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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报告
李立三
1930年2月1日
〔说明〕录自《党史报告选编》
我们的党已经从一九二一年到现在，可以说是九年的历史。历史虽然只有九年，可是中间经过几次很伟大的斗争，这些斗争不仅在党史上有伟大的意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同样有伟大的意义。党的发展，党的进步，党的一天天布尔塞维克化，是从这些斗争中出来的，所以我们研究党史我不能详细的报告，只能说一些伟大的经过。
第二、党史对于目前政治路线和革命前途有绝大关系，我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可是党并没有党史的编辑，所以只能凭脑中所记的报告。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现在是找不到了，我虽然是一九二一年就加入，但参加大会仅是从第四次大会起，所以在第四次大会前我不能十分清楚，所以这里的报告仅仅是一个纲要。我的报告是有一个大纲，经过中央审查，但在许多问题上还未经中央审查，还是我个人负责，不过报告的整个路线是中央负责的，我开始报告党史。
党的组织发生于一九二一年，即民国十年。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事，决不是几个人的关系，他的发生，一定有他的客观上社会经济基础，一定有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到某一时期才发生共产党，决不是几个人的。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庐……，但是如果没有这几个人，党一定会要产生，因为客观上有了新的阶级斗争，他必然要产生一个共产党，所以我们不要从人的方面着想，而要从社会经济基础去考察。
因此我们看一九二一年为何产生共产党？他的客观社会基础是什么？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是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世界革命转变了一个阶段，在十月革命以前，世界革命主要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而十月革命后，已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即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性革命，他也成为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部分。
我们知道，十月革命的产生是在世界第一次大战中，俄国在列宁领导之下获得胜利。在整个国际，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叛变或者少数共产党力量的薄弱，所以都失败了，如德国、匈牙利等，只有苏联有了列宁主义的领导和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所以创造了现在社会主义的苏联。
十月革命的影响到中国来是比较迟缓，因为帝国主义各方面的封锁，所以，苏联十月革命虽在一九一七年，而影响到中国是在一九二一年，然而这影响到了中国，就在中国思想界起了绝大的波动，发生一部分思想倾向于俄国，即社会主义思想，特别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当时还有一个思想上极大的斗争，即所谓美国思想和俄国思想的斗争。
十月革命的刺激我们不能否认他对于五四运动有极大的影响，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爆发是有十月革命的推动。第二、十月革命的影
响使中国思想界起了极大的分化，发生了马克思主义的派别。第三、十月革命的影响到了中国工人阶级中间，增加了工人阶级的自觉，增加了工人斗争的勇气，使他们认识工人阶级的最后出路，更加推动阶级斗争尖锐化，这是党产生的三个客观条件，特别是第三，工人的自觉增高，更是党产生的基本原因，所以，十月革命的确是中国党产生的催生药，他使中国党更快诞生，更快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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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十月革命仅仅是中国党的催生药，决不能说中国党是由于十月革命所产生，中国党的产生是在于中国本身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上。当然在进到世界革命时期，世界的经济是进到整个的，即使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也可以产生共产党，如目前的□□，它那里产业工人极少，但它也有共产党小组织。这是什么原因？这是整个世界经济的关系，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党的产生，一定由于本国有无产阶级之存在，那个国家没有广大的无产阶级，那就不会有强固的共产党，□□共产党的派别斗争非常厉害，正因为它没有广大的无产阶级，所以，我们固然不否认整个世界经济关系的影响，但是一定要了解，党必然要产生于本国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之上。
中国为什么在一九二一年产生共产党，我们一定要去观察中国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主要是外来的力量，因为帝国主义的侵入，破坏了农村自然经济，创生一些近代工业，如铁路、矿山之类，可是帝国主义极力维持封建势力破坏近代工业的发展，阻止中国工业的发展，因为帝国主义主要是获得商品的销路，如果中国工业发展，必然要排斥外来的商品，所以他要极力阻止中国工业的发展，这就说明，在欧战以前中国工业发展的微弱，可是在欧洲大战期间，中国工业有一个突然的发展，这是因为帝国主义需要殖民地军用品的供给，所以当时磷矿、锡矿非常发展，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帝国主义本国工厂都变成制造军用品，同时轮船运输也困难起来，所以中国工业没有外来商品的竞争，也就使中国工业有一个发展，很明显的上海纺织厂的发展，最大速度是在民国九年十年十一年，不但在上海，外省也是如此。中国工业最大的产业是纱业，他就在欧战中发展起来的。不但中国，日本在欧战期间也极力侵略中国，不过对于中国工业发展的阻力，是微弱得多，因为只有一个帝国主义的竞争，所以在一九一四年以后中国工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近代工业的发展，因此就产生两个阶级的对立，随着工业“母亲”的发展，就有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确是从工业发展中强大起来。无产阶级的强大，这是党产生的主要基础，这两个阶级的同时产生，就在他产生第一天，就要发生阶级斗争，所以工业发展，新的阶级斗争也就一天天尖锐。在那个时候中国工人斗争的材料，我们找不到，无法说明当时工人斗争的形势，但是我们知道那时已经有原始的斗争发生，虽然是原始式的无组织的罢工，这里我们更可知道工人罢工是阶级斗争中自发的形式，决不是共产党所能创造的，这一阶级斗争的发展，也是产生中国党的一个条件，可是我们的确不能否认第一个原因是十月革命的影响，使中国党产生更快，所以伟大的十月革命，对于中国党的产生是有他的伟大的意义，这是我主要说明中国党产生以前和产生时候的客观原因及其主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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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再说到党产生以前和产生时候的共产主义思想运动。我们知道欧战给中国工业一个发展，另一方面又造就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两件东西到中国来，就形成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国工业发展，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他也是要求本身的发展，可是他遇到了敌人，第一是帝国主义，第二是国内封建势力，这两个敌人是联结在一块。那时候压迫中国最厉害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日货已压倒英货，形成输入的第一位，同时政治上也就有二十一条件的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向前发展的要求就形成中国第一次民族革命运动，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思想上领导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这是第一点。第二、正因为有了新的生产关系，即近代工业的产生，所以就发生和旧的生产关系的冲突，因此反映到思想上就发生了一个极伟大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反对孔夫子。新文化运动的刊物《新青年》特别受着青年界的欢迎，因为《新青年》内容主要是反对封建制度，宗法关系，反对旧礼教，主张婚姻自由等，同时还有白话运动，这是完全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反对旧的生产关系的斗争，这里就可证明取消派的错误。陈独秀们说商业资本发展，封建关系就没有了。我们根据上面事实，帝国主义侵略是很久了，商业资本也发展很久了，为什么封建关系、宗法思想一些不动摇，新文化运动也不产生，这就可以告诉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新的生产关系，于是旧的社会关系和他不相容，所以新的生产关系就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关系，商业资本虽然可以破坏一些封建关系，但他不能创造一个新的生产关系，所以破坏不能彻底，只有到近代工业发展，有了工厂，有了新的生产关系，然后发生新旧生产关系的斗争，这是取消派所不了解的。商业资本不能产生一个新的生产方法，从这个历史上也可以证明他们的错误，所以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思想反对旧的封建思想的运动。
在这个民族革命斗争中，资产阶级的思想，虽然领导了新文化运动，但是因为有两个阶级的存在，无产阶级更要主张他更彻底的思想，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中两个阶级思想的斗争也发展起来。那时新青年社已经成立，开始不久，胡适之和陈独秀的思想就渐渐发生不同，就是所谓美国思想和俄国思想的斗争，特别在五四运动以后，他们俩人的思想走到明显的不同，胡适之的思想是实验主义，这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学说，陈独秀是一天天走向马克思主义，一天天倾向社会主义。前一期的《新青年》是笼统反对一切封建思想，但是渐渐发生实验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这就在《新青年》上表现两个阶级的思想，在这个时候，中国青年界上发生许多文化团体的组织，在全国不下十数，可是和党的产生最有关系的有几个：1.新青年社；2.星期评论社；3.新中国社；4.觉悟社；在湖南就有新民学会；在湖北就有共存社；还有少年中国学会，这是国家主义派的前身。这些文化团体以后并不是完全加入共产党，但是当时都是代表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封建势力的思想，这中间最占势力的是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星期评论》刊物的销路最广，销到十几万份。这些文化团体产生都是笼统的反对旧思想，但是到了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到来，和有了阶级斗争的反映，在每个团体中都发生社会主义和实验主义的斗争。这一思想上分化，就有一部分青年到工人中去，发生五四运动，五四运动虽然主要是城市罢课罢市，但是五四运动的结果只是打倒了陆宗舆，日本帝国主义一些没有损失，所以青年界就觉得要一个新的力量，恰好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已表现他的力量，在北方长辛店、唐山已有铁路工人组织的救国工人团，加入者一千五百人。在上海小沙渡日本纱厂和日本码头工人罢工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使青年界在十月革命影响之下走到工人中去。当时就有许多工人学校：上海第一工人学校就在小沙渡，北方是在长辛店，这些文化团体的分化，大部分走到工人中去，一部分堕落在实验主义之下，这一分化，主要是分化到社会主义方面，只有新革(潮)社变成了实验主义的中心，少年中国学会变成国家主义派前身，直到“五卅”时代才从长期斗争中打落下去。
当时研究系梁启超等，为着顺应潮流，也主张社会主义，他们的刊物是《改造与解放》，并且翻译了一部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们完全代表落后的资产阶级思想。
文化团体的分化，就造成共产主义思想运动。一般青年都热望着“到俄国去，，但是当时交通非常困难，所以只有研究系《时事新报》馆出了资本送三十学生去，瞿秋白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他当时并未加入研究系，他是北大俄文班一个学生领袖，研究系想找到几个学生做工具，所以送了他去，他们当然不会想到这是培养敌人，当时交通的困难，秋白同志去以后，谈话中说到，走到莫斯科是走了六个月，以后还是有许多学生到了俄国去。
当时许多青年看见不能到俄国去，所以改为到法国去，就发生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这一运动也与党的发展历史有极大的关系，党的许多干部都是从留法勤工学生中产生出来。许多青年当时去时也是混混沌沌只带着一腔反封建思想，到了法国大革命以后，大罢工也起来，所以一方面受着大革命影响，同时这些青年都是做工，做着很苦的工，渐渐接近社会主义。在勤工学生中也有许多团体，最有力量的有两个，一个是工学世界会；一个是劳动协会，再还有一个无政府思想的团体，这些团体都是研究社会主义，他们一样反映国内阶级斗争的思想，在思想上非常复杂。以后在里大运动中有一零四人被送回国，里大运动主要是反对无政府思想，反对吴稚晖，在里大运动前已有劳动协会发起在法国成立共产主义研究会，和陈独秀发生关系，当一零四人被送回国时，就成立少年共产党，以后大批留法学生都加入此党。
现在我说到国内情况，当时既有许多团体倾向社会主义，于是就有组党的思想，同时共产国际有一个通信社在天津，有个通讯员，他也负着到中国来创造党的任务，可是他找不到陈独秀，遇着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个人向他大吹一阵，恰好陈独秀受天津学生欢迎去讲演，这个人就找陈独秀说有个俄国人要见你，以后因为当局压迫，陈讲学不成，就去见这个俄国人，就同他到上海来讨论组党。参加发起者只有六个人，陈独秀、戴季陶、杨明斋、李汉俊、沈玄庐，另外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始终不知姓名，只知道后来因为恋爱问题消极做尼姑去了。这六个发起人，除了陈独秀最近才开除出党，其余都很早就出党，这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斗争剧烈化的结果，必然要使这批半途旅客叛变出党。这个发起会就在一九二一年五、六月，不久就开第一次大会，召集各文化团体中倾向社会主义的分子周佛海、陈公博、施存统、李大钊[1]、张国兼、毛泽东都参加，这一次大会有什么决议和宣言，现在已找不到，不过有两件事很重要，第一决定出版一个月刊，名《共产党》，这个刊物有很大影响，出版到第六期，主要内容是共产主义思想运动。当时和张东荪坚决斗争，张东荪否认中国有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可能，认为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党当时坚决反对这一思想，主张无产阶级直接革命，这当然还是错误，不过的确代表共产主义的思想。第二是决定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一组织在中国职工运动上有极伟大的意义，我们都能够知道“二七”以前他完全是职工运动的领导者。
