科派回来的，王明也参加了。

　　王：当时是你负责中央?

　　李：名义上是向忠发负责，实际上是我负责。我到莫斯科后不久，刘少奇就回国，可能是 1932年。后来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反三中全会，说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
　　我在1930年底到1946年初这十五年与刘少奇没有见过面。

感谢闲汉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