在这一次大会后，共产主义思想运动，在组党的历史上有重大的意义。当然那时主张中国可以做直接无产阶级革命，以为不要经过民主革命的阶段，这在列宁主义上说来是错误的，可是在共产主义思想运动上有伟大的意义，这一思想运动使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分子，都走到党内来，这在组党历史上有重大的作用。
这个时期思想上有两个重要的斗争，一个是和《改造与解放》的斗争，改造与解放派他们起初主张中国不能有直接无产阶级的革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后他们走到基尔特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主张劳资合作，所以党当时坚决和他斗争。在《共产党》上不仅有独秀的文章，并且有周佛海的文章，那时是做了许多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开始把共产主义思想介绍过来，并且使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出版对工人的刊物《劳动者》。第二是反无政府主义的斗争，这一斗争不仅是党外，并且是党内的斗争，因为第一次大会决定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员预备学校。党经过他吸收党员，所以他比较是公开的发展，组织开始就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于是无政府思想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内的思想，开始这一斗争是在上海，斗争的结果，很多无政府主义者都走到马克思主义方面，很快就解决了，但在北京则成为严重问题，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整个被无政府主义领导，这一斗争走到整个解散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重新组织，他的详细经过，我不十分记得清楚，不过我们可以知道，在组党的历史上有很重大的意义，因为无政府思想的产生比共产党早得多，刘师伏在广东很早就与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斗争，他当时出版《伏虎集》，在青年中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党的组织时期，也在党内发生无政府思想。我们知道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他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我们只看第一国际的斗争主要是马克思和巴枯宁的斗争，因为无政府主义主张绝对自由、绝对平等，反对民主集中制，都与党有组织的能够行动的组织原则相反，所以这一斗争也有他重大意义。
在这个时期党开始劳动运动，组合书记部设在上海，北方、广州、长沙、武汉都有分部，不过工作很少，只有北方分部在铁路工人中有些工作，所以第一次大会到第二次大会中只有北方有些工人运动，当时工人同志很少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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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二二年一(七)月，就开第二次大会，在第二次大会时候全国党员已有八十余人，北京和上海比较多。第二次大会决议宣言和大会情况我同样不知道，不过只知道有一个政治决议案，一个组织决议案，一个宣言，可以作为历史的材料。二次大会主要的精神，还是根据一次大会精神所谓共产主义运动，同时开始了职工运动，当时党已稍有发展，工人斗争也渐渐起来，所以反映阶级斗争的发展，党内也同样发生斗争，许多隐藏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都要走出党去，戴季陶很早就无形的脱党。当时主要的斗争是与李汉俊思想的斗争，李汉俊的思想相当于俄国的经济派，他以为工人只能做经济斗争，党目前只可作学生运动，把这般学生抓在手里，然后送到军队中，以军队来革命，这是他政治上思想，在组织上主张地方分治，反对民主集中制，反对有集权的中央，当时陈独秀反对他，他比较李汉俊是正确的，他主张党的基础应在无产阶级这一思想上斗争，当时没有人了解他的伟大意义，以为这是陈、李两人争书记地位，而不了解如果党不把李汉俊思想打下去，则职工运动就不会发展，而党也要分裂起来，这一斗争大家赞成独秀的意见，李汉俊思想是失败了，以后他很快就消沉。
继续着就有劳动运动的发展，各铁路工会运动起来，工人斗争非常发展，同时发生海员大罢工，海员大罢工不仅在职工运动上有重大意义，同时在党的历史上也有重大意义。海员大罢工一方面受着职工运动的影响，同时显然受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影响，不过当时党对于这一罢工意义是不了解，以为这是国民党所领导的还不去理他。当时罢工领袖苏兆征几次找党，均遭拒绝，因此他说党看不起工人，不愿入党，直到孙中山北上他才去北京加入，不过那个时候工人运动普遍发展，在湖南矿工斗争，在湖北人力车夫斗争，上海有英美日华斗争，这一工人斗争的发展，反映到党内就发生新的斗争，就是小组织问题。
小组织问题是中国党的专门名词，他不与普遍〔通〕小组织意义相同，他是有长远的历史。这一问题的发生是从二次大会时决定国焘同志为劳动组合书记部主要负责者，以后许白昊、刘少奇都加入这一工作，当时上海党的书记是陈望道，党是表现无组织的形式，总不开会，但是刘少奇等同志从莫斯科回来，懂得党要有组织，其次党虽然注意劳动运动，但成为一部分人的专门工作，不是所有同志都注意。所以劳动组合书记部同志有一次开会不满意党不开会，主张对于劳动运动他们以后要常常开会讨论，当时和森同志从法国回来，他也同意这一意见，以后又开第二次会，张春英同志也来了，他回去报告独秀，独秀就说这是小组织行动，这就是小组织名词的起源。当时党内充满小资产阶级意识，这是因为党的产生是从中国半封建经济基础上产生，因此发生无原则纠纷，党过去只注意到无原则的个人方面，而不注意政治上的意义，这个小组织问题有历史上一贯的重大意义，可是当时也没有人注意，只认识是张国春反对陈独秀，并且谣言张国焘组织铁血团要暗杀陈独秀，以致陈独秀宣告辞职，实际这一问题起源，已如上面所说，一个是要党有组织，一个是要党注意劳动运动，这在政治上有伟大意义。
这一小组织问题，正当着全国职工运动广大发展时期，客观上更需要党的领导，也就是客观上证明陈独秀、陈望道等的错误，所以这一问题当时已不成什么严重问题，不过陈独秀和张国焘两人的争执依然存在。
当时职工运动爆发的结果是“二七”运动的发生。“二七”运动主要是争工会自由的斗争，当时京汉路已有十六个分会，要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这是斗争的直接原因，而这一斗争的爆发更是由于汉冶萍总工会成立的影响。这一时期一般社会还非常轻视工人运动，中国军阀也存着希望利用或敷衍一下的心理，但是京汉路总工会成立期中，工人自动造花车欢迎各站代表，自动调度车辆，表现出工人管理整个生产的力量，这使中国军队有一个认识，特别是帝国主义，当时英国顾问就警告吴佩孚非压迫不可，所以吴佩孚决定一个屠杀，在长辛店、郑州、汉口三处同时开始，这一屠杀也是党的牺牲开始，第一个牺牲者是施洋同志，他不仅是武汉工人的领袖，并且是全国有很大威信的领袖，他被吴佩孚枪毙了，这一运动使小组织问题政治上两个意义，已由客观事实给以回答，党是要有组织的，并且要注意职工运动。
党从第一次大会到“二七”运动是一个段落，这一时期中党的政治口号是社会革命万岁，主张直接无产阶级革命，这可以说是共产主义运动时期。虽然在斗争策略上是和列宁主义殖民地策略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的策略不相合的，但是在组党历史上，这一共产主义思想运动是组党的前提，与俄国党的历史有些相同。俄国党有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不过俄国党在组党不久，就有党的政纲，最高政纲和最低政纲，而中国党第一、二次大会都只有最高政纲即社会革命政纲，但是在“二七”运动中党已经提出打倒军阀的口号，这一口号的意义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势力的口号，“二七”运动的失败，给党一个大的转变。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殖民地决议中，指出殖民地共产党可以和资产阶级暂时的协作，做民主革命，他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发展可以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世界革命已经开始，并且有苏联的存在。当时中国党不了解这一策略，国际代表虽是了解，但不知道中国实际情形，因此要去找民主力量来合作，结果是找到吴佩孚，因为他在衡州反段祺瑞时是打出国民议会的口号，的确党当时和吴佩孚有些关系，并且国际代表还去找他。
“二七”以后，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即西湖会议，决定做民权运动，出版《向导》，当时主要是两个口号：1.打倒帝国主义；2.打倒军阀。对于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一般社会莫名其妙，胡适之还专门作一篇文章，指为海外奇谈，党当时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确有一个企图，准备把民权运动大同盟转变为民主革命的政党。
但是那个时候国际已派越飞来中国，他会见了孙中山共同发表一个宣言，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口号，认为国民党可以做民主革命的工具，所以国际要中国党加入国民党。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基础规定中国革命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不仅有广大工农群众，并且有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当时资产阶级也要反对帝国主义，有民主的要求，党应当执行与资产阶级暂时协作的策略，所以必须看一个政党来容纳广大的民主分子，尤其是我们要了解中国革命对于世界革命是一个很大的助力。因此党要和资产阶级暂时协作，这一路线战术上的运用，就是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固然是一部改良政纲，但是他的阶级成分，从小资产阶级到华侨、地主都有，可以将他改组成为各阶级联合的政党，尤其是他接受了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口号，所以西湖会议决定加入国民党。
可是西湖会议发生了很大的争论，就是小组织派和非小组织派的争执。当时小组织派张国焘等主张不应加入国民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官僚的党，加入去只有使党腐化，他们在理论上承认现在是民主革命的阶段，可是党不仅作民主革命并且要做第二次社会革命，如果加入国民党，是把工人送给了他。这是小组织派的意见。陈独秀、瞿秋白等主张加入国民党，他们的理论则最机会主义没有了，他们以为目前是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将来的事，甚至陈独秀说党早生了五年。这两方面的争论，都有共同的出发点，就是二次革命论，在这理论基础上，因此就在策略上不了解争夺领导权的重要。陈独秀等不了解加入国民党决不是替资产阶级服务，而是要极力扩大工人阶级的影响，加强工人的斗争，逐渐驱逐资产阶级，使革命领导权在工人阶级之手。陈独秀等是完全解释成为替资产阶级服务，这不是列宁主义的路线，而是孟什维克的路线，同时在国焘方面也一样是错误的，他认识工人还有自己革命的任务，但不知道不加入国民党如何去争夺革命领导权，在这一斗争后，国焘修改自己的主张，以为党可以加入，但工人群众不能加入，这一修正表面上是进步了些，但实际上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这是西湖会议的争论。这一争论的两方面，理论基础都是错误的，都是机会主义的路线。二次革命论，都是不了解国际列宁主义路线。这一会议是陈独秀派胜利了，决定加入国民党，并召集第三次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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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在一九二三年召集，这一大会重新讨论加入国民党问题，这一大会就更表现机会主义的面目，开始是加入国民党与否的争论，以后是工人群众加入国民党与否的争论，当时陈独秀主张一切都是国民运动，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完全和国际第二次大会殖民地决议案大相违反，他忘记了列宁所指出，在殖民地最落后的国家中，职工运动也要保存他的独立性，保存党的工作之独立面目。国焘同志当时反对他的意见，他的表面的左倾，在理论基础上找不出什么不同，不过独秀的意见是更向机会主义方面发展，因此小组织问题就更严重起来。第三次大会国焘没有当选，其实他的意见是当时一般做劳动运动的同志的意见，大家总是轻视国民党，以为加入进去会使我们腐化。所以虽然第三次大会决议，但大家是不执行，消极抵抗，因此小组织问题就在全国爆发起来，凡是不赞成加入国民党的，都有小组织的嫌疑。实际这一问题是由于两个政治路线，两个不同的主张，因为有了政治上的严重问题，所以小组织才成为严重问题，这是教训我们，党内斗争只有政治问题上才有分野，我们一定着眼于政治问题，从个人问题、封建关系去推测是看不清楚的。
小组织问题的总爆发，是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南京会议上。国焘的意见既然在三次大会上失败，所以他们还到社会主义青年团方面活动，希望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上胜利，但是南京会议的结果依然是他的失败。但是组织上则是他们胜利。
第三次大会是有伟大的意义。他确定了党的民主革命政纳，加入了国民党，这一原则的确定，成为推动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大革命的动力。可是陈独秀在接受国际正确路线之下就爆发他机会主义的观点，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是明显的主张无产阶级去服从资产阶级的利益，成为以后机会主义的根源。同时国焘一派的意见，同样是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意见。
第三次大会中陈独秀完全是极右的机会主义的主张。他在最近被党开除后，发表一篇告全党同志书，里面有许多谣言，说他开始就反对加入国民党，以后因为国际代表提出纪律问题，他才忠实执行了国际的路线。这不过是表示他要做托洛茨基的信徒罢了。在《新青年》上，他还有一篇《国民革命和各阶级》的文章。这真是一个机会主义的基础，他说资产阶级是要求革命，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是很薄弱的，所以无产阶级力量是比资产阶级薄弱，并且说历史的发展也表现这一事实！这完全是和列宁主义相违反，列宁说在有无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的力量总是比资产阶级大，因为他的经济基础使然，他必然更彻底、更坚决、更要革命。而依据陈独秀的理论，很明显的是要无产阶级利益去服从资产阶级，并且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力量才能壮大，才有革命的可能。所以他在第三次大会以后，就违反国际的指示，走到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的路线。
第三次大会以后，在广东党发生一个很大的争论。广东党的负责者是陈公博和谭平山，当时他们已办《群报》，这一报纸和陈炯明有关系，陈炯明当时提倡新文化运动，并且找陈独秀去作了几个月的教育厅长，当孙中山和陈炯明决裂，党决定联合孙中山，陈公博等还是主张联合陈炯明，他在《群报》上发表反党的言论，拥护陈炯明，中央决定要《群报》顺从党的自线，陈不执行。中央第二次决议《群报》停刊，陈自动停版，在停刊宣言上，依然反对党的主张。所以，党给他一个惩戒.他脱离了党，跑到美国去了。
党加入国民党不久，孙中山就接受苏联顾问鲍罗廷意见，坚决进行改组，定出国民党党纲，积极进行第一次代表大会。为什么理由国民党可以接受这一意见，我们一定要了解这是有他的客观原因。这个时期正是欧战以后帝国主义经济恢复，走到暂时的部分而稳定时期，列强都认中国是恢复经济的市场，竞相侵略进来，因此中国工业很快失败破产。很明显的首先是适应军用制造的磷矿、锡矿倒闭。到了民国十二年纱厂大失败，许多轻工业也同样失败。这些民族工业的破产，使资产阶级感觉到帝国主义压迫非常厉害，他要求得本身的发展非反对帝国主义不可，帝国主义成为他当前最大的敌人。虽然他知道工人阶级对他的危险，但他眼前最主要的危险是帝国主义，所以要利用工人阶级来反对帝国主义，所以有国民党之联合共产党。不仅如此，资产阶级认清封建军阀也是他发展的敌人，所以上海商会曾发起商人政府运动，可是他们力量很小，终于成为空想。所以他们也想依靠工人阶级来反对军阀，这样就推动着孙中山接受改组国民党的意见，当然孙中山在十几年革命失败后，觉得要有新的方法和新的力量，这还是次要的问题。
国民党的组织成分不仅包含小资产阶级，并且包含地主华佛买办。这是因为地主买办都有帝国主义的后援，他们加入国民党都是企图来打击别一派。所以，国民党在改组以前地主买办有很大的力量.这就是西山会议派的社会基础。当时能够接受
改组的主张，所谓左派只有五个半，大多数反对改组，不过孙中山接受资产阶级的要求，所以很坚决一手造成改组。这一改，组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就有我们的代表，就决议开除冯自由，开始肃清地主买办的力量。不过，我们一定要了解资产阶级虽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但是他们已经看清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危险，所以戴季陶、胡汉民、□□□当时就有一个结合，准备裁制共产党，如何去利用工人阶级之中制裁工人。所以，资产阶级实在比我们机会主义者聪明得多，他在联合无产阶级之中就积极和无产阶级斗争。而在我们党内，简直没有这回事，只知道加入国民党和资产阶级联合，不知道如何在联合中极力与资产阶级斗争，争夺领导权。党内只有两个极端，一个是不联合资产阶级，是极左的错误，托洛茨基的思想；另一极端是服从资产阶级，是少数派的思想。我们党在国民党内的失败，在开始就有象征。在一九二四年九〔七〕月广东发生沙面罢工，这一罢工，一方面是职工运动的复兴，同时对于促进中国革命有伟大的意义，因为他主要口号是反对帝国主义，所以沙面罢工，人数显然很少，只有几千人，但于影响到全国。这一罢工，党起了领导作用，同时国民党左派也极力赞助，因此使国民党内部的斗争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时期，在政治上广东已形成全国的中心，广东党在国际代表直接领导之下的确正确的执行了国际的路线。所以，中央和广东的不同路线已经开始。我们知道广东和中央的长期争论是有重大意义的，值得我们特别研究。党在国民党改组后，极力去做国民革命运动，国民党部已按照改组各方面干起来。因为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国民革命，在全国有极伟大的意义，所以全国已渐渐走向这一运动。继续着孙中山是北上。孙中山北上是在国民军占领北京以后，当时广东和中央就有极大的不同，广东党的意见是一方面要加深广东的革命运动，同时要扩大革命影响，所以赞成孙中山北上。孙中山北上，无疑问的，可以使革命影响在全国发展起来。在中央则有两个极端的主张，彭述之代表一派意见，他骂国民党不应干军事投机的把戏，不学习西欧科学的革命，所谓先宣传后组织，然后革命；另一方面的意见是和森为代表，反对孙中山北上，认为应以广东为中心，恐怕孙中山北上被军阀同化。这两个意见陷于非常矛盾的形势，以致北方当时开始宣传反对孙中山北上。以后直到孙中山从上海上船，北方〔上〕已成事实，才赶快又欢迎起来。这里因为广东已形成全国政治中心，广东党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在策略上比较正确，而上海的中央则始终非常动摇，这是以后广东和中央争论中我们首先应了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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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开第四次大会。这一大会我参加了，但是正遇着上海罢工潮流，所以我还是不详细。这一大会有一个伟大的决定就是做农民运动。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他和资产阶级比较是更彻底一些。俄国革命中，少数派以为资产阶级是民主力量而忽视农民；托洛茨基派则以为资产阶级根本是敌人，所以主张推翻封建统治，直接建立工人政府，同样是忽视农民。列宁则不然，他说少数派是要与自由派资产阶级并列前进而我们则要和民主共和派〔农民〕资产阶级并列前进。中国革命更要与农民联合，可是党在第四次大会以前是没有农运的决定。四次大会的决定还是经过广东〔党〕严重的斗争，因为广东党那时已有农民斗争。鲍罗廷已和孙中山谈土地问题，宣布农民协会组织大纲。不过，虽然有了农运的决定，但未提出土地问题。关于无产阶级对于土地问题的根本思想是根本未提到，当时的口号是减租，反对土豪劣绅，反对苛捐杂税。可是，虽然四次大会的决议是很机会主义的，但是他的确有伟大意义。四次大会以后，各省就大规模开始农运，到一九二六年只有半年功夫，就爆发了大革命的高潮。这是证明土地革命在中国客观的需要。
第二个决议是号召国民会议运动。这个决议以后，很快就在全国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在一九二五上半年，主要城市都有广大的发展，这一运动同样有他伟大意义，他与“五卅”运动有绝大关系。第三、四次大会决定工人加入国民党，这是完全加入国民党的整个路线。
我要说一下当时党内情形，第一次大会主要领袖是陈独秀。第二次大会和森回来了。第三次大会秋白回来了，他在领导上起了主要的作用，当然他在有些地方也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不过他对于国际路线是坚决的。第四次大会时彭述之回国。在四次大会以前，党内一般对于革命的估量，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他回来就有一个转变，指出这是错误的。但是另一方面说无产阶级是天然领导者，这在表面上虽可有一些不同，而在实际策略上是同样错误，因为无产阶级既然是天然领导者，也一样不必去争革命领导权。陈独秀估量资产阶级力量非常大，而无产阶级力量非常少，所以主张服从资产阶级，彭述之则反之，他估量无产阶级力量非常大，而资产阶级力量几乎等于零，这样同样不会去争夺领导者，不去准备争权领导权。所以彭述之在表面上估量和陈独秀不同，但到了实际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所以党的机会主义是更加探了。四次大会以后，革命进入了严重关健，党的策略上有严重的关系。如果党有正确的路线和策略，无疑问的可以推进中国革命，可惜党当时已经走上了机会主义的领导。这个时候广东党所代表的路线，的确和中央机会主义路线不同，他的确是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比较正确，所以广东和中央的长期斗争是有意义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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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大会以后，客观上革命的发展非常迅速，上海工人运动在“二七”时期有过日华英美的罢工。“二七”失败，上海工人运动走到低落时期，党在工人中基础非常薄弱，我记得一九二四年上海只有五个工人同志，到了六月党就积极开始工人运动，到了一九二五年一月工人运动一天天发展，经过丝厂大罢工，南洋烟厂大罢工（这两个罢工，党是没有领导关系，以后参加进去的），以后就发生纱厂大罢工。这一罢工，开始于内外棉日本厂，以后走到日本厂整个的罢工。这一罢工支持很久，得着相当的胜利上工。从这次罢工后，上海纱厂斗争是每天都有，工会组织也一天天扩大，同时不仅在上海，在青岛工人运动也开始发展，武汉工运也活跃起来。农民运动巳经开始，特别是国民军打到北京后，政治上表现左倾的形势，以及国民会议运动的发展，整个的是革命高涨的形势。在这一革命高涨形势中，党的作用一天天显明，不仅工人斗争都在党的领导之下，并且国民会议运动以及追悼孙中山运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广泛的发展到全国，这个时候党如果有正确的策略，一定可以引到革命到胜利的道路。
不久“五卅”运动发生了。“五卅”运动是中国整个形势所产生，在这个时候中国经济的破坏不断加深，使工人阶级迫切的要求斗争，军阀战争削弱了他们统治的力量，并且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不满于军阀统治以及国民党改组的伟大影响。这一形势，如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很明显的可以看出这是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形势，但是当时党是不了解。
“五卅”运动的发生是由于沪西纱厂的罢工。罢工的发生是因为日本人在五月十四、五号打死顾正红，当时就有四、五厂以后发展到十几厂。可是支持到二十八号，工人已经自动上工，罢工虽然是失败的形势。二十八号晚上我们开会，讨论这一斗争，认为要把这个单纯的经济斗争转变到民族斗争。当时虽然有反帝国主义口号，但斗争还非常狭小，所以决定要在上海举行一个示威，决定在卅号。帝国主义正是积极进攻时期，上海工部局董事会决定了四项：1.增收码头捐；2.交易所注册条例；3.印刷附律；4.童工条例。这四项决定引起上海市民一般的反对，斗争很激烈，上海书业公会在报纸上登载很大的启事，反对印刷附律。所以我们决定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屠杀工人为中心口号，联系到反对四案。当时工人斗争从一月起不断发展，学生经过国民党改组也已有极大影响，一般市民反对四案正在激烈，很明显已是革命高潮的形势。但是，党虽然决定了示威的路线，可是谁都看不清楚这就是革命高潮的起点。当时估量示威参加人数，以为只多三百如可，是到了二十九一天的发动，到了三十号，十余万群众都跑到街上来了！这是出乎机会主义者意料之外的，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客观条件的成熟，只要有一个导火线，就可以激发成广大群众运动。我们以为只有三百人，这是狭隘的去看组织力量，而不能看清革命客观条件的成熟。不仅在上海，“五卅”运动从上海发展到全国，为“五卅”所发动的群众运动，参加者有一千七百多万人，党不能看清这一运动的成熟，在一切工作上策略上没有准备，因此使“五卅”运动不能继续发展，并且在中间受着许多挫折。不过“五卅”运动发生后，在上海党有一时期实际策略运用是正确的。“五卅”惨案以后，党决定罢工、罢课、罢市，在三十一号用群众力量包围总商会。当时大资产阶级是不愿意罢市，不过小资产阶级小商人非常愤激，在群众威力之下，总商会下了罢市命令，到了六月一号罢工、罢课、罢市完全实现。在这一运动中，大资产阶级开始是动摇的，以后他就要利用这一运动谋得本阶级的利益，去和帝国主义讲条件。当时党组织了一个工商学联合会，提出十七条要求，包含收回租界撤退海陆军惩凶赔偿，工人有组织工会罢工自由，取消四案等。这一组织，总工会成了中心领导力量，极力扩大这一运动，所以不久在南京、汉口、长沙都发生惨案。在六月二十九〔三〕沙基惨案激发省港大罢工。这个时候大资产阶级完全不同，极力要缩小这一运动，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从北京回来，下车第一个口号就是单独对英。这一口号是有两个意义，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把戏，因为欧战中英货不能来，日本货就大大发展，欧战停止英货又重新回到东方和日本就有一个很大的冲突。所以在北京发生直奉战争，当时段祺瑞政府显然是日本的傀儡，所以他要使这一运动转变到单独对英。一是资产阶级奖励用单独对英把革命发展缩小起来。因此，这时候就发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上严重斗争，单独对英不仅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国民党在上海领袖也是同一论调。他们以市民惨案后援会名义召集各团体开会，提出单独对英的纲领。在会议上有一个激烈的争论，大半是反对单独对英，国民党的把戏没有成功。此外，研究系也是同一论调。不久总商会召集董事会对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七条审查修改成为十三条，把主要四条取消，特别着重工部局要增加华董，反对四案，完全适合他们一阶级的利益，所以工商学联合会坚决反对。但是他们和交涉使勾结，马上提到领事团方面去。这个时候党的路线是表现正确的，在与资产阶级联合中坚决反对他的动摇和适合自己利益的企图，与他坚决斗争。同时，的确始终抓住了小资产阶级，一直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但是大资产阶级更加坚决。罢工开始是在外国厂中，中国厂以后都上工，帝国主义就借口工人罢工停止供给中国厂电流，使资产阶级更加动摇，并且工人在这一运动中单独举行经济罢工，如商务罢工、邮务罢工等都得到胜利，因此大资产阶级看清危害到本身就极力破坏罢工，破坏上海总工会，收买许多工贼。这个破坏没有结果，他们就进行暗杀，但也未成功。党在这些事件中都是和资产阶级坚决斗争，譬如总商会把经济权拿在手里，企图从经济上破坏罢工，他们一方面去组织码头工人罢工，同时造谣说总工会不发钱，号召码头工人打总工会。党在这一事件面前决定要发动所有码头工人去包围总商会，经过一个活动分子会就动员了群众到总商会，把总商会副会长方撮伯打了一顿，强迫他拿出钱来。党当时出版一个刊物叫《血路》，的确能代表党的正确路线，不断指斥资产阶级的破坏，不仅和资产阶级斗争，并且和戴季陶思想有一个严重的斗争。因为“五卅”运动资产阶级是动摇，以后无产阶级力量更伟大的表现出来，使资产阶级更加恐惧，所以反映出戴季陶思想的活跃。戴在上海有一个专门编辑所，不断发行小册子，专门反对马克思主义，完全是想来控制无产阶级。我们的党在当时的确在全国做了一个反对戴季陶思想的运动，有一个专门小册子，在一般青年中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月上海中央的策略，在主要方面表现是正确的。这是什么理由呢？这并不是党脱离了机会主义，而是因为在群众运动影响之下，一般群众的革命情绪都反对一切动摇的主张，这个伟大的革命力量推动着党走上正确策略的道路。但时间很短，仅仅是五月到九月。到了九月以后，“五卅”运动受了挫折，总工会被封闭，许多罢工被破坏强迫上工。
由“五卅”运动直接影响起来的，有省港大罢工。省港大罢工也和上海形势一样，香港当时只有七个同志，他们就把省港罢工领导起来了。香港工人回到广州举行罢工以后，同样在广东国民党内部引起新的分化，大部分领袖因为和封建势力、大资产阶级关系都走到反对方面，只有少数领袖因为伟大的群众运动激发了他们小资产阶级的热情，所以汪精卫、廖仲恺都赞助罢工。这一分化就发生了驱逐胡汉民、许崇智的事件。国民党内的分化是表示什么？这是表现阶级关系新的分化，当时广东党的路线对于这一分化的路线是非常坚决的，不仅在商团事件、杨刘事件是坚决的，并且不断肃清国民党内动摇分子，举行两次东征，东征以后开始驱逐胡汉民，党的路线是不断驱逐动摇右倾分子，打击资产阶级的各派，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所以国民党当时说党的政策是“剥笋政策”。这一路线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不断革命的路线，他要在资产阶饭革命中一步步打下资产阶级的各派，而走到无产阶级专政。这和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完全不同，他说打倒封建政府建立工人政权，这是超越了民主革命的阶段，而列宁的路线却是不断打击资产阶级。广东党当时运用这一路线，不仅在〔对〕买办地主是坚决的，并且对资产阶级也是坚决的。在五月到九月中，广东和中央的争论很少，但是在九月以后，特别是在郭松龄倒戈失败后，中央发生奇怪的理论，认为革命已走到低落时期，因为上海工人斗争失败，北方郭松龄倒戈也失败了，国民军当时非常危险，所以现在要对资产阶级让步，巩固联合战线。这一路线是中央在北京扩大会决定的，这和广东党绝对相反。广东党的路线不仅没有让步，而且坚决联合小资产阶级反对国民党内的中派（蒋介石派），而中央则要联合中派及对右派（西山派）。实际运用联合战线的策略，这一争论是代表两个路线的争论，他表现于各方面，中央说当时广东职工运动过火，省港罢工要让步解决，说中国没有土地问题，因为中国没有大地主。但是广东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已经提出土地问题，说省港罢工可以解决，但一定要有条件，在每一问题表现两个路线。广东党的书记陈延年同志在反对中央机会主义路线时是很坚决的，中央的决议广东很少执行。因此，中央每一次会议上都骂广东，虽然没有把广东省委解散，但已是不断派人到广东去指导监督。
争论中最表现明显的是国民党二次代表大会，广东党很坚决的把许多右派驱逐。老鲍并开始准备反蒋。广东党的路线决议二次代表大会要有共产党多数当选，在政治上、组织上占领导地位，这一路线很明显的正确的，但是上海中央却相反，广东把国民党右派赶跑到上海，中央马上和他们开联席会议成立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成为蒋介石三月二十号反对我们的党务整理决议的基础，并且决定由共产党中央打电给广东，要欢迎右派回去，二次代表大会的当选共产党只能占三分之一。广东党在中央严厉督促之下，就完全没有执行自己的路线，因此左派也动摇了，右派回去更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势力，而党的影响反而缩小，他的结果就发生三月二十号的事变。这一事变如果党执行广东的路线，或者不会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三月二十号，而成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三月二十号，因为党中央的机会主义，使右派回去增大了资产阶级的势力，所以发生这一事变。这一事变，党的机会主义是有很大的帮助！
三月二十号事变是由于国民党二次代表大会表现更左倾，这当然使资产阶级更加恐惧而要压迫无产阶级，所以在一月二次大会后，很快就来一个政变，把汪精卫驱逐了。这次不是汪、蒋争领袖，而是资产阶级控制无产阶级的行动。所〔以〕三月二十号以后要共产党员退出军队，缴出在国民党内共产党名册，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在这一资产阶级进攻之下，党的策略陷于非常困淮，因此也引起一个很大的争论，在中央是主张退出国民党实行决裂，而广东则主张暂时让步准备新的进攻，如果退出国民党，只是把国民党革命的工具送给资产阶级，只有留在国民党内才有扩大新的力量准备进攻的可能，但是中央不断派人去，可是广东党在国际指导之下始终反对中央的策略。现在有许多反对派说三月二十号不退出国民党是机会主义，我想每个参加三月二十号事变后革命斗争的同志都能了解，因为没有退出国民党，所以革命继续发展。从北伐以后才有工农运动的大发展，党的大发展，如果那时退出国民党，则国民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工具，即使有北伐也只是扩大资产阶级的影响，并且北伐是否能实现，广东政府能否存在还成问题，所以三月二十号曲让步在布尔塞维克的政策上是正确的.党的策略决不是只有进攻没有退守，这是蠢人.党在某一阶段上必然要采取退守的策略，如布烈斯特和约的对德让步。党在三月二十号的让步，在他以后事变的发展上是证明非常正确的。三月二十号后中央和广东争论事变发生的原因，中央说这是广东党当退守而不遇守沽结果，因为党太激进，把右派驱逐，所以酿成这一事变。但广东说这是错误了，三月二十号以前革命正在发展，我们只有坚决进攻，才能控制资产阶级的反动，并且即使有事变也可以镇压得住。但党当时不坚决进攻而采取让步的政策，以致发生三月二十号的反动胜利的事变，这是党当进攻而不进攻的结果，以及事实的证明广东党是正确的。我们在学习这一革命的敏训时，一方面要了解三月二十号的教训，同时也可以使我们了解党的进攻和退守策略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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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广东就积极准备北伐。资产阶级蒋介石们是非常聪明，企图把北伐控制在他们领导之下，唯恐北伐使无产阶级力量扩大，影响扩大，使革命深入的结果，对于资产阶级不利。所以，他来一个三月二十号的事变，这一事实很明显是资产阶级要在北伐之前把无产阶级打下去，是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表现。当时广东党正在进行一步一步打倒资产阶级各派，为中央让步政策，以致帮助了资产阶级三月二十号的胜利，在三月二十号以后，党当时采取退守的策略，准备北伐过程中新的进攻。但是资产阶级是一些不放松，继续着在五月十五号又来一个新的进攻。这就是国民党的党务整理案，他继续着三月二十号的条件而更利害的提出来。他的主要内容是限制共产党活动，不准批评三民主义，在国民党内共产党名册要交给国民党中央和当地党部。这一决议更使共产党处于困难的地位，因为当时政治上最主要的形势是北伐，如果不北伐则不仅革命不能发展，并且广东在吴佩孚、孙传芳积极准备进攻之下是非常危险，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和国民党破裂采取直接的冲突，则北伐就不可能。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完全接受这些条件则完全是服从资产阶级，因此在五月十五号的时候党内就发生更严重的争论。
首先是原则上的问题，广东负责同志那时觉得目前主要问题是北伐，并且觉得北伐无疑问的要使革命更加扩大更加深入，无疑问的更要使广大工农起来。所以北伐结果，可以由群众力量使革命发展到更深入的地步，因此目前无论如何要北伐，因此不能退出国民党，让国民党旗帜给资产阶级。但是在策略上当时国民党资产阶级同样有许多弱点，蒋介石虽然要限制共产党，但也不愿意共产党退出，因为共产党退出，他军饷军械人才种种都没有办法，北伐就不可能。不过，他聪明知道共产党的策略目前是不会退出，所以敢于提出这些条件。因此我们在原则上虽然不退出，但在策略上应当以退出来威吓。在中央方面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为我们不能再忍受了，只有退出；另一种是陈独秀的意见，他说我们在国民党内处处包办，广东三月二十号、五月十五号都是包办的结果，因此他的策略是：“办而不包，退而不出。”这一句话十足表现是奴才主义，只替资产阶级办事，而不去争取领导权，只对资产阶级退守而不出来。这真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和广东党的路线绝对不同。广东党虽然在三月二十号以后是退守，但很明显指出这一退让是准备新的进攻，和中央意见绝对相反。当时中央退出的意见固然是错误，而陈独秀的意见是更深的机会主义。
当蒋介石的哀的美顿书要答复了，鲍罗廷提出他坚决的意见，认为原则上不退出，但必须以退出相威吓。当时国焘、秋白是赞成这一意见，可是中央派去的彭述之是始终说要研究，每次会议总是没有结论，直到最后，由许多干部负责签字来提出这一意见。
五月十五日的结果党又是退让，接受了许多不能容受的条件。当时广东的路线在现在看来是正确的。北伐的结果的确是发动了广大工农，国民党的条件事实上无法限制群众的行动，这就是实际准备着进攻。不过广东党当时有一缺点，就是专门和蒋介石办秘密交涉，而不向广大群众公布指出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企图，宣布我们北伐的政纲，不仅在广东要这样做，并且要向全国宣传，他就可以准备反蒋的影响。
五月十五号以后国民党变成蒋介石一人专政，以后就北伐。在北伐过程中广东党的总路线是要准备推翻蒋介石，积极准备我们的力量来反对资产阶级，鲍罗廷当时的计划确是向着这一方向走。不过，因为这不仅是广东问题而且是全国问题，所以在鲍罗廷起程以前要周恩来同志到上海和中央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拥护蒋介石或者打倒蒋介石。这一问题丝毫不能动摇，他的意见是要打倒蒋介石。这一问题到中央讨论很久，而结论则是北伐，也不是拥护蒋介石，也不是打倒蒋介石。这是什么策略，这不是政党的策略。当然我们要共同北伐，可是北伐队伍中是有蒋介石在压迫我们，三月二十号的事变已经表现资产阶级的野心，表现他革命性的逐渐丧失。我们一定要团结自己的力量来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蒋介石，如果不反对，客观上就是拥护他，因为你不去反对他，他就去扩大己的力量。
这些还有一件可笑的事，就是广东根据国际的路线准备北伐，而中央则反对北伐，在《向导》上反对北伐。以后北伐打倒衡州，中央还有这样决定，说只能打到岳州，再前进就要失败。但是事实证明，北伐进行非常迅速，一直到武汉，完全出乎机会主义者意料之外，表现中央十足的机会主义。以后，中央只好自色改变论调。有些同志怀疑，中国党的机会主义国际为什么不早批评。当时实际情形，是国际直接指导广东，而广东的路线确是正确执行国际的指示，因此表现于事实的，是实际执行广东的路线，虽然中央天天在动摇，在机会主义，国际就不能看到。以为国际不早批评中国机会主义，这是不了解当时实际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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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说到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决议。
正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打下岳州、汉口的时候，这个时候中国客观情形是非常明显。客观上革命的发展是完全不利于资产阶级，他必然不可避免要叛变革命，所以当时国际对于这一路线的箱示是非常正确。第七次扩大会决议是非常清楚的把中国分析得象一幅图画，并且在图画上指示我们怎样做。七次扩大会决议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很明显地指出来，他说中国革命目前是民主革命的阶段，可是他有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可能。第二他指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没有脱离关系，在革命发展之下他必然不可避免要背叛革命。因此，我们一定要反对资产阶级，夺取革命领导权。不仅是原则上，并且在策略上也有详细的指明，第一、首先指出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农民，提出没收土地的口号，来发展土地革命；第二、要坚决领导工人斗争，满足工人阶级的要求，坚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使工人阶级更坚固团结起来；第三、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党要设法与之巩固联合，第四、对于国民党的策略是要实行改组，使广大工农加入，转变国民党为工农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坚决反对右派；第五、指出我们要参加国民政府，从上而下的执行革命的政纲，巩固革命的政权，这些是决议案的主要点。如果我们能够执行这一决议，则不致有资产阶级叛变的胜利。托洛茨基派一直造谣说国际始终是联合资产阶级，第七次扩大会决议已经指出必须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写在决议案上，而北伐以前“剥笋政策”的精神也就是这个路线。所以，七次扩大会决议如果能够执行，则一定可以使革命走上正确的道路，可是党当时是不了解的。
党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在汉口也开了一次扩大会。我们把扩大会决议和国际决议比较来看，当时虽然国际决议全文未到，但是整个路线是已到了中国。那时北伐到了武汉，到处工农都起来，武汉工会不到二月就有三十万人的组织，罢工斗争非常多，不仅产业工人都起来，手工业店员也都起来斗争。当时条件表面上似乎很高，增加工资十六倍，可是实际工人的工资不过二十元，因为工人生活太苦，所以斗争非常激烈，完全证明广东路线之正确。蒋介石虽然出了布告，禁止扰乱后方，但国民党命令等于空文。群众一发不可遏止的斗争潮流，完全冲破了国民党的限制。陈独秀为开扩大会在一月也到了武汉，他和我们第一次谈话就说工人运动过火，他的理论是现在这样闹把小资产阶级都吓跑了，不能这样干，但是武汉在鲍罗廷总路线之下，所以反对他的意见。这的确是正确的路线，可是在扩大会上依然成立机会主义的决议，在政治上还是重复国民党内联合左派、中派反对右派的滥调，对于国际的路线是没有提到。当时有两个问题，一要纠正店员运动过火，发明一个理论说店员是小资产阶级，店员和广〔厂〕东的斗争是小资产阶级内部的冲突，我们不应专门帮助店员斗争；二是有同志提出土地问题，陈独秀、彭述之说农民还没有提出土地问题，我们何必提出呢？农民现在只是要减租减税反对豪绅，所以一月扩大会还是没有土地的纲领。这一会议的结果是更加深党的机会主义，现在陈独秀说他是忠实的执行了国际的路线，这真是不怕羞！我们把国际决议和党的决议来看，完全证明国际是正确的，而党是机会主义的。
在一月会议以前武汉的党还是继续广东的总路线，坚决领导群众斗争，可是群众斗争的发展，往往还在党的前面，如“一三”事变。
“一三”事变是英国水兵打伤了一不车夫，马上就有广大群众去包围，英国水兵也都登陆，形成群众和水兵的对抗，群众用砖石相掷，英水兵不敢回手，以后先撤退英兵，群众才退。到五号就开群众大会。四号晚上我们讨论是否进租界，争论很久以后决定进租界，我去主持大会。在五号群众会上，我连接三个条子，都说不能进租界。所以我就动摇了，宣布游行路线时是不进租界的。但是群众完全不理，自己就直接向租界冲，把巡捕部打跑了，租界马上成了恐怖区域，军队去了也无法维持秩序。以后找总工会下令，由纠察队进租界去维持秩序，纠察队占领租界就成为事实。
这个对候帝国主义开始还用进攻的办法，要国民党撤退纠察队，由中国军队去维持。这个时候国民党完全动摇，陈友仁说，纠察队占领租界没有交涉的余地，下了几个命令要撤退纠察队。到了第二天八点钟纠察队就撤退，可是不到二小时群众又冲突起来。国民党又来了几个命令要纠察队进租界，所以汉口收回英租界完全是群众在革命高潮时自发的行动。
收回英租界，使帝国主义的策略有一个转变。过去帝国主义完全采取组织旧军阀压迫革命，但是英租界收回去，英国马上宣布一个对华宣言，说明英国对于租界领判权都可以讨论，他们并没有占领的意思。这不是帝国主义的好意，而是一个策略的转变。他在表面上是对革命的让步，实际上是要分裂革命，要来收买资产阶级。这一新的政策，完全是帝国主义认清了旧的政策不能用了，镇压不住革命运动，所以进而采取分裂革命的政策。
由于“一三”事件收回租界的影响，到处爆发群众直接占领租界的行动，逼得英帝国主义与陈友仁签了一个协定，虽然表面上还承认某些特权，可是实际上已经收回。群众威力镇压住一切的动摇，不仅领导了小资产阶级，并且引起了帝国主义政策的改变。
可是“一三”事件到了上海，中央大不满意，说这是过火了，写信指导湖北省委。但是这一行动省委根本不是有计划去作的，省委已经做了群众的尾巴，而中央则连尾巴也赶不上。湖北省委当时策略的确比较正确，一方面是广东路线的正确，同时是武汉群众力量的反映。
到了一月底国际决议全文到了中国，在中央就引起一个严重的讨论，发生秋白同志和彭述之的争论。当时秋白同志的意见是比较正确，他完全接受国际的路线，批评中央过去的路线和国际不合，特别提出土地革命的重要。彭述之的意见，他并不说国际决议不对，但他解释得一塌糊涂。因为独秀赞成他的意见，结果成立了一个接受的决议。这一决议主要的内容，一说到中国革命的性质（请照录《中国革命》一书中对于国际七次扩大会决议的解释，关于革命性质的一段）……。不是这样，又不是那样，并不是说出到底是那一样？这真是幼稚到万分，并且对于国际严重的指示，对于土地革命，对于工人斗争策略，对于反对资产阶级，对于参加政权，一字未提到。这个时候中央完全是机会主义，他对于国际路线毫不了解，并且固执着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
这一争论秋白同志是失败了，他当时就感觉反机会主义的重要，就在病中花了一礼拜功夫，写了一本小册子，反对彭述之主义。这一小册子内容对于彭述之主义批评得体无完肤，非常正确，特别是在当时反对机会主义上非常有力，固然对于中国革命的阶级分析上还有些问题，但在主要的路线上是正确的。在这一争论后，接着就有上海暴动问题。当时国际决议时正当着二次暴动的前夜，秋白要求出席上海活动分子会，中央不要他去，派了彭述之去，彭述之的报告更加助长了二次暴动。中的机会主义。二次暴动的口号只有两个，一是欢迎北伐军，一是欢迎蒋介石，此外什么也没有了，没有政纲，没有政权问题。所以，秋白同志又提出一个对于上海暴动的提案，接受这一错误，提出他积极的意见。他的提案在总的路线上是非常正确的，可是这个提案被彭述之反对。当时秋白同志感觉中央机会主义太深，所以他要求到武汉。在湖北省委，他作了一个报告，极力批评党的机会主义，号召同志起来反对彭述之主义。当时武汉同志的确在他的影响之下，所以过去的广东和中央的对立，现在移转到武汉和中央的争论。
不久，国民政府南迁，准备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当时鲍罗廷还是坚决执行他的路线，积极准备打倒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这样布置蒋介石到了武汉一看觉得没有办法，所以他马上回长沙去攻江西。江西打下后，蒋介石更加孤立。这个时候，第三次全体会议开幕，提出提高党权的口号，反对蒋介石军事专政，提出了土地问题，号召工农加入国民党，三次大会的决议的确是更左倾的。蒋介石从南昌到武汉，看到革命非常浓厚，革命力量非常强固，就和鲍罗廷来一个冲突，跑回南昌去了。此时武汉就更坚决准备反蒋，同时蒋介石在南昌就大发制裁共产党的论调。这一言论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报纸的欢迎，都用大号字登载。当时党一定要坚决执行反蒋，但是中央写了两封信给国民党，说蒋介石的言论要制裁我们，这是不是贵党的意见，还是蒋介石个人的意见。这还比较强硬的，但接下去就说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决定并没有违反，始终愿意合作的话。这里一方面还把蒋介石算在国民党内，不号召国民党反对他，将他除外。采取一个坚决的指导态度，同时完全是一个示弱。
接着是东征，东征的军队二、六军是左倾的，蒋介石部下薛岳、严重也是左倾的，占领南京就是第六军，这个时候武汉方面革命非常发展，同时上海也到三次暴动的前夜，党在三次暴动中同样做了许多机会主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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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民党打下武汉，上海就准备暴动来响应北伐军。可是党过去对于暴动的经验一些没有，并且也不懂得暴动。所以第一次暴动可说是儿戏，完全是一个军事投机，不想到发动群众而只想以少数人的武装占领上海，同时政治上也一些没有，主要是响应夏超。因为听到一个消息说夏超已打到松江，暴动的开始是决定晚上十二时以海军开炮为信号。于是，大家都在家里等着，结果海军没有开炮，所以就在南市闹了一下，根本谈不上暴动。不过这一次暴动是有伟大的影响，当时工人组织和党都是很弱，这次暴动的影响就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工人斗争特别是店员斗争非常发展，工人组织也扩大起来，上海总工会声势也壮大起来。
接着准备第二次暴动，二次暴动也是机会主义的，没有政纲，没有政治口号。不过在暴动的艺术上是有一个进步，就是决定了要发动罢工来转变到暴动，准备北伐军到松江，或者沪宁路方面到镇江就发动。于是党天天等待，就在有一次工会活动分子会上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北伐军已到镇江，当时就在这个会议上决定罢工。到了第二天就有十余万人的罢工，可是中央和省委一些也不知道，秋白同志早晨出去看见电车没有了，他有些怀疑就跑去问陈独秀，同时毛子也看到英文报有一些记载也来问中央，中央派人到省委去问才知道已经罢工。当时仔细调查，北伐军并未到达，因此在中央就有一个争论，因为工是罢下了，但暴动不可能。当时秋白同志主张坚决扩大总罢工组织暴动，但是彭述之说只有结束罢工，等待北伐军，充分发挥他机会主义的理论；而上总当时的同志更是机会主义，罢工以后下了几十个命令，不准什么不准什么，结果群众无事可做，都被送到家里去了。这一天群众在罢工，我们在开会，开了一天会，才决定暴动。可是在准备暴动上也是一些没有注意到群众，只是武装和技术的准备，决定晚上十二时暴动，由海军首先开炮，工人没有武装可以到海军船上去拿。到了十二时海军是开了炮，就在南市闹一闹，闸北的人则说听不到炮声就没有动，到海军船上拿武装，也是因为小船找不到没有做到，这一切准备完全是一个军事阴谋的布置，没有暴动的意义。在第二天，李宝章开始屠杀，总工会就下了为准备三次暴动而复工的命令，工人并未受到屠杀的影响，而且斗争更激烈，组织更强固，这完全是全国革命高潮的影响。
党在三次暴动准备中的确有了进步，提出了组织市民政府的口号，提出了暴动的政纲，同时更坚决决定从群众总同盟罢工来走向暴动，极力扩大纠察队，并且和国民党组织了一个革命委员会作指挥暴动的机关。这证明党接受了第一、二次暴动的经验，在策略上比较正确。当时国民党一般人也在上海收买流氓作卖空买空的把戏，连吴稚晖也很左倾。所以组织了革命委员会，各方面组织都是充分发展，纠察队已扩大到两千人。到了三月二十一号，革命军的确到了松江，就在三月二十一号上午九点钟下总罢工命令，下午一时暴动，到了十二时就有五十万人的罢工。这一组织上的力量是的确非常伟大，罢工以后，群众就到街上行动，这一行动到处都很快胜利，包围警署，占领兵工厂都很顺利。战斗得最艰苦的是在北火车站，因为各方面敌人军队都退到此地集中起来，群众包围着，已经没有逃退的可能。这一战争从下午起到晚上第二天已打了一整天，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经验，不敢冲锋，只是对方对抗着。以后白崇禧军队到了龙华，我们马上派人去请他，他推说军队初到很疲困不前进，这很明显的是要使上海工人受一次屠杀。当时薛岳比较左倾，他带了队伍到上海，这方面工人也冲锋起来，就把敌人缴械。暴动胜利了，党就开始组织市民政府，在各区二十一号晚上就成立区民政府。
这一次暴动在警卫上说是有很大的进步，因此暴动能够胜利，特别值得我们党研究这一成功的暴动，可是机会主义还是很深。在政治上是对资产阶级的问题，武汉已反对蒋介石，而党在上海还提欢迎蒋介石口号，特别拉拢大资产阶级，而对一般积极的小资产阶级不注意。在市民政府名单中表现只是工人和大资产阶级的政权，名单上八个工人代表，七个大资产阶级，两个小商人。当时党正确的策略应当立刻开始反对大资产阶级，巩固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但是党的策略不是这样。这是非常机会主义的，对于以后市民政府的失败，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上海一样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蒋介石，则革命一定可以胜利。因为蒋介石当时非常孤立，二、六军、薛岳特别是上海暴动的队伍，都是革命的力量，解除蒋介石武装有很大可能。但是党采取了联合资产阶级的政策，使资产阶级可以在极短期间准备一个反攻，把我们压迫下去，这个错误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因为有这个错误的前提，所以以后的策略真是手足无措。蒋介石从南昌开始就动手杀工人，经过九江、安庆一直到上海，沿途开刀，他非常坚决，这一态度使资产阶级勇气提高起来，到了上海就着手首先解决南京问题。他以总司令名义要二、六军渡江北伐，另调何应钦去填防，二、六军渡江以后，立刻被断绝后路，就〔受〕了很大的损失。何应钦一到南京，蒋介石就来解决上海问题，把薛岳调开，由刘峙来填防。在市民政府成立时，蒋介石来一命令不准正式成立，资产阶级马上动摇退出。这一政府虽然以后成立，但没有颁布一个法令和条例，当然引不起广大群众的拥护。市民政府成立了三十多天一些事未做，我们夺取政权的策略成为空东西，证明党虽然组织了政权，但并没有实际运用这一政权。
以后蒋介石天天反动，党的中央则天天动摇，走到十二分的机会主义。在上海活动分子会上有同志提出反蒋的口号，而陈独秀则提出转变到反帝国主义来和缓空气的策略，这就是要以反帝来和缓阶级冲突，和缓资产阶级的进攻，实际上是变成了一个好听的空话。因为要反帝，这个当前尖锐的阶级冲突不解决是不可能。当时正确的策略应当一方面立即解决蒋介石，同时要发动群众的行动来冲租界。固然这一斗争将更加艰苦，但革命必定要扩展一个新局面。特别是帝国主义这个时候他不能用自己的武力来镇压革命，他一定要利用资产阶级来屠杀工人，所以更要反对蒋介石。
在这个时候党更做了一个更可耻的事实，即所谓“汪陈宣言”。汪精卫回国，他很明显的就采取一个调和的态度，在蒋介石十二分坚决反对共产党之下，他已经是动摇。这一宣言内容，第一就申明收回租界是谣言，第二声明国共始终合作，对于资产阶级蒋介石的反动一字不提，这一宣言有什么意义！不是说，“汪陈宣言”不可以发，而是党应采取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精神，号召直接行动。党不这样做，而来一个这样的机会主义，所以这个宣言一发，上海紧张的空气为之一变，以为国共没有问题了。可是蒋介石一刻都不松懈，积极的调军队到上海，党对于刘峙军队的开走，以为是蒋介石和缓了进攻。可是周凤岐军队一到，第三天就开始大屠杀，围剿纠察队枪械，酿成“四一二”的事变。
这一失败是非常可耻的，在缴械时毫无反抗，遭了他们的欺骗。这一失败是一个不光荣的失败，主要的原因是对资产阶级动摇。当然在第二天举行了群众示威夺回工会，但结果又遭着严重的失败。
这个时候，武汉方面看得非常清楚，觉得上海非常危险。当时国际代表团已到武汉，就和武汉的党开一次会议，发生一个很大的争论。这时伍廷康还在中国，他还以为蒋介石有办法，国际代表也以为反资产阶级是对的，不过蒋或者还有办法，因此主张派国际代表团中一人来上海会一会蒋介石。中国同志就坚决反对，并且说如果这样做，我们一定把他禁锢起来，不让他来上海，最后决定一个委员会，详细讨论了一个计划到上海来反蒋。可是一到南京已经是“四一二”事变开始，到了上海更无办法了。如果武汉的策略早到十天或者可以挽救。
这个时候武汉和中央是对立的，武汉成立了临时中央，管理两湖、江西、河南的工作。表面上是说中央鞭长莫及，但主要是路线的不同。当然武汉也还有许多地方是机会主义的，但总的路线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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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大会时期革命形势和党的情形。
革命形势是很明显的更加高涨更加深入的时期。但是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叛变，在南京成立了第二政府。资产阶级叛变的胜利，主要原因是党的机会主义，当然帝国主义的极力帮助是客观上很重要原因。资产阶级叛变的成功，的确使革命受到部分的失败。因为反革命力量有了强固起来的机会，上海工人被压迫下去了，但是革命并不是根本失败，在两湖农民运动正在高涨，农民自动起来没收土地，这很明显的表现党要特别注意土地革命的领导。农民运动开始于四次大会以后，在北伐过程中，农民潮水也似的起来。在一月扩大会时，湖南农民已有百万的组织。到了五次大会，有组织的农民已有四百多万。湖北在一月成立全省农协，到了四月也有一百六十万会员。尤其是斗争非常深入，把豪绅政权推翻，地方政权实际到了农协之手，而且农民自己动手起来分田。长沙农民插旗子。在湖北，农民斗争也是同样的坚决，因为豪绅特别利害，如阳新豪绅把农民代表用火烧死，因此农民斗争更是激烈。尤其是农民运动一起来深入到土地革命，把乡村旧有封建的关系、习惯、礼教等都冲破了，农民自动起来打庙宇，毁神像，并且发生分配尼姑的问题。的确使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关系，被革命潮流冲破无余，这个时期的确是革命深入特别是土地革命深入的时期。
在工人运动方面，上海工人虽然被压迫下去，但是湖北总工会已有五十万工人的组织，湖南也有十余万。工人的问题和工人斗争完全由工会处置，工会成为政权机关。武汉工人斗争非常发展，并且工人确得着许多实际利益，逼得资本家没有办法，就来怠工关店，反对工人罢工，反对革命。尤其是因为南京反革命中心的形成，影响到资产阶级更坚决，武汉资产阶级也同样极力破坏革命政权，动摇国民政权，极力说工农运动过火。在这个时候武汉国民党左派已经开始动摇，觉得工农运动过火，一定要制裁工农才能巩固工农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
在帝国主义方面，因为南京政府成立，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使他有了工具，所以极力帮助资产阶级破坏武汉政府。就在这个时候发生“四三”惨案，“四三”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水兵在日租界杀死工人，广大群众也和“四三”惨案一样起来包围日本租界，有冲租界的形势。日本帝国主义就非常坚决的驱逐租界内劳苦群众出境，水兵登陆封锁租界，同时帝国主义联合警告武汉政府，采取共同的压迫步骤。
在兵工群众中，当然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可是党对于军事运动有极端错误的机会主义观念，不仅没有做士兵工作，并且以为军队只可有一个领导，一个系统，我们只可巩固国民革命军，不能进行党的宣传，发展士兵的组织。当时政治部虽然都是我们同志在做工作，可是我们实际是在做姨太太，完全把士兵送给将军们，帮助巩固他们的统治。因为农民运动的起来，把豪绅都驱逐出来，这般豪绅都与将军们有关系，因此都跑到军队中去了。将军们就一天天动摇，一天天仇视工农。所以五次大会时期是革命深入时期，也就是阶级斗争更加严重的时期，在这个革命斗争严重的时期，无疑的需要一个更坚决的策略来领导革命，这个时候有一些动摇都是帮助了反动势力。
这个时候党内的情形是怎样？当时武汉的路线是比较正确，可是这个正确的领导很快就转变到机会主义方面去。这一转变的关键是“四三”惨案。
“四三”惨案一起，党就动摇起来。这里最主要的是鲍罗廷的动摇。他的动摇主要原因是感觉帝国主义的力量太大了，没有办法对付，因此他发明了一个“西北学说”。“西北学说”是说东南帝国主义力量太大，不能作革命根据地，应当到西北去建立革命根据地；第二个原因是小资产阶级随着资产阶级走的动摇倾向。鲍罗廷的“剥笋政策”从广东起一直是正确的，一直剥到资产阶级，但是他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就采取了一个动摇妥协的政策。这还是因为他对革命群众力量的信仰不够，这一动摇促成了他的“西北学说”。鲍罗廷的动摇立刻影响到各省，临时中央会议的动摇。武汉党内也发生争论，主要是国焘和秋白的争论。那个时候武汉是反机会主义的重心，如果五次大会在四月开，那就不会有这样结果，可惜五次大会在五月开，武汉反机会主义的重心也动摇起来，因此五次大会依然是机会主义的。当时国际代表罗易也来了，他非常坚决的反对鲍罗廷的“西北学说”，可是他非常孤立，并且只看见鲍罗廷的右倾，而忽略了中国党的机会主义。他以为鲍罗廷的威望太大，如果他动摇，那对于机会主义简直不可救药，所以他还企图拿住中国党来反对鲍罗廷的机会主义。因此，党内反机会主义的重心更薄弱了，所以在五次大会中反机会主义的坚决分子，就是秋白也稍稍动摇。五次大会中，国际代表的报告主要是反对“西北学说”，对于中国党的机会主义则说中国党从斗争中生长起来的，他不会发生机会主义，因此在会议中更把反彭述之主义的力量减轻。同时党内情形完全是家长制度，并且一般政治水平很低，党又采取了愚民政策，国际决议并不公布。所以，党内对于严重的政治斗争总以为是个人争领袖无原则的纠纷，这完全是离开党的生活。在这样形势下，于是党内来了一个调和的空气。湖南代表团就是调和主义的领袖，那时□□□同志号湖南代表团书记，他说彭述之不对，秋白也不对，大家要和气，不要闹。这一调和主义是非常危险，固然是掩护了机会主义同时也是愚民政策，所以五次大会组织上是调和主义的胜利。虽然在政治决议案比较好，但在其他决议上非常动摇。而当时中央是各种主张联合的中央，譬如当时对罗亦农本来列于候补中委，在会议上罗易来了一个提议，说党现在更要团结，所以罗亦农应当当选，结果就选举了他。所以在组织上一些也看不出反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政治路线的动摇，当然在组织路线上也是动摇妥协，组织路线是随着政治路线，他不能和政治路线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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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大会有几个主要决议案，一政治，二土地，三职工，四组织。这些决议案上，主要点：
在政治决议上，还是接受国际七次会议决议，比中央接受决议好得多，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然而这已经非常不够。革命已经深入，当前的问题已经不是反资产阶级问题，而是对付小资产阶级问题。土地革命已经深入，更需要更彻底的土地政纲。工人已经不是八小时工作制问题，而是组织管理工厂的问题。第七次扩大会决议在资产阶级未叛变前是非常正确，可是一在当时已经不够，所以在五次大会的同一时间内，国际又有第八次扩大会的决议，但是我们一些看不清当时形势的发展，还在接受扩大会决议。
土地问题决议案，我要先说一下几月来的农民政策。这几个月来乡村是充满农民运动革命的空气，而在大城市则是反农民运动的空气。一般小资产阶级都骂农民运动过火，党当时也跟着小资产阶级跑，湖南国民党省党部曾经下令制裁农民过火，说是流氓地痞捣乱。要逮捕地痞流氓，可是一个也未捕到。以后由共产党湖南省委一个通电号召制裁流氓地痞，在一个礼拜就逮捕了一千余人。这些分子实际上都是革命先锋队！以后，毛泽东同志实地去考察。经过二月工夫，他作了一个报告，开始他就说我们错了，所谓流氓地痞实际是乡村中无地失业的农民，革命一起来当然他们最先勇敢的跑到农会里来，最坚决的去打倒豪绅，所以他到一县就把盘捕的人都释放了。不过他的分析虽然对的，但结论□□□□□□□□□□，他以为豪绅地主都跑了，乡村已经到了建设新的秩序的时期，因此他提出农村联合战线的口号，主张把安分的小地主扶植起来和他联合，所以□□□□□□□□□□□□，不过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问题。
当时农运中最严重的问题是阻境的问题。因为中国乡村人口稠密，土地分割得很小，大部分收入都被地主拿去，因此农民自己还要买米吃。所以，他们要求阻境，阻境才能使米价低落。但是，武汉当时要军米，国民党设尽方法买不来。以后，由共产党发一个通电，号召农民为革命捐助军米，在一拜内就买到一百万担，并且发起一个节食运动，农民每天吃两餐来捐助军米。这证明党的威信是非常伟大。
在五次大会时，湖南代表团坚决主张解决土地问题，因此组织了一个土地委员会讨论。湖南代表团主张没收土地，秋白是同意，但是独秀反对。土地决议案也就是根据国民党未公布的土地政纲，肥田五十亩，坏田一百亩以上才没收。并且有许多限制，如革命军人土地不没收等。这样表现非常机会主义户。
第三是职工运动决议，这一决议比较是一个好的决议。他和政治决议有一个冲突，在政治决议上只写没收外国资本工厂，但在职工决议上，则没收一切资本工厂。因为武汉当时资本家已怠工捣乱经济，所以要没收。这一点比较正确。
五次大会开幕时正是夏斗寅的叛变时期，武汉形势非常严重。蒋介石极力鼓动将军们叛变，夏斗寅的叛变，使武汉空气更走向反动，国民党领袖也更加动摇。虽然是把夏斗寅打走了，但他到一县杀一县，特别向本乡去屠杀，很显然是一个地主阶级的叛变。不过他是受资产阶级所领导，证明资产阶级同样不愿彻底的土地革命。他的叛变的确影响到党的土地政纲不能坚决，这也是一个原因。
总之，五次大会的决议案，都是一个革命的尾巴。对于当前小资产阶级叛变是没有答复，依然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虽然表面上接受国际决议，但在实际策略上完全是尾巴。在组织上中央成为各种意见的总和，并没有从组织路线上解决组织问题。因此，中央开会可以争论几天得不到结论。不过，五次大会上的确开始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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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说到五次大会前后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对东征和北伐的争论，这是五次大会以前的事。北伐到了上海，马上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叛变，继续在“四一五”广东叛变，所以当时革命力量只有武汉。当时张作霖积极从河南进攻，所以就发生北伐和东征的问题。鲍罗廷同志就发挥他的主张，要北伐到西北去建立革命基础；有一派意见主张东征，上海党部极力赞成这一意见，准备四次暴动欢迎东征军；谭平山主张南征回广东；罗易主张不征不伐，在两湖深入革命；陈独秀则发明他的十字学说，就是北伐到郑州然后再从陇海路东征；加伦主张东征，认为放弃武汉，东征也有必要，以后决定东征，一切都准备起来，可是到了国共联席会议上马上推翻决议，改东征为北伐。
当时正确的政策，在我个人现在看来，主要是深入两湖革命和东征同时并进，因为武汉的动摇是由于南京资产阶级的影响，我们放弃武汉打下南京可以消灭反革命中心。既然在两湖深入革命，则即使武汉失守，张作霖得不着什么的，广大群众必然要起来。但是，当时对冯玉祥有幻想，以为冯是革命的，结果北伐使革命军受了很大的损失。冯一出关就反动，在郑州举行国民党清一色的会议，讨论制裁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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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八次扩大会决议案。
第八次扩大会议正当中国党五次大会前后，我们把五次大会决议和八次扩大会决议比较来看，完全不同。五次大会决议成为革命的尾巴，对于当前紧迫问题一些也没有解决，而八次扩大会决议，是完全正确的回答了革命当前紧迫问题。他指出资产阶级的叛变使革命部分失败，但是革命更深入更发展，反对认为中国革命完全失败的取消观念，指出国民党左派在大资产阶级叛变以后，小资产阶级有叛变的可能并且必然不可避免的。的确，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后，他更要来影响小资产阶级，同时这般小资产阶级比较接近资产阶级，尤其是中国小资产阶级本身往往兼有封建的剥削，因此土地革命深入更要引起他的反动。这在五次大会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八次扩大会决议主要的精神，是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扩大会决议特别指出要深入土地革命重新分配土地，没收庙宇、寺院、地主阶级的土地。他告诉我们要使革命继续发展，对付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一定要深入土地革命，对于土地革命的动摇必然削弱革命的力量，因此指出有工农政府的前途，这一指示是非常正确的。
对于工人运动，指出要坚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大胆的扩大工人运动，大胆的武装工农，这在巩固工农的力量上是非常重要。对于国民党政策，指出要号召工农加入，使国民党变成群众组织，要逐渐排斥旧的动摇的领袖，吸引新的群众领袖。对于武汉政府，指出必须坚决参加，参加政府的主要作用，是要从上而下更替群众谋得实际利益，扩大政权和群众的联系，巩固武汉的政权。对于军队，指出要注意兵士中扩大革命的影响，取得军队的领导，来准备对付反革命政变，特别是武装工农非常重要，这些就是八次扩大会决议的主要点。如果党在五次大会后坚决执行国际上述的路线，则武汉不一定会失败。可是，五次大会后整个中央都走到机会主义方面，鲍罗廷已经机会主义化，罗易也是处处动摇，因此党对于每个实际问题的处置，处处和国际的指示相违反，所以造成武汉的失败。我举几件事实：
一、湖南马日事变问题，湖南马日事变就是许克祥的叛变。这一叛变决不是偶然的，他是代表反革命资产阶级和动摇小资产阶级以及豪绅的影响。党如果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眼光，一定要如国际所指出，积极准备不可避免的反革命兵变。许克祥的收编到革命军还是同志的介绍，直到他叛变的前夜，他都表示很好。当时党在湖南的力量是非常伟大，总工会和省农协都有武装队伍，许克祥只有一营兵，其他军队还没有决心反革命，如果党有决心，坚决采取发动广大群众集中武装，以革命力量镇压反革命，则这一反革命事变是可以镇压下去，可是党在马日事变以前还准备调开纠察队避免武装冲突。许克祥叛变时只有一连兵来打我们，而我们是失败了，这是因为许克祥是坚决的进攻，而党是很动摇，反革命势力坚决，革命力量动摇，自然是反革命胜利。
到了马日事变后，许克祥虽然占领长沙，但如果党有计划号召广大群众起来进攻长沙，如果中央有计划马上派正在咸宁一带的叶挺去进攻长沙，是极可能把反革命政变消灭。但是，湖南省委遇到马日事变马上四散逃跑。可是，农民运动中同志确是很坚决的，他们决定了反攻长沙的计划，设立总司令部于湘潭，发个通电号召全省农民进攻长沙。当时省委还在阻止这一进攻，因党不是一致的，并且不是整个党起来领导，所以到了长沙城下，因为步调不一致被敌人各个击破而失败了。
中央当时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如果依据国际的指示，应该坚决镇压许克祥的叛变，号召农民起米自〔己〕动手没收土地进攻长沙，但是党不这样做。谭平山做农政部长完全不是利用这一参加政权的力量来坚决发动农民运动，他的就职宣言就要纳农运于正轨。长沙事变后，谭平山、鲍罗廷亲自出征，准备以政治手腕来解决，可是到了岳州就被挡驾折回。马日事变已经教训了我们必须坚决准备反革命的政变，但是党的中央不去扩大士兵运动，扩大工农武装来镇压反革命的将军们，而是对于将军们采取一贯的政客式勾结手段。尤其是可笑的，许克祥的叛变，当然是和唐生智先有默契，党当时不站在阶级立场上去分析，而认为这是他们个人的冲突，因此要利用唐生智来解决许克祥。党发表一个宣言，仍提出拥护唐生智，在唐生智回武汉时还举行一次群众会来欢迎。
中央讨论马日事变时，罗易比较坚决，主张一定要发动一个武汉的示威，发动广大群众来反抗马日事变。但是老鲍和陈独秀坚决反对，以为这一示威是对国民党。当时一般观念：是非常糊涂，主张示威是要的，但也有意险，所以决定把欢迎北伐凯旋和反抗马日事变同时举行一个群众会。这不仅是机会主义，并且是非常滑稽，因为反抗马日事变就要反对这般将军们。
第二、对于武汉工人运动的政策，也一些不是如国际所指示，完全尽了镇压斗争的作用。首先由老鲍发明革命纪律，由总工会颁布。其次是童子军的缴械。童子军团在武汉的确非常活动，陈独秀就大发脾气召集青年团会议，大骂一顿要缴童子军武装。可怜得很，所谓武装只是一个木棒，结果是缴了械。在汉阳机器厂罢工，资本家怠工破坏，工人就占领工厂，汉阳党部决议管理工厂。中央大骂这是过火，结果叫工人退出，又把工厂交还资本家。所以党当时的确完全丧失了党的作用，随着小资产阶级跑，实际即是随着资产阶级跑。至于国际所指示的，要利用参加政府组织来深入革命，党不仅怠工，并且相反，农政部长是要纳农运于正轨，至于劳工部也是两个月不提出一个法令。这种表面上接受国际决议，实际上完全相反。
对于士兵运动，也是一些未做，在政治部的同志是更加姨太太化。
对于国民党组织，国际指出要扩大国民党组织要号召工农加入，党也是不理，并且没有做发展国民党内部民主化，推翻旧的动摇领袖的工作。
国际特别重要的一个指示就是武装工农问题。可是，农民武装是从实际斗争中武装起来的，党没有一个计划去发展农民武装组织。对于工人纠察队也是开始时一些成绩以后到了机会主义顶点，甚至自己把纠察队缴械。
这个时候，鲍罗廷还提出一个原则，要党和国民党“共同决定，共同行动”，完全消灭党的独立性，所以两党联席会议变成国民党隶属共产党的机关。对于群众斗争，主张共同领导，断送领导权。党出席联席会议根本没有一些党团作用，出席同志可以个人发表意见，因为中央会议根本不能开成，并且整个中央走到机会主义。五次大会前党内还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五次大会以后是看不出两条路线，罗易比较坚决，但也是动摇并且太书生，对于实际问题一些不能解决。而老鲍是个实际家，什么都有办法，因此中央整个随着老鲍跑。这些情形国际是很困难知道，不过国际在第八次扩大会上已经公开批评中国党的机会主义，并且派了代表来挽救，不过相隔太远没有办法。
最可耻的同时是集机会主义的大成的是武昌会议，武昌会议通过对小资产阶级一个纲领，包含十五条，完全运用了“共同决定、共同行动”的原则，对小资产阶级作可耻的让步。这个时候共青团比较坚决，他当时提出一个决议案，批评党的政策，主张深入土地革命，但被陈独秀拿来撕碎掷在地下用脚乱踏。共青团代表要求发言解释，他严厉不准许，以致大家不敢发言，而集机会主义大成的十五条也就通过了。
这个时候是到了更加严重的时期，党的领导机关这样动摇，当然只有反革命空气的高涨和革命的崩溃。所以，当时就有武汉要来第二个马日事变的风声，并且说也是利用和纠察队的冲突来发动。因此党更如动摇起来，决定自动解散纠察队。中央决定这一命令后，就马上搬到武昌去了，总工会同志接到这一命令没有办法。忠发同志就来找中央，但中央已经搬了。结果队长慌慌张张的叫纠察队回家，纠察队就一跑四散，流氓马上到总工会来抢东西，接着军队也马上占领工会，工会就变成空机关。以后向李品仙交涉，才把军队调开。我觉得这太可耻了，就写了一信主张中央一定要迁回汉口，以后中央就召集一次会议决定重新回汉口。这个时候国焘已和陈独秀大冲突，他自己到武昌和加伦讨论，准备一个革命的反攻，但不在汉口，所以就讨论到南昌暴动。
这时候，国际已有一个命令来要改造中央。国际对于中国党的机会主义非常注意，特别是对谭平山的就职宣言要中央坚决批评，否则国际公开要在党报上批评。
同时国际来了一个电报，这个电报是代表国际主要的路线，有五条，要坚决肃清反革命派，以国民党左派领袖和群众领袖来组织特别法庭，要武装工农只〔至〕少五万等，中央接到这一电报讨论时觉得不能执行，老鲍说没有办法。这个电报是不能向国民党公开的，但罗易以为这是一个原则不是不能执行，只要汪精卫说服过来就有办法。因此他把这个电报给汪精卫去看，于是汪精卫马上提出分家。
当时国际对于中国的指导有不少电报来。可是党没有看到，都到了老鲍袋里去了，并且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用手段，找我们五人去，说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同志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参崴办党报，另组织五人的中央，五次大会的中央就是这样不光荣的结束。
武汉的失败，六次大会已经指出：一、帝国主义力量强大；二、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三、工农运动不平衡；四、小资产阶级动摇。这都是客观的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党的机会主义，是武汉时代机会主义的领导。五次大会的中央可以说完全是机会主义的中央，中央的路线完全和国际相违反。现在陈独秀等无耻的要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说他是忠实的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如果忠实执行国际路线，中国革命决不会失败，当时整个中央甚至国际代表都是反国际路线的。
这里，我要说一下托洛茨基主义。
托洛茨基是一贯的反列宁主义，他的不断革命论是打倒封建政府，工人政府万岁，这是超越了民主革命的阶段，因此他一切策略都是错误的。他批评国际联合资产阶级的错误，认为这是少数派的路线。对的，俄国少数派是主张联合资产阶级，列宁是反对的，但中国不是俄国，列宁再三说我们要把宗主国的资产阶级和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分开，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即使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也是对于世界无产阶级有帮助，所以在殖民地革命运动当中，无产阶级可以和资产阶级联合，暂时协作，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列宁在国际第二次大会中的殖民地决议，托洛茨基不是不知道，他现在是批评国际就说国际违反列宁主义的路线。这完全是无稽的造谣，并且我们在中国实际问题上也可以看得清楚，中国革命的开展显然是和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不过中央只执行国际路线的一半，只知道联合资产阶级，放弃对于同盟者的批评，放弃自己的独立性，走到服从资产阶级，把国际的路线变成少数派的路线。所以，联合资产阶级是对的，做成服从资产阶级是绝对的错误。因此，托洛茨基是错误的，中国机会主义也是错误的，而国际的路线是正确的。
第二，关于加入国民党问题，托洛茨基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绝对不能加入国民党。国际的路线不是这样，国际说国民党不是一个阶级的政党，他是各阶级联盟的组织，至于国民党的政纲的确是资产阶级的政纲，不过他是一个革命的政纲，不仅资产阶级要求，工农小资产阶级也一样要求的。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性革命，所以这个政纲也是资产阶级的政纲。列宁不只一千遍说过资产阶级革命愈彻底，无产阶级革命愈易胜利，所以这一政纲决不是资产阶级一阶级的政纲，一个阶级的要求。同时在国民党组织成份上也更是明显，广大工农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可以在里面包办，如果他是一个阶级的政党，他一定不允许这样。在国民党是包含两个路线并且在历史上是一贯的斗争着，虽然党是机会主义，然而从开始到终结还是表现两条路线的斗争。所以，国民党既然是各阶级政党，共产党就应该加入，在国民党内去斗争，不断的打击资产阶级各派，使国民党转变成工农联盟。过去的事实也已证明，在国民党不断驱除各派一直到民族资产阶级。如果是一个阶级政党，这是没有可能。正因为他是各阶级联盟，他有工农的成份，所以共产党可以去起很大的作用，所以加入国民党路线同样是正确的，并且决定加入国民党还在一九二三年，列宁还未死，国际委员长是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也在内，他当时并未反对，但到了反攻国际时，他就提出来批评，这正是证明他的无聊。
第三，是武汉时期建立苏维埃政权问题，武汉时期托洛茨基就积极批评国际机会主义，极力主张建立苏维埃。有些同志以为托洛茨基总的路线是错误的，但这一主张是对的。这根本不了解他的主张是一贯的路线，他以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国民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资产阶级叛变后，国民政府成为空架子，因此要建立苏维埃所谓两重政权，这是他整个路线的错误。国民党是各阶级的政党，武汉政府在总的方面是、反帝国主义、反南京政府、反张作霖的，虽然他做了许多反革命工作，但这是党的机会主义所致，武汉政府既然是革命政府，则我们在建立苏维埃就要推翻武汉政府，这一道路表面上很左，实际上是妨害革命。武汉政府既是革命政权，则我们虽参加进去，把上层动摇的领袖驱逐出来，使武汉政府变成工农政府；所以我们是要建立工农政府，但是我们的方法不是在国民政府以外再建立一个政权，而是在革命政府内部实行“剥笋政策”，在内部转变这一政权，这是更有利于革命。当时如果要两重政权，必然还要一次革命，这只有替帝国主义造机会，当然内部转变也要群众的武力，可是这比再来一次革命便利得多。尤其是国民政府已经被群众认为革命政权，不是我们说他反革命，群众就可以相信，同时苏维埃政权，群众也还不懂。这个时候我们要建立苏维埃，只有使我们更快失败，所以在武一核时期建立苏维埃，这只是托洛茨基脑子里的空想。当然我们把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就可以取下国民党招牌，这是比较容易，因为主要的困难，对于资产阶级的叛变，对于小资产阶级一的动摇都是克服了。所以我们研究中国革命，完全证明共产国际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和托洛茨基的错误。现在陈独秀他要把一切错误推向国际，因此他要躲藏在托洛茨基旗帜之下来造谣说他是忠实的执行了国际的路线。陈独秀走上托洛茨基主义这一不是偶然的，托洛茨基主义，本来是半孟什维克主义。他们有他们的共同点，第一他们都不要农民，他们不了解革命性质和动力的关系，列宁说托洛茨基从孟什维克学得不要农民，从布尔什维克学得工人革命，所以他是半孟什维克，他和少数派是分不开的，中国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派的结合也决不是奇怪的，凡是离开无产阶级的党，必然要走到反革命方面，从客观上的反革命工具走到直接的工具。
五人中央寿命很短，只有二十多天，并且不完全。他只决定南昌暴动，在武汉是办理善后事宜。这是机会主义的结果，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工作。临时中央的工作，只是表现革命充分的失败，完全做了遣散同志的工作。
退出国民政府的宣言是比较坚决，批评国民政府不能为工农谋利益，这一宣言比较表现了一些共产党的面目。
“八七”会议
五人中央时代政治上主要的问题是决定南昌暴动，决定退出国民党，决定武汉“八一”反国民党总同盟罢工，其他就是善后工作。
“八七”会议在中国党开始了新的阶段，的确是开始党的布尔什维化的会议，对于过去机会主义毫不客气的予以严厉的批评，坚决指出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决定党的新路线，把党由机会主义的泥坑挽救出来？
现讲一讲“八七”会议的情形。在“八七”会议以前党已决定了南昌暴动，同时决定了我到九江去，不久恩来同志也到南昌。因此五人中央变成三人中央。当时有一个争论就是有些同志意见就是要把中央移到南昌，以中央直接指挥南昌暴动。但其他同志反对这个意见，以为这是错误，因为中央移到南昌必然使中央跟着军队胞，结果全国失了指导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没有这个决定。
当时武汉的党完全是崩坏的状态，一般同志都在各自逃生状况。注意到以为如何做，注意到失败是什么原因，是非常之少。当时毛泽东同志有这样的意见，以为国民党已经死了，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党——就是工农的党，但当时很少注意这个意见。蔡和森同志主张中央坚决整顿全国的党。其他同志全部在恐慌状态。这时党的形势是非常崩坏的形势，在这一形势之下，叛党的状状〔况〕开始发生。首先叛党的就是施存统，他是叛党开始的第一个人。他是历史上很早的一个人。这个人叛党对党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他在报上公开发表他的言论。在此形势之下，武汉许多同志公开宣布脱离党，人数一天天增加，初则一个一个的登报脱离，继则一批一批。这时可见党的崩坏非常之快，因为这时党在政治上没有出路。脱离党的事不但是在武汉，就在各地方如广东、上海都是这样。上海工人群众在武汉叛变后摇动非常之大。武汉叛变以前不久，上海延年同志牺牲；十一月以后，在上海艰苦工作的赵士炎同志牺牲，他们都是很坚决的同志。北方的党这时始终是机会主义，始终等待北伐，其工作只是宣传北伐，使北方群众都是等待。领导北方工作的是乔年同志；在历史上表现，乔年与延年是相反的。北方的党，在“三一八”事变以后完全停顿在等待主义。革命浪潮这样高涨，并未能冲破机会主义之重围，未能够把群众组织起来。中央局派彭述之组织北方局，但他不去，他在这时写了一本书《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书主要是对小资产阶级让步，与以前对资产阶级让步是一贯的政策。湖南的党在马日事变后崩坏亦很厉害。当时决定积极举行秋收暴动计划，是五人中央过渡时间的决定。后来决定派毛泽东回湖南领导这一工作，派了七八十人回湖南各县工作，对湖南工作有相当的挽救，但在全部说起来有瓦解的形势。不但中央，就是各省都是如此。什么理由？这不是偶然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主义的关系。政治上机会主义，使党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因为政治上没有出路，所以党一天一天崩坏起来，没有办法维持其组织。在组织上亦有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的党是一个暴发户，在四次大会时期九百八十人，在一九二七年，五次大会时期发展到六万人。因此，这时党的领导都停留在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身上，〔而〕且过去党的发展开始是知识分子，工人同志非〔常〕之少。多数是知识分子。工人同志只是安源、上海的工人，没有强固的领导。大批人加入党，固然工人加入党是使党的力量增加，但投机分子非常之多。在这样情形之下，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的基础。投机分子进来，无疑问的革命失败他们通通跑去。这时党的崩坏状态非常严重，假使这时没有“八七”会议，则党的崩坏不只到这个程度。“八七”会议政治上使党有新的出路，组织上使党有新的生命。“八七”完全在国际指导之下。在五次大会以前党内尚有反机会主义的话，在五次大会以后党内完全没有反机会主义的声音。假使没有国际的指导，党便无坚决的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时国际派了那文拿夫同志到中央，他非常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他一到中国来非常严厉批评机会主义错误，曾对陈独秀、谭平山公开的批评。这时五人中央是在动摇中，国际不是这样，中国党完全破产。国焘同志不同意陈独秀退出中央，而且以为没有办法召集会议。国际代表经过两次三次催促，并声言如不召集会议他便直接召集全倒代表会议，后派人来江西征求对国际的意见。我与恩来在江西这时还是动摇，秋白同志在庐山与鲍罗廷计划南昌暴动，我们与秋白讨论，秋白同志指出我们应认识武汉失败是机会主义失败，固然要维持组织上中央的威信，但政治上路线是非常重要。在武汉，和森同志主张坚决同意国际代表的意见，他的观点是在组织上的，但对政治上机会主义完全没有感觉到。国焘同志仍然是动摇的。这时武汉接到不正确的消息，谓南昌暴动计划动摇，决定派国焘同志到南昌来，因此召集“八七”会议参加的人除中央以外只有湖南代表，中夏以上海书记名义出席（当时决定派中夏到上海，未去），我没有参加“八七”会议，其详细情形不知道，和森同志参加这个会议。国际代表在会议上作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使每个同志有深刻的认识，因此会议中没有争论，一致反对，过去机会主义，完全同意国际新的路线。在“八七”会议上决定了政治决议案及告同志书，这告同志书对全党的影响非常之伟大，使同志得到新的生命。过去许多同志在实际工作上感觉到中央政策不正确，但中央屡屡骂同志过火。湖南有许多同志坚决主张土地革命而受处分，甚至捉地痞流氓时候有许多同志坐牢。这时同志政治上觉得中央不对，不过说不出道理。告同志书一出，同志感到这精神非常正确，使一般同志由颓丧状况之中走到积极道路。“八七”会议主要点是号召广大群众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政府，同时决定提出以组织苏维埃为宣传口号，决定暴动政策冲破过去机会主义，决定暴动没收土地口号，使广大群众得新的生命。当时广大群众亦停顿在没有办法状态之中。这一次决议使广大群众知道出路。党以前许多事实表现使群众脱离党，特别在马日事变。“八七”会议的决议重新使党在群众中威信建立起来。当时广大群众拥护这个政策。群众除自动手推翻地主〔外〕是没有出路的。当时武汉政府叛变，使中国革命受了严重打击，但这不是最后的失败。广大群众没有受严重的创伤，革命力量依然存在。上海、广州的群众当然受重大创伤，但其他地方如湖南、湖北、江西并未受严重创伤。因此很明显的，党如果有坚决的政策，可以使党走上新的前途。这时党决定暴动，在革命形势之下是正确的。只有这政策才能挽救党及使群众有新的出路。“八七”会议以后，党的崩坏状态挽救过来，这是值得注意的。党开始走到布尔什维克化，在组织上“八七”会议提出坚决改组党，引进工人分子到党的指导机关负责任。组织上的决议同样有重大意义。过去党始终停顿在小资产阶级身上，是非常之危险的。只有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强大起来，才能使党走到布尔什维克化。在党的领导机关引进工人分子，使党布尔什维克化在组织上是最正确的办法。当然，不要弄错每个知识分子都是动摇，每个工人分子都是好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在社会产生出来的。知识分子坚决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可说是无产阶级化，工人分子也有许多犯了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能说每个工人分子都可以代表无产阶级意识。不但中国是如此，各国亦是如此。这点在现在没有什么重大问题，但在当时曾发生这个问题。即俄国党当时亦发生过这个问题。知识分子如不脱离小资产阶级意识可以领导到极危险的机会主义路上，可是坚决站在无产阶级观点上的小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是很大的帮助。“八七”会议以后有反知识分子的倾向是错误的。为什么要引进工人分子，在一般说起来，工人分子是经过资本主义下的生活，比知识分子要坚决得多。“八七”会议不但政治上而且组织上使党有新的出路。不过今天来分析“八七”会议，他还有一个缺点：第一，没有决定脱离国民党，感到仍要拿国民党旗帜来做国民革命，还要团结国民党左派群众观念当然是不正确的。广大工人、农民不要国民党旗帜，国民党在武汉叛变后压迫工人、农民非常明显。马日事变〔使〕农民知道国民党是地主豪绅的党，群众不要国民党而我们仍要国民党是错误的。在蒋介石叛变时，国民党的旗帜仍然是革命的旗帜，应利用这旗帜为革命旗帜不使成为反革命的旗帜。第二，对苏维埃政权口号看轻，没有指出唯一出路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对暴动没有很明确的解释，什么是暴动，如何去暴动，都没有详细解释，使以后同志不注意暴动的客观条件。这是第二个缺点。独秀没有参加“八七”会议，临时的中央还主张他加入，但国际代表非常反对，这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使正当道路挽救过来，非使独秀离开不可。独秀不参加“八七”会议则挽救党脱离机会主义非常之快。这时独秀开始离开党的生活。“八七”会议在党方面说起来是一个阶段。第一次大会到第三次大会是共产主义思想运动阶段。第三次大会到“八七”会议是国民革命运动阶段。“八七”会议以后是新的阶段开始，一切路线是反国民党的路线。
南昌暴动
南昌暴动本是“八一”事件，江西人说是“七三一”事件。南昌暴动精神与“八七”会议前的精神仍然是一贯的，所以我将南昌暴动说在后。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他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南昌暴动是很重要的时期。南昌暴动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南昌暴动到叶、贺南征两个月期间过程当中，在全国革命走向党的领导上有很大的争论。
重大的争论是“暴动不暴动”的争论。当时五人中央决定南昌暴动以后，同时决定武汉总同盟罢工响应南昌暴动以后，谭平山、邓中夏与我到九江领导南昌暴动的工作，不久恩来到来，大家亦坚决布置这一暴动。七月十八日接到南昌电报说张国焘到九江，接电后仍然丝毫没有动摇，特别在军队中布置工作。当时中央听见我们有动摇消息，特派张国焘到来督促暴动，可是张国焘到九江后，发生动摇了，说应该考虑。张国焘坚决反对南昌暴动，理由是说要到广州才暴动，要与张发奎联合一块。主要原因张国春对张发奎有幻想，这观点是非常不正确的。张发奎是汪精卫的走狗，并且开始屠〔杀〕工农群众，党应该取坚决政策。国民党很有计划的压迫我们的军队。国民党计划东征，把叶、贺做中路，包围我们军队，其军事阴谋要解决我们的军队，故对张发奎幻想的是机会主义。这时全体同志反对这意见，张〔国焘的〕意见没有经过会议通过。一面会议，一面布置，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至三十下午始有最后的决定，于是于“七三一”晚上举行南昌暴动。后来张国焘在六次大会仍坚持其意见，谓假使此时三个暴动合为一个暴动，是不是可以胜利？他的观念是错误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形势，因为不暴动则我们的军队被解散。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在庐山会议主要是解决我们的军队。这时很明显的只有两条出路。
第二个争论是联〔合〕张发奎的问题。当时我与恩来、代英都坚决反对联张。不反张，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张国焘、谭平山都主张联张。后来革命委员会名单内还加上张的名义。而且张国焘到省委会议上要宣传拥护张发奎，这是非常错误的，是政客式的观点，其实不但不应用张的名义而且不应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
第三个争论是土地问题。在九江时已有这个争论。我与中夏、代英，平山四个人会议时讨论土地问题政纲，代英与我坚决主张没收一切地主土地，但谭平山谓主张没有〔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的土地。中夏站在平山方面，因此没有决定。“八一”以后，再讨论此问题——此时已组织前敌委员会——前委是国焘、恩来、平山、代英与我五人。我们坚决提出没收一切地主土地的政纲，但平山、国焘坚决反对，结果通过没收二百亩以上地主的土地的意见。但到了瑞金以后，形势一变。到了琉璜，〔𨻧；隍〕，看不到一个人，一点政治工作没有做过。群众会议完全没有开过。而且□□的军队是土匪式的军队，感到非常之危险，非加紧群众工作不可。这时到了广东的地方，找到农民同志来讨论。广东同志意见说，如果要二百亩以上才没收，不如不没收好——因为广东没有二百亩以上的地主，因此决定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但这时张国焘仍主张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土地，同时广东来一通讯亦同样主张，因此又决定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土地。
南昌暴动经两个月之久才失败，但是否有胜利的可能？其失败原因主要仍是未脱离机会主义的领导，仍打国民党旗帜，使革命群众看不出新的革命中心，尤其是没有适合群众要求的政纲，不得群众的拥护，因此粮食困难，士兵饥饿，大炮、机关枪大部分〔丢〕掉。自然，军事策略亦有关系一兵力分开，但这是次要问题。南昌暴动虽然失败，但在革命上有很大的意义，对于国民党的反抗对群众有很大的影响。谭平山在南昌暴动是一贯的机会主义。他单独的行动与国民党左派联合宣传要组织新的党，沿途开始新党的活动（其实在武汉时已开始），企图成立第三党。谭平山离开党的倾向在南昌暴动完全表现，后来党开除谭平山。
秋收暴动
秋收暴动在“八七”会议以前已有决定。但在“八七”会议决定秋收暴动是湘鄂赣粤四省暴动。秋收暴动主要是土地问题，号召群众，夺取土地。秋收暴动中党有很大的力量，很多同志到农村去号召农民起来。这个路线是正确的。这时农民自动的夺取土地，可惜党把群众压迫下去，使农民离开党，因此当这时号召农民夺取土地是正确的。不过秋收暴动当中没有多大的成绩，在湖南只有安源有多少工作，长沙弄一下把戏，鄂西没有成绩，但因此暴动策略深入群众中去。有了这时的深入发展到现在的形势（如各省农民暴动及海陆丰等），使农民走到党的旗帜下面。当然亦有盲动主义的错误，暴动，暴动，暴动，完全不了解暴动的意义，对暴动条件不注意，在秋暴时有或多或少的表现。
十一月扩大会议
秋收暴动以后十一月扩大会议的确使党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补救许多“八七”会议的缺点，在政治上有进一步的发展。第一、“八七”会议对国民党仍然有幻想，十一月扩大会议是坚决的反对国民党。在“八七”会议后临时政治局已有这个决定，十一月扩大会议正式的决定。第二、组织苏维埃政权比“八七"会议进一步发展，变宣传口号为行动口号。第三、指出暴动之客观条件，可成为反盲动主义的基础。另一方面对盲动主义种下一个基础，就是不断革命论——中国革命不但性质上是无间断的而且形势上也是无间断的。因为如此，使我们对革命形势上认识不清，，造出暴动亦是无间断的策略（不间断革命现已变了托洛茨基的口号，现在这个解释要改为革命的转变），使党不认识革命的形势。在组织上更坚决的反机会主义，——开除谭平山，对张国焘加以处分一一开始了一个政治的纪律。这是反机会主义的组织路线，但在组织路线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并没有经过党的热烈讨论谭平山的机会主义观点，开始了惩办制度的精神。当时广东有过关于开除谭平山及处分张国焘的讨论，其他地方都是很少的。
十一月扩大会议前后独秀的观点，中央及临时政治局决定独秀到莫斯科，但独秀不愿去，他的意见以为现在党的路线不正确：一、在农村中，号召农民暴动不应单有政治口号，应有四不口号——完全是经济的口号。他说现在国民党虽然不是稳定，但农民仍不能打倒他，故应做经济的斗争。这四不口号使没收土地口号在农民中发生模糊。这是反党的机会主义的路线。二、在组织上，他否认改组党。他说革命失败，牺牲平山与他是应该的，其意义是说国际为挽救威信牺牲他与平山，在反改组党的组织观点上完全站在无原则观念上。他不了解想坚决改组党必要肃清党的动摇分子。这是十一月扩大会议一个争论。国焘意见也反对中央新路线，不同意改组党，以为是机械的改组党。
广州暴动
十一月扩大会议后有广州暴动的决定。广州暴动无疑问的开始中国革命新的阶段，在全世界上有他的伟大意义。
广州暴动以前客观形势：第一，政治局面非常纷乱。北方仍是张作霖统治，南方武汉与南京之争非常利害——桂系与唐系，统治阶级非常动摇。第二群众接受党的路线起来不断的斗争，上海工人斗争不断的起来。湖南、湖北、江西农民暴动到处爆发。尤其是广东形势：张、李战争一天一天紧张，马上爆发。工人、农民斗争非常利害。汪精卫到广州，大批工人包围汪示威，海员的夺取工会斗争，广州工人夺取工人代表，会的斗争，海陆丰苏维埃成立，东、西、中、南四路农民斗争非常发展——这形势正是革命继续高涨的时期。在此形势下暴动路线无疑问的是正确的。
现说广州暴动组织上的问题。当时决定广州暴动后坚决发一动组织，注意发展工人斗争及总同盟罢工，把海员斗争联系到总同盟罢工。工人纠察队成立了三千多，但在客观上受了压迫，非常困难，不能发动。在农民中，决定中路各县的暴动与海陆丰联系已有计划，但当时在执行上是不充分。没有造成总同盟罢工及农民暴动是主要的失败原因。在军队中工作——教导团有二百同志，最大多数在我们影响之下——教导团工作做得非常充分，但对其他军队之鼓动工作做得不充分。到快要暴动之时，军队内工作是充分的，组织工农工作是不充分的。这时阶级一天一天恐慌，企图联合。当时国民党四中全会汪、蒋本有冲突，因为我们的计划而促成汪、蒋的联合，使蒋桂妥协。他们在对付我们之利害上建立他们之妥协。汪打电到广州解散教导团，因此我们计划不能不于十一日实行。张发奎接到电后，调三团人回广州解决教导团，因此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举行。参加的有市郊农民及全市工人。这暴动很成熟的解决反动机关、占领广州。第二日召集大会，宣布苏维埃组织及苏维埃政纲及一切法令。在这些情形看来，特别在政治上路线是非常正确的，的确是群众参加的。有几千纠察队参加，证明广州群一众要求暴动。政纲宣布开始苏维埃阶段，指出中国革命之前途，在全世界有其伟大的意义，证明在落后国家可以实行苏维埃制度，而且殖民地以至西欧工人阶级有很大的影响。广州暴动意义不可忽视。要学习广州暴动，首先要认识广州暴动的条件。当时虽然未有暴动客观条件之决定，但广州暴动实际表示条件是成熟的。广州暴动失败主要原因是客观帝国主义与中国统治阶级的联合镇压暴动。在广州暴动时张与李之冲突即停止，回广州镇压，过去三天杀了七千多人，绝对表示残酷的阶级斗争，不是简单的军事行动。但这阶级斗争不但是广州的，而且是全国的。统治阶级镇压我们是失败原因之主要点，另一方面主观上仍有许多缺点：广州暴动虽然有总罢工之计划，但没有坚决的实行这计划，使广州群众没有热烈的参加。第二天大会群众到的很少，证明发动群众之工作不充分，因此我们认识必要有总同盟罢工而后举行暴动。二、未有取得农村的拥护。虽然有发动农民群众的计划，但有些农民已经动员一花县农民有到广州，南海农民占领石围塘车站——各县农民未有发动起来，扰乱敌人之后方。三、还未能采取进攻政策，很快取退守政策。“退守是暴动的死亡”“进攻，进攻，继续进攻”是马克思对我们的指示。暴动要每天每小时都有胜利，然后能使参加群众扩大。广州暴动以后未有注意向河南李福林军队进攻。这时李福林军队尚非常动摇，至第二天李福林向我们进攻。这是暴动战术上很大的错误。四、还有一点。暴动起来党就没有了。一般同志不知道暴动，以至暴动发生，一切工作弄成无系统无组织的现象。在军队上亦不能调动自如。工人纠察队工作亦无分配。五、工人没有很好的军事训练，许多枪枝大炮不懂得用，战术亦不懂。中国没有征兵制度，工人、农民没有好好的军事的生活。这是中国暴动的缺点。六、没有注意反动的领袖的拘捕——如张、黄的逃走。七、没有苏维埃的基础。暴动前没有苏维埃的组织。暴动后召集一个代表大会提出人民委员会，使群众不懂得这是人民的组织。但统治阶级联合一致镇压革命是广州暴动失败最主要的原因。
在广州暴动以后，关于广州暴动问题有一个争论。在广州暴动将起的时候，当时派我到广东，但到了广州时暴动已经失败。在二月时召集广东省委的会议对广暴有个讨论，成立一个决议，同时中央又有一个决议，两个决议在总的路线上是不同的。在现在看，广东的决议是不正确的。广东的决议对广暴的估量走到错误的路上去。这一决议指出广州暴动是专于军事，忽视群众工作。第二点对反革命工作不充分——银行没有没收。第三、失败时对许多同志不通知。中央的决议指出广州暴动有他伟大成功，在革命阶段上是开始苏维埃阶段，在暴动技术上也有他相当的成绩，但主观上〔有〕弱点，军事上没有进攻。而省委决议案偏于消极批评，同时对于负责同志有严重的处分。这可看到省委的决议看不到反动统治阶级的联合进攻，同时种下惩办制度。中央的决议对主观的批评太少，在同志学习上是不够的。这个争论是有很长的时期。省委决议〔受〕到了群众很大的欢迎，这是因为失败后对于指导机关不满意。这会议经过两天都偏重于消极批评。中央的决议一到，那时省委已经改组，新的分子引进，对中央决议不同意。中夏同志到广州经过一度争论无结果。我到中央来时中夏负责省委工作。后中夏被捕，后由我负责，再将中央的决议发到群众去讨论，取消了省委的决议。
广暴不但在中国的党有争论，在国际也有争论。国际的争论：Peper对广暴批评谓为完全军事之冒险；那西拿夫的批评，否认主观的缺点，Peper的观点当然是错误的。托洛茨基对广暴的批评也认为是军事之冒险，其理论是：自武汉失败后，中国革命是完全失败，在此形势下绝对不要暴动，暴动是根本错误。没有群众，完全是军事之冒险。这完全是错误的观点。广暴前有统治阶级的动摇及工农的不断斗争，故暴动总的路线是正确的。托洛茨基第二个观点谓广暴为社会主命〔义〕革命之开始。广州暴动主要的反帝国主义。当时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但广州暴动并未走到没有私有制度的道路。这是托洛茨基一贯的观点。他的不断革命论就是主张武汉设立苏维埃，与批评广州暴动为社会主义革命一样。托洛茨基说广州暴动失败是中国革命之死亡，就是说，资产阶级稳定时期到来，这是取消派理论的基础。广州暴动失败很明显的是中国革命很严重的打击，政治形势转变到新的形势。固然革命高潮必不可避免的到来，但新的形势到来，结束第一个革命高潮。广暴后统治阶级赶快妥协及白色恐怖变成全国的，工农组织到处破坏。广暴失败是全国的失败。这失败使中国革命转变到新的形势，无疑问题〔的〕党应当转变到新的路线。以前暴动路线是正确的，但广州暴动后应转变到新的路线，应该使暴动的口号变为宣传的口号，可是广州暴动后党仍继续过去革命形势的路线。这是盲动主义的路线的时期。
盲动主义时期
什么是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表示党的整个路线。在党的整[2]……国际更走到与改组派联合。在职工运动中取消派马玉夫在工人群众中大吹其革命低落不应罢工之论，被工人赶走。取消派主要的作用是改良主义的作用。调和主义的倾向现在党内的发展，和森同志就是调和派的代表。中央不断与不正确观念斗争一年半以来做得很多，党现已走向发展的路上。
结论
第一点，党的发展阶段：从党的发生到“二七”运动是共产主义思想运动时期，这时党的主要斗争是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反对经济派，反对轻视职工运动观念。从西湖会议始，党走向正确道路，直到“八七”会议，主要领导是国际，中国党本身犯了严重的错误，是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八七”会议至六次大会纠正机会主义，但又发生了盲动主义的危险。六次大会开〔始〕了新的阶段，给予我们以新的生命，是党历史上所未有的，对于中国整个问题都有正确的解答。
第二点，党的产生与党的发展都在国际领导之下。在第三次会议国际的领导还未有到中国来，可是到了第三次大会以后，国际已有正确的指导，有了这个指导中国党才可以有中心的路线。
第三点，党内政治上的斗争与组织上的分化显明的发展着，在初期即资产阶级革命发展时期，各种倾向的人到我们党内来，可是革命的发展不正确倾向的人一个一个出去，这个倾向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党内包含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每次阶段之发展，每次有动摇倾向的分子，但这种并不会削弱党，反因为这种坚决斗争才能巩固党。凡属离开列宁主义路线的都走向资产阶级方面去。
第四点，党内机会主义之发展在任何国党内都是严重的问题。俄国党也有这种右倾发展。独秀之取消派是有历史的根源，其根本思想是不认识无产阶级力量之伟大，只看见资产阶级之力量。机会主义者眼光中看不见无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自加入国民党后是严重问题，但在广东时期尚未成严重问题。在武汉时期，是机会主义统治的时期。“八七”会议对机会主义有严重的批评。“八七”会议以后，许多党内斗争表现机会主义之复活，不但是取消派，在党内仍是有右倾的危险。客观环境有右倾的基础。党内根源亦为右倾基础。党过去干部停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这些小资产阶级在党内常影响到党的策略动摇，同时工人阶级中有农民及流氓关系，其意识是含有小资产阶级的成份。不但现在，即在将来对机会主义斗争是很严重的，一天不能停止对机会主义之斗争。
第五点，在党的历史上——九年的历史，很明显的看出党是在斗争中产生出来，不但对外斗争，在党内也一样，与一切不正确思想斗争，才有今日的党。斗争是党的生命。党内斗争在过去历史上表示非常之弱，不明显，一切关于政治问题都是敷衍。这使党不能进步，所以党虽然经过许多斗争，但是仍不能使党内一般同志知道。一定是政治的争论发展才能消灭无原则的斗争。只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团结广大的群众，同时一切用想斗争不是与个人的斗争。
第六点，目前党的危险在组织上是无产阶级的基础，经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发展，在党内是非常之弱。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也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发生的原因。在党的发展上看来，是向布尔什维克化的路走。中央一年半以来的工作证明党的向布尔什维克化发展。
注释：
[1] 李大钊同志没有参加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编者注
[2] 原件以下缺页。参照《中国党史纲要大纲》，所缺内容当为盲动主义的发生与发展；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的决议；第六次大会三部分。
感谢 人群中最亮的光头&刘峻岩 录入及校对